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讲完了，再说说副业。
管仲积极扶持副业生产，强调充分利用自然条件，因地制宜，广开财路，以求国家强盛，人民富裕。

种植桑麻、植树造林、发展渔业、靠山吃山靠海吃海等都是副业发展原则。

@四处瞎逛逛

特别说下管仲对于养猪等家庭畜牧业以及盐业的政策。

既然管仲不把农业作为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那么，国家财政靠什么维持呢？盐，还有铁，也就是山海资源。俗话说的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就是从管仲这里来的。
齐国是沿海国家，盛产海盐，内地国家的盐主要是靠齐国供应。

管仲曾经做过盐生意，当过私盐贩子。他发现，天下所有的盐贩子都是齐国人，盐都从齐国贩到各地。可是，盐的价格始终上不去，因为齐国盐贩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属于典型的内部恶性竞争。

将盐场收为国有，盐的交易由齐国国家专营，大幅度提高价格。于是，财政收入大幅增加。盐业的专营对于齐国百姓来说尽管增加了负担，但是与农业税和商业税的减免对比，显然微不足道。

但是对于其他国家来说，他们就不得不支付更多的盐钱。也就是说，从前齐国的财政收入靠齐国老百姓，现在成了外国人来贡献齐国的财政收入了。

对于铁来说，也是一样收由国家专营。所谓的铁，并不是单单指铁，它包括所有矿山资源譬如金银铜等等。这一项，也为齐国财政带来很大贡献。

正是从管仲开始，其后的几千年直到现在，盐业都是国家专营，因此，管仲被奉为盐政和盐商的祖师爷。

管仲把养猪牛羊马等六畜纳入经济发展的重要部分，对六畜饲养实行保护鼓励政策，反对对饲养六畜征收赋税。

规定：杂草丛生的洼地，不适合粮 食生长，应作为牧场。在春秋两季，把幼畜供应给百姓，把老畜杀掉卖出。同时，建立固定饲养场，设立负责记载繁育并查管牧养事务的 官吏，若此官照料没有折损死亡的，提升一级。这样有利地调动了人们养六畜的积极性，促进六畜兴旺。

控制通货膨胀与金融战

“人 君挟其食，守其用，据有余而制不足，故民无不累于上也。五谷食米，民之司命也，黄金刀币，民之通施也。故善者执其通施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得而尽也。”

换 成今天的说法，那就是货币政策决定了人民群众的财产性收入，好的宏观调控可以通过货币政策来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这样 才能够实现调控的真正目的---对于黄金，管仲认为，国家如果太俭省，黄金的价值就会降低，那么对于国家的事业就会不利；如果太奢侈，那么黄金就会涨价，商品就会贬值，对资源不利。等到商品消耗光了，才发现不足；或者等到产出了，才发现多余，这都是不懂得计量和调节的结果。

要控制通货膨胀，就要限制商品价格，让商家薄利多销。

平衡法是管仲另一项具体的控制通货膨胀的办法，这个办法就是在丰年的时候低价收购农民家中多余的粮食，灾年的时候加价卖给大家，当然，加价的幅度不能太大。这样，即控制了价格的过度波动，国家还有得赚。

楼主一直觉得，《圣经》记载的先知摩西治理埃及的故事是抄袭《管仲子》的。

“齐纨鲁缟”

齐纨、鲁缟是古代最著名的两种丝织品。管仲请齐桓公把服装面料由纨改为缟，命令大臣也要穿缟，于是齐国百姓纷纷效仿，缟价猛涨。

管仲又禁止齐国百姓织缟，反而为鲁缟大开绿灯。鲁国百姓见钱眼开，鲁庄公也贪图赋税，放任全国全力织缟，不种粮食。
一年后，管仲突然拒绝鲁缟。又让齐桓公和大臣们改穿纨。于是，齐国又流行纨，不再穿缟。鲁国的缟堆积如山，却换不来粮食，顿时陷入饥饿之中。最后，鲁庄公被迫屈服，签订了尊奉齐桓公的协议。
通过“齐纨鲁缟”这个外贸阴谋，管仲彻底摆平了鲁庄公。

楼主记得，当年张维迎和林毅夫辩论时候，有一个方面两人开宗明义达成了共识---那就是我国的军工国防工业和视为"第二国防"的公立医疗绝不可以步教育和电信的后尘搞市场化。这也是管仲的思想。

加强军工生产

管仲对军工生产非常重视，他认为打仗需要八个方面的无敌，其中的第二条和第三条就是战车的工艺无敌和战士的武器无敌，因此，军工生产非常重要。

管仲派人收购了天下各地的战车和武器样本进行研究，从各地请来最好的工匠和武器制造专家。鲁国一向是战车的最大生产国，因此，大量的鲁国工匠被高薪挖来。与此同时，大量收购最好的战车生产材料和武器用金属，研制新式武器。
所有生产的兵器参加春秋两季的军事演习，质量上乘的战车和武器才允许入库，不合格的一律淘汰。

