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贴简介：
贪腐败政，历代皆然。二十世纪，满清和民国的接连败亡实为殷鉴未远；近百名“老虎”级重磅贪官的背后隐情，也正在今人不断挖掘和拷问下逐一解密，透现出历史的真相和深刻启迪。这里连将连续更新的，是迄今为止国内收录人物最全的一部历代贪官评传的涉近现代部分（该书先秦至明末部分《贪腐史鉴——二十四史上的那些贪官们》已由法律出版社出版上市）。作者坚持以正史为依据，佐以数百种遗存典籍及新近发现的珍贵历史档案，史料详实，内容出新，叙事凝炼，文字泼辣。



第一章 满人入关后做了“贰臣”的
那些“潜伏”下来的贪官们

当年顺治帝提出“使功不如使过”的用人之策，不过是迫于满清入关之初人才稀缺的权宜之计；一大批明朝叛节奸臣复出后“故习不移”的表现，也充分显现了干部“带病上岗”的种种弊端。


土国宝——“深染明末劣习”坏了清廷形象

明朝覆亡，一大批所谓“胜朝旧臣”降附满清新朝廷，这些人命运都很可悲。将近一百年后，清乾隆帝颁旨，命国史馆将这些人编列《明季贰臣传》，指责他们“遭际时艰，不能为其主临危授命”，虽对满清有“臣事兴朝”之功，终究“有亏于大节”。乾隆皇帝借此摆出一副“大中至正”的姿态，实有讨巧卖乖和作秀之嫌；但贰臣传中，身仕前朝既已“行素不端”，叛降再仕后“惟务靦颜持禄”、甚至“嗜利偷生”、继续贪腐，因而被列入“乙编”中的冯铨、土国宝之流，其行丑秽，确应昭之于史，以警后人。
土国宝，山西大同人，在明朝曾任总兵。《清史列传•贰臣传》载，清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满清入关统治不久，土国宝即“投诚”清军，以原官被清朝录用。据《明实录》载，土国宝是在崇祯十六年底被明廷任命为都督佥事总兵官，派他“镇守河南”，镇压农民起义的。而清军入关后，李自成的“大顺”政权及张献忠的“大西”政权仍在抵抗。此时的清军，正承受着与农民军残部和南明军队两线作战的重负，所以土国宝降清后，立即被清廷继续留任当地，以对付中原一带的农民军。此间，土国宝曾奉檄前往河南内黄，与清将一同讨剿“土贼”，俘获多名农民军首领，战绩颇丰。到了顺治二年，土国宝随多尔衮胞弟、豫亲王多铎进攻南明，攻陷江宁，并奉命会同清将李率泰“招抚苏州、松江诸郡”，因功被清廷授职江宁巡抚。但这时，土国宝却做出意外之举：《清实录》载，顺治二年九月，“江宁巡抚土国宝自以武夫不堪巡抚重任，疏请罢职，不允。”强调自己是一介武夫，声称不堪督抚之任，无非都是借口。弘光政权刚刚沦陷，江宁百姓亡国之痛犹剧。身为降将，无颜面对故都民众，这恐怕才是他推辞的真正原因。
土国宝没想到，他的“谦辞”竟歪打正着。事实证明，面对当时的复杂局面，土国宝的才干确是难当其任。当时，清军虽已攻陷江宁、扬州等地，但不少地方仍有零星抵抗。身为一介武夫，土国宝一开始在军事上尚且发挥正常：原南明漕运总管田仰以崇明为根据地，经常袭击周边地带，搔扰清军，土国宝率军前往剿灭，“俘斩甚众”。但接下来的一个对手，却让土国宝吃尽了苦头——原南明兵部尚书史可法抗清阵亡后，扬州城惨遭十日屠城，史可法督师扬州时的手下监军吴易仍组织残部，出没太湖一带，与清军展开水战。残明皇族唐王朱聿键在福州称帝后，欲发展敌后武装，又向吴易加封官爵。吴易武装力量不断壮大，曾攻入吴江，杀掉清朝新委任的县令，将库藏洗动一空，并在水上大败清军援兵。清将吴胜兆沮丧地说：“渡江以来，未有此败！”（事见计六奇《南季南略》）
