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毛笔记
@楼主五毛我三分 2011-05-22 22:15:53
“我的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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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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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似乎是毛泽东第一次间接地表达自己对于孙中山的看法，看不出有什么正面的评价。如果进而对比两个人的成长经历与其后的革命作风，毛泽东的这种对于孙中山的看法，便对毛泽东的这种态度容易理解了。
终其一生的革命活动，孙中山无不是在外部寻求革命的力量与支援。他本人并非华侨，然而共同的中国人身份，共同的西方文化认知使他拥有着与华侨沟通的天然优势。寻求华侨甚至是外国政府的支持，一方面注定了他的类似于缘木求鱼的困境，另一方面也注定了他的声名远播。
作为一面屡败屡战而且从未在失败后倒下的革命旗帜，孙中山无疑是令人尊敬的。但是作为这样伟大而且享誉世界的革命家，他在实际政治上的成就似乎难以与之匹配。
在年轻的毛泽东看来，无论是袁世凯还是孙中山，他们都没有理解什么是天下的大本大源，甚至也没有了解大本大源的愿望与想法。以这样的情形来治理天下，哪有成功的道理？
而真正的大本大源究竟是什么，作为评论者的毛泽东，此时他也不知道。但是与他们相比，至少他有着探索大本大源的愿望，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和他们比起来，他还这么年轻。
通过报纸，他早已了解了袁世凯，孙中山，康有为的主张，也早已不再是当年把孙中山康有为梁启超的见解主张拿来一锅煮的青涩少年。一方面，他显然正在以自己的农民学者的思维，来不自觉地要求，评判这几个当代伟人。如果他们那些好听的理论，学说，口号不能够打动天下人心，不能够落到实处，这些好听的东西有什么意义？另一方面，这样混乱的局面，黑暗的社会现实，到底是什么才能够真正打动天下人心？
杨先生教的是伦理学。毕业班的教材选用的是德国哲学家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此书由蔡元培以日译本翻译而来。这是一本关于人生观，道德，善恶，快乐主义，悲观主义，利己与利他，义务和良心，意志与情感，以及人的肉体生活，经济生活，精神生活的哲学著作。毛泽东怀着极大的兴趣精心研读此书，在书中写下了大量的批注，也同时留下了解读他精神成长历程中的另一把钥匙。
关于善与恶：自利固然是人的本性，承认它，是善；不承认它，是虚伪，是恶。借利他之名行利己之实，这是大虚伪，世界上这样的事何其多！
由于他本人鄙薄物质享受，所以便认定所谓的自利，主要利自己的精神，而肉体并没有利之的价值。他的所谓“货色两关打不通，其人不足道也”的论断，其中的货色正是指物质享受。红烧肉虽然美味可口，却绝不是能够谈论的话题，更不是追求的目标。而君子好逑的窈窕淑女虽然打动人心，其最终最美好的结局也不过是两情相悦，“一晌贪欢”。打通货色两关也正是对这种短暂的肉体之乐的价值超越。
对于芸芸众生而言，多少人正是因为未打通货色两关而徒然耗费青春年华，最终未能充分挖掘出自身的潜力与天分？对“货”的无穷贪欲，对“色”的尽情放纵，毁了多少人的大好前程？
而对于年轻学生毛泽东而言，与“货色”相比，精神上的愉悦与成功才更加持久，更加令人神往。 而这正是一个人的真正价值所在。
在他看来，个人有无上的价值，凡是压抑个人，违背个性者，罪莫大焉。所以我国的“三纲”必须去除，而教会，资本家，君主，国家这四者，也都是天下的恶魔：我以前主张无我论，以为只有宇宙而无我。现在知道这是不对的。我就是宇宙。每一个“我”集合起来，便是宇宙。没有“我”，便没有“每一个我”，也便没有宇宙。所以宇宙间可尊者，可畏者，可服从者，唯有“我”。人类存在的目的，就是实现自我而已。成人之美，舍己救人，为他人谋幸福，都是为了实现自我，满足个人精神的需要，达到自利的目的。这就是“精神自利主义”。
多年以后，共产主义精神似乎成功地覆盖了他当年的这种“自我”与“精神自利主义”，可是仍然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把他领导下的中共的成功解读为他实现自我的过程。在更多年之后，整个中国大地上传唱着“他为人民谋幸福”的歌曲时，不知他曾作何感想？回望他年轻时代的这种观点，经过多年全身心投入的苦心经营而收获了一个国家之后，他的自我将以何种方式而回归？
他极力赞同泡尔生的世界上一切事业及文明都起源于抵抗与冲突，并进而以充满着十足中国古典味道的文字发挥道：河出潼关，因有太华抵抗，而水力益增其奔猛；风回三峡，因有巫山为隔，而风力益增其怒号。继而，他引申到社会领域：和平与战乱的交替，是自然的法则。人们常常讨厌战乱而渴望和平，却不知道战乱也是历史的过程，自有它现实中的价值。我们读历史，总是赞叹战国时期，刘项相争之时，三国竞争之时，事态百变，人才辈出，令人喜读，因为这才是历史中最精彩的篇章。
有了这样对抵抗与冲突的认识与热爱，他发明了属于自己的风浴，日光浴，暴雨浴，也在这一时期创造出他最著名的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中的其乐无穷的名言。这是他面对挫折时的内心被冲撞出的激情——古人的抵抗与冲突，形成了精彩的历史，而当自己面临着剧烈地冲突与压力的时候，在这种美妙的历史瞬间，自己将会创造出什么样的精彩来？他对于历史的热爱也大都由此而来。他本人面对挫折之时不仅没有气馁，反而总是能够百折不挠，向着即使是微弱的希望前进。这时候建立起来的哲学思想，无疑深深影响了他的一生，使得他在挫折面前充满着勇气。而正是这种勇气与毅力，使得他后来能够一次次把频临危亡的政党团队的生命线延续下去。
从幼年承受来自父亲的约束与压力而不自觉地产生的反叛，到一次次成功地战胜貌似强大的父亲，再到终于能够在乱世中的象牙之塔中与天地，与大山急流狂风骤雨去搏斗，到今天终于坐下来静静地沉淀，思考所有挫折，抵触，对抗的根源，从感性到理性，从感觉到思考，他几乎已经把所有自己所经历的斗争与史书上所读到的斗争全部都清理了一遍，消化了一番。
冲突与抵触无不来源于乱世。
他悟出了“乱”在历史中的作用。在他看来，“乱”才是历史的精华章节。很显然他已经无比清楚地明白自己正处于这样的历史精华章节之中。这是他后来能够坚定勇敢地拥抱这乱世的哲学基础之一。
虽然毛泽东精研这本《伦理学原理》，但很显然这本书的理论还远远不是他所寻找的大本大源。
而真正打动天下的大本大源，究竟是什么？他所盛赞的曾国藩收拾洪杨一役完美无缺，而引导曾国藩走向这巨大成功的背后的大本大源是什么？究竟是一股什么样的力量，让曾国藩能够把形形色色的湖南士兵在精神上统一起来并凝聚为所向无敌的战斗力？为什么他认定今人之中并没有人能够像曾国藩那样把一场战争指挥得那样圆满？
要理解毛泽东对于当世军人的这种论断，这还得从民国年间军阀，士兵与战乱的状况说起。
终其一生的革命活动，孙中山无不是在外部寻求革命的力量与支援。他本人并非华侨，然而共同的中国人身份，共同的西方文化认知使他拥有着与华侨沟通的天然优势。寻求华侨甚至是外国政府的支持，一方面注定了他的类似于缘木求鱼的困境，另一方面也注定了他的声名远播。
作为一面屡败屡战而且从未在失败后倒下的革命旗帜，孙中山无疑是令人尊敬的。但是作为这样伟大而且享誉世界的革命家，他在实际政治上的成就似乎难以与之匹配。
在年轻的毛泽东看来，无论是袁世凯还是孙中山，他们都没有理解什么是天下的大本大源，甚至也没有了解大本大源的愿望与想法。以这样的情形来治理天下，哪有成功的道理？
而真正的大本大源究竟是什么，作为评论者的毛泽东，此时他也不知道。但是与他们相比，至少他有着探索大本大源的愿望，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和他们比起来，他还这么年轻。
通过报纸，他早已了解了袁世凯，孙中山，康有为的主张，也早已不再是当年把孙中山康有为梁启超的见解主张拿来一锅煮的青涩少年。一方面，他显然正在以自己的农民学者的思维，来不自觉地要求，评判这几个当代伟人。如果他们那些好听的理论，学说，口号不能够打动天下人心，不能够落到实处，这些好听的东西有什么意义？另一方面，这样混乱的局面，黑暗的社会现实，到底是什么才能够真正打动天下人心？
杨先生教的是伦理学。毕业班的教材选用的是德国哲学家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此书由蔡元培以日译本翻译而来。这是一本关于人生观，道德，善恶，快乐主义，悲观主义，利己与利他，义务和良心，意志与情感，以及人的肉体生活，经济生活，精神生活的哲学著作。毛泽东怀着极大的兴趣精心研读此书，在书中写下了大量的批注，也同时留下了解读他精神成长历程中的另一把钥匙。
关于善与恶：自利固然是人的本性，承认它，是善；不承认它，是虚伪，是恶。借利他之名行利己之实，这是大虚伪，世界上这样的事何其多！
由于他本人鄙薄物质享受，所以便认定所谓的自利，主要利自己的精神，而肉体并没有利之的价值。他的所谓“货色两关打不通，其人不足道也”的论断，其中的货色正是指物质享受。红烧肉虽然美味可口，却绝不是能够谈论的话题，更不是追求的目标。而君子好逑的窈窕淑女虽然打动人心，其最终最美好的结局也不过是两情相悦，“一晌贪欢”。打通货色两关也正是对这种短暂的肉体之乐的价值超越。
对于芸芸众生而言，多少人正是因为未打通货色两关而徒然耗费青春年华，最终未能充分挖掘出自身的潜力与天分？对“货”的无穷贪欲，对“色”的尽情放纵，毁了多少人的大好前程？
而对于年轻学生毛泽东而言，与“货色”相比，精神上的愉悦与成功才更加持久，更加令人神往。 而这正是一个人的真正价值所在。
在他看来，个人有无上的价值，凡是压抑个人，违背个性者，罪莫大焉。所以我国的“三纲”必须去除，而教会，资本家，君主，国家这四者，也都是天下的恶魔：我以前主张无我论，以为只有宇宙而无我。现在知道这是不对的。我就是宇宙。每一个“我”集合起来，便是宇宙。没有“我”，便没有“每一个我”，也便没有宇宙。所以宇宙间可尊者，可畏者，可服从者，唯有“我”。人类存在的目的，就是实现自我而已。成人之美，舍己救人，为他人谋幸福，都是为了实现自我，满足个人精神的需要，达到自利的目的。这就是“精神自利主义”。
多年以后，共产主义精神似乎成功地覆盖了他当年的这种“自我”与“精神自利主义”，可是仍然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把他领导下的中共的成功解读为他实现自我的过程。在更多年之后，整个中国大地上传唱着“他为人民谋幸福”的歌曲时，不知他曾作何感想？回望他年轻时代的这种观点，经过多年全身心投入的苦心经营而收获了一个国家之后，他的自我将以何种方式而回归？
他极力赞同泡尔生的世界上一切事业及文明都起源于抵抗与冲突，并进而以充满着十足中国古典味道的文字发挥道：河出潼关，因有太华抵抗，而水力益增其奔猛；风回三峡，因有巫山为隔，而风力益增其怒号。继而，他引申到社会领域：和平与战乱的交替，是自然的法则。人们常常讨厌战乱而渴望和平，却不知道战乱也是历史的过程，自有它现实中的价值。我们读历史，总是赞叹战国时期，刘项相争之时，三国竞争之时，事态百变，人才辈出，令人喜读，因为这才是历史中最精彩的篇章。
有了这样对抵抗与冲突的认识与热爱，他发明了属于自己的风浴，日光浴，暴雨浴，也在这一时期创造出他最著名的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中的其乐无穷的名言。这是他面对挫折时的内心被冲撞出的激情——古人的抵抗与冲突，形成了精彩的历史，而当自己面临着剧烈地冲突与压力的时候，在这种美妙的历史瞬间，自己将会创造出什么样的精彩来？他对于历史的热爱也大都由此而来。他本人面对挫折之时不仅没有气馁，反而总是能够百折不挠，向着即使是微弱的希望前进。这时候建立起来的哲学思想，无疑深深影响了他的一生，使得他在挫折面前充满着勇气。而正是这种勇气与毅力，使得他后来能够一次次把频临危亡的政党团队的生命线延续下去。
从幼年承受来自父亲的约束与压力而不自觉地产生的反叛，到一次次成功地战胜貌似强大的父亲，再到终于能够在乱世中的象牙之塔中与天地，与大山急流狂风骤雨去搏斗，到今天终于坐下来静静地沉淀，思考所有挫折，抵触，对抗的根源，从感性到理性，从感觉到思考，他几乎已经把所有自己所经历的斗争与史书上所读到的斗争全部都清理了一遍，消化了一番。
冲突与抵触无不来源于乱世。
他悟出了“乱”在历史中的作用。在他看来，“乱”才是历史的精华章节。很显然他已经无比清楚地明白自己正处于这样的历史精华章节之中。这是他后来能够坚定勇敢地拥抱这乱世的哲学基础之一。
虽然毛泽东精研这本《伦理学原理》，但很显然这本书的理论还远远不是他所寻找的大本大源。
而真正打动天下的大本大源，究竟是什么？他所盛赞的曾国藩收拾洪杨一役完美无缺，而引导曾国藩走向这巨大成功的背后的大本大源是什么？究竟是一股什么样的力量，让曾国藩能够把形形色色的湖南士兵在精神上统一起来并凝聚为所向无敌的战斗力？为什么他认定今人之中并没有人能够像曾国藩那样把一场战争指挥得那样圆满？
要理解毛泽东对于当世军人的这种论断，这还得从民国年间军阀，士兵与战乱的状况说起。
@齐国之都 2011-05-23 19:56:21
