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侧面》（577）

有一次，一个小吏外出公干，中午饥饿，蹲在路边的草地上吃干粮，结果包袱里的肉被乌鸦叼走了。恰巧这一幕被一个经常到官府办事的老百姓看到，偶然向黄霸说起。黄霸让他不要声张，等到该小吏回来之后，黄霸出门迎接并慰劳他，说：“你很辛苦啊，中午吃饭的时候，肉都让乌鸦抢走了，真是太难为你了！”该吏员大惊，以为黄霸能掐会算，无所不知，从此将黄霸奉为天人。而黄霸也凭借此“神通”，唬得很多奸邪之人纷纷离颖川而去，不敢在本地作案。而颖川的治安也从此大为好转。
事实上，倪宽和黄霸都属于循吏的代表，他们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执法温和，不唯书，不唯上，特别地注意体察民情。而且，与那些酷吏比起来，循吏在执行法律时，往往偏重于纸面上的法令，喜欢照章办事；而酷吏则常以皇帝的意志为最高准则，往往是皇上想打击谁、报复谁，他就想方设法扳倒谁；如果皇上想保全谁、释放谁，他又会找各种理由为其开脱，甚至长久拘留不处理以待慢慢地解决。但循吏不是这样，循吏往往更加遵守纸面上的规定，比较认真负责，同时也能根据实际情况做出一些很实用的变通，不会因为道德、礼教、风俗、习惯、以及约定俗成的规矩而束缚手脚，甚至会使用一些被正人君子和“主流意识形态”所不耻的手段来达到目的。
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用最肮脏的手段来达到最高尚的目的。
这也是为什么后世的改革家，比如王安石、张居正，都比较喜欢任用循吏的原因。

《历史的侧面》（578）

当然了，不管是循吏、还是酷吏，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执法严明，刚正不阿，清正廉洁，不徇私情。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属于特立独行、我行我素似的人物，从不接受任何宴请，也不接受任何贿赂，更不会答应高官的请托，虽然位极人臣，却不怎么经营私产，不贪图个人享受，家产往往也少得可怜，有的甚至非常寒酸。
酷吏和循吏属于“儒家的道德”参与进来之前的好官群体。
那么，凭借这样一批好官、循吏，皇帝就可以志得意满，从此高枕无忧，实现其千秋万代的专制统治了吗？
当然不行。
因为纯粹的法家统治太过酷烈，容易导致政府与民众的关系过于紧张，最终导致王朝的速亡。
秦朝就是例子。
秦朝是第一个、估计也是最后一个完全按照法家立国，同时也完全按照法家思想来治理的郡县制王朝，不仅在“行政建制”方面（郡县制）是这样，在“意识形态领域”也是这样，完全以法家思想作为指导。
可是，事实又证明，这种纯粹按照法家思想来治理国家的方法，在实际当中根本行不通，因为“秦法”本属于一种“战时体制”，主张的是“强军”、“耕战”和严刑峻法。但它的手段过于酷烈，往往是轻罪往重了罚，重罪往死了罚，而且主张与人民为敌，防民如防贼，这就造成了政府与人民的关系紧张。有的时候，“秦政”甚至被当成“暴政”和“苛政”的代名词。不仅被它统治和压迫的人民忍无可忍，甚至连统治者本人也不以为然，觉得这玩意儿就像一支药性猛烈的壮阳药，虽然一时有效，但后患无穷。

《历史的侧面》（579）

所以，汉初的统治者及时吸取秦亡的历史经验和教训，逐渐认识到秦朝那种“战时体制”和“严刑峻法”只适合于创业初期和战争状态的需要，等到战事结束、国家统一、社会安定下来以后，就不能再单纯地使用法家思想了，至少在“意识形态领域”不能这么干，必须引进一种既能够掩盖法家暴戾、又能够为民众提供心灵慰藉的思想，以此来填充“法家思想”被排除后意识形态领域的空缺。
当然了，基本的制度（郡县制）仍是法家的才行，因为在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老大帝国要想实行专制统治，严刑峻法是必需的，否则无以形成威慑；“官僚政治”是必要的，否则无法形成中央集权。这两条都不能丢，都不能减弱，反而应该得到不断的加强。同时呢，还需要一些文化怀柔和道德训诫来平衡人们的心理，使得臣民们在接受帝国的统治和奴役时不感觉那么的痛苦。
这看起来更像是“挂羊头、卖狗肉”，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思想是一套，现实的制度安排又是另外一套，二者根本就不搭边儿，这也成为后世中国两千多年政治生活的一大特色。
那么，该选哪一家呢？
最先被引入进来的是道家，或者确切一点儿说，是“黄老之学”。
所谓“黄老之学”是在战国中期起源于稷下学宫的一个学派，它杂糅了儒、法、道等诸多思想的成分，然后假托上古黄帝和春秋时期的老子为其始祖，所以也称之“黄老学派”。

