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按了）只怕是吃不了兜着走。

我身边不缺朋友，基本上都是谈天说地摆龙门阵的朋友。在当年，我这小猢狲借了老师的余威，被许多借我虚名的人架在火上烤，确实难受。

我下乡后，五一、十一、春节，都是要在城里或同学、朋友插队的地方去吃大户的。起初还有大半时间在队上劳动，在1973年出了白卷英雄张铁生后，我算是凉透了心，在招工、考学校的路都被堵死后，不再听报纸上的忽悠了，开始我行我素，也很少在队上参加劳动，长期在其他知青家中混吃混喝，真心话，他们并不烦我，谁与我在场上一起露了脸，在那块地儿没人欺负他。

我祖籍是我落户的公社，但不是一个大队，我祖上出来得早，实际上在这里没一个近亲。在读书不准、前途无望的文革年代，我等小青年只得仿效行侠仗义的剑客，开始斗起狠来。

我们公社是重庆沙坪坝知青的天下，他们已经来了两年，许多是组团来的，年纪也比我大。我是单枪匹马来的，全公社百多知青，我们小城的起初只有几个，而且我还不认识他们。重庆知青回城了一半，这剩下的百多人都是造反的急先锋，下乡后调皮捣蛋的人。在第一次的公社知青学习时，因为我长得人高马大，便盯上了我，几个家伙当然是找错了人。

当时还自我感觉良好，到后来才知道不只是在公社，甚至在区里的领导中也挂上了号，成了另类知青。

其实那些老老实实干活的知青，也是与我一起，在1978年前后才回城的，这时，距华国锋宣布文革结束，已经过去了两年时间。

@草民123abc 2016-09-06 09:46
（误按了）只怕是吃不了兜着走。
我身边不缺朋友，基本上都是谈天说地摆龙门阵的朋友。在当年，我这小猢狲借了老师的余威，被许多借我虚名的人架在火上烤，确实难受。
我下乡后，五一、十一、春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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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捻陌上花 2016-09-06 18:57:57
如果老大哥50左右，我们应该认识，当初我就是鞍子坝一带长大的娃娃。一晃数十载都老了。能在天涯上看到万州人的帖子，实属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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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着手摇啊！我54年人，应该是痴长十几岁。我出生在福禄巷，因我父母是报社的，在四方井、稀饭厂、电报路、和祥街一带住，都是围着报社的。读得是万二中。九十年末，在牛滚凼住了十年，买菜在五显庙，算是近邻吧？

知青下乡，很多地方的农民是不欢迎的。但是，农民也是人，而且普遍善良，如果你为人大方舍得，他就对你好，反之则不然。我们队在第二年初又来了一个知青，他与我是一个城市来的，受到的欢迎程度就有天渊之别，我大部分时间在护林，整天闲逛，他却天天挥舞着锄头刨土。

知青到农村，在某种程度上，对农民的思想也起了一定的开化作用，十几年后，当年最喜欢围在我身边的几个农家子弟，都承认受到过我的影响。举个例子：那些年的农村，包办婚姻是普遍的，而这些小伙伴，全都是自由恋爱，也是最早出来打工的，那时还没广东打工潮，全是到我们厂干体力活，也有干砖匠的。毋庸讳言，他们也有离婚另娶的，如今许多生活在城里，当老板的也有，有位开餐馆的，几十年从不收我的钱，不去还来请。当然，我也很自觉。

痛心的有一件伤心事----我是一个敢想敢干敢说的人，也不怕得罪人。人到中年时，连反对我的人都用“敢干事、能干事、干真事”来形容我。我经过文革的混乱和暴力，自己虽然没干过出格的坏事，不等于我就是个好人，我的作风也影响了身边的人----一位比我小两岁的农家孩子，由于沾染上造反性格，在七十年代的最后一年，不合时宜的闹腾，喝农药自杀了。

知青下乡在回城无望的岁月里，许多都自暴自弃，偷鸡摸狗、拔队里和农民自留地的菜是常事，称之为“跳丰收舞”，不被认定为偷，这些我都干过，只不过也回报过乡亲们。

知青们结伙在赶场天当扒手，也很普遍，这事我没干过。当年有所谓“邪神”和“正神”之分，偷盗扒窃和淫人妻女的是邪神，而正神是练拳脚，争地盘打群架，并不扰民，被群众称为“操哥”，这群人也有一些“切口”，如谈恋爱叫绕盒盒儿，打架叫单了，打群架叫堆捶，练武为操扁挂，人民币称为折折儿，粮票说成是粉子儿......