楼主说感谢我提供的萧瑜和陶斯咏的资料。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楼主实际感谢的是我对他们二人的评论。楼主写这个帖子，不提这些事情是对的，否则会冲淡主题。我做这些评论是想说不是一个人只要有才就能成事，要成大事自身还要具备其他一些重要素质。楼主正在写这些重要素质。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楼主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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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感兴趣的是对比——同样的时代，相似的经历，为什么毛泽东干出了天大的事情，而另一些天分并不比他差的人却最终在历史种或淹没，或走上了岔道。比如萧瑜，比如张国焘。
俗语云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其实对于人，又何尝不是？
以中国之大，即使是在那个年代，我也相信毛泽东并不是最聪明的那一个。要找出同时代比他更聪明的人，实在不难。
历史选择了毛泽东，是历史本身的必然。而在许许多多的关键点上，毛泽东一次次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不仅仅是因为他的素质，更因为他早早的触摸到了中国社会的密码。
。。。。。。
楼主说感谢我提供的萧瑜和陶斯咏的资料。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楼主实际感谢的是我对他们二人的评论。楼主写这个帖子，不提这些事情是对的，否则会冲淡主题。我做这些评论是想说不是一个人只要有才就能成事，要成大事自身还要具备其他一些重要素质。楼主正在写这些重要素质。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楼主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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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感兴趣的是对比——同样的时代，相似的经历，为什么毛泽东干出了天大的事情，而另一些天分并不比他差的人却最终在历史种或淹没，或走上了岔道。比如萧瑜，比如张国焘。
俗语云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其实对于人，又何尝不是？
以中国之大，即使是在那个年代，我也相信毛泽东并不是最聪明的那一个。要找出同时代比他更聪明的人，实在不难。
历史选择了毛泽东，是历史本身的必然。而在许许多多的关键点上，毛泽东一次次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不仅仅是因为他的素质，更因为他早早的触摸到了中国社会的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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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篇：军阀，内战，士兵及其他
辛亥革命之前的中国是一个中央集权制的国家。北京不仅是全国统一行政系统的最高点，同时也是全国的礼教，政治，文化传统的中心，是这个国家的心脏。各省在行政上不是一个独立的行政系统，而是接受中央政府的领导。1895年的甲午战争，特别是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之后，北京中央政府的权威地位开始动摇。历时30年的洋务运动没有能够保全国家民族的利益，而其后的戊戌变法更是以宫廷政变这种出人意料的方式结束。宫廷政变的胜利可以让保守的统治者苟延残喘，却注定无法释放整个社会日益增长的对抗与压力。改良者们要求成立学会，国会，省议会和立宪，而革命者则迫切要求改变国体政体，推翻“劣等的”的满族统治“优秀的”汉族的局面。在这种状况下，专制集权政府的处境日益艰难。
事实上清政府本身也在努力改革。然而这种缺乏内动力的改革，当政策一旦触及当权者的利益，便无一不无疾而终——让当权者主动放弃手中的权力，改变现有的利益格局，注定是艰难的。
一系列不彻底的改革让改良者彻底失望，也更坚定了革命者决心推翻这个王朝的信念。
1911年，随着武昌起义的发生，王朝政权正摇摇欲坠。在这种情形下，主张改良者与革命者终于能够暂时性地站到了一起。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辛亥革命应该称为辛亥中和，而其革命性也必将大打折扣。在革命与改良的综合影响下，中央政府与各省级之间关系领导关系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在武昌起义的鼓动下，一些省份纷纷宣布独立。正是思想开明进步的绅士与拥护同情革命的军队以及反满秘密结社领导下的群众共同促成了各省的独立。绅士们一面要派兵对抗中央，一面要派兵镇压群众以保卫自己的生命，财产和现有的利益格局，军队于是开始成为他们必不可少的工具。
然而各自为政各怀心思的绅士们本身注定难以团结到一起。也许有少数人真心支持革命，然而更多的人则是首鼠两端。宣布了独立却又立即求皇帝宽赦，请求了宽赦却又要求皇帝批准他们的独立，这样的事情在今天看来完全是政治玩笑，而在革命中的各省，这种事却屡屡发生。
绅士阶层如此，原本就主张革命的秘密结社的会党也没有好到哪里去。混乱的局面下，他们生活腐败，四处捣乱，根本就没有建设新政权的蓝图。
而至于那些群众，则糊里糊涂地成为这场革命的牺牲品。
孙中山把总统职位让给袁世凯之后，为了限制总统权力，革命党人费尽心机制定出了《临时约法》。然而由于缺乏管理国家的实际经验，临时约法对于省的建制，省级与中央的关系这些重要的施政领域，只字未提。
在省一级，行政与军政的职权如何划分？省级长官是各省民选还是中央任命？地方上希望分权，中央则希望集权。而这个重要权力领域却最终成为灰色地带，从而为后来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衍生出诸多纷争埋下伏笔。
%1914年，总统袁世凯修订了《临时约法》，正式赋予大总统中央集权，可以任免文武官员，然而已经下放了的地方权力却再也难以收回。县财政不上交省，省财政不上交中央。不交田赋的最大受惠者是地方绅士，贫困的中央政府只好借债度日。
吊诡的是，当中央把盐税交给外国人管理之后，中央的财政困窘大为缓解。地方军人绅士随即不敢随意截留盐税收入。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这才逐渐好转。
中央不能控制地方，法律无法控制派系，任何一个庞大的国家在这种情况下只能落入分崩离析的局面。
虽然各省的情况各不相同，后来的政局演变却大体围绕着南北问题。
从1916年南方各省再次宣布独立并讨伐称帝的袁世凯开始，到1928年北伐战争结束，南北方各有一个中央政府。从政治上来说，南北之争是为了保卫宪法；从军事上来说，是北方要以武力统一，南方要用武力保护既得利益。而本质上，双方争夺的是土地，南北之争最终沦为军人，团练，土匪的地盘之争，只不过规模更大而已。
权力来源于军队，军队需要钱来养兵打仗，于是需要保护自己的地盘进而抢夺别处更多的地盘来养兵。权力——军队——地盘，构成了大大小小军阀们生存体系。军阀内战以争夺土地为目标，这个生存体系的核心便是对土地的控制。
大军阀实力雄厚，有统一全国的政策，也以抢夺全国土地为目标；小军阀没有这么大的野心与实力，以争夺小块土地为目标。一个省如果由大军阀统一控制，便会自成系统，人民生活会比较安定，如阎锡山治理下的山西，唐继尧治理下的云南；而如果一个省由许多小军阀分治，就如同整个中国一样，人民就会大受其害，如四川，陕西，湖南。
说军阀抢夺土地维生，稍显笼统。还是吴佩孚说的明白。二次直奉战争前，冯玉祥问吴佩孚粮饷问题，吴佩孚说，“兵站是用不着办的，你们只管定到哪里吃到哪里。不但自己省却许多麻烦，地方上官绅也是万分欢迎的。”吴佩孚所说的兵站，就是筹办军粮与驻扎地的机构。当时兵站筹办粮饷的方式就是查封。看到需要的粮仓，房屋，运输工具，只需贴上一张封条，派几个人把守，便大功告成。如果被查封的财产属于当地大豪绅，他们便会通过当地政府，请兵站去别处筹集到军队所需；如果是大商人，他们可以出一笔钱，请军方到别处筹集。其结果，只可怜了那些稍有财产却无力劳驾政府的平民。对于军队，地方绅商并非如吴佩孚所言“万分欢迎”。为了对付军人的威胁，他们组织了自己的武力——团防，防军人，防土匪，也防农民。但是因为训练缺乏，装备也不够专业，军人与土匪没能防到，团防却成为镇压农民的有效工具。
沉重的捐税加重了农村社会的负担，地主可以通过加租加息和再投资来转嫁自身的负担，而农民却只能够在生存线上苦苦挣扎。全国超过50%的农户欠债，有些地区更是高80%多。
以抢夺地盘争夺利益为目的的军阀之间的混战，无法离开士兵。事实上，对于任何战争而言，士兵本身才是真正的主角。然而这样的战争主角在军阀部队中所扮演的角色却颇值得怀疑。
1930年，社会学家陶孟和发表了《一个军队士兵的调查》，调查对象是1920年的太原警卫旅。调查显示，接近90%的士兵来自农业或无职业家庭，而其中70%多不能单靠种田来维持生活。虽然有21%父母双亡，却有49%双亲俱在，甚至21%竟是独生子。他们的年龄基本上在15~29之间，目不识丁，军饷在6。3~9元之间，需要且有能力寄钱回家。士兵们大都是未婚青年。把肩负着传宗接代重任的独生子送到军队中去打仗，对于普遍认定“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中国人来说，这实在是万不得已的现实选择。
与农民种田的收入相比，在这时的中国，8元的薪饷所得居然与耕种100亩土地的五口之家的四川自耕农的收入相同。
既然当兵是一种以获得军饷为唯一目标的，比种田好得多的职业，士兵们必定在其职业生涯中尽可能最大限度地规避职业风险。而军队管理混乱，训练缺乏，军械短缺则为士兵们规避风险提供了最为坚实的基础与保障。
当年袁世凯新建陆军的原则“以诚悃相服，恩义相结，有功必赏，有劳必录。遇过必教，有罪必惩。秉大公之心，行至信之法。如家人骨肉之相爱，如师长子弟之相规”——这样的治军原则，这样文绉绉的话语，不要说士兵，就是军官中恐怕也没有几人能够读得懂。
1910年一位英国军官在贵州参观陆军，看到的是士兵们基本是乱放枪。
落后的毛瑟步枪仅仅是消耗弹药的工具，供应不足的弹药也更容易成为士兵们消极怠工的借口，而没有测距仪的山炮起到更多的作用则是吓唬对手。
军事训练与思想教育工作的普遍缺乏让士兵几乎不会关心任何一次战斗的胜败，也让双方士兵们最终能够把求生的本能与智慧在军队中演绎得淋漓尽致。这些因素注定了军阀战争本身的破坏力实在有限。
而比战争本身更具破坏力的事则是发生在战争前后。
养兵自然是越多越好，所谓动不动便号称多少万大军；而每月的薪饷却总是让各路军阀头痛，每逢发饷日，却又痛恨兵多。欠饷是军队中普遍存在的现象。不发钱还要打仗，与工人们领不到工资便罢工一样，士兵们对付的办法就是在战争中投机，甚至是兵变。1928年，湖南军官彭德怀就是首先利用部队欠饷做文章，成功地调动起士兵们的反抗情绪，从而发动了平江起义。
就地在民间抢劫是兵变的开始。1919年到1929年10年间，全国发生的兵变不下于200多次。
战争之后，长官以“自由行动三天”来鼓励并嘉奖士兵们的勇敢。这些平时生活空虚无聊精力旺盛又没结婚的士兵，突然打了几天仗，十分疲劳，要找人出气，要尽情放松。于是在民间抢劫，杀戮，纵火，强奸。甚至一些军事教官也认定，烧杀奸淫是军队的精神，没有这种精神的军队是不能打仗的。
而至于打仗本身，对于士兵而言，只要不是特别明显的退却，象征性地向前冲一下，放完了身上的子弹，战争任务便基本上完成了——这正如工厂工人们的消极怠工。胜利之后的奖赏是自由行动，失败的结果也不过是投降，被收编，并继续领军饷。胜败的结果对于士兵而言区别并不很大。
对军官来说，胜败对个人影响的差距会稍微大一点。胜了，财富权力地位都会增加，败了，不外乎投降。或者被收编，或者被遣散。遣散有遣散费。带着败兵与遣散费，就成了土匪。做土匪经营有方，实力增加，也会被再次收编为正规军，而军衔却顺理成章地上了一个台阶。
与种地相比而言优厚的军饷，战争中极低的伤亡率，恐怕这才是许多人不惜把自己的独生子送去当兵的主要原因。
吊诡的是，当中央把盐税交给外国人管理之后，中央的财政困窘大为缓解。地方军人绅士随即不敢随意截留盐税收入。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这才逐渐好转。
中央不能控制地方，法律无法控制派系，任何一个庞大的国家在这种情况下只能落入分崩离析的局面。
虽然各省的情况各不相同，后来的政局演变却大体围绕着南北问题。
从1916年南方各省再次宣布独立并讨伐称帝的袁世凯开始，到1928年北伐战争结束，南北方各有一个中央政府。从政治上来说，南北之争是为了保卫宪法；从军事上来说，是北方要以武力统一，南方要用武力保护既得利益。而本质上，双方争夺的是土地，南北之争最终沦为军人，团练，土匪的地盘之争，只不过规模更大而已。
权力来源于军队，军队需要钱来养兵打仗，于是需要保护自己的地盘进而抢夺别处更多的地盘来养兵。权力——军队——地盘，构成了大大小小军阀们生存体系。军阀内战以争夺土地为目标，这个生存体系的核心便是对土地的控制。
大军阀实力雄厚，有统一全国的政策，也以抢夺全国土地为目标；小军阀没有这么大的野心与实力，以争夺小块土地为目标。一个省如果由大军阀统一控制，便会自成系统，人民生活会比较安定，如阎锡山治理下的山西，唐继尧治理下的云南；而如果一个省由许多小军阀分治，就如同整个中国一样，人民就会大受其害，如四川，陕西，湖南。
