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18.江苏省苏州市金鸡山公墓民国文物保护者朱梁任墓及苏州岳峙山摩崖石刻

他为文物保护而死 山中寂寥的朱梁任父子墓
时任国民政府 的林森为朱世隆题写“舍生殉孝”匾，并刻于摩崖之上。（如今天乐二字已有损坏）
朱梁任像（此图由周伟红提供）
时间回溯到一年多前，商报拍客“悠哉游哉”来到吴中区岳峙山寻访民国年间的摩崖石刻，意外在土层中发现了民国奇人朱梁任父子墓的“舍生殉孝”摩崖石刻。这块摩崖石刻来头可不小，它是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时任国民政府 的林森为朱梁任之子朱世隆题写的。
一年多之后，“悠哉游哉”再度寻访时发现，偌大的岳峙山中，尤其是在林立的新式公墓中，朱梁任父子墓荒废寂寥，更让他心疼的是，由于无人保护，那块“舍生殉孝”石刻如今已有损坏！

□商报记者　吴梦奇
背景
朱梁任是谁为保护文物他真有点痴
民国时期，青年才俊辈出，苏州也不例外。朱梁任就是民国年间在苏州十分有名的一位，他以“痴”闻名。
江苏省政协委员、南社研究会副会长张夷告诉记者，朱梁任是同盟会早期成员，也是南社发起人之一，他曾经留学日本，回国后积极投身革命事业，辛亥革命前夕，朱梁任和包天笑、苏曼殊、李根源等18人在苏州西郊狮子山发起了著名的“狮山招魂”事件，被称为“打响了辛亥革命的第一枪”。
除了积极参与反封建斗争以外，朱梁任还具有强烈的文物保护意识。作为现存世界上最早的城市实物地图，如今藏于苏州碑刻博物馆的《平江图碑》是苏州人津津乐道的一件宝贝。但在社会动荡的年代，文物保护异常艰难，这块碑能以清晰面目呈现于今人面前，便有赖于当年朱梁任与藏书家叶德辉出资深刻。
不仅如此，张夷告诉记者，朱梁任还是一个誓与文物共存亡的痴人。如今的锦帆路，民国时还是锦帆河，河上有一古桥叫夏侯桥。当时苏州拆桥填河，朱梁任痛心不已，扶桥痛哭，哪怕工人拆除桥面条石时，朱梁任也毅然站到桥面，阻挠进行，誓与夏侯桥共存亡，其爱护文物之心怎能不令人动容？
保圣寺唐塑罗汉是民国时期江南地区最重要的发现之一。1932年11月12日，朱梁任和儿子前往甪直参加保护保圣寺罗汉塑像活动，不幸的是，途中翻船，父子皆遇难，为保护苏州古迹而丧生。尤其是其子朱世隆脱身后，又返回船舱救父，不幸俱溺，这份孝义无不令人悲涕，时任国民政府 的林森为他题字“舍生殉孝”。
张夷告诉记者，朱梁任的墓地是由李根源经手营造，包括蒋介石、蔡元培在内的民国军政、文化界近百人捐资，章太炎撰碑、李根源书墓表，极具人文价值，是一段可歌可泣的文化传奇。

现状
他为文物保护而死
却无人保护他的墓
2月1日，记者陪同朱梁任的曾外孙女周伟红来到朱梁任父子墓，现在的金鸡山公墓二期。公墓主任黄金法将我们带到了朱梁任墓，在一片新墓林立的墓区，这儿还是一片杂草丛生的荒地，“朱梁任先生之墓”的墓碑扑倒在泥地里。周伟红急忙将墓碑扶起，“这对一个曾经保护苏州文物的先人太不敬了。”对于此，黄金法也觉得很委屈：“去年政协提案之后，文管部门也来视察过，但一直没有通知我们做什么。”据黄金法介绍，这块墓地在2013年6月前曾经清理过，他们将土堆夷平，但当记者问准备作何用处时他则避而不答。
周伟红在墓地周围看了一圈，发现这块空地已经比去年缩小了一些：“本来这上下两块是一样大的，现在下面已经被占去了部分，修了一排新的公墓。”周伟红告诉记者，她曾寻访过1980年代重修朱墓的知情人，确定这块地下便埋葬着朱梁任父子，“我们希望在没有协商好如何处理之前，公墓方能够暂时不要动用这块地。”
随后，记者又来到藏书集镇，找到了1980年代重修朱墓时的写碑人周土龙。周土龙是吴中区一带有名的摩崖石刻“守护人”，他常年在周边山里为摩崖石刻修复描红，为墓碑写字。周土龙告诉记者，如今那块扑倒在地的“朱梁任先生之墓”的墓碑就是他写的，“那时候大概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吴县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陆永文十分重视文物保护，他就提出来要重修朱梁任墓，还拨了约1000块钱下来，写字是当时的公墓负责人朱玉华让我去写的。”
据周土龙介绍，因为资金有限，当时重修也十分简陋，只用泥土堆了一个坟头，边上仍是用泥围了大半个土圈，前面竖了一块墓碑。得知朱梁任墓的现状依旧寂寥，周土龙也很诧异：“墓地重修好之后，我还陪着文管会主任陆永文去看过，当时很重视朱梁任墓地，没想到现在会这样。”

三问

为何公墓方不重视？
“苏州名人那么多，老百姓以前又不知道朱梁任是名人”
朱梁任墓位于金鸡山公墓中，对于如今寸土寸金的公墓而言，朱梁任墓占据的一大块空地，的确应该好好利用。
面对时不时为了朱梁任墓出现的媒体、家属，性格耿直的公墓主任黄金法坦言有点烦，也十分委屈：“我们老百姓以前又不知道朱梁任是名人，后来文管部门来了才知道，原来朱梁任的确是名人，但是我们又能做什么呢？”　苏州千年历史，文脉悠长，名人辈出。难道名人多反而成了苏州的累赘？百姓对于名人的认识还仅限于电视剧中热门的唐伯虎？　一座岳峙山，无数好宝贝。在金鸡山公墓区内，还散落了不少民国时期政界名人、文人才子的摩崖石刻。但是，在朴实的黄金法看来，“对老百姓来说，摩崖石刻又有什么用呢？”

它到底该不该保护？
“文物，不是要列入文保才去保护”
去年5月，张夷提出修复保护朱梁任墓的提案得到了回复，在回复中记者看到，“由于朱梁任先生墓在历史上遭到严重毁坏，墓址的确切位置已难以确定。鉴于墓地的原真性、完整性已无法认定，因此朱梁任先生墓已不具备条件列为文物保护对象。”
无法列为文保对象，那么，屡遭破坏的朱梁任墓到底值不值得保护？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文史工作者告诉记者，“我认为不一定要列入文保了才算是文物，即便没入也应该尽力保护。朱梁任对苏州的贡献极大，他的文物保护精神值得所有文保人学习。何况，他的墓地还曾因历史原因受到无辜破坏，今人更应该怀着愧疚的心情将它修复起来。现在还留有摩崖石刻、墓碑原件拓片、墓地遗址，难道要等到什么都没有了再保护？”

谁才能给文物贴上护身符？
“中国传统文化保护既需要民间自觉，也需要政府推动”
针对文物保护之路崎岖艰难的现状，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文史工作者表示，能给文物贴上护身符的还是我们自己，“很多人不了解名人是可以理解的，但当我们知道他对苏州的功劳之后，就应该有一份责任心去保护。”他告诉记者，苏州作为一座文化历史名城，就是由无数名人、古迹组成起来的，“作为一个苏州人，如果大家都没有文物保护意识，还谈什么历史文化名城？”
事实上，除了朱梁任墓地，还有许多名人古迹正在慢慢消失。南社研究会副会长张夷也表示，除了要有民间自觉性，政府的推动也尤为重要，“由政府带头，更能感受到城市对于文化历史的尊重，更能激发民间文物保护的积极性。”

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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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峙山上宝贝多
商报1月9日B02版曾刊登《被遗忘的岳峙山民国摩崖石刻群》，引起了不少访古爱好者的关注。岳峙山位于穹窿山之东，小王山之西北，旧名塘冈山。民国十七年（1928年），李根源与乡亲商议买山，过户立据纳粮。随后又买了周围一些地方，从小王山到岳峙山共一百多亩。李根源在岳峙山上建造了三间“岳峙山居”，经常引领谒“阙茔”拜访他的客人，翻越小王山到“岳峙山居”登高凭眺，写诗题词。
据民国十八年（1929年）出版的《阙茔石刻录》记载，岳峙山留有李根源、黎元洪、于右任等人共21处题刻。目前已发现14处摩崖石刻，其中有10处是书中记载的，尚有王人文、周钟岳、吴郁生、莫荣新、陈陶遗、朱梁任、李学诗、姚华、佛言等人的摩崖石刻已毁或仍隐身中。
在寻访岳峙山摩崖石刻时，商报拍客“悠哉游哉”与修墓人攀谈，得知为了平整墓地，有些凸起石块的摩崖已经在修墓时敲碎，有些带题刻的石头被移位翻到底面，或被填没于土层之中。目前，小王山、穹窿山摩崖石刻均已受到保护，唯独两山之间的岳峙山摩崖石刻却被历史遗忘，随着公墓的修造，如今这些摩崖石刻群已经受到了不少破坏，亟待保护。

1419.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区大彭镇楚王山汉墓第一代楚王刘交墓

江苏发现楚王墓，考古队回填不挖，后被盗出“摇钱树”卖了500万
汉代厚葬之风盛行，而江苏徐州作为汉高祖刘邦的故乡，自然也出过很多达官显贵。在今徐州市铜山区大彭镇境内，有一座不起眼的小山叫楚王山，却很是闻名。因为在它的周围有很多凿山而建的古墓，其中最大的那一座被当地人称之为“楚王坟”，里面葬着汉代第一代楚元王，也是刘邦同父异母的弟弟叫刘交。其墓葬规模很大，难免会被盗墓贼给盯上。



1996年底，山下的村庄依然宁静安逸，淳朴的村民们照常干着农活，却没想到突然有一天晚上，村口的刘大爷被不明身份的人用刀砍伤。一时间人心惶惶大家都不敢晚上出门，也不知道村子里来了什么样的坏人。直到1997年1月份，一位老汉在山上放羊的时候，不小心一脚踩空，差点掉进了一个隐蔽的洞里。村民们仔细一看，这个洞原来是刚挖出来的。这时候大家才恍然大悟，这是盗洞，原来早有歹人过来想盗墓，看来之前夜里伤人的也是盗墓贼所为。村民们赶紧报警，考古队随后也匆忙赶到。



