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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无产阶级革命　唯物史观占据统治地位

唯物史观后来大行其道，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利益博弈到了白热化；在这种背景下，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思想家，有意无意的就把唯物史观推到了极致。

为什么代表工人阶级的思想家，会把唯物史观推到极致呢？
原因很简单，因为工人阶级的大名就叫无产阶级。既然是无产阶级，这个利益群体就没有过多的既得利益，所以他们不怕赤祼祼的谈论利益。

在这种背景下，社会上一切看似神圣的、不食人间烟火的上层建筑，都被他们彻底的市俗化。
总而言之，在这些为了三餐一宿忙碌奔波的人眼中，除了利益，好像就很难知道还有其它的。
总而言之，你不论跟他们讲什么高大上的理论，他们肯定会和你绕到现实利益上。总而言之，我们信你的理论，我们的经济收入会有明显的提高吗？我们的生活水平会有明显的提高吗？

卫道之士面对他们这种愚昧的逻辑，只能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因为利益、利益、利益，利益！你们难道只知道利益吗？
问题是，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思想家，却会告诉他们，我们的目标无它，就是让你们经济收入一天比一天高，生活水平一天比一天好！
总而言之，如果信奉一种思想的结果，就是让我们的经济收入一天比一天少，就是让我们的生活水平一天比一天差，这种思想扯得再高大上，它也是邪教的思想啊！当然了，思想如此，法律也是如此；宗教也是如此；国家、统治者也是如此。
再总而言之，什么思想、政治、道德，能代表我们现实利益，就是好的；否则它扯得再高大上，也不过是在扯淡罢了。

现在，我们先实现一个小目标好了，那就是让我们每天的工作时间，缩短到八小时！
相信一种思想，相信一些政治家，就有机会一天只工作8小时。听到这种好事，那些屁也没有一条的无产者，自然都跟打了鸡血一样。我们必须得知道，大家当时的工作时间，都是10个小时，甚至12、乃至15小时以上。
面对他们上窜下跳的样子，卫道之士都急了，因为你们想让国家规定八小时工作日？你们疯了吗？如果真是这样，我们的国家完了，我们的社会完了，你们也完了！总而言之，你们这些愚昧的人啊，只要你们对政治经济学有基本的了解，就不会提出这种可笑的、无理的要求。

在构建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上层建筑时，最开始是从政治经济学入手的，然后顺着这个缝隙，就开始大举向法律政策方面渗透了。
当时的政治经济学，一直存在一个难以调和认识，那就是国家可以通过法律政策，参与经济运行吗？

一方的观点很简单，那就是不管因为什么原因，国家也不可以通过法律政策的形式参与经济运行。
因为在他们看来，经济运行自有它的客观规律，看不见的手会把它调节的很好，任何人为干预经济的行为，不论它的初衷有多善良，最后都会好心办坏事的。
比如，制订八小时工作日、禁止使用童工，表面上代表了工人的利益，实际上最后会损害工人的利益。
总的来说，国家最好不要人为的干预经济运行，就让看不见的手自己去调节好了。

另一方的观点则很简单，那就是国家必须立法介入经济运行。因为没有法律政策介入经济运行，工人与资本在相关的博弈时，那就会完全处于劣势，他们的劳动时间将会无限延长，他们的收入会被无限压低。
最迫切的事，就是国家必须立法制订八小时工作日、禁止使用童工。
更主要的是，经济危机为什么一再会周期性的出现，原因就是因为工人的工资待遇太低了，在这种背景下，社会的消费能力永远也跟不上生产力的能力。

这两种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很难简单的说谁是谁非，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它的阶级性，谁也能看出来。
一切是显然的，处于老板的角度，肯定会喜欢前者的理论；处于工人的角度，肯定会喜欢后者的理论。
总的来说，在这种争论经中，通常总是屁股决定大脑的。