说军阀抢夺土地维生，稍显笼统。还是吴佩孚说的明白。二次直奉战争前，冯玉祥问吴佩孚粮饷问题，吴佩孚说，“兵站是用不着办的，你们只管定到哪里吃到哪里。不但自己省却许多麻烦，地方上官绅也是万分欢迎的。”吴佩孚所说的兵站，就是筹办军粮与驻扎地的机构。当时兵站筹办粮饷的方式就是查封。看到需要的粮仓，房屋，运输工具，只需贴上一张封条，派几个人把守，便大功告成。如果被查封的财产属于当地大豪绅，他们便会通过当地政府，请兵站去别处筹集到军队所需；如果是大商人，他们可以出一笔钱，请军方到别处筹集。其结果，只可怜了那些稍有财产却无力劳驾政府的平民。对于军队，地方绅商并非如吴佩孚所言“万分欢迎”。为了对付军人的威胁，他们组织了自己的武力——团防，防军人，防土匪，也防农民。但是因为训练缺乏，装备也不够专业，军人与土匪没能防到，团防却成为镇压农民的有效工具。
沉重的捐税加重了农村社会的负担，地主可以通过加租加息和再投资来转嫁自身的负担，而农民却只能够在生存线上苦苦挣扎。全国超过50%的农户欠债，有些地区更是高80%多。
以抢夺地盘争夺利益为目的的军阀之间的混战，无法离开士兵。事实上，对于任何战争而言，士兵本身才是真正的主角。然而这样的战争主角在军阀部队中所扮演的角色却颇值得怀疑。
1930年，社会学家陶孟和发表了《一个军队士兵的调查》，调查对象是1920年的太原警卫旅。调查显示，接近90%的士兵来自农业或无职业家庭，而其中70%多不能单靠种田来维持生活。虽然有21%父母双亡，却有49%双亲俱在，甚至21%竟是独生子。他们的年龄基本上在15~29之间，目不识丁，军饷在6。3~9元之间，需要且有能力寄钱回家。士兵们大都是未婚青年。把肩负着传宗接代重任的独生子送到军队中去打仗，对于普遍认定“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中国人来说，这实在是万不得已的现实选择。
与农民种田的收入相比，在这时的中国，8元的薪饷所得居然与耕种100亩土地的五口之家的四川自耕农的收入相同。
既然当兵是一种以获得军饷为唯一目标的，比种田好得多的职业，士兵们必定在其职业生涯中尽可能最大限度地规避职业风险。而军队管理混乱，训练缺乏，军械短缺则为士兵们规避风险提供了最为坚实的基础与保障。
当年袁世凯新建陆军的原则“以诚悃相服，恩义相结，有功必赏，有劳必录。遇过必教，有罪必惩。秉大公之心，行至信之法。如家人骨肉之相爱，如师长子弟之相规”——这样的治军原则，这样文绉绉的话语，不要说士兵，就是军官中恐怕也没有几人能够读得懂。
1910年一位英国军官在贵州参观陆军，看到的是士兵们基本是乱放枪。
落后的毛瑟步枪仅仅是消耗弹药的工具，供应不足的弹药也更容易成为士兵们消极怠工的借口，而没有测距仪的山炮起到更多的作用则是吓唬对手。
军事训练与思想教育工作的普遍缺乏让士兵几乎不会关心任何一次战斗的胜败，也让双方士兵们最终能够把求生的本能与智慧在军队中演绎得淋漓尽致。这些因素注定了军阀战争本身的破坏力实在有限。
而比战争本身更具破坏力的事则是发生在战争前后。
养兵自然是越多越好，所谓动不动便号称多少万大军；而每月的薪饷却总是让各路军阀头痛，每逢发饷日，却又痛恨兵多。欠饷是军队中普遍存在的现象。不发钱还要打仗，与工人们领不到工资便罢工一样，士兵们对付的办法就是在战争中投机，甚至是兵变。1928年，湖南军官彭德怀就是首先利用部队欠饷做文章，成功地调动起士兵们的反抗情绪，从而发动了平江起义。
就地在民间抢劫是兵变的开始。1919年到1929年10年间，全国发生的兵变不下于200多次。
战争之后，长官以“自由行动三天”来鼓励并嘉奖士兵们的勇敢。这些平时生活空虚无聊精力旺盛又没结婚的士兵，突然打了几天仗，十分疲劳，要找人出气，要尽情放松。于是在民间抢劫，杀戮，纵火，强奸。甚至一些军事教官也认定，烧杀奸淫是军队的精神，没有这种精神的军队是不能打仗的。
而至于打仗本身，对于士兵而言，只要不是特别明显的退却，象征性地向前冲一下，放完了身上的子弹，战争任务便基本上完成了——这正如工厂工人们的消极怠工。胜利之后的奖赏是自由行动，失败的结果也不过是投降，被收编，并继续领军饷。胜败的结果对于士兵而言区别并不很大。
对军官来说，胜败对个人影响的差距会稍微大一点。胜了，财富权力地位都会增加，败了，不外乎投降。或者被收编，或者被遣散。遣散有遣散费。带着败兵与遣散费，就成了土匪。做土匪经营有方，实力增加，也会被再次收编为正规军，而军衔却顺理成章地上了一个台阶。
与种地相比而言优厚的军饷，战争中极低的伤亡率，恐怕这才是许多人不惜把自己的独生子送去当兵的主要原因。
军队的情形如此，那么关心并参与国是的上层状况又如何？
民国建立之后，大家都致力于新的国体与政体的缔造。从政党，国会，立宪，选举，总统，内阁，司法，财政，以至于新军，新制度的建设或来源于日本，或来源于西方。可是所有这些在别国行之有效的制度，引进到中国，却无一例外地水土不服。叫国粹也好，国情也罢，或者如鲁迅所说干脆就是一个民族的积习，这些深深植根于社会中的传统文化与社会组织，总是对外来的体系与制度产生排斥反应。
四分五裂的中国必须统一，统一才能使国富兵强。这是大多数人的共识。造成不统一的根源在于派系之争。从政治，到军事，经济，派系之争无处不在，而地域同乡以及纵横交错的私人关系网络，则加深了派系纷争。
只有拥有权力或者至少是靠近权力的人才有资格搞派系纷争。这些出生于1860年代后的人，接受的是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影响，却在1895年的民族耻辱中觉醒的一代。如今他们正年富力强，大权在握，一面渴望国家的统一富强，一面又干着阻碍国家富强统一的勾当。军阀的生存之道自不必说，政客们的表现也实在让人难以恭维。总统的一张选票卖到5000元，要职的任命获取认同也总是以其他职位的安排作为交换条件，表面的文明光鲜之下，国会，内阁这些重要的政治机构的运作本质与菜市场的讨价还价斤斤计较究竟有何本质区别？
派系以人际关系为基础，人际关系以派系的领袖为中心。领袖倒台，派系消亡。
派系之争的根源是利益交换，对于政客来说并非生死存亡，也就形成了宽容大度的斗争作风，绝对谈不上深仇大恨。派系之间传达信息的有效途径是私人交往，一纸公文或者开讨论会这种不讲情面的作风在派系中是行不通的，而至于政治观点，也自然无关紧要。私下传递信息可以说谎，可以重点强调，可以歪曲，可以反悔否认，这些因素决定了任何派系永远都是一个不稳定的系统。而当这种作风渗入到政治，军事，经济，法律等领域，这些新的组织机构最终为私人关系所消解，成为这个国家冠冕堂皇的摆设。
另一方面，理论与口号的确动人心弦，可是如果没有面对现实的强大执行力，没有掌权者真正的决心，一旦面对现实，一切都将苍白空洞，并进而沦为愚民的策略。 而所有这些，正是中国各地军阀政客们所面对的最为头痛的社会现实。而且在事实上，在这军阀混战的许多年间，没有任何人有能力改变，甚至也没有人有改变这种现状的意识。
民国建立之后，大家都致力于新的国体与政体的缔造。从政党，国会，立宪，选举，总统，内阁，司法，财政，以至于新军，新制度的建设或来源于日本，或来源于西方。可是所有这些在别国行之有效的制度，引进到中国，却无一例外地水土不服。叫国粹也好，国情也罢，或者如鲁迅所说干脆就是一个民族的积习，这些深深植根于社会中的传统文化与社会组织，总是对外来的体系与制度产生排斥反应。
四分五裂的中国必须统一，统一才能使国富兵强。这是大多数人的共识。造成不统一的根源在于派系之争。从政治，到军事，经济，派系之争无处不在，而地域同乡以及纵横交错的私人关系网络，则加深了派系纷争。
只有拥有权力或者至少是靠近权力的人才有资格搞派系纷争。这些出生于1860年代后的人，接受的是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影响，却在1895年的民族耻辱中觉醒的一代。如今他们正年富力强，大权在握，一面渴望国家的统一富强，一面又干着阻碍国家富强统一的勾当。军阀的生存之道自不必说，政客们的表现也实在让人难以恭维。总统的一张选票卖到5000元，要职的任命获取认同也总是以其他职位的安排作为交换条件，表面的文明光鲜之下，国会，内阁这些重要的政治机构的运作本质与菜市场的讨价还价斤斤计较究竟有何本质区别？
派系以人际关系为基础，人际关系以派系的领袖为中心。领袖倒台，派系消亡。
派系之争的根源是利益交换，对于政客来说并非生死存亡，也就形成了宽容大度的斗争作风，绝对谈不上深仇大恨。派系之间传达信息的有效途径是私人交往，一纸公文或者开讨论会这种不讲情面的作风在派系中是行不通的，而至于政治观点，也自然无关紧要。私下传递信息可以说谎，可以重点强调，可以歪曲，可以反悔否认，这些因素决定了任何派系永远都是一个不稳定的系统。而当这种作风渗入到政治，军事，经济，法律等领域，这些新的组织机构最终为私人关系所消解，成为这个国家冠冕堂皇的摆设。
另一方面，理论与口号的确动人心弦，可是如果没有面对现实的强大执行力，没有掌权者真正的决心，一旦面对现实，一切都将苍白空洞，并进而沦为愚民的策略。 而所有这些，正是中国各地军阀政客们所面对的最为头痛的社会现实。而且在事实上，在这军阀混战的许多年间，没有任何人有能力改变，甚至也没有人有改变这种现状的意识。
犹豫了一下，终于还是把这个外篇的内容发了上来。
这段看上去与毛泽东本人毫不相关的内容，其实与毛泽东有着极深的渊源。他对于当时社会的认识，以及其后的思想发展，军事上的巨大成功，都与此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这段看上去与毛泽东本人毫不相关的内容，其实与毛泽东有着极深的渊源。他对于当时社会的认识，以及其后的思想发展，军事上的巨大成功，都与此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6.在学校与社会之间
在长沙周边各县的游游历作为一种社会实践，把毛泽东的读书生活推向了更高层次。他的游历日记在同学间广为传观。身无分文心忧天下的精神为他在校内获得了极高的声望。
毕业在即，他开始热心于更多的校内实践活动。
秋天，毛泽东被选为一师学友会的总务。这似乎是他一生中最早从事的管理职务。在这人生的第一个管理职务上，他表现出了知人善任的才能。对于校友会内部的职责分工，他的原则是人尽其才——他认为每个人一定都有他的长处，发现并使用每个人的长处，事情才能做好。
学友会总务上任不久，他以自己的方式，引导着学友会走向实践。他提议由校友会办工人夜学。
办工人原本就是一师老师们提倡并实践过的事情，只是因为面临种种难以解决的困难，以前办了没多久便不了了之。如今学友会再次提出，校方自然极力赞同支持。
在毛泽东看来，对于即将毕业的师范生而言教育国民原本就是学校特别是师范学校的职责所在；办工人夜校给工人们讲课，也就相当于实习；学校与社会之间，有着很深的隔膜甚至鸿沟，社会不了解学校，学生不了解社会，这不是什么好事。
或长或短的几次游历生活渐渐增加了他的阅历。如今，他第一次领导着一个团体，把理论上认同的事情落到实处。
一师附近有电灯公司，造币厂，黑铅冶炼厂以及铁路工人，人力车夫，这一带居住着大批工人。这种天然便利的环境，至少在理论上，夜校招生不应该成为问题。
夜校的招生广告是委托一位毕业于一师的警察局长帮忙贴出去的，可奇怪的是，并没有任何人前来报名。
起初校友会认为是广告写得不好。他们连忙改写了广告，并多印了些，广为张贴。
可还是没有任何效果。
这事不免让担任校友会总务的毛泽东郁闷。
问题出在哪里？
不是苦思冥想，不是先入为主的想象，不是开会讨论研究——身为校友会总务的毛泽东自己上街去调查事情的原委。
对于处理一件事情，思考很重要；对于一个团体，开会也很重要。但是对于一个要解决的问题，如果没有实际的调查，没有对真实情况的了解，思考注定成为空想，而开会也必将沦为不同空想之间的交流与交战。
要理解毛泽东对调查的重视，不得不回到他如何抓住一件事情的本质。实际上对于他来说，广泛的阅读只是在汲取前人思想的营养，而与认识一件事的本质关系并不大，或者说，这仅仅是抓住事物本质的基础。为了对身边的社会有更多的认识，他不惜千里徒步；为了对国内外大事有深切的了解，他持续而广泛地阅读报纸。这些都是在搜集资料，算是广义的调查。出发点是清晰的，目标是明确的，对事物本身的真实状况搞清楚了之后，事情的本质与主线便自然呈现。
所有正确的决策，注定只能建立在对现状正确的认识之上。
毛泽东在街上查看了这些之前贴出来的广告之后，终于发现了问题所在。
查看广告的实际效果，离不开与阅读了广告却不愿报名的工人们的交谈。而正是这些工人们告诉了他们最真实的想法。
以古文写成的文绉绉的招生广告不仅加大了身处下层的工人们的阅读难度，更是拉开了广告主与阅读者之间的距离。工人们夜里出行上课，时事不好的时候便会触犯戒严的命令。
这就是他在实际考察之后的收获。
回来之后，他写了一份白话文的招生广告，密密麻麻的一张，印了600份，亲自带领着同学一起沿街分发，张贴。
这个时候，大家还都习惯用文言文写文章。
一年多之后的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胡适等人开始提倡白话文，被一些文人所强烈反对。无论如何，白话文是上不了台面的下里巴人的语言。古文才是文化的象征，身份的象征。艰涩生僻，高深莫测，高贵华丽，这是文人们写文章所追求的目标。高深艰涩莫名其妙的文字，本身就是一道树立在上下阶层之间的屏障。而一些享受这些古文乐趣的文人们远没有意识到这其实是一场超越文字之争的战斗。
国学大师黄侃为此嘲讽提倡白话文的胡适。他说胡适并不真心拥护白话文，否则他不应该叫作“胡适”而应叫做“到哪里去”。他给学生上课，举例说文言文的好处，他调侃胡适说：比如说胡适先生的老婆死了，家里发电报让他快回去：“你的妻子死了，赶快回来啊”要十一个字。而用文言文，电文“妻丧速归”只要四个字，光电报费就可节省三分之二。不久之后，作为回应，胡适在课堂上讲起另一个故事。有人请他去做行政秘书，他回电：干不了，谢谢！——没有文言文的迂回曲折，简洁的话语里，一切都在不言中。
