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tys666666 2016-09-18 13:46:10
@煦野风 ：本土豪赏1个 赞 （100赏金）聊表敬意，点赞是风气，越赞越大气【 我也要打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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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对两帖分别给予的赞赏

@fenyin520 2016-09-18 15:04:21
大家有什么好看法，赶快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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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啊

今天是“九•一八”纪念日，索兴将清初最后两位汉奸“贰臣”都发出来吧。

第六位“贰臣”贪官是

尚之信：秽迹尤著“藩二代”
——娶格格袭藩位贪欲依旧填不满

参与“三藩之乱”的三位汉人藩王中，除吴三桂系直接降清的明将，尚之信、耿精忠二人都是入清后继承父祖爵位的“藩二代”、“藩三代”，自幼沾染了许多纨绔恶习。其中，尚之信“生平秽迹”尤著，残暴贪横，每岁所收私税“不下数百万”。
尚之信，汉军镶蓝旗人；平南王可喜长子。《清史列传•逆臣传》载，尚之信自幼“随父镇所”，先后从于明将毛文龙、袁崇焕麾下……
（看个大概吧，这里先从略）

第七位身为“贰臣”的贪官是

余国柱：阿主行奸“余秦桧”
——帮皇上演“廉政秀”自己却是巨贪

余国柱出身顺治九年进士，以代序而论，已属满清朝廷一手选拔培养出来的异族政治精英。但纵观余国柱的发迹之路，仍与那些靠出民族气节、压榨中土百姓来讨好满清统治者的“贰臣”们别无二致。余国柱爬上显位、官居宰辅，更与满族权贵勾结为奸，赃私狼籍，被《清史稿》称之为康熙朝的“余秦桧”。
余国柱，字两石，湖北大冶人。《清史列传》载，余国柱进士中榜后，被授兖州府推官，在基层一干就是十几年。康熙三年，余国柱被调入朝廷，在行人司担任行人，其后又先后充任科考考官、户部任主事等业务官员。康熙十五年，余国柱在朝廷考选中得到晋升，被授户科给事中，正式进入言官行列。
康熙十五年（公元1676年），参与“三藩之乱”的靖南王耿精忠首先投降朝廷，康熙帝欲乘胜反击，集中精力克复南方反乱之地，余国柱从中看到自我表现的机会，积极发表“帮忙”言论。是年十月，他上疏道：“迩者关中底定，闽逆投诚。荡平虽可刻期，然一日未罢兵，即一日不可无粮饷。宜于浙江、江西、湖广开捐例，纳米豆、谷麦、草束，以济军需。山东、河南岁值大稔，并宜捐米，贮临河州县，支应本省兵粮，多则运解京仓。”
余国柱提出的这套增捐加税的方案，的确能解救康熙帝面临的粮饷之急，但康熙帝也十分明白，“三藩之乱”之所以响应者众，正是利用了多年来仍未消除的满汉民族矛盾。从这个角度上说，增加汉区、尤其是中原地区百姓的税赋，虽可满足一时军需，却必将进一步刺激民众不满情绪，不利于满清政权的统治，无异于饮鸩止渴。经各部评议，余国柱的提案被部分采纳：朝廷以“山东、河南需粮无几，运京徒滋耗费，浙江兵已进征福建”的实际情况，决定不增以上三省捐纳。但准许开例湖广、江西、福建三省现任官员捐加级纪录：“四品以下降革官捐复原职，余分别录用先用及顶带荣身”，也就是向部分官员、特别是那些犯了错误的官员派捐，允许他们用金钱赎罪，一并解决部分问题官员的“复出”，以及那些曾经附逆者的“归队”问题。至于这些人日后如何加倍去捞钱，靠“羊毛出在养身上”来实现自我补偿，也就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余国柱殷勤献策尝到甜头，于是更加卖力。