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朽是50年代的人，属马的，退休工人，生活还过得下去，是那种只要还在喘气，就算挣钱的人。不喝酒不打牌也不跳广场舞的我，喜欢上网游览，在这里回忆几十年前的一些亲身经历，只说这里，不及其他，只讲述亲身经历过的，不夸大其词，不发牢骚，旨在忆苦思甜。

我们这一代人，算得是命途多舛：长身体时没吃的，求学时无书读，自食其力时去下乡，养家活口时又下岗的一代人，个中辛酸只有自己知道，幸好老有所养，衣食无忧。

先回忆一点童年的经历，我生在一座长江边的地级城市，父亲是报社印刷厂的一般管理人员，算是干部身份，母亲没工作，时不时在厂里做几天临工补贴家用。爷爷是搬运工人，奶奶在居委会当义务的居民委员，有一姐一弟，当年的工资不高，物价更低，上好的牛肉，每市斤不到一毛钱。

到了58年，长大后才知道是大炼钢铁的年代----那一年，我父亲下放到有白帝城的那个县的农村去了，身份是干部，工作是指导农民走合作化道路----须知炼钢铁，不是每一个地方都可以办到的，在“赶英超美”的口号下，市民们都“自愿”地把门扣，箱柜上的锁扣、活页捐了出来，有的居然把手工打制的锁也捐了，这些东西一般都是当地的铁匠打造，铜的居多，集装饰和防盗为一体，都有点重量。取而代之的是门上装一个小的锁扣，有的人家连锁都不挂。要说的是，当年的盗贼基本上绝迹，可以称路不拾遗。

那时的口粮也不定量，（经过“公私合营”后，红眼病也没有了，至于被合营后的资方是啥心态，我一个小孩子，是不知道的，但是，群情振奋，对政府很是拥护。）记得当年的粮店供应红苕，号召市民踊跃购买，说是支援农业，交钱开票后，自己到郊区的农业社去提货，川流不息的市民，都是没什么怨言的去尽义务搬运，小孩子爱热闹，四、五岁的我曾跟大人去过一次，走得筋疲力尽，便再不去了。

再后来，粮食和肉、油开始定量了，每人/月定量是多少不记得了，依稀记得大人和小孩不是一个标准，前几年查到一个资料，说有工作的人是19市斤/月。在副食品短缺的年代，根本吃不饱的。这时，城里也开始办公共食堂，各家各户的锅灶被收走，每个居民段（小区）办了几个食堂，统一用餐，也可以把属于你的那一份端回家去吃，当然，开水可以敞开供应，五磅的水瓶收一分钱。

这一年，我父亲调到下放县的四铁厂当行政科长，说白了，是管伙食团的，通过信件，要求全家迁到他那里去，而且母亲也可以参加工作（当年缺工人，不用开后门，食品也贪污不了，只是不用吃公共食堂）。

这时，我爷爷正在办退休，家里也没其他人在工作，弟弟是58年下半年生的，正在吃奶，一家人的生活十分艰难。于是，奶奶就领着我去打前站，乘小客船顺流而下，又步行了一整天才到了深山里的铁厂，说实话，我的双腿，为此肿了将尽一个月，奶奶是缠过脚的，又背了一个竹背篼，不可能背我的。

也不过月余，全家都搬到了铁厂，这厂子在朱家坝的山上，家父在另一座山下赁了一间农舍安下了家，隔条小河沟与铁厂相望。可喜的是，当地的农民很善良，无偿的提供了一小块坡地给我家，记得爷爷种了一些青菜，做成酸菜切碎后，每天做两顿饭，掺上一把米面或包谷面，做出一锅酸菜粥，有盐无油，每人一碗，小孩子对这天天如此的饮食委实不爽，经常哭兮兮地听大人说什么“吃菜羹羹，长肉丁丁”的安慰话，在当年，这种生活其实比绝大多数城里人都好，也比吃集体伙食的农村人强。

铁厂有许多高炉，煤渣中混杂着炭花，称为二炉炭。村里有一家供销社的代销店，唯一的食品是米糠烤的饼干，五毛钱一斤；姐比我大岁多，我们就去捡炭花，厂里收购时二分钱一斤，月底结账。去捡的小孩很多，因为不缺柴禾，都是卖给厂里，我一个月挣了两毛钱，但饼干卖完了，当年没什么食品卖，揣了几个月，把钱交给了大人。

我和姐把主要的精力放在收割后的农田里，收了谷子的水田，放干水后犁一遍，准备播种小麦，里面有一种指头大的、甜甜的野生果实，叫野荸荠，是我们寻找的食物，一般都是找到后搓一下就吃了，记得姐找到一颗俗称麻芋子的半夏，嚼了几下就口吐白沫，在田里抽搐了一阵才醒过来，吓得我浑身瘫软，这种事还不敢告诉大人。