这不是黑社会组织，只是一群自我感觉被愚弄、从而失去信仰和前途无望、混世的小青年，随着文革结束，大招工时进了厂后，下过乡和后几年没下乡进厂的工人，对工作的态度截然不同，我们这批下过乡的，绝大多数很守纪律，82年第一次严打时，下过乡的少有被抓的，我单位和一条街上被打击的，没一个是知青。

当然，也有知青涉案的，但不是主体人群。严打行动在如今看来也有欠缺不妥的地方，由于不是本帖讨论的内容，不展开说事，举一件啼笑皆非的案例吧----

我们这里在押着严打中被判了刑的人游街示众时，有一名写着"梦奸犯"被判五年的案子成为趣谈，这是一名小青工，厂里有一名小女工很漂亮，许多小青工都想追求她，这女孩都拒绝了。这小子在梦中与这女孩上了床，爽歪歪的对厂里的同事讲了，几天内尽人皆知，在异样的目光下，她在家里上吊自杀了，两个都冤啊！

那个年代的男知青称为“知哥”，女知青叫“知妹”，绝大多数都有一个军用挂包（也有仿制的），知哥出门一般都在包里放一把菜刀，称为菜博，这是有讲究的，匕首之类的很容易捅死人，菜刀吓人却不易砍死人，一般都是皮外伤，你只要不是存心杀人，就可以避免，也不会向匕首一样失手。

我没带过这些，一般是带一本小说和一把口琴，赶一次场往往耍几天才回来。我们那个地方，是三个公社的场口呈品字形，一般轮流去赶场。另外两个场的知青群，也是有领头的，在73年前，头儿间的争斗叫“抢手”，输了的臣服。

当年肉食少，病死的猪肉也吃，记得大队每月开一次知青会，由各个知青轮流办招待，也没学习什么，就是知青们聚个餐，摆谈一些小道消息。

有一次我在三队去开会，抽了个切菜的签，在切一块死猪肉时划伤了手，深怕别人知道有失体面，就势用手上的油按在小伤口上止了血，这是中午的事，晚饭后回家，半夜就拐了。整个手掌发烫，伤口也乌了，在半个多月的治疗中，最重时是乌紫到手腕处、所谓治疗，也没什么钱，只是用碘酒抹擦而已。

这些日子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我被兄弟情和战友情深深感动！知青们一人一天的接我去玩，把舍不得吃的罐头和半斤定量肉给我吃，还帮我洗脸洗脚。当年有0017部队一说，00指一挑粪桶、1是扁担，7就是锄头了，既然称为部队，知青们当然是战友嘛。

我每次回家后，离城时父母都要给五元钱，10斤粮票，车票是一元，城里的米每斤是一毛四分二，公社粮站是一毛三分八，每十斤可以节约四分钱，我为了节约车票钱，四十多公里的路啊，粮票是市里的，不能在我公社用，只能在市属的公社买，靠步行回家。

有一年，在栽秧时，供销社给每人供应二两高梁酒，社员们一共送了我三十多斤的酒票，家父爱喝酒，城里没有，我用竹背篼背回城，因为是初夏，晚饭后上路，第二天下午才到家，因为竹篼把我的脊背磨破了，是越走越重，十分艰难。

还有一次豆腐搞成肉价钱的事，下乡后，我自留地的南瓜大丰收，为了孝敬父母、也为了显摆，我居然挑了百五、六十斤南瓜回城，去区里赶客车，要走近十公里山路，天刚亮就出发，走走歇歇的，半路上扁担断了，请了个过路的农民，付五毛力资，供一顿中饭约三两粮票，三毛钱的扣碗和海带汤。客车连人带货一元五，而城里的南瓜一分钱一斤，我的扁担还要四毛钱，算算......

正因为下乡独立生活的几年，让我知道生活的艰辛，养成了我一生吃苦耐劳和节简的禀性，不知这算不算是文革赐予我的福利？

开帖几天来，行者老黄一路跟帖，比我还辛苦，综其资料和言论，无非是以前的文革好，现在的世道孬，我早就声明过：今非昨必是、今是昨必非的看法，是不正确的呀。再说了，这帖本是用我的亲身经历，展示文革的乱象，见仁见智罢了。

既然老哥子辛勤努力，我只好说点不成熟的陋见吧-----

记得是在六三年吧，人民日报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发过中央的消息：毛主席退居二线，从事理论研究和意识形态方面的研究工作，国家工作由刘少奇主持。这是我记忆中的，有疑问的网友可去搜搜。

从六三年开始，百姓逐渐能吃饱饭了，直到六六年底，生活都还过得下去。为什么在文革后期，百姓们的热情陡降，不再真心参与了，在高压下，也只是做做样子？因为大家又在饿饭了。到底谁对谁错，咱老百姓只能拿生活水平来判断，说千道万，啥理论都不敌一碗白米饭。

我全家都曾经是被老人家号召起来的造反者，也真心拥护他老人家，后来不相信了，譬如一位魔术师在台上表演，一不小心穿了包，你还会买票去他的表演吗？有人说我没捞到自己想要的。请睁开眼睛用事实说话！我们家就是一普通的工人家庭，与全国绝大多数家庭一样，不管你什么路线、主义，能让我们吃饱穿暖就拥护你，这是人类要生活下去的基本要求，指责这要求的不佩有生命，只能是恶魔，充其量也是枉披一张人皮！