康熙十七年五月，他再次上疏，算出全国盐税每年课征定额“不下三百余万”，但只有陕西省征税细则较为严密，有所谓“遇闰加银”，即每逢闰月之年增加一个月税收的规定。如果下令各省今后都以此为例，百姓既无反对理由，又可在相应年度为朝廷“增银二十余万”，如用于军需则“不无小补”。不久，又对京城及通州粮仓“岁进漕白三百余万”严加监督，“自后应令每十抽验一，不足则照数科算，令旧监督赔补”，依此又能增加朝廷收入。康熙帝将这两份疏请“并下部议行”，并于当年十二月为余国柱升官，转为礼科掌印给事中。
余国柱似乎摸索出了一条“成功”的经验：只要甘唱“白脸”，处处站在维护皇上和朝廷利益的立场，无论发现什么样的无聊问题及发表何等离谱的乖谬言论，都能得到首肯，受到提拔和奖掖。康熙十八年，余国柱发现一桩“用人问题”：“浙江水师提督常进功年老耳聋，非高声大呼，不闻一语。”于是，余国柱向朝廷提出弹劾，理由如下：这位老将的耳聋问题看似无甚大碍，其实性质十分严重，事关保密问题。试想，下属军官每次汇报情况都要大声叫嚷，一旦事涉要务，“秘密军机，因之泄露”，则是“所关非细”，损失重大，谁能担得起这个责任？康熙帝闻奏，想想也有道理，于是将此奏疏“下部察议”，常进功因此被罢任。
余国柱的上疏，也不都是这等鸡零狗碎之事。身为言官走狗，有时他的嗅觉也是十分灵敏。尚之信一案中，有关这位藩王的资产来源问题，就是依靠他的警觉，从相关蛛丝马迹中推断而出的。康熙十九年七月，余国柱上疏：“曩者平南王尚可喜驻镇广东，颇知奉法。自逆子尚之信叛后，恣意妄为，横行暴敛，虽势蹙归正，而鱼肉闾阎，滋害如旧。”余国柱对尚之信家中所藏逆产的认定，正是从其被捕后一段自我辩护中得到“自证”的。尚之信为反驳属下护卫张永祥对他的举报，曾反告其贪污公款，“每年私收税银一千六百两”。余国柱于是推证：上有所行，方致下有所效。既然尚之信的属下每年私收税银一千六百两，“即此可知尚之信所自收之税，当不下百万”。康熙帝听到这个数目，当即两眼放光，即命“疏下王大臣等议行”，随之“令督抚察核归公”，将这笔巨资尽收账中。至于对其具体贪污细节的进一步审查，以及人证物证什么的，也就一概免了。
鉴于数年来余国柱在朝廷汉臣中的突出表现，康熙十九年九月，余国柱被升为鸿臚寺少卿；十二月，转光禄寺少卿。次年二月，余国柱又迁左佥都御史；五月，擢左副都御史。康熙二十三年，余国柱“内升左都御史，寻迁户部尚书”。二十六年二月，授武英殿大学士，跻身内阁，官职正一品，位列汉臣之首。其间，余国柱曾任江苏巡抚，很想利用掌管地方经济的机会为主上谋点福利，于是“疏请增设机房四十二间，制造宽大缎疋”，以便向朝廷进贡。对他的一番“美意”，康熙帝在“心领”的同时，下旨责问：“宽大缎疋非常用之物，何为劳民糜费？”于是“斥所奏不行”，借机表演了一次廉政秀。为了在当地创造政绩，余国柱屡次奏请对淮、扬二州府属的“水退涸出地”补征税收，这又给朝廷创造了一次展现“爱民仁政”的机会：朝廷派新任巡抚汤斌进行核查，认为这些涸出地“皆未耕种”，且有五千九百四十余顷仍然水淹，于是予以免征税赋。
余国柱的事败，起于他爬上高位后对满族重臣、大学士纳兰明珠的百般依附。《清史稿•余国柱列传》载，汤斌继任江苏巡抚后，余国柱曾“索斌献明珠金”，命他替自己向明珠“进贡”行贿。《清史列传》则载，康熙二十七年二月，御史郭琇弹疏劾余国柱“在内阁票拟，承顺大学士明珠指麾，轻重任意，即有舛错，同官莫敢驳正”。余国柱还利用各地督、抚、藩、臬职缺的“资源”，与明珠等权要“展转援引，总揽贿赂”；并利用“保送学道及科道内升出差”，向当事人“居功要索”。是年，余国柱以“党援、贿赂诸弊”受到革职处分；次年三月，又因被黜后“挟辎重往江宁省城，购买第宅，广营生计，呼朋引类，垄断攫金，借势招摇，显违禁例”等受到追究，“寻卒于家”。
余国柱落马的主因，自然是他“党援”满臣，踩了汉臣的“红线”。但这个一向以廉察别人自居的走卒，自己竟如此赃私狠籍，大约也是康熙帝当初没想到的。后世欲行廉政者，遇如此下属亦不可无察。

