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毛笔记
俄国已经出兵占领了东三省。兵荒马乱的年代，贩卖马匹成为东北的一项火爆生意，而官员们做起这种生意来 更是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陈独秀在东北做官的叔父以贩卖马匹而成为富豪。然而陈独秀却走上了另外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他在安庆藏书楼发表演说：中国将要被瓜分并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实际上绝大部分中国人对此还一无所知。首先要让大家都知道这将要亡国的局面，然后号召大家都来爱国，从自己做起，承担起国事。
一周后，安庆藏书楼被查封。陈独秀逃亡上海。
这时的上海，邹容刚刚出版了他的让人热血沸腾的《革命军》，章士钊正主编《苏报》。
《苏报》被查封后，章士钊创办《民国日日报》，陈独秀也参与其中，积累了最初的编辑经验。三个月后该报停刊。
1904年，陈独秀在芜湖创办《安徽俗话报》。这是他最早的办报实践。演讲不成，创办一份报纸传播信息还是可能的。他要把各处发生的事情说给安徽人听，也要把浅显的学问不用通俗的话语说出来，让大家都明白：
这时中国最大的事莫过于生存还是灭亡。几千年的大好中国，像切西瓜一样，你切一块，我切一块，而政府对外国却像老鼠看见猫一样，不敢说半个不字。中国人只知道有家，不知道有国，人人一生的希望不外乎成家立业讨老婆生儿子做官发财；只知道听天命，不知道尽人力，说什么天命如此，气数已尽。这才是亡国的真正原因。
而在经历了最初开启民智，宣传革命思想的缓慢与艰难之后，探寻另外一种途径——暗杀——成为许多人的一种选择。
1905年9月，陈独秀的朋友吴樾刺杀出洋考察的五大臣，不幸身亡。两个月后，陈独秀放下《安徽俗话报》，再次来到上海，也许吸引他的也许正是暗杀清朝重臣这一独特的手段。蔡元培，章士钊都是暗杀团的成员。看着这些和他一样觉醒起来的同胞好友天天研制炸药，陈独秀是否认为这样的付出比出版一份有分量的报纸更加有用？
答案很快就揭晓了。革命党人行刺广西巡抚不中，上海的革命老巢却被当局端掉了。活跃在上海的革命宣传者被关进了监狱。
18年后回首往事，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陈独秀终于能够从理论上评论当年的暗杀活动：暗杀只是一个人浪漫的奇迹，而不是科学的革命活动。他没有说出的是，即使是在旁观暗杀活动之前，他已经不自觉地寻求一种科学的革命途径——既不是像做宣传这样缓慢，也不是像同盟会那样鲁莽，更不是像暗杀这样希望渺茫。
同盟会成立之后的数年间，与同盟会会员过从密切的陈独秀有着无数加入同盟会的机会与理由。但是他拒绝参加同盟会。康有为的改良主义固不可行，可是同盟会的起义在自身力量极其薄弱而国民全然浑浑噩噩的时候，是否稍显鲁莽？无论如何，在陈独秀看来，这都是不科学的革命方式。
1911年，刚刚放下自己忧时感怀诗作的陈独秀获知武昌起义的消息，立即起草革命檄文。随后安徽独立，都督孙毓筠任命陈独秀为秘书长。少爷出身的孙毓筠不大理会政务，都督府里管事最多的是陈独秀。陈独秀认为新政权建立了，其后的建设才更加重要。他主持一项项改革，改善民生，反对旧官僚。他的激进的思想与暴躁的性格缺点在口无遮拦的坦率个性中暴露殆尽，而这些显然与这个政治圆熟的社会格格不入。会议中沉默的对抗与会后不动声色的反抗终于耗尽了陈独秀最初从政的耐心，他主动辞职，进入教育界。
两个月后，柏文蔚接任安徽都督，再次任命陈独秀为秘书长。而陈独秀已经对政局失望。好友汪孟邹也来凑热闹，想弄个一官半职。陈独秀劝他，这里不是长局，还是贩卖他的文具去上海开个书店。
