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nsekuang 2016-09-20 21:08:44
现在都没有这样的人啦
-----------------------------
谢谢，常来！

@9ee 2016-09-20 21:10:20
不错,顶的人不多啊，快点继续
-----------------------------
谢谢，欢迎常来！

@方科 2016-09-20 21:10:38
我也想了解了解！！！先顶一个
-----------------------------
谢谢！

@清愁漫与 2016-09-20 21:14:54
支持一下！！呵呵，不错
-----------------------------
明天会按时更新，欢迎大家再来！

@djq_herrscher 2016-09-20 23:02:25
楼主高人啊，我先收藏了
-----------------------------
谢谢关注收藏，欢迎常来！

各位早上好！

◇谏士春秋•东周•舌倾列国◇

臧文仲告籴
——当“立言”入围“三不朽”

作为一位比较“奇葩”的国君，鲁庄公在“面子”这件事上，的确有着一套专属于他自己的理解和处理方式：该要的时候，他就是不要。比如不听曹刿谏止，执意“如齐观社”，做得就相当“嬉皮”；不该要的时候，他又非要。比如不听匠师庆的谏止，执意给老爸宗庙“丹楹刻桷”，做得也足够任性。鲁庄公二十八年（公元前666年）冬，“天灾流行”，鲁国出现严重饥荒，这位顽主又在为“面子”的事纠结，执政卿臧文仲只好豁出老脸，主动提请由自己出面出使邻邦，到“老冤家”齐国去“告籴”求援。
“告籴”，就是在饥荒年间，向别国通报本国灾情，以便获得粮食补给。《国语•鲁语》载，这次上谏中，臧文仲告诉鲁庄公，“国有饥馑，卿出告籴”是“古之制也”。既然合乎周礼，就算到多年与鲁国勾心斗角的齐国去求援，也不是什么丢人的事。臧文仲进而开导鲁庄公说，鲁国平日与各国“为四邻之援，结诸侯之信，重之以婚姻，申之以盟誓”，这些睦邻友好乃至通婚结盟之举，无非都是为了在“国之艰急”的灾难时刻能取得外部援助。平日宫廷“铸名器，藏宝财”，也都是为了应对民众饥荒“殄病”所作的储备。如今举国陷入灾荒，正是让这些物资储备和外交准备发挥作用的时候，齐国毕竟与鲁国世代联姻，“以名器请籴于齐”，也就恰如其分。鲁庄公见臧文仲说得合情入理，横竖又不用自己出面，便放下面子上的包袱，答应了臧文仲的谏请。
类似“告籴”的事，17年前也曾发生在宋国与鲁国之间。《左传》载，那年夏天，两国刚刚打过一仗，鲁国赢了，鲁庄公面子很爽。到了秋天，“宋大水”，鲁庄公就装得很有风度，派公使前往慰问。那次，宋闵公也刻意低调，向鲁国公使作了半天自我检讨，承认“孤实不敬，天降之灾”，以此得到鲁国同情援助。这次臧文仲去齐国，难免也要放下身段，向对方卑词求助。随从的人觉出臧文仲是在替国君忍辱负重，便问他：既然“君不命吾子”，您老人家何必主动请命，非要接下这桩苦差？臧文仲回答说：“居官者当事不避难，在位者恤民之患”，如今我不去齐国，便是“在上不恤下，居官而惰”，就会上愧其君，下愧其民。臧文仲一行带着鬯圭与玉磬等礼器到齐国，以言辞打动齐君，齐人果然退还玉器，向鲁国放粮。
作为鲁国的执政老臣，臧文仲历事鲁国的庄公、闵公、僖公、文公四君，博学广知，思想开明，对鲁国发展起过重要作用，也留下不少出色的政治见解。《左传》载，鲁僖公二十一年（公元前639年），“夏，大旱”。如果任其发展，到了冬天，势必又要造成庄公时代那样的举国饥荒。这时的国君鲁僖公也很焦急，准备按照当时的习俗，将主持祈雨无效的巫尫之人杀死，焚烧祭天。臧文仲及时劝阻，对僖公说，大旱之年，要“修城郭，贬食省用”，做好备战备荒，并“务穑”、“劝分”，督促农人致力田间抗旱，同时劝导富人募捐施舍。这才是当务之急。而焚烧巫尫则“非旱备也”，何苦要浪费时间精力，跟这些巫婆神汉们过不去？假如“天欲杀之”，就不会让他们活到现在；假如这些人有魔力带来旱灾，杀了他们又岂能阻止其鬼魂作祟？鲁僖公觉得有理，于是“从之”。这一年，鲁国“饥而不害”。
鲁僖公为人执政都远比他的父王庄公精明，也更加善于吸纳合理的谏言。比如僖公二十八年那次在晋国温地的会盟中，在臧文仲建议下出手救助卫公免罪，便收到晋、卫两国都与鲁国交好的外交效果。但鲁僖公有时也会因拒谏犯下错误，比如僖公二十二年与邾国军队对阵时因轻敌“不设备”，臧文仲提出国无大小，“蜂虿有毒，而况国乎”？又以《诗经》“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等诗句劝诫，僖公“弗听”，终尝“败绩”。
“言多必失”。臧文仲历事四公，也说过错话。孔子就曾指出其言行中有过“三不仁”、“三不知”。但臧文仲以谏君为己任，敢为社稷民生请命，以致“既没，其言立”，死后得到叔孙豹、范宣子等政治家和哲人的认可。自此，“立言”也更加受到重视，被后世抬升到与“立德”、“立功”比肩的“三不朽”高度。