配图1、清朝初期沿袭明制,设四殿二阁大学士。武英殿位于北京故宫外朝熙和门以西，与文化殿成一文一武。康熙皇帝八岁登基，十六岁擒拿鳌拜的场所就在武英殿。


配图2、在清帝看来，只有满族“自己人”才配称“奴才”。直到余国柱死后多年，雍正帝上台，仍不许汉臣称奴才。图为雍正帝朱批奏折，抬头“湖广总督奴才杨宗仁叩首恭”处批道：“称臣得体”

@沧海一声笑123 36楼 2016-09-19 01:02:00

绝对喜欢，好帖子不多哦，顶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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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康雍大帝”岂明主　“宽严皆误”缘制度
那些属于“自己人”的贪官们

清初的“康雍乾大帝”如今正被一些人奉为“千古伟帝”，似乎要取三皇五帝和历来公认的贤君汉文帝唐太宗而代之。殊不知这些“威风大、派头足”的满清皇帝在吏治方面都还远够不上“明主”的称谓。争权夺嗣的需要及清廷固有的狭隘政治观和制度缺陷，常使他们在反腐问题上处于“宽严皆误”的被动局面

鳌拜：叛誓堕腐死狱中
——金庸《鹿鼎记》充分写出其任性
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正月，年仅23岁的顺治帝福临因病晏驾，遗诏立7岁的皇三子玄烨为皇太子，继帝位，命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为辅政大臣。四辅臣随即鸣誓，要“协忠诚，共生死，辅佐政务。不私亲戚，不计怨仇，不听旁人及兄弟子侄教唆之言，不求无义之富贵，不私往来诸王贝勒等府受其馈遗，不结党羽，不受贿赂，惟以忠心仰报先皇帝大恩”。但四人一俟受事，逐渐言行背离，其中尤以排名最后的鳌拜叛誓最甚。
鳌拜，满州镶黄旗人，瓜尔佳氏，满州镶黄旗人，皇太极时代勋将卫齐第三子。《清史列传》载，鳌拜最初以护军校从征，屡立战功。天聪八年，授骑都尉世职，任参领。崇德二年，与明军在鸭绿江口海面进行夺岛作战，冲锋在前，“敌军披靡”，进三等男爵，并赐“勇将”称号。几年后清军围攻锦州，与明总督洪承畴作战中“辄当先陷阵，五战皆捷”。后“长驱入边，败明守将，进薄燕京，略地至山东，三败明兵，斩杀甚众”，于崇德八年论功晋三等子爵，“赉金帛甚厚”。顺治元年，随大军打进北京城，次年“考核群臣功绩”，以“忠勤戮力”，晋为一等子爵。由上可见，鳌拜出身勋贵，却作战骁勇，他的地位，是靠自己在战场上一步一个脚印拼杀出来的。
