【每日更新-系列评传】满清民国有哪些“老虎”级的重磅贪官
@临战无退 2016-09-20 23: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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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珠：市恩立威行鸷害
——暗结科道言官屏蔽康熙帝“圣听”
《清史稿》论定：“康熙中，满洲大臣以权位相尚者，惟索额图、明珠。”与索额图相似的是，明珠早年因力赞撤藩有功，一时也是“气势熏灼”。索额图作为皇太子母舅，终以助太子“潜谋大事”得罪，祸延子孙；而明珠由于与皇长子胤褆之母惠妃是堂兄妹，故而在皇嗣斗争中“不附皇太子”，得以自我保全，却也“卒以贪侈败”，被弹劾罢相。
《清史稿•明珠列传》载，明珠，字端范，纳喇（今音译纳兰）氏，满洲正黄旗人。其祖父金台石曾是叶赫那拉部贝勒，当年在与女真另一部落爱新觉罗部首领努尔哈赤作战失败时自焚而死。后来清努尔哈赤统一女真，明珠的父亲尼雅哈投降，被授佐领，得到世袭爵位。明珠是家中次子，未能袭爵，长大后进入皇宫，做过侍卫、内务府郎中、总管等职。康熙七年，明珠因治水有功，先后被授刑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康熙十一年，明珠官迁兵部尚书，“军容整肃，上嘉其能”。“三藩之乱”前久，明珠作为朝中权力新秀力主撤藩，得罪了索额图等朝中重臣，却博得康熙帝青眼相加。
明珠于“三藩之乱”前的表现，以《清史列传》所载较详。康熙十二年，平南王尚可喜表示要移居辽东养老，申请撤藩，吴三桂、耿精忠二藩也假装附和，以探虚实。康熙帝心中早有撤藩之意，遂将此事交给议政王、大臣、九卿等评议。评议中，很快形成两派意见：多数议政王及索额图等内阁大臣出于维持政局稳定的考虑，主张“吴三桂当久镇云南”，不赞成将其撤回。只有任兵部尚书不久、刚刚跻身九卿之列的明珠态度坚决，与户部尚书米思翰、刑部尚书莫洛等力主撤藩。最终，康熙帝下诏顺从明珠等人的提议，索额图等朝中重臣十分恼怒。《清史稿》载，康熙帝下旨撤藩后，吴三桂随即造反，耿精忠、尚之信“皆叛应之”，众臣“争咎建议者”，一致将“三藩之乱”的责任推到明珠等人身上。索额图更是十分激进，要求斩明珠以谢罪，被康熙帝阻止。康熙十六年，明珠被擢升为武英殿大学士，开始与索额图分庭抗礼。三叛既平，旧事重提，康熙帝表示：当初在撤藩问题上，“惟明珠等能称旨”，才有了今日一举扫除藩镇割据的大好局面。明珠俨然成为舍命捍卫皇家利益的铁杆忠臣。
明珠凭借在“三藩之乱”问题上的表现迅速蹿红，势头很快超过了多年来独领风骚的大学士索额图。据民国年间流传的《贪官污吏传》所记载，明珠“于康熙戊午迄戊辰（即康熙十七至二十七年）十余年间权势最盛”，一度位居“满首相”，也即满人大学士之首。康熙帝对他“恩眷颇优”，赐给他御书大轴，上写：“朕万岁余暇，留心经史，时取古人墨迹临摹……卿等佐理勤劳，朝夕问对。因思古之君臣，美恶皆可相劝，故以平日所书者赐卿，方将勉所未逮。”逢上元节于乾清宫赐宴群臣，赋诗纪盛，总有明珠参与，并赐其马匹；康熙帝于二十三年初下江南，亦命明珠“扈从”，在苏州虎丘、镇江金山、江宁雨花台等处都留下遗闻轶事，多年后，“江南人犹有能道之者”。
关于明珠在蹿红期间的表现，《清史稿》则载：“明珠既擅政，簠簋不饬，货贿山积。”这说明他居官相当放肆，利用康熙帝的信任及朝廷所赋职权，着实捞了不少不义之财。为了争权和实现权力寻租，明珠将多位甘当“权托”者“援引至高位”，满汉阁僚中，“佛伦、余国柱其党也”。各地督抚中，也遍植党羽，“蔡毓荣、张汧皆明珠所荐引者也”，后来都因贪腐“得罪按治”。明珠与索额图互相倾轧，与索额图的生性“倨肆”、“有不附己者显斥之”不同，明珠则处处假装“谦和”、“轻财好施”，以此招徕“新进”，聚集势力。至于异己者，则“以阴谋陷之”。索额图“善事皇太子”，而明珠“反之”，因在皇嗣争夺中倾向其堂妹惠妃所生皇长子胤褆，也就规避了“太子党”的嫌疑。
明珠自以为做得巧妙，却也有朝士不买其账。《清史稿•德格勒列传》载：大学士明珠柄政，为了结纳士大夫，时常“馈金为治装”，以向朝中清寒之士赠送“置装费”为名，施行拉拢腐蚀。时任侍讲学士、起居注官的德格勒对其十分反感，“固辞不受”。后来天气久旱，康熙帝命德格勒卜卦，得“夬”卦，德格勒于是以该卦五阳爻居一阴爻之下的卦象，强调“小人居鼎铉，故天屯其膏”，直指明珠正是朝中当道的小人。明珠闻知“大恶之”，此后“时以蜚语上闻”，不断对德格勒施以报复。
