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鉴：贻误封疆失国门
——替道光帝挡民愤躲过一死
鸦片战争的失败以及中国近代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的签订，使中国从此陷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黑暗年代，长期沦为西方列强瓜分的对象。而在这个屈辱的历史节点上，另一个不光彩的身影也遭到国人的一致唾骂，此人就是当时代署两江总督的牛鉴。
牛鉴，字镜堂，甘肃武威人。《清史列传》、《清史稿》有传。据载，牛鉴于嘉庆十九年考中进士。由于在同科中名列优等，被选为庶吉士，授编修，留在朝中；也做过御史、给事中等言官。道光十一年，牛鉴得到外任，出为云南粮储道，历任山东按察使、顺天府尹、陕西布政使。其间一度与巡抚不合，还曾“乞病归”，离职过一段时间。道光十八年，起授江苏布政使，署巡抚，逐步走上封疆之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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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条约》签约现场复原图。1842年8 月 29 日，英舰“皋华丽”号上，代表清政府的牛鉴、耆英、伊里布与英国政府代表璞鼎查签订了《南京条约》。道光帝曾以“贻误封疆罪”将牛鉴“褫职逮问”，两年后却又“释之”。

牛鉴一生为官也曾做过一件好事，便是在河南任上治水有功。道光十九年，牛鉴擢升河南巡抚。上任后，他积极整顿吏治，停分发，止摊捐，并筹银二十万两，补贴本省十五个贫瘠县；又筑沁河堤，浚卫河，一时“甚有政声”。道光二十一年六月，黄河祥符（开封县旧称）段决堤，水围省城。牛鉴率吏民“葺城以守”，规整地势泄洪，同时“赈抚灾黎”，及时向灾民发放救济。河水湍急，“决口难遽塞”，城垣坍陷十余处，“奇险迭出”。牛鉴组织人力“抛砖石成坝，縆巨舟以御之”。他本人“昼夜临陴”守在一线，“民感其诚，同心守护”；许多民夫“不受雇值”，义务参与护堤。河督文冲奏报省城“卑湿不可复居”，请求择地迁移。牛鉴则上疏说：“一月以来，困守危城，幸保无虞者，实由人心维系。若一闻迁徙，各自逃生，谁与防守？恐迁徙未及，水已灌城，变生俄顷，奸民乘机抢掠，法令不行，情状不堪设想。”坚称“省城可守不可迁，决口可堵不可漫”。文冲以漠视延误受到褫职，牛鉴带领官民“缮治堤坝”，守城“凡六十余日”，以抗洪抢险完胜告终。
牛鉴在鸦片战争中作为一线指挥官，则与他在河南抗洪时的表现大相径庭。道光二十年（公元1840年）五月，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次年，率兵民顽强抗击英军的两江总督裕谦殉于宁波，牛鉴前往接任。道光二十二年，战事白势化：“四月，英兵既陷乍浦，遂窥吴淞口；五月，敌舰七十余艘来攻。”牛鉴偕江南提督陈化成督战，战斗异常惨烈。陈化成战死，牛鉴退至嘉定，宝山、上海相继陷。又退昆山，英舰聚泊吴淞口外。六月，英舰突入长江，“乘潮上驶，直越圌山关”，牛鉴由京口退保江宁。随后镇江沦陷，副都统海龄战死。敌舰驶临瓜洲，“扬州震动”。当地盐运使但明伦听从商人江寿民的奸计，采取媚敌自保、嫁祸于人的卑劣作法，向英军“赂以六十万金”，买通英舰改道“遂犯江宁”。对此，牛鉴身为两江总督，竟也听之任之，致使南京兵临城下。
牛鉴是签订《中英南京条约》的主要罪魁祸手。《清史稿》载，牛鉴到任之初，曾倚靠陈化成的力量“专防海口”，沿江鹅鼻嘴、圌山关诸要隘仓猝调兵，故长江沿岸兵力“益无足恃”。陈化成战死后，牛鉴“知不能复战”，于是接连疏请“议抚”，极力主张放弃抵抗，与入侵英军订立城下之盟。在他的鼓动下，朝廷先后派耆英、伊里布至南京议和。谈判之初，“英人索五处（即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简称“五口”）通商及偿款”，负责谈判的大臣们“未敢遽允”；随后，“敌兵遂登岸，置大炮临城”，牛鉴等投降派非常恐惧，于是“合疏以保全民命为请”，渲染道：“江宁危急，呼吸可虞，根本一摧，邻近皖、赣、鄂、湘皆可航溯。彼所请虽无厌，而通市外无他图。与其结兵祸而毒生灵，曷若捐鉅帑以全大局？”主张全面答应侵略者的主张，向其割地赔款，以解南京之急。道光二十二年八月，“和议成，英兵悉退出海洋”。南京之围虽解，却让侵略者登堂入室，中国从此陷入近百年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
关于牛鉴的罪责，《清史稿》传后置评：“牛鉴以循吏处危疆，身败名裂。要之筹边大计，朝廷无成算，则膺封圻之寄者为益难，况人事之未尽乎？”这段话明显有推委时势之嫌，而况将牛鉴定性为“循吏”，也是大部分史家及公众所难以接受的。流传于清末民初、获得社会广泛认可的刺世疾邪之著《贪官污吏传》，更对牛鉴在鸦片战争中的怯战及“贪财误国之罪”多有揭露——