满清入关后，鳌拜的命运却突然间一度陷入低谷，而这一切，又都是从他得罪了当时的摄政王多尔衮开始的。顺治二年，鳌拜随从英亲王阿济格南征湖广，搜剿李自成余部。其间，多尔衮以贻误战机、谎报军情将阿济格治罪，命鳌拜等于军中“集众”宣布其罪状，鳌拜抗命不遵，“匿之不以示众”，被论罪罚锾，损折了不少银子。后来，跟随肃亲王豪格进剿大西农民政权，在四川斩张献忠于阵中，立了汗马之功。但顺治五年，却又因属下参领希尔根“冒功争赏”而坐失察之罪，被革去世职。接着，鳌拜被告发曾于顺治帝继位前谋立肃亲王豪格，犯有“私结盟誓”等罪，被论死罚赎，当初得到的金帛奖励，几乎已罚没殆尽。再后来，鳌拜平息姜瓖兵变，又立大功；紧接着，多尔衮病重、贝子锡翰擅自报请顺治帝探视被责，鳌拜又以目击其非不报而坐罪，降为一等男爵。
顺治七年底，多尔衮病死，顺治帝亲政，朝廷重新洗牌，鳌拜被晋为三等侯爵，并于顺治八年担任议政大臣，叙功，再次晋为一等侯爵。顺治九年，鳌拜“自陈劳绩”，向顺治帝表白自已因忤逆多尔衮，多年来被“屈抑战功”，受到不公平待遇。顺治帝责承有关部门议定，将他晋为二等公爵，赐予世袭，免死两次，先后加授少保兼太子太保，少傅兼太子太傅等衔。顺治帝驾崩后，鳌拜又奉遗诏，受顾命，与大臣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共为辅臣，辅佐年幼的康熙帝继位登基。
鳌拜长期被多尔衮辖制，深受其害，原本恨透了其专横跋扈的执政作风。但非常令人不解的是，一旦摆脱多尔衮的压制，得以重权在握，鳌拜反而却步其后尘，为官作风之恶劣竟有过之而无不及。受事伊始，鳌拜即威福由己，以显示自己的强势：他与大臣费扬古素有矛盾，又因费扬古的儿子侍卫倭赫等人在御前直守时“不加礼辅臣”，对他态度有些简慢，便以其“擅乘御马，取御用弓矢射鹿”论罪，处斩弃市。费扬古表达丧子之怨，也被弃市，剩下几个儿子一同论死，家产籍没。鳌拜的连襟苏克萨哈隶属正白旗，与鳌拜话不投机，“积而成仇”。鳌拜“恨屋及乌”，于是打算将本属于正白旗的蓟州、遵化、迁安三地庄园改拨给镶黄旗，而“别圈民地给正白旗”。正白旗对这一政策十分不满，主管户部的大学士苏纳海出面议阻，又与直隶总督朱昌祚一同提出应叫停此事。两旗之间也由此“较量肥瘠”，相持久而不决，致使大片耕地抛荒，百姓失业流落。鳌拜感到十分难堪，于是迁怒于苏纳海、朱昌祚，以“拨地迟误”、妄奏扰政为由，将二人逮治，一并弃市，“以洩其忿”。此事既然牵连了这么多人，鳌拜的那个连襟苏克萨自然也难逃厄运，不久便被定上“蓄异志”等乌有之罪，处以磔刑。对此，少年康熙帝曾予反对，认为苏克萨有冤，鳌拜闻旨，竟“攘臂强争”，硬是将苏克萨处死，并“诛其族属”。