果然不是长局。宋教仁遇刺身亡，孙中山筹划二次革命。江西李烈钧，广东胡汉民，安徽柏文蔚的都督相继被袁世凯免职。柏文蔚出走上海，秘书长陈独秀也离职而去。
二次革命旋即失败，陈独秀已经是安徽当局捉拿的第一名要犯。他的家第一次被抄。他闲居上海，闭门读书，希望能以编辑与卖文为生。
然而卖文为生也是奢望，哪家报馆愿意刊出政府正在通缉的要犯的文章并为之支付稿费？好友汪孟邹为他出版的与政治无涉的《英文教科书》与《字义类例》，也销路不好，难以让著者摆脱生存困境。
然而这才是最为可敬的人格。从最初参加科举时对于八股与科举的鄙薄，到在东北亲历叔父在东北做官的排场与富贵，到如今民国建立后的省都督府秘书长，权势与富贵的机会陈独秀从来都不缺乏。然而他一次次弃之而去，只为了他心中的炽热的理想。
炽热的理想或许是后人附会的冠冕之词。确切地说，这位前清秀才一直探寻的，是关于这个世界，这个国家的真相。
叔父积累了大笔财富，作为继子，只要回到叔父身边，或者也许仅仅是写封信，他便可以收到大笔钱。
困居上海的陈独秀再次来到日本。当年他第一次来到日本的时候，这里是中国革命者的幼儿园。十三年后，日本成了中国革命者的收容院。章士钊在东京创办的《甲寅杂志》，成为陈独秀这一时期发表政见的平台。
从18岁意识到国家这个概念开始，到为了中国的被瓜分而忧心从而号召大家爱国。如今新的国家已经建立，为什么为了国家好的想法不仅不能够实施，倡导这思想的人反而成为被通缉的要犯，甚至失去发表意见的空间，连卖文为生也不可能？
生存的困境无疑改变着一个人的思想。对于曾经一次次主动放弃权势与利禄而依然坚持理想的人来说，这意味着什么？当他穿着爬满虱子的衬衫而继续奋笔疾书的时候，他的文字将会产生一种怎样的思想升华？
一周后，安庆藏书楼被查封。陈独秀逃亡上海。
这时的上海，邹容刚刚出版了他的让人热血沸腾的《革命军》，章士钊正主编《苏报》。
《苏报》被查封后，章士钊创办《民国日日报》，陈独秀也参与其中，积累了最初的编辑经验。三个月后该报停刊。
1904年，陈独秀在芜湖创办《安徽俗话报》。这是他最早的办报实践。演讲不成，创办一份报纸传播信息还是可能的。他要把各处发生的事情说给安徽人听，也要把浅显的学问不用通俗的话语说出来，让大家都明白：
这时中国最大的事莫过于生存还是灭亡。几千年的大好中国，像切西瓜一样，你切一块，我切一块，而政府对外国却像老鼠看见猫一样，不敢说半个不字。中国人只知道有家，不知道有国，人人一生的希望不外乎成家立业讨老婆生儿子做官发财；只知道听天命，不知道尽人力，说什么天命如此，气数已尽。这才是亡国的真正原因。
而在经历了最初开启民智，宣传革命思想的缓慢与艰难之后，探寻另外一种途径——暗杀——成为许多人的一种选择。
1905年9月，陈独秀的朋友吴樾刺杀出洋考察的五大臣，不幸身亡。两个月后，陈独秀放下《安徽俗话报》，再次来到上海，也许吸引他的也许正是暗杀清朝重臣这一独特的手段。蔡元培，章士钊都是暗杀团的成员。看着这些和他一样觉醒起来的同胞好友天天研制炸药，陈独秀是否认为这样的付出比出版一份有分量的报纸更加有用？
答案很快就揭晓了。革命党人行刺广西巡抚不中，上海的革命老巢却被当局端掉了。活跃在上海的革命宣传者被关进了监狱。
18年后回首往事，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陈独秀终于能够从理论上评论当年的暗杀活动：暗杀只是一个人浪漫的奇迹，而不是科学的革命活动。他没有说出的是，即使是在旁观暗杀活动之前，他已经不自觉地寻求一种科学的革命途径——既不是像做宣传这样缓慢，也不是像同盟会那样鲁莽，更不是像暗杀这样希望渺茫。
同盟会成立之后的数年间，与同盟会会员过从密切的陈独秀有着无数加入同盟会的机会与理由。但是他拒绝参加同盟会。康有为的改良主义固不可行，可是同盟会的起义在自身力量极其薄弱而国民全然浑浑噩噩的时候，是否稍显鲁莽？无论如何，在陈独秀看来，这都是不科学的革命方式。
