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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陕而治
分陕而治，即以现今河南省三门峡市的陕县为分界线，把西周王朝的统治区划分为东西两大行政区，由两位摄政老臣分头治理。周公旦把主要精力用于防备殷商遗民的反叛，稳定东部；而召公奭负责开发黄河中游地区的农业生产，建立巩固的经济后方。“周召分陕柱石”，原立于陕塬，唐朝武则天时期有人作铭于上，今收藏于三门峡市某博物馆，字迹已漫漶不可复识。

◇谏士春秋•三代•血祭言路◇

谋父阻征
——王权的冲动须不断抑止

冲动是魔鬼。在自身膨胀和重重利欲诱使下，王权的体内也时常会盟发各种冲动；且由于制约力量的薄弱，王权的冲动具有更加可怕的破坏力和自我毁灭倾向。成康之世以后，昭王继位，没有了周召二公那样能“hold住”的大臣，“王道”开始“微缺”；至第五代领导周穆王继位，“霸道”的躁动则益发加剧。
穷兵黩武，是王权冲动最常见的表现，周穆王姬满是活生生的例证。姬满就是《穆天子传》中驾八骏行九万里谒见西王母的那位男神。《史记•周本纪》载：“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这把年纪还这么顽皮，本身就已让人感到意外。而况，穆王姬满继位时，周王朝本已“王道衰微”，不仅成康盛世的美景不再，且“文武之道缺”，文王、武王等老前辈们遗留的精神财富也已所剩无多。作为一位年届天命、心智成熟的嗣君，周穆王知道要抓住人才这个关键，于是重用了一个叫伯臩的人，“命伯臩申诫太仆国之政”。尽管伯臩的名字有点怪，按照《说文解字》的说法，“臩”字就是古文的“囧”；尽管他写的施政纲领《臩命》在《尚书》中已失传，今人不明其要，然而伯臩的确堪称那个时代的牛人，经他治理，周王朝很快实现“复宁”。在这一时间节点上，周王朝何以甫出“囧途”即上征途，遂成疑点之一。
疑点之二，则在于穆王姬满的父亲昭王姬瑕，就是因为“南巡狩不返”而“卒于江上”的。《史记》所谓“巡狩”，《竹书纪年》直指为“伐楚”；继而“不返”，“卒于江上”，则是因为“丧六师于汉”，在荆楚汉中一带全军覆没，兵败身亡。有这个教训在前，穆王还这么“好动”，以致“前仆后继”，也未免有点过于任性。
穆王姬满的征伐，最大的不妥之处，更在于他将矛头对准了西部的边远族裔犬戎。如果说，成、康时代征东夷、打鬼方，昭王生前伐楚汉，都或多或少是出于开疆拓土或巩固边防的需要，那么穆王决定攻打犬戎，则是要端掉周王朝自己的根据地老窝，实有“数典忘祖”之嫌。这一点，当即被朝中老臣祭公谋父尖锐地戳破。此公封于祭（今河南郑州附近），字谋父，据说也是周公之后，也曾经跟随昭王南征，《吕氏春秋》还说他曾与昭王一同落入过汉江里。《国语•周语》首篇即“祭公谏穆王征犬戎”，其中便回顾了周祖后稷和不窋先后在虞舜和夏启时担任农官，后来夏朝衰败不务农事，不窋失官而“自窜于戎狄之间”，在那里长期扎根盘踞，十几代人“奕世载德”，最终定鼎中原的王朝家史。
祭公谋父进而指出，犬戎不仅是周王朝的根据地老区，按照“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夷蛮要服，戎翟荒服”的先王之制，犬戎地处偏远，属于“荒服”，只须在新酋长继位时朝见一次，以示臣服，不需要像前面四服那样时常进贡。犬戎世代“帅旧德而守终纯固”，没有任何过失，作为“天朝”，却要以不进贡的罪名加以征讨，这岂不正是“废先王之训”的错误之举。
谋父在劝谏中提出“燿德不观兵”的理念，主张向民众弘扬道德，“茂正其德而厚其性”，从而“使之务利而辟害，怀德而畏威”。而所谓“观兵”，就是炫耀武力，滥用武力，很快就会丧失威慑。谋父劝谏中提出的一个更重要的观点，则是主张为王者要有自我反省意识，假如“五服”之地的诸侯百姓不尽臣服及贡奉义务，天朝王者也不应动不动就先施以责让征伐，而是首先要反思己过，完善自己的言行制度。
祭公谋父的劝谏通篇讲的是“德治”，而穆王姬满基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错觉，却似乎更加倾向于“兵治”。穆王不听劝谏，“遂征之”，结果“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不仅军事上扑了空，而且“自是荒服者不至”，犬戎不再臣服于周朝，姬周王权为它的这次冲动付出了惨痛的政治代价。在那之后，穆王的司冠吕侯（《史记》作甫侯）为解决诸侯“不睦”而“言于王，作修刑辟”，改周公的《九刑》为《吕刑》，看上去有了些“法治”的进步，但吕侯的法，依旧是“王法”，是维护专治之法；抑止王权的冲动，除了适时的上谏，依旧别无他法。
（风乎舞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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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墙盘铭文
史墙盘铸于西周共王时期，盘内底部铸刻有铭文284字，记述了西周文、武、成、康、昭、穆六王的重要史迹。其中“只显穆王，刑帅宇诲”等数语，显示了在周代史官笔下的穆王姬满是一个充满智慧，而又能统御四方，威震宇内的君王。