文人们之间的斗智趣闻是历史的另一个版本。但是在长沙南郊，青年毛泽东不会有胡适这样的麻烦。
在广告中，他写道，列位最吃亏的是什么？就是俗语所说，讲了写不得，写了认不得，有数算不得。都是个人，照这样看，岂是不同木石一样？。。。。。。有人担心犯了戒严的命令，此事我们可以担保，上课之后每人发听讲牌一块，遇有军警查问，说是师范夜校学生就无妨了。。。。。。
毛泽东通俗易懂的招生广告，他与同学们热心解说，一时之间夜校受到了工人们的欢迎，夜校一下子招了二百多人。
夜校就这样轰轰烈烈地办起来了。同样一件事情，怎样做没能够做起来，怎样做却把它做成了，表面上看来在于主办者的一念之差。而这一念之差的来源，就在于究竟有没有经过实地调查与研究。
作为主办方领导者的毛泽东，并没有松一口气，对夜校听之任之，而是坚持不懈地跟进其效果。
这依然是种庄稼的态度。种子种下去了，幼苗长了出来，并不代表着万事从此大吉。
夜校开课之后不久，毛泽东就发现，语文课，讲得太深了，听讲者似懂非懂，了无兴趣，而算术课，讲得又太浅了，便和教课的同学沟通，加以调整。
小到“早起，好读书，谦”，大到“立一志向，此后一言一行皆合此志向”，对于毛泽东来说，持续的检讨与跟进已经深入骨髓。如今在夜校，这成了他良好的个人习惯第一次在一个团体中的播种与收获。
在长沙周边各县的游游历作为一种社会实践，把毛泽东的读书生活推向了更高层次。他的游历日记在同学间广为传观。身无分文心忧天下的精神为他在校内获得了极高的声望。
毕业在即，他开始热心于更多的校内实践活动。
秋天，毛泽东被选为一师学友会的总务。这似乎是他一生中最早从事的管理职务。在这人生的第一个管理职务上，他表现出了知人善任的才能。对于校友会内部的职责分工，他的原则是人尽其才——他认为每个人一定都有他的长处，发现并使用每个人的长处，事情才能做好。
学友会总务上任不久，他以自己的方式，引导着学友会走向实践。他提议由校友会办工人夜学。
办工人原本就是一师老师们提倡并实践过的事情，只是因为面临种种难以解决的困难，以前办了没多久便不了了之。如今学友会再次提出，校方自然极力赞同支持。
在毛泽东看来，对于即将毕业的师范生而言教育国民原本就是学校特别是师范学校的职责所在；办工人夜校给工人们讲课，也就相当于实习；学校与社会之间，有着很深的隔膜甚至鸿沟，社会不了解学校，学生不了解社会，这不是什么好事。
或长或短的几次游历生活渐渐增加了他的阅历。如今，他第一次领导着一个团体，把理论上认同的事情落到实处。
一师附近有电灯公司，造币厂，黑铅冶炼厂以及铁路工人，人力车夫，这一带居住着大批工人。这种天然便利的环境，至少在理论上，夜校招生不应该成为问题。
夜校的招生广告是委托一位毕业于一师的警察局长帮忙贴出去的，可奇怪的是，并没有任何人前来报名。
起初校友会认为是广告写得不好。他们连忙改写了广告，并多印了些，广为张贴。
可还是没有任何效果。
这事不免让担任校友会总务的毛泽东郁闷。
问题出在哪里？
不是苦思冥想，不是先入为主的想象，不是开会讨论研究——身为校友会总务的毛泽东自己上街去调查事情的原委。
对于处理一件事情，思考很重要；对于一个团体，开会也很重要。但是对于一个要解决的问题，如果没有实际的调查，没有对真实情况的了解，思考注定成为空想，而开会也必将沦为不同空想之间的交流与交战。
要理解毛泽东对调查的重视，不得不回到他如何抓住一件事情的本质。实际上对于他来说，广泛的阅读只是在汲取前人思想的营养，而与认识一件事的本质关系并不大，或者说，这仅仅是抓住事物本质的基础。为了对身边的社会有更多的认识，他不惜千里徒步；为了对国内外大事有深切的了解，他持续而广泛地阅读报纸。这些都是在搜集资料，算是广义的调查。出发点是清晰的，目标是明确的，对事物本身的真实状况搞清楚了之后，事情的本质与主线便自然呈现。
所有正确的决策，注定只能建立在对现状正确的认识之上。
毛泽东在街上查看了这些之前贴出来的广告之后，终于发现了问题所在。
查看广告的实际效果，离不开与阅读了广告却不愿报名的工人们的交谈。而正是这些工人们告诉了他们最真实的想法。
以古文写成的文绉绉的招生广告不仅加大了身处下层的工人们的阅读难度，更是拉开了广告主与阅读者之间的距离。工人们夜里出行上课，时事不好的时候便会触犯戒严的命令。
这就是他在实际考察之后的收获。
回来之后，他写了一份白话文的招生广告，密密麻麻的一张，印了600份，亲自带领着同学一起沿街分发，张贴。
这个时候，大家还都习惯用文言文写文章。
一年多之后的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胡适等人开始提倡白话文，被一些文人所强烈反对。无论如何，白话文是上不了台面的下里巴人的语言。古文才是文化的象征，身份的象征。艰涩生僻，高深莫测，高贵华丽，这是文人们写文章所追求的目标。高深艰涩莫名其妙的文字，本身就是一道树立在上下阶层之间的屏障。而一些享受这些古文乐趣的文人们远没有意识到这其实是一场超越文字之争的战斗。
国学大师黄侃为此嘲讽提倡白话文的胡适。他说胡适并不真心拥护白话文，否则他不应该叫作“胡适”而应叫做“到哪里去”。他给学生上课，举例说文言文的好处，他调侃胡适说：比如说胡适先生的老婆死了，家里发电报让他快回去：“你的妻子死了，赶快回来啊”要十一个字。而用文言文，电文“妻丧速归”只要四个字，光电报费就可节省三分之二。不久之后，作为回应，胡适在课堂上讲起另一个故事。有人请他去做行政秘书，他回电：干不了，谢谢！——没有文言文的迂回曲折，简洁的话语里，一切都在不言中。
文人们之间的斗智趣闻是历史的另一个版本。但是在长沙南郊，青年毛泽东不会有胡适这样的麻烦。
在广告中，他写道，列位最吃亏的是什么？就是俗语所说，讲了写不得，写了认不得，有数算不得。都是个人，照这样看，岂是不同木石一样？。。。。。。有人担心犯了戒严的命令，此事我们可以担保，上课之后每人发听讲牌一块，遇有军警查问，说是师范夜校学生就无妨了。。。。。。
毛泽东通俗易懂的招生广告，他与同学们热心解说，一时之间夜校受到了工人们的欢迎，夜校一下子招了二百多人。
夜校就这样轰轰烈烈地办起来了。同样一件事情，怎样做没能够做起来，怎样做却把它做成了，表面上看来在于主办者的一念之差。而这一念之差的来源，就在于究竟有没有经过实地调查与研究。
作为主办方领导者的毛泽东，并没有松一口气，对夜校听之任之，而是坚持不懈地跟进其效果。
这依然是种庄稼的态度。种子种下去了，幼苗长了出来，并不代表着万事从此大吉。
夜校开课之后不久，毛泽东就发现，语文课，讲得太深了，听讲者似懂非懂，了无兴趣，而算术课，讲得又太浅了，便和教课的同学沟通，加以调整。
小到“早起，好读书，谦”，大到“立一志向，此后一言一行皆合此志向”，对于毛泽东来说，持续的检讨与跟进已经深入骨髓。如今在夜校，这成了他良好的个人习惯第一次在一个团体中的播种与收获。
不管是毛泽东本人，还是他身边湖南一师的同学们，没有人能够改变周围现实社会的黑暗。而在这黑暗之中， 在《新青年》指引与光照下，全国各地的社团一时间遍地开花。
这时中国的青年学生，恐怕是当是社会上最郁闷的团体。皇帝倒台了，可是社会依然黑暗而动荡。没有人知道国家的前途在哪里，自己的前途在哪里。政府不断的倒台又不断的成立，有人主张平等自由提倡民主科学，有人鼓吹孔孟之道要求尊孔复古，即使是代表先进一派主张民主科学的，也是各有各的观点，主义与流派各不相同。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全国各地忽然之间社团林立，有后人统计，这时的社团有四百多个，成了中国历史上迄今为止社团最多的时期，也是近代以来思想最为活跃的时期。
从全国范围看，此时正是军阀们活跃的黄金时期。内外交困的政局已经令政府头痛，他们也无力无暇顾及思想文化领域。林立的社团代表着各种不同的思想团体，代表着百家争鸣的雏形。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这些林立的社团为其后的五四运动做好了铺垫。
早在写给黎锦熙的长信中，毛泽东已经意识到单独一个人的时间，精力，阅历有限，而知识却浩渺无穷，觉得要有老师的指导，有朋友的交谈，才能够更加多的增长学问不至于孤陋寡闻。他的身边已经开始聚集了一帮志同道合，坐而论道的朋友了。他们当中大多是一师杨昌济的学生，也有少数外校的几个学生。在毛泽东临近毕业的这一年春天，他与萧瑜，蔡和森倡议并发起成立属于他们自己的组织——“新民学会”。
最初成立的“新民学会”，会章极其简单，虽然是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但是会员所要遵守的规章也只是“不虚伪，不懒惰，不浪费，不赌博，不狎妓”。
虚伪懒惰与浪费固然是人们容易犯的毛病，而把赌博与狎妓明文列出，今天看来似乎有点突兀。事实上在当时的青年学生之中，赌博狎妓风气之兴盛，之寻常，实非后人所能想象。据当时一位医生的统计报告说，北京的学生中百分之九十有花柳病。北京的情况如此，全国其他地方的状况也没能好到哪里去。
对于一个完全由学生自发组织起来的小团体，这样简单的会章也许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其后的若干年里，他们坚持了下来，而学会也随着会员们各自的成长而成长，最后曲终人散完成了它的使命。
学会成立之后，他们决定大家一同去日本留学。于是派罗章龙先行赴日，为他们打前站。虽然其后罗章龙因为在上海知道日本人迫害华侨与留日学生，愤而放弃东渡，但是显然出国留学已经是提到了他们这个新学会的日程上了。
湖南第一师范不是名牌院校，大部分学生毕业之后都是进入小学教书育人。作为学校的名人怪才，以新民学会为核心团结在毛泽东身边的同学们，志存高远。继续求学求知，探寻这个黑暗世界的本源,成了他们必然的选择。
刚刚毕业的毛泽东也开始实施他理想中的求学计划。他与几位朋友寄居在岳麓书院湖南大学筹备处，试图建立一个半工半读自给自足的团体。
而此时远在北京的杨昌济先生的一封来信，中断了他们这种尝试。
时任北大教授的杨昌济先生从北京的来信，劝湖南一师的学生去北大学习，并告诉他们一个重要消息：法国政府来中国招工，一些曾留法的学者倡导青年学生利用这个机会，去法国勤工俭学——在法国边打工边读书。
走出湖南，走向更广阔的世界。杨先生的这封信显然为他的学生们及时指明了一个更好的方向。
北上就这样成为他们当下最好的选择。
作为新民学会的代表，蔡和森先行赴京，为湖南学生赴法留学打前站。
这时中国的青年学生，恐怕是当是社会上最郁闷的团体。皇帝倒台了，可是社会依然黑暗而动荡。没有人知道国家的前途在哪里，自己的前途在哪里。政府不断的倒台又不断的成立，有人主张平等自由提倡民主科学，有人鼓吹孔孟之道要求尊孔复古，即使是代表先进一派主张民主科学的，也是各有各的观点，主义与流派各不相同。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全国各地忽然之间社团林立，有后人统计，这时的社团有四百多个，成了中国历史上迄今为止社团最多的时期，也是近代以来思想最为活跃的时期。
从全国范围看，此时正是军阀们活跃的黄金时期。内外交困的政局已经令政府头痛，他们也无力无暇顾及思想文化领域。林立的社团代表着各种不同的思想团体，代表着百家争鸣的雏形。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这些林立的社团为其后的五四运动做好了铺垫。
早在写给黎锦熙的长信中，毛泽东已经意识到单独一个人的时间，精力，阅历有限，而知识却浩渺无穷，觉得要有老师的指导，有朋友的交谈，才能够更加多的增长学问不至于孤陋寡闻。他的身边已经开始聚集了一帮志同道合，坐而论道的朋友了。他们当中大多是一师杨昌济的学生，也有少数外校的几个学生。在毛泽东临近毕业的这一年春天，他与萧瑜，蔡和森倡议并发起成立属于他们自己的组织——“新民学会”。
最初成立的“新民学会”，会章极其简单，虽然是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但是会员所要遵守的规章也只是“不虚伪，不懒惰，不浪费，不赌博，不狎妓”。
虚伪懒惰与浪费固然是人们容易犯的毛病，而把赌博与狎妓明文列出，今天看来似乎有点突兀。事实上在当时的青年学生之中，赌博狎妓风气之兴盛，之寻常，实非后人所能想象。据当时一位医生的统计报告说，北京的学生中百分之九十有花柳病。北京的情况如此，全国其他地方的状况也没能好到哪里去。
对于一个完全由学生自发组织起来的小团体，这样简单的会章也许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其后的若干年里，他们坚持了下来，而学会也随着会员们各自的成长而成长，最后曲终人散完成了它的使命。
学会成立之后，他们决定大家一同去日本留学。于是派罗章龙先行赴日，为他们打前站。虽然其后罗章龙因为在上海知道日本人迫害华侨与留日学生，愤而放弃东渡，但是显然出国留学已经是提到了他们这个新学会的日程上了。
湖南第一师范不是名牌院校，大部分学生毕业之后都是进入小学教书育人。作为学校的名人怪才，以新民学会为核心团结在毛泽东身边的同学们，志存高远。继续求学求知，探寻这个黑暗世界的本源,成了他们必然的选择。
刚刚毕业的毛泽东也开始实施他理想中的求学计划。他与几位朋友寄居在岳麓书院湖南大学筹备处，试图建立一个半工半读自给自足的团体。
而此时远在北京的杨昌济先生的一封来信，中断了他们这种尝试。
时任北大教授的杨昌济先生从北京的来信，劝湖南一师的学生去北大学习，并告诉他们一个重要消息：法国政府来中国招工，一些曾留法的学者倡导青年学生利用这个机会，去法国勤工俭学——在法国边打工边读书。
走出湖南，走向更广阔的世界。杨先生的这封信显然为他的学生们及时指明了一个更好的方向。