臧文仲祭爰居
臧文仲因勇于立言，被后人列入“三不朽”。但人无完人，孔子也指出过臧文仲有“三不仁”和“三不知”，比如他组织人们在国都祭爰居一事，就被当成了他的无知。爰居是什么，无人确知。《尔雅•释鸟》邢昺疏：“爰居，海鸟也，大如马驹。”如今的人们，也只能通过这种被刻成墓兽的爰居石像（如图）来揣知它的原形。

@荷tys666666 2016-09-21 11:25:14
@煦野风 好帖，已推荐精品
-----------------------------
谢谢欣赏和推荐

@全球英语770 2016-09-21 12:05:05
感激涕零，谢谢楼主的好贴
-----------------------------
谢谢顶帖

@欣幸草 2016-09-21 13:58:05
超值强帖，帮你顶，^_^
-----------------------------
谢谢关注和顶帖

@我也来个马甲2 2016-09-21 14:07:51
说得不错，有收获，顶一下
-----------------------------
谢谢！

早上好！欢迎光临

◇谏士春秋•东周•舌倾列国◇
展禽正祀
——“直道事人”就别怕“三黜”

展禽，就是传说中那个“坐怀不乱”的柳下惠。展禽是鲁国人，长期在执政卿臧文仲手下为官。《左传》载，孔子曾指责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不知者三”，其中的“不仁”之一，便是“下展禽”，对他多次打压，不予重用。“三不知”中，也有一件与展禽有关，那就是“祀爰居”，也即让国人到都城外，为海鸟“爰居”举行公祭。好在这一荒唐行为，因展禽的反对被及时叫停了。
展禽纠正臧文仲“淫祀”一事载于《国语•鲁语》：海鸟叫做“爰居”，不去海边，却落在鲁国都城东门之外，三日不走。古代未知领域较多，对于这类不可理解的奇异现象，人们大多敬而畏之。臧文仲身为鲁国执政卿，也生怕得罪了神灵，便组织国人“祭之”。在当时，祭祀是“国之大节”，事关“政之所成”，有关祭祀的制度被视为国典。展禽的职务为“士师”，本职工作是管理狱讼，但出于对国家制度的维护而对此提出反对，认为臧文仲的做法是“无故而加典”，将国家祭祀的范围毫无根据地予以扩大，危害了国家政令的严肃性。
关于“圣王制祀”的典故，展禽掌握得比较系统。他指出，自古先王制典，只有五类特殊的人物，才能享受国家的公祭：一是制定法则施于民众的人，可以“祀之”；二是“以死勤事”，为国家鞠躬尽瘁的人，可以“祀之”；三是“以劳定国”，使国家长治久安的人，可以“祀之”；四是“能御大灾”，排除隐患转危为安的人，可以“祀之”；五是“能扞大患”，救民众于水火的人，可以“祀之”。这五类人，在史上即使不是五帝三王，也都是绍其后业的仁圣贤能。此外，受到国家祭祀的还有“社稷山川之神”、“前哲令德之人”，还有天上的“三辰”、地上的“五行”、九州的“名山川泽”等等。“非是族也，不在祀典”。