德格勒的议论固然引起了康熙帝的警觉，但真正揭露和扳倒这个奸贪之臣，还是要用事实说话。康熙二十七年，朝中的监察系统终于发挥了作用，御史郭琇一纸疏劾，将明珠、余国柱一伙罪恶置于众目睽睽之下。疏中揭发：“明珠、国柱背公营私，阁中票拟皆出明珠指麾，轻重任意。”数年来，明珠正是以此“市恩立威”，从中“挟取货贿”。明珠每次进宫奏事完毕，一出皇宫中左门，即有满、汉部院诸臣“拱立以待”，等着向他打听皇上旨意，探问请托之事进展办理。这些权力掮客时而“密语移时”，朝中机密“罔不宣露”，“部院事稍有关系者，必请命而行”。明珠广结党羽，以满人佛伦、格斯特及汉臣余国柱等为其“囊橐”，将“会议会推”等选举用人的机会“力为把持”，又利用督抚藩臬员缺来“展转徵贿”。升职名额被“率往论价”，缺额皆被“预定”。明珠“自知罪戾”，故对人“柔颜甘语，百计款曲”，而“阴行鸷害，意毒谋险”。更为严重的是，明珠由于“惟恐发其奸状”而最忌言官，考选科道言官时“辄与订约”，说好日后“章奏必使先闻”，先要报知其本人，才能报送朝廷。因而多年来“负恩乱政”，鲜有言官向朝廷举报。
明珠瞒上欺下的把戏被御史尽行揭穿，康熙帝览奏震怒，随即罢明珠大学士职，改为内大臣，此后“二十年竟不复柄用”。《清史稿》中，记录了康熙帝专门为明珠一事写给吏部的一段手谕：“国家建官分职，必矢志精白，大法小廉。今在廷诸臣，自大学士以下，惟知互相结引，徇私倾陷。凡遇会议，一二倡率于前，众附和于后，一意诡随。廷议如此，国是何凭？”
康熙帝上述话表达了对当时官场争附权贵的不满，认为正是这些官员们的附和诡随，将明珠这样的重臣给捧坏了。殊不知，带头造成这种唯喏事上局面的，正是皇帝本人。近观有识者撰文，认为今天荧屏上的“千古一帝”不是三皇五帝，也不是从来公认的贤君汉文帝和唐太宗，而是“威风大、派头足”的康熙、乾隆帝；与此同时，人们对一个单位头头的不经意的吹捧，已经达到新中国建立以来的最高级别，“只差没喊万岁了”。这番犀利观察，足当引起如今干部管理部门的警惕。
——暗结科道言官屏蔽康熙帝“圣听”
《清史稿》论定：“康熙中，满洲大臣以权位相尚者，惟索额图、明珠。”与索额图相似的是，明珠早年因力赞撤藩有功，一时也是“气势熏灼”。索额图作为皇太子母舅，终以助太子“潜谋大事”得罪，祸延子孙；而明珠由于与皇长子胤褆之母惠妃是堂兄妹，故而在皇嗣斗争中“不附皇太子”，得以自我保全，却也“卒以贪侈败”，被弹劾罢相。
《清史稿•明珠列传》载，明珠，字端范，纳喇（今音译纳兰）氏，满洲正黄旗人。其祖父金台石曾是叶赫那拉部贝勒，当年在与女真另一部落爱新觉罗部首领努尔哈赤作战失败时自焚而死。后来清努尔哈赤统一女真，明珠的父亲尼雅哈投降，被授佐领，得到世袭爵位。明珠是家中次子，未能袭爵，长大后进入皇宫，做过侍卫、内务府郎中、总管等职。康熙七年，明珠因治水有功，先后被授刑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康熙十一年，明珠官迁兵部尚书，“军容整肃，上嘉其能”。“三藩之乱”前久，明珠作为朝中权力新秀力主撤藩，得罪了索额图等朝中重臣，却博得康熙帝青眼相加。
明珠于“三藩之乱”前的表现，以《清史列传》所载较详。康熙十二年，平南王尚可喜表示要移居辽东养老，申请撤藩，吴三桂、耿精忠二藩也假装附和，以探虚实。康熙帝心中早有撤藩之意，遂将此事交给议政王、大臣、九卿等评议。评议中，很快形成两派意见：多数议政王及索额图等内阁大臣出于维持政局稳定的考虑，主张“吴三桂当久镇云南”，不赞成将其撤回。只有任兵部尚书不久、刚刚跻身九卿之列的明珠态度坚决，与户部尚书米思翰、刑部尚书莫洛等力主撤藩。最终，康熙帝下诏顺从明珠等人的提议，索额图等朝中重臣十分恼怒。《清史稿》载，康熙帝下旨撤藩后，吴三桂随即造反，耿精忠、尚之信“皆叛应之”，众臣“争咎建议者”，一致将“三藩之乱”的责任推到明珠等人身上。索额图更是十分激进，要求斩明珠以谢罪，被康熙帝阻止。康熙十六年，明珠被擢升为武英殿大学士，开始与索额图分庭抗礼。三叛既平，旧事重提，康熙帝表示：当初在撤藩问题上，“惟明珠等能称旨”，才有了今日一举扫除藩镇割据的大好局面。明珠俨然成为舍命捍卫皇家利益的铁杆忠臣。
明珠凭借在“三藩之乱”问题上的表现迅速蹿红，势头很快超过了多年来独领风骚的大学士索额图。据民国年间流传的《贪官污吏传》所记载，明珠“于康熙戊午迄戊辰（即康熙十七至二十七年）十余年间权势最盛”，一度位居“满首相”，也即满人大学士之首。康熙帝对他“恩眷颇优”，赐给他御书大轴，上写：“朕万岁余暇，留心经史，时取古人墨迹临摹……卿等佐理勤劳，朝夕问对。因思古之君臣，美恶皆可相劝，故以平日所书者赐卿，方将勉所未逮。”逢上元节于乾清宫赐宴群臣，赋诗纪盛，总有明珠参与，并赐其马匹；康熙帝于二十三年初下江南，亦命明珠“扈从”，在苏州虎丘、镇江金山、江宁雨花台等处都留下遗闻轶事，多年后，“江南人犹有能道之者”。
关于明珠在蹿红期间的表现，《清史稿》则载：“明珠既擅政，簠簋不饬，货贿山积。”这说明他居官相当放肆，利用康熙帝的信任及朝廷所赋职权，着实捞了不少不义之财。为了争权和实现权力寻租，明珠将多位甘当“权托”者“援引至高位”，满汉阁僚中，“佛伦、余国柱其党也”。各地督抚中，也遍植党羽，“蔡毓荣、张汧皆明珠所荐引者也”，后来都因贪腐“得罪按治”。明珠与索额图互相倾轧，与索额图的生性“倨肆”、“有不附己者显斥之”不同，明珠则处处假装“谦和”、“轻财好施”，以此招徕“新进”，聚集势力。至于异己者，则“以阴谋陷之”。索额图“善事皇太子”，而明珠“反之”，因在皇嗣争夺中倾向其堂妹惠妃所生皇长子胤褆，也就规避了“太子党”的嫌疑。
