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侧面》【连载】 ——关于两千年来中国“社会制度”演变的那些事儿
《历史的侧面》（597）
好了，说完了“外儒内法”，我们再谈一谈“中国古代的官僚政治”。
所谓“官僚政治”这个术语，本来是个外来词汇，中国本土没有，都是从国外进口来的。
20世纪初，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考察了欧美等国的行政组织以后，提出了一个“官僚制”（Bureaucracy）的概念。在韦伯看来，官僚制是按照法治原则组建起来的社会组织，这个组织实行等级制，下级服从上级，上级服从上上级，所有的层级都依据规章制度来运作，就像流水线一样。
韦伯给出的这个概念，是通过对西方国家的考察得出来的，但不等于说中国没有这样的制度。与之相反，学术界倒是普遍存在这样一种观点，就是在全世界范围内，中国官僚政治的持续时间最长、最广泛、也最发达。可以说，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把官僚政治发展到如此登峰造极的地步。如果撇开了官僚制度，你都没法研究中国历史，更无法厘清中国历史的发展脉络。
当然了，中国的官僚制度与西方的“官僚制”也有很多相似之处。比如，它们都实行严格的等级制、上下级界限分明、都按照规章制度运作等等。但是，双方也存在着巨大差别，其中最重要一条是：
近代西方的官僚集团上面，没有一位掌握生杀大权的专制君主，他们的权力不是君主给的，而是公民选的。而中国的官僚不是这样，在中国古代，官僚集团头顶上有一个专制的君主，官僚集团的权力都是这个君主（皇帝）赋予的，而不是他们自身具有的。官僚集团不过是君主实行专制统治的工具，没有独立性。
好了，说完了“外儒内法”，我们再谈一谈“中国古代的官僚政治”。
所谓“官僚政治”这个术语，本来是个外来词汇，中国本土没有，都是从国外进口来的。
20世纪初，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考察了欧美等国的行政组织以后，提出了一个“官僚制”（Bureaucracy）的概念。在韦伯看来，官僚制是按照法治原则组建起来的社会组织，这个组织实行等级制，下级服从上级，上级服从上上级，所有的层级都依据规章制度来运作，就像流水线一样。
韦伯给出的这个概念，是通过对西方国家的考察得出来的，但不等于说中国没有这样的制度。与之相反，学术界倒是普遍存在这样一种观点，就是在全世界范围内，中国官僚政治的持续时间最长、最广泛、也最发达。可以说，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把官僚政治发展到如此登峰造极的地步。如果撇开了官僚制度，你都没法研究中国历史，更无法厘清中国历史的发展脉络。
当然了，中国的官僚制度与西方的“官僚制”也有很多相似之处。比如，它们都实行严格的等级制、上下级界限分明、都按照规章制度运作等等。但是，双方也存在着巨大差别，其中最重要一条是：
近代西方的官僚集团上面，没有一位掌握生杀大权的专制君主，他们的权力不是君主给的，而是公民选的。而中国的官僚不是这样，在中国古代，官僚集团头顶上有一个专制的君主，官僚集团的权力都是这个君主（皇帝）赋予的，而不是他们自身具有的。官僚集团不过是君主实行专制统治的工具，没有独立性。
《历史的侧面》（598）
所以，从理论上说，中国的官僚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都是君主规定好了的，君主想让他们干什么，他们就必须干什么；君主让他们怎么干，他们就必须怎么干。因此，中国官僚政治的特征用四个字就能概括 ——“事君治民”。
“事君”，就是为君主服务；“治民”，就是治理民众。对上，他们是君主的鹰犬，必须效忠君主；对下，他们治理人民，是皇帝统治人民的工具。这样一来，中国的官僚集团就具有了两面性：在君主（上级）面前，他们是卑微的臣子，必须服从君主（上级）的意志；在老百姓（下级）面前，他们又是高高在上的父母官，掌握着很大权力。所以，中国古代官僚政治的本质应该是：“君主专制的官僚政治”，或者说，“帝制之下的官僚政治”。
当然了，除去君主（皇帝）之外，就官僚集团本身而言，它们自己也有自己的一些独到之处。比如，自我约束性、自我复制性、自我膨胀性、以及层层依附性等等。而它们存在的共同基础，又是官僚政治的最基本特征——“科层制”。
所谓“科层制”，是“Bureaucracy”的另外一种译法。在中文语境里，“Bureaucracy”一词可以有两种不同译法，一种是“官僚制”，一种是“科层制”。前者带有一些否定性的价值判断，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虽在其位，不谋其政”的“官场老油条”；后者则更具有中性主义色彩，也就是韦伯意义上的“科层制”。
所以，从理论上说，中国的官僚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都是君主规定好了的，君主想让他们干什么，他们就必须干什么；君主让他们怎么干，他们就必须怎么干。因此，中国官僚政治的特征用四个字就能概括 ——“事君治民”。
“事君”，就是为君主服务；“治民”，就是治理民众。对上，他们是君主的鹰犬，必须效忠君主；对下，他们治理人民，是皇帝统治人民的工具。这样一来，中国的官僚集团就具有了两面性：在君主（上级）面前，他们是卑微的臣子，必须服从君主（上级）的意志；在老百姓（下级）面前，他们又是高高在上的父母官，掌握着很大权力。所以，中国古代官僚政治的本质应该是：“君主专制的官僚政治”，或者说，“帝制之下的官僚政治”。
当然了，除去君主（皇帝）之外，就官僚集团本身而言，它们自己也有自己的一些独到之处。比如，自我约束性、自我复制性、自我膨胀性、以及层层依附性等等。而它们存在的共同基础，又是官僚政治的最基本特征——“科层制”。