北上就这样成为他们当下最好的选择。
作为新民学会的代表，蔡和森先行赴京，为湖南学生赴法留学打前站。
外篇：蔡和森的故事
蔡和森，湖南湘乡人，1895年出生在上海江南制造局。
永丰辣酱曾经是湖南的著名辣酱品牌，这个品牌的所有者就是蔡和森的祖父。父亲不好读书又不善经商，是个游手好闲的少爷，母亲出身于本县望族,受过良好教育。
蔡和森出生前，父亲靠着岳母与曾国藩家族七弯八拐的亲戚关系，总算在江南制造局谋到了一个官职。
父母的婚姻埋藏着深深的裂痕。父亲满足于小官员的身份，抽着大烟，沉湎于没落的贵族生活之中，难以自拔。母亲是一个刚强自尊知书达礼的女人，对于丈夫的不满显然积聚了很久。夫妻间一场争吵之后，她一怒之下带着孩子们回到自己的娘家——湖南湘乡县荷叶乡。
荷叶乡是曾国藩的家乡。蔡和森的外家葛家与曾家，王家是荷叶乡的三大望族。
与湘乡一山之隔的毛泽东在少年时代深受曾国藩影响，在曾国藩家门口长大玩大的蔡和森如何能够例外？从懂事开始，蔡和森听得最多的，就是曾大人曾经如何发奋读书，力求上进的故事。
与荷叶乡联系在一起的另一个人是秋瑾。早在蔡和森出生的第二年，秋瑾与荷叶王家的少爷结婚了。7年后，秋瑾毅然离开丈夫女儿，赴日留学，加入革命组织。三年后，秋瑾在浙江谋划起义，事泄后被捕牺牲。
作为荷叶乡的媳妇，秋瑾离经叛道的故事在荷叶乡人所共知。而她的婚姻更像是蔡和森母亲不幸婚姻的另一种版本。也正因此，秋瑾的故事背后不为人知的意蕴，更能打动蔡和森母亲的心。
孟母三迁择邻而居的故事是人所共知的经典。正是母亲的不同的品质品位品行，造就了一个个人不同的品性与特质。
在经历了一系列家庭变故之后，在蔡和森13岁那年，全家由荷叶迁回永丰居住。
少年蔡和森被送进伯父的辣酱厂做学徒。徒弟徒弟，三年奴婢。侍奉师父，打杂跑腿，这是所有旧中国各行业学徒工的普遍境遇，在自己家族辣酱厂打工的蔡和森也没能例外。
店铺沉重厚实的门板，一百多斤辣酱缸的搬移，对于一个正在长身体的少年来说，都是严酷的体力折磨。不知道这样的日子蔡和森忍受了多久。但是他终于他忍无可忍，逃离了辣酱店。
父亲希望孩子经商以重振辣酱事业的希望破灭了。蔡和森被送到初小学堂读书。这一年，他已经16岁了。
将近三年艰苦的学徒生涯已经深深改变了蔡和森，这无疑成了他努力学习最原始也是最强劲的动力。
1913年，在读了半年初小，一年高小，尚未从高小毕业的蔡和森来到长沙，寻求更好的读书环境。
与一年前来到长沙的毛泽东一样，在经过一番眼花缭乱的选择之后，蔡和森选择了湖南铁路学校读书。不幸的是，刚刚读了一个学期，这所学校就关门了。
而不幸的事情却继续在家里发生着。坐吃山空的父亲感受着家庭的经济危机，无奈之下，把13岁的女儿许诺给人家做小老婆，并收取了500元的聘礼。对于这样一位一直沉湎于旧式纨绔生活的父亲来说，这事没什么大不了的。
妻子葛兰英极力反对，而丈夫的社会尊严因此而受到严重的挑战。当困兽之中的丈夫向自己的妻子举起刀来，这个家庭终于再次走向分裂。
大家庭出身的葛兰英绝不是忍气吞声的小女人。她变卖了赖以出租为生的铺子，带着儿女来到长沙。她自己更是改名葛健豪，以50岁的年龄，报考湖南女子教育养习所。
接待老太婆考生，对于当时的任何学校来说，这都是奇闻异事。葛健豪报考被校方拒绝，也许还被报以冷嘲热讽。在遭到学校拒绝之后，她便一纸呈文，把学校告上县署。
难能可贵的是，她的举动在长沙城赢得了尊重，最终她被破格录取。
同样是出于家庭经济的考虑，蔡和森报考了不收学费，免费供应膳宿书籍与校服的湖南一师。
半年后，湖南四师并入，毛泽东开始成为蔡和森同级的同学。
学校合并两年后，湖南一师开始收取十元的学费。学校因此而闹出了反对校长张干的学潮，虽然最终于事无补。
10元的学费对于毛泽东来说虽然不情不愿，但是对于他的家庭而言，这毕竟是能够接受的。
而对于全家读书的蔡和森来说，10元钱来得何其艰难！这也许是他们全家一个月的生活费。
蔡和森离开了一师，进入另外一所不收学费的学校——湖南高等师范，继续学习。
两年后，湖南高等师范学校停办。停办前，学校匆匆为学生颁发了毕业证。
蔡和森毕业了。而他的湖南一师的同学们还在继续读书。
蔡和森，湖南湘乡人，1895年出生在上海江南制造局。
永丰辣酱曾经是湖南的著名辣酱品牌，这个品牌的所有者就是蔡和森的祖父。父亲不好读书又不善经商，是个游手好闲的少爷，母亲出身于本县望族,受过良好教育。
蔡和森出生前，父亲靠着岳母与曾国藩家族七弯八拐的亲戚关系，总算在江南制造局谋到了一个官职。
父母的婚姻埋藏着深深的裂痕。父亲满足于小官员的身份，抽着大烟，沉湎于没落的贵族生活之中，难以自拔。母亲是一个刚强自尊知书达礼的女人，对于丈夫的不满显然积聚了很久。夫妻间一场争吵之后，她一怒之下带着孩子们回到自己的娘家——湖南湘乡县荷叶乡。
荷叶乡是曾国藩的家乡。蔡和森的外家葛家与曾家，王家是荷叶乡的三大望族。
与湘乡一山之隔的毛泽东在少年时代深受曾国藩影响，在曾国藩家门口长大玩大的蔡和森如何能够例外？从懂事开始，蔡和森听得最多的，就是曾大人曾经如何发奋读书，力求上进的故事。
与荷叶乡联系在一起的另一个人是秋瑾。早在蔡和森出生的第二年，秋瑾与荷叶王家的少爷结婚了。7年后，秋瑾毅然离开丈夫女儿，赴日留学，加入革命组织。三年后，秋瑾在浙江谋划起义，事泄后被捕牺牲。
作为荷叶乡的媳妇，秋瑾离经叛道的故事在荷叶乡人所共知。而她的婚姻更像是蔡和森母亲不幸婚姻的另一种版本。也正因此，秋瑾的故事背后不为人知的意蕴，更能打动蔡和森母亲的心。
孟母三迁择邻而居的故事是人所共知的经典。正是母亲的不同的品质品位品行，造就了一个个人不同的品性与特质。
在经历了一系列家庭变故之后，在蔡和森13岁那年，全家由荷叶迁回永丰居住。
少年蔡和森被送进伯父的辣酱厂做学徒。徒弟徒弟，三年奴婢。侍奉师父，打杂跑腿，这是所有旧中国各行业学徒工的普遍境遇，在自己家族辣酱厂打工的蔡和森也没能例外。
店铺沉重厚实的门板，一百多斤辣酱缸的搬移，对于一个正在长身体的少年来说，都是严酷的体力折磨。不知道这样的日子蔡和森忍受了多久。但是他终于他忍无可忍，逃离了辣酱店。
父亲希望孩子经商以重振辣酱事业的希望破灭了。蔡和森被送到初小学堂读书。这一年，他已经16岁了。
将近三年艰苦的学徒生涯已经深深改变了蔡和森，这无疑成了他努力学习最原始也是最强劲的动力。
1913年，在读了半年初小，一年高小，尚未从高小毕业的蔡和森来到长沙，寻求更好的读书环境。
与一年前来到长沙的毛泽东一样，在经过一番眼花缭乱的选择之后，蔡和森选择了湖南铁路学校读书。不幸的是，刚刚读了一个学期，这所学校就关门了。
而不幸的事情却继续在家里发生着。坐吃山空的父亲感受着家庭的经济危机，无奈之下，把13岁的女儿许诺给人家做小老婆，并收取了500元的聘礼。对于这样一位一直沉湎于旧式纨绔生活的父亲来说，这事没什么大不了的。
妻子葛兰英极力反对，而丈夫的社会尊严因此而受到严重的挑战。当困兽之中的丈夫向自己的妻子举起刀来，这个家庭终于再次走向分裂。
大家庭出身的葛兰英绝不是忍气吞声的小女人。她变卖了赖以出租为生的铺子，带着儿女来到长沙。她自己更是改名葛健豪，以50岁的年龄，报考湖南女子教育养习所。
接待老太婆考生，对于当时的任何学校来说，这都是奇闻异事。葛健豪报考被校方拒绝，也许还被报以冷嘲热讽。在遭到学校拒绝之后，她便一纸呈文，把学校告上县署。
难能可贵的是，她的举动在长沙城赢得了尊重，最终她被破格录取。
同样是出于家庭经济的考虑，蔡和森报考了不收学费，免费供应膳宿书籍与校服的湖南一师。
半年后，湖南四师并入，毛泽东开始成为蔡和森同级的同学。
学校合并两年后，湖南一师开始收取十元的学费。学校因此而闹出了反对校长张干的学潮，虽然最终于事无补。
10元的学费对于毛泽东来说虽然不情不愿，但是对于他的家庭而言，这毕竟是能够接受的。
而对于全家读书的蔡和森来说，10元钱来得何其艰难！这也许是他们全家一个月的生活费。
蔡和森离开了一师，进入另外一所不收学费的学校——湖南高等师范，继续学习。
两年后，湖南高等师范学校停办。停办前，学校匆匆为学生颁发了毕业证。
蔡和森毕业了。而他的湖南一师的同学们还在继续读书。
师范毕业之后，下一步理所当然的工作自然是做教师。然而蔡和森以师范毕业的身份，连个小学教师的职位都找不到。难道湖南的教育事业在1917年已经发达到教师多余的地步了吗？
社会的黑暗给了刚毕业的年轻人以最切实而深重的打击。
失业在家的蔡和森面临的更多的是经济上的压力。一家人仅仅靠着姐姐在周南女校做教师的菲薄收入维持着。每逢家中将要断炊，蔡和森便去山上读书，忍饥挨饿，整天不回家。
这是艰难隐忍，难与人言的日子，对于一个23岁的年轻人来说，尤其如此。
然而对于整个家庭来说，大富大贵的生活他们是经历过的。如果肯向社会妥协，向自己的人生原则让步，凭借着大家族原有的社会关系，他们未必一定要承受这样的艰辛生活，蔡和森也未必就找不到一份像样的工作。
隐忍之中，他们坚持的是一种难得的精神，是自己信奉的信念。贫苦的外表之下，他们显示的才是真正的贵族精神。
因为蔡和森的失学失业与蔡家的好客之风，这里很快就成为一帮志同道合的年轻人聚会场所。
蔡和森一家人真心地欢迎这些上进的青年人在家中聚会，即使不知道自己的下一餐怎样安顿，也要尽力为这群聚会的年轻人安排好餐饭。
新民学会就是在蔡家，在一群青年的讨论中，由萧瑜，蔡和森，毛泽东倡导发起并成立的。
年轻人的激情，探求社会真理的热望，寻求自身出路的压力，就这样在一个物质上虽然没落而精神上仍然奢华的贵族之家酝酿着湖南革命的种子。
1918年夏，蔡和森代表新民学会先行赴京，寻求并落实赴法勤工俭学的机会。
华法教育会由蔡元培李石曾与法国教育界人士共同发起，为中国青年学生创造留学法国的机会。作为民间组织，它本身是缺乏经费的。热心出国的蔡和森遇到了最大的难题。就算去了法国可以边工作边学习，可是上哪儿弄到数百元船费？
虽然自身的经费问题并没有解决，但这绝不影响蔡和森鼓动湖南青年赴京的热情。一批又一批湖南学生来到了北京，进了留法预备班，开始学习法语。
半年后，萧瑜去了法国。
罗章龙进入北大读书。
毛泽东在北大做了几个月图书管理员之后，主动放弃了留学的想法，回到湖南。
而蔡和森依然困守京城，寄居在留法预备班，教读并行。这不可能是开心的日子。也许正因此，身处五四学生运动中心的蔡和森并没有在其间有所作为。
“五四”风潮之后，蔡和森返回湖南，鼓动母亲与妹妹一同赴法留学。
母亲的刺绣手艺应该足以在法国维持生计。法国医疗发达，无需为生病而发愁。这些经济问题，蔡和森在北京的时候早就打听好了。他终于成功地说服了母亲。
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妇要与子女一同赴法国留学，这事立刻成为长沙报纸上的奇闻美谈。
经过一些日子的筹备，一家人去上海的旅费总算是有了。可是到了上海，又怎么办？
聂云台是上海恒丰纱厂的老板，曾国藩的外孙。葛健豪的父亲是曾国藩的侄婿。借着这七弯八拐的亲戚关系，蔡和森终于能够在聂老板处借到600元。
经过华法教育会与船务公司的交涉，学生们四等舱的船费已经大幅度降低，一家人留法的旅费就这样解决了。
来到法国，首先要学懂法语。曾经在北京的留法预备班上学到的法语，显然无法应付现实的需要。而哮喘病也使蔡和森没能进入学校，勤奋好学的精神让他抱着一本字典与报纸在公园里开始了艰难地学习。
东方青年的好学精神感动了公园管理员，他主动做蔡和森的法语老师，把他带入美妙的法语世界。
感谢这位热心肠的法国人。四个月后，蔡和森已经能够读懂法文报纸了。
一扇重要的大门就这样向蔡和森打开了。
作者：不倒翁南子 回复日期：2011-05-25 20:49:52
如果这种描述正确，是不是可以说，之后就算毛泽东没有进入共产党，也自会有一番传奇？？？？
我相信是这样
如果这种描述正确，是不是可以说，之后就算毛泽东没有进入共产党，也自会有一番传奇？？？？
我相信是这样
巴黎公社的热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早年在巴黎的足迹——塞纳河畔轻柔的风中吹送的不仅仅是法国人的浪漫，更有世界革命淡淡的血腥。现在，历经人生困顿挫折的年轻的蔡和森敏锐地闻到了后者的味道。
少年时代做苦工的经历刻骨铭心，家庭困境一直伴随在求学期间，毕业后失业的绝境，一年半留法预备班苦苦的等待，还有谁能够比蔡和森更加深刻地体味到困境中求知求职的艰难与对社会贫富不均的憎恨？
马克思就这样成为这东方青年黑暗世界的明灯。在他与向警予的结婚照上，两人并肩而坐，捧着一本打开的《资本论》。
这是一场爱情与信仰的双重结合。
作为一种哲学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建立在德国古典哲学的基础之上；作为一种人类社会发展学说，马克思主义是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发展（科学）与三权分立（民主）的基础之后而发展起来的社会学说。如果对这些来源完全不清楚，那么信奉起来未免会有偏差。蔡和森无意于研究黑格尔与费尔巴哈，对于法国的政治制度也了无兴趣。其状况不免如此时的李大钊所言，学者一旦成名，他的学说如同货币一样不断流通传播，渐渐磨灭，终至于连发行人的形象印章也看不清了。作为这一学说的创立者，恐怕没有人比马克思更加理解其理论的渊源曲折。或许正因为这样，马克思本人一直坚称自己并非马克思主义者。
身在巴黎阅读着马克思法文原著的蔡和森尚且如此，其他人又能强到哪里去？
也许陈独秀是唯一的例外。
此后的半年里，蔡和森一边阅读马列著作，一边把它翻译成中文。
当留法的13位新民学会会员聚会，再次讨论如何改造社会的时候，争议开始出现。
蔡和森信仰共产主义，主张组织共产党，实施无产阶级专政。
但是他的主张受到萧瑜的质疑。萧瑜主张的是以教育为方法，温和的改革。同为一师校友，新民学会发起人，萧瑜也许并没有切身理解蔡和森曾经的艰辛与痛苦。一师毕业后，萧瑜顺利地来到长沙著名小学任教；在新民学会成立的前后，他曾经私下在经济上资助过蔡家；留法兴起，他与弟弟都不曾为旅费而犯愁。改造社会固然是大家共同的主张，可是对于萧瑜来说，他显然缺乏认同共产主义的理由。在他看来，中国社会并不是像蔡和森认为的那样坏，需要迫切地以共产主义这种极端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何止是新民学会。曾经雨后春笋般出现的无数团体正进入他们的自然消亡阶段，会员们对于各种主义的不同选择正是消亡的内因。作为五四推手的《新青年》，它的编辑部不也正在分崩离析么？