◇谏士春秋•三代•血祭言路◇

良夫斥佞
——谏臣始膺发奸擿伏之寄

与民争利，也是自古王权常有的一种冲动。继穆王姬满之后，周王朝又经三世四王，轮到周厉王执政。《史记•周本纪》载：“厉王即位三十年，好利，近荣夷公。”
周厉王名叫姬胡，厉王是他的谥称。古代流传的“谥法”对厉字有不同解释，有说“杀戮无辜曰厉”的，也有说“暴虐无亲曰厉”的。从实际情况来看，周厉王姬胡不仅“好利”，而且好与民争利，为人施政难免刻薄寡恩，也就同后面的一条更加靠近。厉王姬胡是一位民怨较大的君王，由于进入周朝之后，民间及宫廷诗谣歌段兴盛，便有多首专为厉王姬胡编的诗歌到处传唱，并被编入《诗经》，流传至今。据《诗序》注解，这些诗中，也有一些是当时的王公大臣们编的，比如《诗经•大雅》中的《民劳》、《荡》，即“召穆公刺厉王也”；《板》，为“凡伯刺厉王也”；《桑柔》，则是“芮伯刺厉王也”。
芮伯，姓姬名良夫，周王朝卿士，封于芮地（今陕西大荔县一带），又称芮良夫。据《竹书纪年》、《逸周书》载，周厉王失道，芮伯良夫诫百官于朝，直指执政者“不勤德以备难”，骄奢淫逸导致“财力单竭”、“下民胥怨”不堪奉上；所重用的大臣“惟以贪谀为事”，只会“专利作威，佐乱进祸”。在《桑柔》这首长诗中，良夫则谴责周厉王用小人，行暴政，招外侮，祸民众，发出“谁生厉阶，至今为梗”的质问。
芮良夫训词中的“朋友小子”，以及诗中“为梗”的小人，指的应该就是当时朝中的头号佞臣荣夷公及其朋党。荣夷公封在荣国（也在陕西），爵位高于芮伯，夷是他的谥号。《竹书纪年•厉王元年》载，周厉王刚继位时为已故父王周夷王建宗庙“作夷宫”，曾“命卿士荣夷公落”，也即主持落成时的祭祀，足见荣夷公在朝中地位之尊。而《国语•周语》“芮良夫论荣夷公专利”篇中，则说“厉王说（悦，喜欢）夷公”，芮良夫由此面谏周厉王，发出“王室其将卑乎”的感叹，直接就为周王朝的前途唱衰。
芮良夫在劝谏中，痛斥荣夷公“好专利而不知大难”，引导周王与民争利，搜刮民众而供宫廷享乐，嗣君刚刚即位便“以是教王”。按照他这一套，周王朝“其能久乎？”之所以要反对“专利”，是因为“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载也”。“王道”与“霸道”的不同之处，就在于“王道”主张还利于天下：“夫王人者，将导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无不得其极。”周朝的先王还利于天下，诸侯百姓支持，“故能载周以至于今”。为王者也像做普通人，不可太贪：“匹夫专利，犹谓之盗，王而行之，其归鲜矣”。
芮良夫苦谏厉王，也与当时姬周王朝的境况有关。周穆王之后，“王道”衰微，昭、穆二王为了他们的战争冲动，几乎将国力消耗殆尽。穆王驾崩后，继任者姬繄扈貌似“能庇昭、穆之阙”，因而得到“恭王”的美谥；但《国语》中关于恭王因密康公不愿进献三位美女而出兵“灭密”的故事，则说明他也未能完全摆脱昭、穆二王的黩武冲动。以致恭王死后，继任的懿王姬囏仍在为父祖们发起的战争埋单：《史记》载，“懿王之时，王室遂衰，诗人作刺”。《诗经•小雅》关于懿王的《采薇》一诗，透过“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的凄美画面，通篇诉说的，尽是百姓“岂不日戒，玁狁孔棘”的边患之灾，和“我戍未定，靡使归聘”的兵役之苦。作为懿王之子，厉王姬胡继位后依然不恤民生，宠用专利之臣，芮良夫为此只得警告：“荣公若用，周必败也。”
与以往的上谏不同，芮良夫的上谏言辞犀利，指名道姓，直斥朝中奸佞，对事又对人。事实也正如他留在《逸周书》中的训词所言，如果做大臣的人人“偷生苟安”，“逃害要利”，朝中势必会形成“贤智箝口，小人鼓舌”的恶浊风气；如果人人“饰言事王”，以假话“面相诬蒙”，结局便是“王貌受之，终弗获用”，政权迟早要被颠覆。
周厉王不听良夫劝谏，依旧“以荣公为卿士”，结果“诸侯不享”，继而“国人暴动”，“厉王出奔于彘”，走上流亡之路。由此，后世谏臣的身上又被追加了一项弹劾奸佞的期冀。
（风乎舞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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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暴动画像砖
公元前841年，因不满周厉王的暴政，居住于镐京的“国人”集结起来，手持棍棒、农具，围攻王宫，要杀周厉王。周厉王下令调兵遣将。臣下回答说：“我们周朝寓兵于国人，国人就是兵，兵就是国人。国人都暴动了，还能调集谁呢？”周厉王带领亲信逃离镐京，沿渭水河岸，一直逃到彘（今山西省霍州市），并于公元前828年（周共和十四年）病死于该地。这块刻于汉代的国人暴动画像砖生动描绘了当时的追杀场面。