《历史的侧面》（580）

汉朝的统治者鉴于秦朝速亡的经验教训，主张将黄老学派的思想作为治国的指导思想，既贵黄老、又重刑名。其中，黄即黄帝，老即老子，刑即刑律（法家），名即名教（儒家），所以也称“黄老刑名”。由此可见，汉初的黄老思想，虽然号称道家，其实是杂糅了各家各派思想的一个理论大杂烩，汉初统治者真正想要的，并不是纯正的道家，也不是纯正的法家、更不是纯正的儒家，它既不可能要老子主张的小国寡民，也不是庄子主张的那种无政府主义，否则大家集体退回到原始社会算了，还搞什么郡县制，还搞什么君主专制？这不是开玩笑吗？
所以，统治者真正想要的还是专制，其他一切思想都是用来装点门面的，能用就用，不能用就不用，实在不行就改造。
那么，黄老思想的真正作用是什么呢？
与民生息。
这才是当时最需要的。
秦朝灭亡之后，刘邦和项羽又打了五年多，史称“楚汉相争”。等到汉朝建立以后，整个中原大地满目疮痍，土地荒芜，人口锐减，城郭毁弃，民不聊生。由于长期战乱，人民流离失所，生产停滞，物资奇缺，不但地主家没有余粮，就连皇帝家的日子也不好过。据说，皇帝乘坐的御用马车连四匹毛色相同的马都配不齐，一般的公候将相就只能将就着坐牛车了。

《历史的侧面》（581）

所以，这个时候要想推行积极有为的国策是不可能的，要发动对外战争、攻城掠地也是行不通的，因为没有那么多资本供你挥霍，也没有那么多的民力供你役使。所以，高、惠、文、景四位皇帝都实行清净无为的政策，厉行节约，与民生息，努力发展生产，尽量不折腾老百姓。这样一来，国民经济就很快恢复过来，到了武帝时期，仓库里堆满了粮食，钱库里放满了钱币，因为长时间不用，都快生蛆了。
这不是很好吗？为什么不作为一项基本国策长期的执行呢？
因为清净无为这样的政策，固然会使老百姓受益，但也便宜了处于中间阶层的地方豪强，比如称霸一方的土豪、暴富起来的豪商巨贾、以及拥兵自重的诸侯王。他们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势力很快壮大，到了汉景帝的时候，还搞了一个“七国之乱”，差点把中央也给掀翻了。
如此一来，道家就不能用了，必须改换一家。
该哪家好呢？这可真要好好好好考虑一下了。
我们知道，先秦的思想家们给我们留下了很多思想流派，比较成体系的学派有儒家、法家、道家、墨家……

《历史的侧面》（582）

其中，儒家主张的是“德治”，法家主张的是“法治”（其实是律治），道家主张的是“无为而治”。这三家思想，郡县制的帝国都曾经试用过。秦朝使用了法家的“法治”，汉初使用了道家的“无为而治”，可事实证明，这两家都不靠谱，前者证明此路不通，后者只是权宜之计。剩下的也只有儒家和墨家了。
先看墨家。
墨家主张的是：
“兼爱”——人与人之间平等相爱；
“非攻”——反对侵略战争；
“节用”——推崇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节葬”——降低葬礼的规格，即使公侯贵族也不能例外；
“天志”——掌握自然规律，注重自然科学；
……
其实，我们用脚趾头想你都能够想清楚，墨家十分不适合专制统治者的需求。你让统治者和人民平等，怎么可能？你让统治者不发动战争，他又怎么夺取天下？你让统治者厉行节约像墨子那样过苦行僧的生活，开玩笑呢？你让统治者尊重自然规律，注重自然科学，也纯属痴心妄想。
如果人民都变聪明了，统治者还统治谁去？