古人治国，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之类不可不烂熟于心。在鲁国历史上，臧文仲虽也是个有担当的卿相，但与展禽相比，上述知识似乎就显得比较欠缺。难怪孔子在《论语》中曾质疑他当宰相的资质：“臧文仲其窃位者欤？”但《孟子》说，“柳下惠，圣之和者也”，作为“和圣”的柳下惠，说话就不像孔子那么犀利，只是认为臧文仲不了解海鸟的底细，对其“无功而祀”，属于“己不知而祀之”。接下来便是科普内容：鸟兽生于大海广川，“恒知避其灾”，都懂得预测并逃离异常天象的侵害。如今逃到这里，一定是“海其有灾”、沿海将有灾变的缘故。果然，“是岁也，海多大风，冬暖”，展禽的话得到证实。
无独有偶，作为鲁国卿大夫，臧文仲在祭祀问题上闹出的笑话不只一起。《左传》载，鲁文公二年，臧文仲在太庙主持祭祀，竟听信礼官夏父弗忌“新鬼大，旧鬼小”的说法，将刚刚去世不久的僖公的神位，放在了其前任国君闵公神位之上。虽然鲁闵公是那个造成“鲁难未已”的庆父所立，只做了两年的傀儡国君，但毕竟是鲁僖的兄长和前任。将僖公神位放在闵公之上有失国礼，是典型的“逆祀”。孔子对这件事也极不满意，由此总结了臧文仲的“三不仁”、“三不知”，将此次“纵逆祀”与前述“祀爰居”一并当成了他无知的证据。
孔子认为臧文仲打压展禽，知其贤而“不与立”，属于“不仁”，也有充分根据。《国语》记载，一次齐国伐鲁，臧文仲手足无措，“问于展禽”，展禽派人以“犒师”之名面见齐孝公，凭借巧妙设计的外交辞令，硬是说退了齐军。关于“祀爰居”一事，臧文仲在事后也承认“信吾过也”，并承认展禽所言“不可不法”，还命人将此事“书以为三筴”，存进国家档案。所以，臧文仲“知柳下惠之贤”，并非虚辞。正如《论语》所说，展禽在臧文仲手下不但得不到提拔，还受到“三黜”的处罚，无非是因为他“直道而事人”，说了太多的真话。
臧文仲并不是一个喜欢抹杀别人功绩的领导，《国语》就记载了他有一次为一名进谏的馆人请功，并留下了“善有章，虽贱，赏也；恶有衅，虽贵，罚也”的名言。但馆人毕竟是“贱籍”，即使“出而爵之”，也难以威胁到臧文仲的执政卿地位。身为士师的展禽就不同了。在官场上，身份越高，说真话的代价往往越大。




和圣柳下惠
展禽又称柳下惠，“柳下”是他的食邑，“惠”则是他的谥号。柳下惠被认为是遵守中国传统道德的典范，他“坐怀不乱”的故事在中国历代广为传颂。《孟子》中说“柳下惠，圣之和者也”，所以他也有“和圣”之称。图为立于山东省新泰市和圣园中的柳下惠雕像。