土国宝对吴易这个对手头疼不已，派人招降，不从，便“檄兵防剿”，布置攻防。不久，吴易手下一名“侦卒”在松江被擒，土国宝如获至宝，亲自审讯，此人供出苏州诸生王伯时、隐居处士文乘等，都是吴易的同党、潜伏的“内应”，土国宝于是“缚二人杀之，籍其家”。但文乘是当时的江南名士，是大名人文天祥、文徵明的后代，也是崇祯朝大学士文震孟之子。文乘临刑前赋绝命诗云：“三百年前旧姓文，一心报国许谁闻。忠魂今夜归何处，明月滩头吊白云。”此诗一经流传，人们纷纷将文乘的死与抗元英雄文天祥联系起来，民族情绪更加昂奋。这一事件，也使满清收拢汉族士人的政策受到很大打击，所以朝廷闻知非常愤怒，特意下旨“切责国宝擅杀”，最终“下所司察议”，给予“降调”处分。
顺治四年八月，土国宝受命“以布政衔管江南按察司事”，逐渐得到复用。顺治五年五月，土国宝官复原职，“仍授江宁巡抚”。土国宝复出时，江宁一带战事已停，他也随之转向经济管理领域，动起了“创收”的脑筋。满清接管江南后，苏、松、常、嘉、湖五府仍沿用明朝贯例，每年需向朝廷缴纳专供宫廷和百官享用的粳、糯一类额外漕粮，称为“白粮”。同时，清廷为了安抚民众，决定取消过去“民以为苦”的由民户输运的做法，恢复明朝初年曾实行的白粮官运制。土国宝为此进言说，过去民户为运送白粮“往往倾家”，如今改为官运，则增加了官府的经费负担，请求准许在苏、松、常三府向民间摊派运费，并表示这样做在为朝廷节省经费的同时，百姓负担并不会因此增加很多，应是“民皆乐从”。但此时清廷统治伊始，正极力推行“仁政惠民”举措，当即降谕驳斥：加派运费作法有违减负民间的弘旨，岂容轻议！为慎重起见，朝廷下令有关部门察核，以弄清输运白粮中是否果有“官运经费不敷”的问题，部臣查后回秉，认为经费“未尝不敷”，如果能杜绝“克减、虚冒诸弊”，还能富富有余。土国宝的“创收”动议于是遭到驳回。
土国宝作为一名深染明末劣习的军阀，降清后仍惯于各种虐民敛财的做法。早在他担任江宁巡抚之初，还在为扑灭残明武装而焦头烂额之际，即已将贪婪的目光瞄向了江南土地。自古官绅中开明仁义之士有置办义田、恤贫助困的良好传统，明嘉靖年间名士顾正心家境殷富，曾在华亭县（今上海松江一带）置义田四万八百余亩，以“膳宗族、助差徭者”。土国宝初抚江宁，即以供给兵饷为名，趁战乱到这片义田中强收稻米四万三千余石。土国宝受处分被“降调”之后，此事暴露，清廷户部尚书巴哈纳、谢启光等核议：“兵饷、匠粮，皆有正项取给”，不应擅用义田之米，主张“责国宝偿还”。顺治六年，土国宝再次疏请“加派民赋”以佐军需；给事中李化麟疏言：“加派，乃明季弊政；民穷盗起，大乱所由。我朝东征西讨，兴师百万，未尝累民间一丝一粟。今国宝遽议加派，开数年未有之例，滋异日无穷之累。”于是，朝廷批复：“黜国宝奏不行。”又一次将其敛财冲动打压了下去。
顺治八年，少年顺治帝爱新觉罗褔临亲政，开始推行其崇儒亲汉、廉政抚民的施政理念。当年十月，即有巡按御史秦世祯疏劾土国宝的贪敛丑行，说他以增造营房为名，于苏州府城内“按廛纳税”，敛银数万两；又“逾额滥设胥役”，借机婪取数千两。此外，土国宝接受嘉定知县随登云的赃贿，纵容他采用绑票手段，“每指富家为盗党，入财乃释”，公然敲诈民间财富。土国宝还接受其外甥、武官杨国海每月馈银三百，放纵他违法经营，“市私盐及硝磺”牟利。疏上，土国宝等人被革职侯审。就在即将被逮捕前，土国宝“畏罪自经”，悬梁而死。随后，其犯罪事实“鞫证皆实”，家产也被追赃入官。
三千年前商周之变，伯夷、叔齐不食周粟而死，“一臣不事二主”的士节观念便已深入人心。于今看来，这种“抱节守志”虽忠君色彩浓厚，但作为“忠孝节义”的组成部分，却也支撑了古人做人为官的完整信仰。反观土国宝贪蠹败政之始于败节，亦足见信仰对于廉政的不可或缺。