牛鉴在大敌当前时最初轻敌，随之畏敌：乍浦失守，江浙骚然，驻防吴淞口的提督陈化成“飞告牛鉴”请求增兵严备，牛鉴“答言有河南、徐州、江宁兵三千，藤牌八百”，陈化成被骗，“遂恃以无恐”。五月，“英舰由外洋探水而入”，牛鉴自沪至淞，见之始“作惊疑状”，靠陈化成开导，心中“稍定”。英舰攻打吴淞口，牛鉴硬着头皮乘轿子赶往助阵，“军士皆呼跃，战益奋”。但“须臾，英司令官由桅顶了见牛鉴舆，突飞炮注攻，逐其左右队而击之”，牛鉴在八百藤牌军簇拥下“弃冠遁走”；为了给自己作掩护，还“令一卒坐其舆”，以便吸引敌人炮火。陈化成苦战无后援，抚膺顿足，“遂中弹，喷血死”。江浙一带士民作歌谣以讽：“一战甬江口，督臣死，提臣走（督臣谓裕谦，提臣谓余步云）。再战吴淞口，提臣死，督臣走（提臣谓陈化成，督臣谓牛鉴）。”
书中又载：英兵攻陷吴淞，乘胜溯长江而上，复陷京口，遂逼金陵。此时牛鉴自沪逃回，沿江告警，一日数惊。牛鉴不谋江上之守，惟假危言以胁朝廷。观其奏词谓形势万分危急，呼吸即成事端。南京和议既成，耆英、伊里布皆署名，唯独牛鉴不留名姓，则说明牛鉴在竭力推行议和的同时，是明知此举将留骂名的。书中进而披露：“世称牛鉴甫至上海时，即有为英人作说客者许酬以重金，而撤邑淞之防，牛鉴密允之，惟惧为陈化成所觉，故佯出视师。及见炮弹逼近坐舆，乃亟走。”这说明，关于牛鉴得了“间金”，接受英方政治贿赂的说法，在当时社会各界中已广泛流传。
但就是这样一个卖国贼，却躲过了应有的制裁。《清史稿》载：《南京条约》签订后，道光帝曾以“贻误封疆罪”将牛鉴“褫职逮问”，且“谳大辟”，议罪当斩。可是，两年后的道光二十四年，却又“释之”，令他发挥早年治水特长，发往河南中牟治黄工地效力。工程完竣后，还“予七品顶戴，以六部主事用”。咸丰年间，牛鉴又因参与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围剿捻军而加按察使衔，最终于咸丰八年病死，“叙功，加二品顶戴”。联想到中国近代史上清政府的所作所为，便也不难明白：牛鉴既能在外交失败时被拿来遮挡民愤，又能在内政危机时用来镇压民反。如此“多功能”型的官员，正是为腐败政权量身打造的，怎么可能会因为腐败而受到追究？