《历史的侧面》（583）

所以，墨家思想注定不能成为专制的皇帝所推崇的思想，墨家在皇帝那里只有两个字——滚粗！
这样一来，成体系的思想也就只剩下儒家思想了。
那么，儒家思想堪当大任吗？
说来也很复杂，要想弄清楚这个问题，还要从更宽广的历史视角来审视这个问题。
我们知道，郡县制的社会结构主要分为三个层次：高高在上的皇帝，匍匐在下的草民，以及夹在二者之间数量庞大的官僚阶层。
对于这三个层次，他们针对国家意识形态的考察，都有自己独特的见解。
对于高高在上、乾纲独断的帝王来说，他需要一种冠冕堂皇的理由来为自己的专制统治提供理论依据；对于匍匐在下、卑微怯懦的草民们来说，他们需要一种讲得过去的说法来平衡自己的心理。至于中间的官僚阶层，他们的情况似乎比较复杂。
在专制的皇帝（上级）面前，他们是身份卑微的臣子，几乎毫无尊严可言；在卑微的草民面前，他们又是高高在上的朝廷命官，手里掌握着生杀大权，可以随便地收拾老百姓（下级）。
在皇帝（上级）那里卑躬屈膝，在老百姓（下级）面前颐指气使；在皇帝（上级）那里是狗，在老百姓（下级）面前是爷。这种身份的双重性，使得官僚集团急需找到一种思想理论来自圆其说，使得自己在代理皇权时，更具合法性。
可是选哪一家好呢？

《历史的侧面》（584）

最开始时，他们选择了法家。
法家主张“绝对的君主专制”，似乎可以满足第一条，但是，它的主张过于赤裸，让人看起来冷冰冰的，没有人情味。而且，法家对于官僚集团和老百姓没有说服力，满足不了第二条和第三条，所以不行。
后来他们选择了道家。
道家主张清净无为，顺其自然，似乎可以满足第三条。但是，道家又主张小国寡民，无政府主义，甚至大开历史倒车，主张大家集体退回到原始社会去，就连统治者本人也不需要了。这一点又满足不了第一条，所以也不行。
那么，就只剩下儒家了。
儒家能胜任吗？
能！
为什么呢？
因为，
第一，儒家主张“尊王攘夷”，这就从理论上抬高了统治者的地位，使他们成为“天道”的代理人，这满足第一条；
第二，儒家主张“尊卑有序”，这就降低了草民的身份，使得他们在承受奴役和压迫的时候会有一种理所当然的错觉，这满足第二条；
第三，儒家讲究“忠君爱民”，这就为官僚集团代理皇权提供了依据，这又满足第三条。
对三个层次的人都有好处。

《历史的侧面》（585）

另外，儒家也是主张维护君主制度的，这一点倒是和法家有一些相同之处。但是，法家的维护是不讲道理的，是冷冰冰的，它使用的手段也无非是“绝对的权威”（势）、“阴谋诡计”（术）和“严刑峻法”（法）。所以，法家之道又被称为“霸道”；法家之术（权术）又被称为“霸术”。而儒家则不然，虽然它也主张维护君主的权威，但是，它的维护是有限度的，是人情味的，也是讲究仁义的。这样的维护，人们容易接受，也乐于接受。乐于接受，政权就会稳定。政权一旦稳定，国家就会长治久安，而不会像“纯法家”治国那样，搞得统治者与人民的关系过分紧张，势同水火。
于是乎，原本势不两立的两家主张开始慢慢地融合（确切的说，应该是“儒家的思想”和“法家的制度”相融合），双方各取所需，各得其所，实现了双赢。统治者为儒家提供舞台和道具，儒家为统治者提供理论上的依据；统治者为儒家提供官职和发展空间，儒家为统治者的合法性提供理论保证，并为这种暴力的统治（霸道）披上一层温情脉脉的外衣（王道）。
但是，原始的儒家思想（孔子、孟子本人的思想）毕竟是为封建制服务的，不是为郡县制服务的，其中的很多信条也都与后来的郡县制度格格不入。比如说，原始儒家讲究“仁”、“义”、“礼”这些东西，不赞成绝对的君主专制，只认同有限的专制，而且认为，君主如果是个混蛋，那么做臣子的有反抗的权力。