明珠自以为做得巧妙，却也有朝士不买其账。《清史稿•德格勒列传》载：大学士明珠柄政，为了结纳士大夫，时常“馈金为治装”，以向朝中清寒之士赠送“置装费”为名，施行拉拢腐蚀。时任侍讲学士、起居注官的德格勒对其十分反感，“固辞不受”。后来天气久旱，康熙帝命德格勒卜卦，得“夬”卦，德格勒于是以该卦五阳爻居一阴爻之下的卦象，强调“小人居鼎铉，故天屯其膏”，直指明珠正是朝中当道的小人。明珠闻知“大恶之”，此后“时以蜚语上闻”，不断对德格勒施以报复。
德格勒的议论固然引起了康熙帝的警觉，但真正揭露和扳倒这个奸贪之臣，还是要用事实说话。康熙二十七年，朝中的监察系统终于发挥了作用，御史郭琇一纸疏劾，将明珠、余国柱一伙罪恶置于众目睽睽之下。疏中揭发：“明珠、国柱背公营私，阁中票拟皆出明珠指麾，轻重任意。”数年来，明珠正是以此“市恩立威”，从中“挟取货贿”。明珠每次进宫奏事完毕，一出皇宫中左门，即有满、汉部院诸臣“拱立以待”，等着向他打听皇上旨意，探问请托之事进展办理。这些权力掮客时而“密语移时”，朝中机密“罔不宣露”，“部院事稍有关系者，必请命而行”。明珠广结党羽，以满人佛伦、格斯特及汉臣余国柱等为其“囊橐”，将“会议会推”等选举用人的机会“力为把持”，又利用督抚藩臬员缺来“展转徵贿”。升职名额被“率往论价”，缺额皆被“预定”。明珠“自知罪戾”，故对人“柔颜甘语，百计款曲”，而“阴行鸷害，意毒谋险”。更为严重的是，明珠由于“惟恐发其奸状”而最忌言官，考选科道言官时“辄与订约”，说好日后“章奏必使先闻”，先要报知其本人，才能报送朝廷。因而多年来“负恩乱政”，鲜有言官向朝廷举报。
明珠瞒上欺下的把戏被御史尽行揭穿，康熙帝览奏震怒，随即罢明珠大学士职，改为内大臣，此后“二十年竟不复柄用”。《清史稿》中，记录了康熙帝专门为明珠一事写给吏部的一段手谕：“国家建官分职，必矢志精白，大法小廉。今在廷诸臣，自大学士以下，惟知互相结引，徇私倾陷。凡遇会议，一二倡率于前，众附和于后，一意诡随。廷议如此，国是何凭？”
康熙帝上述话表达了对当时官场争附权贵的不满，认为正是这些官员们的附和诡随，将明珠这样的重臣给捧坏了。殊不知，带头造成这种唯喏事上局面的，正是皇帝本人。近观有识者撰文，认为今天荧屏上的“千古一帝”不是三皇五帝，也不是从来公认的贤君汉文帝和唐太宗，而是“威风大、派头足”的康熙、乾隆帝；与此同时，人们对一个单位头头的不经意的吹捧，已经达到新中国建立以来的最高级别，“只差没喊万岁了”。这番犀利观察，足当引起如今干部管理部门的警惕。
配图1、明珠画像
配图2、位于后海北沿的醇亲王府，初为大学士明珠的府邸花园，乾隆年间为和珅别院，清末又为末代皇帝溥仪的父亲醇亲王载沣的摄政王府花园。1963年至1981年，该府曾为宋庆龄居所。
@螃蟹119 2016-09-21 11:5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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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螃蟹119 2016-09-21 11:5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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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煦野风 2016-09-21 12:5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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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煦野风 2016-09-21 12:5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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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寒春水 2016-09-21 15:5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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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谈国事2008ABC 2016-09-21 21:0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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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羹尧：骄踞堕腐罪难辩