我曾推荐过一本书《古拉格群岛》，说实话，这书苦涩难懂，我十多二十年来读过不下十余遍，至今不敢说全懂，有人在网上搜了个介绍，充起大尾巴狼来。人人都有发言权，但必须用事情说话，且不能侮辱别人！如果一意孤行，还要侮辱人，指不定用裹着胶皮的钢丝鞭，狠狠地抽你！

行者老黄，与我意见相左，但我发自内心的尊重他，我认为侮辱我的人下流，他认为我有失风度，试问：如果有人往你脸上吐口水，你会认为是上帝赐的甘露吗？

文革是不管百姓死活、草菅人命的政府行为，如今的刑案和各种有毒食品是犯罪分子的行为，但是，政府负有管理不到位或不作为的责任，这是两个概念。

我说过，我不是好人，可我决不是坏人！熟悉我的人，给我的评价是：几十年来的言谈举止和工作作风，是亦正亦邪，虽在刀刃上行走，却从不越雷池一步。

@皓溪然 2016-09-07 08:53:02
@草民123abc 38楼 2016-09-02 11:04:00
再说几句真心话：
这帖子在8月的早些日子，是挂在“八卦”上的，名叫《文革五十周年祭，刨点旧事，不妨来摆个龙门阵》，龙门阵在重庆是闲聊的意思，因为一次性贴了很多，大约十多分钟就封了。
过了两天，把“刨点旧事”四个字删了，贴在“杂谈”上，头天中午贴的，因为没留底稿，边写边贴到深夜，第二天中午才发现系统通知，在上午六点多又被封了。我不怪涯叔，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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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偶感：

毛选我反复读过多遍，依稀记得第五卷中，有老人家代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写的一篇社论，号召全国人民给执政党提意见，“大鸣大放”就是在社论中提出来的，当年还没有大字报和大辩论。

于是，一大群满怀热情的人，都开始提意见，所有学校、有知识分子的单位，在长达月余的时间里，也天天开会，反复动员给领导提意见。

这个时间段，号召提意见的老人家在干什么呢？正在召开政治局扩大会，布置反右工作。于是乎，提过意见的人，绝大多数成了右派，当了被专政的敌人。

有人不服，说这是阴谋。老人家在文章中回答，这是中央会议决定了的，是阳谋。

以上是记忆，大概的经过，当然，提意见的也许有真正的敌人！

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在那些年往往是重灾区，家父供职的单位是报社，上级要求揪出多少右派（具体的数字记不得了），完不成任务领导受处分。就象从前的交警，每天必须处罚多少人一样。

报社只好把提过意见的刨开，因为还不够名额，再开会评议右派，全体知识分子和干部都在一起开会，谁也不好开口，由于选不出右派不能散会，喝水多的憋不住了，有人去上厕所，一下子去了好几个。机会来了，大家选解手的人为右派。由于超了一个名额，这主持会议的人，升到宣传部去了。

记得前几年砸日系车的头一天，商务部有一位副部长，在中央台的新闻联播中说，大概意思是日本如何如何，只怕会激怒中国人民抵制日货。请注意，不是砸，是抵制。该副部长总共没回答记者几句话。

积极响应的人们，在后来呢，砸了自己的脚吧？

回想文革，何尝不是这样呢？在文革中被打倒的当权派，除了中央有数的几个和死了的，地方上的，在三结合成立革委会时，绝大多数重新当官。

积极响应的群众呢，前面聊过的不说了，说个生活上的吧。

由于十年没调过工资（从66年到78年，全国的工资冻结，一律不上调，79年开始上调时，车间领导怕得罪人，让我这才进厂的徒弟去组织民主提议，因为有一定的名额，有调一级或两级甚至三级的，只有我们才进厂的不调，车间领导也要经民主评议，我在乡下当过半年生产队长，是在任上回城的，领导看过档案，所以选中了我）。

记得有位街邻是二级工，老婆是临工，两口子每月的收入不足五十元，上有老，下有六个孩子，生活困难。当时，每人每月供应菜油四两，是用竹筒计量，离家不远处就有副食店，他每次只打四两油，而且是跑遍全城的副食店，筛选下来，长期定在离家两公里外的营盘，说那店里的竹筒，倒后的时间最长，他数了的，比其它店多两滴。还当成优选法到处传授。

@北雁云依love 2016-09-07 16:19:39
我二大娘今年快80多了吧，当时她家里6口人，饿死5个，我二大爷给了她一个苹果，就领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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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因为我亲眼看见过许多。但是，睁着眼说瞎话的不少。

本人对老人家一直敬仰，在别人的帖中跟帖，也一直认为是伟人，老人家的伟大，是他带领一群能干的文臣武将，打下了江山。但是，本人基本上是共和国的同龄人，虽然文化不高，但肯学习，也爱思考问题，而且记忆才可以。