《历史的侧面》（586）

比如说，孔子曾经说过，如果君主的是个大混蛋，那么做臣子的可以抛弃他，离他而去。意思就是说，我碍于礼法的限制，不能干死你（因为那是弑君），但我可以跑路啊，爷惹不起你，还躲不起吗？【6】
而孟子做的更绝，他认为，如果做君主的不称职，做臣子的甚至可以干掉他，而不必担负任何道义上的责任【7】。
所谓“自古王霸不两立”，二者似乎天生就是敌人。
这实在是令统治者汗颜，也足够令他们恐惧，如果把原始儒学原原本本地照搬照抄过来，那么专制的统治者也别独裁了，郡县制也别搞了，大家一起退回到封建时代算了。所以，对于原始的儒家学说必须进行改造才行。
那么，怎么改造呢？
其实很简单，只要向专制的皇帝靠拢，能够被专制制度所用就行了。于是乎，你就看到了这样一番情景，汉朝之后的儒学不断地被改造。越改造，越面目全非；越改造，越向专制的皇帝靠拢，完全变成了一个专门为统治阶级辩护的东西。
而其始作俑者就是董仲舒。
董仲舒（前179～前104），汉族，西汉时期的思想家、哲学家、今文经学家，曾经提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的主张，这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由来。

《历史的侧面》（587）

但是，董仲舒所尊崇的儒学却十分可疑，因为他的很多学术思想都不是来源于儒学的原始主张，甚至是完全背离了孔孟的原意。比如，“天人感应”、“三纲五常”、“大一统”等思想，都不是儒家本来的思想，而是从别的学派那里剽窃过来的。其中，
“天人感应”是阴阳家的东西；
“三纲五常”是法家的东西；
“大一统”倒是很像儒家，但孔子推崇的“大同世界”却是以“三代圣王”（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等）为标准的，与秦朝之后的郡县制，完全就不是一个路数。
那么，董仲舒一伙为什么要这么改动呢？
当然是为了给统治者脸上贴金了，为了给皇帝的专制统治寻找理论依据。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谁让绝大多数人的道德品质都是很平庸的呢！谁让人的本性是趋利避害的呢！只要能够挤进体制内部升官发财，吃香喝辣，管他什么民族大义，管他什么礼义廉耻。因为那些个玩意儿都是“虚”的，只有现实利益才是“实”的。为了达到此目的，篡改一下理论又能怎么样？狠拍领导的马屁又能怎么样？从此放弃信仰、丢掉灵魂又能怎么样？这可是人类最现实的想法，也是一个自然人为了能够在这样一种社会环境里生存下去的无奈之举，即使是搞学术研究的知识分子也不例外。
不过，经董仲舒这么一改，原始儒学开始变得面目全非，完全背离了“孔孟之道”和儒家的原教旨主义精神，逐渐沦落为专制的皇帝实行其独裁统治的帮凶。如果孔子泉下有知，真不知道会做出何种感想。
怕是连棺材板都盖不住了吧！

《历史的侧面》（588）

当然，董仲舒只是一个学问家、或者理论家，一生搞的都是学术方面的研究，对于理论联系实际方面的工作并不在行。真正将他的理论应用于实践、并用它来改变历史的人，并不似他这样的书呆子，而是一批实干家、或者称实践家。他们在历史上，有一个共同名称，称作“新儒家”、或者“新儒生”。
其中，又以叔孙通和公孙弘为有名。
叔孙通，名何，字通，秦朝时曾做过中央政府的博士，主要从事意识形态的理论研究工作。叔孙通为人处世比较圆滑，善于见风使舵，怎么看都不像一个正儿八经的儒生。
陈胜吴广起义的时候，叔孙通和其他儒生一起被秦二世叫去，询问对策。儒生一般都是书呆子，只会实话实说，他们给出的对策是出兵镇压。秦二世一听，脸都绿了！你们什么意思？难道是说我的统治能力不行吗，治理不好这个国家，在我的治理之下，居然会发生人民暴动的事情，太小看我了吧？说完就要治大家的罪。
叔孙通一看气氛不对，连忙上前说，现在天下一统，四海一家，郡县的城墙很厚，关卡很牢固，况且，现在的国家政治开明，上有英明的君主，下有严明的法令，官吏们恪尽职守，百姓们心向朝廷，怎么会有造反的人呢？所谓的叛军（指陈胜、吴广），不过一些鼠窃狗盗之徒，搞一些小偷小摸罢了，根本不足挂齿。
秦二世一听，龙颜大悦，这才像是“人话”嘛，这才是我最喜欢听的。
结果，那些说造反的博士都被移交到司法机关，接受审讯，而叔孙通却得到了20匹布帛和一身衣服的赏赐，官职还被升了一级。