一百年后乾隆帝阅毕《贰臣传》所作“上谕”，对清初汉族投满的“贰姓之臣”十分鄙夷。

耿焞：封祖荫子皆浮云
——曾为“优抚汉臣”对象死后遭追赃
清朝国史馆编写的《明季贰臣传》虽奉旨数度增删，得皇上御览钦定，却也并非无所疏漏。比如顺治朝继土国宝之后受到弹劾、同样被治以重典、引发“天下肃然”的另一贪官典型耿焞，就成了其中漏网者。耿焞曾为明末监军，与左良玉共事南明；降清后高官厚禄，享正二品服俸，父祖坟墓也得到顺治皇帝题碑封赠。却因为“贪婪昭著”、“犯赃狼狠籍”被连降十级，革职议罪，病死后家产籍没入官。
耿焞生于关外，世出名门。据清修《临榆县志》载，其先耿炳文，“明时以功封长兴侯”，是朱元璋诛杀功臣后硕果仅存的几位开国大将之一。“靖难之变”，耿炳文随建文帝兵败，耿家世爵被朱棣所夺，“后裔避居辽左，世隶辽阳籍”。耿焞的父亲耿国才博学贤明“著闻乡里”，明末见国事日非，“乃决计不求仕进”，任侠结客，放浪形骸，终老于抚宁一带山海之间。与其父道路不同，耿焞自幼在家乡读书求进，关外沦陷后入关从军，当上将领，崇祯末年“入楚监军”，并与宁南侯左良玉共事南明。南明弘光元年（公元1645年，清顺治二年），宁南侯左良玉起兵“清君侧”病死舟中，其子左梦庚不久降清，耿焞也跟着“投诚”满清。后协助清军攻占江西有功，被委任为当地布政使，随即官升江西巡抚。
耿焞降清后，一度官运亨通。据《清世祖实录》载，顺治四年，耿焞由江西巡抚升为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巡抚顺天等处。顺治五年，又擢升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总督宣大山西兼理粮饷、宣大山西总督等职。但当年十二月，耿焞却突遭变故，因手下另一降将姜瓖兵叛大同而被免职。姜瓖原任明朝大同总官兵，后接连降于李自成农民军及清军，也是个贯于投机的反复之人。此番又倒戈反清，则是因为以阿济格为首的清军将领肆意凌虐当地官民。耿焞同为明朝降将，又是大同总督，自然要受到牵累，于是先被革职“下法司议罪”，后降为巡抚、又降为左布政使，次年改任山东布政使司左布政使。后来，多尔衮病死，阿济格发动叛乱被镇压，耿淳的境况才有所改善。
顺治帝亲政后，优抚汉臣，于是顺治八年，耿焞亡父耿国才获得追封：“奉天承命，皇帝制曰：扬名显祖，为子者愿以令德归之父考……尔耿国才为山东布政使司左布政使耿焞之父，义方有训式，榖无惭念，尔嗣之勤劳，既克家而报国……兹以覃恩，特赠尔为通奉大夫。”耿焞立即跑回山海关，为其父修墓勒碑，将皇帝制诰刻在碑阳，又将父祖事略志于碑阴。并将自己降清后曾担任过的那些要职统统刻上，借此荣宗耀祖，“以光泉壤”。两年后，耿焞获赐蟒袍一袭。顺治十一年，终于晋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抚山东，基本官复原职。顺治十四年，皇帝下诏：“巡抚山东、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耿焞考满，加兵部右侍郎，荫一子入监读书。”至此，耿焞自投降满清后，封祖荫子的“理想”都已实现。就在耿焞志得意满之时，他所精心掩藏的种种问题，却像雪山崩塌一般纷纷暴露。以下便是《清世祖实录》中关于耿焞所受弹劾及处分的记载：
顺治十五年十一月丁酉：“湖广道监察御史冯班参奏，山东巡抚耿焞庇贪纵恶，溺职欺君。下所司察议”；
顺治十五年十二月丁丑：“以山东潍县等处欺隐废藩地亩九百余顷，降巡抚耿焞七级调用，其经管道府县等官俱下部议处”；
顺治十五年十二月乙酉：“吏部议覆御史冯班疏言，山东巡抚耿焞纵所属营弁肆虐地方，捏报开垦屯地及地亩钱粮，应革职。得旨：耿焞著再降三级，调用”；
顺治十六年闰三月丁亥：“山东巡按程衡劾奏山东巡抚耿焞贪婪昭著，列款以闻。得旨：耿焞著革职逮问。”……
由上述记载可见，耿焞庇纵下属侵占田亩、骗报官银、贪财聚敛的事被连连爆出，短短几个月，他就从一名堂堂封疆大吏、清廷正二品大员而连降十级，锒铛入狱，成为顺治帝整顿吏治、打击贪官的一个突出典型。
顺治十七年春正月，经过将近一年的审理，耿焞案件有了初步结果：“刑部奏言，原任山东巡抚耿焞婪赃六千有奇，鞫审真确，情罪重大，应立斩，家产籍没入官。济南知府贾一奇为耿焞心腹，婪赃六百余两，应立斩。济南同知杨桂英婪赃一千五百有奇，应立斩，家产籍没入官。中军张有才过付银两。潍县知县尚祜卿擅动库银媚献耿焞，俱应立绞。疏入，下三法司核拟。” 这下，一个以巡抚耿焞为首，府县各级官员上行下效、层层勾结的贪污受贿网络被揭开，山东政界为之震动，朝野一时议论纷纷。
顺治十七年夏四月，耿焞案件审理继续深入：“三法司覆议，原任山东巡抚耿焞贪婪情实，应照初议立斩，籍没。得旨：据审耿焞被参各款，进香用库银，不准开销；送家眷用民车，不发工钱；票取潍县库银。此三款俱有供证。而耿焞未经招承其余各款，俱称审无实据，今遽拟斩决，以示严惩，但事关重辟，应加详慎，著并贾一奇、杨桂英、张有才等再行详审确供具奏。”从记载中不难发现，耿焞不仅是一名侵贪了数千两钱粮的巨贪，而且在生活中随处苛剥民众，欺压百姓，也是个激惹民愤的腐败臣僚。
随着顺治年间整顿吏治力度的加大，两位宰相级的大人物也被揭出：顺治十七年六月，都察院左都御史魏裔介劾奏：“大学士刘正宗阴毒奸险，而大学士成克巩相为比附，蠹国乱政，不止一端”。劾章进而揭发，刘正宗之弟刘正学在清末“亡命入海”，担任过郑成功的总兵，后未经自首而“潜归”，耿焞为讨好刘正宗，便遵其嘱托，将刘正学题授为文登守备。接着，浙江道监察御史季振宜也劾奏：耿焞不仅利用山东巡抚之职为刘正宗的弟弟安排职务，还利用兵部侍郞的权力，将刘正宗的家人李弼也按排进军中“钻充兵部差官头领”。刘正宗兄丧，耿焞又“借送奠礼为名，馈以三千金”，向他大行贿赂。
就在案件越审暴露问题越多时，耿焞在狱中惊惧交加，竟然一命乌乎了。顺治十七年十二月，内阁大臣会同刑部审奏耿焞一案，提出“耿焞已经病故，相应免议”。耿焞虽免受诛戮，但追赃问题仍未了结。在顺治帝责承下，内阁大臣同刑部议奏：“贪官未经流徙身故者，家产例不籍没。今耿焞身系巡抚，不思尽心报国，赃私累累，情罪重大。除耿焞妻子外，家产仍应籍没入官。”顺治帝下旨“从之”。
据报道，在河北省秦皇岛市抚宁县九门口村，耿焞于清顺治八年所立石碑至今仍存，碑文款识宛然，只是已倾倒在田地里，无人扶立。墓中的“封翁”耿国才若泉下有知，想来宁可不要那“奉天诰命”的追封，也不愿看到儿子为此变节堕腐的可悲结局吧。