所谓“科层制”，是“Bureaucracy”的另外一种译法。在中文语境里，“Bureaucracy”一词可以有两种不同译法，一种是“官僚制”，一种是“科层制”。前者带有一些否定性的价值判断，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虽在其位，不谋其政”的“官场老油条”；后者则更具有中性主义色彩，也就是韦伯意义上的“科层制”。
《历史的侧面》（599）
在韦伯看来，“纯粹的官僚体制的行政管理，即官僚体制集权主义的、采用档案制度的行政管理。”【5】在此基础上，英国政治学家拉斯基（Prof. Laski）认为，“官僚政治是贵族政治的副产物”。但是，等这个名词传到中国以后，却遭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王亚南的反驳。
在王亚南看来，所谓的“官僚政治”，并非是贵族政治的副产物，而是一种“由封建社会移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阶段”【6】，同时也是介于先秦时期的“贵族政治”（封建制）与近代社会的“mz政治”（共和制）之间的一种过渡形态，是“专制政体的一种配合物和补充物。……（如果）专制政体不存在，（那么）作为一种社会体制的官僚政治也将不复存在。”【P8】
另外，“就政治史（而言），（官僚政治）是由封建贵族政治转向资产者的mz政治的过渡阶段”。【P8】它通常是指“政府的权力完全掌握在职业官僚手中，官僚集团有权以政府的名义，随意侵夺普通公民的合法权益的一种政治制度。”【P6】
不过，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在和官僚集团打交道时，经常会遇到到一些令人气愤的事情。比如，一些官老爷总是占着人位、不干人事，而且打官腔、重形式、态度恶劣、玩忽职守、办事拖拉、推诿扯皮等等。这样的行为确实令人不堪，但它们只属于官僚政治的一种外延形式——“官僚主义”。
在韦伯看来，“纯粹的官僚体制的行政管理，即官僚体制集权主义的、采用档案制度的行政管理。”【5】在此基础上，英国政治学家拉斯基（Prof. Laski）认为，“官僚政治是贵族政治的副产物”。但是，等这个名词传到中国以后，却遭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王亚南的反驳。
在王亚南看来，所谓的“官僚政治”，并非是贵族政治的副产物，而是一种“由封建社会移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阶段”【6】，同时也是介于先秦时期的“贵族政治”（封建制）与近代社会的“mz政治”（共和制）之间的一种过渡形态，是“专制政体的一种配合物和补充物。……（如果）专制政体不存在，（那么）作为一种社会体制的官僚政治也将不复存在。”【P8】
另外，“就政治史（而言），（官僚政治）是由封建贵族政治转向资产者的mz政治的过渡阶段”。【P8】它通常是指“政府的权力完全掌握在职业官僚手中，官僚集团有权以政府的名义，随意侵夺普通公民的合法权益的一种政治制度。”【P6】
不过，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在和官僚集团打交道时，经常会遇到到一些令人气愤的事情。比如，一些官老爷总是占着人位、不干人事，而且打官腔、重形式、态度恶劣、玩忽职守、办事拖拉、推诿扯皮等等。这样的行为确实令人不堪，但它们只属于官僚政治的一种外延形式——“官僚主义”。
《历史的侧面》（600）
所以，要想研究官僚主义，不能仅仅局限于技术层面的官僚主义，更应该着眼于体制层面的官僚主义。按照王亚南的说法，我们“宁肯重视它社会（体制）的一面”，也不应该只关注“它技术的那一面”【P7】。因为就官僚政治而言，它属于一种社会制度的范畴，而不是某个人道德素质的范畴。如果整个社会的大环境（体制）没有变，那么它所表现出来的各种“外在表象”，比如遇事推诿扯皮、遇事拖拉、敷衍应对、不重实验等“技术性的官僚作风”，也不会发生了不起的变化。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后边还会详细说明。
好了，按下官僚主义不表，我们先把官僚政治说完。
一般认为，中国的官僚政治发轫于春秋时期，发展于战国时期，成熟于秦汉时期，烂熟于唐宋时期，等到明清以后，逐渐化神奇为腐朽，渐渐演变成阻碍中国社会发展的东西。
而这一段时期又恰好是郡县制度最为繁盛的时期，遍布大江南北，持续两千多年，之前的之后都没有，这看起来更像是一种巧合，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偶然。但是，这种偶然的背后，又隐藏着一种必然，就是二者的关系本来就是一个问题的两面。
要知道，皇帝要想实现集权专制，就必须采用郡县制，而要推行郡县制，就必须实行官僚政治。因为只有让官僚集团到地方上代理行使皇权，才能够达到地方集权于中央、中央再集权于皇帝的目的。其他制度都不行。比如说，将权力下放给诸侯，让诸侯分片包干管理，那就成了封建制。比方说，将权力下放给人民，让人民来当家做主，自己管理自己，那又成了皿煮制（共和制）。
这两种制度都是皇权专制的大敌，可万万使不得。
所以，要想研究官僚主义，不能仅仅局限于技术层面的官僚主义，更应该着眼于体制层面的官僚主义。按照王亚南的说法，我们“宁肯重视它社会（体制）的一面”，也不应该只关注“它技术的那一面”【P7】。因为就官僚政治而言，它属于一种社会制度的范畴，而不是某个人道德素质的范畴。如果整个社会的大环境（体制）没有变，那么它所表现出来的各种“外在表象”，比如遇事推诿扯皮、遇事拖拉、敷衍应对、不重实验等“技术性的官僚作风”，也不会发生了不起的变化。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后边还会详细说明。
好了，按下官僚主义不表，我们先把官僚政治说完。
一般认为，中国的官僚政治发轫于春秋时期，发展于战国时期，成熟于秦汉时期，烂熟于唐宋时期，等到明清以后，逐渐化神奇为腐朽，渐渐演变成阻碍中国社会发展的东西。
而这一段时期又恰好是郡县制度最为繁盛的时期，遍布大江南北，持续两千多年，之前的之后都没有，这看起来更像是一种巧合，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偶然。但是，这种偶然的背后，又隐藏着一种必然，就是二者的关系本来就是一个问题的两面。