各位早上好，欢迎继续交流

各位高人：楼主觉得《谏士春秋》这个标题相对冷僻，想加个副标题——舌尖上的中国民主史，不知当否。目前有西方民主史，无中国民主史，这样也貌似弥补一个话题空白？

◇谏士春秋•东周•舌倾列国◇
宫之奇弃君
——当士与国可以双向选择

孔子认为，同为淡泊名利的“逸民”，相比于伯夷、叔齐的“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经“三黜”去官退居柳下，死后以“惠”为谥的鲁大夫展禽，未免受了“降志辱身”的委屈。其实，在东周列国的年代，士大夫们不得志，是可以“去父母之邦”、到别处另谋发展的，与展禽处于同时代的虞国大夫宫之奇，就因为对国君屡谏而不听，便“以其族行”，带着一家老少，最终离开了昏庸无道的虞君和那个危如累卵的小国。
虞国和虢国相邻，都是建于周初的姬姓封国，又都不幸与晋国相邻，成为随时有可能被这个迅速崛起和扩张的大国吞并的两个唇齿相依的小国。晋献公时代，晋国开始使用离间之计，试图在虞、虢两国制造矛盾，然后分而食之。据《左传》载，公元前658年，当时的晋国大夫荀息向晋献公提出建议，不妨利用虞君贪婪好贿的弱点，以晋国出产的好马和良玉为诱饵行贿，劝说他答应“假道于虞以伐虢”，同意让晋国穿越自己国境去攻打邻国。一旦虞君接受了晋国的贿赂，虢国失去救援，将被轻松拿下；而虢国被灭后，虞国失去盟友，也将不能自保。
晋献公一生号称“并国十七，服国三十八”，是个极有侵略野心的国君，却也是个吝惜财物的俗人，听了荀息的建议，对将要给出的好马良玉有些割舍不下，连说“是吾宝也”，认为价码开得太高。荀息安慰他说，这无非是先予后取，一旦计划成功，整个虞国都将被晋国吞并，送出的宝物，最终还不是如同放在自家庭院？晋献公又提出疑问：虞国的国君虽然贪婪，但“宫之奇存焉”，虞国有这样一位贤臣，晋国的计划难道就不会被识破吗？
对于晋献公的疑问，荀息则显得胸有成竹：“宫之奇之为人也，懦而不能强谏”，此人虽贤良，却不是一个在国君面前能够固持己见的大臣。况且宫之奇“少长于君”，是个从小在虞君宫中长大的暱近之臣，就算他坚持上谏，虞君也不一定会认真对待。事实果不出荀息所料。当荀息带着晋国的两样宝物来到虞国，虞国国君顿时眉开眼笑，不仅很快就答应了晋国“请假道以请罪于虢”的要求，还向晋国许诺要出兵协助，在晋国军队开进之前先一步讨伐虢国。宫之奇极力谏阻，虞君果然不听。这年夏天，晋国的军队“会虞师伐虢”，一举灭掉了虢国的夏阳。《春秋》记载此事时说“虞师、晋师灭夏阳”，特意把虞国军队写在晋国前面，可见虞君受了晋国贿赂后，表现是多么的积极。
荀息的计谋固然老道，但认定宫之奇“懦而不能强谏”，也未免低估了他的韧劲。《左传》载，三年之后，晋人卷土重来，“复假道于虞以伐虢”。宫之奇没有受前次上谏失败的影响，继续向虞君上谏说，虢国与虞国互为表里，唇齿相依，“虢亡，虞必从之”，这便是唇亡齿寒的道理。况且晋国多年来亡我之心不死，上次帮助他们伐虢，对国防安全形成的危险局面已经难以挽回，“一之谓甚，其可再乎”？虞国决不能一错再错了。没想到，虞君这次好像也做足了功课，抛出不少新的反对理由，比如，晋国与虞国同宗同祖，都是周朝姬姓先王太王的后代，“岂害我哉”？又说“吾享祀丰洁”，上供的食品丰盛又无污染，所以“神必据我”，一定会施以保佑。
关于同宗同祖，宫之奇指出，晋、虞、虢三国同为姬姓，若论亲疏，晋国与虢国的祖先更近，如今晋国“将虢是灭，何爱于虞”？关于祭祀与保佑，宫之奇则说，鬼神与人不论亲疏，所谓“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在《国语•晋语》的记载中，宫之奇更是指责虞君出卖邻国是“以贿灭亲”，不仅无德，更是不忠不信。但无论他怎样苦苦相劝，虞君就是不听。宫之奇只好带着妻儿老小离开虞国。当年冬天，“晋灭虢”，并趁“师还”之际“袭虞，灭之”。
据《左传》记载，虞国被灭，一位叫井伯的大夫因留在国内，与虞君一同被抓，并作为晋献公女儿的陪嫁奴，送给了秦穆公。宫之奇则以“用脚投票”的方式，既坚守了良知，又避免了做亡国奴的羞耻，春秋时代的公共思想舞台上，也因此又多了一位自由之士。