◇谏士春秋•三代•血祭言路◇

召公论谤
——国人莫敢言而言之

民意像水，能载舟，也能覆舟。自殷商覆灭，已经“载周”二百余年的民意，终于因为周厉王姬胡近佞臣、行虐政而被激惹得沸反盈天，正如《史记•周本纪》所载：“王行暴虐侈傲，国人谤王。”但厉王不仅不能顺应民意，反而想靠压制言论来平抑民怨，于是，继芮良夫之后，周王的又一位卿士召公站出来，发出了“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忠告。
周厉王时代的召公姓姬名虎，《国语》作邵公，史称召穆公。他也是曾经辅佐了成康盛世的那位开国勋臣召公姬奭的后人。召公世家威望代代传承，到了姬虎一代，仍然在履行着“为上为德，为下为民”的古老臣责。按照《竹书纪年》的记载，早在周厉王八年芮良夫“戒百官于朝”之前，厉王所施虐政就已引起百姓谤声不断。那时，召公姬虎就曾向厉王发出过“民不堪命”的警告。厉王听到召公的预警，不是认真反思己过，而是闻过则怒：“王怒”，之后“得卫巫”，专门从卫国物色了一位以巫祝为业的人，“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让他暗中监视表达不满的人，一经告密，即行捕杀。这一作法，史称“监谤”。周厉王由此也就成为史上最早发明白色恐怖、对百姓实施特务管制的国君。
周厉王的特务管制果然管出了“奇效”，从那以后，“其谤鲜矣”，百姓对于厉王虐政的非议几乎听不到了。但与此同时，“诸侯不朝”，周厉王守着一座安安静静的王城，逐渐变成了无人拥戴的光杆司令。依《史记》记载，周厉王的白色恐怖跨度竟有二十多年，以致到了厉王三十四年“王益严”，由于他日渐严酷的特务管制，出现“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的滑稽场面：大家为免“谤政”之嫌，在路上碰面时都不敢张口说话，而是纷纷挤眉弄眼，以眉目传情达意。令人称奇的是，这位周厉王似乎并没忘记二十多年前召公那句“民不堪命”的警告，以及自己当时的那一怒，此时则由怒转喜地“告召公曰”：“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
厉王的得意与无赖，让召公感到很无语，但出于对臣责的坚守，又不能不说点什么，于是“召公曰：‘是鄣之也’。”言下之意，就是说百姓虽“不敢言”，他们心中的不满并未真正消除，而是被官方堵住了口，不能渲泻。进而指出，“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堵住民众的嘴，比堵住大川激流还要危险，因为“水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民意不能渲泻，一旦累积爆发，任何政权都将为之颠覆。所以，“为水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治水要留出渠道进行疏导，治理民众则要广开言路，让大家畅所欲言。
就像当初芮良夫在朝上“稽古作训”，召公面谏厉王时也抚今追昔，列举远古帝王的民主作风作为参照：远古天子听政，为了更加接地气，总是虚心纳谏，想尽办法聆听上下左右各方面的意见，比如让公卿大臣以至于列士百官踊跃“献诗”，进行诗谏；盲乐师“献曲”，以曲为谏；史官“献书”，以书为谏等。于是“师箴，瞍赋，矇诵，百工谏”、“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各方进谏，再加上“庶人传语”，百姓街谈巷议，共同关心国是，其后“耆艾脩之”，由德高望重的老者将意见加以整理，作为决策依据，“王斟酌焉”。这种以民意为先的远古民主政治生态合乎“王道”，所以“事行而不悖”，整个社会得以和谐兴旺。
除了当面直谏，召公也曾向厉王“诗谏”。按照《诗序》注解，流传至今的《民劳》和《荡》两首，就是“召穆公刺厉王”之作，这两首诗，与“芮伯刺厉王”的《桑柔》一同收录在《诗经•大雅》中。《民劳》一诗每一段都以“民亦劳止”起首，反复强调民众饱受劳苦，只求“小休”、“小息”、“小安”、“小康”，劝导厉王行善政，远奸佞；《荡》则借用周文王批评殷商的话，劝谕周厉王勿以“强御”、“掊克”欺凌“下民”。但周厉王不听劝谏，继续“敛怨以为德”，激起国人暴动，愤怒的“暴民”终于赶走了暴君。
《荡》诗中，最有名的要数那句“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自中国首个家天下王朝覆灭，历代帝王都在努力以前朝为镜鉴；但奇怪的是，每逢末世，却又都在变本加厉地“防民之口”。最终，没有一个王朝能善始善终，走出“靡不有初，鲜克有终”的“王朝周期率”。
（风乎舞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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厉王簋及铭文
厉王簋铸于周厉王十二年（公元前866年），内底有铭文十二行一百二十四字，是周厉王为祭祀先王而自作的一篇祝词，其中有不少自我表扬的内容。大意为：我昼夜尽心经营先王事业，以配皇天，我任用义土献民，祀先王宗室。作此簋以求保佑周室、王位和我自身。赐降多福、长寿和智慧。由此，不难看出这位帝王的“自我感觉良好”。