在这种博弈中，后来有一场非常著名的争论，那就是工人一天劳动多长时间，最为合理的？
一种观点认为，制订八小时工作日非常荒谬，因为通过大量的数据可以证明，资本的利润就是在八小时后产生的，如果制订八小时工作日，会把无数投资者都弄得血本无归，最后工厂不断倒闭，整个社会就完了，工人的利益更无从保障了。
总而言之，就算国家要立法限制每天的最长劳动时间，也应该限定在九小时、或是十小时，因为八小时工作日，它实在不符合经济规律，这样做的结果，肯定会好心办成坏事。

另一种观点，从感情上只会告诉前者，你少扯淡吧！
我们希望国家制订八小时工作日，你们就能计算出资本的利润只产生于八小时之外？你们也太天才了吧！
当然了，争论的时候，如果用这种逻辑，那就等于认输了。
当时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经济学者，他一直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辩护，但是他的政治经济学水平，与对手相比，似乎差着一大截。于是辩论来辩论去，最后竟然发出了怪叫。总而言之，用经济学理论我说不过你，我就和你撕Ｘ扯Ｘ。
问题是，作为经济学家，他为工人利益辩护时，就这种水平，本身证明你就是在那无理取闹。因就类似的事实，似乎可以证明，就你这种政治经济学水平，也想指导国家经济运行，最后只会损害了国家的根本利益，更会损害了工人的根本利益。
所以，类似的辩论工作，一定需要马克思那种级别的学者领衔；总而言之，他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是不是真理，这个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当时，谁敢和他争论，通常不会取得好结果。

在这种争论中，双方的观点谁是谁非，很难简单的判断。但是双方的屁股坐在什么地方，相信大家一眼就可以看出来。
因为一切是显然的，有人是为资方的利益辩护，有人就是为劳方的利益辩护。

代表资方利益的政治经济学专家，通常总会信誓旦旦的说，我们这样说，绝没有任何私心，完全是站在国家、社会、全民的角度思考问题。
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经济学者，通常总会告诉他们，你们的屁股坐在地方，傻子都能看出来，你不用装什么客观。

就好像，老板、工人在劳资问题讨价还价。
老板说，你一天最少得工作十个小时，甚至十三个小时，而且必要时还得加班；当然了，也不要和我谈加班费，因为这是你的义务。
工人说了，我一天最多工作八个小时，加班嘛，必须得给我加班费，而且还得我愿意。
他们谁的要求更合理？这个我们很难简单的去判断。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如果某个人引经据典的认为，工人一天最少应该工作十个小时，甚至十三个小时，还得随时准备义务加班，最为合情合理，它肯定是在帮老板说话。如果有人认为他是为了国家、社会才这样说，多少是有点在扯淡；至于有人认为他是帮工人说话，那更扯淡到了极点。

不管双方争论得怎么昏天黑地，最后的结果大家都是知道的，那就是普遍国家都渐渐承认，“看不见的手”调节经济运行存在太多的弊端。所以国家必须得通过宏观调控参与经济运行，更得用政策法律保障工人的权益；否则这个社会就无法正常健康的发展。

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政治经济学，为什么最终会占据统治地位呢？
这不是简单的因为人们的思想认识、思想道德发生了变化，而是因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产业工人越来越多，他们的生产方式越来越密集，他们在维护自己利益时，更容易实现了普遍的广泛的协作。

其实呢，在工人与资本博弈时，还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争论。那就是工人是否有权通过聚众闹事一类的方式（说得正式点，就是ＸＸ、XX、XX），让资方提高工资待遇呢？

一种学者自然认为，这是非法的，这是绝对不可以的！因为允许这种事，它肯定会严重干扰正常的经济运行秩序，所以政府必须得严厉打击这种行为。

另一种学者则认为，工人必须得保留这种权力，否则在劳资博弈中，工人的权益根本无法保护。关键是，只有工人保留类似的权利，才有可能避免经济危机的周期性出现。

上面两种争论持续多年，最后代表工人利益的理论占据上风，于是所有文明国家的法律都承认工人有ＸＸ、ＸＸ、ＸＸ的权利。
国家的法律发生这种变化，并非人们的思想发生了变化，而是双方力量发生了变化了。