配图：1、山海关城门老照片
2、《清实录•世祖实录》内页

清朝以前直至先秦的贪官评传已出版，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在网上查找。

@北漂部落00 4楼 2016-09-16 02:40:00

顶起来！！不好碰到的好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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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中秋快乐！

吴惟华：害民敛财遭鄙弃
——多尔衮一死“恭顺侯”跟着倒台
崇祯十七年，满清睿亲王多尔衮督师攻打北京，吴惟华“缒城投顺”，从此开始了他效命清廷二十多年的复杂经历。吴惟华投降清军时的身份是明末诸生，尚未仕于明朝，所以从严格意义上讲，被写进贰臣传中有点冤枉。但他一心讨好满清、甘效主子犬马的作法，比起其他“贰臣”来有过之无不及；至于“害民敛财”、婪赃无数，更是不逊于其中所有贪官。
对于刚刚占领了京城的满清摄政王多尔衮来说，吴惟华这个投效于他的年轻人有点特别。《清世祖实录》载：顺治元年（即明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五月，“应袭恭顺侯吴惟华请招抚宣天山西自效。摄政和硕睿亲王许之”。从史官加给他的这个称谓看，吴惟华当时对自己身份的介绍，大概也着实费了不少口舌。吴惟华是蒙古人，其先祖吴允诚原名把都帖木儿，本是甘肃塞外蒙古部落一名高官，官至平章。《明史•吴允诚列传》载，把都帖木儿当年率众投靠明朝，引起塞外番邦“降附者益众”，对制约瓦剌势力发挥了重要作用，被明成祖朱棣封为恭顺伯，赐以汉姓。吴允诚死后，其子进为侯爵，又经历七代传袭，传到吴惟华的哥哥吴惟英头上。吴惟英在崇祯十六年底亡故，兄终弟及，恭顺侯的爵位正要由吴惟华继承，便赶上明朝覆亡。“恭顺”这个封号，本来就是为奖励投降者而特设，轮到吴惟华继承，又正好回归了它的本意，恰如专为他定做的一般。
吴惟华降清后，为显示他效命于大清的能力，提出可以利用自己家族在朝野所享有的余望，帮助动员各地残明守将“投诚”归降。多尔衮对其家族情况审查属实，决定让他着手一试。当时，江南一带明军抵抗激烈，清军因“粮道阻绝”，难以继续向前推进。吴惟华于是进言：明朝负责统理漕运事务的官员，是驻扎淮阳的总兵朱国弼，而其手下部将张国光，则是吴家的世交。可以作书劝降，“谕令来归，俾通漕运，以给兵食”；信件通过张国光传递，还可以适时加以侧面诱导。多尔衮“从其请”，朱国弼的工作果然被做通，“得书遂纳降”。吴惟华由此受到清廷重用，专以“招抚”为任，既而“宣示恩威”，山西一带代州、繁峙、崞县等地悉数“归诚”。
在吴惟华的动员之下，山西一带残明守将大多选择缴械投清，但当地农民起义军余部和不少民间爱国志士仍在抵抗。吴惟华“欲率兵进取”，以解决这些“据城抗命”者，但“恐力弱难决胜”，于是又向多尔衮呈上所谓的《征西五策》，提出命平西王吴三桂、大学士洪承畴等统旅西征，并调北方蒙古兵“由边外渡河套”增援，截断敌方西面的退路等一系列作战方案。多尔衮“韪其议”，总体上赞同他的意见，只是没有派出吴三桂等降将参战，而改由两位满清将领统军西征，作为主攻兵力，命吴惟华“悉心襄赞”，全力予以配合。崇祯十七年九月，吴惟华“随大兵征太原，克之”，之后“汾州、平阳、潞安俱下”，由此被“擢授总兵”，受命镇守太原。不久，“有旨嘉其勤劳”，令他“回京候用”。
吴惟华“迎顺”之功突出，于清顺治二年被清廷加授太子太保，奉职招抚广东，并正式被授予了他本应得到的那个祖传的“恭顺侯”头衔。只不过，由于朝代已改，这次清政府的授衔文书中，写的是“封”恭顺侯，而不再是“袭”。顺治三年，由于对明朝国土的占领和接管任务基本完成，清廷决定撤回派到各省的招抚官，吴惟华从广东被征调回朝，次年兼任户部右侍郎，总督漕运。顺治六年，朝廷裁减凤阳巡抚一职，命吴惟华代管其事；吴惟华平定那一带地面上的农民起义有功，次年又被加授右都御史。清制，右都御史、右都副御史为各地督抚的兼衔，获此兼衔者对其境内除拥有行政权外，还可兼行监察权，也即不再接受中央监察院的监督纠核。至此，吴惟华在充分获得清廷信任的同时，无疑也得到了一种特殊的“治外法权”。
吴惟华集行政、监察两项职能于一身，由此“得专事权”，开始了他的腐败之旅。传载，他“恣意贪黩”，偏听手下副将毕振武、同知陈标、推官蔡国杰等腐败官员的主意，利用职权，寻找机会“蠹剥欺公”，作为生财之道：
手段一：高高在上，让下级官府给自己“上供”。泰州、高邮一带发生洪涝灾害，粮食减产而“漕糈无出”，不能再按原定量向朝廷进贡好米精粮。当地知州请求“具疏改折”，提出由朝廷予以减免。吴惟华接到请求，最初“不可”。待下属官员们“纳贿三千金”，而后“许之”；
手段二：作威作福，逼当地富人大户“破财免灾”。明末阉党、“废官”李寓庸的家仆因“为盗”死于狱中，吴惟庸知其家底殷厚，便将李寓庸拘捕拷讯。李寓庸出于恐惧奉上财宝，“重赂乃释”；
手段三：利用公益，将敛财之手伸向民间。吴惟华借“修筑城工”等公益项目，大兴土石，假称“率属捐助”，发动下属在基层“苛派闾阎”，从百姓身上榨财。
此外，吴惟华所委任的州县长官及各税务佥差、查缉等官员等，也都纷纷倚权贪赃，“因事受财，动辄千百”，且“复纵奸宄侵蚀漕粮”，吴惟华收取贿赂后便视而不见，假装“漫无觉察”。
顺治七年十二月，摄政王多尔衮病死，依附多尔衮的众多朝臣由此失去保护，吴惟华正是其中之一。吴惟华先是受到朝中言官弹劾：《清史列传•贰臣传》载，“给事中李宾尹、御史魏琯并劾其营私误漕，下部议，革职。”其后，巡按当地的御史进而“列款劾其贪婪不职状”，吴惟华被依法问罪：《清世祖实录》载，顺治九年八月，“刑部议覆巡漕御史张中元劾奏：原任漕督吴惟华、婪赃一万一千六百余两”。经审讯，对吴惟华以上犯罪事实“鞫问皆实”，本应论死，但“上念其投诚有功”而免其一死，给予“革职，永不叙用，赃追入官”的处分。后又因“行贿赂、交结犯监”等行为被处“责四十板，并父母兄弟妻子、流徙宁古塔”。直到康熙帝继位，才被“恩旨赦还原籍”。
吴维华回京后不甘寂寞，竟于康熙七年上“密疏”，提请向各州县镇市开征房屋交易税，又提出在“江南沿江洲田三十余处”向百姓加收田租等敛财措施。他提出的这套过了时的苛政引起康熙帝反感，“上恶其害民敛财”，又将他“交刑部议罪”。虽得免，不久即抑郁而死。明遗民张怡《謏闻续笔》载，吴惟华降清时曾以抚孤济困为名，假意收养前朝勋旧家“子女贫困无依者”，却“选其女子之有色者”二十人进献多尔衮，供其享乐之用。多尔衮见之犹有不忍，“令择良家子嫁之”。由此不难看清，史上那些贯行苛政、破坏执政者与民众关系的贪败者，往往也都是内心最无天良的无耻之徒。