要知道，皇帝要想实现集权专制，就必须采用郡县制，而要推行郡县制，就必须实行官僚政治。因为只有让官僚集团到地方上代理行使皇权，才能够达到地方集权于中央、中央再集权于皇帝的目的。其他制度都不行。比如说，将权力下放给诸侯，让诸侯分片包干管理，那就成了封建制。比方说，将权力下放给人民，让人民来当家做主，自己管理自己，那又成了皿煮制（共和制）。
这两种制度都是皇权专制的大敌，可万万使不得。
《历史的侧面》（601）
所以说，中国古代的“官僚政治”和“郡县制”是捆绑在一起的，相当于“皇帝专制”这枚硬币的两面，缺一不可。
“皇帝专制”、“官员代理”，再加上“外儒内法”，就构成了中国古代郡县制度的三大特征。
对于这些特征，王亚南先生在其大作《中国古代官僚政治研究》里，也有相应的描述。
在王大师看来，中国在秦朝之前，处于“典型的封建政治（之）下，大大小小的贵族是在自己的（领地）里行使统治，（虽然）在名分上，小贵族对大贵族维持着依附关系，但实质上，他们是（自己）所在领地的绝对支配者。”【P12】
但是到了秦朝以后不同了，开始出现了郡县制度。
在郡县制里，“充当官吏的贵族，已不是以贵族的身份行使治理，而是以国王的奴仆的资格行使治理。”【P12】
“官僚或官吏不是对国家或人民负责，而是只需对国王负责。国王的语言，变为他们的法律，国王的好恶，决定了他们的命运……”【P10】
其结果呢？
所以说，中国古代的“官僚政治”和“郡县制”是捆绑在一起的，相当于“皇帝专制”这枚硬币的两面，缺一不可。
“皇帝专制”、“官员代理”，再加上“外儒内法”，就构成了中国古代郡县制度的三大特征。
对于这些特征，王亚南先生在其大作《中国古代官僚政治研究》里，也有相应的描述。
在王大师看来，中国在秦朝之前，处于“典型的封建政治（之）下，大大小小的贵族是在自己的（领地）里行使统治，（虽然）在名分上，小贵族对大贵族维持着依附关系，但实质上，他们是（自己）所在领地的绝对支配者。”【P12】
但是到了秦朝以后不同了，开始出现了郡县制度。
在郡县制里，“充当官吏的贵族，已不是以贵族的身份行使治理，而是以国王的奴仆的资格行使治理。”【P12】
“官僚或官吏不是对国家或人民负责，而是只需对国王负责。国王的语言，变为他们的法律，国王的好恶，决定了他们的命运……”【P10】
其结果呢？
《历史的侧面》（602）
“他们只需将（自己）对国王的关系弄好（就行）了，或者就下级官吏而论，只（需）将自己对上级的关系弄好（就行）了，（然后）就可以为所欲为的不顾国家、人民的利益，而一味地图以自利。”【P10】
换句话说，在官僚政治里，官僚集团只是皇帝的雇员，他们只需向皇帝（上级）负责就行了，而不必向老百姓（下级）负责。他们既不能像封建制度里的贵族那样必须向自己的家族负责（以及向自己的直系封君效忠），也不能像后世的共和制度那样必需向政府负责、向人民负责，而是——只需向自己的上级负责、以及上级的上级负责就行了。这样的效忠关系，一级一级地向上递进，一直传递到最顶端的皇帝。
那么这种的体制是否是中国社会所独有呢？
当然也不是！
请大家一定要注意，西方社会同样存在着这样的制度，或者说，这样的“过渡阶段”。
比如说英国。
“他们只需将（自己）对国王的关系弄好（就行）了，或者就下级官吏而论，只（需）将自己对上级的关系弄好（就行）了，（然后）就可以为所欲为的不顾国家、人民的利益，而一味地图以自利。”【P10】
换句话说，在官僚政治里，官僚集团只是皇帝的雇员，他们只需向皇帝（上级）负责就行了，而不必向老百姓（下级）负责。他们既不能像封建制度里的贵族那样必须向自己的家族负责（以及向自己的直系封君效忠），也不能像后世的共和制度那样必需向政府负责、向人民负责，而是——只需向自己的上级负责、以及上级的上级负责就行了。这样的效忠关系，一级一级地向上递进，一直传递到最顶端的皇帝。
那么这种的体制是否是中国社会所独有呢？
当然也不是！
请大家一定要注意，西方社会同样存在着这样的制度，或者说，这样的“过渡阶段”。
比如说英国。
《历史的侧面》（603）
英国是较早地进入到君主专制政体的西方国家之一。按照王亚南的说法：“英国政府的发展要比欧洲大陆早一个世纪，但两者都是遵循同一的发展道路……”
“英国从公元1500年起就已经确实变为一个民族的君主国家。它的旧时封建体制已经在开始崩溃，君权在开始扩张，过渡性的专制政体在开始形成……”【P15】
因为也属于官僚政治，所以，那些在中国社会里所表现出来的各种官僚主义作风问题，比如工作拖沓、推诿扯皮、敷衍了事、不重实际、贪污腐败、以及徇私枉法、以权谋私等等，一样不落都出现在当时的英国社会当中。比如：
“至18世纪末年，官吏的任用，完全操纵在当权者私人手中；鬻爵卖官的事情层出不穷，政府的职位，甚至可以预约。比如说，格兰味（Grenville）把玉玺保管处的书记，预约给他四岁的亲戚；英国第一个内阁总理滑浦尔（Walpole）叫他的公子霍莱士（Horace）在政府中只是挂个名，然后拿着政府的钱到巴黎去享受沙龙般的生活……特别是在依利萨伯（伊丽莎白）时期，英国官吏贿赂公行……法官对于释放罪犯有固定的价格。即使在17世纪，联合王国的行政仍然极端腐败……全社会都非常腐败……上级人员须下级人员供奉，并强迫他们为自己和和他们的司令而实行盗取……”【P16】
你看看，人类的本性是相通的，即使是西方白人也不例外，如果社会制度相同，那么，这些讲究绅士风度的英国人照样会贪污腐败。
除了英国，还有法国。
英国是较早地进入到君主专制政体的西方国家之一。按照王亚南的说法：“英国政府的发展要比欧洲大陆早一个世纪，但两者都是遵循同一的发展道路……”
“英国从公元1500年起就已经确实变为一个民族的君主国家。它的旧时封建体制已经在开始崩溃，君权在开始扩张，过渡性的专制政体在开始形成……”【P15】
因为也属于官僚政治，所以，那些在中国社会里所表现出来的各种官僚主义作风问题，比如工作拖沓、推诿扯皮、敷衍了事、不重实际、贪污腐败、以及徇私枉法、以权谋私等等，一样不落都出现在当时的英国社会当中。比如：