在最初，认为工人应该有这种权力的理论，不要说无法得到法律的认可了，就是敢宣扬这这种观点，也会成为政府打击的对象。总而言之，如果你的影响力不够，政府当时就敢抓你，随便给你定一条寻衅滋事罪，就可以法办你；如果你的影响力够大，政府也会给你一个选择，那就是我们不欢迎你，你可以到别的国家，如果你不愿意，就不要怪我们不客气。当然了，这就是马老太爷一生不幸的重要根源所在。

但是在此过程中，唯物史观开始由马克思系统的整理出来。

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大约有以下几条。

第一条：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相关的利益博弈中。任何一个阶级（处于相同的经济地位，有着共同利益诉求的群体），都想控制国家机器，都制订对自己有利的法律政策。最后谁的目标能实现呢？显然就看谁的力量更强大罢了。
在无产阶级革命时，这一切表现的非常清晰。最简单而言，围绕劳动法的制订，资产阶级、无产阶级都是上窜下跳，折腾了一年又一年，折腾的惊天又动地；最后一系列代表工人利益的政治经济学、法律政策开始占据统治地位。

在此过程中，各种上层建筑的阶级性表现的非常明显。

总而言之，资本家通常都反对国家立法保障工人权益。而且冠冕堂皇的理论很多，最经典的就是这样提高用人成本，普遍工厂都会破产的，到时国家就完了，社会就完了，工人的利益就更无从保障了。
当然了，工人通常都希望国家立法保障工人的劳动权益，总而言之，工人的力量太过分散，如果没有政府出面严厉打击各种黑心老板、血汗工厂，工人就会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

更总而言，资本家通常都反对工人有聚众闹事的权利（美其名曰ＸＸ、ＸＸ、ＸＸ），因为允许工人有这种权利，那整个社会的经济秩序还不大乱了？
当然了，工人普遍希望国家立法承认工人有这种权利。总而言之，工人拥有这种权利，只是为了对付不遵守法律的黑心老板、血汗工厂，绝不会用它无理取闹的。说这一切会扰乱社会的经济秩序，那不过是杞人忧天罢了。

在这个过程中，思想家、经济学家、政治家的屁股坐在什么地方，通常都是可以看到的。甚至而言，政府的屁股坐在什么地方也可以看出来。

顺着这角度，马克思又做出一个经典的论断，那就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总的来说，在不同的经济基础下，就会有不同的阶级（处于相同经济地位下，有着相同利益诉求的人），而不同的阶级，就会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
所有的阶级都会试图让代表自己利益诉求的哲学、宗教、政治、法律、文学艺术占据统治地位。当然了，最后哪种上层建筑会占据统治地位，就看大家博弈的结果了。总的来说，经济上占据统治地位的阶级，在意识形态上，通常也会占据统治地位。

顺着这个角度回看历史，马克思又做出一个经典的论断，人类历史就是阶级斗争史。
总的来说，统治者可以高高在上，绝不是因为他神功无敌，更不是因为人们对他有多忠心。而是因为统治者代表着一种利益分配秩序，而这种利益分配秩序又代表着某些利益群体的利益，所以这些利益群体就会积极维护这个利益分配秩序。
总的来说，大家维护的是一种利益分配秩序，而不是某个人。

正是因为类似的原因，所以许多幼小的孩童，依然可以维持高高在上的权力。
人们尊重某个幼小孩童的权力，并不是因为什么所谓的忠心，而是因为把这个幼小的孩童赶下台，存在的利益分配格局就会被打破。

当然了，也是因为类似的原因，所以许多皇帝虽然丧失了权力，并且被权臣一个劲的欺负，依然可以高高上。
人们依然把这个傀儡皇帝捧得很高，并不是因为所谓的思想在作怪，而是因为把这个傀儡皇帝赶下台，已存在的权力分配格局，就有可能被打破。