图1、吴惟华降清后在扬州修建的七级浮屠
顺治八年（1651），降清后任两河总督的吴惟华于扬州三汊河岸筹建七级浮屠，名为纾缓水患，其实也是为了缓解其内心的罪恶感。


图2、多尔衮画像
吴惟华降清时假意收养前朝勋旧家子女中“贫困无依者”，却“选其女子之有色者”二十人进献多尔衮，供其享乐之用。多尔衮见之犹有不忍，“令择良家子嫁之”。

@芬芳小猪猪 8楼 2016-09-16 21:54:00

强帖终于出现，要顶的啊，谢谢楼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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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关注！

@z_z_t 9楼 2016-09-16 22:04:00

创意哦！楼主高人啊 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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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奖！欢迎常来看看

@煦野风 7楼 2016-09-16 12:23:00

图1、吴惟华降清后在扬州修建的七级浮屠
顺治八年（1651），降清后任两河总督的吴惟华于扬州三汊河岸筹建七级浮屠，名为纾缓水患，其实也是为了缓解其内心的罪恶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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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持续关注

冯铨：徒将乌纱换花翎
——魏阉干儿改仕满清奸习仍难改
在清朝国史馆《贰臣传》乙编中，冯铨即属“在明俱曾跻显秩”，降清后“仍忝为阁臣”，却“进退无据，谬托保身”的那一类奸宄之臣。此人晚明时期曾靠谄事魏忠贤而躐跻阁僚，因贪贿及坐逆党案被明廷弃用多年。满清入关，他应征“复出”又入清廷内阁，旧习不改，再犯赃贿，遂引恶议不绝，明、清两史皆载骂名。
冯铨，字振鹭，顺天涿州人。于明万历四十一年考中进士，以庶吉士身份留馆，担任翰林院检讨。《清史稿•冯铨列传》载，冯铨“谄事魏忠贤，累迁文渊阁大学士兼户部尚书，加少保兼太子太保”，又“以微忤罢去”。关于他谄附魏忠贤、加入阉党的过程，《清史列传•贰臣传》所记更详：冯铨留朝不久，因其父冯盛明坐罪被弹劾一事受牵连，也被一同发回原籍涿州。涿州离魏忠贤的老家不远，天启四年，魏忠贤回老家进香，冯铨候其车马驶来，突然“跪谒道左，泣诉父为东林党陷害”。接下来，“忠贤怜之，起故官”，冯铨才得以重回朝廷。另据《明实录•嬉宗实录》载，冯父是在努尔哈赤兵进辽东时，因畏战逃离前线受到逮治的。当时主张处罚他的是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熊廷弼，所以冯铨便对熊廷弼恨之入骨。冯铨得势后陷害熊廷弼致死，以及用廷仗手段残害东林党人等，皆与此有关。
冯铨靠魏忠贤的扶持，很快进入内阁，做上大学士。至于他的“以微忤罢去”，则是因为他与阉党同伙崔呈秀交恶，二人为争宠发生内斗，因而逐渐失宠。为了将他挤走，崔呈秀发动言官“上疏力攻之”，又命御史将他弹劾出局。而弹劾的理由则俯拾皆是，御史随便找出他以权谋私、“纳贿居间”的几件事，便凑成铁证，将他罢职。不久，崇祯帝继位，大兴“逆案”，清理阉党。按道理，冯铨既已罢职，应该不在风口浪尖，但偏偏他离职后不甘罢休，仍利用各种机会百般讨好魏忠贤，以至给事中李遇知核查赃罚库时，从中翻出了冯铨罢官后为魏忠贤贺寿写的一首百韵长诗。冯铨因此又被“论杖徒，赎为民”，赶回涿州老家。