◇谏士春秋•三代•血祭言路◇
虢公劝籍田
——大臣越多话语声越微弱

公元前841年的那场“国人暴动”赶跑了周厉王，周王朝从此经历了长达14年的“共和行政”，直到周厉王死于流亡，其子周宣王姬静继位。按照《史记》的记载，“共和行政”是召穆公和周定公共同摄政，周宣王长大后也是二公“共立”，所以对于两位老臣，周宣王一开始也像两百年前周成王对当年的周召二公那样言听计从。但当宣王亲政后广进“贤良”，二公的发言权便逐渐下降，至于其他大臣上谏，效果更是差了许多。
说到摄政时的威望，周宣王时代的周召二公，起码不逊于他们在成康时代的那两位祖辈。因为在“国人暴动”中，当时太子姬静的命，都是召穆公姬虎用自己儿子作交换救出来的：《史记》载，当“厉王出奔于彘”的危难之时，“厉王太子静匿召公之家，国人闻之，乃围之”。面对重围的民众，召穆公姬虎说：我曾经“骤谏王”，屡次上谏而“王不从”，以至有此一难。如果今天杀了王太子，王必以为我是挟私怨而报复。做大臣的，就要忍辱负重。说完，“乃以其子代王太子，太子竟得脱”。其后，“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太子姬静则“长于召公家”，其父死于流亡后“二相乃共立之为王”。宣王即位，“二相辅之”，周王朝重归“文、武、成、康之遗风”，诸侯“复宗周”，鲁武公也率先前来朝见，王庭不再门可罗雀。
但说到掌控时局的能力和水平，辅佐周宣王的周召二相，毕竟有逊于成王时代的周召二公。那时的周公姬旦和召公姬奭，在天下初定、主少国疑的情况下分陕而治，做了很多开拓性的大事，并且接力辅佐了两代帝王，创造了史上著名的成康盛世。而两百年后的周召二公，虽共和执政功不可没，但还政于嗣君之后，他们的政治地位便开始下滑：《帝王世纪》甚至记载“宣王元年，以邵（召）穆公为相，秦仲为大夫”，这其中，已不见周定公的踪影。接下来的半年里，经历了“诛西戎”和“天大旱”两起件事，“王于是进用贤良，樊侯仲山父，尹吉父（亦作尹吉甫），程伯休父，虢文公，申伯韩侯显父，南仲方叔、仍叔、邵（召）穆公，张仲之属，并为卿佐”。很显然，在这份新增补的“常委”名单里，召穆公的政治地位也已不再像一开始那样突出。这之后，虽“修复宫室，兴贤人，纳规谏，安集兆民”，并“复先王境土，缮车徒，兴畋狩礼，天下喜王化复行”，姬周王朝在迟暮之年所能达到的，也只能是一次短暂的“中兴”。接下来，便进入了万劫不复的周幽王时代。
“宣王中兴”不及成康盛世的主要原因之一，便在于大臣制约王权能力的被弱化。仅就政治成熟度而言，两百年后的周宣王恐怕远胜于其祖先成王和康王，且具有较强的独断朝政的倾向。早在他继位之初，一个导致周王朝最终分崩瓦解的隐患就已埋下，那便是对农耕的轻视。自古以来，每逢春耕前，天子都要到京郊千亩王田举行“籍田”的亲耕仪式，以寓劝农之意。但宣王继位，却违反了这一祖宗成规。《史记•周本纪》载：“宣王不修籍于千亩，虢文公谏曰不可，王弗听。三十九年，战于千亩，王师败绩于姜氏之戎。”
“虢文公谏宣王不籍千亩”一事，最早收录于《国语•周语》。虢文公是宣王时期的虢国国君，谥号文公，他也是周宣王元年“进用贤良”时那份卿佐名单里的新晋“常委”之一。在这次上谏中，虢文公强调“民之大事在农”，自古春、夏、秋三季“三时务农”，只有冬季“一时讲武”，所以才能富国强兵，做到“征则有威，守则有财”。如今的天子虽然努力主“修先王之绪”，却摒弃了先王以农业为根本的基本国策。一旦粮食欠收，必致“匮神乏祀而困民之财”，又将如何巩固国防？宣王没有听从虢文公的这次劝谏，果然导致了多年后的“王师败绩”。
随着王权统治的逐渐成熟和逐步化，权力结构设计中对于王权的制衡愈加走向反面，随之强化的则是臣僚之间的相互制衡和职能的掣肘；而大臣们的谏言，也就越来越成为帝王们可听可不听的一种话语参照。
（风乎舞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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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召共和
共和行政又称周召共和。国人暴动攻入王宫，周厉王逃跑，政权由大臣周定公和召穆公共同执掌。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是我国历史有确切纪年的开始，从此一直到今天，千百年来不曾间断，仅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周召共和也是中国历史中里程碑式的重要事件。图为描绘这一事件的画像砖（局部）。