一个人想篡夺皇帝的权力，通常并不是简单的在侵犯这个皇帝的权力，而是必然会破坏这个已存在的利益分配秩序。

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更有一个经典的论断，那就是环境决定意识，而非意识决定环境。
这个论断听起来多少有点莫名其妙。但是只要大家能明白上面几个论断，再理解这个论断，应该没有任何难度。因为前面几个论断，显然已清晰明白的说了，各种看起来高大上的层建筑，从来都是屁股决定大脑，而不是大脑决定屁股的。

我一再说历史是上层建筑，所以同一个历史人物、同一个历史事件、同一个社会、同一个时代，在不同的人的笔下，会有着天差地别的不同。
许多人竟然因此说，这是唯心史观。这真是咄咄怪事，如果这都是唯心史观，那还有什么是唯物史观呢？

历史是上层建筑，本身就意味着，控制着话语权的人，拥有历史的记述权、解释权。占据统治地位的历史书，就是由他们所记述。
说到这里，也许有人会说了，司马迁拥有什么话语权了？问题是，我们看到的汉代之前历史，主要就是由他所写。真正的问题在于，司马迁在说话的时候，必须得时刻看好统治者的脸色。有一次，司马迁没有看好统治者的脸色，就去随便发表意见，于是他就被推入了蚕室。面对此情此景，司马迁说，这是我的错、这是我的错，我竟然犯了这种低级的错误。

总的来说，马克思的这些经典论断，在马克思生前，已得到普遍学界的认同。所以不管大家怎么看马克思，都得承认他是一个学界的巨人。

马克思主义一直被西方主流社会视为异端邪说，主要是因为他还有一个更著名的论断。那就是阶级矛盾是不可调和的，我们应该消灭私有制，建立共产主义制度。
如果马克思愿意抛弃这个论断，在现实生活中，应该可以过得更好一些。问题是，如果马克思放弃了这个观点，那他就不是历史上的马克思了。
总的来说，马克思的一生败也由此，成也由此。如果马克思不死守这种观点，他就不会被西方流社会所排斥打压；问题是，马克思成为现代历史上影响力最大的思想家，也主要是因为他死守这个观点。

事实上，不管这个论断是对是错，他显然深远的影响了整个人类的现代史。
我这样说，不代表我认为，如果马克思放弃这个观点，人类现代史就会发生天翻覆地的改变。事实上，这个观点可以影响人类现代史，主要是因为有着它特定的经济基础。

说到唯物史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我国主流的历史观就是唯物史观；但是真正接受唯物史观的人有多少呢？其实非常少。至少离开课堂、离开各种学术场合，在分析历史时，大都是用英雄史观分析历史。
最简单而言，翻开网络大历史版块，扑天盖地的全是英雄史观、唯心史观的内容。总而言之，说到历史社会变迁的原因时，都是人们的思想道德发生了变化，甚至就是因为某些帝王将相的思想道德不同。

更惊人的还在于，当你表达一下唯物史观时，他们就会说，你这是历史虚无主义。因为你标准自己是唯物史观，却认为历史是上层建筑，所以同样一个历史事件、同样一个历史人物、同样一个时代、同样一个社会，在不同的人笔下，就是一个个的罗生门，你这样分析历史，算哪门子历史唯物主义，这不是标准的历史虚无主义者吗？
是的，历史的真相只有一个，但是我们看到记录，通常总会有无数种版本；我们常常能看到一种确切无疑的版本，原因很简单，那就是因为我们看到资料非常有限，如果资料足够丰富，任何一个历史人物、任何一个历史事件，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时代，都会以天差地别的形象出现。
现代史资料丰富，所以任何一个影响时代的历史大人物，都会以会以圣人、邪魔、三七开、四六开的多重形象出现。总而言之，有的历史书中，把他说得如同圣人一样，有的历史书中把他说得如邪魔一样；有人则会说，他们有功有过。他们最后会以哪种形象定格，主要是看话语权控制在哪些人手中。

总的来说，历史是上层建筑，它永远是随着经济基础变化的。
最经典的就是，在传统史书上，虽然对岳飞也微词，但是从来不会有一个历史学者认为岳飞最大的罪恶，就是他镇压杨幺等人的起义，因为在地主阶级控制话语权的时代，这永远不是什么罪恶。但是，后来经济基础变了，所以最权威的宋史专家说到岳飞时，总会免不了说，岳飞一生中最大的罪恶，就是镇压杨幺等人的起义，当然了，这个是受制他的阶级局限性，我们不能苛求。