经过仔细的勘查，被盗的就是楚王山一号墓，也就是刘交的陵墓。考古人员发现这个盗洞很小却很深，垂直向下足有12米多长，深入内里之后盗墓贼可能发现了两个耳室，又横向打了两个盗洞，将耳室洗劫一空。这群盗墓贼很有经验，打的位置很准，如果再让他们继续深挖，那就能直达墓主人的主室了。不过幸好盗洞被及时发现，盗墓贼应该是看风向不对逃之夭夭，所以还没来得及盗窃主室，里面的文物应该都完整。而我国的现行文物政策是“保护为主、抢救第一”。既然及时将此墓给保护了下来，那么就不能继续挖掘。考古队当即决定，将被盗的地方清理干净之后，再把盗洞给回填封死，然后派人负责看守。



然而没想到的是，胆大包天的盗墓贼依然还不死心，他们在寻找时机准备再次盗墓。半年之后的7月份，当地被特大暴雨侵袭，大雨下了很长时间。在一场雨后，有位村民踩着泥泞的地面上山，却意外又发现另外一个盗洞。这次盗洞更深更小，足有14多米长。考古队赶到之后气愤不已，因为这次盗墓贼炸开了甬道，打通了主室，将高大气派的主墓室盗窃一空。半年内两次实施盗墓，这种恶劣的破坏行为引起了人们极大的震怒。为了防止文物流失，当地公安迅速集中力量，力求快速破案。这种刚出土的文物很容易被追踪，果然不久之后，就有人匿名报案，说市场上有被盗的汉代文物出现。



随后盗墓惯犯王春宝、刘坤玉等十余人被警方抓获，这些人大多都没有正当职业，专门走歪门邪道。王春宝自认为有盗墓“技术”，四处招募队员帮他购买作案工具，甚至自己弟弟结婚要钱都是他盗墓的理由。在楚王刘交的墓里，他们盗走了大量的铜器，其中有一件更是堪称国宝级文物“九枝灯”。它就是汉代“摇钱树”的原型，灯具与灯座主干分离，重达七八十斤！如同枝叶繁茂的大树，点亮时灯火通明，如满树星光摇曳，华美异常。如此异宝竟被这伙盗墓贼仅仅以25万元就卖给了一位文物贩子，随后文物贩子在香港又以500万元的价格卖给了国外藏家，如今这件“九枝灯”还流失在加拿大。



尽管被抓获的盗墓贼最终都受到了法律的严惩，但楚王一号墓里也仅剩下一些陶器。当时参与考古的不少专家之后都表示很后悔，本想将这座古墓好好保护下来，没想到却没逃过盗墓贼的毒手，让国宝流失海外，早知道当初及时进行抢救性发掘就好了。的确，文物流失一直是很严峻的问题，盗墓贼们为了利益大肆破坏，损失了多少可贵的历史信息。保护文物就是保护我们的文化遗产，可不能再发生这样的事情了。

1421.陕西省凤翔县南指挥镇南指挥村秦公六号大墓

秦公6号墓突现19米深盗洞，主墓室差点遭洗劫，气得考古家暴怒
这年头考古成绩确实是越来越出色了，发现了大量的墓葬，也清理出了无数的古文物，对于我们来说，古文物的出土那绝对是有着极其巨大意义的，但是在考古工程中也会经常性碰到盗墓贼的痕迹。


秦公6号墓
我们知道考古队和盗墓贼那是绝对的天敌，曾几何时许多珍贵的古墓都遭到过盗墓贼的破坏，这对于考古队来说那是绝对无法让人容忍的。
虽然说如今考古队对于盗墓贼这块防范的很严格了，但是时不时还是会出现古墓被盗的消息，毕竟盗墓贼这群人可不是吃素的，很多是祖上传下来的功夫，和考古专家相比，人家的水平才是正统的，只不过目的是邪恶的。


秦公6号墓
下面要介绍的这座墓葬是秦始皇的祖坟，可不是之前的秦公1号大墓了，秦公1号大墓的确堪称是让人心痛至极，居然发现了200多个盗洞，而其实除了秦公1号大墓被盗之外，秦始皇的另一祖坟墓也遭到了盗窃，它就是秦公六号大墓。
秦公六号大墓位于陕西凤翔县南指挥镇南指挥村，占地面积达到了264000平方米，可以说同样是非常规模巨大的，陵墓中有中字形、甲字形、目字形等墓葬，可以说是种类繁多。


秦公6号墓
其实这座秦公六号大墓很早就被考古勘测出来了，之后一直都被保护着，还设立了专人全天候的守卫，但纵使是这样，秦公六号大墓仍然还是在2011年6月遭到了盗墓贼的入侵。
当时在秦公陵园附近守卫的工作人员在巡查，可是就在走到秦公六号大墓的时候发现了问题，他从外面看到里面突然出现了许多的新土，和周围的泥土明显格格不入，而且似乎还有泥土被翻动的痕迹，这个时候他感觉到不对劲了。


秦公6号墓盗洞
为此立马走进去查看了，没想到居然发现一个很大的盗洞，为此可把他给吓到了，然后立马电话联系了当地考古队和警方，没多久考古队就赶到了现场，到达之后发现这处盗洞居然直径40厘米，更要命的是深19米，这已经是直接捅到了主墓室的棺椁中，这个结局无疑让考古专家气得暴怒啊。
很快考古队开始进行抢救性挖掘，没想到进入墓室之后，发现这个盗洞的确是直达墓主的棺椁处，但是所幸的是没有成功的炸透，为此墓主棺椁中的文物没有受到任何的损失。


考古专家
既然秦公6号墓没有发现损失，那么自然是必须重新回填封土，那么接下来自然是等待盗墓贼的归案，4个多月后，基本上所有的盗墓贼都已经全部归案。
如今的秦公6号墓自然是更加的被重视，再也不能出现被盗的情况了，不然的话考古专家确实要心疼死了。

1422.江苏省扬州市庙山西汉吴王刘濞墓

江苏考古队找到一座王陵，专家说不能挖，盗墓贼大喜：这回发财了
无论时间多么贪婪地吞噬一切，我们都应该在还能呼吸的时候尽最大努力来赢得声誉，这样时间的镰刀就不会伤害我们。—— 莎士比亚
在江苏省扬州市的西部，有三座不起眼的小土山，当地百姓称它们为庙山、团山和周山，三座小山海拔只有40米左右，但在一马平川的平原上，它们也是一枝独秀。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当地一座砖厂在团山上取土时，意外挖出了一座古代墓葬，根据墓葬形制和出土文物的珍贵程度，考古队认定这座大墓的墓主人应该是一位西汉时期的诸侯王。
清理完团山上的古墓后，考古队又将目光对准了旁边的庙山上，既然团山上有墓，会不会庙山上同样有古代墓葬呢？


为了弄清庙山下的情况，考古队请来了地质勘探方面的专家，通过遥感技术对庙山进行了地下勘探，结果一出来所有人都感到震惊。遥感显示，在庙山下面，有一座长32米、宽18米的大型墓葬，墓葬主体为木结构建筑。
《汉书》等史料记载，西汉时期厚葬之风盛行，很多诸侯王死后都是用一种叫做“黄肠题凑”的葬制，墓主人的棺椁全部用柏木堆砌而成。而庙山下发现的木结构建筑，很可能就是黄肠题凑，所以考古队推断庙山墓葬的主人应该也是西汉时期的一位诸侯王。


经过研究史料，庙山汉墓的墓主人被锁定在荆王刘贾、吴王刘濞、江都王刘非、刘建父子等人之中。不过前几年盱眙大云山发现了江都王刘非墓，因此庙山汉墓群墓主的范围被缩小到刘贾和刘濞身上。
进一步调查之后，考古队发现之前发掘的庙山陪葬墓中，曾出土了带有“十五年内官赐器府义工秉造”铭文的文物，很显然文字中“十五年”是诸侯王在位的年份。史料记载，吴王刘濞在位42年，荆王刘贾只在位6年，所以庙山汉墓最可能是吴王刘濞墓。


《史记》、《汉书》记载，刘濞是汉朝开国皇帝刘邦的亲侄子，受封为吴王，管辖富庶的江南地区，刘濞在位42年，虽然最后叛乱被杀，但墓葬中随葬的珍宝应该很多。就在考古队摩拳擦掌，准备发掘庙山古墓的时候，突然遭到了众多专家的反对。原来根据国家规定，任何人都不能主动发掘未被破坏的古墓，没有办法，考古队只能空手而归了。
考古队撤走之后，关于庙山下有一座王陵的说法不胫而走，开始在当地流传开来，引来了一些不法分子的注意。2003年一个深夜，一伙盗墓贼炸开了庙山下的古墓，天亮之后，赶到的考古队员冒险从盗洞下入古墓，万幸的是盗墓贼只打穿了木椁，并没有进入主墓室，之后考古队将盗洞进行了回填。


几年之后的2009年，一伙盗墓贼再次将庙山汉墓炸开，这次盗墓贼直接进入了主墓室，整个古墓基本都被洗劫一空。赶到的考古队痛心不已，说墓中12个边厢中有11个遭到洗劫。虽然后来盗墓贼被抓住，但大部分文物已经流失很难再追回。
据其中一个盗墓贼交代说，当年听说考古队在庙山发现一座王陵之后，盗墓界立刻沸腾了，全都跃跃欲试，希望将墓中珍宝据为己有，甚至有人公开叫嚣说：这回可以发大财了。因为他们心里清楚，考古队是不能主动挖掘古墓的，所以他们才能先下手为强。