冯铨回到老家后，仍在为寻机复出而努力。崇祯十一年，皇太极遣多尔衮征明，攻克京畿及山东六十余城，冯铨“率乡人守涿”，总算保住家业。崇祯十四年，周延儒复相，冯铨因与周延儒曾一起考中进士，有“同年”之谊，在为其复相活动时没少出钱出力，周延儒重回内阁，便马上替冯铨张罗复出之事。周延儒向崇祯帝上疏，强调冯铨在清军入侵时守卫涿州、护运红衣大炮进京等事迹，说他保家卫国有功，应“复其冠带”，召还原职。无奈冯铨不仅在前朝劣迹斑斑，在本朝也口碑太差，言官们纷纷反对，此事终于作罢。自此，一直到明朝覆灭，冯铨的“复出梦”也没能变成现实。
冯铨怎么也没想到，最后帮他圆了这个“复出梦”的，竟然就是他曾率乡人抵抗过的那位满清王爷多尔衮。《清史稿》载：“顺治元年，睿亲王既定京师，以书征铨，铨闻命即至。”更令冯铨喜不自禁的是，当他兴冲冲赶到京城，多尔衮不仅向他颁以重赏，“赉冠服、鞍马、银币”，更为他捧出了那顶让他想念了将近二十年的乌纱帽，“令以大学士原衔入内院佐理机务”。只不过，原本汉人的乌纱，这次变成了满清的红缨和花翎。冯铨进入清廷内阁后，即与同僚洪承畴“疏请复明票拟旧制”，又与大学士谢升等“议定郊社、宗庙乐章”，积极帮助满清建立各种朝制和礼仪。顺治二年三月，清廷确定三院六部官制，冯铨被授弘文院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地位虽难与满人同官相比，但在汉人中已算是位至极品。
冯铨得意了不到半年，麻烦又随之找到眼前。《清史列传》载，当年五月，御史吴达弹劾冯铨“为逆党魏忠贤干儿”，进入清朝后“故习不移”，向降将姜瓖索银三万，许以封官拜爵。因姜瓖“止馈金马等物”，冯铨即感到“大拂其意”。其平日之“揽权纳贿”由此可见。劾章进而揭发：内院乃“政本所关”，冯铨却令其子冯源淮擅自入内，随意“张宴”，并引来一些不相干的官员朋友在此欢饮竟日，将内院变成他们的结纳之地。冯铨纵子往来贵要，招摇纳贿等亦由此可知。
弹劾冯铨的口子一开，朝中立刻形成了群起而攻的态势。给事中许作梅、庄宪祖、杜立德，御史王守履、罗国士、邓孕槐、桑芸等亦交章弹劾冯铨进入清廷以来受贿、行贿，先是“索招抚侍郎江禹绪金百两”，既而又为其子冯源淮“贿招抚侍郎孙之獬”，谋取其属下中军一职。并揭露冯铨任人唯亲，将“庸懦无行”的李若琳荐为礼部侍郎，引为党羽，共谋奸利。御史李森先继而上疏弹劾冯铨，语气“尤峻”，愤然指出：“明朝二百余年，国祚坏于阉臣魏忠贤之手，而忠贤当日杀戮贤良，通贿谋逆，皆成于铨一人，此通国共知者。正如商之飞廉、恶来，岂可再列周朝之上？”又说，冯铨家有“百万之富”，又“惯于夤缘”，朝中一些关键人物已被其买通，不妨“遍访通国士民商贾、妇女小儿”，倘若有一个不称冯铨为奸臣的，甘坐欺罔之罪。此时，一部分冯铨的同党，也跳出来对他进行维护。摄政王多尔衮眼见朝中言论汹汹，难以控制，连忙出面训话，以“明季诸臣党害无辜以至明亡”，今日科道各官不应再蹈此陋习为由，叫停了这场口舌混战。
这以后，在多尔衮“以汉治汉”政策下，冯铨作为汉臣相互牵制的一枚棋子，被继续留在内阁中。顺治帝亲政后，命吏部具列各部院官员表现以“亲加甄别”，对冯铨的表现非常不满，认为冯铨当初因受贿等被群臣弹劾，殊失大臣之体，即应引去。其后居官七年，毫无建树，令其致仕，离开朝廷。其实，顺治帝有所不知的是，多年后查明，冯铨为掩盖其在明天启年间加入阉党的丑行，还利用担任《明史》总裁之机，窃走皇史宬保存的《明实录》天启年间部分记载，造成珍贵史料缺失。但满清统治之初，类似冯铨这样乐效犬马、且又“博洽典故、谙练政事”，有一定才能的汉臣相对稀缺，这对于亲政不久、正欲“求贤图治”的顺治帝来说，确是比较纠结。于是到了康熙十年，顺治帝又下谕令：“国家用人，使功不如使过。原任大学士冯铨素有才学，……特召用以观自新。”
冯铨再蒙复召后，次年即因与吏部侍郞陈名夏“营私巧计”，共同以权谋利，被大学士宁完我弹劾；又以荐人失当之过，被顺治帝降三级留任。此后起起落落，一直被清廷作为污点干部控制使用。直到康熙十一年，冯铨死于任上，获谥“文敏”，又被降旨削谥。当年顺治帝提出“使功不如使过”的用人之策，不过是迫于人才稀少的权宜之计；冯铨复出后“故习不移”的表现，也充分说明了干部“带病上岗”的种种弊端。在国家人才济济、公考人满为患的今日，如此用人之道不仅已无必要，而且尤不可取。