看完这三节内容，相信大家对上层建筑到底是怎么回事；以及经济基础为什么决定上层建筑，有一个基本的了解了。
接下来的几节，我会试着分析，为什么人类社会的经济基础总会不断的变化呢？
这个问题简单的去说，自然就是生产力在不断的发展，所以人类社会的经济基础就会跟着不断变化。但是这种回答，显然是不足以应对许多人的质疑。
因为在许多人眼中，如果这种理论成立，那相同的生产力阶段，人类的社会就应该是一样的，问题是，谁也知道，人类社会在相同的生产力阶段，存在着明显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是如何产生的？是因为各自地区，出现的英雄人物思想道德不同吗？显然不是的。

请关注下一节，国家的起源与本质（上）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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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经济基础是如何让社会发生变化的

第一节　国家的起源与本质 契约的产物（上）

人类社会变化的主要推动力，永远是生产力！
相对而言，什么伟大的人物，伟大的思想，永远都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社会最重要的、最明显的变化，就是人类活动的范围会必然会越来越大，人类社会的组织必然会越来越大。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活动的范围会从方圆几十里，渐渐扩展到方圆几百里、几千里、上万里的范围，主要是因为三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变得越来越强大，在这种背景下，人类实现空间物移、信息传递时，自然会变得越来越轻松。
第二个原因，就是因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拥有的剩余产品越来越多，人类交换的规模频率越来越大；在这种背景下，人类隔山跨海进行商业活动的动机越来越强烈。
第三个原因，是因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拥有的剩余产品越来越多，人类通过掠夺侵略可能获得的利益越来越大，在这种背景下，人类不远千里万里进行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动机，也变得越来越强烈。
总的来说，着人类生产力的发展，人类活动的范围那是越来越大。

历史上伟大的统治者（我这里所说的伟大，只是说功业，与道德无关），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生于了特定的历史阶段，否则，他纵然神功盖世，也无法实现他的伟大。
最简单而言，如果处于旧石器时代，秦始皇、凯撒、阿育王扎堆组成个兄弟团，也无法建立一个所谓的帝国。因为那种生产力条件下，他们联手奋斗到死，恐怕也就是一个部落首领罢了。
反过来说，当相关地区发展到了青铜器高度成熟的阶段，没有张三、会有李四去实现相关地区的统一。所以，在相关时代，欧亚大陆的主要地区，都实现了某种意义上的统一。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的地方就有纷争。
如果没有一个权威机构的存在，属于人类社会的，恐怕永远是无休无止的混乱纷争。
最开始，人类社会存在的权威机构，只要可以调节方圆几十里范围的利益纠纷就可以了。因为再遥远的地方，和大家好像是没有什么关系。
后来，人类社会需要的权威机构，必须得能调节方圆几百里、几千里范围利益纠纷，否则属于人类的，也是无休无止的混乱纠纷。
发展到现在，人类社会需要的权威机构，必须得能调全球利益。否则整个地球就会乱成一锅粥。

总的来说，有人的地方有就江湖，有江湖的地方就有纷争。在小农社会中，皇权可以得到普遍认可，就是因为我们可以把皇权政治说得一无所是，但是我们必须得承认，在广阔的小农社会里，如果皇权政治突然崩塌了，在它重建期间，属于人类的肯定是一场的灾难，因为在此期间，各种大规模的战争，那就是司空见惯的事。

国家出现，有一个必要的条件，那就是生产力发展到了足够的高度，这个条件是必须的。
在生产力非常落后时，人类的活动的范围就方圆十几里、几十里；可能产生各种联系的人口，也就几千、几万人。这种人类社会组织，再怎么折腾，恐怕也不能称之为国家。
所以国家产生的先决条件，就是人类社会进入新石器高度成熟的阶段，青铜器开始渐渐广泛使用。失去这种必要的条件，比秦始皇牛一百倍的人，也不可能建立起一个所谓的国家。