59年至62年死的人多，当年的四川外调粮食支援其它省份，饿死上千万人，而出生的很少，我大妹妹是60年生的，虽然皮包骨，却如大熊猫一般宝贝，方圆十里独一份。

但是好景不长，家父调到厂里一个转运站去当站长，离厂二十多里，位于长江边一个叫口前的地方。新上任的行政科长，把所有的职工家属分到车间食堂吃饭，惨了！当年厂里没使用粮票，把每户的购粮证一收，按定量到食堂掏钱买饭票，不去行吗？

至于肉，是没有的，农村是食堂，喂养家禽家畜都是集体的事，个人养的严禁私自宰杀，必须卖给国家，再说了，自家不开伙食，怎么喂？

记得厂里想了个苦办法，把厕所改造成夹层，在里面喂猪，过年时杀来团年，这猪的肥肉都是紫色的，大家照样吃得乐呵呵的，谁会在意是大便喂出来的。

这铁厂开了年多，因为矿脉断了，下马垮了。家父又调到二铁厂，到62年的时候，也垮了。上级安排家父到城里去工作，而全家人就地在二铁厂所在地，一个叫大树公社的深山里落户。无奈之下走了一条退职的路，回到了故乡。当时的退职费有九百多元，分两年发放，在那个年代，这数目不小的。

回到原藉后，用百多块钱买了一台上海产的“飞人牌”缝纫机，寻了一间临街的门面，挂了一块“翻新补旧”的招牌，开始了裁缝的生涯，起先是滥竽充数，边做边学，生意不好，亏得有退职费和爷爷的退休金顶着，母亲又开始在报社印刷厂干临工，生活也还过得下去。这时候的经济在复苏，也没了公共食堂，还有国营的菜店和农民自留地出产的各种蔬菜，可以在菜市场买到，十四岁以上的市民，也有每月25市斤的口粮，中学生是32市斤，在职人员在35市斤以上，佐以菜蔬可以吃饱。

到了63年，肉食也不再定量，猪肉每斤七毛多，敞开供应小半天，一般需要排队，隔三岔五去买肉是我的差事，天不亮去排头轮子，是希望买到肥肉，只不过卖肉的人，每次非要搭配瘦肉或软肋条，如果搭多了回家要挨骂，我急得大哭，头两次还有点效果，后来就不灵了。

也是这一年，我插班开始读书，是从四册读起，当年的小学是六年制，读到五年级是66年，“文革”开始了，我们小学也停了课，是老师们去闹革命，我们到处去看热闹。

记得“十六条”说过，“文革”的打击目标主要有两个：一是死不悔改的走资派，二是反动学术权威。由于各种明里暗里的原因，在发动全民参与下，从一开始的“破四旧、立四新”阶段，亢奋的人们，把矛头指向的却是“地、富、反、坏、右”的家庭，斗争、抄家等无所不用其极，后来又加上“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和臭老九”，凑成了九种人。

我们这小城，没什么学术机构，按说没反动学术权威，红卫兵在斗了走资派后，就把不支持他们的老师封为学术权威，因为红卫兵是两派，老师们绝大多数都被斗争过，弄得象灰孙子一样。

在红卫兵大串连之前，我们这里是没有红卫兵组织的，城里没有大学，却有职中和普中，中学生也照常上课，只是市民用“革命群众”的名义，往所谓“黑五类”家庭门上贴大字报，揭发一些查无实据的“罪行”，居委会或普通市民，都可以把他们押到大街上游街，戴上纸高帽，挂个姓名上打红叉的纸牌子，站在八仙桌上开斗争会。

大约在66年9月，经过大城市的红卫兵煽风点火，所谓保皇、造反的红卫兵，以战团为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双方都争相斗争当官的和自己的老师，大街上的辩论会也很多，围得水泄不通，因为汽车很少，倒不妨碍交通。

老朽所在的小学，也开过一次斗争校长的大会，因为我的班主任是造反的，而且是全市小学教工的造反头儿，任一个分团长，所以我们都被通知了去，把校长斗得灰溜溜的，龟孙子似的押着游街。还自认为是革命的小闯将，其实逑屁不懂！

67年1月，工人也参加进来，也夺了权，但是，在二月份又被打回了原形。这一年，我们这里发生了两次当年震惊全国的惨案，一次在二月，另一次在六月，共踩死70多名造反的初中学生。

也是在这年的七、八月份，这座城市开始了长达三个月的武斗。

@一梦千回百转 2016-08-31 17:38:28
还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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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帖子不会被隐藏，将把老朽在十年中亲眼目睹的事叙述一下，力求原汁原味、不偏不倚，也不评价，更不穿凿附会。当然，也不会再言及文革中、我们这城市里造、保两派背后的势力，只求让老朽讲话就行。其实啊，我并没有啥坏心眼......