齐国的战车质量在很短时间内追上了鲁国，成为当时最好的战车，齐国的武器也是最坚硬最锋利的，齐国的弓箭也是射程最远的。

齐军战力能够在短时间内迅速提升，与他们拥有当时最先进的战车和武器密不可分。

当今中国，不得不翻出圣人管仲的谋略来使用了。

1、把稀土当作管仲的食盐，由国家专营，统购统销，压缩产量，关闭小厂、远厂，对外实行出口配额，甚至暂停出口。提高销售价格，对消耗稀土产品的内资企业减免相应的所得税。
2、准备抛售美元，改为储备黄金、石油、煤炭、钢铁、铁矿石等硬货，什么便宜进口什么，什么昂贵出口什么。
3、在国际钢铁、石油涨价的情况下，暂停进口，宁可不发展，也不能给外国作嫁衣裳。憋死出口国，看谁能熬过谁。等价格跌进低谷，再大量进口、大量储备。

4、责成各行业的工业企业成立全国性的行会，确定各自行业的总产销量，限定各自行业在各地区、各企业的生产能力、销售范围、零售价格；老生产能力的更新、新生产能力的建设、同类商品的进出口数量与价格，必须由本行会裁定。
5、出口企业实行最低工资制（每月3000元），提高国民待遇、提高生产成本，提高出口价格。
6、出口特产，必须由国家统一定价，压缩出口量，如苹果、大蒜、五粮液、猪鬃。
7、取消出口退税政策，取消对外商的一切优惠政策。


8、督促国内各行业协会，经常调查进口对内资企业的冲击，对外广泛开展反倾销——无理也要赖三分。
谁要对中国反倾销，立刻暂停从其一切进口，然后再应对反驳。如果对方无理，则必须追索经济赔偿。
9、禁止外资企业进入国内房地产行业，禁止外国人购买国内房地产。因为，房地产行业最容易产生经济泡沫，最容易被外资忽悠。
10、暂停或者减少对外援助，特别是无偿援助。必要的援助，全部使用人民币；有偿援助，启用人民币贷款。


11、把人民币打出国门，成为国际货币。
与朝鲜、越南、泰国、柬埔寨、巴基斯坦、非洲各国的贸易，必须使用人民币，其它货币（包括其本币）统统拒绝，否则绝交。
与美国、欧洲、日本、韩国的贸易，不肯接受人民币的，中国也拒绝其本币，直接使用黄金结算。来而不往非礼也，你不认可我的，我也不认可你的，这叫对等。如果连黄金都不肯接受，肯定是骗子！

12、重新启动大型飞机研制计划，坚定不移地自制。
首先从波音和空客进口大量维修配件，以维持现有飞机的正常运行。今后，坚决拒绝购买国外飞机。
自制成功后，不仅售给国内航空公司，还要廉价外销，彻底打破波音和空客的独霸局面。占领足够的国际市场份额之后，再提价。

13、把高科技产品和服务变成摇钱树，譬如对外定做尖端武器、火箭、卫星及发射服务，转让航空技术、铁路技术、核技术等等。
14、制止公款外逃。禁止公职人员出国旅游，禁止政府官员的子女出国读书。对于携款外逃贪官，不能引渡的统统暗杀，以儆效尤。
15、对于接纳包庇外国贪污腐败分子的国家，中国也对等接纳包庇他国的贪污腐败分子地，甚至犯罪分子，绝不引渡。

黄仁宇先生是楼主十分敬佩的历史学家，但是我不同意他在名作《万历十五年》里讲中国古代始终没有形成数目字上的精确管理和治国策略的说法。

实际上，顶层设计、政府产业指导政策以及统计学管理在管仲时代已经开始实施了。

“田有轨，人有轨，用有轨，人事有轨，必有轨，乡有轨，县有轨，国有轨。不通于轨数而欲为国，不可。”
什 么是轨？统计。上面一段话就是说凡是需要统计治理国家。统计学，在管仲这里非常重要。

黄仁宇说，中国长期处于封建王朝， 没有现代化的原因，就是因为统计学没有建立起来，“无法用数目字管理”，那是因为后世没有贯彻管子的思想，否则不会是这样。


管仲专门成立了一个负责统计的机构，他们的统计非常全面，人口、土地、产出、总值、男女劳力等等，都要进行统计，之后，根据统计结果进行各方面的决策，同时也根据统计结果来进行下一个年度的预测。这也是现代会计学预算和决算的来源。

统计和预测的结果全部保密，以防止商人从中谋得利益。那么，谁可以从中谋取利益呢？政府。通过统计，政府掌握各种借贷的时机，从而赚取利润。也同样通过统计，国家也设立各种便民措施，譬如到了春天老百姓需要什么，到了秋天老百姓需要什么，所有这些，政府都提前做好准备。