“至18世纪末年，官吏的任用，完全操纵在当权者私人手中；鬻爵卖官的事情层出不穷，政府的职位，甚至可以预约。比如说，格兰味（Grenville）把玉玺保管处的书记，预约给他四岁的亲戚；英国第一个内阁总理滑浦尔（Walpole）叫他的公子霍莱士（Horace）在政府中只是挂个名，然后拿着政府的钱到巴黎去享受沙龙般的生活……特别是在依利萨伯（伊丽莎白）时期，英国官吏贿赂公行……法官对于释放罪犯有固定的价格。即使在17世纪，联合王国的行政仍然极端腐败……全社会都非常腐败……上级人员须下级人员供奉，并强迫他们为自己和和他们的司令而实行盗取……”【P16】
你看看，人类的本性是相通的，即使是西方白人也不例外，如果社会制度相同，那么，这些讲究绅士风度的英国人照样会贪污腐败。
除了英国，还有法国。
《历史的侧面》（604）
法国照比英国，在社会制度的演进方面要晚上一百多年，但来势更加凶猛，给人的心灵冲击也更加震撼。
“在整个17世纪，一列专制君主都分别配上了一列专擅的总理大臣。亨利四世时代的绪利（Sully），路易十三时代的立殊理（Richelieu），路易十四前期的马萨林（Mazarin），后期的柯贝尔（Colbert），都虔诚的维护路易十四所谓的‘朕即国家’的王权。”
为了更加有效的进行王权统治，一些大官僚（比如立殊理），将全国分划成若干个大区，然后委派“监察使”到各个大区去监督赋税、警察、宪兵、裁判以及政令的推行情况。立殊理为了更加有效地监督各级官僚，还利用“侦探”和“诡术”，将他的官僚队伍特务化。关于这一点，倒是很有一些中国古代“特务统治”和“法家霸术”的味道！
除了英法，还有德俄。
“在欧洲，专制政体——官僚政治出现较早的国家是英法，出现较迟的是德俄。”【P19】
俄罗斯大致是在彼得大帝（Peter the Great）和卡萨林（Carherine the Great）时期“才把专制统治奠立起来的”【P19】。而官僚政治的各种弊端在当时的俄国也肆无忌惮。比如：
法国照比英国，在社会制度的演进方面要晚上一百多年，但来势更加凶猛，给人的心灵冲击也更加震撼。
“在整个17世纪，一列专制君主都分别配上了一列专擅的总理大臣。亨利四世时代的绪利（Sully），路易十三时代的立殊理（Richelieu），路易十四前期的马萨林（Mazarin），后期的柯贝尔（Colbert），都虔诚的维护路易十四所谓的‘朕即国家’的王权。”
为了更加有效的进行王权统治，一些大官僚（比如立殊理），将全国分划成若干个大区，然后委派“监察使”到各个大区去监督赋税、警察、宪兵、裁判以及政令的推行情况。立殊理为了更加有效地监督各级官僚，还利用“侦探”和“诡术”，将他的官僚队伍特务化。关于这一点，倒是很有一些中国古代“特务统治”和“法家霸术”的味道！
除了英法，还有德俄。
“在欧洲，专制政体——官僚政治出现较早的国家是英法，出现较迟的是德俄。”【P19】
俄罗斯大致是在彼得大帝（Peter the Great）和卡萨林（Carherine the Great）时期“才把专制统治奠立起来的”【P19】。而官僚政治的各种弊端在当时的俄国也肆无忌惮。比如：
《历史的侧面》（605）
“无论如何小的官吏，甚至一个管理沙皇鞋子的官吏，也可以为了自己的利益任意破坏政府的法令。”
“……忽视现实，专讲形式。在下级机关可以解决的问题……却要提交到上级机关以延长时日。”
“很小一个问题，故意咬文爵字经久得不到解决。”
“机关虽多，办事迟缓……视人民如牛马，因而发生强夺、利诱、贿赂、藐视国法、狡猾、欺诈的现象。”
“监察机关用各种方法掩饰行政官的污点，他们有时也更换行政人员，但那是为了在人民心目中造成一种假象，以为政府也是反对官僚主义的，其实，那是惧怕人民骚动，故以监督官的名义来监督人民……不论监察机关的形式如何……在中央政府有秘密官署，在各地方也必有很多秘密组织。”【P22】
……
从这些例子当中我们可以看出，在贪婪和私欲方面，西方白人并没有表现出他们“应有的”品德修养和道德情操，反而表现的更加卑鄙和龌蹉。
“无论如何小的官吏，甚至一个管理沙皇鞋子的官吏，也可以为了自己的利益任意破坏政府的法令。”
“……忽视现实，专讲形式。在下级机关可以解决的问题……却要提交到上级机关以延长时日。”
“很小一个问题，故意咬文爵字经久得不到解决。”
“机关虽多，办事迟缓……视人民如牛马，因而发生强夺、利诱、贿赂、藐视国法、狡猾、欺诈的现象。”
“监察机关用各种方法掩饰行政官的污点，他们有时也更换行政人员，但那是为了在人民心目中造成一种假象，以为政府也是反对官僚主义的，其实，那是惧怕人民骚动，故以监督官的名义来监督人民……不论监察机关的形式如何……在中央政府有秘密官署，在各地方也必有很多秘密组织。”【P22】
……
从这些例子当中我们可以看出，在贪婪和私欲方面，西方白人并没有表现出他们“应有的”品德修养和道德情操，反而表现的更加卑鄙和龌蹉。
《历史的侧面》（606）
这一点正如《圣经》所云，“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儿”，人的本性都是相通的。无论古代还是现代，无论东方还是西方，也不管他属于哪一个种族或者民族，或是信仰哪一种宗教或者文化，只要社会制度相同，那么他们所表现出来的贪婪、私欲、作风和气派也都是相通的，即使是白人也不例外，并不存在“专制主义是东方的产物，西方人气质与此不合”这样的鬼话。
那么，西欧的官僚政治为什么没有发展壮大起来，成为一种独立的社会形态呢？
按照王亚南的观点，这主要因为它们所经历的这段“过渡时期”非常之短，大概只持续来了一两个世纪就匆匆结束了。当西欧出现专制政体的时候，恰好赶上了工业革命，西方的官僚政治“不但没有妨碍工业生产的发展，反而从中获益。”【P12】
关于这一点，西方人照比我们东方人确实要幸运的多。
好了，说完了国外，我们再将目光聚焦回国内。
这一点正如《圣经》所云，“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儿”，人的本性都是相通的。无论古代还是现代，无论东方还是西方，也不管他属于哪一个种族或者民族，或是信仰哪一种宗教或者文化，只要社会制度相同，那么他们所表现出来的贪婪、私欲、作风和气派也都是相通的，即使是白人也不例外，并不存在“专制主义是东方的产物，西方人气质与此不合”这样的鬼话。
那么，西欧的官僚政治为什么没有发展壮大起来，成为一种独立的社会形态呢？