形势的变化，环境的发展，开始让一代人在相同的目标下，不得不做出自己的选择：对于如何改造国家，是暴力的革命？还是温和的改良？
不同的家庭环境塑造着在相同的大环境之下的不同心态。而正是这种不同的心态导致了他们继续在相同的大环境下在知识领域，进而在思想上做出不同的取舍。
最终，一群主张改造社会的年轻人，因为简单的理念而走到一起，也因为社会的复杂，境遇的相异而最终分道扬镳。
蔡和森实际上是主张建立共产党，实施无产阶级专政的最早的中国知识分子之一。1920年5月，蔡和森在法国已经完成了《共产党宣言》的翻译，而三个月之后，陈独秀才约请陈道望翻译这本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之作。
随着理论上的研究不断深入，马克思主义对于蔡和森来说，不仅仅是明灯，更是成为劈开国内纷繁无杂的各种思想的一柄利剑：除了认同无产阶级专政暴力革命的，其余全部都是资产阶级改良派。
这柄思想之剑并没有立刻在法国开花结果。一种改造社会思想的实施，需要的是一个共同认同其的人群。然而早在蔡和森信仰了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在留法学生们当中，这种条件还并不成熟。
蔡和森的好友陈毅就不大认同马克思主义改造社会的主张。作为国内报刊的驻欧洲记者的周恩来，也还在谨慎地思索。
但是通过来往信件，蔡和森推荐而来的马克思主义立刻得到了国内毛泽东的深切赞同。此时的毛泽东，刚刚从湖南共和国的改良主义中走出来。刚刚亲历过的湖南自治告诉他，政权不在手，怎样去改造社会？蔡和森的这种思想无比契合了还在失败阴影中的毛泽东。
不久，蔡和森因参加并领导了法国留学生的228运动与其后的占领里昂大学，最终被强制遣返回国。
1922年末。蔡和森回到上海。在陈独秀介绍下，这位中国共产主义最早的理论家，对共产主义有着最深切认同的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开始在中央从事理论工作。
共产主义鲜明热烈的旗帜，陈独秀启迪一代青年的教主地位，一批决心从社会底层落实自己政治理念的学生，以及像蔡和森，陈道望这样的理论家——共产主义注定要在日渐明晰的救国之路上留下自己深深的足迹。
而至于深到何种程度，还没人能够预料到。
少年时代做苦工的经历刻骨铭心，家庭困境一直伴随在求学期间，毕业后失业的绝境，一年半留法预备班苦苦的等待，还有谁能够比蔡和森更加深刻地体味到困境中求知求职的艰难与对社会贫富不均的憎恨？
马克思就这样成为这东方青年黑暗世界的明灯。在他与向警予的结婚照上，两人并肩而坐，捧着一本打开的《资本论》。
这是一场爱情与信仰的双重结合。
作为一种哲学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建立在德国古典哲学的基础之上；作为一种人类社会发展学说，马克思主义是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发展（科学）与三权分立（民主）的基础之后而发展起来的社会学说。如果对这些来源完全不清楚，那么信奉起来未免会有偏差。蔡和森无意于研究黑格尔与费尔巴哈，对于法国的政治制度也了无兴趣。其状况不免如此时的李大钊所言，学者一旦成名，他的学说如同货币一样不断流通传播，渐渐磨灭，终至于连发行人的形象印章也看不清了。作为这一学说的创立者，恐怕没有人比马克思更加理解其理论的渊源曲折。或许正因为这样，马克思本人一直坚称自己并非马克思主义者。
身在巴黎阅读着马克思法文原著的蔡和森尚且如此，其他人又能强到哪里去？
也许陈独秀是唯一的例外。
此后的半年里，蔡和森一边阅读马列著作，一边把它翻译成中文。
当留法的13位新民学会会员聚会，再次讨论如何改造社会的时候，争议开始出现。
蔡和森信仰共产主义，主张组织共产党，实施无产阶级专政。
但是他的主张受到萧瑜的质疑。萧瑜主张的是以教育为方法，温和的改革。同为一师校友，新民学会发起人，萧瑜也许并没有切身理解蔡和森曾经的艰辛与痛苦。一师毕业后，萧瑜顺利地来到长沙著名小学任教；在新民学会成立的前后，他曾经私下在经济上资助过蔡家；留法兴起，他与弟弟都不曾为旅费而犯愁。改造社会固然是大家共同的主张，可是对于萧瑜来说，他显然缺乏认同共产主义的理由。在他看来，中国社会并不是像蔡和森认为的那样坏，需要迫切地以共产主义这种极端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何止是新民学会。曾经雨后春笋般出现的无数团体正进入他们的自然消亡阶段，会员们对于各种主义的不同选择正是消亡的内因。作为五四推手的《新青年》，它的编辑部不也正在分崩离析么？
形势的变化，环境的发展，开始让一代人在相同的目标下，不得不做出自己的选择：对于如何改造国家，是暴力的革命？还是温和的改良？
不同的家庭环境塑造着在相同的大环境之下的不同心态。而正是这种不同的心态导致了他们继续在相同的大环境下在知识领域，进而在思想上做出不同的取舍。
最终，一群主张改造社会的年轻人，因为简单的理念而走到一起，也因为社会的复杂，境遇的相异而最终分道扬镳。
蔡和森实际上是主张建立共产党，实施无产阶级专政的最早的中国知识分子之一。1920年5月，蔡和森在法国已经完成了《共产党宣言》的翻译，而三个月之后，陈独秀才约请陈道望翻译这本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之作。
随着理论上的研究不断深入，马克思主义对于蔡和森来说，不仅仅是明灯，更是成为劈开国内纷繁无杂的各种思想的一柄利剑：除了认同无产阶级专政暴力革命的，其余全部都是资产阶级改良派。
这柄思想之剑并没有立刻在法国开花结果。一种改造社会思想的实施，需要的是一个共同认同其的人群。然而早在蔡和森信仰了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在留法学生们当中，这种条件还并不成熟。
蔡和森的好友陈毅就不大认同马克思主义改造社会的主张。作为国内报刊的驻欧洲记者的周恩来，也还在谨慎地思索。
但是通过来往信件，蔡和森推荐而来的马克思主义立刻得到了国内毛泽东的深切赞同。此时的毛泽东，刚刚从湖南共和国的改良主义中走出来。刚刚亲历过的湖南自治告诉他，政权不在手，怎样去改造社会？蔡和森的这种思想无比契合了还在失败阴影中的毛泽东。
不久，蔡和森因参加并领导了法国留学生的228运动与其后的占领里昂大学，最终被强制遣返回国。
1922年末。蔡和森回到上海。在陈独秀介绍下，这位中国共产主义最早的理论家，对共产主义有着最深切认同的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开始在中央从事理论工作。
共产主义鲜明热烈的旗帜，陈独秀启迪一代青年的教主地位，一批决心从社会底层落实自己政治理念的学生，以及像蔡和森，陈道望这样的理论家——共产主义注定要在日渐明晰的救国之路上留下自己深深的足迹。
而至于深到何种程度，还没人能够预料到。
7. 第一次北京之行
一群三湘大地的青年学生，怀着寻求新知识和认识新世界的梦想，登上了北上的轮船，然后在武汉转乘去北京的火车。
在毛泽东的鼓动之下，他们这群学生特地在途经站许昌下了车，在这个三国时魏国的苍凉的古都凭吊了一番，并且作诗留念，然后才继续北上。如果不是人多，也许毛泽东会在这魏国故都盘亘更多时间——那些历史烟云中的风云激荡，总是让他沉湎向往。
初到北京，毛泽东暂时寄居在杨昌济家中。
此时的北大，在校长蔡元培的主持下，网罗了全国一流的专家学者，正在进入她的黄金时期。教授讲师之中，既有激进的民主主义者陈独秀，李大钊，也有支持复辟的刘师培，辜鸿铭；有主张白话文的胡适，也有反对白话文的黄侃；有要打倒孔家店的吴虞，也有尊孔复古的陈汉章，可谓新旧杂陈，兼容并包。用蔡校长自己的话说，只要有自己的见解并能够自圆其说的学者，都可以请进北大，把他的理论介绍给学生，让学生们对比选择。中国教育界思想界的传奇故事正在北京大学上演。
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时期，混乱的政局为天下才子们提供了一个可以自由发言随意表达自己见解的社会，从而造就了一个时代的辉煌和许多思想家政论家的诞生。回望那个思想界精彩纷呈的年代，它在思想界的成就两千年来令多少中国人心神向往！而其后秦始皇一统天下，焚书坑儒与紧随其后的独尊儒术却扎紧了自由思想与言论的口子，并继而延绵两千多年，在阉割了自由思想的同时，造就的是同样绵延两千多年的精神平庸；如今，蔡元培在北大为学者们营造了另外一个精神家园的自由空间，成就了一个新时代的辉煌。
许多年后，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早已经被演变成为圆熟的政治术语，人们望洋兴叹，对那个造就了无数伟人的年代充满了无限憧憬。
第一次来到北大的毛泽东，如同当年第一次来到长沙一样，他定然又一次感觉到了自己的渺小。北大的教授，绝大多数都是30岁左右，胡适，刘半农也才27岁，而最年轻的教授梁漱溟竟然只有25岁，与毛泽东同龄。
以前只能够在报纸杂志上见到其名字的人，在北大校园里随处可见。
能够进入北大这样的学府，从她的前身京师大学堂开始，就已经是几乎所有中国的莘莘学子梦寐以求的事。而如今，摆在这群来到北京的湖南青年面前的道路，无论是进入北大，还是赴法勤工俭学，都是充满着激动人心的向往。
组织湖南学生去法国勤工俭学的事，听起来也没什么，再说又有杨昌济先生的牵线搭桥。但是实际操作起来，却是困难重重。即使是主动倡议学生去法国的教授学者，他们也都是大忙人，可是总得请人家讲解一下法国那边的情况。学生们还要先参加留法预备班，得先学会一点法国的生活用语，而预备班因为经费问题，基本上都是设在北京的郊区，需要来回四周的跑。这些求人的事情，作为湖南学生的头领，毛泽东是公认出力甚多的人。
出力多意味着求人多，求人多意味着碰壁多。对于刚刚走入社会的青年人来说，碰壁是一种巨大的人生财富。此时他们的精神世界的一切刚刚成型，如何融入社会进而改变社会，正是不断的碰壁让他们感触到身边社会的曲折迷宫，从而能够及时调整思路，找出正确的方向，方式与方法。而如果一个人在年轻时代顺风顺水，却在中年之后才因为社会人生的变迁而碰壁，对于个人来说，这无论如何都是一件可怕的事情。
.湖南学生们在北京的生活是艰辛的。来北京最初的日子里，毛泽东住在杨昌济家里，可这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后来他搬了出来，与一同来京的湖南学生住在一起，租房，吃饭，出门坐车，样样都要花钱。这些学生离开长沙时，一些人虽然身上都带了些钱，可也不敢乱花，还要留作去法国的船票。北方的面食也吃不惯，买大米，又贵又不方便。买来的面粉，对于从来没有吃面食做面食习惯与经验的湖南学生来说，要做出可口的饭来，简直不可想象的。为此他们不得不请专人来为他们煮饭。
这种情形之下，这班湖南学生在北京的日子可真够清苦压抑。好在留学的希望在为他们招手。就算吃些苦，大家也都心甘情愿，没有任何人抱怨。
一群三湘大地的青年学生，怀着寻求新知识和认识新世界的梦想，登上了北上的轮船，然后在武汉转乘去北京的火车。
在毛泽东的鼓动之下，他们这群学生特地在途经站许昌下了车，在这个三国时魏国的苍凉的古都凭吊了一番，并且作诗留念，然后才继续北上。如果不是人多，也许毛泽东会在这魏国故都盘亘更多时间——那些历史烟云中的风云激荡，总是让他沉湎向往。
初到北京，毛泽东暂时寄居在杨昌济家中。
此时的北大，在校长蔡元培的主持下，网罗了全国一流的专家学者，正在进入她的黄金时期。教授讲师之中，既有激进的民主主义者陈独秀，李大钊，也有支持复辟的刘师培，辜鸿铭；有主张白话文的胡适，也有反对白话文的黄侃；有要打倒孔家店的吴虞，也有尊孔复古的陈汉章，可谓新旧杂陈，兼容并包。用蔡校长自己的话说，只要有自己的见解并能够自圆其说的学者，都可以请进北大，把他的理论介绍给学生，让学生们对比选择。中国教育界思想界的传奇故事正在北京大学上演。
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时期，混乱的政局为天下才子们提供了一个可以自由发言随意表达自己见解的社会，从而造就了一个时代的辉煌和许多思想家政论家的诞生。回望那个思想界精彩纷呈的年代，它在思想界的成就两千年来令多少中国人心神向往！而其后秦始皇一统天下，焚书坑儒与紧随其后的独尊儒术却扎紧了自由思想与言论的口子，并继而延绵两千多年，在阉割了自由思想的同时，造就的是同样绵延两千多年的精神平庸；如今，蔡元培在北大为学者们营造了另外一个精神家园的自由空间，成就了一个新时代的辉煌。
许多年后，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早已经被演变成为圆熟的政治术语，人们望洋兴叹，对那个造就了无数伟人的年代充满了无限憧憬。
第一次来到北大的毛泽东，如同当年第一次来到长沙一样，他定然又一次感觉到了自己的渺小。北大的教授，绝大多数都是30岁左右，胡适，刘半农也才27岁，而最年轻的教授梁漱溟竟然只有25岁，与毛泽东同龄。
以前只能够在报纸杂志上见到其名字的人，在北大校园里随处可见。
能够进入北大这样的学府，从她的前身京师大学堂开始，就已经是几乎所有中国的莘莘学子梦寐以求的事。而如今，摆在这群来到北京的湖南青年面前的道路，无论是进入北大，还是赴法勤工俭学，都是充满着激动人心的向往。