所以，老百姓被政府赚走了钱，无话可说；而政府给他们提供的便利，他们又会非常感激。
最早把统计学原理应用在政府管理中的，一定是管仲了。

反过来说，就知道这两年被曝光的我国东三省的贪官污吏与资本家合谋欺骗国家财政，在宏观与微观经济学统计数据上造假以中饱私囊，以及集体公开贿选有多么可恶了！

楼主还要八卦一个，中国古代的会计学起源是谁？大禹！大禹的陵墓在今天浙商故里--中国绍兴，会稽山下。
会稽就是会计的意思，这是大禹命名的---稽，稽查审计的意思。

大禹治理国家，让各个部族首领诸侯每年来会稽山下汇报述职两次，进行任职考核审计。

管仲是一个规划的高手，因此总能在困难来临之前做好准备。

“春天只有二十五天可以耕种，因此，这二十五天一定要还给老百姓。否则，就会出问题。”

可是，又有别的问题。农民丰衣足食了，他们就会看轻爵位，就不愿意为国出力。怎么办？

管 仲的办法是，耕种的时候政府贷款给他们，秋收的时候用粮食抵贷款。等粮食涨价的时候，让老百姓缴纳兵器，给他们相应价值的粮食。这样，兵器有了，而由于粮 食的差价，国家又赚了，老百姓又亏了，而他们无话可说。这样，丰衣足食又有点仅够花销的意思了，大家对爵位又有了兴趣。

按 照粮食的收成，国家每年应该有十分之三用于储蓄，三年下来就储备了一年的粮食。当遇上天灾没有收成的年份，国家就修建宫室楼台，政府办公大楼，雇用老百 姓，给他们就业的机会。

所以，修建宫室不是为了要好看，而是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的需要。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扩大内需，增加就业，利用这样的形式来把国家的 钱分给大家。二战之后经济大萧条时期，美国就这么干过。

那种不分春夏秋冬都在大兴土木的君主，有钱就盖豪华大楼的政府部门，他们根本就不懂得规划的意义。

福利制度和社会保障

相当健全。管仲的福利制度共分为九种，第一叫作老老，第二叫作慈幼，第三叫作恤孤，第四叫作养疾，第五叫作合独，第六叫作问病，第七叫作通穷，第八叫作振困，第九叫作接绝。

每 个城市都设有“掌老”官，七十岁以上的老人，一个儿子免除兵役，官府三个月送一次肉；八十岁以上，两个儿子免兵役，每月有肉送；九十岁以上，天天有酒肉 送。所有老人去世，国家负责丧葬费用。这叫老老。

我们现在七十岁以上也就享受坐公共汽车不买票而已。

每个城市都设有“掌幼”官，对于家庭条件不好的，三个小孩的就可以免除征收的布帛，五个小孩的政府配备保姆，发给两人份额的粮食，直到孩子长大。再晕，这叫慈幼。

每个城市都设有“掌孤”官，凡是孤儿，有亲戚邻里收养的，收养几个就免几个兵役，“掌孤”官定期了解孤儿收养情况，必要时进行救助，这叫恤孤。


每个城市都设有“掌养疾”官，对于那些因为各种残疾生活不能自理的，住进国家设立的“疾馆”生活，由国家负责养活，直到去世。这叫养疾，就是福利院制度。
每个城市都设有“掌媒”官，负责撮合鳏夫和寡妇，给他们田宅，三年之后还为其中的男人提供公职。这叫合独。

所 谓问病，就是凡士民有病的，由官府来加以慰问。

重病的， 向上报告，国君亲自慰问。

所谓通穷，就是若有贫穷夫妇没有住处的，贫穷宾客没有粮食的，其所在乡里要及时上报。

所谓振困，就是凶年的时候，官府发放仓粮来 救济百姓。
所谓接绝，就是对烈士亲属给以抚恤。


监察巡视制度
管仲规定了八观，就是从八个方面去监察巡视这个国家的情况。


——第十五，干部选拔制度
在人才培养和干部选拔方面，管仲建立了自上而下的监督制度；设立了“庭燎待士”，并配套以“赋禄以粟”制度，还提出了“官事无摄”的主张。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推行了“三选法”的官吏选任制度。
三选制的整个过程包括三个环节：一是乡选，即各乡乡长，各属大夫将本乡、本属内符合任官条件的人才选出，上报国君。二是官选，即把各乡属选出的贤才俊士分配到有关的衙门实习做事，实习期满后，由衙门长官选择其中的优秀者，并写出鉴定书上报国君。三是君选，即国君亲自选拔。

官 选出来的人，有衙门长官的鉴定书，又到原籍查验了历史根基，都确信无疑了，国君便将此人召入宫中进行面试策问。一般是当场提出一些治国理政的疑难问题，让 其说出解决办法，若国君满意其回答，便可任命为高一级的官吏，有的还可以做上卿的助手。这就是君选。

三选制的特点是将推荐与选拔相结合，政绩与策问相结 合，再经过由上而下的往复考察过程，把那些既有治国牧民理论，又有实际工作能力的文人和武士们选拔出来，任以为官，这样就使太公的尊贤尚功路线有了制度保 障。