西周虞侯政壶及铭文

1980年山西文物商店征集，山西博物院藏的虞侯政壶


壶口内铸有4行24个字的铭文（如图）：“唯王二月初吉壬戌，虞侯政作宝壶，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这个叫“政”的人，就是西周时的虞国国君。

喜欢现代随笔的朋友们：楼主另有一回忆文革童年的长帖http://bbs.tianya.cn/post-no05-435164-1.shtml也在煮酒连载，欢迎点击前往。

◇谏士春秋•东周•舌倾列国◇

百里奚哭军
——行“霸道”也要听谏

《左传》里那个随虞君被俘的大夫井伯，很可能就是史上与伊尹比肩的名臣百里奚。《史记•秦本纪》载：“（穆公）五年（公元前655年），晋献公灭虞、虢，虏虞君与其大夫百里傒（奚）”。百里奚贤名在外，但“虞君不用”，所以没有理由说他的被俘是出于对虞君的“愚忠”。司马迁又说：“当是时，百里傒年已七十余。”据此，人们宁愿相信，这位老先生未必不想像宫之奇那样一走了之，离开无道昏君。只怕是年老体衰，力不从心，想跑也跑不动了。
事实上，百里奚被俘后，不堪忍受亡国奴的屈辱，也确曾试着逃过一次。《史记》载，晋人俘获百里奚后，适逢晋献公正要将女儿嫁给秦穆公，以结秦晋之好，百里奚便“为秦穆公夫人媵于秦”，被当成晋献公女儿的陪嫁奴送给了秦国。百里奚到秦国后不甘为奴，试图“亡秦走宛”，向南逃到楚国的宛城。但老人家毕竟年事已高，很快就被楚国边境上的人发现并“执之”。秦穆公“闻百里傒贤”，原本想花重金将他赎回，又恐楚人意识到百里奚的价值而不肯交还，就声称百里奚只是个逃跑的奴仆，愿以五张黑公羊皮交换。楚国人毕竟不了解中原情况，见眼前这个“糟老头”还能换羊皮，便答应了秦国的条件。
百里奚被带回秦国后，秦穆公“释其囚，与语国事”，对他待如上宾，虚心聆教。百里奚谦虚地说：“臣亡国之臣，何足问！”秦穆公则表示，虞君不用先生，所以亡国。此事罪在虞君，非先生之过。二人纵论三日，秦穆公得授机宜，心情大悦，随即“授之国政”，将百里奚聘为国宰。并“号曰五羖大夫”（羖为黑色的公羊），以此纪念这段佳话。
秦穆公的时代，正是春秋争霸的关键时段。秦穆公在位期间，先后有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相继主盟称霸；由于得到百里奚等良臣的辅佐，秦国也在一步一步迈向“春秋五霸”之列。晋国称霸前，与秦国多年通婚结好，但也一直纷争不断，成为秦国外交政策的一大难题。灭虞四年后，晋献公去世，晋国陷入嗣位之争，晋惠公姬夷吾在秦国帮助下归国继位，却拒不兑现将河西八城割给秦国的许诺，秦晋两国关系出现裂痕。后来，晋国大旱，前来求粮，秦穆公问计于百里奚，百里答道：“夷吾得罪于君，其百姓何罪？”力劝秦穆公以道义为重。秦穆公从谏，秦国救灾粮“船漕车转”，源源不断运到晋国。这次人道主义的义举，征服了晋国的人心，史称“泛舟之役”。两年后，秦国发生饥茺而“请粟于晋”。晋惠公不仅不给，反而“因其饥伐之”，借机进攻秦国。由于晋惠公对外弃义，对内杀臣，因失道寡助陷入内政外交危机，秦国最终战胜，擒获晋惠公，逼使他不得不竞现了当初献出黄河以西八座城池的承诺。秦国版图扩大到东至黄河。
秦穆公争霸一度受挫，也与他不听百里奚的劝谏有关。自公元前637年起，秦国先后培养和扶持前后两任“国婿”晋怀公姬圉和晋文公姬重耳上位，并协助晋文公“尊王攘夷”、击败楚国而成为中原盟主。与此同时，也与郑国结下仇恨。晋文公死后，秦穆公急欲伐郑，以便接替成为新任盟主，百里奚与幕友蹇叔二人极力反对，认为“径数国千里”长途奔袭难以致胜，秦穆公这次未听劝谏。出兵之日，“百里傒、蹇叔二人哭之”。出战结果，不仅未能攻袭郑国，反与晋国发生军事摩擦而全军覆没。秦穆公“素服郊迎”接回三将，为自己“不用百里傒、蹇叔言”而痛哭懊悔。秦穆公改变策略，按照百里奚等人的计策，改由征服西部入手，逐步走向强大。三年后，秦军“渡河焚船，大败晋人”，秦穆公自茅津渡黄河，为三年前战死的将士发丧，又“哭之三日”，并于军前再次为当初“不用蹇叔、百里傒之谋”表示忏悔，发誓以后要遵照古训，遇事一定多听“黄发”老臣劝谏。又过一年，秦国打败戎王，“开地千里”。至此，秦穆公“东服彊晋，西霸戎夷”，终于在生前完成了他梦想的霸业。
韩信说：“百里奚居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愚于虞而智于秦也，用与不用，听与不听也。”可见，无论“王道”、“霸道”，只要不想走上灭亡之道，为政者都应努力听谏。