——被雍正帝所杀只因“知情太多”？
《清史稿》载，康熙六十一年（公元1722年）岁末，“上大渐”。弥留间，皇四子雍亲王胤禛被“召于斋宫，宣诏嗣位”，历时13年的雍正朝自此开始。学界一向有观点认为雍正帝是矫诏篡位，并借助定西将军年羹尧的军事实力，才使时任抚远大将军的皇十四子胤祯失去了举兵夺回继位权的可能。进而认为：年羹尧于雍正四年被杀，也正是因为他对这一事变内幕“知情太多”。不论上述“阴谋论”是否成立，年羹尧数年间“恃上眷遇”所犯“狂悖”、“专擅”、“贪黩”、“侵蚀”诸罪确属十恶不赦，该当惩治。
年羹尧，字亮工，汉军镶黄旗人。年羹尧虽生于官宦之家，其父年遐龄曾为湖广巡抚，但年羹尧在仕途上更多的是依靠自己。康熙三十九年，年羹尧以较高名次考中进士，改庶吉士，累迁内阁学士。康熙四十八年，年羹尧被擢为四川巡抚时，其父已于五年前被弹劾罢官回家。年羹尧因“治事明敏”，被“特授四川总督，兼管巡抚事”，并于康熙五十九年被授定西将军印，次年又奉命“兼理四川陕西总督”，几年间为西部局势的平定出力不小。除曾因疏请加征火耗垫补兵饷受到批评外，终康熙一朝，表现倒也可圈可点。
年羹尧的另一身份，是雍正帝胤禛的大舅哥。其妹年氏，早年“事世宗潜邸，为侧福晋”。康熙末年，年氏已为雍亲王胤禛生养了两子一女，而哥哥年羹尧也已是川陕总督，在西部拥有很强的军事实力。康熙帝驾崩时，最有可能继承皇位的皇十四子胤祯，正以抚远大将军身份，奉命拥十几万大军驻防西陲。这对于在京匆忙继位的雍正帝胤禛来说，“压力山大”是正常的。《清史稿•年羹尧列传》载，雍正帝一即位，马上将胤祯召回，“命年羹尧管理大将军印务”。显然，只有年羹尧这个铁杆外戚最可信赖，也最有条件对手握重兵的胤祯形成抑制，迫使他乖乖交出兵权。从事后来看，雍正帝坐稳帝位，年羹尧立即被授世职，加官太保，其妹年氏被封为贵妃，也印证了年羹尧在雍正帝登基一事上所立下的功劳。
年羹尧在雍正初年的地位可谓蒸蒸日上。很快，雍正帝即以“平西藏功”，再封年羹尧世袭三等公，通谕“四川、陕西、云南督、抚、提、镇，军事皆告羹尧”。十月，年羹尧进而论功“进公爵二等”。次年，因讨剿罗卜藏丹津叛乱，“青海部落悉平”，年羹尧又被论功进为一等公爵。雍正帝别授年羹尧一个子爵爵号，令其子年斌袭承，并封其父年遐龄为一等公爵，加太傅。雍正二年十月，年羹尧进京入觐，获赐双眼花翎、四团龙补服、黄带、紫辔、金币。又加一等子爵，令其次子年富袭承。
年羹尧“才气凌厉”，“师出屡有功”，又倚恃雍正皇帝眷遇，变得十分骄纵狂妄。每遇行文传檄，对各省督抚动辄点名训斥。雍正帝派身边侍卫从军随征，竟被他“使为前后导引，执鞭坠镫”。进京入觐时，则有依附其势的直隶总督李维钧、陕西巡抚范时捷等高官“跪道送迎”，且“行绝驰道”，令京师为他沿途戒严，连议政王大臣们也要为他行“郊迎”之礼。至于边地蒙古诸王公，更是见之“必跪”。这一时期，雍正帝对年羹尧也十分尊宠，乃至在各省封疆大吏的人事任免问题上，对年羹尧的意见也是言听计从。年羹尧向雍正帝推荐陕西布政使胡期恒及景灏“可大用”，随后弹劾四川巡抚蔡珽，雍正帝即对蔡珽予以逮治，以景灏接替四川巡抚，又提拔胡期恒担任甘肃巡抚。年羹尧分别将自己的仆从桑成鼎、魏之耀提拔至布政使和副将高位，又请求“发将吏数十从军”，雍正帝也一概“许之”。
有关年羹尧的骄纵之态，清皇族昭梿著《啸亭杂录》载：“年既承天眷，日渐骄迈，入京日，公卿跪接于广宁门外，年策马过，毫不动容。王公有下马问候者，年颔之而已。至御前，箕坐无人臣礼，上皆优容之。”年羹尧进京见皇帝尚且如此，平日在军中，更是跋扈乖戾。清人葛虚存编《清代名人轶事》载：年羹尧“军法极厉，一言甫出，部下必奉令唯谨”。一次大雪天，年羹尧“舆从出府”，从官不敢同车，“扶舆而行”，雪片落满手上，亦不敢将手抽回袖中。年羹尧忽生恻隐，令其“去手”。结果“从官未会其意”，竟“出佩刀自断其手”，顿时“血涔涔遍雪地”，年羹尧“虽悔出言之误，顾已无可补救”。后面这段轶闻细节未可全信，但能流传至今，从中也反映出他素有军令严峻、性情残酷的口碑。
雍正帝表露对年羹尧的不满，是从处理他所弹劾的四川巡抚蔡珽一事开始的。《清实录》载，雍正三年正月，雍正帝谕大学士等，首先说蔡珽所犯之罪按律当斩，但话锋突然一转：“朕思蔡珽所犯，系年羹尧参奏，今若将蔡珽置之于法，人必以朕为听年羹尧之言而杀蔡珽矣。朝廷威福之柄，臣下得而操之，有此理乎。”基于这样一个理由，所以“著将蔡珽从宽免罪”。既然蔡珽确实有罪，雍正帝何以非要予以赦免，又为何借题发挥，说了一番对年羹尧有所暗指的话呢？另据《清史稿•年羹尧列传》载，蔡珽奉召入见时，曾“备言羹尧暴贪诬陷状”，正是由于此，雍正帝才“特宥珽罪”。也就是说，蔡珽为了保住自己，将年羹尧在西部的表现尽行揭发，深深触动了雍正皇帝，并以此为自己赎了罪。