@渡边钟摆 2016-08-31 18:17:22
嘛，应该说是要分两面看问题，即使是文革初期民众的精神面貌也比当代要好很多，客观来看现存的一些社会问题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也不存在或微不足道，无法否认的是十多年来因为意识形态问题枉死的人，枉费的钱和枉砸的精华。老邓以后提倡的是实用主义，在本来就具有物质偏向性的理念指导下会出现资社的社会问题很正常。怎么做到物质精神两把抓才是当代人应该考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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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愚以为当年的物质生活尽管不怎么样，但是人们有信仰，有自己的人生追求，人人都不想白来世上一趟。愚只想客观的闲聊一些旧事，抛砖引玉，希图能给有识之士提供稍许的参考而已。

这武斗，起先是两派在街头辩论、粗口时开始指指戳戳，逐渐演变出头戴藤帽手拿短木棍、长矛似的钢钎、长板凳做的弹弓、步枪、迫击炮。这个时期的当权派和所谓的高知们，反而清闲下来。

我们这里是山城，我家对面是报社大楼，二百多米外是地委大礼堂，周围有一所小学、还有市委大礼堂和川剧院包围着地委礼堂，本来造反派是占了上风，保皇的发动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大批农民进城，把地委大礼堂里面的造反派包围了。我家位于战场，但我父母是逍遥派，却莫名其妙的被驻在报社的农民在家里抓去暴打一顿，只得逃跑，并从此倒向了造反派。

城市的最高处叫王家坡，偏于一角，这里是造反派的大本营，大量的难民逃到这里，我家被安排在一所只有四个教室的小学里，各个家庭在地上铺上竹席，密密麻麻的挤满了人。好在这里有一座粮库，可以自报姓名去借粮，言明打完仗归还。煮饭的事没人管，自己去想办法，当年的人一般很老实，都不会乱来。其实打完仗也没人来通知还粮，武斗结束，家母参加造反派后，曾问过当头的(相当于厂领导了)，回答没事才放下心来。

平心而论，当年势如水火的两派，绝大多数都是怀有一颗忠心的。

既然说到王家坡，不得不说一下这周围的情况，，有一条县际公路的起点在这里，公路外边是专区医院，紧邻的是唯一的自来水厂，厂边是一所职中，学校对面是分区后勤部，一条太白路和新城路，在高笋塘方向相连，形成了环状。太白路与大操坝连接的是第三中学，对面是地委的宾馆和办公区，高笋塘旁是卫生学校，另一边是行署办公区，一条小巷通到第二中学，隔着一片农田是地区党校。

二中和下半城的礼堂是造反派的据点，虽然都被团团围住，一开始是使用五、六尺长的钢钎，要说突围也是可以的，只是没突过围。

经过几次冲突后，高笋塘和王家坡及几个据点周围的居民都逃了，当年的民居多是平房，交战双方又是在街上和两边的房瓦上同时进行，只过了几天，房瓦都踩得稀巴烂。

太白路是笔直的，高笋塘方向是保皇的，交战一般是在太白路中段，这里是三中和地委门对门的路段，两边的民居在这里断了，所以对方不容易偷袭，而高笋塘有水，房屋不连接，造反的一方也不能偷袭。

日常里最常见的是弹弓对射，人们把长条凳拆去两条腿，在另两条腿上绑粗皮筋，用螺丝帽为子弹，这是能射死人的铁东西。

一个小孩胆子小，一群小孩如虎狼！难民多了，家里的儿女也不只一个，当年的孩子也不象现在这样金贵，所以说小孩们经常在交战的地方观战，需要呐喊助威时也吼上几声。有一次弹弓战时，背板凳的人手膀受了伤，我冲上去接替，另一个比我高点的孩子一把抢过去，说：“我来！我来！”我与他竟然在螺丝帽满天飕飕横飞的情况下，争执起来，拉弹弓的大人不耐烦，扔下皮筋也走了。

这种弹弓，是一个人坐在地上，低头俯身反手握着板凳，斜斜的负在背上，另一个人蹬开八字脚拉皮筋，把螺丝帽射到对面去，另有凑热闹的人在地面捡射过来的螺丝帽。我是看了好几天，直看得手痒，好容易捞到机会，兴致勃勃地刚射了几颗，正在用力扯时，连带板凳，冷不防仰八叉翻在地上，爬起来一看，背板凳的人天灵盖中了弹，脑酱都出来了，正在地上抽搐呢！有几个大人跑过来，抱起他就往医院跑，后来到底死没死，我也不知道。

至于我，悄不言声的溜回住宿地，根本不敢给大人说，到半下午，也不知是谁打了小报告，家父狠揍了我一顿，责骂不准再去了。那年，我刚满13岁。

过了几天，我又悄悄的溜去观战，因为交战的地方离我们住宿的学校并不远，大约半公里左右，这此却看到了一次啼笑皆非的交战。

此前的钢钎肉搏，双方都带着藤帽（安全帽），手执五、六尺长的钢钎，一般是用直径14或16毫米的钢筋，前面锻打成矛尖，后面卷个圈，在杆上缠布条，短兵相接时乱戳，双方互有伤亡，斗完后，各自抢走己方的死伤者，与古代的打仗一样。