配图1、冯铨汉装像

配图2、当上清廷的汉人大学士，冯铨一度曾经失去的乌纱帽，便直接改成了这种有顶珠、孔雀翎毛的满清官帽。

@yuzhenqin612 2016-09-17 10:47:31
继续关注一下这方面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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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常来！

@荷tys666666 2016-09-17 13:18:15
难得一见的好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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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鼓励！

@猫焉之 2016-09-17 13:30:30
我反复看了多遍，好帖，得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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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支持！

谢谢各位关注，欢迎多提意见！

@3546aa 2016-09-17 18:40:40
感激涕零，谢谢楼主的好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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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奖过奖，谢谢鼓励，每日都将按时更新。

吴三桂：降而复叛实权奸
——借“三藩之乱”当过几天伪皇帝
清初汉臣中，也有一些所谓“已经归顺，复行叛逆”者，比如曾挑起“三藩之乱”的平西王吴三桂、平南王尚之信、靖南王耿精忠等，被乾隆帝斥为“行同狗彘、靦颜无耻之人”，指示国史馆“另为一编”、“特立逆臣传”收录，“不得与诸臣并登汗简”。为“三藩”之首的吴三桂一向被视为引清入关的头号汉奸，叛降满清后又倚功“骄恣尤甚”，多年间在云南开藩设府，欺罔朝廷，渔肉百姓，已成贪官恶霸，确当打入另编，予以“斧钺之诛”。
《清史稿•吴三桂列传》载，“吴三桂，字长伯，江南高邮人，籍辽东。”之所以落籍辽东，是因为其父吴襄在明崇祯初年官居锦州总兵。吴三桂考中武举人后，即依靠父亲的门荫，被授*都督指挥(清史稿原文)*；吴襄一度因贻误军机被治罪，吴三桂则顶替其父继任总兵，受命防守宁远。吴三桂“平西王”的爵号，也是得自明崇祯年间，《清史列传•逆臣传》载：当时，清廷正陷入与满清和李自成起农民军双线作战，吴三桂“守宁远有功”，崇祯帝“欲倚以御流贼”，故将他封为平西伯，以便进一步发挥他在镇压农民起义中的作用。
李自成进京后，胁迫其父吴襄“以书招之”，吴三桂引兵西还，准备投降大顺政权。行至滦州，闻其妾陈圆圆被李自成部将刘宗敏掠去，一怒之下杀了前往接手防务的农民军将领，派人向清军多尔衮“乞师”复仇。多尔衮正欲西征，闻讯大喜，即令吴三桂部队“以白布系肩为识，前驱入关”，与他合兵击败大顺农民军，直下京城。吴襄遭农民军怒杀，吴三桂则因功得到清廷赏赐，进爵平西王。此后数年，吴三桂又因参与剿灭农民军及残明抵抗力量有功，多次得到清廷奖励。其子吴应熊娶了清朝公主，成为和硕额驸，加封少保兼太子太保。 　顺治十八年，留镇云南的吴三桂率清军攻入缅甸，抓获流亡的南明最后一届政权永历政权皇帝朱由榔，并于次年（康熙元年，公元1662年）将永历帝父子处死于昆明。此后，吴三桂便一直拥重兵盘踞在云南，并“阴有异志”。《清史稿》载，以资历而论，吴三桂不及早年降清的三位汉人藩王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但却因“开关迎师”立下首功而“位望出诸降将辈右”。孔有德为清廷殉阵，尚、耿分别镇守广东、福建，在东南一带与镇守云南的吴三桂“并称三藩”，其中吴三桂“功最高”，势力最为雄厚，故而“骄恣尤甚”。