1423.河北省遵化市马兰峪清东陵

日本无条件投降以后，东陵地区一度出现权力真空。此后不久，东陵第二次大规模被盗。参与这次盗陵的人员构成，主要是当地的土著居民，以及附近兴隆、蓟县、 平谷等县的人。主犯即前面提到的马福田、王绍义等人。这次，他们纠集的盗陵人数达到数百人乃至千人，被盗掘的陵寝包括景陵、定陵、惠陵、普祥峪定东陵。各 陵被盗情况：
景陵 1945年9月，当地人张×纠集300多人盗掘景陵。他们层层布岗，荷枪实弹，如临大敌，经过整整一夜，将景陵地宫打开。盗匪们用斧头劈开棺椁，将殉葬品劫掠一空。据肇事者后来回忆，劈棺时突然从里面冒出火来，还当场烧伤了三个人。
在景陵的殉葬品中，有一件著名的稀世珍宝，康熙帝的心爱之物——“九龙玉杯”。康熙年间，江湖豪士杨香武曾三盗九龙玉杯而未果。康熙皇帝死后，“九龙玉 杯”被一起葬入皇陵中。“九龙玉杯”为白玉质、长方体，长6厘米、宽4厘米、高3厘米，有盖；杯身四棱各雕二龙戏珠，把手为一条龙，合计九条，故名。玉料 纯净、细腻、半透明、工艺精巧。最为神奇的是，只要盛满酒，就可以从杯中看到九条翻转的蛟龙。这件宝物在地宫打开后落入了田××手中，后来上交。
定陵 1947年，盗犯张×纠集一部分人盗掘了定陵。盗出的文物有：凤冠、帝后印玺、金九连环胸袋、金钗、金墨盒、金八卦、金火镰、金丝镯、白玉镯、翠镯子、翠 珠子、翠佛头、玉牌子、白绿朝珠、玛瑙药壶、簪子、耳环、怀表、烟袋，还有大量的钻石、金银珠宝等。赃物都被盗匪私分、变卖，换成不义之财。
惠陵 1945年秋，日本人刚刚投降，张××、杨××等人就趁夜盗发了惠陵，得到一些宝物，约略计有：玛瑙药壶、钻石、小珠子等。1946年9月，张××等再次 盗掘惠陵。这次，他们得到：翠质帝印1颗、木质娘娘印1颗，重六、七两金墨盒1个，四两金八卦1个，表1只；白绿朝珠2挂、白珠顶 、白玉镯1对、金丝镯子1对……赃物被分掉。
对这些盗陵案件，我党和政府极为重视。冀东专署专员李铁亚、专署公安处长刘儒卿专门处理此案，并亲自坐镇马兰峪河东村。两人投入了强有力的侦破力量，迅即 破案，使盗陵犯纷纷落网。根据罪行轻重，我政府对赵连江、李树青、刘思、贾振国、继新、穆树先六名主犯判处死刑，在景陵大碑楼南面执行枪决。主犯王绍义也 于1951年3月被遵化县人民政府枪决。对那些从犯和上当受骗群众，党和政府采取了宽大政策，只要认罪，交出赃款、赃物就免于起诉，释放回家。据当时参与 侦破工作的原蓟县公安局长云光同志回忆，交出的物品中，除了九龙玉杯和两块表外，黄金物品共重五斤十四两，其中包括有戒指、断开的小金塔、凤冠上缀的金凤 凰等。另外，还有大小不等的点翠头饰、鼻烟壶、翡翠制品、玛瑙、玉石等物品。
以上盗陵事件，在国内引起很大震动。北平的国民党当局借机大肆污蔑盗陵。我冀东行署公安局长黎云同志主持，专门写了批驳文章，刊登在《冀东日报》上，澄清了盗陵的事实真相。

地痞“扫仓”
东陵的第二次大规模盗陵尽管受到了坚决打击，但一些利令智昏、财迷心窍的亡命之徒，依然不为所动，继续干着罪恶勾当。
1948年4月，盗犯刘××带领一干人趁夜盗掘了定陵妃园寝。他们6个人共干了四夜。据后来交待，里边全是水，只好在水中取宝了。捞到的东西有：金丝镯子 1付、包金镯子1付、小罐2个、闻药壶2个、烟坠石3个、金丝耳坠1枝、怀表1块……6个人按股分配，各有收获。
1948年农历腊月二十九日，新城村张×一伙七个人趁夜盗掘了惠陵妃园寝中未盗的地宫。1949年4月，张×一伙十人又盗掘了惠妃园寝中的另一座墓。 1948年腊月盗得物品有碧玺桃、两块怀表和一些珍珠。1949年又盗得翠搬指1个，白水晶烟壶1个，翠球4个，珠子和碧玺球半盅，水晶小罐4个，粉红碧 玺球（有半个茶壶那么大），刻“道德”金如意1件，怀表1块，金壳表1块，琉璃瓶（装人牙），木球10几个，七兰香球1挂，香炉2个。这些人将两次的盗陵 赃物秘密在当地和北京脱手，每人得赃款10多万元。这起盗案直到1953年9月1日，才破案，盗犯受到了应得的惩罚。
1 949年2月，以新立村郑×为首的盗陵团伙，又对惠陵、昭西陵、慈安陵、定陵、定陵妃园寝再次进行洗劫，盗取了大量珍宝，成为东陵第三次大盗案。
在一年的时间里，他们先后盗挖了7座陵墓，其中孝陵、昭西陵未能盗开，定陵、慈安陵扑了空；惠陵、惠陵妃园寝、定陵妃园寝得了手。具体情况如下：
惠陵 盗犯刘××等人盗掘了同治帝棺椁下方正中的“金井”。盗出的宝物计有：金锭2个，重2两；金扣子4个，重3分；碧玺球1个；白玉扁方2块；翠蜻蜓1个；大小珠子不计其数……赃物被分掉了。
惠陵妃园寝 1949年2月以郑×为首的盗陵团伙，又对惠妃园寝进行了洗劫。盗挖得：翠镯2副，金镯1只，金九连环1个，金如意2个（各重10两），金凤冠1顶（重9 两），翠牌子11块，玉牌子10余块，碧玺朝珠1挂，青金石朝珠1挂 ，金镶宝石戒指1个，翠戒指10个，翠荷包坠石链1串，翠珠1串，红宝石1块，紫宝石1块，大珠子1个，玉滚1个等等。
定妃园寝 1949年4月，刘××伙同郑×率众再次盗发定妃园寝，又盗得：金丝镯子1付，重5分；包金镯子1付，重1两；翠闻药壶1个、玉雕耳坠1个……盗徒们连夜将赃物分光。
上述案件破案后，追回了一部分赃物。郑某等首犯被判了20年徒刑，其他人犯也分别受到了惩处。
1950年3-4月，又有10名盗匪挖了惠陵妃园寝，盗走一批珠宝。1953年，侦破此案，主犯张×被判处4年徒刑，缓期执行。
清东陵经过解放前的历次洗劫，受到了不可估量的损失，令人扼腕痛惜，足以警示后人。

1424.甘肃省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大墓

甘肃古事——千古遗恨秦公大墓
注：本文为孟子为先生执导的纪录片《甘肃古事——千古遗恨秦公大墓》解说词，该片2010年1月在中央电视台《探索·发现》栏目播出，反响强烈。


一座鲜为人知的大堡子山，一场罕见的群体性野兽性盗掘古墓事件，一批流散世界各地的珍贵文物，一些人、一些声音，一群野兽...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大墓——西垂陵区，国人痛心疾首的千古遗恨。
礼县，地处甘肃省山大沟深的南部地区。在这个默默无闻的国家级贫困县上，诚实善良的五十几万农民精打细算地与穷苦进行着艰难的抗争。
二十世纪末期的几年时间，礼县一时在中国乃至世界经济大国名声鹊起的原因却来自于一场令许多专家、学者、政府官员和普通有良知的老百姓都深感痛心的盗墓风潮。这场“古墓浩劫”堪称千古遗恨。
据公开的文字记述，1987年，礼县部分乡村的农民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四处寻找、悄悄开始了一股挖掘“龙骨”的地下活动，将其作为名贵中药材出售，换取钱财。
挖掘龙骨很快成为一时风潮，由礼县波及邻近的天水市、西和县的数十个乡镇，蔓延西汉水流域一百余公里及其主要支流。期间不断传出有人挖龙骨时挖到古墓、得到宝藏的消息象风一样快地传播各地，也风一样快地引来了一些不法文物贩子。他们最初以低廉的价格搜罗流散在农民手里的零星古董、继之以越涨越高的现金坐地收购出土文物。对穷困有切肤感受的农民深知“一分钱难死个英雄汉”的硬道理，他们做梦也不会想到，那些锈迹斑斑的铜壶烂罐、一小块渗透土沁的玉石片竟然能够轻而易举地卖到三五万元钱，这种从前想都不敢想的暴利，不啻是多少代人渴望早上出门，把挡路的石头踹上一脚、石头立马变成金疙瘩一类的美梦眼下果真变成了现实。
“若要富，挖古墓，一夜变成万元户。”龙骨，很快就被人置之脑后，忘得一干二净，再也没有人指望依靠它发家致富了。