http://bbs.tianya.cn/post-no05-434785-1.shtml

@烦恼的事情 31楼 2016-09-16 02:41:00

有搞头，哈哈，楼主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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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节快乐！

@i易1筋i 2016-09-16 02:09:41
谢谢你哦，你是最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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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快乐！

◇谏士春秋•三代•血祭言路◇
樊侯三谏
——拒谏就是要亡国的节奏

历史上，周宣王之世称为“中兴”，说明他并不是一个昏君；在“兴贤人，纳规谏”方面，周宣王姬静做得似乎也不是太差。然而《史记》中，关于大臣向他提出规谏的记载一共只有两起，结局却都以“不听”而告终。唯独有一回任命鲁孝公为诸侯之长，是听从了樊侯仲山父的主张（事见《国语•周语》），但那也是在拒绝此前相关谏言吃了大亏后，才亡羊补牢虚心了一把的结果。
“宣王中兴”的事迹被各种史籍炒得火热，在《诗经》里也留下不少描述和赞美。唐代柳宗元曾对此作出归纳：“伏见周宣王时称中兴，其道彰大，于后罕及。然征于《诗》大、小《雅》，其选徒出狩，则《车攻》、《吉日》；命官分土，则《嵩高》、《韩奕》、《烝人（民，唐避太宗李世民讳作“人”）》；南征北伐，则《六月》、《采芑》；平淮夷，则《江汉》、《常武》。铿鍧炳耀，荡人耳目。故宣王之形容与其辅佐，由今望之，若神人然。”按今天的说法，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次“传播的胜利”：那个时代诗谣的空前盛行，使宣王一朝“胜景”得到传颂和放大，周宣王本人被讴歌成那时的男神，他身边的大臣们也都个个神采飞扬。
《诗经》描绘的宣王朝群英谱中，樊侯仲山父受到指名称颂。《烝民》一诗甚至讴歌道，仲山父是老天派来保佑周宣王和黎民百姓的：“天监有周，昭假于下；保兹天子，生仲山甫（父）。”仲山父封于樊（今湖北襄阳境内），也是周宣王继位之初“进用贤良”时那份新晋卿佐名单里的“增补常委”之一。《史记》中，大臣向周宣王提出的两起规谏，除虢文公谏宣王修籍千亩，另一起便是由仲山父提出的：“宣王既亡南国之师，乃料民（指普查人口）于太原。仲山甫（父）谏曰：民不可料也。宣王不听，卒料民。”在这之前，仲山父还有过两次劝谏宣王，一次被听从，一次被搁置，都被保留在《国语•周语》的记载中。