五羖大夫百里奚
百里奚落难，秦穆公用五张黑羊皮将他从市井换回，任为宰相，故有“五羖大夫”之称。百里奚“谋无不当，举必有功”，辅佐秦穆公倡导文明教化，“重施于民”普惠民众，并内修国政，外图霸业，开地千里，称霸西戎，统一了今甘肃、宁夏等地区，使秦国继齐、晋之后成为春秋五霸之一，为秦国最终统一中国奠定了牢固基础。图为百里奚塑像。

◇谏士春秋•东周•舌倾列国◇
管仲称父
——当谏君有了终身成就奖

春秋五霸，称霸最早的是齐桓公。孔子在《论语》中说：“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齐桓公一生从了贤相管仲无数谏言，因而成就了辉煌的霸业；唯独没听管仲最后的劝嘱，导致三奸夺权，五子争立，将他弃于病榻，死得难看而且两月无人收葬。
齐桓公姜小白与管仲的交集，还要从他的哥哥齐襄公说起。《史记•齐太公世家》载，当初齐襄公“淫于妇人，数欺大臣”，又与胞妹文姜通奸而醉杀其夫鲁桓公，陷入内外交困。他的“群弟”因“恐祸及”各奔邻国避祸，二弟姜纠在管仲和召忽辅佐下跑回姥姥家鲁国，三弟姜小白则在鲍叔牙的辅佐下投奔了莒国。齐襄公十二年（公元前686年），公孙无知杀齐襄公自立，次年又被国人杀死。莒国和鲁国得到消息，各自连忙发兵，分别护送姜小白和姜纠回国抢位，管仲则带兵前往莒国到齐国的路上堵截。管仲试图狙杀姜小白，可惜一箭射中其衣带玉钩。姜小白“详死”，管仲“使人驰报鲁”，鲁国负责护送姜纠的人听说对手已死，便放缓了赶路的速度。六天后赶到齐国，则“小白已入”，齐桓公姜小白由此幸运上位。
齐桓公继位后“发兵距鲁”，逼迫鲁庄公杀掉姜纠，交出召忽、管仲。鲁庄公迫于压力杀了姜纠，召忽也自杀身亡。但在交出管仲一事上，却受到劝阻。原来，齐桓公发兵攻鲁时原本“心欲杀管仲”，但管仲的好友鲍叔牙却极力向他推荐管仲，强调管仲是治世能臣，齐国要想称霸于列国，辅国者“非管夷吾不可”。齐桓公听从了鲍叔牙的建议，假称要回管仲是为杀他泄恨，实则“欲用之”。鲁人施伯看穿这个秘密，警告鲁君说：“齐欲得管仲，非杀之也，将用之，用之则为鲁患。不如杀，以其尸与之。”但鲁庄公不听，硬是将管仲押送回齐国。于是“鲍叔牙迎受管仲”，齐桓公则“厚礼以为大夫”，授之以政。