关于礼县盗掘古墓的起因，还存在另一种没有见诸文字的说法。
兰州城市学院副教授赵小钧介绍：盗墓是从90年开始的，也就是在我们村的村头河边小时候上学时有一个乌鸦洞，从那开始，据说盗出来了七个鼎，六个簋，其中有两个方簋，四个圆簋。
无论起因怎样，个别农民通过盗墓的确有钱了，而且是突然间有了很多很多的钱。
兰州城市学院副教授赵小钧介绍：有个小伙子就刚才讲的那个榆树坡上的车马坑，他盗完以后晚上文物贩子给他把钱一分，他把钱装在自己的衬衣里面，扎的腰带，拿到他们家里面站到炕头把衣服一提，把钱全部落在炕上到时候，把他父亲吓哭了，他的父亲想他的儿子肯定在哪偷盗了，他父亲就下炕去悄悄的把大门锁上，就开始盘问他的儿子，说你是不是偷盗了，哪儿来的这么多钱，儿子就讲说是挖古墓卖的钱。
个别农民的瞬间暴富，刺激了更多农民的致富欲望。一场肇始于“先富起来”的脱贫梦，很快演变为部分村庄大规模的盗掘古墓，而且来势迅猛，极为罕见。
兰州城市学院副教授赵小钧介绍：到了我们的五号墓据说七八个人文物的数量背了一晚上，鼎里面可以藏一个小孩，因为他们这次参与的人数是当时是最多的一次，这个消息就再封锁不住了，这就全村全民皆兵，能拿起一个铲刀的小孩都上山了，而且八岁的小孩可以认出墓土。
隐藏在幕后的不法文物贩子以金钱为诱饵，推波助澜；当地的不法农民为挣钱不择手段，不计后果，把礼县的古墓推向了毁灭性的灾难。
这是一个大型炭墓坑，盗墓者把力出尽了，用背斗从盗洞里往上背土，修的台阶，深的挖不出来了，就点着了，点着光炭就烧了一个月。
盗墓者利令智昏，几近疯狂。如果出去盗墓，没有收获，回来时竟然就会把铁锨反复抛向空中，砍断有线电视线路，以发泄心中的怨恨。
大堡子山位于西汉河北岸，像连绵的群山中独独伸出的龙头，挡住了通往礼县的去路。解放后，为了通行便利，县上炸开岩石，在南侧修筑了一条盘山公路。
1987年以前，礼县大堡子山附近的农民在山上种庄稼、栽果树，延续着数千年以来的劳作方式，修梯田的时候，他们也偶尔挖出过青铜器，但没有人拿回家去，更谈不上贩卖。农民认为，那是死人用过的死铁烂铜，“拿回家坏人”，意思是拿到家里会给家人带来不祥，所以就主动卖给国营废品收购站，拿到三、五块钱卖些煤油、食盐，补给家用。
到了1992年和1993年，礼县的盗墓活动进入了最疯狂的时期，大堡子山成了部分农民实现发财梦想的天堂。国内和香港、澳门地区的不法文物商贩趋之若鹜，住在距离礼县70公里以外的天水市，派出“马仔”打探消息，鼓动、引诱、收买当地农民不分昼夜挖掘墓葬，迅速形成了勘探、挖掘、收购、贩运一条龙的作业系统。
一些目不识丁的农民，在盗墓过程中很快掌握了基本的文物知识，他们对文物的识别、断代、辨伪能力和职业文物工作者相比毫不逊色。
当地农民介绍：刚开始掏古墓的时候，古墓都是这样找到的，土色有混合土，有封土的分界线，生土和熟土的分界线找到了，根据这个就掏进去，生土是白色的，熟土不白，看去是混合土，这里面就掏过来，看再有没有分界线，如果再有一个分界线，就说这里面有第一道墓门，挖进去，可能这里面还有二道墓门，看再没有有另一个墓室，有时一个墓里面有个三个墓室、四个墓室进去。
外来文物贩子雇用的“马仔”们拿着所谓“老板”给的钱东奔西走，从农民手上压价收购，加价后交给守株待兔的“老板”。
当地农民介绍：这么长的石磬，丢了几十个，一个人拾了，好像一个几十个元，百十个元卖了。掏了两只玉龙给广州客倒了15万，文物贩子全国都有，有钱的来了，没钱的也来了。
外地文物贩子看到这些几乎都可以定为国宝级的文物，器型厚重高大，独特完整、纹饰精美、锈色一流，明知“马仔”从中加了钱，也一概收买，根本不在乎价格高低。他们清楚，到手的文物卖到广州等沿海口岸城市就会获取暴利，卖到国外的价格更是天文数字。
这些文物贩子为了不引起别人的注意，他们故意把钱的数字说得很小，通常把一万元称作一块钱，把一千元称作一毛钱，把一百元叫一分钱。
疯狂盗掘古墓的野火，最终“包剿”了大堡子山。这座尘封的古代大墓，遭遇了一场千古浩劫。几乎一夜之间，大堡子山就变成了满目疮痍的狼藉之地。
目睹古墓被盗的惨状，当地的一些有识见、有责任感的人士忧心如焚，开始了呼吁行动。
《甘肃日报》当时驻陇南地区记者祁波介绍：1993年春天，西汉水流域大堡子山一带，盗掘古墓的活动非常猖獗，我记得五月份有一天我上来到这一带进行采访，第一次上来我点了一下有6个洞，时隔不到一个月，上来我数了一下，满山遍野千疮百孔，大约有64个洞，当时最多的一天这一带盗掘古墓的农民两千四百多人，波及到全县18个乡镇，56个村，整个大堡子山群众来盗墓的有一些带着铺盖卷，拿着锅碗瓢勺，当地就餐，晚上都是灯笼火把架子车，一家有时候有五六口人参加盗墓。
1993年6 月20号，《中国青年报》发表的《古墓悲歌》和《甘肃日报》的《盗墓贼西窜》、《礼县盗墓狂潮为何愈演愈烈》等文章，引起了甘肃省领导和有关部门的高度关注。
此前，已经了解礼县盗墓活动的、时任甘肃省副省长兼甘肃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的陈绮玲，深感事态严重，不久即赶往礼县。
上了大堡子山以后看到当时挖的是到处都是坑坑洼洼，坑坑洼洼，有一个比较大的墓可能就是后来说的中字墓，有很多的没有点完的蜡烛，还有废弃的手电筒，到处都扔着呢，就说明这些盗墓者除了白天光天化日下挖以外，他们晚上也在抢时间，挑灯夜战。据说当时的文物贩子是坐地在那收，如果挖出来的是铜器、金器、玉器文物贩子就收，如果是陶器，文物贩子不收，所以他们就当场砸碎了，非常可惜。

1425。甘肃省礼县圆顶山秦国贵族墓群


回省城之前，陈琦玲副省长又召集有关人员，在天水市召开了更大范围的专题会议。回到兰州，甘肃省委、省政府又召开了联席会议。
接二连三的省、市、县三级文物保护会议精神的贯彻，基本遏制住了礼县的盗墓活动，现存在礼县博物馆的部分文物就是那时截获并保护下来的。
1994年3月，料峭的春寒还未散尽，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礼县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就进入了大堡子山，对被盗掘的墓葬进行抢救性的清理发掘。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王辉介绍：当时上去那个现状是惨不忍睹，满山遍野都是巨大的坑洞，就跟上甘岭战役写的美国人炸的上甘岭一样的，全是非常大非常大的坑洞，满山遍野都是。
礼县地跨长江、黄河两大流域，人类早期的文明活动在这里留下了清晰的痕迹。早在7000年前，这里诞生了灿烂的仰韶文化；4000年前，寺洼文化和仰韶文化在这里交融。高寺头遗址出土的这件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的红陶少女头像，是《中国美术史》选用的经典。
在大堡子山脚流过的嘉陵江支流——西汉水是一条倒流河，从东向西把卤城、祁山、等三国名城和大堡子山串连在河道北岸十公里长度的距离内，在那一带行走就像走进了历史的长廊。然而，正是这条长廊所拥有的地下丰富的遗存，却使它遭到了两千多年不遇的最严重的破坏。
在将近8个月的时间里，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人员和礼县博物馆清理了一座车马坑、两座大墓和九座小型墓葬。这是两座“瓦刀”型车马坑。西面的车马坑盗损严重，已无发掘价值，考古人员就发掘清理了东面的车马坑，也叫一号墓。这座车马坑全长36.5米，墓室长14.65米，宽12.95米，深5.4米。根据遗存残迹判断，原葬车马4排，每排3乘，总计葬车12辆，马48匹。两座大墓均坐西朝东，南北并列。北边一座为目字形大墓，全长115米，墓室呈斗状，有二层台，深16.5米，墓底中央有腰坑。南边一座为中字形大墓，标号为三号墓，全长88米，墓室也呈斗状，有二层台，深15.1米，墓底中央也有腰坑。
这次发掘，使考古队员倍感痛心。偌大的墓葬，早已被盗墓者洗劫一空，没有发现重要的器物，收获极小，只有坑底比比皆是的盗洞，给考古人员留下了伤心的记忆。
长115米、深16.5米的墓道，怎么会盗的那么干净、彻底呢？
大堡子山掏墓的人七八百人，上千人，卖吃的、啤酒，卖凉面的，都上山搭的帐篷。
兰州城市学院副教授赵小钧介绍：一开始挖的时候因为是人太多，人山人海，各自为阵，互相往下挖，但是挖下去以后发现墓土永远取不干净，他们又在墓地下又开始一直就随着墓土乱碰乱摸，这要墓土还有，他就一直随着墓土往前走，结果大家挖的是一个墓，那个墓太大，所以就形成了像地道战一样的，留着土柱子，大家就四处乱蹿。
由于盗墓者对大堡子山的盗掘是从墓地的东北和北部开始的，经过几年的盗掘，逐渐蔓延到墓地的中心区域，所以盗洞均按中、小型墓的规格，五到七米挖一个，竖挖下去之后，盗墓者按照土色留下防止塌方的保安土柱又横向挖掘，最终盗洞相互串通，当恰巧挖至置放随葬品的位置时，其他盗墓者便蜂拥而至劫掠干净。
尽管如此，让考古队员感到欣慰的是，这次发掘，基本上探明了大堡子山陵区墓葬的分布特点和墓葬的形制，有助于对陵区性质、规模的研究和判断。大墓残存的礼乐器物、车马、殉人、殉葬的牲畜等遗迹证明，大墓应属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车马坑与两座大墓处于同一方向，坐西向东，合为一体，形成完整的陵园格局。只是墓葬主人的身份，却因大量文物的流失而无法考定。陵区的主人会是谁呢？
现在盗墓都是集团化的，有人负责收赃，有人负责销赃，所以很快，他有专门的渠道，现在包括在日本的美秀，法国的吉美，看到的那些东西，都是非常精美的，无论从他的艺术价值还是从它的历史价值来说那都是无法估量的。
按照农民的说法，他们只是把文物就地卖给了天水人，然而，令人大为震惊的是，礼县大堡子山出土的国宝级文物在短时间内却出现在美国、法国、英国、德国、日本和我国的台湾、香港等地，其品位之高，数量之多，外流速度之快，均令国人瞠目结舌，痛心疾首。也正是有关专家、学者对一时间国外、国内出现的这批文物的高度关注和重视，逐渐揭开了这个陵区的主人之谜。
1994年春，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所长韩伟先生在法国的一家私人博物馆发现了出自甘肃省礼县的五十余片秦人金箔饰片和两只金虎。金饰片镂压鹰、龙图形等，长52—57厘米、宽32—37厘米，与中国海关查获的二十余片走私金箔如出一辙。
1994年夏天，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著名史学家李学勤先生在美国纽约发现了礼县大堡子山出土的一对秦公壶。这对青铜秦公壶通高42.3厘米，形制庄重，纹饰瑰丽，是秦人在春秋早期的盛酒礼器。
1995年春，礼县大堡子山出土的四只青铜列鼎和两件青铜簋在香港“露面”。上海市博物馆出重金买回了这四件。四鼎腹内壁皆铸有铭文，其中，两件铜鼎的铭文为“秦公作铸用鼎”，另两件铜鼎的铭文为“秦公作宝用鼎”。
根据目前国内外所藏实物的信息资料显示，大堡子山所出器物，主要是数量可观、规格甚高的青铜器和各类金制品，还有数量相当多的玉器。
因为散落世界各地的礼县大堡子山出土的青铜器多有铭文“秦公”二字，专家、学者就初步断定，礼县大堡子山可能是秦人早期的一处园陵，后来的考古发掘和研究证明：它就是几个省一直在寻找的秦人第一陵区——西垂陵区。
先秦史学者祝中熹介绍：当时找的范围都是在陕西关中一带来找，西垂陵区发现之后就把秦人最早的一处国君陵墓找到了，所以我刚才说不仅在地域的分布上，而且在时间的顺序上都填补了一段空白。
礼县大堡子山的被盗大墓是秦人的第一陵区，其损失自然就可想而知了。
礼县博物馆已经去世的资深文博工作者吕自俭先生在回忆录中写下了这样一句义愤填膺的感叹：“礼县大堡子山先秦陵墓的被盗抢是历史的耻辱与悲哀。”
就在我们拍摄时，一个当地的文化工作者对摄制组的工作人员说：你们录下的这些声音千万不要销掉，现在国际上收藏的礼县大堡子山出土的文物还有没有面世的，更多的恐怕还是重器。如果有一天出来了，和他们说的能对上，那就能证明那是礼县大堡子山墓葬的器物。
这些目前公之于世的文物，可能只是礼县大堡子山陵区被盗掘文物的极小一部分，其它的文物至今下落不明。礼县的农民中，不少人还记着他们见过的那些稀世之宝。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原所长韩伟先生从法国带回的这册图录，是法国收藏家收藏的礼县大堡子山出土的金箔图录。依此作为参照，考古工作者说很难断定还有多少礼县大堡子山的文物深藏在国内外的密室里。
甘肃省原副省长陈绮玲介绍：历时三年，我们从93年到96年，把盗墓的狂潮才基本上遏制住了。
然而，礼县大堡子山的盗墓活动平息几年之后，一些盗墓者受暴利的驱使，又将黑手伸向了大堡子山西垂陵园的另一处墓葬——圆顶山。
礼县秦风艺社社长李永强介绍：盗墓比我们礼县开金矿的还厉害，一般开金矿去你把钱投资在里面，有时候连个金子渣渣都找不着，这文物弄上一件倒出去就是几十万。
和高耸独立的大堡子山相比，圆顶山地势平缓，河南岸广阔的二级台地上，散布着许多先秦的贵族墓葬。从方向上看去，仿佛死去的贵族依然隔河仰望着大堡子山陵区里的主人。他们生前无法预料的是，在沉睡了2000多年以后，盗墓贼疯狂的的铁锨和撅头捣毁了他们的葬身之所，绞碎了他们在地下宁静的守望。