樊侯仲山父第一次上谏，是围绕鲁国公的爵位继承问题。周宣王继位后，鲁武公姬敖率先来朝，为诸侯恢复朝觐带了个好头。但麻烦的是，这位鲁武公大约感到自己老迈年高，将不久于人世，就将自己的两位儿子也一起带到宣王面前，似有托孤之意。更麻烦的是，也许是怕将来不好领导，年轻气盛的周宣王偏对其中年龄较大的武公长子姬括不感兴趣，却向武公的幼子姬戏青眼相加，并指名要立姬戏为鲁国公子。鲁国是周公故地，盛产周礼，而废长立幼，无疑是坏了周公当年规矩。于是，仲山父连忙上谏：“不可立也！”随即指出为王者“出令不可不顺”，而“下事上，少事长，所以为顺也”。废长立幼的作法“是教逆也”，一旦实施，“民将弃上”；一旦诸侯效法，“王命将有所壅”，这无疑是“自诛王命”。但宣王非要坚持己见，“卒立之”，强行将姬戏推上位。
仲山父第二次上谏，实际上是为缓解宣王决策失误后果给出的权宜之计。鲁武公回国不久死去，鲁国民众果然暴动，杀了周宣王钦定的公子姬戏，扶姬括之子伯御继位。尽管后来“宣王伐鲁”杀了伯御，又强行扶立姬戏的弟弟鲁孝公管理鲁国，但诸侯“从是而不睦”，重新疏远了周王室。在这种情况下，宣王试图以确立诸侯长的办法，引导诸侯重新归附，仲山父建议一不做二不休，索性将周王廷扶持的鲁孝公进一步立为诸侯长。有鉴于自己在废立问题上的一再失误，这次周宣王虚心听取了仲山父的建言。
仲山父的第三次上谏，就是《史记》记载的那次关于普查人口问题的谏诤。周宣王当年不听虢文公之谏，轻视农业，导致宣王三十九年的千亩之战中“王师败绩”。《国语》载：“宣王既丧南国之师，乃料民于太原。仲山父谏曰：民不可料也！”古代所谓“料民”，也就是按户核查老百姓家底，其目的大多是为了向民众征派赋役。而一面穷兵黩武，一面加征赋役，正是恶政的基本标志，这也就是仲山父出来阻止的原因。
可惜，按照“吃一欠纳一谏”的节奏，仲山父这次上谏似乎没能赶上宣王的纳谏周期，恶政由此开启，姬周政权“及幽王乃废灭”。继夏、商湮灭之后，史上又一个王朝步入了它的血色黄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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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王中兴
宣王中兴是指周宣王即位后广纳贤良，整顿朝政，消除厉王暴虐政治的影响，缓和国内外不安定局面，使王道已衰落的周朝王室得到一时的复兴。宣王中兴在史上叫得很响，著名汉碑《张迁碑》一开始就提到了“周宣王中兴”（如图）。不过这次中兴更像是一次回光返照，宣王在纳谏上并不虚心，埋下隐患，晚年国势又走下坡路，其后便进入幽王的末世统治。