《历史的侧面》（589）

后来，有人质问叔孙通，说你一个儒家弟子，怎么能够欺君罔上、阿谀奉承呢？完全违背了儒家精神！而叔孙通回答说，如果说真话还能命吗？一语道破了专制制度的天机。
后来，叔孙通改投刘邦门下。刘邦这个人，不喜欢读书，更讨厌读书人，尤其讨厌那些迂腐不化的儒生，一看到穿着儒家服饰的人，就有一种把他帽子摘下来往里边儿撒尿的冲动。于是，叔孙通脱掉儒服，穿上了楚衣，然后每天在刘邦面前晃悠，以此来讨刘邦的欢心。
当初和叔孙通一起投奔刘邦的儒生有一百多个，可叔孙通一个也没有向刘邦推荐，他推荐的尽是一些鸡鸣狗盗、打家劫舍的亡命徒。因为他深知，打天下靠儒家是不行的，治天下儒家也不怎么行。那么，儒家有什么用呢？
礼仪和教化。
这才是儒家的最大用处。
所以，直到汉朝建立以后，叔孙通的儒学知识才能够最终派上用场。
当时，跟随刘邦打天下的武夫莽汉们不懂规矩，每次上朝时都互相争功，喝醉了就在朝堂上大呼小叫，有的还抽出宝剑砍大殿的柱子，闹得跟菜市场一样。
刘邦对此很头痛，可是又没什么办法。叔孙通瞅准时机，进言说，儒家打天下不行，但制礼作乐可是老本行啊，不如让我来帮你训练那些桀骜不驯的大臣吧。

《历史的侧面》（590）

于是，叔孙通就把手下的儒生们都召集了起来，让他们用儒家的礼乐制度训练这些大臣，每天传授他们排班、座次、礼让、进退之礼。等再一次上朝时，文武官员分两列鱼贯而入，见到皇帝俯首叩拜，山呼万岁，刘邦的尊贵感油然而生，说了一句著名的话：我今天才知道当皇帝的好处呀！嘎嘎！
于是，刘邦重赏了叔孙通五百斤黄金，并让他当太常寺的官员，主管国家的祭祀、宗庙、礼仪事务。
除了叔孙通之外，还有公孙弘。
公孙弘，（前200～前121），名弘，字季，年少时曾经当过狱吏，也做过猪倌，四十多岁才开始研究儒学，等到六十多岁才进入朝廷，堪称老奸巨猾。
与其他儒生坦坦荡荡、思想迂腐、容易意气用事的性格不同，公孙弘做事很注重实际，讲究变通，完全是以现实的利害算计作为依据。他深知汉武帝是个假儒家、真法家，所以当汉武帝询问意见时，他给出的答案往往都能够契合实际，非常务实。然后呢，再引经据典用儒学来进行装饰。
结果呢，汉武帝很受用。
公孙弘位高权重，但生活上却很节俭，吃的是粗茶淡饭，盖的是破布烂衫，一时之间，被传为美谈。时任主爵都尉的汲黯有些看不过去，他向汉武帝揭发说，公孙弘在位三公，奉禄和其他收入多得不得了，可是，每天却用土布做被子，这是狡诈。