1919年，甘肃省礼县红河乡出土了一件后来被称做“秦公簋”的青铜器，这件现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国宝，上有铭文105个字。70几年前，这件簋几经周折传至北京，著名学者王国维 郭沫若等人考证后撰文认定，该簋是“秦公”簋，是秦肇始文明的最重要实物证据之一。王国维先生参照《水经·漾水注》的说法认为，秦的早期都邑西垂就是“汉陇西郡之西县”。西县， 是汉代的县治，也就是今天的礼县。另一些学者认为，秦人第一陵园是在陕西省宝鸡市的西山。这两种意见都因为没有实物证实只能成为推测秦人第一陵园所在地的参考理论。
让王国维、郭沫若等大师难以预料的是，上世纪90年代礼县大堡子山两座秦公大墓的被盗，却意外地给他们的推断做出了定论，他们的推断是正确的，西犬丘就在甘肃省礼县。礼县是秦人早期的一处重要都邑，是秦先祖、秦文化的真正发祥地，是千古一帝秦始皇的“老家”，礼县大堡子山被盗秦公大墓就是秦人的第一陵区——西垂陵区。
2004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国家博物馆考古部，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北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五家单位，组成联合课题组启动早期秦文化考古调查发掘与研究项目，重点调查礼县西汉水上游地区，新发现数十处早期秦文化遗址。2006年联合课题组将工作重点转移到大堡子山遗址。
大堡子山位于礼县永坪乡和永兴乡交界处的西汉水北岸。大堡子山以东河谷平坦开阔，一马平川。以西则河谷狭窄蜿蜒，山势险峻。墓葬遗址大堡子山西面、南面石壁陡峭 ，不可攀登。东面较缓，北面与如海涛起伏的群山相连接。遗址总面积约5万平方米。
这位守护大堡子山秦公大墓考古发掘现场的农民说：山下的一户人家看好了这块地方，埋葬了老人后家里不顺当，只得把坟墓迁往别处。
20世纪90年代被疯狂盗掘后被抢救性发掘的秦公大墓——遗址南北长107米，东西宽16.4米，建筑基址四周为夯土围墙，中间有18个大型柱础石，每一个的直径都接近一米。东墙、北墙以及南墙东半部只剩地基部分，宽2至3米左右。从地层堆积和夯土内的包含物判断，这个建筑规模宏大。大约始建于西周晚期，春秋初期战国时期被废弃，汉代遭到严重破坏。由于现代平田整地东墙地上部分完全被毁。专家认定，这个遗址应该是秦人的大型府库类建筑。
早期秦文化联合考古队又在被盗秦公大墓西边20余米处发掘出了一个祭祀遗迹，发现的主要遗迹有人祭坑四座，灰坑6个，乐器坑1座。
人祭坑里有一具年龄约为35岁的女性尸骨和一具中年男性尸骨。还有童男、童女的祭祀骨架。专家认为，这种把人当作祭祀的祭品可能是用于祭祀地神，非常符合秦人的历史特征。
在这座为东西方向的长方形乐器坑内，南北两侧排列着乐器。南侧为铜钟镈与钟架，北侧为石磬与磬架。11件属于春秋早期的3个铜镈和8个甬钟，在坑道里一字排开，一概外观完整，锈色深绿，花纹精美无比。
铜钟、铜镈由西向东、由大到小依次排列，在3件镈上发现3件铜虎，镈、钟上附有铜挂钩，置放在镈、钟之上或一侧。镈和甬钟的表面还有残留的布纹。在20世纪90年代礼县群体性的疯狂盗墓事件中，这些钟镈和石磬与盗墓者擦肩而过，侥幸保存下来，实乃不幸中的大幸。
在钟架的一侧，考古人员发现了一组石磬，共10件，也是按照由东向西、由大到小的方式排列，石磬的上方是磬架。这组石磬很有可能就直接悬挂在磬架上，这套编钟保存的非常完好，出土后仍然可以发出清脆悦耳的美妙音响。
西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教授朱东生介绍：从镈到钟，这十一件乐器当中，它们的音域宽到三个多八度。有三个多八度的音域，就可以演奏很多器乐。古人他对器乐的排列是按宫、商、角、徽、羽编造的，按咱们现在的话讲是哆 来 咪 嗦 啦 用这五个音来组成的。用这五个音就可以演奏很好的乐曲。
这些钟、镈和石磬再现了秦人的音乐，也向后世昭示了秦人宫廷乐队的宏大规模。
礼县大堡子山钟、镈和石磬的出土，轰动了甘肃和邻近的省份，许多秦文化研究人员和新闻记者纷纷来到发掘现场观看，报导这批稀世珍宝。
然而，这些国宝还不能够说就是礼县大堡子山出土的最大最好的乐器。因为，流失世界各地已经面世的钟镈就可以证明，只是它们再也不能团聚一起，重现早期秦人音乐的辉煌了。
乐器坑里出土的这些珍贵文物，只不过是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大墓殉葬坑里的一部分。联系到与祭祀坑相距不过20多米距离的两座秦公大墓，其中一座目字型大墓全长115米，一座中子型大墓全长88米，任谁都会想到：一个殉葬的乐器坑尚且有如此精美的青铜器，那么，在那两座被盗掘一空的秦公大墓内的器物，又该是何等的美仑美奂？
甘肃省原副省长陈琦玲介绍：现在听到的就是当时农民说，挖出来的棺材是用金箔包的。
秦公大墓的器物被盗掘、被倒卖、流散在国内的我们只能沮丧地承认，没有流落到国外也算是一种最低级的幸运吧？毕竟它们被国家追缴收藏的可能性相对国外较为容易。
然而，礼县大堡子山上秦公大墓的文物到底有多少流散到了国、内外，谁都说不上具体的数字。从当地一些自诩见过真东西的人的话语中，还可以得到一些信息，它们也能够帮助我们展开对那些流失文物的想象与怀念。
兰州城市学院副教授、作曲家赵小钧介绍：大堡子山出土的镈钟，据知情人士讲，他自己经手过的，就已经是一米四多高，而且他说，还有更高的，他们拿不动的，他们没有盗出来的，他们盗出的石磬，按照他的臂膀应该是一米八还要过，他就说他仅能够着两头。金石他们是阴阳乐器，所以有那样大的编磬，那我们就相信有知情人士说，他们看到的没有拿动的没有挖的出来的编钟，已经超过了他自己拿下的一米五以上的，这我相信是一个事实。
综合判断，这些对礼县大堡子山被盗掘青铜器体积巨大的描述，有可能是真实的。或许真有那么一天，他们讲到的这些青铜器会在世界上的某一个地方出现，尽管没有人能够预言那个日子，但可以肯定那些文物的出现，必将引起考古学和收藏界的震动。
法国收藏家克里斯蒂安·戴迪先生收藏有礼县大堡子山出土的六十余片秦人金箔饰片和两只金虎。1994年，为了在两年一度的巴黎古董展览会上配合他的展览，印刷了图册《秦族黄金》，在该书的序言里戴迪用流利的繁体中文写到：
“一个难得的天赐良机，让我获得了如此罕见的珍宝。”他说的珍宝中最珍贵的一定当是这对通长41厘米、高16厘米的金老虎。
法国人克里斯蒂安·戴迪是通过何种“天赐良机”“获得了如此罕见的珍宝”，这个过程的背后肯定掩藏着一些不为人知，但人人都知道是违法的故事。
1993年12月21日，法国人克里斯蒂安·戴迪收藏的这批文物，在苏黎世联邦综合科技研究所做了碳14分析，标本年代表明，秦人金箔饰片和两只金虎的铸造年代在公元前943年至791年，距今2805年至2700年左右。
至于秦人黄金的来源，克里斯蒂安·戴迪分析，早在公元前八、九世纪，秦人已经从中亚得到黄金。如果真的能够证明，那么就“可能会将中亚地区与中国之间的贸易往来的已知年代推早七八百年。”
应克里斯蒂安·戴迪先生的邀请，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所长韩伟先生于1994年，参观了法国的“秦族黄金”展览。对于黄金的来源他也推测可能来自于“河西走廊和阿尔泰地区。”这也意味着秦人“大约在公元前八、九世纪已于西域甚至西亚进行交通贸易了，这比汉武帝时凿通西域要早七八百年。”
也有早期秦史学者认为，礼县自古就是秦陇和巴蜀的交通要道，不能排除黄金来自四川的因素。考古学研究证实，秦文化和巴蜀文化的交流由来已久，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出土过大量的黄金制品，而且时代远远早于大堡子山的秦公大墓。
事实上礼县本地就产黄金，并且矿点多，品位高，现在就是甘肃省年产过万两的黄金大县。这对于秦人黄金的来源又该如何解释？秦人的黄金真是对外贸易换来的？或者出自礼县之外？到目前这还是一个没有答案的悬疑。
无论黄金来源于何处，秦人大量使用黄金装饰棺椁等器物的做法充分证明在秦始皇嬴政统一中国的600年前，秦国的国力已经非常强盛。秦人用黄金装饰棺椁，在当时是一种僭越行为，有悖于周王朝的礼制。因此，有专家认为，春秋早期的秦人，对传统制度是极其蔑视的，也“正是这种反传统的民族性，使得秦人从甘陇一带一步步向东挺进，创造了秦族、秦国、秦朝的辉煌发展史，对中国历史给与了深刻影响。”
法国人克里斯蒂安·戴迪收藏的秦人金饰片上，镂压着鹰、虎等，精美无比。而散出的兵器，也见证了秦人高超的冶炼技术。
秦人以养马起家，马匹和车仗是他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考古人员在清理大堡子山秦公大墓及其周围的墓葬时发现，这些墓葬都有车马坑，由此可见秦人对马的重视程度。