在地委靠近高笋塘方向，有一条曲里拐弯的小巷，名叫麻柳林，通向外边的新城路，路外是卫生学校，那里是保皇派的据点，在位于太白路的巷口，有一具男尸，据说是误伤的人，反正双方都不收尸，臭得蛆虫满地也没人管，遭孽啊！

打了近月余，造反派也动员了农民来参战，这首次参战的农民大约有百人左右，其中还有十多个壮实的村妇，都是青壮年，他们的钢钎有三丈长，20多毫米粗。每三个人共用一根，前面伸出去丈多长，每排十根、共三排。看他们雄赳赳气昂昂的迈着整齐的步伐，不急不躁地一路扫荡过去，估计事先是练过的。

当年的路是双车道，十根钢钎一排，路面就塞得满满的，对方的钢钎短，根本近不了身，只好一步步后退，观战的人很多，看热闹的从来不怕事大，一起鼓掌呐喊，还随后跟进。

这时，长钎队的队伍刚刚过了麻柳林巷口，猛不丁冲出来一支五、六十人的队伍，兜屁股一阵往死里戳，几个跟近了的没跑脱陪了葬，观战的（包括我）也不呐喊助威了，抱头鼠窜了几十步，目瞪口呆地看别人流血送命。

也不知是谁出的馊主意，一根长钎由三个人握着，被人从后面杀个冷不防，顿时大乱，而且钢钎也掉不过头来，只得扔了逃命，在前后夹击下，很是死伤了一些。

我当年不明白，长大后寻思过，认为双方都有刺探情报的人员，不然也不会设下埋伏。没想到呀，几天后，对方也下了一步臭棋，摆了一道乌龙，枉送了几条命。

依稀记得是67年9月的一天下午，这天很平静，王家坡这弹丸之地，由于聚集了许多没事干的人，看见前方无战事，一些很少围观的市民，包括男女老幼，都上了街。平日里为防弹弓乱射，看热闹的多是挤在屋檐下，这天啥都没发生，对面也看不见人影，一些胆大的便在路中间悠哉游哉，表示自己的胆肥，不甘示弱的人也加入了进去。人有从众心理，绝大多数人便不再躲躲藏藏，居然谈笑风生地前引后搡，朝高笋塘方向涌去。

这太白路与新城路连接的地方，是一个丁字路口，路角处是流杯池，有一座三层高的古亭楼保护着西山碑，这当口，有一辆被改造成装甲车的十轮卡车和上百武斗人员，早就整装待发，准备大开杀戮了。

被称为十轮卡的汽车，是美国在二战时使用的军车，至于是什么品牌从没听人说过，我们地区的几个车队，绝大多数是这种前后双驱动、有十个轮子的车。

被改的只是驾驶室用很厚的钢板把前面和左、右包裹起来，只在前玻璃处留了两条百页窗似的缝隙，但是，后视窗没改造。

正当人群快走到路口时，情况发生了，卡车轰隆隆冲了过来，起初的速度并不快，因为后面有黑压压的武斗人员，头戴藤帽手握钢钎，悄不言声地大踏步前进。

傻大胆的人群顿时慌不择路，许多人窜进了两旁的民房，因为这街边房与房的墙早就被打通，可以穿墙过户，一路逃到三中的操场或地委大院里，不用担心丢掉小命。

我这次是与我姐姐一起来的，我们来得迟些，见人群往前涌，而且也没发现自己这方有一个武斗人员，又听一些人在议论卫校被攻下了，高笋塘一带被“解放”，已经与孤军坚守的二中连成了一片。

在逃命时，因为我们本来就在后面，几步便到了三中大门前，进门后回身张望，发现对面宾馆的大门已经打开，只怕有好几百人站在门内的坝子上，正手握钢钎严阵以待。门前还有几截粗大的树蔸和钉板。

这地委宾馆很大，房屋虽然只有两三层高，但很坚固，楼群也多，而且也幽静隐秘，因为这是造反派头头们的指挥部，平日里都是大门紧闭，谁也不知道里面有多少人。

由于市民们发了狂地逃命，那十轮卡也加快了速度去碾压逃命的人，这时的路面上，人群已经稀少了，有一个落在后面的小女孩，也不知道她本来是独自一人、或是家人自顾逃命去了；眼看快被碾到时，路边民房里冲出一位白发老汉，扯住小女孩一甩，小女孩获救了，他自己却命丧当场。

这救人的老汉姓海，回族，在我们这里是个名人，因为他开的面馆，几十年来都很有名气，所以公私合营后，也一直沿用“海包面”的招牌（这牌子现在还在）。

这次的行动，谁都明白保皇一派是准备扫荡一圈后，从新城路方向回去。只不过这车一加速，后面的队伍跟不上，又看到宾馆里出来的武斗人员多出几倍，当即缩了回去。卡车的车厢内是没人的，只有驾驶室里有两个人。