1911年，刚刚放下自己忧时感怀诗作的陈独秀获知武昌起义的消息，立即起草革命檄文。随后安徽独立，都督孙毓筠任命陈独秀为秘书长。少爷出身的孙毓筠不大理会政务，都督府里管事最多的是陈独秀。陈独秀认为新政权建立了，其后的建设才更加重要。他主持一项项改革，改善民生，反对旧官僚。他的激进的思想与暴躁的性格缺点在口无遮拦的坦率个性中暴露殆尽，而这些显然与这个政治圆熟的社会格格不入。会议中沉默的对抗与会后不动声色的反抗终于耗尽了陈独秀最初从政的耐心，他主动辞职，进入教育界。
两个月后，柏文蔚接任安徽都督，再次任命陈独秀为秘书长。而陈独秀已经对政局失望。好友汪孟邹也来凑热闹，想弄个一官半职。陈独秀劝他，这里不是长局，还是贩卖他的文具去上海开个书店。
果然不是长局。宋教仁遇刺身亡，孙中山筹划二次革命。江西李烈钧，广东胡汉民，安徽柏文蔚的都督相继被袁世凯免职。柏文蔚出走上海，秘书长陈独秀也离职而去。
二次革命旋即失败，陈独秀已经是安徽当局捉拿的第一名要犯。他的家第一次被抄。他闲居上海，闭门读书，希望能以编辑与卖文为生。
然而卖文为生也是奢望，哪家报馆愿意刊出政府正在通缉的要犯的文章并为之支付稿费？好友汪孟邹为他出版的与政治无涉的《英文教科书》与《字义类例》，也销路不好，难以让著者摆脱生存困境。
然而这才是最为可敬的人格。从最初参加科举时对于八股与科举的鄙薄，到在东北亲历叔父在东北做官的排场与富贵，到如今民国建立后的省都督府秘书长，权势与富贵的机会陈独秀从来都不缺乏。然而他一次次弃之而去，只为了他心中的炽热的理想。
炽热的理想或许是后人附会的冠冕之词。确切地说，这位前清秀才一直探寻的，是关于这个世界，这个国家的真相。
叔父积累了大笔财富，作为继子，只要回到叔父身边，或者也许仅仅是写封信，他便可以收到大笔钱。
困居上海的陈独秀再次来到日本。当年他第一次来到日本的时候，这里是中国革命者的幼儿园。十三年后，日本成了中国革命者的收容院。章士钊在东京创办的《甲寅杂志》，成为陈独秀这一时期发表政见的平台。
从18岁意识到国家这个概念开始，到为了中国的被瓜分而忧心从而号召大家爱国。如今新的国家已经建立，为什么为了国家好的想法不仅不能够实施，倡导这思想的人反而成为被通缉的要犯，甚至失去发表意见的空间，连卖文为生也不可能？
生存的困境无疑改变着一个人的思想。对于曾经一次次主动放弃权势与利禄而依然坚持理想的人来说，这意味着什么？当他穿着爬满虱子的衬衫而继续奋笔疾书的时候，他的文字将会产生一种怎样的思想升华？
@不倒翁南子 2011-05-18 13:08:57
陈独秀早已被淡忘，被遗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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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切的说 只是被某个集团遗弃
陈独秀早已被淡忘，被遗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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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切的说 只是被某个集团遗弃
谢谢齐国之都上面的文字。
关于外篇的内容，也曾考虑过是否把它放在后面。这样一来，关于毛泽东的情节是连贯起来了，但是另一方面却对毛泽东本身的成长难以有连贯性的理解。比如后文将会写到的缴了3000北军部队的枪这事，比如与共产主义遭遇。。。。。。这是个两难。
关于外篇的内容，也曾考虑过是否把它放在后面。这样一来，关于毛泽东的情节是连贯起来了，但是另一方面却对毛泽东本身的成长难以有连贯性的理解。比如后文将会写到的缴了3000北军部队的枪这事，比如与共产主义遭遇。。。。。。这是个两难。