感同身受，真正的认为：老人家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却不会建设一个新世界！

说明一下：

开这帖，旨在用事实说话，人人有发表自己意见的权利，对支持楼主的深表谢意，明白您们义愤的情绪，真心不愿看到骂人。这样不好，不利于谈心。

我的文化不高，全是几十年来自学的，这帖的内容，全凭记忆随手写来，可以保证内容真实，因为没查资料，有些事的发生时间只是大体不差，但不影响您们的判断。

见谅。

历史上的每一个时间段，毋庸讳言，都有正反两面，如何评判成败，只能依据绝大多数老百姓的生活水准如何来判断。

我下乡的那几年，正是全国农业学大寨的年代，报纸上也是天天在报道一个接一个的伟大胜利，刚下乡时，我也是相信的，可看到的事实，让我觉得自己就是个傻瓜蛋！

我们生产队位于河谷，算是低山，各种农作物比高山成熟的早，割谷子的时候，同一个公社的高山，谷子还在扬花期。

那时候也有乞讨的社员，因为白天要参加集体劳动，一般都是傍晚来，社员们自己的口粮并不足以裹腹，因为刚分了粮食，还是多多少少打发一点。

这些人都是高山上来的社员，一般是中年妇女和老人，衣着打扮也不象城里靠乞讨为生的人，就是一普通的社员，背着竹篼，只要是吃的都要，而且当晚赶回去，因为家里断粮了。

其实我们低山也有断粮的时候，社员们称为春荒，家里人口多劳力弱的，在腊月间也有断粮的。

我住的那院子里有一家社员，男人死后，女人拖着一双只有几岁的儿女过日子本就困难，有高山上的一个青年，不愿加入庞大的光棍队伍，入赘到她家后，又生了一个儿子。

社员们戏称他为补锅匠，由于这女人拖着三个小孩，身体又弱，挣的工分不多，喂的猪也死了，她家五口人，分的是全队最低口粮，在腊月就断粮了。

我没有红苕窖，一般只留下少量的，其余的几十斤都打了粉，她问我要不要渣，我是自然不要这喂猪的饲料，她便主动帮忙给推磨，还把取粉的事揽下了，用上面的水煮红苕渣充饥。

那是74年初，知青正享受李庆霖给毛主席写信带来的福利，我就送了她十斤粮票，因为按规定，我们要补足每月39斤口粮，即把生产队分的口粮冲抵后，不足的由国家供应。记得红苕、洋芋是五折一，谷子是七.二折。这粮票是在公社粮站凭证领的，为什么不送粮呢？因为我分的粮早没了，正在吃补助粮，买粮要钱，我也缺钱。当年的粮票每斤可以卖到四、五毛钱，我是告诉过她的。

记忆最深的是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头，穿得干干净净的，在农历二月初来乞讨，我们这里也是春荒期，许多社员靠胡豆叶或野菜充肌，怎会有粮给他，那天我刚好从城里回来，还带了一小砣熟肉，就留这老头吃了晚饭，邀他上桌也不肯。

他不是我们公社的，是相邻的一个叫战斗公社（现为太安镇）高山上的人，我晚上留他同宿，他也执意不愿，要在地上睡，把我的蓑衣（一种用棕丝编织的防雨用具）铺在地上，半夜冻得尖叫，我只好取下铺的棉絮给他裹着，第二天我给了他一碗米。

这老头姓向，老伴、儿子都死了，只有一个半大的孙子，劳力弱算五保户，就是现在吃低保的家庭。

后来这老头和孙子应邀又来过两次，一次是我分了包谷后，来拿了十几斤包谷，另一次来背了两篼红苕。

几十年过去，这事我早就忘记了。我失业后，曾给几家私企跑了十余年销售，这工作就是用一辆轻卡货柜车，把家用电器装上，在周边各个县的乡镇推销，因为乡镇有实体店，这销售网靠我去编织，业务强的销售员，年收入在十万左右。

太安镇有我的下家，向老头家所在的高山也成了茶山旅游地和夏天的避暑胜地，向老头早就死了，但他孙子活得滋润。一次上货后，我在上车时遇见他了，当年他瘦骨嶙峋的，我现在肯定不认识他了，可他却依稀记得我，便到店里去查送货单，因为上面有我的签名，店主也有我的名片。

店主当即打电话要我回来，一进店里，小向趴在地上冲我磕头，由于是赶场天人很多，搞得我一头雾水，在人们的鼓掌声中，搞清了原委后，欣慰中也认为不必。

小向找了我好多年，自从他有了出息后，先到我下乡的生产队去打听我工作单位，但我早下岗了，也搬了家，他如果仔细点也可以找到的。由于与我联系的人因为从没听我提过这人，谁会告诉他。

小向一直称我为救命恩人，在每年的暑期，都要接我全家去住几天，真叫是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啊！