《历史的侧面》（591）

汉武帝让公孙弘解释。
公孙弘说，汲黯说的都是事实，臣位列三公，却用土布做被子，确实有沽名钓誉之嫌，可是在整个朝堂之上，也就属汲黯和我关系最好了。有他给我提意见，我认帐，我认帐。
汉武帝看他态度老实，反而更加器重他。
还有，公孙弘为人极其低调，每次汉武帝征求他意见时，他总是只陈述事实与利害关系，从不轻易下结论，一切都让汉武帝自己来决断，以此来获得汉武帝的信任。
除此之外，他有一招，就是每当皇帝遇到难办的事情时，他总是让别人先提意见，然后自己再跟进。如果别人的意见皇帝认同，他就随声附和，如果别人的意见在皇帝那里碰了钉子，他就马上改口。久而久之，很多大臣受不了了，纷纷站出来指责公孙弘，说他背信弃义，是不忠的行为。而公孙弘却振振有词，他说，了解臣的认为忠，不了解臣的认为不忠。结果，汉武帝认为他谦虚，反而更加器重他了。
……

《历史的侧面》（592）

其实，明眼人都能够看出来，他们使用的明明就是法家的权术嘛！又何来儒家“礼”、“义”之有？这样的儒家又岂能称之为儒家？
当然不能。
实际上，像叔孙通和公孙弘这样的新时代的新儒生，并不按照儒家的原始精神和原始教义出牌，因为他们知道，世道变了，儒学也必须跟着改变才行，必须与时俱进，否则，就无法生存下去。
过去是封建时代，现在是郡县时代。过去是“贵族政治”，现代是“官僚政治”。社会制度变了，服务的对象也必须跟着改变才行。对于封建的贵族，“仁义礼智”这些信条兴许好使，对于专制的帝王则形同废纸，他们更需要的是大权独揽、乾纲独断和投其所好。
不过，如此一来，所谓的“儒学”也就不能再称其为儒学了，只能称之为“儒术”。
大家注意，儒学和儒术是两种不同的东西。儒学是理论，儒术是技术，儒学是思想，儒术是技能，这就如同“科学”与“技术”的关系一样，儒术是从儒学那里分离出来的、专门用于指导社会实践的手段和方法。
既然是手段或者方法，那么就一定会具有主观上的选择性。怎么选择呢？当然是向着对自己最有利的方向进行选择啦！统治阶级自然也不会例外。

《历史的侧面》（593）

实际上，统治阶级选择出来的儒术都是用来对付臣民的，自己却可以不讲，或者想讲的时候再讲，不想讲的时候就不讲。另外，董仲舒这个人极不老实，他所尊崇的儒术很多都不是原汁原味的儒学（孔孟之道），而是经他“艺术加工”之后的赝品，其中杂糅了大量法家、道家、阴阳家的内容，同时也夹带了他个人大量的私货。这样一来，所谓的“新儒学”就更不像传统儒学了。
不过，汉朝以后的儒生并不以之为耻，反倒以之为荣，或者说，在表面上以之为耻，暗地里却以之为荣，认为这是混社会的最基本技能。
不学不行啊！
所以，在刘邦南征北战的时候，叔孙通绝不会温文尔雅；在汉武帝朝廷问策的时候，公孙弘也不绝会知无不言。因为他们心里都很清楚，儒家那一套用来打天下肯定是不行的，用它来治理天下也是马马虎虎，儒家真正的用途只能用于理论建设方面，可以用来粉饰太平，或者为专制的帝王实行独裁统治提供理论依据。
而“独尊儒术”结果自然是皆大欢喜，使双方都受益。皇权被披上一层温情脉脉的外衣，儒家思想则进入意识形态领域，成为统治阶级的主导思想，可代天子立言。而那些新儒生则被当成是“知当世之要务”的真圣人，或者“汉家之儒宗”。
其实，圣不圣、宗不宗的不好说，不迂不腐，才是真的。