接下来，年羹尧开始为他的恶劣表现付出代价。雍正三年二月，天象“日月合璧，五星联珠”。按君臣惯例，年羹尧向雍正帝疏贺，疏中为了押韵，将赞美皇帝勤政的“夕惕朝乾”一词倒置，被雍正帝大加指责，并公开表示：“羹尧不以朝乾夕惕许朕，则羹尧青海之功，亦在朕许不许之间而未定也。”不久，又以年羹尧在用人问题上“举劾失当”，在西部“不惜番民”引发当地闹事等，将其免职，改授杭州将军。这样一来，过去一直受其压制的川陕、山西、河南、直隶等地数位督抚及部分朝官争相举劾，“交章发羹尧罪状”。年底，年羹尧又被从杭州逮至京师，“下议政大臣、三法司、九卿会鞫”，终以“大逆之罪五、欺罔之罪九、僭越之罪十六、狂悖之罪十三、专擅之罪六、忌刻之罪六、残忍之罪四、贪黩之罪十八、侵蚀之罪十五”等，共92条罪状定罪，被令狱中“自裁”而死。
年羹尧作为踞功堕腐的典型，历来无可置疑；但雍正帝对其予以处置时那番高调宣示，却也难免引来赏罚随意、“威福由己”的指责。当年康熙帝治官主张宽和，特意摹写顺治帝“正大光明”扁额，弘扬其义，过多冀望于正面引导，结果收效甚微；雍正帝御下严苛，吏治较严，但不能以身作则，在树正气上存在“软肋”，结果同样不能刹住贪风。反腐确如打铁：既要下得去重锤，也还要自身过硬。
——被雍正帝所杀只因“知情太多”？
《清史稿》载，康熙六十一年（公元1722年）岁末，“上大渐”。弥留间，皇四子雍亲王胤禛被“召于斋宫，宣诏嗣位”，历时13年的雍正朝自此开始。学界一向有观点认为雍正帝是矫诏篡位，并借助定西将军年羹尧的军事实力，才使时任抚远大将军的皇十四子胤祯失去了举兵夺回继位权的可能。进而认为：年羹尧于雍正四年被杀，也正是因为他对这一事变内幕“知情太多”。不论上述“阴谋论”是否成立，年羹尧数年间“恃上眷遇”所犯“狂悖”、“专擅”、“贪黩”、“侵蚀”诸罪确属十恶不赦，该当惩治。
年羹尧，字亮工，汉军镶黄旗人。年羹尧虽生于官宦之家，其父年遐龄曾为湖广巡抚，但年羹尧在仕途上更多的是依靠自己。康熙三十九年，年羹尧以较高名次考中进士，改庶吉士，累迁内阁学士。康熙四十八年，年羹尧被擢为四川巡抚时，其父已于五年前被弹劾罢官回家。年羹尧因“治事明敏”，被“特授四川总督，兼管巡抚事”，并于康熙五十九年被授定西将军印，次年又奉命“兼理四川陕西总督”，几年间为西部局势的平定出力不小。除曾因疏请加征火耗垫补兵饷受到批评外，终康熙一朝，表现倒也可圈可点。
年羹尧的另一身份，是雍正帝胤禛的大舅哥。其妹年氏，早年“事世宗潜邸，为侧福晋”。康熙末年，年氏已为雍亲王胤禛生养了两子一女，而哥哥年羹尧也已是川陕总督，在西部拥有很强的军事实力。康熙帝驾崩时，最有可能继承皇位的皇十四子胤祯，正以抚远大将军身份，奉命拥十几万大军驻防西陲。这对于在京匆忙继位的雍正帝胤禛来说，“压力山大”是正常的。《清史稿•年羹尧列传》载，雍正帝一即位，马上将胤祯召回，“命年羹尧管理大将军印务”。显然，只有年羹尧这个铁杆外戚最可信赖，也最有条件对手握重兵的胤祯形成抑制，迫使他乖乖交出兵权。从事后来看，雍正帝坐稳帝位，年羹尧立即被授世职，加官太保，其妹年氏被封为贵妃，也印证了年羹尧在雍正帝登基一事上所立下的功劳。
年羹尧在雍正初年的地位可谓蒸蒸日上。很快，雍正帝即以“平西藏功”，再封年羹尧世袭三等公，通谕“四川、陕西、云南督、抚、提、镇，军事皆告羹尧”。十月，年羹尧进而论功“进公爵二等”。次年，因讨剿罗卜藏丹津叛乱，“青海部落悉平”，年羹尧又被论功进为一等公爵。雍正帝别授年羹尧一个子爵爵号，令其子年斌袭承，并封其父年遐龄为一等公爵，加太傅。雍正二年十月，年羹尧进京入觐，获赐双眼花翎、四团龙补服、黄带、紫辔、金币。又加一等子爵，令其次子年富袭承。
年羹尧“才气凌厉”，“师出屡有功”，又倚恃雍正皇帝眷遇，变得十分骄纵狂妄。每遇行文传檄，对各省督抚动辄点名训斥。雍正帝派身边侍卫从军随征，竟被他“使为前后导引，执鞭坠镫”。进京入觐时，则有依附其势的直隶总督李维钧、陕西巡抚范时捷等高官“跪道送迎”，且“行绝驰道”，令京师为他沿途戒严，连议政王大臣们也要为他行“郊迎”之礼。至于边地蒙古诸王公，更是见之“必跪”。这一时期，雍正帝对年羹尧也十分尊宠，乃至在各省封疆大吏的人事任免问题上，对年羹尧的意见也是言听计从。年羹尧向雍正帝推荐陕西布政使胡期恒及景灏“可大用”，随后弹劾四川巡抚蔡珽，雍正帝即对蔡珽予以逮治，以景灏接替四川巡抚，又提拔胡期恒担任甘肃巡抚。年羹尧分别将自己的仆从桑成鼎、魏之耀提拔至布政使和副将高位，又请求“发将吏数十从军”，雍正帝也一概“许之”。
有关年羹尧的骄纵之态，清皇族昭梿著《啸亭杂录》载：“年既承天眷，日渐骄迈，入京日，公卿跪接于广宁门外，年策马过，毫不动容。王公有下马问候者，年颔之而已。至御前，箕坐无人臣礼，上皆优容之。”年羹尧进京见皇帝尚且如此，平日在军中，更是跋扈乖戾。清人葛虚存编《清代名人轶事》载：年羹尧“军法极厉，一言甫出，部下必奉令唯谨”。一次大雪天，年羹尧“舆从出府”，从官不敢同车，“扶舆而行”，雪片落满手上，亦不敢将手抽回袖中。年羹尧忽生恻隐，令其“去手”。结果“从官未会其意”，竟“出佩刀自断其手”，顿时“血涔涔遍雪地”，年羹尧“虽悔出言之误，顾已无可补救”。后面这段轶闻细节未可全信，但能流传至今，从中也反映出他素有军令严峻、性情残酷的口碑。