按照王亚南的观点，这主要因为它们所经历的这段“过渡时期”非常之短，大概只持续来了一两个世纪就匆匆结束了。当西欧出现专制政体的时候，恰好赶上了工业革命，西方的官僚政治“不但没有妨碍工业生产的发展，反而从中获益。”【P12】
关于这一点，西方人照比我们东方人确实要幸运的多。
好了，说完了国外，我们再将目光聚焦回国内。
《历史的侧面》（607）
说到中国古代的官僚政治，喜欢读史的人一般都有这样的体会，就是：中国两千多年的郡县制度史（秦朝至清朝），其行政体系的核心内容就是官僚体制。
这种官僚体制，在一个王朝建立之初，确实能够起到恢复经济、发展生产、迅速稳定国家的作用，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官僚体制的弊端也会迅速体现出来，会迅速腐化堕落成为一个食利阶层，并逐渐沦落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不安定因素。
在我们看来，官僚集团就像是一个癌症肿瘤，最开始时，它是良性的，对于国家和社会都是有益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官员腐败程度的加深，它会迅速蜕化成为一种恶性肿瘤，对于国家和社会这个有机体会产生侵蚀和破坏作用，等到这种破坏作用发展到一定程度，人民群众忍无可忍，就会奋起反抗，爆发革命，闹到最后大家完蛋。然后呢，再进开始行下一轮的王朝循环，这就是所谓的“历史周期律”。
这种“周期律”在王亚南的《中国古代官僚政治研究》里，也有相应的描述。在王亚南看来：
“新旧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已公认秦代是中国专制政体的发轫的朝代。而秦之后，直到现代开始的清代，期间经历两千余年的长期岁月，除了极少的场合之外，中国的政治形态并没有（出现）了不起的变更。换言之，就是一直受到专制政体——官僚政治的支配。”【P30】
说到中国古代的官僚政治，喜欢读史的人一般都有这样的体会，就是：中国两千多年的郡县制度史（秦朝至清朝），其行政体系的核心内容就是官僚体制。
这种官僚体制，在一个王朝建立之初，确实能够起到恢复经济、发展生产、迅速稳定国家的作用，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官僚体制的弊端也会迅速体现出来，会迅速腐化堕落成为一个食利阶层，并逐渐沦落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不安定因素。
在我们看来，官僚集团就像是一个癌症肿瘤，最开始时，它是良性的，对于国家和社会都是有益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官员腐败程度的加深，它会迅速蜕化成为一种恶性肿瘤，对于国家和社会这个有机体会产生侵蚀和破坏作用，等到这种破坏作用发展到一定程度，人民群众忍无可忍，就会奋起反抗，爆发革命，闹到最后大家完蛋。然后呢，再进开始行下一轮的王朝循环，这就是所谓的“历史周期律”。
这种“周期律”在王亚南的《中国古代官僚政治研究》里，也有相应的描述。在王亚南看来：
“新旧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已公认秦代是中国专制政体的发轫的朝代。而秦之后，直到现代开始的清代，期间经历两千余年的长期岁月，除了极少的场合之外，中国的政治形态并没有（出现）了不起的变更。换言之，就是一直受到专制政体——官僚政治的支配。”【P30】
《历史的侧面》（608）
而且，这种官僚政治是作为“专制政体的配合物或补充物而产生的，如果专制政体不存在，那么作为一种社会体制的官僚政治也无法存在。”【P29】
所以，中国两千多年的郡县制度史，“一方面表现为……不同王朝的再生产……（另一方面）再配合以官僚统治的不绝再生产……”【P31】
而这些特点又导致了“同一形式的不同王朝的更迭”，这种“更迭”在不明就里的外国人看来，似乎只有“空间”的转换，却没有“时间”的延展。比如，德国有位哲学家叫做黑格尔（Hegel）的就曾说过，中国是一个只有“空间”、而没有“时间”的国家【P31】。
至于其中的原因嘛，很简单。
首先，中国是一个以家长为中心的“家族制”和“宗法组织”的国家，这可以为官僚政治提供一种可供持续“利用的传统”，可是在西方，“个人的地位在家族中地位已经确定了”，所以不存在这样的传统。
其次，西方人重法律、轻礼教，中国重礼教、轻法制。“在中国，一般的社会秩序，不是依靠法律来维持的，而是依靠宗法、靠纲常、靠下层对上层的绝对服从”来维持的。“人治”和“礼治”大行其道，“法治”反而退居次要地位。
而且，这种官僚政治是作为“专制政体的配合物或补充物而产生的，如果专制政体不存在，那么作为一种社会体制的官僚政治也无法存在。”【P29】
所以，中国两千多年的郡县制度史，“一方面表现为……不同王朝的再生产……（另一方面）再配合以官僚统治的不绝再生产……”【P31】
而这些特点又导致了“同一形式的不同王朝的更迭”，这种“更迭”在不明就里的外国人看来，似乎只有“空间”的转换，却没有“时间”的延展。比如，德国有位哲学家叫做黑格尔（Hegel）的就曾说过，中国是一个只有“空间”、而没有“时间”的国家【P31】。
至于其中的原因嘛，很简单。
首先，中国是一个以家长为中心的“家族制”和“宗法组织”的国家，这可以为官僚政治提供一种可供持续“利用的传统”，可是在西方，“个人的地位在家族中地位已经确定了”，所以不存在这样的传统。
其次，西方人重法律、轻礼教，中国重礼教、轻法制。“在中国，一般的社会秩序，不是依靠法律来维持的，而是依靠宗法、靠纲常、靠下层对上层的绝对服从”来维持的。“人治”和“礼治”大行其道，“法治”反而退居次要地位。
《历史的侧面》（609）
再次，西方在“专制官僚的历史阶段，曾经发生过两大运动，其一是启蒙运动，其一是加尔文主义运动”，而中国好像从来没有发生过类似的运动。在中国的文化当中，“每一个因素，好像都是为专制的官僚统治而特制的一样”【P33】。