《历史的侧面》（594）

然而，这种“外儒内法”的统治模式却使中国的“官僚政治”变了味儿。官僚阶层由旧时代（秦朝）的真小人，变成了新时代（汉朝以后）的伪君子。因为在过去的纯法家治国里，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指导思想是法家的，现实的制度安排（郡县制）也是法家的。
二者表里如一。
但是到了汉朝以后，不一样了。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思想换成了儒家。但是，现实当中的制度安排仍然是法家的（郡县制）。
二者表里不一。
这就产生了深刻的矛盾。
如果按照儒家思想的要求，天下是“为公”的，皇帝是“为民”的，官僚只是政府的雇员，他们只是代理皇权、行使公共权力，出仕为官只不过是“代天子巡狩”，是人民的公仆，理应勤政爱民，爱护百姓。
但是，现实的制度安排却仍然还是法家的（是按照法家思想建立起来的“郡县制”），在这样制度下，天下是私有的，皇帝是专制的，官僚是谋私的，人民是被奴役的。儒家倡导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到了现实当中则变成“君为贵，官次之，社稷再次之，民为轻”，或者“君为贵，社稷次之，官再次之，民为轻”。
反正都和他们标榜的信条完全相反。

《历史的侧面》（595）

如此一来，中国的官僚队伍也开始出现人格分裂。
如果按照“意识形态”的要求，一个人出仕做官，首先要做到以天下苍生为己任，注重国家和民族的整体利益。对于皇帝（或上级），只能有限度的效忠，不能无限度的效忠，更不能做出“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这样的傻事来；对于老百姓（下级），要求他们“以民为本”，强调“与民休息”，主张推行仁政；对于官僚个人，要求他们以身作则，努力塑造“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强调清正廉洁的行政风范……
然而，现实的社会制度又不允许他们这么干，因为现实当中的社会制度（郡县制）是按照法家思想建立起来的。从理论上说，它的运行模式也必须遵从法家的规律才行。比如，皇帝专制、官员代理、废除分封、设置郡县……官僚集团在实际当中是皇帝的雇员，而不是人民的雇员，他们必须向皇帝（上级）负责，而不是向人民负责。所以，他们只需把自己的上级（以及皇帝）伺候得舒舒服服就行了，而不必看人民（下级）的脸色。然后呢，皇帝（上级）再使用“法、术、势”等法家手段来对付他们、约束他们，最好把他们控制得服服帖帖。而官僚这边儿对于皇帝（上级），也是以董事长或者总经理的角色视之，把皇帝（或者上级）作为最终服务对象，而不是把人民当做最终服务对象。
如此一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就出现错位，双方完全不在一个频道上。一方面要求以民为本、推行仁政；一方面要求“以皇帝为本”（或以官为本）、实行专制。一方面要求更多的考虑人民的利益；另一方面则要求只考虑皇帝的利益（以及官僚集团的利益）。双方的执政理念根本就不对路，根本就尿不到一个壶里。

《历史的侧面》（596）

由此，中国的官僚政治开始变得名不副实，中国的官僚士大夫阶层也变得表里不一，往往是人前说一套，背后做一套，明里一套，暗里又一套。在宣读誓言的时候，表现的信誓旦旦；在人民面前表决心的时候，表现的慷慨激昂，可背后实际做的那些事情，却着实在令人无法恭维。
当然了，此类现象的出现也不能完全归结于官僚个人的道德品质问题，更应该归结于社会制度的问题。因为，单独某一位官员表现的表里不一、名不副实，那么只属于他个人的道德素质问题，可是，绝大多数官僚都是如此，恐怕就不是单纯的道德素质那么简单了吧，更多的应该是制度本身出现了问题。
而这个问题从汉武帝时代开始出现，一直持续存在了两千多年，直到近代依然顽强的存在着，没有因为古典王朝的消亡而消亡。虽然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指导思想在不断的更换，从汉初的道家、武帝时期的儒家、再到近代从西方舶来的各种“理论”、“思潮”和“主义”……但构建它们的“社会制度”却始终没有变，依然是“郡县制”的，或者称“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
这也是为什么直到今天，中国的官僚阶层依然是阴一套、阳一套，名不副实、表里不一的原因之一。谁让新时代的官僚阶层并没有发生了不起的变化呢！依然是在穿新鞋、走老路！
过去是“外儒内法”，现在是“外主义内法”。“外表”（意识形态）虽然变了，但“里子”（社会制度）却没有变，依然是郡县制的。而其结果，也只能像古代的官僚那样，说一套，做一套，明里一套，暗里一套，口是心非，名不符实。
嘴上全是主义，心里呢，全TM是生意！
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