年终总结和考核制度

年终总结很重要，考核制度很重要，否则谁还干活？
每年的腊月最后五天是年终总结，齐桓公亲自临朝听政，议定罚、罪、刑、杀。

年终总结之后，就是全年考核。每年正月初开始，就是齐国的考核期。考核也是五天时间，也由齐桓公亲自进行。
年前年后这十天，是齐桓公全年最忙的时候，平时基本不用干活，因为管仲内阁把什么都搞定了。


考 核结束之后，开始法律学习班。新的法令在正月初一向百官颁布，但是在初六开始召集五乡乡师和五属大夫进行学习，认真领会法律精神。为什么五乡乡师和五属大 夫要专门有一个学习班？因为他们还要负责把法令传达到各地。


学习班结束之后，五乡乡师和五属大夫回到各自的管辖范围，必须第一时间把新法令公布出去，然后 才能回家，否则这叫做“留令”，属于死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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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以上楼层资料源于《左传》与《管子》。《管子》中许多观点并非史上齐国国相管仲所有，往往是战国时候的思想家附加上去的，但至少证明我国两千多年前，已经具有国际市场以及现代大国战略管理治理意识。

《盐铁论》之前的吕后新政

----楼主觉得，汉帝国里女性地位挺高的，居然可以单独封爵。
而汉帝国的太后们真是一个神奇的群体，大部分真的具有真才实学的治理能力，外戚们也有不少真正的才俊。

其中最突出的就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具有“皇后”头衔的女政治家吕后。后来的薄太后、窦太后们也只不过照猫画虎，延续吕后的方针政策了。

司马迁在《史记·吕后本纪》中对她的评价是“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

吕雉统治期间实行黄老之术与民休息的政策，废除挟书律，下令鼓励民间藏书、献书，恢复旧典，还开放了言论自由--公元前187年，诏令“除三族罪，妖言令”；“减刑，颁布赎罪法”；制定“戍卒岁更”的制度，为后来的文景之治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这里重点说说吕太后改弦更张汉高祖刘邦统治后期抑商法令，“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打击挫伤了商人的经商积极性，亦激化了社会矛盾的政策。

她继续重农之国策，有步骤地放宽经商政策。

《盐铁论》中说：古代普通人要到八九十岁才能穿丝绸衣服，在这以前，只能穿麻衣。所以老百姓称为布衣。吕后统治期间，废除了刘邦制定的这个服饰歧视制度，促进了纺织业的发展。

惠帝、高后时期，虽亦有“市井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的诏令，但朝廷还是“为天下初定，复弛商贾之律”，解除了商人在经济上的重负及对商人的社会性歧视。

惠帝六年(公元前189年)，朝廷还“起长安西市”，使长安成为汉朝经济活动的中心，亦为长安后来成为当时的世界性大都市奠定了基础。

在高后二年(公元前186年)和六年(公元前182年)，朝廷又分别采取“行八铢钱”和“行五分钱”的措施，运用国家权力对货币经济进行管理调控，对稳定币值、平衡物价和促进商品流通起到了积极作用。

《盐铁论》是一部专论政治经济学的书。这比近代西方经济学的起点——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要早一千八百年。

而《盐铁论》和盐铁会议的出台背景是汉武帝穷兵黩武造成了天下财政的枯竭，以至于他自己在晚年发布了自我批评的《罪己诏》。之后的继任者昭帝及霍光等顾命大臣们需要矫枉过正，重振经济实力。

盐铁会议简单地说，就是自古以来可以上溯到先秦俩大经济学牛人的模式差异流派之间的一次汉帝国御前大辩论：源于管仲（官营，顶层设计，政府产业规划）和范蠡（富甲天下的陶朱公，文财神原型之一，民营，自由主义市场经济）。

从高祖、吕后一直到“文景之治”，汉帝国经济政策包括：

鼓励生育，减轻税赋，厉行节俭，积极创建节约型社会，开放一切资源，开放关禁，搞活流通。开放关禁，就是一切都民众开放，制铁、煮盐这类关系到国计民生乃至国家安全的重大行业也全部开放，完全自由市场经济。

在冷兵器时代，铁能私营就跟现在的军火私营是一样的！

到了汉武帝，要跟匈奴打仗，打了四十四年的仗，那就需要钱，得想办法从老百姓手里拿，拿要拿的有道理，直接收税显得笨拙，要如同管子时代一样，想法让百姓捐武器和粮食。

这方法叫均输法。制定者桑弘羊是十三岁就在汉武帝身边工作的政治神童。

他吸纳管子思想，搞了利用行政手段干预市场和调剂物价的两种措施，均输和平准，均输就是在各地设置均输官，负责征收、买卖和运输货物。

地方应交纳的贡物，折合成钱交给均输官，均输官再在各地之间贱买贵卖，调节物价，为国家增加了收入。

平准就是官府负责京城和全国经济繁荣的各大城市的平抑物价工作，贱时国家收买，贵时国家抛售，抑制奸商的投机倒把行为，稳定物价。

全国靠贸易与投机的商人们全都傻了眼，所有的商机都被政府端走了，物价完全由国家操控，他们没了获利的机会，只好回家种地。

算缗和告缗。

元狩四年，在侍中桑弘羊和御史大夫张汤的建议下，武帝颁布了打击富商大贾的“算缗令”和“告缗令”。这实际上是一个“关于征收财产税及打击偷逃财产税的办法的通知”。

揭发有功！

《史记•平准书》记载两项法令基本上包括了四个方面的内容：
（一）凡属工商业主、高利贷者、囤积商等，不论有没有营业执照的（汉代商人的营执照跟户口挂钩另立户口册，叫做市籍），都要据实向政府报自己的财产，按比例上财产税。凡二缗（一缗为一千钱）抽取一算，即一百二十文（一说二百文）。而一般小手工业者，则每四缗抽取一算。“算缗”。就是这么来的。