为什么他的生活会发生这样大的变化呢？他现在还是个农民啊！

昨天下午，系统发来通知，涯叔说：此帖被推荐到《天涯日报》了，也就是说，用手机也能看到此帖了。

大块头的数据跟帖，就不要一再重复的贴了吧，我的主帖都快被淹没了，影响网友们看帖啊，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人家烦了不看，也起不到宣传的作用呀。注意：我指的是重复。

既然大家对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人的事争议大，我就具体的说一下吧----

巫山的事我自己没亲眼看到，所以没在主帖中提过，只是在对跟帖的解释中说过。这消息是这样来的：我参加工作后，79年初，巫山县委的宣传部长调来当副厂长（当年的国企叫政企合体，我们厂是县级单位，他是升了半级），他是分管我们车间的，在一次指导调工资时，他喝了酒，与车间领导聊天时说的，还说了一些具体的情况，造成这种恶劣后果的县委书记是受到处理的。前面说过，我曾是调工资时的听用。

再详细的说一下我亲眼目睹的事吧：有白帝城的县，稍细心的网友都知道是如今重庆的奉节县，位于三峡的入口，与下游的巫山县相邻。

奉节四铁厂位于朱衣镇，土地名叫朱家坝，口前在朱衣河的入江口，清水乡位于两个地方之间，这里现在是奉节新县城所在地。

朱衣与山里的黄村乡毗邻，四铁厂位于这朱、黄之间的山上，小地名叫鼓儿石，隔着一条小河沟，对面的山岩叫白岩淌（音），我家当时安在白岩淌下，这里出一种白云石，是一种建筑材料。

我在跑销售时，无数次的到过朱衣、黄村，也问过店主，由于他们都是年轻人，说不清楚。记得在革委会时期，有一位家父的老同事叫周良钰，是朱衣镇街上的人，几次来地区要求落实他的政策（现在称上访），他是住在我家的。

我在04年或05年到朱衣街上他家去过一次，(是场上一位TCL专卖店老板引我去的，这店还在)他老伴姓王，有儿子健在，这儿子现年约五十多岁了，周老伯已经谢世。

口前位于长江边，铁厂进出的物资在这里集散，家父在这里当转运站长时，我与奶奶经常来这里蹭饭，说白了，是占便宜。

铁厂离口前大约有十多里路，是一条可以跑马车的路，进出的物资全是由人挑抬，搬运的人，中午可以免费在站里吃三两的米饭，但条件是来回必须挑百斤以上的担子。一些人挑着挑着，就死在了路上，几乎天天如此。既然有的人不承认饿死了人，确实也没人去解剖过，我想呀，他们可能是胀死的。

白岩淌对面是铁厂的主厂所在地，在小河沟边的半坡上是铁厂职工的坟场，这坟场正对我家，相隔距离只有几百米，这坟场是事先挖好一排排的坑，再放上薄皮棺材，死了人，用一张白纸裹着，腰上绑条绳子，抬到坟场装棺埋上。一场雨后，棺木就露出角来，我们这边的人要到对面去，必须从坟场边经过，只能捏着鼻子。

这是61年的事，只限与厂部在一起的一个车间，这厂的其他车间分布在周围的山岭中，并没在这里，路上胀死的都是就地掩埋，当年的人都胀得走不动路了，谁会傻到抬着尸体翻山越岭。

也发生过抬尸人追随死尸去做陪伴的事，无非也裹张白纸，埋了。

这年底，四铁厂垮了，这坟场大约埋了百多人左右。

估计这坟场还在，当年亲眼目睹的人也还有，我确实不知道这地方如今叫什么村，但是，奉节人一直习惯叫土地名，如兴隆镇叫三角坝，还有什么车家坝......

我说的这些，也不一定会写进县志里，希望较真的人们，不妨去实地踏勘，奉节是个旅游城市，高速路出口就在朱衣，很方便的，如何？

从行者老黄说过的一些情况来看，在文革中，他父亲是一位现役军官，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都知道，军人家庭的门上都挂有光荣之家的牌子，军队是共和国的长城，这是应该不受冲击的，他不知百姓的苦难，情有可原。本人兼任过多年的企业武装部长，在此向所有的军人及家属致敬！

老黄一路跟帖，查资料码跟帖，一大早忙到深夜，比我还辛苦，但是在今天却说出不应该说的话，什么溜溜他们，逗逗他们，他们有任务......