总括上述，强盛的国力、剽悍的种族、锐利的兵器和众多马匹战车，成了秦人由西往东攻伐扩张的保障。公元前221年，秦人的后裔 嬴政，吞并齐、楚、燕、韩、赵、魏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秦始皇称帝15年之后，这个帝国就被揭竿而起的农民大军所埋葬，随着短命的秦王朝的灭亡和这个帝国有关的许多历史真相也逐渐模糊。尤其是很少见诸于历史文献记载的秦人在建国以前的历史，一直迷惑、困扰着学术界，秦西垂陵区的发现，为揭开这些问题提供了线索和实物依据，具有非常的意义。
西北师范大学文史学院教授、博导赵逵夫介绍：大业就是秦人的祖先，从大业开始，秦人进入到父系氏族社会。玄鸟是什么呢？就是燕子。《毛诗》的毛传中说，春天的时候就来，那正是燕子，候鸟。
秦人把自己和鸟卵联系在一起，就说明秦是原属于以鸟为图腾的氏族。
但是，也有人结合礼县大堡子山上，秦西垂陵区出土的装饰棺椁的黄金鸱枭认为，秦人的性格既剽悍又是反传统的，不会把温顺、弱小的燕子作为他们的图腾，应该考虑秦人以鸱枭这种猛禽作为图腾更加符合秦人的性格，这也为秦人在棺具上为什么装饰鸱枭找到更为合理的解释，至于木棒上的金皮老虎则只有施展合理想象的余地了。
早期秦文化联合考古队在礼县发掘了8处周秦文化遗址，它们与礼县众多的寺洼文化遗址明显分开但又紧密相连，由此形成了一个特殊景象。
先秦史学者祝中熹介绍：从文献记载来看，秦人活动的时间也正是犬戎族活动的时间，那么秦人活动的地域也正是犬戎族活动的地域，那么现在我们又考古发现了他们的实物存在，也是形成了这么一种犬牙交错的情况，和秦人打交道最多的就是犬戎族，而且最后犬戎族被秦人征服之后，他们就共融相处、共同开发了陇南地区。
寺洼文化要分布甘肃东部。考古学家认为，寺洼文化应该属于西戎文化遗存。秦早期文化联合考古队调查发现，西汉水上游除了周秦文化之外，其余都属于寺洼文化，数量有22处之多。寺洼文化陶器多见双马鞍口罐，带划纹的簋式豆，无耳高领罐，双耳罐，鬲等。参照其它地区的寺洼文化年代估计，西汉水上游寺洼文化的年代是从西周早期前后延续到春秋时期，基本与当地周秦文化遗存的时代是重合的。从出土实物分析，当时居住于西汉水上游地区的寺洼文化创造者，就是与“在西戎保西垂”的秦人经年战事不休，厮杀不止，发生过许许多多纠葛的“西戎”民族。
出现在礼县周秦时代墓葬中的秦文化与寺洼文化器物，肯定包涵着更多更深刻的内容和不为人知的秘密。因为有关西戎的研究目前还存在许多的空白。
礼县地处长江中上游区域，古代是一片浅海湾现在这些美丽的山峦就是古老的地理遗存。和礼县秦人西垂陵区发现紧密相关的一系列问题的出现，给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地方史、地理学等专家学者提供了更宽泛的思考空间。为什么礼县出土的器物有的带着明显的巴蜀文化特色？
在古代，礼县“地扼蜀陇之咽喉 势控攻守之要冲”，也是黄河秦陇文化与长江巴蜀文化的交汇点。文物出版社出版的这本《秦西垂陵区》中就登录了礼县出土的许多巴蜀文化的器物。
秦人第一陵园——西垂陵区和“西犬丘”两大千古之谜的解开，系统可靠地解释了秦人由东西迁，在西垂发祥、到雍城发展、于咸阳壮大、进而灭掉六国、一统天下的历程，填补了先秦文化研究的部分空白。对研究秦人早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冶金、铸造、礼制、陵寝制度等方面有着不可估量的历史价值和学术价值。
可是，现存礼县出土的青铜器上，诸器大多自铭“秦公”，诸如秦公鼎、秦公簋、秦公壶等等那么礼县秦西垂陵区到底埋葬着哪位秦公呢?
从目前看根据学术界研究的情况比较多数的学者倾向于认为可能是襄公或文公的墓。也有人认为，二号墓墓主可能是秦襄公，三号墓的墓主可能是襄公夫人。其论据主要是秦公大墓出土的青铜器有浓郁的西周晚期风格，与秦文公之世有着不应该忽视的时间差异。

“秦公”究竟是谁？学术界目前众说纷纭一时还不能确定。然而，早期秦文化联合考古队于2006年9月，在礼县大堡子山被盗掘的秦公大墓西侧祭祀遗址上发掘出来的这三只镈，形制和纹饰相同，镈身布满龙纹图案，其中最大的一件高65．2厘米，通宽49．3厘米，镈鼓部铸有6行28字铭文：“秦子作宝龢钟，以其三镈，乃音锈锈灉灉，秦子畯索命在位，眉寿万年无疆。”
这三件镈的主人显然就是这个 “秦子”，可是，这“秦子”又确指的是谁哩？
那些有“秦子”的器物，学者们都认定属春秋早期，可是，笼统的一个“早期”，时间跨度最少也有几十年，在君位更换比较频繁的情况下“秦子”不可能只有一个。因此“秦公”没有确定，“秦子”又成为学术难题。这大约就是秦西垂陵区发现之后给学术界提出诸多问题的一个缩影吧？
先秦史学者祝中熹介绍：我们现在发现的只有两个大墓，按照《史记》的记载埋葬在西垂地区的还应该有秦庄公，再往早里说，非子以前，包括大骆在内，非子以前秦国的国君都是生活在西北地区的，那么他们的墓葬到底在何处呢？比如说秦国的国都，就是我们说的西垂都邑，也就是犬丘到底在什么地方？陵区是在大堡子山，它的国都离大堡子山不会太远，但是到底在哪里呢?还有你比如说寺洼文化问题。
事实上，秦西垂陵区出给学术界的所有难题，全部可以归结在一个核心问题上，那就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发生在礼县的疯狂盗墓，在那次堪称千古遗恨的盗掘秦公大墓中，倒卖之外不知毁坏了多少被盗墓者认为不值钱的宝贵的文物。陶器被砸了，石磬白白送给了外地的不法文物贩子，只有青铜器、金器、玉器他们才认为是文物而金箔竟按克算重量，也给卖了。
2006年，秦早期文化联合考古队在礼县调查钻探面积150万平方米，发现城址一座，夯土建筑基址26处，中小墓葬400多座以及零散分布的文化层堆积等等，足以证明礼县文物遗存的丰富，也说明礼县的地下还埋藏着一些历史的真相。
2008年11月，中国国家文物局主管的《文物》月刊，以二分之一还多的篇幅发布了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大墓及其周边墓葬的发掘简报。礼县大堡子山遗址考古项目在2006年，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后，2007年又获得了2006---2007年度国家文物局田野考古奖三等奖。
秦早期文化联合考古队在礼县大堡子山遗址发掘出土了一些国宝级的文物，破解了一部分历史之谜，同时也提出了更多的历史和现实问题。
1996年，甘肃省人民政府将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墓地列为全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公布了大堡子山秦公墓地保护范围。
2001年7月，该墓地又被国务院正式列为全国第五批文物保护单位。
想想这处祭祀坑东边甚至使用炸药回填的长115米和88米的两处秦公大墓、一处车马坑，到现在多少专家、学者、研究人员也确定不了到底是哪位“秦公”“秦子”的墓葬，想想流失的那些不知数量的珍贵文物，我们对此深感难过与愤怒的难道只是因为失去了一处两千多年前秦人墓葬和墓葬里珍贵的国宝级文物吗？不、不仅仅是这些，被盗掘的那是我们中华民族一段珍贵无比的历史，一段我们的骨肉血脉，它留给我们的是无法弥补的文化缺失和痛彻肺腑的千古遗恨。