鳌拜最初接受顾命时，列于遏必隆之后，排名垫底。但自从首席辅政大臣索尼死后，每逢班行章奏，鳌拜皆列辅臣之首。他整日与其弟穆里玛、侄塞本特、讷莫及满籍大学士班布尔善、尚书阿思哈、噶褚哈、玛尔赛、都统济世、侍郞泰必图、学士吴格塞等党比营私，很多朝廷要事在家中定议，然后施行。侍读熊赐履应诏陈时政得失，指出他们一伙把持朝政，“但知趋目前尺寸之利，以便其私图”。鳌拜“闻而恶之”，于是请求禁止言官议政，不得上书陈奏。康熙六年（公元1667年），13岁的康熙帝开始“躬亲大政”，对鳌拜实施怀柔政策，为他加一等公，命其子纳穆福袭二等公爵，次年，又为鳌拜加太师，其子纳穆福加太子少师。但鳌拜并未如康熙帝所期冀的那样“感恩悔罪，克保功名”，反倒益发专恣强蛮。当时，有盗贼窃走其马，鳌拜将盗马贼捕杀，竟连御马的牧长也一并杀掉。另据《清史稿•鳌拜列传》载，时逢户部满籍尚书缺员，鳌拜欲任命亲信玛尔赛补缺，康熙帝则想让另一大臣玛希纳充任此职，鳌拜为达到目的，竟编造理由，为户部配置了两名满族尚书名额，然后“强请除授”。当时，户部由汉族尚书王弘祚主持工作已久，玛尔赛刚刚补任，“不得自擅”，于是“因事齮而去之”，寻机将王弘祚排挤掉。
少年康熙帝已全面接掌朝政，鳌拜仍不以为意，唯务专权，终至玩火自焚。《清史稿•圣祖本纪》：康熙八年五月，“上久悉鳌拜专横乱政，特虑其多力难制，乃选侍卫、拜唐阿年少有力者为扑击之戏。是日，鳌拜入见，即令侍卫等掊而絷之。”有关康熙帝如何命一群小太监假装游戏，又如何“智擒鳌拜”的故事，金庸在《鹿鼎记》中有生动描写，虽不一定完全真实，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鳌拜的过于自信，已使他丧失清醒。鳌拜被捉后，被众臣“列陈大罪三十，请族诛”。康熙帝随即下诏，认定鳌拜“结党专权，紊乱国政，纷更成宪，罔上行私”，罪当正法。特念其效力年久、迭立战功而“不忍加诛”，决定“姑从宽革职、籍没，仍行拘禁”。不久，鳌拜死于狱中。
清人许指严掌故集《十叶野闻》载，顺治帝虽英年早逝，但生前崇佛，曾多次计划出家，所以对身后之事应早已有所打算，不至于如此所托非人。进而推断，鳌拜等人受顾命辅政的遗诏乃是伪造。其实不论这一推断是否可靠，就算遗诏是真，皇帝火眼金睛，其钦定的辅臣，也难保证日后就一定不会腐败。毕竟，人是会变的，反腐防变，靠的不是眼力，而是制度。