（二）除了政府官员，杰出青年、荣誉市民和北边骑士外，凡有轺车（即小马车）的，一乘抽取一算；贩运商的轺车，一乘抽取二算；船五丈以上的抽取一算。就是说有车有船的，上税。

（三）隐瞒不报，或呈报不实的人，罚他去边境开荒守边疆一年，并全部没收他们的财产。有敢于告发的人，政府赏给他没收财产的一半，“告缗”就是这么来的。

（四）禁止有营业执照的商人及其家属占有土地和雇佣工人，敢于违抗法令的，即没收其全部财产。
就这样，实际上是在全国掀起了一股声势浩大的收税运动，凡是有钱有物的，就要上税。特别是第四条，彻底断绝了自由主义民营经济的路---汉帝国提前走向了国家资本主义的萌芽。

告发活动开展了三年，全国的有产者很快就都成了无产者了，从前的无产者则变成了国家的“官奴婢”。

汉武帝果断强化中央集权，发动正义的战争，保证国家安全，独尊儒术，统一思想，历史功绩不可胜数，但是他的政策造成的帝国财政危机，在他身后引发了官僚资本代表与民营大资本家（儒商）为首的民意代表之间的大辩论---这就是盐铁会议。

嗯，必须感谢吕太后制定的宽松言论政策带来的汉帝国民主集中制。

这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第一次规模较大的关于国家大政方针的辩论会。

现场的官方代表是宰相田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等。

来自全国的社会贤达、儒商们一共60多民意代表坐在下方。而在角落里，则是负责记录的政府官员---包括写下《盐铁论》的桓宽。会议共进行了两次。

这次会议实际上是一次内部会议，二十多年后桓宽同志的著作泄露了国家机密。

这场口水战把生产销售盐和铁的两个大型国有企业的事，国计民生产业政策等政府的事扩大到整个工商业、经济政策，乃至意识形态上来。

在会议上，贤良与文学等民意代表全面抨击了汉武帝时制定的政治、经济政策。在经济方面要求“罢盐铁、酒榷、均输”。

第一类贤良。贤良的标准是什么呢？这个标准是汉武帝定的，有三个标准，一明国家之大体，二通人事之终始，三通正言直谏者。

根据这个标准，各地选拔和举荐的时候，还增加了一个条件“天下豪富民”，就是有钱 的民营企业家。一般有钱还不行，得是天下豪富民，大马小马柳传志宗庆后梁稳根董小姐任正非级别的！

《杂论篇》里为后人记下一个叫有茂陵唐生的大老板；《汉书》里记载了一个叫魏相的的大老板；后者精通《易经》的，辩论水平极高，竟然，当场悄悄给算了一卦，说了一个预言，没有直说，暗示了一下，会议后的第二年就应验了。其实这个魏先生是西汉时期一个懂得经济预测的经济学家了，实践出真知！他的实力不亚于陶朱公范蠡。


第二类人是文学就是不死读书的读书人。孔子设的四科中，就有文学这一科。

比现在台湾的民意代表以及天涯喷子们要高明得多，这么一场针尖对麦芒的大辩论下来，绝没有一个说脏话、撸起袖子打人、下三路的。

桑弘羊等，站在中央政府的立场,强调法治，崇尚功利，坚持国家干涉经济的政策，对盐铁官营、平准、均输等重大政策措施采取坚决维护的态度，认为它“有益于国，无害于人”，“离朋党，禁淫侈，绝并兼之路”的作用，因而决不可废止。

他在为盐铁官营等政策辩护时，全面地提出了他对工商业的看法。他接受了范蠡、白圭的重商思想和管子的国家经营工商业的思想，所以，他主张“开本末之途，通有无之用”，“农商交易，以利本末”。

但他认为工商业应该由政府控制，发展官营工商业。这样既可以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又可以“排富商大贾”，抑制他们的兼并掠夺，有利于“使民务本，不营于末”，有利于“建本抑末”。


民意代表们、民间大佬们以儒家思想为武器，讲道德，说仁义，反对“言利”（楼主觉得真虚伪），认为实行盐铁等官营政策是“与民争利”，违背了古代圣贤“贵德而贱利，重义而轻财”的信条，败坏了古代淳朴的社会风尚，引诱人民走“背义而趋利”的道路。