1327.北京市昌平区明万历帝定陵出土帝后尸骨及帝后服饰

五十年代，考古发掘非常随意，定陵出土的万历龙袍竟全部炭化
近日，西汉废帝、南昌海昏侯墓的考古工作，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据报道，此次发掘，国内首次使用了低氧技术，以求最好地保护墓室中的文物…[详细]。回首往事，自建国以来，中国的考古发掘中，曾因功利主义思维作祟、文物保护意识不足等原因，发生过许多的“发掘即摧毁”的考古憾事。
1955年，明史学家吴晗时任北京市副市长，他邀请郭沫若（中国科学院院长）、茅盾（文化部部长）、邓拓（人民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范文澜（中国科学院近代史所所长）、张苏（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联名上书中央，请求发掘埋有明成祖朱棣的长陵。但由中国科学院考古所副所长夏鼐指导的工作队认为，长陵是主陵，应先“试掘”其他规模较小的陵，积累经验。经周恩来同意，最终决定试掘明神宗朱翊鈞的定陵。①
经过两年多的发掘，定陵共出土珍贵文物3000多件，包括600多件袍服、布料。其中皇帝的衮服、龙袍等，更是巧夺天工，如以缂丝方法织造的衮服，所用材料除大量金线、孔雀羽毛外，还有红、蓝、绿等28种绒线。然而，在定陵地宫开启后，这些原本绚丽多彩的丝织品没有得到很好保护，以至被空气侵蚀而褪色、变脆，并留下黑斑。②对这些袍服的后续处理，也不专业。比如用“聚甲基丙烯酸甲酯”（塑料）加入软化剂涂在半腐的衣服上，“这种涂料是不可逆反的，不久涂料老化龟裂，丝织品也随之碎裂”。③由于此前明朝丝绸几乎没有实物留存下来，技艺也已失传，因此让定陵丝绸的损坏显得尤为可惜。
定陵的大量文物“发掘即摧毁”。吴晗如愿后，刚刚写完历史剧《武则天》的郭沫若也跃跃欲试，提议发掘合葬唐高宗、武则天的乾陵。1960年，陕西省向中央提交《乾陵发掘计划》，郭沫若对周恩来说：“毫无疑问，肯定有不少字画书籍保存在墓室里！打开乾陵……也说不定武后的画像、上官婉儿等人的手迹都能见到！石破天惊，一定是一件石破天惊的大事！”鉴于技术落后，周恩来没有同意。1973年，郭沫若第二次请求挖掘乾陵，又被否决。④
在郭沫若请求开掘乾陵时，定陵的考古工作其实并没有结束。1979年，参与过发掘的赵其昌、王岩等继续编写定陵的考古报告。赵其昌回忆说，“可惜的是20多年的岁月，不少文物已经面目全非了。棺椁毁于定陵建馆之初，帝后尸骨、头发、牙齿毁于‘文化大革命’，原始资料有散失，照片底版有霉污，特别是那些囊括了中华精品的帝后服饰、织品等等，几经翻动，残损更甚，所幸几大册发掘工作的原始记录，尚保存完整。”1990年，他们编写的发掘报告《定陵》出版。
定陵的帝后服饰也相继启动复制。1988年9月，文物专家谢辰生带着南京云锦研究所复制的明神宗龙袍、马王堆素纱禅衣，送到时任全国政协 的李先念家中，“请他过目”。在交谈中，当李先念“了解到万历龙袍已经全部炭化时”说：“我历来反对挖大墓，挖出来保护不好，就毁掉了。”⑤

1328.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秦始皇陵兵马俑刚出土时彩绘

六七十年代，没有合格技术和保护意识，兵马俑上的彩绘惨遭损毁
但是定陵的悲剧依旧在不断上演。1972年—1974年，徐苹芳参与发掘长沙马王堆汉墓时发现，“墓被水泡着，有一片藕片在水里漂着，很漂亮，可拿出来一见阳光就烂光了，跟鼻涕一样，只有痕迹，没有样子了”。他回忆，“我们亲眼看见的，马王堆的文物刚挖出来的时候，非常光鲜，但一天天看着它变化，却毫无办法，太无奈了。”
1976年，考古队对广西贵县的罗泊湾汉墓进行了发掘。在清理文物时，有人发现了一个看上去像炸弹的“弹形壶”。一个人“把它捧在手上，抹去器表的泥浆以后，找不到开盖的地方，倒来倒去，一不留心，把盖冲开了，倒出一坛清水。有人说：‘是酒，不要倒掉！留着化验！’但是说时迟，那时快，已经晚了，水被倒了个精光。”想来十分可惜。⑥
秦兵马俑上原本涂有彩绘——工匠先在烧好的陶俑上涂一层生漆，再在生漆层上涂各种矿物色。但上世纪70年代几次发掘时，彩绘都在考古人员准备拍照的瞬间消失了。这是因为生漆老化后，一旦和氧气接触，很快就会翘起来，导致彩绘脱落。兵马俑博物馆考古队队长刘占成回忆他在1978年“发现残留色彩，但眼看着它就掉了，非常心疼。”
兵马俑博物馆馆长吴永琪反思说，“当年有两个原因造成彩绘消失，一是那时候没有技术和材料，二是没有严谨的保护意识，早期发掘仅仅是把它挖出来。”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中国在考古发掘中，已开始有意识地对易被空气侵蚀的文物进行特殊保护。兵马俑考古队试图用针管把一种加固剂注入底层生漆和俑身之间，不让彩绘随生漆脱落。这样只能保住色块，在当时是一种权宜之计。⑦
1988年，在对位于哈尔滨的金朝“齐国王墓”发掘时，出土了一批丝绸和服饰。考古队首先将它们“剥离起取后经消毒灭菌入库”，然后邀请国内专家研究保存方案。专家认为，需要解决的“一是洗涤，请有关文物保护专家协助和指导，洗涤原则上是药物洗涤，既无损于文物原貌，又可起到延长其寿命作用；二是固定，洗涤后放在永久性保护物体内，基本不再挪动；三是特制有机玻璃或其他质料匣盒存放；四是库室湿度控制在70℃左右，调解适宜温度等。”由此，“这批珍贵文物短时间得到了较好保存”。⑧
向西方学习经验，也是完善中国文物保护技术的重要途径。兵马俑博物馆通过同德国、比利时等国进行技术合作，在1998年出土了8个彩色俑，陶俑上粉红的脸、朱红的甲带、褐色的铠甲，都留了下来。


留有部分彩绘的兵马俑

1431.河南省内乡县房氏南北二院祖鉴

房 氏 祖 鉴
房氏祖鉴，由来已久
存放在内乡房氏祠堂里的祖鉴分南北二院，白布座底，黑笔写就，这部祖鉴完整准确，是我内乡房氏族人唯一的精神财富，它的产生与延续，为后人研究房氏起源．发展与变迁，起到了无可替代的历史作用，可借保存到一九六六年被当做四旧，撕得粉碎；染成一面面小红旗，擎在手中。
一九八七年春，西房寨十九世房景荣（房聚成）从台湾归来探亲 专请
十八世房明钢和二十世房喜尧主持，编修第二部祖鉴，这部祖鉴全凭族人回忆，只能记其大概，房胜和以下只记数代，当今能回忆起来的记上，中间部分则是一片空白，这部祖鉴的范围首次超越西房寨、朵子殿，东房寨，己故族人的姓名亦并列其中，这部祖鉴于一九八八年七月完成，历时一年有余。
房家洼有一部完整的祖鉴，虽然只记房家洼一地，但这部祖鉴也是从六世祖房胜和开始记武，直到十八世，观其笔迹，皆出一人之手，于是我们推断：一、它是一气呵成之物；二、是从西房寨第一部祖鉴上摘抄过去的，因为当事人不可能从六世一直记到十八世；三、说明六世房胜和以下数代的准确程度就更大。
给房家洼族人留下遗憾的是，由于保管不善，十六、十七、十八世许多人名辨别不清，在我走访房家洼的日子里，尽管采访对象是十八．十九世的人，尽管有八十多岁高龄之人，但地们对十六、十七、十八世辨认不清的人名亦回忆不起来。
祖鉴，俗称祖子，祖鉴的共性是，谁死了就给谁的姓名填上，活人没记一个，媳妇全用x氏代之。老少姑娘一概不提，出生死亡时间不记。

1432.河南省内乡县赵店乡房寨村房氏祠堂

房 氏 祠 堂
祠堂是房氏宗族存放祖鉴．商量议事的地方。
房氏祠堂面南三间，墙外砖包皮，室内地铺砖，逢清明佳节．房家洼、朵子殿、东房寨、前渠等地的族人纷纷前来西房寨，值年族人置桌摆席，一是焚香烧纸，叩拜祖宗二是上坟（房家洼祖坟在十九世房桂来房屋后边寨外），朵子殿的祖坟在寨里二十世房：运良门前，二十一世房月申房后）三是大人领着小孩，认识熟悉西房寨这个地方；四是商议族上的事务，比如族上田产支配，下年由谁来承办清明社（俗称“吃清明社”）族上田产有若干亩，谁种地，出谁来承办清明社，下年就在谁家吃席。
祠堂是房氏族人的“司令部”，对族人有特定的感召力，通过“吃清明社”，能提高族人的向心力，增强族人的凝聚力。
房氏祠堂高大雄伟壮观．一九五三年左右．当地政府把房氏祠堂分给抗美援朝将士十九世房德见（房明生）居住．一九九o年，房德见扒掉祠堂并在原址建起楼房。

1433.山东省临沂市苍山县小岭沟东村石塘清末杨姓夫妻合葬墓

农民挖出清代不腐尸体后遗弃 涉嫌侮辱尸体被拘
2013年08月26日14:51


历经百余年，男尸手臂依然弹性十足
苍山挖出疑似清代不腐尸体
尸体被一农民遗弃石塘 当事人犯侮辱尸体罪被刑拘
近日，苍山农民苗某在建房挖地槽时，意外挖出了一个疑似清末的夫妻合葬墓，而男尸竟然肉身不腐。遗憾的是，苗某为了施工赶进度，居然将这个夫妻合葬墓毁坏后扔进了石塘。8月20日，苍山县公安局贾庄派出所根据群众举报，将苗某抓获，而苗某也成为临沂市首例因涉嫌侮辱尸体罪被刑拘的人。文/图通讯员朱武涛徐忠合记者曹建民
石塘惊现破损棺椁
25日，记者来到苍山县公安局贾庄派出所，据负责此案的副所长吴启源介绍，8月20日上午10点半，一名村民路过辖区小岭沟东村东边一个石塘时，突然发现3米多深的石塘里被人扔进了棺椁和尸骨，这名村民急忙报警。值班副所长吴启源立即带领民警赶到石塘，发现石塘内的棺椁被人为毁坏，从棺椁的木料上看，应该年代较远，而棺椁附近尽是一些碎棉絮，还有一些被损坏的印有漂亮图案的棉袍，更令民警惊讶的是，虽然棺椁被扔弃好几天，棺椁里一对手臂虽然遭人斩断，但是肌肉组织仍然有弹性。
当地警方调查显示，这是新近被挖掘出来的遗弃的棺椁，尸体是人为毁坏的，此举已经触犯了刑法。民警立即展开走访调查，打听到棺椁是金岭镇村民苗某毁坏扔弃的，20日下午，民警将苗某传唤到派出所。
尸身百年未腐却遭遗弃
据苗某交代，几天前，他家建房在挖地基时，刚挖半米深，就发现了一具棺椁，他打听到此处很久以前是杨姓村民的祖坟地，晚上就告诉了杨姓村民们。警方调查时，杨姓村民称被挖掘坟墓是祖上晚清时期先辈的墓地，下葬时距今已有百余年历史。当天夜里10点多，苗某又找来亲友商量，众人闻听棺椁年代久远，有人建议先把棺椁打开，里面应该有陪葬品。
当日深夜11点多，苗某和亲友把棺椁抬到了空地上，但费了好大劲也没能打开，后来大伙干脆用洋镐把强行砸坏棺椁，发现里面居然有一具用棉被裹着的男尸，令众人吃惊的是，男尸居然肉身不腐，身着深色棉袍，有些破碎的棉袍上还印有图案。男尸旁边还有30多个珠子和圆圈状的东西。苗某的亲友很快把陪葬品拿走，为了赶施工进度，苗某等人把男尸用蛇皮袋装好后扔进了石塘内，装袋时，男尸双手被截断遗落棺椁内，后来苗某等人把棺椁也扔进了石塘。
18日，苗某在挖出不腐尸旁边半米的地方又挖出了一个女墓葬，这才知道原来是夫妻合葬墓，发现女尸只剩骨骸，但墓内有银制凤冠、2个黄色耳环、50余个珠子和1个簪子。苗某的亲友拿走了陪葬品后又把女尸骨丢弃。
当事人犯侮辱尸体罪被刑拘
苗某被传唤后，这些陪葬品很快被民警收缴，在派出所里，记者见到，银凤冠已经被严重损坏，而大量珠子已被风化损坏，仅剩的珠子的做工十分精致，约有花生米大小，木质珠子经过精致雕刻，里面已经被掏空，薄薄的外壳呈菱形状，做工十分讲究。
民警告诉记者，陪葬品也不值钱，但按照杨姓村民族内口口相传的历史，这个墓葬距今已有百余年时间，尸身历经多年居然肉身不腐，很有研究价值，遗憾的是，苗某没有报警采取保护措施，居然人为毁坏扔弃。根据我国刑法第三百零二条规定：盗窃、污辱尸体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近日，苗某被苍山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接受进一步处理。苍山警方称，按照死者后人的意愿，这个夫妻合葬墓的尸骨已被妥善安葬，未请考古人员作进一步研究。