吴三桂之所以看中云南这块宝地，是要模仿明初建国功臣沐英的先例“世镇云南”，以图“山高皇帝远”，建立自己的独立王国。留滇后，吴三桂将那里的军政大权一手独揽，占据永历帝朱由榔所居五华山故宫为藩府，并扩建翻修，“增华崇丽”。还籍没沐英第十一世孙沐天波的庄田七百顷，作为自己的藩庄。为了在当地榨取财富，吴三桂假借“濬渠筑城”一类公益为名，提高税赋，“重榷关市”；又垄断盐井、金铜矿山之利，“厚自封殖”。他还兴办官商牟利，贩卖辽东的人参、四川的黄连、附子等高附值商品。敛财至“货财充溢”，又将这些钱“贷诸富贾”，谓之“藩本”，坐收高息。吴三桂广积财富，除一部分用于挥霍，其余则用于养士和招兵，他手下“部兵多李自成、张献忠百战之余，勇健善斗”，文武将吏则“选用自擅”。由于待遇优厚，吸引了四面八方人才前来投奔，“各省员缺，时亦承制除授，谓之‘西选’”，就连京城的朝官、各省的将吏也有不少人远赴云南，甘愿辅佐效力。
吴三桂在云南的所作所为，曾引起清朝监察系统警觉：据《清实录》载，早在顺治十七年，四川道御史杨素蕴即向朝廷奏言，反映平西王吴三桂在当地专揽用人大权，且“尽天下之官、不分内外、不论远近皆可择而取之”，已间接对中央及各省人事形成干扰。杨素蕴指出：“古来人臣忠邪之分，其初莫不起于一念之敬肆”，该藩如此出规逾距，不可不予警惕，以便“防微杜渐”。没想到，此事竟引起吴三桂的强烈反弹，他倒打一耙，指摘疏中“防微杜渐”等语别有用意，还不依不饶，“请旨”要求顺治帝对杨素蕴进行诘问。直到杨素蕴“覆奏”，解释说自己与吴三桂“素不识面”，并无嫌隙，防微杜渐等语“原属概论古今通义，未尝专指该藩臣”，并非“别有意见”，事情方了。为试探朝廷反应，吴三桂在康熙六年假意上疏，说自己“两目昏瞀，精力日减”，要求辞去总管云、贵两省事。朝廷应其请求，派去新任总督接管相应工作，却处处受到吴三桂辖制。吴三桂为延揽事权，特意“构衅苗、蛮”，以“藉事用兵”，继续强化他对云、贵一带的实际控制。
康熙十二年二月，镇守广东的平南王尚可喜上疏“引疾乞归老”，要求将爵位交由长子尚之信承袭，引起朝中群臣强烈反对。为进一步试探虚实，吴三桂于当年月“亦疏请移藩”。康熙帝早就觉察“三藩分镇擅兵”已为国患，见吴三桂上疏，即交由议政王大臣会户、兵二部评议。诸王大臣揣度吴三桂上疏“非由衷”，担心撒藩会引发叛乱，但两部尚书米思翰、明珠则认为云、贵“苗、蛮既平”，吴三桂已“不宜久镇”，提议将吴三桂所部移回山海关外，另派满洲兵前往云南戍边。对于这两种意见的分歧，康熙帝胸有成竹地说：吴三桂“蓄异志久”，如今是“撤亦反，不撤亦反”，不如来个先发制人，准其所奏，以观动向。果然，当年九月，吴三桂接旨后“大失望”，即“与所部都统吴应麒、吴国贵，副都统高大节及其壻夏国相、胡国柱谋为乱”，率先举兵造反。
《清史稿》载，吴三桂造反后，自号“周王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其所部全部蓄发，举白色旗，步骑皆以白毡为帽。并传檄远近，致书平南、靖南二藩，及贵州、四川、湖广、陕西诸将吏与相识者，一时响应者颇多。康熙十三年正月，吴三桂僭称“周王元年”，部署诸将攻克长江以南多个重镇，军事上一度取得主动。但是，由于吴三桂降清后多年卖身投靠满清，凌虐百姓，因而其政治公信力极低，如今虽打出“反清复明”旗号，并不能获得各方盟友和百姓的真心拥戴。加之两年后“三藩”阵营瓦解，尚之信、耿精忠等向康熙帝投降，吴三桂逐渐丧失了优势。
康熙十七年，吴三桂“兵兴六年”后，已是“年六十有七”，眼看“地日蹙，援日寡”，于是“思窃号自娱”，打算在有生之年过过皇帝瘾，自娱自乐一把。于是改元称帝，“以衡州为定天府，置百官，大封诸将”，称居舍为殿，构庐舍万间为朝房。没有像样的砖瓦，竟然“以漆髹之”，将就着行了郊天即位之礼。是日“大风雨”，吴三桂由此染病，只做了五个月的“皇帝”，便一命呜呼。《清史列传》附乾隆帝“御批”，借吴三桂之事，感叹“自古权奸无时无之，亦无地无之”。如此望洋兴叹，倒不如认真研究一下，这权何以生奸，以及如何防范。

配图1、陈圆圆碑刻像

配图2、引清军入关后，南下割据为王时的吴三桂

@小兔子7562 2016-09-18 11:26:06
图文并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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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这些图片用的精力也很多。写到清末就好了，那时就开始有照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