他们同时提出了战国以来法家的重本抑末说，实际上是要抑官营工商业，而为私人工商业争取利权，令计划经济向自由主义市场经济转化。

贤良文学还提出“外不障海泽以便民用，内不禁刀币以通民施”的放任主张---就是民间主导国际贸易以及设立可以发行货币的民间银行。

盐铁会议上儒商等民意代表说出了一段千古名言：“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

政府官员从国防的角度解释了垄断经营、加大税收额度和力度是为了增强国力，这样的社会制度是为了保障国家安全。暗指民意代表不爱国。

官员们说，《易经》上说，“通其变，使民不倦。”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是讲商品流通了，老百姓就可以努力生产。但是，必须实施国家垄断！

他们说连《易经》里都说了，市场经济和自由贸易是让老百姓安居乐业和国家发展经济的重要手段，实行垄断官营的政策，正是为了流通积压的货物，促进市场经济和自由贸易。

、、、、、、、

嗯，楼主想说的是，自古以来，道德绑架和偷换概念就是学富五车，才高八斗的人辩论的高段位。

官员说，匈奴又频频骚扰，侵犯我们的领土尊严和主权！

边疆长期驻军，将士们辛苦不说，军属也很不容易，付出很多。
为了不再让人民群众受苦，保家卫国，屯田驻军，进行战略防御，国防开支非常庞大，没有办法，才将盐、铁和酒类由国营专卖，采用了平准法和均输法，以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用于国防，现在你们想废除这个政策，一则会让国库空虚，二则会使边境防御资金短缺，让那些守卫边疆的将士们挨冻受饿。


民意代表们说，和平才是武功的最高境界---古时候崇尚以德服人而鄙视武力。
这一段说明中国古代有着崇尚和平的主流思想，鄙视暴力和战争。

贤良们引用了老子一句：“贫国若有余”。

就是穷大方的意思---他们告诫政府应该君子固穷，赚钱的事业交给民间，官员们千万不能搞权力寻租，政府不能做大BOSS，政府的根本事业是引导帝国的思想道德和文化素质的提升。


官员们引用的这段《管子》的话，依然回避了社会贤良刚才提出的形而上的的问题，而是直接放到了现实上。

“国有沃野之饶而民不足以食者，器械不备也，有山海之货而民不足以财者，商工不备也。”
大致的意思是，国家地大物博，老百姓却吃不饱，那是因为生产工具简陋，物产很丰富，山上有树有矿产，海里也应有尽有，可是老百姓手头却没有钱，那是由于工商业不发达。

官员们接着说，中国地大物博，国土广大纵深，都要靠商业与交通来流通资源，流通各种货物，为人民服务就是政府的职责。所以，武帝设置了汉朝国家铁器与盐巴集团有限公司，行政级别为正部级，统一生产，统一销售，使百姓富裕。这样好的富民政策是全国人民拥戴的好政策。

民意代表说，《公羊传》上说，各地的政府官员如果把心思都放在逐利上的话，那么基层官员人品就很卑下，基层官员人品卑下，基层知识分子就贪财而缺乏道德观，基层知识分子贪财缺乏道德观，老百姓就容易作奸犯科，偷盗乃至造假贩假，干出很多丧尽天良的事情来。最后全国上下假货、有毒食品遍地。

整整辩论了六十个话题。这六十个，一天一个，是两个月，一天两个，是一个月。

社会贤良们提出的恢复“井田制”似乎并不是讲哪种制度的优劣，而是依然是那个老话题“不患寡而患不均”。
对管理者来说，无论是哪种制度都要上税，只要能提高生产积极性就可以，但是，即便恢复“井田制”很好，但也是万万不能的，因为被授予的田宅和爵位是在战争中用性命博来的。

官员举例说明，贫富不一定都是社会是否公正造成的。而是由于个人能力的不同而导致的。让百姓富裕何必一定要用井田制的办法呢？

官员们和社会贤良忽然间把话题放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争论上了，而且把焦点放在了金融国营好还是私营好的问题上。

官员们说，政府如果不参与调整，社会就会出现弱肉强食的事情。所以就会出现有人把够一百年吃的粮食搞到手了，而有的人连糠都吃不上。老百姓不能太富，太富了，连钱都不在乎了，政府就没办法用钱来雇用他做事了；而且他们有钱了，势力太强，他就不把政府放在眼里。

看见了吧，最后一段是楼主认为的亮点！

国家不控制山林河流这些自然资源，就会使管理层得到更多的利益，形成利益集团，影响国家，金融不加以控制，特别是铸钱不控制，就会使真钱和假钱同时在市场上流通。领导干部先富足了，就会互相炫耀奢侈，攀比；富豪们各占有大量的社会财富，就会相互竞争倾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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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意代表说“上好货则下死利也。”这句话，就是马克思说的，只要有超过百分之多少的利润，资本家就会连命都不顾去追逐它。