@流氓兔k 36楼 2016-09-16 22:05:00

非常酷哦，不顶对不起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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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谢支持！

◇谏士春秋•三代•血祭言路◇

伯阳哀周
——谲谏盛行愈见言路艰辛

中国正史，夏、商、周三代覆亡之际，分别有末喜、妲己和褒姒三位美女乱政，这便是《汉书》所说的“桀之放也用末喜”、“纣之灭也嬖妲己”和“幽王之禽也淫褒姒”。为避免亡国悲剧，夏末有关龙逄死谏，商末有比干剖心。而当姬周王朝进入末世，大约是迫于在“与时俱进”进化得愈益有效的言论压制手段，已不见有憨臣冒死直谏的记载，只留下太史伯阳借天地鬼神而发的一通“讽谏”以及千古哀叹。
所谓的“美女亡国论”，的确起于《汉书》。有人因此就给班固扣上了“妖化妇女”的帽子。殊不知，同样的出处，在三位“妖女”的前面，也都列出了杰出妇女的正面典型：“夏之兴也以涂山”，“殷之兴也以有娀”，“周之兴也以姜嫄及太任、太姒”。由此可见，不光是每个昏暴之君的背后似乎都有一个“妖女”，而且每个圣明君主的背后，分明也都站着一个甚至不只一个的女神，这就是“《易》基乾坤，《诗》首《关睢》”所蕴含的道理。班固当年兴此论，不过是为了阐发天理人伦乃至政治生活中的阴阳之道；而当姬周将亡，当时的太史伯阳也只能用天地阴阳之说，婉转地劝谏幽王应当正确处理好江山与美人的关系。
《诗序》说，“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在言论压制比较深重的年代，婉转和富于隐喻的谲谏总是会被更多地采用；而在谲谏的各种方法中，歌谏一度成为士大夫们的首选。公元前781年周幽王继位后，起于宣王后期的种种虐民恶政，被姬宫湦这个昏暴之君发挥到极至，一时天怒人怨，《诗经》大小雅中有关讽谏之作顿然激增：大雅中的《瞻卬》、《召旻》，小雅中的《正月》、《十月之交》、《雨无正》、《小旻》、《小宛》、《小弁》、《大东》、《四月》等，据分析都是幽王时期公卿大夫们的疾时之作。其中，有以“瞻卬昊天，则我不惠”刺幽王褒姒乱国祸民的；有以“正月繁霜，我心忧伤”哀幽王荒淫致国危亡的；有以“十月之交，日有食之”喻政失常轨，天降警示的；有以“旻天疾威，敷于下土”叹苍天不仁，暴政横行的。在与上古民主文明渐行渐远的姬周末年，公卿大夫们重新捡起古老的歌谏手法，只是为了其貌似“温柔敦厚”的表述形式，不至于使自己因言获罪。
谲谏的另一种方式是借天地以喻人，借论古以讽今。虽是白话，却也并不“白”说。温文尔雅的一片“和谐”诗颂声中，唯一敢用白话谲谏的，是太史伯阳。太史伯阳年高望众，时人尊称伯阳父（甫）；又以其阅历丰厚，说话倒也颇为不避时讳，张口便是“周将亡矣”。接下来的论述，则句句不离阴阳天地。正如《瞻卬》诗中所说“哲夫成城，哲妇倾城”，周之将亡，固然有褒姒这个内心多诡的“哲妇”作祟，但幽王姬宫湦继位后淫暴无道的极品昏君表现，也绝未让世人看到他半点雄才大略的“哲夫”成色。《史记•周本纪》载：“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作为太史的伯阳随即抓住这一“凶兆”，用以往“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的典故，暗示幽王要振作王政，扭转“阳伏而阴迫”的不良朝风和“民乏财用”的民生困境，否则“国亡不过十年”。