配图：牛鉴画像

胜保：“屡踬屡起”愈贪淫
——咸丰朝败将却对西太后“有恩”
无论围攻太平天国还是抵抗英法联军，胜保上阵，一向“保败不保胜”，于是得了个“败保”的绰号。就是这样一介屡战屡败的武将，因在咸丰帝驾崩时手握重兵，参与慈禧等人发动的“祺祥政变”护驾有功，被“老佛爷”提拔为都统，加兵部尚书衔。可惜好景不长，仅仅过了一年，胜保又因“讳败为胜”受到弹劾，查出犯有“骄纵贪淫、拥兵纵寇”诸罪，遣返京城革职拿问。不久即被令自裁，全部家产尽抄充公。
胜保，字克斋，苏完瓜尔佳氏，满洲镶白旗人。《清史稿•保胜列传》载，保胜于道光二十年考中举人，授顺天府教授，后迁赞善，擢侍讲，累迁祭酒。道光晚期，保胜一度“屡上疏言事，甚着风采”，官至光禄寺卿、内阁学士。但咸丰二年，胜保又一次上疏谈论时政，却因言辞过激，得罪了继位不久的咸丰帝。在这篇奏疏中，胜保借所谓民间“愚贱私议”，暗讽咸丰帝“励精之心不如初政”、“勤俭之德不及先皇”。当时，道光帝丧期将满，胜保于是说，据群众反映，朝廷游观之所焕然一新，意味着新君“释服之后必将有适性陶情之事”，进而指责“鼓乐田猎，何损圣德”，提醒咸丰帝“自古帝王必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揽奏之后，咸丰帝十分不爽，“明谕指驳”，将他降为四品京堂。
胜保做言官闯了祸，改做武官，仕途仍是磕磕绊绊。太平天国运动愈演愈烈，降职不久的胜保为求翻身，加紧上奏“疏陈办贼方略”。咸丰帝见他说得头头是道，命他“驰往河南”，交由钦差大臣琦善差遣。咸丰三年春，胜保因“疏陈军事称旨”，受命“以内阁学士会办军务”。官复原级后，打了几场小胜仗，咸丰帝一度“诏嘉胜保果勇有为，授钦差大臣”。随之，在河北一带“坐追贼不力，镌二级”。之后临清失守，胜保又“坐褫职，戴罪自效”。复职后，加太子少保，又因在高唐围剿起义军“数月不能克”，被“迭诏诘责，褫职逮京治罪，遣戍新疆”。咸丰六年，胜保被从新疆召还，发往安徽军营。七年，被授予副都统衔，帮办河南军务，前往围剿捻军，先后因功加头品顶戴、命为钦差大臣等。最终，却又“坐剿匪不力，降授光禄寺卿，召回京”。
胜保打内战屡尝败绩，上阵与洋人交手更是一触即败。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英法联军“内犯”京城，胜保受命率八旗禁军驻定福庄，偕僧格林沁、瑞麟进战通州八里桥。结果“败绩”，胜保受伤，“退保京师”，稍事抵抗，即行溃阵，导致英法联军长驱直入，上演了火烧圆明园的耻辱一幕。清政府与侵略者“停战议和”后，胜保“收集各路溃军及勤王师续至者共万余人”，居然又受命“亲督操练”，成了“改练京兵”的总教头。
胜保在同洋人打了败仗后捞到的这个“亲督操练”的差事，仅管听来十分可鄙，却竟然在关键时刻非常神奇地有了“用武之地”。咸丰十一年七月，咸丰帝在承德避暑山庄驾崩，其5岁长子载淳在慈安、慈禧两宫太后扶抱下嗣位。史载，咸丰帝驾崩不久，“肃顺、载垣、端华等辅政专擅”，这便是史上有名的“顾命八大臣” 赞襄政务。在这种情况下，两宫皇太后和恭亲王奕䜣利用官民对英法联军入侵北京、火烧圆明园的强烈愤怒，把全部历史责任都加到顾命八大臣头上，也把咸丰皇帝到承德的责任加到他们头上，从而发动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夺权政变，史称“辛西政变”、“北京政变”，由于这场政变发生在咸丰、同治间只存在了短短一年的祺祥（公元1861年）年间，也被称做“祺祥政变”。政变中，在北京握有重兵的胜保发挥了重要作用。