越来越庞大的国家出现。大约需要两个条件。
第一，生产力大约得达到青铜器高度成熟的阶段、铁器也开始出现了。失去这种背景，一个权力中心，想控制千里万里之外的地方，那就是不可能的事；在这种背景下，奢谈建立一个庞大的国家，就失去了基础。
第二、必须得有一个相对明显的经济、军事重心所在地。有一个相对明显的经济、军事重心，就可以在这里建立一个统治中心，强有力控制广阔的地区。如果没有这种相对明显的经济军事重心所在地，这个地区必然是小国林立，而很难构建起一个统一的社会组织。

秦始皇可以统一中国的基础，是关中地区的经济军事，在战国后期一直对关东拥有绝对的优势；所以秦国不论换多少秦王，也一直可以强有力的打压、蚕食关东各国；等秦始皇亲政时，秦国作为天下唯一的超级大国地位，已无可动摇了，统一天下，就剩下最后的一推了。
从这层意义上，秦始皇可以统一天下。那是因为两个原因。
第一、当时青铜器高度发达了，所以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非常强大，所以上千里万里之外的人群，也可以发生非常紧密的利益往来了。失去这种背景下，秦始皇本事再大一百倍，也不可能实现所谓的天下统一。
第二、秦始皇13岁就是秦王了；如果秦始皇是韩国的国王、或是燕国的国王，他本事再大一百倍，也依然也轮不着他实现所谓的天下统一。

当然了，凯撒之类的人也是如此的。
事实上，在凯撒走上政治舞台前的二三百年时间里，以罗马为中心的地区，在军事政治经济上一直打压、蚕食着周边地区，等凯撒走上政治舞台时，以罗马为中心的地区，已无可争议的是古代欧洲的唯一超级大国了。

总的来说，伟大的人物之所以是伟大的人物，自然是因为他非常杰出，但是更重要的原因，则是特定的环境、际遇。

我们一再说，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没有张三、也会有李四。
许多人总会反驳说，张三是天才、李四是废才，李四怎么能起张三的作用呢？我觉得，这种反驳，其实就是类似于抬杠，因为任何一句话都有它特定的语境。

我们这里所说的张三、李四，无论从哪个角度，也不会有本质的差别。这就好像，拿破仑在正式出道前就死了，另一个扮演拿破仑角色的人，肯定也是一个铁腕的人物，而绝不可能是一个废材，因为在那种背景下，废材怎么可能爬上那个位置呢？

再举一个更生活化的例子，有一部电影，导演开始想请李连杰主演，但是因为各种原因，李连杰不能参演。
在这种背景下，导演就认为，这部电影投资空前巨大、有第一流的编剧、第一流的制作人员、而且演员阵容空前豪华，让谁当主演，也一样能成为经典的。
面对导演这种话，如果有人非要反驳说，你从剧组找个发盒饭的人试？我觉得，这就叫标准的抬杠。
因为谁也知道，即使李连杰因为各种原因不能主演这部电影，这个电影的主角，肯定也是一个无论外型、气质、地位与李连杰相当的影星。一个剧组发盒饭的人，怎么可能代替李连杰主演一部电影呢？

这就好像，当人类生产力发展到了青铜器高度成熟的阶段，庞大的帝国自然会逐步出现。在这种背景下，秦始皇、阿育王、凯撒之类的人因为各种原因缺席，肯定也会有一个与他们地位、能力、气质相当的人去完成这个任务，而在那个时代，与他们地位、能力、气质相当的人多的是。