当年的街道不宽，车辆掉头不容易，能够掉头的只有宾馆门前，这里的大门离街约有十米左右，通道比街面还宽一些。但是，这车却陷入了几个树蔸和钉板中，被卡住了。

这车的前面，安装的钢板离地只有十多公分，本来是可以铲开树蔸的，但是他在掉头时必须挂倒挡，人们在前后轮中间塞上树蔸，哪怕你前后都有引擎，也没办法脱身了。当年的车因为老旧，车速都不快，即便你一路开去，因为你后视窗是敞开的，车厢里也没人把守，对方的人可以轻易的爬上去，从后面消灭你。而且，他俩也确实是被人从后面捅死的。

在当天，两条路上都挖了横沟，几天内，在几个关键的巷街口，也筑起了坚固的地堡，大人们说：这是要升级了呀！

我长大后似乎才明白：这是挖的个坑呀，在武斗中搏斗丧命，和公然去杀戮手无寸铁的老百姓，这是性质不同的两回事呀！

看到跟帖中有疑问“文革”不伤百姓的帖子，补述两件刻骨铭心的旧事----

在66年10月前后，有一位衣着得体、气质儒雅、带着一付黑眶眼镜的妇女，大约四十岁左右，整天游逛在大街上，不吵不闹、文质彬彬的慢条斯理独自行走，从气质上可以看出她是大城市来的，而且精神不正常，俗称的“文疯子”，我们这里称打骂人的精神病人为“武疯子”。

人们有同情她的，给她一碗饭，如果饿了她也吃，不饿就不理睬你。我奶奶曾给过她饭吃，我听她自言自语的叽咕普通话，但不知所云。

对她的传闻有许多版本，一是某京官的老婆，老公死了她呕疯的，也有说她是某高校的教师，因恶毒攻击“文革”......

又说她原藉在我们这里的乡下，家里有一个哥哥，被遣送回来时没疯，是她哥为了跟她划清界线，把她赶出来后才疯的。

我们这里有一座民国时期修建的万安大桥，很长很高，左右有两个大大的桥洞，只在长江夏水倒灌时才有水，平日里有几间破板烂席搭建的窝棚，是乞讨人员过夜的地方。

这妇女也不知啥时候落到了这群小叫花手里，成了可怜的大肚婆。再后来，我们没看见过她了。

我们住家那条街上，有一位青年妇女，是两位孩子的妈妈，她爱好打扮，在那个年代，布料容易褪色，而且买新的不光要花钱，也没那么多布票，她就把旧的拆开，翻过来重新做，由于是她自己拆的，又不需要裁剪，缝纫费只要毛多钱，我家是开缝纫铺的，她是比较熟的顾客。

当年的人，衣着不太讲究，只要能遮羞和保暖就行，烂了补个疤，甚至于疤上重疤，往往是大人穿了娃儿穿，哥姐穿了弟妹穿，自然不会去讲究美观。

这少妇讲究衣着合体，即使要补个疤，她也要在花色和形态上斟酌一番。在当年，这是被称为黄牛黑背脊，格外一条筋的人。

"文革"初起破四旧时，大字报压断了街，她家门上贴满了大字报，开始是批判她资产阶级的生活作风，后来又骂她偷人养汉。在一伙街邻策划第二天给她挂破鞋游街示众、开她的斗争会时，她半下午跳了万安大桥，死了。

就她内心来讲，也似乎不屑与街坊为伍，她是全职妈妈，平日里不大与邻居交谈，在家时，都是闩上门与孩子独处，在那街邻串门的岁月，她确实不遭人待见。但是，人家的老公天天晚上回来呀。在全民可以捉奸的年代，也没谁捉到过她呀！

她的死，定性自杀，为什么要去死呢？

自从有了“装甲车”事件后，这弹丸之地，便开始大规模组织群众参与到所谓的“文攻武卫”中来，我家蔽难的那所小学，大约有四百人左右的难民，有点象如今中东的难民营；上面要求每家出一个人参加晚上的巡逻，因为我父亲被打伤了踝骨，弟弟只有九岁，本人只好去当巡逻兵，每队十人，扛着钢钎去巡两个小时后，把钢钎交给接岗的就可以回家，每晚也有不同的口令和回令，搞得象战场上一样。

这时的生活很困难，有盐无油倒没啥，关键是没蔬菜，当年的农村只有自留地种菜，几天时间就被买光了，大部分人都去挖野菜，周边的什么侧耳根、野小蒜、苦麻菜早就挖完了，家母和奶奶只得随人群到更远的山里去挖，好在王家坡是城市的边缘，不用担心对立面攻击。

也是这段日子里，在造反派装备了老式步枪和机关枪的当天晚上，地区卫校的据点被攻了下来，专署内的保皇派也跑了，坚守二中的造反派与王家坡连成了一体。围困地委大礼堂的报社印刷厂和小学的两个保皇据点，反成了左右夹攻之势，卫校位于他们的上方，居高临下压着他们。要指出的事，造反派是先装备枪枝的，保皇派是经过这一仗才有了枪的。