配图1、智擒鳌拜时，康熙帝正当年少 。

配图2、不可一世、居功堕腐的老年鳌拜

@雪峰004 2016-09-19 01:09:14
不太了解这个的，觉得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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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鼓励，欢迎常来

@沧海一声笑123 2016-09-19 01:02:07
绝对喜欢，好帖子不多哦，顶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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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鼓励，欢迎常来

@我不为你停留 2016-09-19 01:24:40
以后真的注意了。。。 楼主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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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关注，欢迎常来

@淘_宝 2016-09-19 13:19:29
好,应该顶，今后继续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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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关注

@淘_宝 2016-09-19 13:19:29
好,应该顶，今后继续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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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顶贴，继续努力

@飘翎2004 2016-09-19 13:57:23
这个方面的话题的 都讨论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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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讨论

@小兔子7562 2016-09-19 20:22:23
好贴，望楼主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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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坚持

@潇湘尘影 2016-09-19 02:39:02
的确好帖子，推荐加精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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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谢

@urans663159 2016-09-19 23:24:42
太神了,好贴，我双手赞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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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关注，常来！

索额图：贪侈饶裕倾朝右
——养犬论暴露康熙帝“纵贪养忠”

索额图是康熙早年顾命辅臣索尼之子，后协助康熙帝清除鳌拜势力有功，一度深得信任宠用，成为朝中首屈一指的权臣。索额图“权势日盛”之时，即因“怙权贪纵”、“朋比徇私”等，不只一次遭康熙帝训斥，却“怙过不悛”，“罔知愧悔”。直至晚年骄纵皇太子允礽，与之合谋篡夺皇位事败，才真正受到康熙帝制裁，被定为“本朝第一罪人”。
索家父子原为赫舍里氏，满洲正黄旗人。关于索额图究竟是索尼的第二子还是第三子，《清史稿》与《清史列传》相关传记中的记载存在分歧。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尽管索尼生前曾为康熙四辅臣之首，但索额图并未能从他的这位地位显赫的父亲那里继承到任何世袭爵位。索额图的兄长噶布拉因为是康熙帝原配孝诚仁皇后的生父，被“推恩”封为一等公；而索额图的两个弟弟心裕和法保，则一个“袭索尼初封一等伯”，一个“袭索尼加封一等公”，唯独索额图两手空空，入仕要从底层熬起。他当过史官，做过侍卫，又慢慢从三等 “洊升一等”。直到索尼去世一年后的康熙七年，索额图才被朝廷授予了一个吏部侍郎的从二品官职。据此，有些学者认为索额图应该不是索尼嫡子。但不论嫡出也罢，庶出也罢，经历多磨的索额图早年却是兄弟中最精干的一个，而且最终成为了其父政治地位的继承者。