还有，就是中国自古以来“就不允许人民具有任何基本的权力观念”，当“基本权利被剥夺、被蹂躏”时，他们“很少会在法（律）的范围内去考虑是非，至多只能在伦理的范围去分辨善恶。”然而，“即使是在伦理的认识内，他们也并不能把善恶辨得明白，因为读书有权力做官，做官有能力发财，做官、发财都由命定这一类想法，是不允许他们有彻底的道德评判的。”【P36】
……
所以说，中国的专制官僚政治，“自始就动员了各种社会文化的因素……把它变成一种思想生活上的天罗地网，使全体生息在这种政治局面下的官吏和人民……都不知不觉的把这种政治形态看为最自然、最合理的（事情）。……（就算）是（最有文化的）士大夫阶层……也很少有人想到这种政治形态以外去。”【P34】
由此，王亚南给出了中国古代官僚政治所独有的一些特征：
再次，西方在“专制官僚的历史阶段，曾经发生过两大运动，其一是启蒙运动，其一是加尔文主义运动”，而中国好像从来没有发生过类似的运动。在中国的文化当中，“每一个因素，好像都是为专制的官僚统治而特制的一样”【P33】。
还有，就是中国自古以来“就不允许人民具有任何基本的权力观念”，当“基本权利被剥夺、被蹂躏”时，他们“很少会在法（律）的范围内去考虑是非，至多只能在伦理的范围去分辨善恶。”然而，“即使是在伦理的认识内，他们也并不能把善恶辨得明白，因为读书有权力做官，做官有能力发财，做官、发财都由命定这一类想法，是不允许他们有彻底的道德评判的。”【P36】
……
所以说，中国的专制官僚政治，“自始就动员了各种社会文化的因素……把它变成一种思想生活上的天罗地网，使全体生息在这种政治局面下的官吏和人民……都不知不觉的把这种政治形态看为最自然、最合理的（事情）。……（就算）是（最有文化的）士大夫阶层……也很少有人想到这种政治形态以外去。”【P34】
由此，王亚南给出了中国古代官僚政治所独有的一些特征：
《历史的侧面》（610）
（一）延续性——中国的官僚政治延续的时间特别悠久，“它几乎悠久到同中国文化之史相始终”；
（二）包容性——中国官僚政治所包含的范围特别广，“同中国各种社会文化现象如伦理、宗教、法律、财产、艺术……等方面，发生了异常密切的关系”；
（三）贯彻性——中国官僚政治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影响非常深入，“中国人的思想活动乃至他们的整个人生观”，都囚禁在“官僚政治所设定的樊笼”里【P29】。
由此可知，郡县制社会的最主要矛盾，并不是什么“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而是官僚集团与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或者称“官民矛盾”。因为在郡县制度里，官僚集团（或称士大夫阶层）并“不代表贵族阶级利益，也不代表资产者阶级的利益，而是自有其特殊利益，他们本身就是支配者阶级，自己就是同‘自由’农民处在对立者的地位”【P31】。
（一）延续性——中国的官僚政治延续的时间特别悠久，“它几乎悠久到同中国文化之史相始终”；
（二）包容性——中国官僚政治所包含的范围特别广，“同中国各种社会文化现象如伦理、宗教、法律、财产、艺术……等方面，发生了异常密切的关系”；
（三）贯彻性——中国官僚政治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影响非常深入，“中国人的思想活动乃至他们的整个人生观”，都囚禁在“官僚政治所设定的樊笼”里【P29】。
由此可知，郡县制社会的最主要矛盾，并不是什么“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而是官僚集团与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或者称“官民矛盾”。因为在郡县制度里，官僚集团（或称士大夫阶层）并“不代表贵族阶级利益，也不代表资产者阶级的利益，而是自有其特殊利益，他们本身就是支配者阶级，自己就是同‘自由’农民处在对立者的地位”【P31】。
《历史的侧面》（611）
而这样一种“阶级关系”，在其内部存在着各式各样的利害冲突，包括政治方面的、经济方面的、文化方面的、意识形态方面的等等各种方面权力分配。“作为社会的支配阶级，官僚阶层一方面掌握了社会的物质生产资料；另一方面，又通过儒术将社会基本的精神生产手段牢牢控制在手中。”【P32】
同时呢，他们又利用儒家的“天道观念”、“大一统观念”、“纲常礼教”等清规戒律竭尽全力地维护官僚集团的统治，并最终达成目标。并且，伴随着官僚集团对知识的独家控制和长期霸占，又使得官僚集团开始呈现出一种封闭化和保守化的趋势，完全垄断了仕途，也完全阻隔了皇帝与民众之间的联系，使得高高在上的皇帝完全弄不清下边儿的民情，匍匐在地的民众也根本没有伸张正义的机会。结果呢，要么皇帝被架空，不谙世事，要么民众被过度奴役，忍无可忍，最终走上武装反抗的道路，试图通过暴力革命或者起义的方式来解决自己面临的困境。于是乎，旧的王朝被毁灭，新的王朝被建立，可是基本制度没有变，皇帝还是那些皇帝，官僚还是那些官僚，百姓还是那些百姓，体制还是那个体制，大家只能重复昨天的故事，周而复始，循环往复，没完没了，总是在那个圈子里边儿打转转，放佛永远也没有尽头。这就是所谓的中国历史周期律，或者称“黄炎培定律”。
而这样一种“阶级关系”，在其内部存在着各式各样的利害冲突，包括政治方面的、经济方面的、文化方面的、意识形态方面的等等各种方面权力分配。“作为社会的支配阶级，官僚阶层一方面掌握了社会的物质生产资料；另一方面，又通过儒术将社会基本的精神生产手段牢牢控制在手中。”【P32】
同时呢，他们又利用儒家的“天道观念”、“大一统观念”、“纲常礼教”等清规戒律竭尽全力地维护官僚集团的统治，并最终达成目标。并且，伴随着官僚集团对知识的独家控制和长期霸占，又使得官僚集团开始呈现出一种封闭化和保守化的趋势，完全垄断了仕途，也完全阻隔了皇帝与民众之间的联系，使得高高在上的皇帝完全弄不清下边儿的民情，匍匐在地的民众也根本没有伸张正义的机会。结果呢，要么皇帝被架空，不谙世事，要么民众被过度奴役，忍无可忍，最终走上武装反抗的道路，试图通过暴力革命或者起义的方式来解决自己面临的困境。于是乎，旧的王朝被毁灭，新的王朝被建立，可是基本制度没有变，皇帝还是那些皇帝，官僚还是那些官僚，百姓还是那些百姓，体制还是那个体制，大家只能重复昨天的故事，周而复始，循环往复，没完没了，总是在那个圈子里边儿打转转，放佛永远也没有尽头。这就是所谓的中国历史周期律，或者称“黄炎培定律”。