齐桓公任用管仲为相，与鲍叔、隰朋、高傒等一同“修齐国政”，提出一系列富民强国的改革措施。比如，“连五家之兵”，以保甲制为基础建设民兵系统，巩固国防；“设轻重鱼盐之利”，使国家经济与百姓生产协调发展，相互促进；“赡贫穷，禄贤能”，提高民生福利，重视人才，强化吏治等。管仲的主张被采纳后，齐国在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及社会进步等方面都有了突飞猛进的提高，也带动了整个春秋时期的历史进步。以致两百年后，邻国的孔子还对他的弟子们感慨地说：管仲的改革，使得“民到于今受其赐”。没有管仲，我等只怕至今仍要过着“被发左衽”的野人生活。
管仲学养深厚，博通三坟五典。管仲出任齐相，在礼俗尚且古朴淳厚的春秋时代，对提升齐人文化素质和外交形象发挥的价值也不可忽略。齐桓公继位五年后，齐军伐鲁，两国元首在柯地会盟，发生了鲁将曹沬“劫坛”事件。齐桓公在匕首逼迫下答应归还侵鲁之地，接着又后悔，想要杀掉曹沬，赖掉此事。管仲劝他不可逞一时之快而“弃信于诸侯”。齐桓公听谏，兑现许诺，“诸侯闻之，皆信齐而欲附焉”。齐桓公七年，齐国作为盟主，在甄地成功举行了有周天子派人参加的诸侯会盟，“桓公于是始霸焉”。此后三十多年，按照管仲提出的“尊王攘夷”政策，齐国数次发动帮助周天子及诸侯国“攘斥夷狄”的战争，南伐至召陵，北伐至孤竹，西伐涉流沙至卑耳山，以三次“兵车之会”和六次“乘车之会”实现“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葵丘之盟时，周襄王派使赐齐桓公重礼，桓公颇有“骄色”，得到管仲及时提醒。后来，齐桓公认为自己成就堪比三代，“欲封泰山，禅梁父”，又因管仲“固谏”而止。
齐桓公四十一年（公元前645年），“管仲病”，临终对桓公提出的易牙、开方、竖刁三位后继人选一一否定。管仲死后，齐桓公“不用管仲言”而“近用三子”，终致国乱君亡。齐桓公生前尊管仲为“仲父”，创下君王对良臣的至高礼遇。从那以后，茅焦谏秦王，王导匡东晋，都曾当过一个时代的“仲父”，谏臣的头上，俨然又多了这样一顶“终身成就奖”的“高帽”。



“春秋第一相”管仲
管仲（公元前723年-约公元前645年）名夷吾，春秋时期齐国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齐国上卿。执政四十年，因势制宜，分设各级官吏，选拔士子，赏勤罚惰，征赋税，统一铸造、管理钱币，制定捕鱼、煮盐之法；对外采取“尊王攘夷”的外交策略，使齐桓公成为春秋时代的第一个霸主，被称为“春秋第一相”。图为立在山东淄博管仲纪念馆前的管仲像。