索额图的政治发迹，是从协助少年康熙帝推翻鳌拜专权实现亲政开始的。传载，康熙八年五月，索额图“自请解任效力左右，复为一等侍卫”。为什么要放弃做得好好的吏部侍郎官职，而要继续回到宫中去当一名侍卫？这要从当时宫中的形势说起。康熙六年，索额图的父亲、位列顾命四辅臣之首的索尼因病去世后，鳌拜失去制约，开始专权擅政，骄横跋扈。日渐长成的少年康熙帝对此十分不满，以索额图的身世及经历，也自然会厌恶鳌拜，站在康熙帝一边。《清史稿•圣祖本纪》载，康熙八年，“上久悉鰲拜专横乱政，特虑其多力难制，乃选侍卫、拜唐阿年少有力者为扑击之戏”，并于五月的一天，乘鰲拜入见，“即令侍卫等掊而絷之”。这个时间，与索额图回到康熙帝身边重做侍卫的时间大体相当。但仔细分析，以索额图的年龄辈份，已不可能充当康熙帝身边侍卫中的“年少有力者”，所以结论只有一种可能：索额图对此事的参与，不仅只是像金庸笔下的韦小宝那样，凭着几招花拳绣腿出把力气，而是更加深入；他才是整个“智擒鳌拜”事件的幕后策划和导演者。
关键时刻，索额图确实充当了少年康熙帝的智囊和主心骨。据满清皇族、礼亲王眧梿所著史料集《啸亭杂录》中记述，鳌拜曾“托病不朝，要上亲往问疾”。康熙帝“幸其第，入其寝”，发现鳌拜有造反预谋，返驾后当即以“弈棋”为由，“召索相国额图入谋画”。数日后，伺鳌拜入见之日，康熙帝及一群少年侍卫才有了“智擒鳌拜”、“声色不动而除巨慝”的一番壮举。由事后索额图地位的突飞猛进，也不难看出他在此事中功劳之大——传载：“及鳌拜获罪，大学士班布尔善坐党诛，授索额图国史院大学士，兼佐领。九年，改保和殿大学士。十一年，世祖实录成，加太子太傅。”
索额图做上保和殿大学士，已是位居阁臣，官至极品。但清初官制，内阁有四殿二阁，阁臣实行“复职”的双轨制，各有满、汉大学士一人，也即共有十二位阁臣。这比明朝的大学士数量增加了很多，因而权力也被大幅度稀释化。为了更加专权，索额图开始发动权力斗争。汉人大学士熊赐履因“素有才能，居官清慎”，颇受康熙帝器重，索额图则于康熙十五年，联合大学士巴泰、杜立德等，以熊赐履工作中“票本有误”予以疏劾，将其罢归。康熙十八年，在朝廷举行的京察大考中，侍讲学士顾八代因“随征称职”，被翰林院以“政勤才长”注考，索额图则改注“浮躁”，将他降调贬职。索额图权势日盛“朋比徇私，益加贪黩”，与阁臣纳兰明珠“互植私党”，“贪侈倾朝右”。
《清实录》载，康熙十八年秋天，北京城发生大地震：“军民房屋，多有倾倒”，死者甚多，“不能棺殓”。康熙帝下诏罪己，以期“挽回天心”，其中提到“朕躬不德，敷治未均，用人行政多未允符”，以致“大臣不法、小臣不廉”，“或罔上行私，或贪纵无忌，或因循推诿，或恣肆虐民”。《清史稿》载，此时，左都御史魏象枢乘机入对，具陈索额图“怙权贪纵”，请求予以“严谴”。翌日，康熙帝召索额图及诸大臣训话：“兹遘地震，朕反躬修省。尔等亦宜洗涤肺肠，公忠自矢。”。康熙帝特别警告索额图等人，指出他们自任用后“家计颇皆饶裕”，其巨额家产之来源殊为可疑，“若事情发觉，国法具在，决不尔贷”。其后，又书写“节制谨度”榜额，赐给索额图等人，作为警示。
但教育不是万能的，索额图继续市权贪贿，大发不义之财。传载，索家“巨富”，达到“通国莫及”；其家人倚仗其权势，个个也都生活腐化。其弟心裕“素行懒惰”，在朝廷值守时“屡次空班”，被康熙帝发现，交由索额图处置，索额图却加以庇护，只以“罚俸一年”应付了事。其弟法保早先即曾因“懒惰”被革职，又“不思效力赎罪，在外校射为乐”，索额图对他“亦不教训”。索额图专权跋扈，“在朝诸大臣无不惧者”；皇帝对其“骄纵”之状“时加戒饬”，他竟也当作耳旁风，“并不悛改”。康熙二十三年，皇帝将其劣迹交议政王大臣会议评议，议政王大臣等议覆，建议将索额图兄弟罢官、夺爵，予以严惩。这次，康熙帝又是“高举轻打”，批示从宽处置。此后近二十年，索额图曾奉命赴东北参与中俄尼布楚谈判，赴西北随御驾征讨噶尔丹、平定准噶尔等。战斗中，索额图曾因表现不够英勇、不肯穷追敌军而被连降四级，至噶尔丹败亡，才被官复原级。
索额图在政治上的失足，与康熙帝晚年废太子事件密不可分。康熙四十一年，皇上视察黄河至德州，中途皇太子允礽（一名胤礽）染疾。《清史稿》载，当时，皇太子已“渐失上意”，而索额图已是“以老乞休”致仕的闲人，又是允礽的娘家长辈，故受命“自京师至德州侍疾”。一年后，索额图却突然被康熙帝下令逮捕，不久即“死于幽所”。又过数年，皇太子“以狂疾废”，康熙帝宣谕其罪状，才道出了当年索额图之死的真正原因：“索额图助允礽潜谋大事，朕知其情，将索额图处死。”
据年老的康熙帝透露：当年索额图“怀私”，借侍疾“倡议皇太子服御俱用黄色”，致使皇太子存心谋篡之意。故而认定：“索额图诚本朝第一罪人也”。《清史列传》详载索额图被捕时康熙帝的训话，内有“养犬尚知主恩”数语，将多年来故纵其贪以换取他效忠的心思一语道破。然而，事实却再次无情地见证了这种狭隘政治观的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