这样说就不对了，你不是贴了许多没饿死人、文革很好的帖吗？我看这样好不好，我俩都是退休了的老家伙，有关饿死人的事，其他的地方我没亲眼目睹，咱俩就到奉节去实地走访踏勘，你如果不放心安全，可以先在当地警方备个案，放心，我不是奉节人，你到了奉节，发个站内短信，我当天到。

关于武斗，可以到我们这里走访，有关我帖中说过的地方都在，只是房屋变了，码头等被淹了。

咱俩说定：如果我说了假话，必须在帖子中向全国人民承认错误和赔礼道歉。三峡值得一游，你这趟的费用由我负担。反之，我的费用由你负担，你也不用道歉，只是跟个帖，把看到听到的写一下就可以了。

如何？

我前面说过，各个时间段都有正反两面，也说过各个时间段的成败，要用绝大多数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来评判。

文革中其实也有好的政策出台，比如在74年前后，由于广大农民的生活实在难熬，生了大病只有等死，中央曾出过一个通知：如果贫下中农有大病，可以凭生产队的证明，先把病治好，费用可以挂账，宽裕时再还。当年的信息不发达，这通知许多人不知道，就连公社也没传达过。

记得我队有一个叫熊绍英的中年妇女(已过世)，现在记不得她当年到底得了啥病，反正挺严重，是我告诉她并带她夫妻到地区医院去住院的，一分钱医疗费没付，伙食在我家达灶，一共欠了600多元，当时算是大数目，回家后，从来没人要过欠账。

当然，73年每个知青又补贴150元和口粮、半方木材指标也算。

反观前几年的医院，那怕人要死了，先把钱交了再说，让人寒心啊！近几年有了必须先救人的强令后，才好了点。

有网友认为：文革是人民当家做主人的年代，是左与右的较量......

其实，这也是文革初起时，亿万群众的真实想法，记得华国锋在76年底，宣布文革结束时，在街谈巷议中，绝大多数参加过文革的人，尽管他们当年如"敌人"；都是一个腔调：只怕是今后再有这种忽悠，也没人相信了！

为什么包括文革在内，之前的许多次政治运动，都是领袖振臂一呼，群众就狂热呢？此帖都是说的一些我看到听到、发生在身边的事，难到还不能发现端倪吗？

有人说，文革那个年代穷什么的，我生在五十年代，在59年前生活很好，粮食不定量，不到一毛钱一斤的牛肉，有工作的人，工资也有上调，没工作的人，只要你愿意劳动，就可以有事做，经历过那些年代的人，都认为是在倒退，六三年到六六年也能吃饱，刚吃上饱饭又折腾，此后又民不聊生，如果这就是所谓的"人民"当家作主，只怕广大的人民，唾液都能淹死你。

后来，农村从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一路走来，情况如何，年轻的一代何不去问问自己的长辈？我父亲当年就曾去动员农民组织合作社(与现在的专业合作社的性质不是一回事)，是深有体会的：当年的土地，是分给了农民的，从互助组到人民公社，完成了土地国有化，一切由政府说了算，谁唱反调，就是现行反革命，轻则管制起来监督劳动，重则坐牢，人民当家作主，只是体现在政府的牌子上有"人民"二字罢了，难到不是这样吗？

直到改开，虽然是承包，农民只要肯干，也比当年的情况好吧？但是，体制的混乱，官员的腐败和肆意妄为，激起了群众的愤怒，这是不争的事实，受害的人可以呐喊、上访，有时也不尽人意，令人气愤！这些事放在当年敢吗？

我不是毛粉，也不是政府的拥趸，只是一个痴活六十多年的老人，我头脑清醒，能一分为二的看问题，包括对老人家也并不是全盘否定。

我曾经从事过多年的侦查办案工作，虽然是在企业内部，但也佩有枪枝、全套警械和侦查证，在侦办一般刑案和治安案件上，一样能把违法犯罪的人送进去。

我在帖中说过，在那个年代是没刑法和民法的，没说的是，实际上还有各种惩治条例，当然是处理了各种犯罪分子，自然也有受冤枉的，受冤枉的人，还很难有喊冤的机会。

那些年，虽然也有讲证据的要求，录口供也有七合要素，也要凭证据链定案，在疑罪从无的今天，还有检察官和律师的参予，尚有冤案，在疑罪从有，检察院又被撤销十年、没有辩护律师的情况下，指不定有多少被冤枉的人！

我在工作中，曾翻阅过许多档案和卷宗，发现在只有惩治条例的那些年代，许多都是凭一份综合材料就把人送进去或监管起来。什么叫综合材料？就是管你的单位(没单位和小商贩有居委会)写上一份材料，盖上公章，写明你的罪行，就可以让你失去自由。当然，有真正的犯罪分子，敢说没有被冤枉的？

我工作的单位有一个工人，在六十年代的国庆节，参加集会游行时(当年经常由政府组织)，看到广场上有上万人，开玩笑对身边的同事们说："老子要是有挺机关枪，一梭子突突下去，扫死他妈的一大片......"结果是以反革命罪被判十二年。八十年代在大平反的气候下，闲置在家多年的他，才重新恢复工作，工资为一级工27元，他这人的档案我看过，冤吗？在那些年代是不叫冤案的，因为他自己和许多人都证实这话是他说的，依照条例该坐牢。他重新工作，是照顾他的生活，不叫平反。