雍正帝表露对年羹尧的不满，是从处理他所弹劾的四川巡抚蔡珽一事开始的。《清实录》载，雍正三年正月，雍正帝谕大学士等，首先说蔡珽所犯之罪按律当斩，但话锋突然一转：“朕思蔡珽所犯，系年羹尧参奏，今若将蔡珽置之于法，人必以朕为听年羹尧之言而杀蔡珽矣。朝廷威福之柄，臣下得而操之，有此理乎。”基于这样一个理由，所以“著将蔡珽从宽免罪”。既然蔡珽确实有罪，雍正帝何以非要予以赦免，又为何借题发挥，说了一番对年羹尧有所暗指的话呢？另据《清史稿•年羹尧列传》载，蔡珽奉召入见时，曾“备言羹尧暴贪诬陷状”，正是由于此，雍正帝才“特宥珽罪”。也就是说，蔡珽为了保住自己，将年羹尧在西部的表现尽行揭发，深深触动了雍正皇帝，并以此为自己赎了罪。
接下来，年羹尧开始为他的恶劣表现付出代价。雍正三年二月，天象“日月合璧，五星联珠”。按君臣惯例，年羹尧向雍正帝疏贺，疏中为了押韵，将赞美皇帝勤政的“夕惕朝乾”一词倒置，被雍正帝大加指责，并公开表示：“羹尧不以朝乾夕惕许朕，则羹尧青海之功，亦在朕许不许之间而未定也。”不久，又以年羹尧在用人问题上“举劾失当”，在西部“不惜番民”引发当地闹事等，将其免职，改授杭州将军。这样一来，过去一直受其压制的川陕、山西、河南、直隶等地数位督抚及部分朝官争相举劾，“交章发羹尧罪状”。年底，年羹尧又被从杭州逮至京师，“下议政大臣、三法司、九卿会鞫”，终以“大逆之罪五、欺罔之罪九、僭越之罪十六、狂悖之罪十三、专擅之罪六、忌刻之罪六、残忍之罪四、贪黩之罪十八、侵蚀之罪十五”等，共92条罪状定罪，被令狱中“自裁”而死。
年羹尧作为踞功堕腐的典型，历来无可置疑；但雍正帝对其予以处置时那番高调宣示，却也难免引来赏罚随意、“威福由己”的指责。当年康熙帝治官主张宽和，特意摹写顺治帝“正大光明”扁额，弘扬其义，过多冀望于正面引导，结果收效甚微；雍正帝御下严苛，吏治较严，但不能以身作则，在树正气上存在“软肋”，结果同样不能刹住贪风。反腐确如打铁：既要下得去重锤，也还要自身过硬。
配图1、年羹尧画像
配图2、清朝顶戴花翎分单眼，双眼，三眼，指的是孔雀翎上的眼状图案，眼多则品高。年羹尧获赐的二眼花翎（如图左）只有被封为公爵的宗室和藩部才有资格享戴
更正：
上文“年羹尧向雍正帝疏贺，疏中为了押韵，将赞美皇帝勤政的‘夕惕朝乾’一词倒置”一句，实际情况是年将《易经》中的“朝乾夕惕”词序倒置，写成了“夕惕朝乾”。文中表述有误，在此致歉！
上文“年羹尧向雍正帝疏贺，疏中为了押韵，将赞美皇帝勤政的‘夕惕朝乾’一词倒置”一句，实际情况是年将《易经》中的“朝乾夕惕”词序倒置，写成了“夕惕朝乾”。文中表述有误，在此致歉！
隆科多：贵盛侈汰无所忌
——顾命身份与雍正帝继位同存疑问
雍正初年，朝中与年羹尧成“内外夹辅”之势的另一重臣，便是“恃元舅之亲，受顾命之重”的皇家贵戚隆科多。隆科多因是孝懿仁皇后的弟弟，在康熙帝临终被指定为唯一的顾命大臣。他据称还是那份神秘“传位诏书”宣谕时的唯一局外证人，所以一度被雍正帝“寄以心腹”。最终，也因“贵盛侈汰”、“无复顾忌”，被雍正帝定下41条大罪，禁锢而死。
隆科多，佟佳氏，满洲镶黄旗人。佟佳氏在满族八大姓“佟、关、马、索、齐、富、那、郎”中位列于首，隆科多父子两代都是后族贵戚：其父佟国维，是康熙帝生母、顺治朝孝康章皇后的幼弟，被封一等公；隆科多则是康熙帝孝懿仁皇后的弟弟，康熙二十七年被授一等侍卫，擢銮仪使，兼正蓝旗蒙古副都统。
但隆科多这个国舅爷做得比较悲摧，他的姐姐孝懿仁皇后于康熙二十八年封后翌日病故，自那以后，在皇上身边没了替他说话的人，万事都要靠自己小心。《清史稿•隆科多列传》载，康熙四十四年，康熙帝有意教育一下这个小舅子，就以其下级“所属人违法”，责隆科多“不实心任事”，罢掉他的副都统、銮仪使之职，只保留他的一等侍卫职衔。数年后，隆科多才又被授予步军统领。另据《清史列传》载，康熙五十八年，隆科多的父亲佟国维去世，按理，其一等公爵位应由隆科多承袭，但当有关部门为他上报请旨时，奏疏却被“留中”，未得批复。只在次年，才将他擢为理籓院尚书，仍管步军统领。袭爵的事，终康熙一朝也无音讯。
至于隆科多如何成为康熙帝委托的顾命大臣一事，与雍正帝的继位同样存疑较多。《清史稿》载，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康熙帝“大渐”，隆科多“召受顾命”。雍正帝继位后甚至还说，康熙帝“升遐之日”，大臣中“承旨者唯隆科多一人”。这一情况，不免与康熙帝晚年对他的态度迥然而异。退一万步讲，姑且不论康熙帝对隆科多的信任程度，仅以他区区一个理藩院尚书的职位，也远远不具跨越当朝衮衮诸公而独任顾命辅臣的资格。
翻开《清实录•圣祖实录》的记载，也确实让后人一头雾水：当天丑刻（即半夜一至三点），“上疾大渐”，命人“趣召皇四子胤禛于斋所”，让他“速至”。一个时辰后，“召皇三子诚亲王允祉、皇七子淳郡王允祐、皇八子贝勒允禩、皇九子贝子允禟、皇十子敦郡王允蓪、皇十二子贝子允祹、皇十三子胤祥、理藩院尚书隆科多至御榻前，谕曰：‘皇四子胤禛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著继朕登基即皇帝位。’”又过了三个时辰，当胤禛“闻召驰至”，“趋进寝宫”，康熙帝只是“告以病势日臻之故”。当日，胤禛又“三次进见问安”，康熙帝对已宣布由他继位的事竟仍是只字未提，直到天黑后，“戌刻，上崩于寝宫”。记载中，除十三阿哥胤祥外，其余诸皇子名字中的“胤”字都已因避讳改为“允”字，有关文字显然是雍正帝继位后的补记；而聆听康熙帝临终传位口诏的八人中，除隆科多外，七位皇子都不同程度地卷入了夺嗣之争中。这样一来，隆科多也就成了身处局外、唯一能客观见证当时情况的独立证人。所以，无论隆科多成为顾命大臣这件事中存有多少偶然成份，仅凭他在雍正帝继位合法性问题上的“孤证”地位，就足以享受后者的格外“呵护”。