是不是说得有点远了，我们书归正传。
许多学者都是从这个角度解释国家的起源与本质。
换而言之，随着人类社会剩余增多，人与人的关系必然普遍恶化，如果没有一个强大暴力机构存在，人与人之间就会像狼一样的彼此看着对方，谁也会不丝毫的安全感。
在这种背景下，人类就需要通过契约关系，建立一个大家普遍认可的社会秩序。而想实现这一切，就需要授权一些人建立一个拥有众多暴力机构的国家机器。
这种解释，虽然已把国家定义成了暴力机器，而且是调节人与人利益关系的产物，但是这种解释，显然非常浪漫的。因为在这里面，它主要的字眼是契约、是保障大家的共同利益。而我们非常熟悉的、关于国家的定义，则显然没有这样浪漫。
我们非常熟悉的，关于国家的定义是：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在这种解释中，国家作为调节利益关系的特质，依然被清晰的展示出来，关键是它不再以维护大家共同利益的形象出现，而是以压迫工具的形象出现。

在这一节里，我先从交通媒介的发展，分析国家的起源与本质，所以就从契约论的内容入手。关于阶级压迫工具的内容，我放到下一节，这里就不多说了。

以人类活动范围的变化，分析国家的起源与发展。大约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人类的活动范围也就是方圆十几里的范围；毫不夸张的说，也就是一个村落水平罢了；更主要的是，当时所谓的国际社会，恐怕也就是方圆的百十里的范围，毫不夸张的说，也就是一个县级地区罢了。
在这个阶段，一个统治者任他有通天的神功，也不可能建立一个帝国。事实上，在这个阶段的权力者，称他们为统治者都有些滑稽，因为比较符合他们身份的词，其实就是首领、酋长。
这个阶段的权力者，并不神秘，因为他们与普通人并没有明显的界限，他们依然是劳动者、战士，只是因为表现优秀，所以开始担当一定的管理职责。在这种背景下，世袭制就是一件不可以想象的事。
在这种背景下，谁敢高呼世袭制有理，肯定会被当场打死的，因为你想这样欺负人，你考虑过别人的感受没有？所以此时的政治思想，都是原始的民主政治思想；总而言之，首领的地位，有能者居之，无能者下来。
此时对应的政治组织，套用学术名词，就是部落、部落联盟。
此时的阶段，对应的生力水平，大约也就是旧石器工具阶段。总的来说，它就是原始社会。

此时的上层建筑非常简单。
因为调节这种简单的社会，约定俗成的禁忌、道德、首领的权威、就可以胜任了；绝不需要各种复杂的专职的暴力机构、也不需要复杂的法律条文。因为这样小的群体，有啥事召集大家开开会，一块举手表决就可以了。

人类社会处于第一个阶段时，权力主要以首领权力的形式出现。首领形式的权力，主要是靠人的体力、智力、勇气、魅力维持；这种权力覆盖的范围非常有限，至少用这种权力形式，想管理几百里以外的地区，是绝对不可能的。
人类社会发展到第二个阶段时，权力主要是以职务的形式出现。职务为形式的权力，主要各种机构维持的，这种权力可以覆盖的范围上，从理论上是无边无沿的，只要你的机构设置的足够大、足够精妙，只要你的交通、媒介手段够先进。

权力主要以首领权力形式出现时，它通常总是民主的政治形式。
因为首领形式的权力，对个人的要求非常高，一个人的体力、智力、勇气、魅力不够，他的权力就会消失。
但是当权力，渐渐以职务的形式维持时，它渐渐就会进入专制、世袭的政治形式。
因为职务的权力，对个人的要求不是很高，因为这种权力主要是靠各种机构维持的，只要相关机构设置的足够精妙，一个不懂事的孩子，也可以高高在上。
到了此时，权力终于开始渐渐向专制、世袭的方向发展了。

当权力主要以首领形式出现时，它并不神秘，因为它覆盖的范围有限，所以人们可以清晰的看到权力的本质。
但是当权力主要以职务的形式出现时，它渐渐就会变得神秘，尤其是当相关的机构越来越庞大时，人们更会觉得它神秘异常。因为高高在上的权力者，一言一行可以左右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人，可以让几百里、几千里外的人服从自己。这一切想一想，也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如果高高在上的权力者，是一个年幼的孩子时，更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了。