但是，对于伯阳的谲谏，幽王非但不听，反倒于次年“嬖爱褒姒”，以至发展到为博褒姒一笑而“烽火戏诸侯”，为立褒姒之子而欲“废申后，去太子”。太史伯阳又以历史记载和神话故事谲谏幽王，幽王仍一意孤行，“国人皆怨”。幽王十一年，申后的父亲申侯引境外之兵“杀幽王骊山下，虏褒姒，尽取周赂而去”，诸侯共立周平王姬宜臼继位，国都东迁洛邑（今洛阳），史称东周。自此，“周室衰微”，“政由方伯”，夏商周三代统辖的中央集权王国逐渐被东周列国所分化。
三代覆亡与言路坎坷的血的教训，不仅给其后更为绵长久远的历朝历代君主留下“拒谏则亡”的历史记忆，也给谏士们留下许多恶梦般的心理硬伤，比方说对诸如“美女破舌”、“美男破老”之类君侧势力反噬的恐惧和提防，滥用谲谏手法、“讽而少直”的保守心态及“明哲保身”的畏缩讷言等。此后，一遇乱世昏君，旧伤总要复发，谏士的阵营难免两极分化。

配图
烽火戏诸侯
烽火戏诸侯是中国妇孺皆知的历史传说，陕西骊山风景区也建有“周烽火台故址”（如图）。不论那个年代有没有烽火，也不论这段记载的可靠度如何，周幽王的独裁以至亡国，总该是千古铭记的教训。

@1192893597 2016-09-17 11:17:51
说得不错，有收获，顶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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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

@maokai19870604 2016-09-17 10:45:42
值得收藏... 向楼主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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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

@xiaozhao2965 2016-09-17 13:40:47
太神了,好贴，我双手赞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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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支持！

@sxwt_lw 2016-09-17 18:39:57
这个方面的话题的 都讨论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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