在83年严打时，凭单位一份材料被抓的也有不少，当年还在沿用一种叫"收容审查"的手段，在办案人员的操控下，可以延长收审时间，里面的程序就不说了，往往是关你一年半载的，一纸查无实据的结论算完事，你还没告状的理由。公安机关是政府的行政序列，"行诉法"是九十年代才有的。这收审的规定，是本世纪初或上世纪末才取消的，具体的年份记不清了。

坐过牢的都知道：监狱的生活比收容所好多了。当年还有一种手段叫"监视居住"也可以把你的居住指定在收容所里，当年的治安拘留所与收容审查所是一个地方、两块牌子。

这两种手段都是侦查手段、关了白关，不会有赔偿，也不在行诉法受理范围内。还有一种叫"劳动教养"的更恶劣，专治敢于与领导叫板的人(也涉及其他确有违法犯罪行为，又够不上获刑的)，这种事我不怕揭短，曾亲手送过人去劳教过。

其实劳教也是坐牢，有的劳教所比监狱还可怕，庆幸呀，这些手段都被取缔了。我在前面的帖子中推荐<古拉格群岛>，又说有人充大尾巴狼，知道为什么吗？

我们的这些手段，许多都是从苏联学来的，那书中的内容，通篇说的就是这种事例，并试图从政治层面予以分析。

有网友认为我是有钱人，错！我们这里是三峡库区，我家在最早开建的移民新城，虽然比被淹的旧房好了许多，毕竟是二十多年前的房了，所以被称为贫民区。

再回答一些疑问吧-----

当年的人群中，有地、富、反、坏、右，文革中又加了四种，合称为九种人，在68年成立革委会后，实际上所谓的走资派又当权了，尽管后来被称为“四人帮”的一再呼喊，一些造反的头目也在呼吁，广大群众并没响应，这就是文革的悲哀。

被戴了帽子的称为“黑五类”，属于专政对象，都有包押人，也叫包教人，政策是：只准规规矩矩，不准乱说乱动！在你的工作单位和住家的地方，都有监视你的人，包押人一般是居民小组长（如今的楼长或网格长之类），在每个星期你休息的头一天晚上，你必须去包押人家里汇报思想，第二天准备到什么地方去，只要是出了家门，都必须要事先汇报，经批准后才能去，且要按时回来，否则便是罪过。

坏份子是由群众选出来的，只要你干过坏事，或周围的许多群众认为你坏、而又不够“两劳”的，都有可能带上坏份子帽子。“两劳”释放的叫劳改或劳教释放犯，享受包押的待遇。

反革命有两种，一种叫历史反革命，指在民国时从事过某几种工作的人。另一种人叫现行反革命，凡做了对现政权不利的事、说了不该说的有伤政府威信的话，尽管是实话，也是现行反革命份子。

这些人还享受义务扫大街、清理疏通下水道的权利，也享受挨批斗、戴高帽子游街示众的特权。这些事在华国锋时代还在继续，改开后才没有了。

我奶奶从解放后到七十多岁时离世，除去有二年离开这个城市，一直都是居民委员，那个年代的居委会没有办公室，我家就是居委会，这些事儿，是我从小看到大的事。

文革中，新增了一个说法，叫“关、管、杀的近亲属”，说的是可以改造好的一群人，其实是打入了另类。我下乡的公社有一位知青是我老乡，我俩关系很好，大约是在70年春节，他在另一个县下乡的哥哥，按现在的说法算义愤杀人，他哥哥自然被枪毙，我老乡是顿时绝望，尽管拼命参加劳动，连参军都政审不过，他是老知青了，在80年才安排在公社的综合店去工作。

所谓“关、管、杀”，是指坐过牢、黑五类、判死刑的人，他们自己受了惩罚，也要祸及父母、子女和兄弟姐妹。

这就是文革及以往的那些年曾存在过的事实，尽管这些人只占百分之几，谁呼唤文革，咱们不妨按当年的套路，先给你罗织罪名，把你管制起来，只准你规规矩矩，不许你乱说乱动！你肯定不愿意被管制，那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你们的目的，就是想管制别人，也许还要造又大又黑的冤狱！

本来不想说穿这些的，只打算述一述亲身的经历，让看帖的自己去分析，也说过见仁见智的话，有人非要睁着眼说瞎话，一味的打上门来，再逼，还有更黑的没说......