由于卫校地盘大，全是平房，造反派并没守这里，专署也是同样的情况，造反派便在几个路口堆上装了土的麻袋，派人守着。

卫校被攻下后，曾组织群众去参观过，我是巡逻队员，随队也去了。因为打扫过战场，只隐约发现地上到处有血迹，没看到有尸体。当时造反派死了人，都是埋在医院旁的广柑林中，这里是西山公园的一部分，就是如今天然气公司办公大楼那块地方；当年的广柑又大又黄，人们说是几百“烈士”滋润的。而对立派的遗尸，多是胡乱埋了，所以不知道攻打这卫校死了多少保皇的人。

也是这次参观，我发现卫校有一个很大的图书室，我等小孩子，也是平生第一次看到海量的书，眼馋啊！几天后，终于控制不住自己，在午饭后去偷书，没想到遇到一次双方的争夺战，差点丢了小命！

我们这里卫生学校的大门，位于高笋塘街边的一条半截巷子内，左边是一条叫鸽子沟的小水沟，当年没啥房屋，一坡下去荒凉得很。右边是人烟密集的小巷，叫九思堂，这条小巷穿过新城路，对面就是麻柳林巷子。卫校的围墙在九思堂方向有一个缺口，当时这附近的人都逃难去了，我是从这缺口进去的。

要到图书室，必须经过泡尸体的药水池，那池子只有屋顶，没有围墙，在静悄悄的环境下，还是有些吓人。这些尸体是学校上解剖课用的，与武斗无关。

我的胆量在以前算一般，经过这年多时间的耳濡目染，也不知肥了多少，当下快速通过尸池后，钻进了图书室。这是连二间的平房，土墙青瓦，墙面刮了白灰的那种。

这里的图书大部分是与医疗有关的，我识字不多，便找图文并茂浅显易懂的书，翻来翻去，只找到一本勉强能看懂的书，现在还记得叫《黑龙湖的秘密》，当年我并没偷成，是后来在其他地方找来读过，这是描述几个小孩发现石油的儿童文学。

这图书室的书架，有些已经翻倒在地，有的书架上也缺了不少书，跟我几天前看到的不是一个样，显然有不少捷足先登者。

一个人正在翻书时，外面传来一些人悄悄经过的脚步声，幸亏我是初次当小偷，生怕被抓到，本是轻拿轻放，听见外面有人，当即吓得成了蜡像。

这里离卫校大门不远，猛听得大门处传来吆喝声，紧跟着图书室外边的人就先开了枪。我趁乱靠墙躺在地上，用书放在身上，把自己埋在书中。

卫校的大门那地方叫关门石，门前的半截巷是平路，从这门侧便是石梯坡路，造反派在关门石筑有堡垒，有一挺歪把子机枪。事后得知，图书室外的人是下面小学据点里的保皇派，他们是从靠近小学方面的后门摸进来的。

这场战斗只进行了几分钟就结束了，主要还是机关枪起了作用，一阵突突，当即放倒了几个人，摸进来的人，马上撤回去了。

又过了一阵，造反派来打扫战场，只听到有人笑呵呵地说，缴获了五枝枪，死了几个人没说，听到脚步远去，我赶紧顺原路跑了。

说实话，我这次的偷窃，虽然啥都没偷成，却是终生受益，感到有种人在做、天在看的意味。

老话说：失去的是最珍贵的。我坐在教室上课的时候不多，灵魂深处又总想读书，下乡后，一听说谁有什么书（不只限小说），翻山越岭几十里也要去借阅，当然是交换阅读。记得我第一次领到16元的工资，就到新华书店去买了五元多钱的书，家里交了八元钱伙食，因为工厂离城五公里，中午在单位吃饭的饭票钱都不够。

说点题外话：

实话实说，老朽才疏学浅，也说不来高深的理论，不是毛粉，但认为老人家是一位伟人。且不说他给百姓到底带来了什么福祉，起码在闹革命时，他能说动（不敢说是忽悠）成千上万的群众不顾身家性命，去冲锋陷阵，打下了江山。在身前是万民景仰，身后更有大群的崇拜者。试问：能做到这个份上的，古今中外，能有几人？

土地革命时期，在一切权利归农会、打土豪分田地的号召下，上千万的农民抛头颅洒热血去为自己打江山，打倒了地主，土地归国家，因为人民是国家的主人！

文革中，红卫兵专指学生组织，后来参加的工人，就全国范围来讲，不管哪一派，并没在自己的战团上注明红卫兵，他们只是参加运动的群众组织，分造反、保皇而已。

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话是在66年8月对学生说的，如果是对所谓的领导阶级工人说的，估计老朽会有书读。

如果66年8月对学生说，工人阶级是领导一切的，孩子们先去冲锋陷阵吧，等打倒了敌人后，你们都去种庄稼。可能学生们的积极性会大打折扣吧？试问诸君：有谁愿意把自己拼命换来的家产让别人享用，而自己滚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既然贫下中农比学生强，为何不一开始就让他们去冲锋陷阵？

老朽的爷爷就是工人，加上我儿子算是四代工人了，我本人在一家大型的地方国企打拼了几十年，能不了解工人阶级吗？我还没无耻到自己打本阶级脸的地步，但是，领袖们早就打了工人的脸！