组织湖南学生去法国勤工俭学的事，听起来也没什么，再说又有杨昌济先生的牵线搭桥。但是实际操作起来，却是困难重重。即使是主动倡议学生去法国的教授学者，他们也都是大忙人，可是总得请人家讲解一下法国那边的情况。学生们还要先参加留法预备班，得先学会一点法国的生活用语，而预备班因为经费问题，基本上都是设在北京的郊区，需要来回四周的跑。这些求人的事情，作为湖南学生的头领，毛泽东是公认出力甚多的人。
出力多意味着求人多，求人多意味着碰壁多。对于刚刚走入社会的青年人来说，碰壁是一种巨大的人生财富。此时他们的精神世界的一切刚刚成型，如何融入社会进而改变社会，正是不断的碰壁让他们感触到身边社会的曲折迷宫，从而能够及时调整思路，找出正确的方向，方式与方法。而如果一个人在年轻时代顺风顺水，却在中年之后才因为社会人生的变迁而碰壁，对于个人来说，这无论如何都是一件可怕的事情。
.湖南学生们在北京的生活是艰辛的。来北京最初的日子里，毛泽东住在杨昌济家里，可这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后来他搬了出来，与一同来京的湖南学生住在一起，租房，吃饭，出门坐车，样样都要花钱。这些学生离开长沙时，一些人虽然身上都带了些钱，可也不敢乱花，还要留作去法国的船票。北方的面食也吃不惯，买大米，又贵又不方便。买来的面粉，对于从来没有吃面食做面食习惯与经验的湖南学生来说，要做出可口的饭来，简直不可想象的。为此他们不得不请专人来为他们煮饭。
这种情形之下，这班湖南学生在北京的日子可真够清苦压抑。好在留学的希望在为他们招手。就算吃些苦，大家也都心甘情愿，没有任何人抱怨。
这时候毛泽东的好友罗章龙已经顺利的考上了北大，成为北大的一名学生。杨昌济也极力劝说毛泽东进入北大读书。
但是毛泽东根本就没有参加北大的入学考试。以新文化运动的风起云涌，以北大教授的集英荟萃，以毛泽东本人的上进好学，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实际上，这时候的毛泽东，经济相当拮据。他在湖南一师读了五年半书，总共花了160元，而且很多是花在了买报纸旧书上面了。以父亲的节俭持家，这些钱恐怕已经是他老人家所能忍受的最大限度。
可是这时候的北大，学费是300元。据毛泽东所说，几年前父亲的总资产大约是两三千元。因为典了别人许多土地，应该说其中大部分是属于固定资产。如果再加上经营农产品生意所需的流动资金，父亲手里的现金显然有限。而就在前一年夏天，父亲刚刚把家里的茅草房扩建为13间半瓦房，相信这已经花掉了老人家不少的积蓄。要让年迈的父亲这时候一下子拿出几百元来，对于刚刚从一师毕业的毛泽东来说无疑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而至于勤工俭学，所须费用也是不少。去法国的路费，普通船票也要三百多元。一年多之后，由于北大名人教授与运输公司的多方交涉，终于为这些学生们拿到了类似于批发价的四等舱船票，也要100元。再加上在北京学习法语阶段的花费以及到了法国之后的安置费用，每人所需最少也在300元之上。而这已经是一年之后大为缩水的留学行情了。
无论是进入北大读书，还是赴法勤工俭学，这300元对此时的毛泽东来说显然是一个庞大的数字。
事实上在尚未来北京之前毛泽东就已经意识到“才，财，学”是至关紧要的三件事情。有才华是先决条件，有财力是求学的物质基础。但是显然来北京之后，他并没有找到解决“财”这一问题的办法。
在求学的道路上，为“财”困扰的身在北京学习法语的湖南学生，不在少数。一年多之后在熊希龄的交涉下，湖南省教育会为四十位本省学生提供了一笔留学贷款，这才解决了他们的赴法旅费问题。
然而对于1918年秋天身在北京的毛泽东来说，解决“财”的问题显然还毫无眉目。
访贤问道是毛泽东在少年时期就已经养成的习惯。14,5岁，他独自去拜访李痩清；在长沙，他拜访黎锦熙，去板仓拜访杨昌济先生，留日归来的柳午亭先生，从日本来的白浪先生。
如今身处北京这藏龙卧虎之地，拜访名人名家他自然不会错过。通过杨先生的介绍，在这一时期，毛泽东拜访了许多名人名家，多多少少也获得了一些精神上的鼓励与经济上的资助。这种慕名拜访，固然是探求知识学问，访贤问道，而如果对方是个经济宽裕的有心之人，面对一个来访的穷学生，在高谈阔论之余，顺便给予一些物质上的援助，也是人之常情。
在北师大任教的黎锦熙是他数年来的良师益友，毛泽东常常去拜访他，并时常会得到黎锦熙经济上的援助；在“京报”老板邵飘萍那里，毛泽东在请教办报纸做记者的经验学问的同时，也每每得到邵飘萍的资助。
邵飘萍，1886年生于浙江金华，多年间一直从事新闻工作。此时他在北京刚刚创办《京报》。作为资深记者，邵飘萍文思敏捷，重情守信，交游广泛，出手大方，在社会上耳目众多，是当时难得的新闻业全才，也是报界的名人。
但是这些来自于社会贤达名人的私下资助也许能够解决一时生活上的燃眉之急，而对于北大的学费或者法国的船票，注定只能是杯水车薪。
老师杨昌济看重他，从精神上支持他。对于一个需要养家糊口维持体面生活的教授而言，他也不可能倾尽全力在物质上支持一位学生。
这时候能够进入北大读书，交得起300大洋学费的的学生，出身于什么样的家庭？甚至于他的管鲍之谊的刚刚进入北大的罗章龙，出身于什么家庭？
无论如何，他们的家庭，没有让儿子为了几百元的旅费或学费而犯难。
这时同样来到北京报考北大的李立三，就是因为交不起高昂的学费，转而进入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后来能够去到法国读书，也是做地主的父亲卖掉了一部分田地，才最终得以成行。
作为现实选择，毛泽东决定留在国内，并开始寻找不出国的好处。
多年以后，当美国记者斯诺进入延安采访毛泽东的时候，他特别地惊异于这位共产党的领袖，作为中国受压迫的农民的代言人，其本人却从来没有受到过地主阶级的压迫，于是斯诺天真地推想，阶级仇恨对他来说基本上是哲学体系中的一种理性的产物，而不是本能的冲动。
从东山高小的压抑到湖南一师的清苦，到如今在北京的奔波与面对北大校门的难与人言，朴素的阶级感情早已经在这年轻人心中生根发芽。
北大，就这样与伟人擦肩而过。
或者，可否这样说，北大以她独有的方式，无意间在某种程度上成就了一位伟人？
如果此时毛泽东顺利进入北大，毫无疑问他的个人命运将会改写，而之后整个中国的命运，也将同样因此而改写。北大的学术氛围熏陶之下，他是否会成为某个学科的专家学者？
毕竟，在一个已经成立了的方程式之中，任何要素的变化都必将引起结果的不同。
每一段历史，每个人的成长经历都是一个复杂的方程式。结果已经有了。但是造成这个结果的要素却总是若隐若现，似是而非。这正是历史的最让人着迷的地方。一代又一代后来者以自己的时代背景为自己感兴趣的历史段落列出不同的方程式，做出不同的解读。而距离历史的真相，越来越近，或者越来越远。
但是毛泽东根本就没有参加北大的入学考试。以新文化运动的风起云涌，以北大教授的集英荟萃，以毛泽东本人的上进好学，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实际上，这时候的毛泽东，经济相当拮据。他在湖南一师读了五年半书，总共花了160元，而且很多是花在了买报纸旧书上面了。以父亲的节俭持家，这些钱恐怕已经是他老人家所能忍受的最大限度。
可是这时候的北大，学费是300元。据毛泽东所说，几年前父亲的总资产大约是两三千元。因为典了别人许多土地，应该说其中大部分是属于固定资产。如果再加上经营农产品生意所需的流动资金，父亲手里的现金显然有限。而就在前一年夏天，父亲刚刚把家里的茅草房扩建为13间半瓦房，相信这已经花掉了老人家不少的积蓄。要让年迈的父亲这时候一下子拿出几百元来，对于刚刚从一师毕业的毛泽东来说无疑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而至于勤工俭学，所须费用也是不少。去法国的路费，普通船票也要三百多元。一年多之后，由于北大名人教授与运输公司的多方交涉，终于为这些学生们拿到了类似于批发价的四等舱船票，也要100元。再加上在北京学习法语阶段的花费以及到了法国之后的安置费用，每人所需最少也在300元之上。而这已经是一年之后大为缩水的留学行情了。
无论是进入北大读书，还是赴法勤工俭学，这300元对此时的毛泽东来说显然是一个庞大的数字。
事实上在尚未来北京之前毛泽东就已经意识到“才，财，学”是至关紧要的三件事情。有才华是先决条件，有财力是求学的物质基础。但是显然来北京之后，他并没有找到解决“财”这一问题的办法。
在求学的道路上，为“财”困扰的身在北京学习法语的湖南学生，不在少数。一年多之后在熊希龄的交涉下，湖南省教育会为四十位本省学生提供了一笔留学贷款，这才解决了他们的赴法旅费问题。
然而对于1918年秋天身在北京的毛泽东来说，解决“财”的问题显然还毫无眉目。
访贤问道是毛泽东在少年时期就已经养成的习惯。14,5岁，他独自去拜访李痩清；在长沙，他拜访黎锦熙，去板仓拜访杨昌济先生，留日归来的柳午亭先生，从日本来的白浪先生。
如今身处北京这藏龙卧虎之地，拜访名人名家他自然不会错过。通过杨先生的介绍，在这一时期，毛泽东拜访了许多名人名家，多多少少也获得了一些精神上的鼓励与经济上的资助。这种慕名拜访，固然是探求知识学问，访贤问道，而如果对方是个经济宽裕的有心之人，面对一个来访的穷学生，在高谈阔论之余，顺便给予一些物质上的援助，也是人之常情。
在北师大任教的黎锦熙是他数年来的良师益友，毛泽东常常去拜访他，并时常会得到黎锦熙经济上的援助；在“京报”老板邵飘萍那里，毛泽东在请教办报纸做记者的经验学问的同时，也每每得到邵飘萍的资助。
邵飘萍，1886年生于浙江金华，多年间一直从事新闻工作。此时他在北京刚刚创办《京报》。作为资深记者，邵飘萍文思敏捷，重情守信，交游广泛，出手大方，在社会上耳目众多，是当时难得的新闻业全才，也是报界的名人。
但是这些来自于社会贤达名人的私下资助也许能够解决一时生活上的燃眉之急，而对于北大的学费或者法国的船票，注定只能是杯水车薪。
老师杨昌济看重他，从精神上支持他。对于一个需要养家糊口维持体面生活的教授而言，他也不可能倾尽全力在物质上支持一位学生。
这时候能够进入北大读书，交得起300大洋学费的的学生，出身于什么样的家庭？甚至于他的管鲍之谊的刚刚进入北大的罗章龙，出身于什么家庭？
无论如何，他们的家庭，没有让儿子为了几百元的旅费或学费而犯难。
这时同样来到北京报考北大的李立三，就是因为交不起高昂的学费，转而进入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后来能够去到法国读书，也是做地主的父亲卖掉了一部分田地，才最终得以成行。
作为现实选择，毛泽东决定留在国内，并开始寻找不出国的好处。
多年以后，当美国记者斯诺进入延安采访毛泽东的时候，他特别地惊异于这位共产党的领袖，作为中国受压迫的农民的代言人，其本人却从来没有受到过地主阶级的压迫，于是斯诺天真地推想，阶级仇恨对他来说基本上是哲学体系中的一种理性的产物，而不是本能的冲动。
从东山高小的压抑到湖南一师的清苦，到如今在北京的奔波与面对北大校门的难与人言，朴素的阶级感情早已经在这年轻人心中生根发芽。
北大，就这样与伟人擦肩而过。
或者，可否这样说，北大以她独有的方式，无意间在某种程度上成就了一位伟人？
如果此时毛泽东顺利进入北大，毫无疑问他的个人命运将会改写，而之后整个中国的命运，也将同样因此而改写。北大的学术氛围熏陶之下，他是否会成为某个学科的专家学者？
毕竟，在一个已经成立了的方程式之中，任何要素的变化都必将引起结果的不同。
每一段历史，每个人的成长经历都是一个复杂的方程式。结果已经有了。但是造成这个结果的要素却总是若隐若现，似是而非。这正是历史的最让人着迷的地方。一代又一代后来者以自己的时代背景为自己感兴趣的历史段落列出不同的方程式，做出不同的解读。而距离历史的真相，越来越近，或者越来越远。
毛泽东来北京两个月之后，在杨昌济的介绍下，他以另一种方式进入了北大。在李大钊管理的北大图书馆里，他做了一名月薪八元的图书管理员。
无论如何，对于他来说这是一种现状之下理想不过的工作：八元的月薪足以在北京养活自己，管理员的工作可以自由的读报，顺便结识来阅览室的名人学者，空余时间还可以去北大课堂旁听。
但是他很快就发现在图书馆结识名人是不大现实的途径。来阅览室的人是要经过登记才能够进入的，当毛泽东发现来人登记的是自己熟知的名字时，忍不住想要与对方攀谈一番。虽然大多数这样的人，他已经熟知对方的对于社会的主张，观点，但是他的话题还没有展开，甚至于他还没有来得及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对方便已转身离去，进入了阅览室。没有人愿意听这个图书管理员讲的难以听懂的湖南普通话。
年轻教授梁漱溟经常拜访杨昌济，有时候为他开门的就是毛泽东。梁漱溟从来没有问过这位为他开门的年轻人是谁，也没有与他正经的搭过话。也许他还以为这是杨教授家里的仆役，也未可知。
在北大，毛泽东的精神视野大为开拓，也收获了许多新的知识。而作为这种收获的副产品之一，也许还有对于高级知识分子的负面感情。
作为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的上司，李大钊对于毛泽东的影响不言而喻。忠厚善良的李大钊真心帮助任何一位身边的年轻人。为了帮助毛泽东这位好学不倦的湖南青年能够到北大旁听，李大钊介绍毛泽东加入了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和北大哲学研究会。进入了研究会，不仅可以名正言顺的听研究会内的课程，而且有了其他课程的旁听资格。
北大新闻研究会是由蔡元培发起的国内最早的新闻学研究团体。校内会员交会费4元，校外会员交会费8元。就算是缴费4元，这也用去了毛泽东月薪的一半。但是以此来获取新闻学的知识以及课堂上正当的旁听资格，这种投资无疑是值得的。
正是在新闻研究会里，毛泽东受到系统的新闻学知识的培训。他在热衷于读报多年之后，开始学习怎样办报纸，怎样做编辑，怎样做记者。