胜保在政变之前，就早早地站在了八大臣的对立面，依恃手中兵力“昌言将入清君侧”，使得肃顺等人“颇忌惮之”。慈禧护送小皇帝“回銮”提前抵京后，胜保即上疏说：“政柄操之自上，非臣下所得专。皇上冲龄嗣位，辅政得人，方足以资治理。”又说：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等“竟揽君国大权，以臣仆而代纶音，挟至尊而令天下，实无以副寄讬之望，而餍四海之心”，直指八大臣专权擅政，不是辅政良臣。同时，主张赞襄政务“当以亲亲尊贤为断，不当专以承写为凭”，将两宫太后及奕欣等后族、胤族势力置于皇亲大臣之上，推向政治前台，认为“嗣圣既未亲政，皇太后又不临朝”是政柄尽付他人。得出朝中“虽无垂帘之明文，而有听政之实用”的结论，呼吁：“为今之计，非皇太后亲理万几，召对群臣，无以通下情而正国体；非特简近支亲王佐理庶政，尽心匡弼，无以振纪纲而顺人心。惟有钥恳皇上俯察刍荛，即奉皇太后权宜听政，而于近支亲王择贤而任，仍秉命而行，以成郅治。”
胜保的疏论奏上，与大学士周祖培等的言论形成合力，致使八大臣中载垣、瑞华被“诏赐”在宗人府空室自尽，肃顺处斩，褫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职，穆荫发往军台效力。辛酉政变后，“肃顺等并伏法”，载淳在太和殿即皇帝位，恭亲王奕炘立于左，惇亲王奕缮立于右。御座后设一黄幔，慈安皇太后与慈禧皇太后并坐其后，从此拉开了影响中国近代史近50年之久的“垂帘听政”的序幕。为了庆祝政变后由两宫、载淳与亲贵共同治政的这一所谓“同治新政”，特将次年年号由“祺祥”改为“同治”，鉴于胜保在政变中发挥的文武两方面的独特作用，特授予他镶黄旗满洲都统兼正蓝旗护军统领。同治三年，又因围剿捻军中“击破贼垒”，加兵部尚书衔。

同治帝载淳只活了短短的19岁，他的一生是一个悲剧

胜保在与太平天国作战时，曾收入买叛徒苗沛霖，将起义军英王陈玉成诱擒，诛于军前，被授钦差大臣，督办陕西军务。后因“擅调苗沛霖率兵赴陕，严诏斥阻，不听”，又先后与多隆阿、曾国藩、僧格林沁等将领不睦，“迭诏训饬，褒其才略，戒其骄愎，卒不悛”，引起上下不满。于是“中外交章劾胜保骄纵贪淫，冒饷纳贿，拥兵纵寇，欺罔贻误”。经僧格林沁等“察实奏上”，朝廷“密诏多隆阿率师至陕，传旨宣布胜保罪状”，将他“褫职逮京，交刑部治罪”，并籍其家。同治二年，经议政王大臣“会鞫”同审，胜保仅承认自己“携妾随营”，有违军纪，随之反戈一击，参劾上述诸人“诬告之罪”。最终，“诏斥其贪污欺罔，天下共知”，且“养筴贻患”，有“挟制朝廷之意”。胜保被“从宽赐自尽”。

刽子手在八国联军监督下斩杀被定罪的清朝官员

《清史稿》认为，胜保“屡踬屡起”，因“负气凌人”，与湘军“不相能”，加之“无自练之兵，无治饷之权；抚用悍寇而紊纪律，滥收废员而通贿赂，又纵淫侈不自检束”等，遂致获罪。这与《清实录》记载他讳败为胜，捏报大捷“藉以请奖纳贿”及“携妓随营”等“荒淫贪纵”的表现互相印证。历史一再证明：类似“屡踬屡起”之人获得重用，身上毛病往往愈纵愈多。问题官员的复出确当慎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