隆科多不仅是关键时刻证人，更充当了雍正帝走上皇位的“司仪”。《清实录》载，就在康熙帝“宾天”、胤禛“哀痛号呼，擗踊不已”之际，隆科多提出：既然大行皇帝（对已故皇帝的称谓）“深惟大计，付授鸿基”，已经传位给四阿哥，那就“宜先定大事”，继位的事办完了，“方可办理一切丧仪”。在隆科多的主持下，胤禛按旧例“趋至御榻前，抚足大恸”，然后又亲自更衣，于当夜“安奉大行皇帝于乾清宫”。次日，便以“朕”自称，统理国丧，接管朝政；随之“命贝勒允禩、十三阿哥允祥、大学士马齐、尚书隆科多总理事务”，下令一应启奏诸事“俱交送四大臣”。隆科多至此摇身一变，俨然成了新一代朝廷“四辅臣”之一。不久，隆科多袭一等公爵的遗留奏章也被批准，两个儿子也都被授予官爵。雍正帝又谕示内阁：“隆科多应称呼舅舅，嗣后启奏处，书写舅舅隆科多。”雍正元年，隆科多与川陕总督年羹尧同加太保。二年，组织纂修《圣祖实录》、《大清会典》，并充总裁，监修明史。又与年羹尧同赐双眼花翎、四团龙补服、黄带、紫辔。
隆科多的下场，竟也如今日那些被“拼爹”事件拉下马的贪官一样，倒霉在他的“坑爹”儿子身上。传载：雍正三年，隆科多的次子玉柱以“行止甚劣”被夺官，交隆科多管束。这是一个十分危险的信号——当时，年羹尧案件已经爆发，《清实录》载，这年六月，雍正帝谕大学士、九卿等：“年羹尧如许大罪显露，而伊子年富、年兴等尚毫无畏惧之形……乃随处为伊父探听音信，且怨愤见于颜色。年富、年兴俱著革职，交与伊祖年遐龄。”说到这里，又突然话锋一转：“再，隆科多之子銮仪使玉柱，行止甚劣，亦著革职，交与伊父隆科多。”果然，当吏部议奏年羹尧之罪时，雍正帝再次突然变脸，严斥“所议甚属悖谬”，毫无缘由地指责“此必隆科多有意扰乱之故”，命将隆科多“著交与都察院严加议处”。随后，隆科多被削去太保及一等阿达哈哈番世职，命往阿兰善等处修城垦地。
雍正四年，隆科多家仆牛伦“挟势索赇”事发，审讯中，“鞫得隆科多受羹尧及总督赵世显、满保，巡抚甘国璧、苏克济贿”。审结后，雍正帝下令将牛伦斩首，罢去隆科多尚书职务，远赴阿尔泰等地料理边疆事务。雍正五年，宗人府弹劾隆科多私藏皇室玉牒，雍正帝命令削其爵位，召还京城，交议政王大臣会鞫定罪。被认定犯有大不敬、欺罔、紊乱朝政、党奸、不法、贪婪等共41条罪行，依律当斩。据《清史列传》详载，仅其中的“贪婪之罪”，就涉及“索诈安图银三十八万两”、“收受赵世显银一万二千两”、“收受满保金三百两”、“收受苏克济银三万六千余两”、“收受甘国壁金五百两”、“收受六格猫眼、红宝石”、“收受王廷扬银二万两”、“收受李树德银二万一千四百余两”等16宗索贿、受贿事实，贿赂者上至王公贵族、下至无名百姓。足见其权势之盛，及敛财范围之广、胃口之大。
隆科多最后的日子是在绝望中度过的，雍正帝为了体现所谓宽宏大量，下令“可免其正法，于畅春园外筑屋三楹，永远禁锢”。一年后，隆科多死于禁所。畅春园位于今北京大学西侧，雍正年间已改为后妃避喧居所，雍正帝把他的“隆科多舅舅”关在那里，大概也是出于强调“家事”和“家法”的用意，以此规避外界议论吧。这不免多此一举：在专制政体下，治贪从来就是权力系统内部的事，轮不上百姓说道。
配图1、隆科多画像
配图2、雍正帝在这件御笔朱批中，亲自作主把年羹尧的儿子年熙过继给了隆科多
——顾命身份与雍正帝继位同存疑问
雍正初年，朝中与年羹尧成“内外夹辅”之势的另一重臣，便是“恃元舅之亲，受顾命之重”的皇家贵戚隆科多。隆科多因是孝懿仁皇后的弟弟，在康熙帝临终被指定为唯一的顾命大臣。他据称还是那份神秘“传位诏书”宣谕时的唯一局外证人，所以一度被雍正帝“寄以心腹”。最终，也因“贵盛侈汰”、“无复顾忌”，被雍正帝定下41条大罪，禁锢而死。
隆科多，佟佳氏，满洲镶黄旗人。佟佳氏在满族八大姓“佟、关、马、索、齐、富、那、郎”中位列于首，隆科多父子两代都是后族贵戚：其父佟国维，是康熙帝生母、顺治朝孝康章皇后的幼弟，被封一等公；隆科多则是康熙帝孝懿仁皇后的弟弟，康熙二十七年被授一等侍卫，擢銮仪使，兼正蓝旗蒙古副都统。
但隆科多这个国舅爷做得比较悲摧，他的姐姐孝懿仁皇后于康熙二十八年封后翌日病故，自那以后，在皇上身边没了替他说话的人，万事都要靠自己小心。《清史稿•隆科多列传》载，康熙四十四年，康熙帝有意教育一下这个小舅子，就以其下级“所属人违法”，责隆科多“不实心任事”，罢掉他的副都统、銮仪使之职，只保留他的一等侍卫职衔。数年后，隆科多才又被授予步军统领。另据《清史列传》载，康熙五十八年，隆科多的父亲佟国维去世，按理，其一等公爵位应由隆科多承袭，但当有关部门为他上报请旨时，奏疏却被“留中”，未得批复。只在次年，才将他擢为理籓院尚书，仍管步军统领。袭爵的事，终康熙一朝也无音讯。