到此，官员们和社会贤良们在辩论中，已经将观点捏合到了一起，目的基本一致，只是方法不同。都确认垄断的危害。

会议针锋相对的结果，政府只做了稍稍的、无关痛痒的让步：废除酒的专卖和关内（函谷关以西）一个小地区的铁器专卖。而整个国家的经济政策并没有改变。

更难得的是，如果以近代经济学的知识回头来看，《盐铁论》中所记录的古代中国人对经济社会问题的抽象思考与具体意见，也有不少可与现代经济理论相互参证的地方---历史证明，正如汉代桑弘羊说官营产业资金充足，设施完备，“财用饶，器用备”；管理者有比较丰富的经验，工人技术比较全面，“吏明其教，工致其事”；因此产品质量好，“刚柔和，器用便”。这对于工业技术在民间传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是十分明显的，同时也是其他民间生产者所不具备的优势。

迄今我们在讨论政府经济职能的时，切不可忽略这一点---比如这次中美经济战，就实证了林毅夫教授的政府产业引导政策优于张维迎教授的自由市场论。

盐铁会议的后台老板实际上是汉武帝留下的顾命大臣里的两派---桑弘羊等和霍光他的亲家上官桀一派，霍光一派。

霍光是已故的骠骑将军霍去病的异母弟，功勋累累，桑弘羊则是在经济上帮助汉武帝完成四十四年征战史的功臣，两人很快发生矛盾，形成霍光一派，桑弘羊和上官桀一派。这场政治斗争必然要分个胜负。

有史家判断，在全国找六十多位代表来问责，有可能是霍光发动人民群众的力量来打击自己的政治对手。

事起由一个叫杜延年的人，他是霍光的亲信，在昭帝始元六年(前81年)，向霍光建议，“现在年景不好，一些农民还流落在外乡，这些农民工在外边又找不到工作，回家种地又赚不到钱，日子不好过，还是应该恢复孝文帝时的政局，提倡节俭，对下宽和，争取百姓的支持。”
霍光接纳了这个建议，就让各地选人，集中到伟大首都长安开会，一方面了解民意，另一方面靠他们为国家献计献策，通过他们的参政议政，为国家的发展找到一条道路。

旷日持久政治斗争最后的结果是上官家、霍家都先后族灭。

@huiabc168 2018-05-27 18:24:08
老妖，你见了你祖宗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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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话应该我问你才对！

官员们说，政府如果不参与调整，社会就会出现弱肉强食的事情。所以就会出现有人把够一百年吃的粮食搞到手了，而有的人连糠都吃不上。老百姓不能太富，太富了，连钱都不在乎了，政府就没办法用钱来雇用他做事了；而且他们有钱了，势力太强，他就不把政府放在眼里。

看见了吧，最后一段是楼主认为的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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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思考下，今天我们都明白倪光南院士的“技工贸”模式维护我国自主产业尊严与利益，优于柳传志的“贸工技”模式，为何30年前后者就占了上风？柳传志兜售的“国有民营”这样的合理窃据国有资产的说辞，如今依然有王健林等出来站台？

这就是资本做大后尾大不掉，反过来企图以资本操控政府与国策的动向---也就是两千年前桑弘羊等要我们警醒的。

@伤心中国 2018-05-27 21:32:41
补充一下，上文说的牛羊饲养成本高，是指农耕区域饲养成本高，尤其羊是农业青苗的天敌。放在中亚西亚，高不高也只能养牛羊。从这里就可以想到为啥美国人肉食以牛肉猪肉鸡肉（培根）为主了，因为他们是农耕大国，可以有充足饲料养牛养猪养鸡，但无法大规模放养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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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解！其实美国的地理环境以及资源环境整体优于中国。首先，它有俩大洋保护，说白了，它可以远航侵略别人，而他国很难把战火带到美国本土，除非恐怖主义袭击；
其次，美国才是真正人均水平的地大物博----我们说任何资源，都必须考虑人口基数；

美国比中国欠缺的只是人力资源以及中华民族文化渊源带来的智力与情商优势。

中国的人均耕地红线是让我们必须考虑平衡好畜牧业养殖业规模与种类---决不能让动物与人争地争粮食。就这么简单---楼主我从猪肉、牛肉入手，实际上谈的是大国经济策略博弈问题。

我感觉美国在石油问题上的一个策略值得借鉴-----美国的浅层、容易开采的页岩油含量十分丰富，但他们却不急于开采，而是大肆进口阿拉伯国家、拉美国家甚至俄罗斯等的石油天然气，这实际上是对这些资源依赖型经济模式国家采取管仲的“齐纨鲁缟”谋略；

所以，楼主认为中国人自己要做好牛羊与耕地山林之间的平衡，打牙祭吃美国牛肉，汉族坚持猪肉为主要肉类来源，不要让牛羊在自己国土上抢了我们的口粮与耕地。

@轻点哥腰不好： 黑名单 举报 2018-05-26 12:52:42 评论

评论 @四处瞎逛逛：楼主不知道靠天吃饭一亩地出多少斤粮食，古时候为啥人口一直不能飞跃式发展，医疗是一方面战争是一方面，归根到底还是粮食不够，人都不够吃了，还有可能大规模给猪吃？显然古人是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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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俩错了，中国古代鼎盛时期人均粮食占有比现代中国高。