诸君知道向忠发这个人吗？他可是我党历史上唯一的工人出身的工人领袖，且任总书记的人呀，谁尊重过他？党内对他的评价不是有一句什么工人的劣根性吗？当然，他貌似也没领导才能。

切记，毛主席曾经教导过我们：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

老人家多次说过，他只欣赏秦始皇和朱元璋两个皇帝。文革是从批判吴晗开始的，吴是什么人？他是顶尖的明史专家。记得在八十年代，许多学者公开撰文骂他，呼吁不可给他平反，说什么就是他奉旨篡改明史，把朱元璋传由三、四万字写成一本大部头，让某人有了整人的历史依据，到头来是自己丢了小命。

愚以为：今是必昨非、今非必昨是，都显偏激，事实摆在历史的案桌上，谁也糊弄不了谁，脑袋最好长在自己的脖子上，博古通今、举一反三，理论要建立在事实上，切忌生拉硬套，自己糊弄自己。要时刻不忘我们是人类，人的社会要有人性、人权，既然是社会，就要有社会的公序良德，不管你是谁，权利有多大，生前不敢公开骂，死后也要背骂名呀。

还是感谢党和政府吧，我与诸位能畅所欲言，放到那个年代，我们都是友人啊！什么友？狱友呗！

@听雨i 2016-09-02 09:04:04
一切偶然之中必有其必然之处。
说文革必然要先看其所处环境。
建国初期，与历朝历代不同在于中国人口基数十倍于以往。同时中国农业已经开发到自然生长的极限。而当时中国的工业体系显然无法提供足够的化肥来提升粮食产量。偏偏中国人口又急速增长。所以50年代末到其后20年，中国粮食危机是必然。
如果当时采取市场经济小农经济，根本不可能养活建国后多出来的5亿人口。没有毛时代的上万处水利工程和大型化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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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一本前苏联的纪实政论《古拉格群岛》，是九十年代翻译过来的，分上、中、下三部，君读过后，会触类旁通，有收获的。用事实说话，讲道理，赞！

再说几句真心话：

这帖子在8月的早些日子，是挂在“八卦”上的，名叫《文革五十周年祭，刨点旧事，不妨来摆个龙门阵》，龙门阵在重庆是闲聊的意思，因为一次性贴了很多，大约十多分钟就封了。

过了两天，把“刨点旧事”四个字删了，贴在“杂谈”上，头天中午贴的，因为没留底稿，边写边贴到深夜，第二天中午才发现系统通知，在上午六点多又被封了。我不怪涯叔，知道他也有难处，是我写了不该写的。

这帖子所说的均是发生过的，前两次不但写明了真实的城市名称，甚至连街道、单位、学校的名称都有，各派组织叫什么也写明了的，只是姓名没说，因为我们都生活在同一个城市，尽管三峡电站淹了旧城，新城又扩大了几十倍，大家也不容易见面，法律必竟不主张未经许可，把人家的姓名贴上的。

因为说了城市的名，老朽对一时记不清的典型事件或没亲眼目睹的，也曾在帖上呼吁知道的老乡跟帖，本来是报着以史警醒为宗旨，胡说八道要遭天谴的。

关于因人言自杀的，文革中很多，其他时期也不少，古今都有。因为是谈文革，所以才拿出来说的，我在这帖子一开头，就曾言明：只说这里，不及其他。请不要怀疑老朽。

关于文革中我亲眼见过在同一座桥上跳下去的，共有二次，另一次是一位小学男性教师，大约三十多岁，也是被冤枉的人言逼死的。用各种方法自杀的，当然不止这两个人，咱中国人不是有句老话：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层皮吗？

老朽不是文人，只是一枚坐在棺材里的老头儿，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躺下了。因为这几十年踉踉跄跄地一路走来，年少时无知轻狂，无意中也伤害了一些善良的人们，随着阅历的增长、视野的开阔，自然而然会充满愧疚感，也希望阅历不深又自负满满的年轻人，能静下心来静思一下，因为我们这一代，也是从年轻人变老的。

为什么我要把那女子的事贴出来呢？在被封的帖中，我都提到：我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当时，她在桥栏边徘徊，脸色呈死灰色，正巧我与几个同学路过，我指着她大声对同学们说：“这是我们那条街上的破鞋，我们街上明天要押她游街......”她只是冲我凄然一笑，翻过桥梁，跳了......