《历史的侧面》（612）
当然了，王先生的《中国古代官僚政治研究》一书，也并非一点瑕疵没有，阵疯在阅读此书时就产生了很多疑惑。比如，书中谈到的“官僚政治”与韦伯所说的“官僚制”是否是同一个概念？如果不是，双方又有什么差别？比如说，书中阐述的“官僚主义”与韦伯定义的“科层制（的负功能）”是否有联系？如果有，到底有什么样的内在联系？再比如说，“官僚政治形态”在当今社会已经完全消失了（反正官方是这么说的），但是，书中描述的那些“官僚主义”现象，比如“忽视现实、专讲形式、机关虽多、办事迟缓……视人民如马……强夺、利诱、贿赂、藐视国法、狡猾、欺诈”等等行径，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为什么依然存在？阵疯私下认为，要想回答这些问题，还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用更宽广的视角来审视才行。
实际上，中国古代的官僚政治与韦伯定义的现代官僚体系，存在着很大区别。按照美国汉学家孔飞力（Philip Alden Kuhn）的观点，中国的官僚政治，虽然在形式上与韦伯的定义有很多相似之处，例如，他们都实行等级制、有严格的规章制度、都通过成文法来传达信息、并通过公开的文件来告之每个官员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但是，二者之间的差别也很明显，其中最根本的区别就在于——“中国的官僚体制是依附于皇权的，而西方的官僚体制是依附于程序理性”的【9】。
当然了，王先生的《中国古代官僚政治研究》一书，也并非一点瑕疵没有，阵疯在阅读此书时就产生了很多疑惑。比如，书中谈到的“官僚政治”与韦伯所说的“官僚制”是否是同一个概念？如果不是，双方又有什么差别？比如说，书中阐述的“官僚主义”与韦伯定义的“科层制（的负功能）”是否有联系？如果有，到底有什么样的内在联系？再比如说，“官僚政治形态”在当今社会已经完全消失了（反正官方是这么说的），但是，书中描述的那些“官僚主义”现象，比如“忽视现实、专讲形式、机关虽多、办事迟缓……视人民如马……强夺、利诱、贿赂、藐视国法、狡猾、欺诈”等等行径，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为什么依然存在？阵疯私下认为，要想回答这些问题，还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用更宽广的视角来审视才行。
实际上，中国古代的官僚政治与韦伯定义的现代官僚体系，存在着很大区别。按照美国汉学家孔飞力（Philip Alden Kuhn）的观点，中国的官僚政治，虽然在形式上与韦伯的定义有很多相似之处，例如，他们都实行等级制、有严格的规章制度、都通过成文法来传达信息、并通过公开的文件来告之每个官员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但是，二者之间的差别也很明显，其中最根本的区别就在于——“中国的官僚体制是依附于皇权的，而西方的官僚体制是依附于程序理性”的【9】。
《历史的侧面》（613）
所谓“程序理性”，就是指一切行政、司法、监督、财政等过程都遵循法定程序的规定，且严格遵照执行，不得擅自修改，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一切必须照章办事，按规章制度执行，而且是按照明面规定执行，不得徇私情。而这样的规定在古代中国很明显是推行不下去的，就算勉为其难地推行，也只能是阻力重重。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这种“程序理性”不符合中国古代官僚政治的制度安排。
按照孔飞力的观点，中国官僚政治的最大特点是两种权力并存：一种是君主的任意专断权，也就是皇权；另一种是官僚的权力，也就是职权。
对于前者，那不用多说，皇权是依靠武力打下来的，也是依靠武力作为后盾的；对于后者，情况则比较复杂，我们之所以称它为“‘职权’”，就是因为当官的本来一无所有，只有代理了皇权之后才能拥有职权。比如说，一位知县，他原本是白丁一枚，没什么权力，可是一旦金榜题名、被选拔进官场并取得知县的资格以后，就开始拥有了职权，可以代天子巡狩，代表皇帝去行使一定范围之内的、有限的职权，包括收税、判案、监察、教化、以及其他管理民生的权力。
如果按此标准，中国的官僚体系也应该是理性的，更应该是忠诚的，可以很有效率地帮助皇帝行使他的执政职能。因为这些官僚原本一无所有，并无与生俱来的权力去管理国家，如果不是进入官场、代理了这份皇权，他们就什么也没有，什么都不是，不但无法施展其政治才能，甚至连养家糊口都成问题，那就更不用说实现其政治理想和政治抱负了。所以，这些官僚理应认真负责、努力工作，以此来报答“皇恩”、保住饭碗才是，就算不能够做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最起码也应该“食君之禄，担君之忧”，这可是最起码的职业道德。
所谓“程序理性”，就是指一切行政、司法、监督、财政等过程都遵循法定程序的规定，且严格遵照执行，不得擅自修改，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一切必须照章办事，按规章制度执行，而且是按照明面规定执行，不得徇私情。而这样的规定在古代中国很明显是推行不下去的，就算勉为其难地推行，也只能是阻力重重。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这种“程序理性”不符合中国古代官僚政治的制度安排。
按照孔飞力的观点，中国官僚政治的最大特点是两种权力并存：一种是君主的任意专断权，也就是皇权；另一种是官僚的权力，也就是职权。