1434.北京市昌平区明十三陵万历帝定陵帝后棺椁

定陵与杠铃
定陵博物馆一经开放，游客蜂拥而至，纷纷踏进这座将近四百年的地下宫殿，要亲眼看一看那壮丽豪华的建筑，一睹帝后的风采，领略一下古代陵寝的气息。
遗憾，在这深达27米的地宫深处，他们看到的只是一座空荡荡的洞穴。后殿的玄堂上，尽管摆着三口巨大的棺椁，但却不是金丝摘木制作，而是用白灰和水泥的复制品。朱红色的棺椁散发着油漆的气味，像是司空见惯的躺柜，静静地摆在游人面前。远古的气息荡然无存，现代化的意味却充溢着整个玄宫后殿。不少游客都满怀失望地问道：“皇帝皇后的原棺原椁哪里去了？打开地宫的时候不是还在吗？”
可是，现在却消失了。
颇具戏剧性的是，它的消失和定陵博物馆的成立，竟是在同一天进行的。
1959年9月30日晨。曾铲下定陵第一揪土的民工王启发，接到博物馆办公室主任的指示：“马上就要开馆了，既然复制的棺椁已经做好，原来的棺椁就没用处了。你带几个人到地宫清扫，把那些棺木抬出来，好迎接领导来检查清洁卫生。”
定陵地宫打开后，大部分民工已回村，只有王启发等几位为发掘工作立下过汗马功劳的人，留在博物馆继续工作。他接到指示，立即召集几个职工，将宫中的棺木抬了出来。
“棺木放在那里？”王启发问主任。
主任将手习惯性地放在额下，作着沉思状，没有发话。
“是不是放在仓库里。要不下雨就淋坏了。”王启发作着提示。
“你先回去，待会儿我再告诉你。”主任终于有了良策。
王启发正在屋里歇息，办公室主任走了进来。“仓库没有地方，你带几个人把它扔出去。”
王启发心中一颤。他想起发掘时白万玉老人经常说的话：“发掘的东西，哪怕是一根针、一块瓦也是无价之宝，千万不能糟踏了。”如今老人走了，这话却在他心中铭记不忘。
“这不合适吧？”王启发没有动。
“什么不合适，让昨干你就咋干，把棺底的铜环劈下来，听我的没错。快去，别耽误了领导来检查。”主任催促道。
王启发不情愿地走了出去。
几个职工围住楠木棺，要取四周的铜环，挥镐劈了起来。沉重的镐头落到棺木上，发出咚咚的撞击声。棺木虽经三百多年的腐蚀，但除外层稍有朽痕外，依然完好如初，坚硬如石，不愧为木中之瑰宝。也无怪乎万历皇帝会选中它来做自己的寿棺。
当职工们将几个铜环劈下来时，已累得满头大汗，气喘吁吁。王启发望着四个硕大的铜环鸣响着落到地上，心中莫名其妙地掠过一丝哀痛。三年的风风雨雨，悲欢离合，有多少人为这座皇陵的发掘付出了心血与汗水。这一切为了什么？还不是要找到帝后的棺椁与尸体吗？
可今天找到了，棺椁就在眼前，却要把它劈开扔掉。这又是为什么？他只读了两年私塾，但已不是开始发掘时那个迷信神鬼狐仙的人了。他对发掘的意义及出土文物的价值，并不太懂，却觉得白万玉老人说得有道理，人家搞了一辈子发掘，还和外国人合伙干过，是内行呵。这个办公室主任从队伍上刚来了几天，能懂个啥？怎么能按他说的蛮干？想到这里，王启发制止了众人，再度来到了办公室。
“主任，那棺木不能再劈了，找个墙角放着吧。”王启发近似哀求地说着。
主任正忙于接待前的准备，冲王启发一瞪眼，说出一句令人心寒意冷的话：“你是不是想留下给自己？”
“轰”地一声，王启发的脑子如同炸开一般，热血骤然升腾起来，脸热得发烫。他想表示点什么，但又想到此时正是自己命运的转折关头，便强按怒火，退出办公室，回到自己的木板房抽起了闷烟。
外面的人见自己的工头已罢工，也放下手中的镐头，提着四个铜环回到了各自的宿舍。
主任见大家四散而去，放下手中的工作，嘴里急呼呼地嘟哝着：“我就不信死了驴就不能推磨了，离了你们地球照样转……”向警卫连走去。
几十名警卫战士跟着主任来到棺木前。“大家辛苦一下，把这些木头板子给我扔了。”主任似乎又回到了过去作为军官的岁月，极为娴熟地指挥起来。
年轻的战士自然不管事情的凶吉，执行命令是他们恪守的天职。何况像这样的卫生清理，对于他们已成家常便饭。
战士们在主任的指挥下喊着号子，将沉重的棺木抬起，来到宝城上。随着主任一声威严的口令”扔——”战士们一齐用力，三具巨大的棺椁被掀下墙外，哗啦啦滚入山沟。
主任眼望着所有的棺木被扔进城外的山沟，才像了却了一件陈年旧事一样，长长地嘘了一口气。
一个星期后，定陵棺木被扔的消息传到夏鼐耳中。这位大师全身发抖，脸色煞白，不停地在房里走动。马上打电话让博物馆重新捡回棺木，加以保护。可是，空荡的山谷早已不见了棺木的踪影。
31年之后，当我来到颐和园，找到当年的发掘队员李树兴了解这段历史公案时，那位主任竟然戏剧性地和我们相遇了。真是山不转水转，天地太大也太小，在这偶然的背后，实在是蕴藏着一种不可捉摸的必然。
当年的主任两鬓雪丝，已经退休了。今天，他正以“老骥伏枥”的精神，为党的事业再献余热。尽管我们知道他为扔棺的事，后来受了个警告处分，从而成为他心中最为敏感的政治伤痛，不便提起。但既然有缘相逢，还是顺便问一句好。
“听说那棺木是你决定扔的？”有点明知故问。
他的脸轻微地抽搐了一下，眼稍掠过一丝淡淡的悲哀与痛楚，声音低沉无力：“就算是吧。”
“怎么叫就算是？”
“其实在扔之前，我已请示过领导，包括文化局领导。你想我一个办公室主任怎么敢作出那样的决定？”他的声音比先前大了些，显然有些激动，“当事情追查起来时，这些领导就不再承认了，我也就只好自认倒霉吧。”
望着他那有些悲怆的面容和真挚的哀叹，我们相信他的话是真实的。如果没有更高层领导的指示，他一个小小的办公室主任，是断然不敢这样自做主张的。可惜没有人再出来承担这个责任，历史的罪过至少在一段时间内，还要记在他的身上。想来他也实在是一个让人同情的悲剧人物。
采访完毕回到城里，我们的心情难以平静，仍在思索着这件事情的前因后果。无论责任在谁，棺木被扔却是事实。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如果一座皇陵博物馆连帝后的棺木都不能容纳，它还能容纳什么？还需要他做什么？烦恼困绕着我们，正在我们百思不得其解之时，电视机里传出了一阵骚乱的杂音。只见一个光着膀子的彪形大汉，正要举一对大得吓人的杠铃。这是在北京召开的第十一届亚运会的实况转播，一场精彩项目的角逐。只见这位运动员活动了一下筋骨，抓把白粉在手中搓搓，潇洒地来到杠铃跟前，弯腰弓背，两手死死抓住铁杠，随着气贯丹田、力运双臂的一刹那，杠铃腾空而起，骤然落在他的肩头；电视机里再度爆发起喝彩嘈杂之声。他想借余力再一用劲，以便将杠铃举过头顶。遗憾的是，他已经做不到了。他的腿哆嗦起来，整个身体都在摇动。尽管他二目圆睁，全神贯注，但自身的筋骨承受不住这强大的压力，意志与精神只得向肉体屈服。杠铃终被扔了下来，险些砸了自己的双脚。这个惊验的动作，冥冥中透出一股强大的难以名状的辐射力，使我们顿悟。电视机中的杠铃和我们发掘的定陵，竟有着某种富有哲理的联系。一座定陵，囊括了华夏民族几千年文化的精髓，无论是它的建筑，还是葬制，都能从中探寻到中华文化的源头和发展脉络，几乎每一件殉葬品都镌刻着苦难的历史足迹和人类行进中的气息，标志着华夏文化与政治制度的成熟与衰亡。对于今天的人们，或许这个包裹太沉重了，沉重得如同运动员手中的杠铃。要背负起这个包裹，就必须具有承受重压的心态和身体素质，以及丰富的经验和精湛的技艺。而那时的共和国，只不过如同一个十岁的少年，骨骼正在成长，肌肉尚未发达，血液仍是鲜嫩的浆汁，虽已漫步行走，却不能健步如飞，十岁少年纵有千里之志，毕竟尚难仓促行进。如果凭一时的兴趣或冲动，其结果必然是步履不稳，像这位运动员对待沉重的杠铃一样，带着无尽的遗憾与痛苦，将包裹扔在脚下。若躲闪不及，伤了自身的腿脚，从此一蹶不振，也未必没有可能。
这一令人回味的哲理，倒是在定陵之外的颐和园得到启示。
真是有趣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