◇谏士春秋•东周•舌倾列国◇
子鱼论战
——导君以“忠”诤言警千古

春秋时，继齐桓公之后，第二个向称霸目标发起冲击的，是宋襄公。面对当时的齐、楚、秦、晋四个强国，宋襄公不听司马子鱼劝谏，执意要带领相对弱小的宋国袭承盟主之位，最终在具有决胜意义的泓水之战中惨败，自己也因“伤于泓”数月后故去，演出了一场不成霸而“成仁”的历史悲剧。
关于司马子鱼，后人最熟悉的，莫过于泓水之战中的“子鱼论战”。《左传》载，公元前638年，正热衷于争当各国盟主的宋襄公，因郑国背盟附楚而出兵讨伐。由此，宋国与楚国之间的战争一触即发。为此，宋国的大司马子鱼发出劝谏。子鱼的论战，是从反战开始的。自从周初武王命微子“奉其先祀”，带领殷国的余民受封于宋，宋国就成为殷商的后继。四百年来，作为当年战败的商帝国的后代，宋国本该汲取商纣王亡国的教训，珍惜和平，致力民生。用子鱼的话来说，就是“天之弃商久矣”，如今“君将兴之”，企图重走争霸黩武的帝国之路，这是万万不可的。无奈，宋襄公“弗听”。
由于宋襄公的固执，当年冬天，宋楚两国在泓水交战。既然劝谏不成，身为主管军政的大司马，子鱼只好领兵应战。宋国的军队“既成列”，已在泓水岸边严阵以待，楚国大军涉水“未既济”，正处于半渡状态。司马子鱼提议及时出击，将其刚刚渡到岸边的少量先头部队一举击溃，使彼岸的敌军大部队不能上岸。宋襄公则说：“不可。”眼看楚军大部队“既济”上岸，子鱼又提议抓紧时间，在敌方尚不及调整队形而“未成列”时，乘乱发起攻击，或许还能扭转敌众我寡的劣势，达到以少胜多的效果。然而，宋襄公又“未可”。就这样，一直等到楚国大军渡过泓水，排好阵列，宋襄公才下令攻击，悲剧果然发生：不但“宋师败绩”，而且“公伤股”，宋襄公大腿受伤，护卫他的“门官”也全部被歼。第二年夏天，“宋襄公卒”，这位雄心勃勃的争霸者，终因泓水之战伤势过重而一命呜呼。
宋襄公一定要坚持等待敌军完渡，而且在对方集结好阵容后再下令出击，并不是他不懂军事。泓水一战惨败，“国人皆咎”，面对指责，宋襄公自己的解释是：古人作战“不以阻隘”，也就是不靠地障和天险取胜；在战场上，君子要遵守“不重伤，不禽二毛”的规矩，不去重复伤害已经受伤的士兵，不去擒获头发花白的年老士兵。寡人虽是“亡国之余”，继承了殷商王朝的亡国之痛，但打仗仍要遵照古训，恪守规则，决不在敌方还没整理好阵列时趁人之危发动攻击，否则即使取胜，也是胜之不武，为人耻笑。对此，子鱼的谏诤，亮明了他的观点：其一，敌方涉险来攻，正是“天赞我也”，有天险为何不用？其二，战场追求的只是杀敌效率，哪管对手是伤者还是老者？其三，既然讲仁义，那就不如不战。
子鱼与宋襄公论战的叙述中，除了在战言战的内容，真正代表他的独立思想体系，体现不同价值观的，是他的“不如不战”。子鱼的反战和反霸权思想，一直贯穿于《左传》僖公十九年至二十二年的记载中。春秋首任霸主齐桓公病死后，齐国内乱，宋襄公因齐桓公生前委托，联合卫、曹、邾等国军队护送太子昭（齐孝公）回国成功即位，自此有了接替齐国盟主地位的想法。子鱼警告他：“小国争盟，祸也。”为谋求霸权，宋襄公扣押了不服气的滕宣公，又命邾文公杀鄫国国君当作祭品祭祀。子鱼援引季梁当年“民为神主”的名言，指出用残民害理的手段争霸是舍本逐末。曹国不服，宋襄公“围曹”受阻，子鱼指出这是因为宋国“君德”有缺，应退兵“内省”，回国修补德政。宋襄公不听子鱼劝谏，坚持谋求霸位，这才一步步导致楚宋冲突加剧，终于有了泓水之败。
所谓“忠于民而信于神”，宋襄公在战场上以生命为代价恪守了“信”，这种高度崇信的中华古风无愧于天地鬼神，更丝毫不逊于今人舍近求远从西方带回来的“契约精神”。许多儒家学者以合乎“春秋大义”追认宋襄公为“五霸”之一，也算是仁者见仁。而子鱼的“忠”，则在于他把民众利益置于权欲之上，这种精神，倒是为中国社会历来稀缺的。





宋楚泓水之战
春秋时代第一位霸主齐桓公去世后，楚成王乘虚窥伺中原；宋襄公不顾国力尚弱，欲以宋国的公爵地位争做中原霸主，由此爆发宋楚泓水之战。宋襄公战败因伤而亡，却以信守战争规则留下道义美名；而反对战争和霸权的宋国大司马子鱼将“忠于民”放在首位，也受到后世推崇。图为描绘战争场景的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