对于前者，那不用多说，皇权是依靠武力打下来的，也是依靠武力作为后盾的；对于后者，情况则比较复杂，我们之所以称它为“‘职权’”，就是因为当官的本来一无所有，只有代理了皇权之后才能拥有职权。比如说，一位知县，他原本是白丁一枚，没什么权力，可是一旦金榜题名、被选拔进官场并取得知县的资格以后，就开始拥有了职权，可以代天子巡狩，代表皇帝去行使一定范围之内的、有限的职权，包括收税、判案、监察、教化、以及其他管理民生的权力。
如果按此标准，中国的官僚体系也应该是理性的，更应该是忠诚的，可以很有效率地帮助皇帝行使他的执政职能。因为这些官僚原本一无所有，并无与生俱来的权力去管理国家，如果不是进入官场、代理了这份皇权，他们就什么也没有，什么都不是，不但无法施展其政治才能，甚至连养家糊口都成问题，那就更不用说实现其政治理想和政治抱负了。所以，这些官僚理应认真负责、努力工作，以此来报答“皇恩”、保住饭碗才是，就算不能够做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最起码也应该“食君之禄，担君之忧”，这可是最起码的职业道德。
《历史的侧面》（614）
然而，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
官僚集团的所作所为并没有达到皇帝的预期，甚至远远低于皇帝的预期，皇权和官僚之间总是存在着摩擦和矛盾，而这些摩擦和矛盾也贯穿了中国历史两千多年。至于其中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就是中国的官僚阶层本身并没有独立的人格，它是依附于皇权而生的，并始终受到皇权的制约。
要知道，当一个人只能依附于别人才能生存时，它做人也就失去了尊严，只能是别人让他干什么，他就必须干什么。中国的官僚是依附于皇权而生的，所以，自打它诞生的那天开始，就不是为人民服务的，而是为皇帝服务的，是专制的皇帝用来统治人民的工具和手段。
在郡县制里，一个王朝就类似于一个牧场。牧场的主人当然就是皇帝，各级官僚则是牧场主雇佣来的牧羊人或者牧羊犬，而人民则是牛羊。
你见过牧羊人向牛羊负责的吗？你见过牧羊人会为了牧场的长远发展负责的吗？当然没有了。他们不会向牛羊负责，只会向牧场主负责。换句话说，当一位官僚的职业生涯都掌握在上级手里，而不是下级（包括人民）手里的时候，他们也就只需把上级哄的开开心心就行了，而不必在乎下级（包括人民）的死活。
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然而，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
官僚集团的所作所为并没有达到皇帝的预期，甚至远远低于皇帝的预期，皇权和官僚之间总是存在着摩擦和矛盾，而这些摩擦和矛盾也贯穿了中国历史两千多年。至于其中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就是中国的官僚阶层本身并没有独立的人格，它是依附于皇权而生的，并始终受到皇权的制约。
要知道，当一个人只能依附于别人才能生存时，它做人也就失去了尊严，只能是别人让他干什么，他就必须干什么。中国的官僚是依附于皇权而生的，所以，自打它诞生的那天开始，就不是为人民服务的，而是为皇帝服务的，是专制的皇帝用来统治人民的工具和手段。
在郡县制里，一个王朝就类似于一个牧场。牧场的主人当然就是皇帝，各级官僚则是牧场主雇佣来的牧羊人或者牧羊犬，而人民则是牛羊。
你见过牧羊人向牛羊负责的吗？你见过牧羊人会为了牧场的长远发展负责的吗？当然没有了。他们不会向牛羊负责，只会向牧场主负责。换句话说，当一位官僚的职业生涯都掌握在上级手里，而不是下级（包括人民）手里的时候，他们也就只需把上级哄的开开心心就行了，而不必在乎下级（包括人民）的死活。
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历史的侧面》（615）
而这样的体制特征又决定了，中国的官僚集团一定是向上级负责的，而不是向下级负责的。同样的，他们也只接受来自于上级的监督，而不会接受来自于下级（包括人民）的监督。
由此，“向上负责，向下监督”，也就成为中国官僚体制与韦伯定义的现代官僚制最大的不同。
请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一点，因为正是这个不同才导致了中国古代官僚政治的很多奇葩之处。
比如说，官僚主义。
“官僚主义”这东西在很多国家都存在过，在任何“设官而治”的制度里都可能出现这样的问题。比如，讲形式、打官腔、遇事推诿扯皮、态度恶劣、尸位素餐、占着人位儿不干人事儿等等。但是，还没有哪一个国家或者哪一种政权能像中国这样，把官僚主义发展到如此登峰造极的地步，其根深蒂固的程度，凭借制度本身几乎无无法清除。
为什么呢？
原因很简单，就是——中国的官僚主义是制度性的，不是技术性的，它不能通过人员素质的培养和科学技术的创新得到很好的解决，只能通过体制的不断变革和制度的不断更新，才能够从根本上得以改善。
而这样的体制特征又决定了，中国的官僚集团一定是向上级负责的，而不是向下级负责的。同样的，他们也只接受来自于上级的监督，而不会接受来自于下级（包括人民）的监督。
由此，“向上负责，向下监督”，也就成为中国官僚体制与韦伯定义的现代官僚制最大的不同。
请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一点，因为正是这个不同才导致了中国古代官僚政治的很多奇葩之处。
比如说，官僚主义。
“官僚主义”这东西在很多国家都存在过，在任何“设官而治”的制度里都可能出现这样的问题。比如，讲形式、打官腔、遇事推诿扯皮、态度恶劣、尸位素餐、占着人位儿不干人事儿等等。但是，还没有哪一个国家或者哪一种政权能像中国这样，把官僚主义发展到如此登峰造极的地步，其根深蒂固的程度，凭借制度本身几乎无无法清除。
为什么呢？
原因很简单，就是——中国的官僚主义是制度性的，不是技术性的，它不能通过人员素质的培养和科学技术的创新得到很好的解决，只能通过体制的不断变革和制度的不断更新，才能够从根本上得以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