置身于北大的毛泽东，对于新知识的追求如饥似渴。
而赴法勤工俭学的事，在第一批法语培训班结束的时候，也要落到实处了。和毛泽东一同来京的湖南学生们准备出发了，而曾经为此事热心奔波的毛泽东，却并没有去法国。经济拮据是一方面，语言关对他来说也是一个不小的障碍。他曾经试着听过几次法语培训课，而收获却令他灰心。学外语，也是多多少少要一点天分的。他终于放弃了留洋的念头。
与北大，与留洋相继错肩而过，他并没有觉得气馁。虽然作为图书管理员在图书馆结识名人被证明是一种不大可行的途径，但是作为湖南学生团体的骨干与核心，以及新民学会的领导者之一，把著名的学者教授请来为湖南学生做演讲，交流，却进行得极为顺利。
以湖南赴法学生代表或者新民学会负责人身份能够顺利地请到著名的学者教授,请他们讲话，和他们面对面交流；而以个人身份的热忱以及图书管理员的近水楼台之便，却得不到名人名家们只言片语的回应。这种现实中强烈的对比对于刚刚走出校门的毛泽东来说，无疑使他更深刻地意识到组织与团体的力量的重要性。
任何名人，学者，教授，以其事务繁忙与身份之尊，虽然可以无视一个图书管理员私下里的热切攀谈愿望或者是对于他的热切拜访报之以冷漠，却无论如何不能忽视一个社会团体热忱而郑重的邀请。
这也许正是在萧瑜蔡和森相继留法之后，作为国内骨干的毛泽东能够继续坚持不懈地组织新民学会活动最为深切的理由之一，也是他最终能够即使在团队内受到打击的情况下，从未放弃过对于团队的信仰。
这种社会阅历显然在改变着毛泽东。
也正是这样深刻的切身体验，让后来成为共产党员的毛泽东，总是能够把本人作为个体隐藏于组织之后，之内，无论是在井冈山时期，还是在闽西赣南，或者其后的江西苏维埃时期。人们总是很难发现毛泽东本人的影子，却总是为他领导下的团体力量的壮大而惊讶。而只有在真正进入这个团体之后，才终于会发现他的影子似乎无所不在。在很大程度上，这也同时是他一直坚持不懈地去打造一支党的领导团体的力量源泉。
而另一方面，在北京不能进入北大读书或者出洋留学，对任何一个人来说都是挫折的经历，在内心已经完全认同挫折与磨难的毛泽东那里，则恰恰相反。他很快找出了许多留在国内的好处：更多地了解国内的情况，继续学习国内的知识，利用大量已经翻译过来的译文了解国外。而反观留洋回来的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实在并没有因为留洋经历而有一番作为。
而这种观点，在他与胡适的交流中，也得到了对方的赞同。
不久之后他接到了母亲病重的消息，于是绕道上海，在送别了他的湖南同学们登上了去法国的邮轮之后，返回了湖南，结束了他的充满着热望与挫折，激情与无奈，欢欣与郁闷的第一次北京之行。
无论如何，对于他来说这是一种现状之下理想不过的工作：八元的月薪足以在北京养活自己，管理员的工作可以自由的读报，顺便结识来阅览室的名人学者，空余时间还可以去北大课堂旁听。
但是他很快就发现在图书馆结识名人是不大现实的途径。来阅览室的人是要经过登记才能够进入的，当毛泽东发现来人登记的是自己熟知的名字时，忍不住想要与对方攀谈一番。虽然大多数这样的人，他已经熟知对方的对于社会的主张，观点，但是他的话题还没有展开，甚至于他还没有来得及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对方便已转身离去，进入了阅览室。没有人愿意听这个图书管理员讲的难以听懂的湖南普通话。
年轻教授梁漱溟经常拜访杨昌济，有时候为他开门的就是毛泽东。梁漱溟从来没有问过这位为他开门的年轻人是谁，也没有与他正经的搭过话。也许他还以为这是杨教授家里的仆役，也未可知。
在北大，毛泽东的精神视野大为开拓，也收获了许多新的知识。而作为这种收获的副产品之一，也许还有对于高级知识分子的负面感情。
作为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的上司，李大钊对于毛泽东的影响不言而喻。忠厚善良的李大钊真心帮助任何一位身边的年轻人。为了帮助毛泽东这位好学不倦的湖南青年能够到北大旁听，李大钊介绍毛泽东加入了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和北大哲学研究会。进入了研究会，不仅可以名正言顺的听研究会内的课程，而且有了其他课程的旁听资格。
北大新闻研究会是由蔡元培发起的国内最早的新闻学研究团体。校内会员交会费4元，校外会员交会费8元。就算是缴费4元，这也用去了毛泽东月薪的一半。但是以此来获取新闻学的知识以及课堂上正当的旁听资格，这种投资无疑是值得的。
正是在新闻研究会里，毛泽东受到系统的新闻学知识的培训。他在热衷于读报多年之后，开始学习怎样办报纸，怎样做编辑，怎样做记者。
置身于北大的毛泽东，对于新知识的追求如饥似渴。
而赴法勤工俭学的事，在第一批法语培训班结束的时候，也要落到实处了。和毛泽东一同来京的湖南学生们准备出发了，而曾经为此事热心奔波的毛泽东，却并没有去法国。经济拮据是一方面，语言关对他来说也是一个不小的障碍。他曾经试着听过几次法语培训课，而收获却令他灰心。学外语，也是多多少少要一点天分的。他终于放弃了留洋的念头。
与北大，与留洋相继错肩而过，他并没有觉得气馁。虽然作为图书管理员在图书馆结识名人被证明是一种不大可行的途径，但是作为湖南学生团体的骨干与核心，以及新民学会的领导者之一，把著名的学者教授请来为湖南学生做演讲，交流，却进行得极为顺利。
以湖南赴法学生代表或者新民学会负责人身份能够顺利地请到著名的学者教授,请他们讲话，和他们面对面交流；而以个人身份的热忱以及图书管理员的近水楼台之便，却得不到名人名家们只言片语的回应。这种现实中强烈的对比对于刚刚走出校门的毛泽东来说，无疑使他更深刻地意识到组织与团体的力量的重要性。
任何名人，学者，教授，以其事务繁忙与身份之尊，虽然可以无视一个图书管理员私下里的热切攀谈愿望或者是对于他的热切拜访报之以冷漠，却无论如何不能忽视一个社会团体热忱而郑重的邀请。
这也许正是在萧瑜蔡和森相继留法之后，作为国内骨干的毛泽东能够继续坚持不懈地组织新民学会活动最为深切的理由之一，也是他最终能够即使在团队内受到打击的情况下，从未放弃过对于团队的信仰。
这种社会阅历显然在改变着毛泽东。
也正是这样深刻的切身体验，让后来成为共产党员的毛泽东，总是能够把本人作为个体隐藏于组织之后，之内，无论是在井冈山时期，还是在闽西赣南，或者其后的江西苏维埃时期。人们总是很难发现毛泽东本人的影子，却总是为他领导下的团体力量的壮大而惊讶。而只有在真正进入这个团体之后，才终于会发现他的影子似乎无所不在。在很大程度上，这也同时是他一直坚持不懈地去打造一支党的领导团体的力量源泉。
而另一方面，在北京不能进入北大读书或者出洋留学，对任何一个人来说都是挫折的经历，在内心已经完全认同挫折与磨难的毛泽东那里，则恰恰相反。他很快找出了许多留在国内的好处：更多地了解国内的情况，继续学习国内的知识，利用大量已经翻译过来的译文了解国外。而反观留洋回来的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实在并没有因为留洋经历而有一番作为。
而这种观点，在他与胡适的交流中，也得到了对方的赞同。
不久之后他接到了母亲病重的消息，于是绕道上海，在送别了他的湖南同学们登上了去法国的邮轮之后，返回了湖南，结束了他的充满着热望与挫折，激情与无奈，欢欣与郁闷的第一次北京之行。
外篇：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从发生之后至今，人们回忆它，研究它，为之心向神往。“五四”几乎成为一代代中国知识分子心中一个永远无法打开的情结。
虽然政见不同的官方意识早已为它盖棺定论，却无法阻挡人们继续探究它的热情，即使这些探究最终得出的是各自不同甚至是相反的结论。
一位学者说，每一年的五四纪念日，研究者们发文，出书，像是在赶一场一年一度的庙会。然而他的话音刚落，甚至连学者们也因为无人捧场而大多失去了赶这场庙会的热情。人们宁愿不远千里去少林寺花上数千元上一支香为自己和子孙后代祈福，却再也不愿光顾“五四”这座高山上的破庙，不愿为学者们刚出版的五四研究新书花上二，三十元人民币。
五四是一场全国性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的运动。反帝的目标，在毛泽东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时候，已经完成。然而反封建，不管是在共和国建立的当初，还是在今天，依然任重道远。毕竟，帝国主义的压迫是外力，是趴在身上的虱子，是蒙在面上的污垢，只需要在条件适当的时候好好洗个澡，便可去除。而封建主义，那是传统，是文化，是深入骨髓的群体行为模式，是文化细胞中的DNA，是日常生活中的点点滴滴——而不仅仅是地主剥削阶级的存在。没有一场持久而有效的教育，没有新的思想观念的普及，那些鲁迅所曾经深恶痛绝的劣根性，不仅永远无法根绝，却正如严复所担心的那样，在甲地灭而在乙地生，并随时能够借尸还魂。
五四运动倡导科学与民主，张扬个性，反对强权。而关于科学与民主，强权与政治，历史与文化，个性与自由，民众与启蒙，在近百年后，中国人仍然生活在五四的阴影下，甚至失去了徘徊的勇气与愿望。这也许是至今中国人依然被称为人民群众的最根本原因。人民二字容易理解，而群众，依照辞海的解释，便是一群蒙昧无知之人。一群蒙昧无知的乌合之众，被代表，被领导，那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康有为不遗余力地上书变法，梁启超长期不懈地启蒙一代新国民，孙中山一次次举起反清革命的大旗，无数人开始为了民众的自由，国家的富强而奔走。到1919年，新的国家政权建立已经八年了。如果说这八年来这个国家有什么变化的话，那就是政治更黑暗，民生更艰难。
当议员们手中的选票卖到5000元每张，当为民主宪政而奔走的人被当局刺杀，当敢于说出真相真话的报馆报社被封杀或收买，制度与法律最终沦为军阀政客的手中玩物注定不再令人感到意外。
为理想的政治制度而奔走呼号的仁人志士让后人景仰，可是当社会中的绝大多数国民都保持冷漠，那些仁人志士们是否会感觉到孤独与悲凉？在这种状况下，掌握强权的大人物们玩弄天下于掌中，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乃至于指鹿为马，便不再奇怪。
黑暗，落后，民不聊生，这些恶果都让窃国大盗袁世凯与其后的北洋军阀背走了，却极少人愿意思考自己的问题与责任，而把全部后果推给强势当政者却成为人们普遍的思维习惯。
而五四运动随着学生与民众的广泛参与，开始第一次尝试着打破这种习惯。
五四运动从发生之后至今，人们回忆它，研究它，为之心向神往。“五四”几乎成为一代代中国知识分子心中一个永远无法打开的情结。
虽然政见不同的官方意识早已为它盖棺定论，却无法阻挡人们继续探究它的热情，即使这些探究最终得出的是各自不同甚至是相反的结论。
一位学者说，每一年的五四纪念日，研究者们发文，出书，像是在赶一场一年一度的庙会。然而他的话音刚落，甚至连学者们也因为无人捧场而大多失去了赶这场庙会的热情。人们宁愿不远千里去少林寺花上数千元上一支香为自己和子孙后代祈福，却再也不愿光顾“五四”这座高山上的破庙，不愿为学者们刚出版的五四研究新书花上二，三十元人民币。
五四是一场全国性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的运动。反帝的目标，在毛泽东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时候，已经完成。然而反封建，不管是在共和国建立的当初，还是在今天，依然任重道远。毕竟，帝国主义的压迫是外力，是趴在身上的虱子，是蒙在面上的污垢，只需要在条件适当的时候好好洗个澡，便可去除。而封建主义，那是传统，是文化，是深入骨髓的群体行为模式，是文化细胞中的DNA，是日常生活中的点点滴滴——而不仅仅是地主剥削阶级的存在。没有一场持久而有效的教育，没有新的思想观念的普及，那些鲁迅所曾经深恶痛绝的劣根性，不仅永远无法根绝，却正如严复所担心的那样，在甲地灭而在乙地生，并随时能够借尸还魂。
五四运动倡导科学与民主，张扬个性，反对强权。而关于科学与民主，强权与政治，历史与文化，个性与自由，民众与启蒙，在近百年后，中国人仍然生活在五四的阴影下，甚至失去了徘徊的勇气与愿望。这也许是至今中国人依然被称为人民群众的最根本原因。人民二字容易理解，而群众，依照辞海的解释，便是一群蒙昧无知之人。一群蒙昧无知的乌合之众，被代表，被领导，那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康有为不遗余力地上书变法，梁启超长期不懈地启蒙一代新国民，孙中山一次次举起反清革命的大旗，无数人开始为了民众的自由，国家的富强而奔走。到1919年，新的国家政权建立已经八年了。如果说这八年来这个国家有什么变化的话，那就是政治更黑暗，民生更艰难。
当议员们手中的选票卖到5000元每张，当为民主宪政而奔走的人被当局刺杀，当敢于说出真相真话的报馆报社被封杀或收买，制度与法律最终沦为军阀政客的手中玩物注定不再令人感到意外。
为理想的政治制度而奔走呼号的仁人志士让后人景仰，可是当社会中的绝大多数国民都保持冷漠，那些仁人志士们是否会感觉到孤独与悲凉？在这种状况下，掌握强权的大人物们玩弄天下于掌中，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乃至于指鹿为马，便不再奇怪。
黑暗，落后，民不聊生，这些恶果都让窃国大盗袁世凯与其后的北洋军阀背走了，却极少人愿意思考自己的问题与责任，而把全部后果推给强势当政者却成为人们普遍的思维习惯。
而五四运动随着学生与民众的广泛参与，开始第一次尝试着打破这种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