农业的发展，是中华民族历史鼎盛期经济繁荣的基础。

杜甫在《忆昔》诗里说到的：“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 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

那么唐玄宗时代的人均粮食占有量是多 少呢？根据现代学者胡戟先生的测算，大约是700斤。这个数字多不 多？我再举一个数字来比较：一千多年以后，也就是直到1982年，我 国的人均粮食占有量才重新达到700斤。今天，即使经过了改革开放40年的飞速发展，我国的人均粮食占有量也只有800斤。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吴宗国的观点如下：

据统计，开元天宝年间全国的耕地达六亿六千万亩，人均超过九亩，为当今中国人均耕地的八倍。唐朝前期，粟、麦为全国的主要粮食，自唐朝中期开始，南方水稻种植向北方扩展。唐玄宗下令在今河南地区大开水田，大面积种植水稻。

天宝十三载（754年），政府控制的户口更增加到九百一十八万户。事实上，据中晚唐著名学者杜佑估计，当时的实际人户当有一千三四百万户。如果以每户五六口推算，则全国人口当在七千万上下，而长安的人口就在百万以上。当时世界其他国家的人口是什么情况呢？东法兰克王国从塞纳河到莱茵河之间的人口二三百万。直到16世纪，地中海地区人口才五六千万，北非人口则是三百万。当时全世界总人口两亿左右，仅唐朝就占全球总人口的三分之一。

盛唐时代，全国每年粮食产量可达六亿石，约相当于今天的二百五十亿公斤，平均每人占有粮食约三百五十公斤。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由于天时、地利、人和，盛唐的人口数量、耕地面积和单位面积粮食产量都达到了一个良好的比例，这是盛唐得天独厚之处。鉴于唐代亩产争议较少，这里取吴慧的说法，认为唐代人均原粮占有量达到1256市斤。

关于宋代的人均粮食计算，吴慧《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估计：宋代1159市斤。但吴慧的数据采纳了金代的数据跟南宋进行加权平均，而忽视了金人入侵中原造成的破坏。因此，对吴慧的数据进行适当的修改是有必要的。郑正，王兴平利用《宋史卷173•食货上》重新计算了宋代人均粮食耕种面积，并将宋代的人均粮食占有量修正为661.5kg，折合1333市斤。这里采用这个数字。

学界对于明代的粮食生产的讨论，张显清作过一个相当细致的总结：“余也非提出，北方折合今制，每市亩平均产麦，两宋为0.694市石，明清为1.302市石；南方每市亩平均产稻米，两宋为1.387市石，明清为2.604市石。吴慧提出，北宋全国南北平均每市亩产原粮325.8市斤，明代中后期全国南北平均每市亩产原粮346市斤。唐启宇提出，明代较宋代亩产提高50％。曹贯一提出，明后期，折今制，常年稻谷亩产488市斤，旱地麦粟亩产157.3市斤；宋代，折今制，稻谷亩产286市斤，麦粟亩产100市斤。明较宋，稻谷亩产提高70％，麦粟提高57％。姜守鹏提出，宋代亩产量约为165斤，明代为245斤，增长48.5％。李伯重提出，明末江南水稻亩产量约为1.7石(米)，南宋江南平均亩产量应仅为1石左右(米)。郭松义提出，明后期全国南北水旱粮食平均亩产256市斤，每个粮农平均生产粮食6510市斤。他还对每个农业劳动力所产粮食扣除各种开销后所能供养的人数及生活水平作出推算：明后期，平均每个粮农劳动力可养活8.3口人；清乾隆中期，可养活8.9口人；清乾隆末，6口；清末，4.6口。明后期，平均每个粮农人口除自身粮食消耗外，可向社会提供粮食458市斤，清乾隆中期，提供441市斤；清嘉庆中期，121市斤，清末，50市斤。以上数据虽然很难说是精确的，且众说不一，但从这些概数中仍可看到明代粮食生产的总体发展趋势，即粮食总产、单产，明后期较明前期提高，明代较其前代提高；在农业劳动生产率、养活人口数量、向社会提供粮食数量方面，除乾隆中期外，总体上明代高于清代。”。


按照这个总结，这里取郭松义的数字，认为明代人均粮食占有量为1741市斤。


现代中国人均粮食据有量800斤左右，民国600斤以下，晚清861斤，乾嘉时期1021斤，康乾盛世时期1705斤，明朝万历时期1741斤,宋代1300斤，汉代1000斤，盛唐1000斤。如果扣除本身消费,每个粮农年均可向社会提供粮食数分别为:明朝万历时期458斤,康乾盛世时441斤,乾嘉时期为121斤,晚清仅仅为50斤。

@mahao20175 2018-05-27 15:09:45
文盲，单纯的问一句，孰是金贵是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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孰：1.谁，哪一个。 2.什么。 3.用在表示抉择的反问语句中，有比较的意思。 4.古同“熟”，程度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