她只是一位普普通通的家庭妇女，贫民出身，容貌身材一般，性格内向，不爱饶舌，想知道当年或过去、现在，主妇门串门，是说些啥吗？

此女不是长舌妇，作风也正派，两口子恩爱，女为夫容，错了吗？

卫校被攻下后，上半城除了党校是保皇的大据点，相隔不远的幼儿师范学校只有少量的保皇派，互为犄角，一直坚守在那里。

高笋塘一带更是瓦砾遍地，满目疮痍，民房和商店许多都没有门窗了，当年的百姓家也没什么值钱的东西可偷，再说小偷也没几个。但是，有些人对公有的商店免不了光顾一番，其实店里在停业前，早把贵重商品转移了，也是从这时起，偷公家的东西不叫偷，称为拿。

就这样僵持到67年的10月底或11月初，有一天清晨，党校“解放”的消息传得沸沸扬扬，说是党校被攻下了，守在幼师的人也跑了。

家父的伤刚刚痊愈，由于被对立面无端揍了一顿，听到这消息很是兴奋，杵着一根短竹棍，留下奶奶照顾我弟妹，一家四口朝党校走去。看热闹的人很多，如同赶场一般。

党校大门前的路边石坎下，躺着一具被子弹掀去半边脑袋瓜子的死尸，是个三十多岁的男人，路过的有些人朝他吐口水扔石块、泥巴，让他死了也不得安宁。

进到大门内，旁边是一栋二层的小楼，楼顶上架着几只高音喇叭，一看就知道是广播室。门前有一滩血，而死者却被移到路中间，仰八叉张开腿躺在地上。

这是一位青年女性的尸体，她是胸脯上有个大洞，死得不算难看，家父说这女子是背后中的枪，是被人有意摆在这里来侮辱的。因为被子弹击中后，子弹打进去的伤口并不大，子弹嘣出来的地方要撕开一个大口子。

一路前行，只看到几具尸体，人们都说死人不多。见许多人都往食堂方向涌去，我们也去看热闹，原来里面有许多蒸好的馒头，也有正在蒸的和没蒸的，明白这场武斗是偷袭，趁对方熟睡的时候动了手。

见许多人拿碗盛稀饭，笑呵呵的就着馒头下咸菜，我家的人自然也饱餐了一顿。

等出来时，那死去的女子，已经被人把衣服扣子解开了，袒胸露腹的呈现在人们的眼前。睡梦中的人，本就穿得少，在密密层层的围观下，有人正在用刺刀把她单薄的裤子划破，围观的人都挤挤搡搡伸长脖颈，饶有兴趣的欣赏着......

只用了几天时间，宣告全城"解放"，我们也回了家。因为各行各业都瘫痪了，无所事事的人们，整日里四处游逛，谈笑风生。

武斗残酷也死了人，其实武斗后的清算更残酷，死去的人也不少，胜利的一方，有仇报仇，冤冤相报，有些做法，灭绝人性！

@听雨i 2016-09-02 09:04:04
一切偶然之中必有其必然之处。
说文革必然要先看其所处环境。
建国初期，与历朝历代不同在于中国人口基数十倍于以往。同时中国农业已经开发到自然生长的极限。而当时中国的工业体系显然无法提供足够的化肥来提升粮食产量。偏偏中国人口又急速增长。所以50年代末到其后20年，中国粮食危机是必然。
如果当时采取市场经济小农经济，根本不可能养活建国后多出来的5亿人口。没有毛时代的上万处水利工程和大型化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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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民123abc 2016-09-02 09:17:29
推荐一本前苏联的纪实政论《古拉格群岛》，是九十年代翻译过来的，分上、中、下三部，君读过后，会触类旁通，有收获的。用事实说话，讲道理，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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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此一游耶 2016-09-02 20:40:15
这是彻尔仁尼琴作品，但晚年看到苏联解体开始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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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我是在90年代购的实体书，愚以为我国五十年代的主要政策，有学习苏联的模式，要说执政党存心害民，这有失公道，走了弯路，确实存在。

我们这个城市，是个地级市，当年不到十万人，另有一座县城在一公里外，约有三、四万人，除了长江这条黄金水道，还有一条318国道穿城而过，由汽车轮渡过江到南岸，通往上海方向。南岸叫陈家坝，有三个居民段，约万多人。

交通两岸的是客运班船，核载只有八十人左右。在抗日战争时，国民政府有一家兵工厂内迁，落户在南岸一个叫沱口的地方，解放后改为地方国营的机械厂，后来又另外建了一家同类工厂，60年代还有一家直属中央的三线厂也建在这里，这地方离城约八公里。

在城市这边离城五公里的明镜滩，原湖北省建设厅造纸厂在1937年迁来这里，解放后又建了两家厂，为了出行方便，有小客船从城里往返这两个地方。

造反派从上半城往下半城扑来时，保皇派的大量成员慌了，他们并不是武斗人员，妇女居多，只是普通成员而已。按当时的态势，只有南渡长江逃命，刹那间是人心惶惶，争相渡河。

如果乘沱口的班船，可以少走八公里路，核载不到百人的船起锚时就装了近两百人，拖儿带母的挤得可怜。因为是走上水，不到半小时的航程，走了个多钟头才到明镜滩，见码头上有近百逃难的自己人，本来不打算停靠，见造反派鸣着枪远远的追来，只得把这些人装走，为了躲子弹，本应该船头斜朝上游缓行的船，一个急转弯直指对岸，这是违规的操作，加上严重超载，刚刚行到江中间，翻了，只有极少数人捡了条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