没经过这些的年轻人，建议问问你们的爷爷奶奶辈，看我说没说谎。

文革中，第一批知青下乡后，少数搞惯了手脚的爆脾气，在农村是吃了亏的。我有一位邻居，是67级的初中生，参加过武斗，下乡到梁平县，不但偷鸡摸狗，被社员发现后还敢打人，公社党委召开大队的社员大会，把他哥子评成坏份子，交社员管制起来。

我国的政权架构为四级权力机构，公社（如今的乡、镇）也是一级政权，这街邻不懂权术，不明白有卸磨杀驴的招术，直到74年初全国落实知青政策，才脱离监督劳动的厄境。

有人说是邓某人后来整红卫兵，其实不然，最早整红卫兵的是老人家，而且连保皇的也整了。在68年筹建革委会时，老人家曾说过一句话，大概意思是：现在是小将们犯错误的时候了。于是，两派的红卫兵头目，凡组织过武斗的都被判了刑。

当然，老人家确实呼吁过“要文斗不要武斗”，但是，只要不是用脚底皮想问题的人都会明白，连枪炮都用上的大规模武斗，真没法制止吗？有人说是走资派怂恿的，我前面说过，我们这里是造反派先有武器的。又说是抢的。须知任何时候，敢哄抢的，是什么下场！

“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指示也是这个时间段发出来的，我们这里的武斗是工人组织领导的，从没当过兵的小工人，一夜之间学懂了孙子兵法，佩服！

革委会在三结合的原则下成立了，造反的工人头目，与被他们打倒的走资派一起进了革委会，不到两年，几乎全部换成了走资派。在七十年代初，各级党委恢复活动重新掌权前，各级还有军管会，而革委会主任一般都由军人担任，世道乱了，也只有军人能维稳。这都是邓某人还在当工人时的事，是老人家亲自布置的，因为人民是主人，不能再死伤人民了。所以，这个功劳不能记在邓某人头上。

当年，阿尔巴尼亚的霍查同志，送了几颗芒果给老人家，他心疼工人阶级，舍不得自己吃，把这芒果送给了北京的工宣队，于是就有了蜡铸的芒果，专机、专车、专船的不计成本送往全国，这时候，学校、文化团体凡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都派了工宣队，在“两委会”的领导下，开始了“抓革命，促生产。”和“复课闹革命。”

我说的只是我们这里的情况，当然，上海的情况也不是这样的，王洪文不是一直到文革结束才倒吗？

我们这的公社领导，都是文革前的那批人，因为都是挨过批斗的，只不过甲公社调乙公社，有升无降而已。

这都是邓某人复出前的事，没他什么功劳。

73年底和74年初，由于许多地方的知青与当地的社员矛盾加剧（我们大队12名知青不包括在内），中央曾专门召开过全国的知青工作会议，此后，下乡知青被称为毛主席请来的客人，所谓接受再教育的话也很少说了，广阔天地练红心的话多了起来。

这个时间段处理了一批强奸女知青的案子，也枪毙了几个罪大恶极的案犯，重判了一批人。我们这里是分散插队，倒没听说过这等案例，被管制的几个知青，也恢复了名誉。平心而论，毕竟是知青有错在先，戴上坏份子帽子就成了敌人，貌似也过分。

我相邻的一个大队，就有几个知青闲得无聊，跑到大队支书家去，每人提一挂鞭炮，把刚下田赤着脚的支书，炸得猴一样乱跳，报复他前两年不推荐回城的宿怨。这实质上是停止招工后，知青们前途渺茫的表现，面对这几个毛主席的客人，他能说什么？

我们这小城，74年也曾重判了一起轮奸女知青的案子，首犯叫李功武，是文革前的老知青，此案牵涉30多人，绝大多数是知青，我街有二个，另外有个小学同学也被判刑。

这案子其实有点冤，被害人是重庆的女知青，下乡在我们这里后，时常在我们这城里混社会，依附在一群“操哥”中充大姐头，在一次争斗中，她依附的小团体败了，自愿随胜利方的李功武混。外地的女知青，没钱没势怎么混......

也不过个多月，机会来了，败的一方报了警，最后双方的团伙都没走脱，李功武死刑，报案一方的头目死缓。这些人按发生关系的次数多少，分别判了二十年以下的徒刑。事实没弄错，定为轮奸确实有些冤。

还有一件发生在邻县的杀人碎尸强奸案，杀人者也是死刑，那是76年上半年的事，因为有关知青，也提一下。

这知青十八岁，是75年秋下的乡，在学校入的团，他看上了同队一社员家的小姑娘，便介绍她入团，当年团组织过活动都是在晚上，一般都是在大队团支书家开会。这小子起了打猫儿的歹心，学习到一半时，谎称感冒先溜了，在半路上的一片树林中埋伏起来。小姑娘独自回家时，他蒙着面便扑了出来，黑灯瞎火的初冬半夜，她吓得大叫救命，那起心强奸的小子，慌乱中居然掐死了小姑娘。

这小子胆挺大的，把尸体扛了回去，在床上陪了三夜，后来有了味，又割下三砣肉用盐渍了，分尸后扔在生产队的大粪池里。本来这小子也装得象，白天照常出工，谁也没怀疑他，因为那家社员对他很好。

这尸块没几天就浮了起来，农民善良好糊弄，警察就不好糊弄了，半天时间就破了。这案子是以布告的方式发下来的，我们大队知青学习时，都不明白这小子是怎么想的，你喜欢这姑娘，大可去提亲呀！

@乱摆农门阵的二爷 2016-09-09 20:04:57
第二页怎么打不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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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打开，有点卡，可能是社区的人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