是不是说得有点远了，我们再顺着前面的话题说。
随着人类生产力水平的发展，人类社会就会进入第三个阶段。

进入第三个阶段，人类活动的范围就可以达到几百里了。简单说，怎么也相当于现在市级地区吧。而当时所谓的国际社会呢，大约就有上千里的范围了。称此时的国际社会为天下，应该不算太夸张了。
进入这个阶段的权力者，就是标准的统治者了，而且变得越来越神秘了。因为此时的统治治与普通人相比，已有了不可逾越的鸿沟，因为在自己集团内部，各种权力者的终身制世袭制，已变得完全合法了。

此时对应的政治组织，不论从哪个角度，也可以称之为国家了。但是这种国家，还受制于交通媒介落后，所以从表面上看，它好像是一个国家，其实是一个有着强大权威机构的国际社会。总的来说，各地都拥有巨大的自治、独立性。
此时的阶段，对应的生产力水平，大约是青铜器发展的阶段，对应在中国的历史，大约就是夏、商、周的历史。
分封制的国家形式，并不是简单的受制于人们思想，而主要是受制于交通媒介。在这个生产力阶段，比秦始皇再伟大一百倍的统治者，也无法建立一个中央集权格局的帝国。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社会就会进入第四个阶段。
在这个阶段，人类活动的范围越来越大，而且联系越来越密切。在这种背景上，一个统治机构，可以直接覆盖的范围越来越大，到了此时，建立传说中的帝国终于成为可能。
这个阶段对应的生产力水平，大约是青铜器高度发达、甚至铁器也开始渐渐普及了。
进入这个阶段后，随着生产力发展，经济基础还会有许多变化，并且会引起上层建筑的变化。但是这种变化，不再非常直观，所以这里就不多说，因为说得越多争议越多。

这里介绍这四个阶段，只是希望大家知道，社会的发展，主要是靠生产力发展推动的，不是靠人类的思想推动的，更不是靠某个大人物的思想推动的。
因为类似的原因，在细节上，可能有些粗糙，希望所谓的有识之士不要和我抠着字眼讨论。

这四个历史发展阶段，随便翻开一本历史地图册，大致流览一遍，就会有非常直观的感觉。
开始，整个欧亚大陆，就象一个无边无垠的大海；人类社会是以一个点、一个点的形式存在着，就象汪洋大海中的小孤岛。
后来，这些小孤岛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最后形成一个个的文明区域，但是如果说欧亚大陆是一个边无的大海，那人类社会依然还象一个个的孤岛，只是他面积越来越大，而且联系越来越广阔。
再后来，几条大河流域附近，形成了庞大的文明地域。这种发展过程，绝不是因为出现了某个伟大人物，而是因为人类在应用石器工具时，积累出越来越多的经验，让这种工具越来越有利于改造自然；而且在此基础上，开始学会加工金属工具、并且积累的经验也越来越多。

为了让大家历史有更直观的感觉，我接下来拿中国历史疆域的变化说事。
最开始，我们所谓的天下，只是黄河中游那片地方（夏）；后来的天下，变成了黄河中下流那片地方（商）；再后来，则变成了黄河上游、中游、下游那片地方（周）。
再后来呢，长江一线，也开始渐渐进入文明范围（春秋战国）
进入这个阶段，因为生产力发展，所谓的天下经济、战争交流越来越普遍、越来越广泛，所以建立庞大帝国的基础渐渐成熟。于是秦国出现了。

再后来呢？长城以北地区，也终于开始进入这个文明圈子，虽然它还是以野蛮人的形象出现，但是它也形成了庞大的、统一的政治组织（虽然还是比较松散），并且能与中原王朝相提并论了。
再后来呢？西域也开始进入了这个文明圈子，并且与中原王朝有了广泛、普遍的往来。
再后来呢？青海、青藏高原也进入了这个文明圈子，虽然它们还是野蛮人的形象出现，但是它们显然与中原王朝的经济、政治、军事往来越来越密切越来越普遍了。
再后来呢？中原王朝与中国历史疆域之外的地区，也开始有着越来越广泛普遍的接触了。

这种变化，绝不是某个天才人物产生的结果，而是人类生产力缓慢积累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