至于隆科多如何成为康熙帝委托的顾命大臣一事，与雍正帝的继位同样存疑较多。《清史稿》载，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康熙帝“大渐”，隆科多“召受顾命”。雍正帝继位后甚至还说，康熙帝“升遐之日”，大臣中“承旨者唯隆科多一人”。这一情况，不免与康熙帝晚年对他的态度迥然而异。退一万步讲，姑且不论康熙帝对隆科多的信任程度，仅以他区区一个理藩院尚书的职位，也远远不具跨越当朝衮衮诸公而独任顾命辅臣的资格。
翻开《清实录•圣祖实录》的记载，也确实让后人一头雾水：当天丑刻（即半夜一至三点），“上疾大渐”，命人“趣召皇四子胤禛于斋所”，让他“速至”。一个时辰后，“召皇三子诚亲王允祉、皇七子淳郡王允祐、皇八子贝勒允禩、皇九子贝子允禟、皇十子敦郡王允蓪、皇十二子贝子允祹、皇十三子胤祥、理藩院尚书隆科多至御榻前，谕曰：‘皇四子胤禛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著继朕登基即皇帝位。’”又过了三个时辰，当胤禛“闻召驰至”，“趋进寝宫”，康熙帝只是“告以病势日臻之故”。当日，胤禛又“三次进见问安”，康熙帝对已宣布由他继位的事竟仍是只字未提，直到天黑后，“戌刻，上崩于寝宫”。记载中，除十三阿哥胤祥外，其余诸皇子名字中的“胤”字都已因避讳改为“允”字，有关文字显然是雍正帝继位后的补记；而聆听康熙帝临终传位口诏的八人中，除隆科多外，七位皇子都不同程度地卷入了夺嗣之争中。这样一来，隆科多也就成了身处局外、唯一能客观见证当时情况的独立证人。所以，无论隆科多成为顾命大臣这件事中存有多少偶然成份，仅凭他在雍正帝继位合法性问题上的“孤证”地位，就足以享受后者的格外“呵护”。
隆科多不仅是关键时刻证人，更充当了雍正帝走上皇位的“司仪”。《清实录》载，就在康熙帝“宾天”、胤禛“哀痛号呼，擗踊不已”之际，隆科多提出：既然大行皇帝（对已故皇帝的称谓）“深惟大计，付授鸿基”，已经传位给四阿哥，那就“宜先定大事”，继位的事办完了，“方可办理一切丧仪”。在隆科多的主持下，胤禛按旧例“趋至御榻前，抚足大恸”，然后又亲自更衣，于当夜“安奉大行皇帝于乾清宫”。次日，便以“朕”自称，统理国丧，接管朝政；随之“命贝勒允禩、十三阿哥允祥、大学士马齐、尚书隆科多总理事务”，下令一应启奏诸事“俱交送四大臣”。隆科多至此摇身一变，俨然成了新一代朝廷“四辅臣”之一。不久，隆科多袭一等公爵的遗留奏章也被批准，两个儿子也都被授予官爵。雍正帝又谕示内阁：“隆科多应称呼舅舅，嗣后启奏处，书写舅舅隆科多。”雍正元年，隆科多与川陕总督年羹尧同加太保。二年，组织纂修《圣祖实录》、《大清会典》，并充总裁，监修明史。又与年羹尧同赐双眼花翎、四团龙补服、黄带、紫辔。
隆科多的下场，竟也如今日那些被“拼爹”事件拉下马的贪官一样，倒霉在他的“坑爹”儿子身上。传载：雍正三年，隆科多的次子玉柱以“行止甚劣”被夺官，交隆科多管束。这是一个十分危险的信号——当时，年羹尧案件已经爆发，《清实录》载，这年六月，雍正帝谕大学士、九卿等：“年羹尧如许大罪显露，而伊子年富、年兴等尚毫无畏惧之形……乃随处为伊父探听音信，且怨愤见于颜色。年富、年兴俱著革职，交与伊祖年遐龄。”说到这里，又突然话锋一转：“再，隆科多之子銮仪使玉柱，行止甚劣，亦著革职，交与伊父隆科多。”果然，当吏部议奏年羹尧之罪时，雍正帝再次突然变脸，严斥“所议甚属悖谬”，毫无缘由地指责“此必隆科多有意扰乱之故”，命将隆科多“著交与都察院严加议处”。随后，隆科多被削去太保及一等阿达哈哈番世职，命往阿兰善等处修城垦地。
雍正四年，隆科多家仆牛伦“挟势索赇”事发，审讯中，“鞫得隆科多受羹尧及总督赵世显、满保，巡抚甘国璧、苏克济贿”。审结后，雍正帝下令将牛伦斩首，罢去隆科多尚书职务，远赴阿尔泰等地料理边疆事务。雍正五年，宗人府弹劾隆科多私藏皇室玉牒，雍正帝命令削其爵位，召还京城，交议政王大臣会鞫定罪。被认定犯有大不敬、欺罔、紊乱朝政、党奸、不法、贪婪等共41条罪行，依律当斩。据《清史列传》详载，仅其中的“贪婪之罪”，就涉及“索诈安图银三十八万两”、“收受赵世显银一万二千两”、“收受满保金三百两”、“收受苏克济银三万六千余两”、“收受甘国壁金五百两”、“收受六格猫眼、红宝石”、“收受王廷扬银二万两”、“收受李树德银二万一千四百余两”等16宗索贿、受贿事实，贿赂者上至王公贵族、下至无名百姓。足见其权势之盛，及敛财范围之广、胃口之大。
隆科多最后的日子是在绝望中度过的，雍正帝为了体现所谓宽宏大量，下令“可免其正法，于畅春园外筑屋三楹，永远禁锢”。一年后，隆科多死于禁所。畅春园位于今北京大学西侧，雍正年间已改为后妃避喧居所，雍正帝把他的“隆科多舅舅”关在那里，大概也是出于强调“家事”和“家法”的用意，以此规避外界议论吧。这不免多此一举：在专制政体下，治贪从来就是权力系统内部的事，轮不上百姓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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