在《甲寅》杂志上，陈独秀第一次用独秀之名发表《爱国心与自觉心》来阐述他对于国家的最新思考：
天下人心，不外乎情感与理智。情感最丰富者莫过于屈原，他愤世忧国，终于沉江汨罗；最智慧者，莫过于老子，他看透人世，骑牛隐没。
中国人把爱国看做社稷，忠君，人民只不过是那些缔造大业，得天下者的牺牲品，而与自身的自由权利幸福全然无关。在欧美人看来，国家是为国人谋安宁幸福的团体，建立国家的目的就在于保障权利，共谋幸福。对于中国人来说，如果不懂得这个道理，那么爱国就是误国。
以爱国心来说，为使国家富强，为国尽瘁，万死不辞，这种爱国烈士的行为当然为世人尊敬，也是理所当然的道理。而自觉地去辨析国家的性质与具体状况，却很少人去思考。
以国民落后的智力而言，无论是共和制还是君主立宪制，都无法成为真正的国家。
国家是为国人共谋幸福之团体。不以此为目的，其国存之无所荣，亡之无所惜。而自觉心首先要懂得立国的目的并了解自己国家的情势，而不是盲目地爱国，像德国，日本人那样的爱国，就很可怕。而中国，对外不足以抵抗欺辱，对内不能够保护人民，种种残害人民的政策，已经让人民绝望。爱国又从何谈起？
海外军队来了，一定有人欢迎。保民的国家应当去爱，害民的国家，怎么去爱她？残害人民，恶国家还不如没有国家。看看我们有多么广阔的土地，可只有租界的人才能够享受到安宁与自由。
国家国家，你自行实施你的管理办法，我们实在没有你也不会担忧，有你也不会开心。我们不是要咒你灭亡，实在是禁不住有这样的感觉。
屈子爱国，却终沉汨罗；老子智慧，却骑牛隐没。在大情感与大智慧之间，陈独秀试图找到一种以智慧的方式来爱国的道路。
一石激起浪千层。陈独秀的这篇文章对于他的时代来说实在是太前卫了。有人读出了其中的苦心而感觉到伤心，有人读出了作者的狂妄而感觉到愤怒。
平和善良的李大钊读出了陈独秀的苦心与伤心。他撰文《厌世心与自觉心》，继续探讨，延伸话题：
国家的善恶之辩，古今学者谈论的已经太多。进入哲理领域，其间玄妙更是一言难尽。
所谓自觉心，不仅是能够辨析国家的善恶，更在于自觉地去改进立国的精神，把国家变得可爱，而不是自暴自弃。只要努力去改变就好，至于何时能够做到，就不要管他了。
苛政猛于虎，虽然令人痛心，却要谋求自救的办法。中国已经频临绝境，可是一息尚存，便绝不要绝望。而是努力向上，改变环境。
天下人心，不外乎情感与理智。情感最丰富者莫过于屈原，他愤世忧国，终于沉江汨罗；最智慧者，莫过于老子，他看透人世，骑牛隐没。
中国人把爱国看做社稷，忠君，人民只不过是那些缔造大业，得天下者的牺牲品，而与自身的自由权利幸福全然无关。在欧美人看来，国家是为国人谋安宁幸福的团体，建立国家的目的就在于保障权利，共谋幸福。对于中国人来说，如果不懂得这个道理，那么爱国就是误国。
以爱国心来说，为使国家富强，为国尽瘁，万死不辞，这种爱国烈士的行为当然为世人尊敬，也是理所当然的道理。而自觉地去辨析国家的性质与具体状况，却很少人去思考。
以国民落后的智力而言，无论是共和制还是君主立宪制，都无法成为真正的国家。
国家是为国人共谋幸福之团体。不以此为目的，其国存之无所荣，亡之无所惜。而自觉心首先要懂得立国的目的并了解自己国家的情势，而不是盲目地爱国，像德国，日本人那样的爱国，就很可怕。而中国，对外不足以抵抗欺辱，对内不能够保护人民，种种残害人民的政策，已经让人民绝望。爱国又从何谈起？
海外军队来了，一定有人欢迎。保民的国家应当去爱，害民的国家，怎么去爱她？残害人民，恶国家还不如没有国家。看看我们有多么广阔的土地，可只有租界的人才能够享受到安宁与自由。
国家国家，你自行实施你的管理办法，我们实在没有你也不会担忧，有你也不会开心。我们不是要咒你灭亡，实在是禁不住有这样的感觉。
屈子爱国，却终沉汨罗；老子智慧，却骑牛隐没。在大情感与大智慧之间，陈独秀试图找到一种以智慧的方式来爱国的道路。
一石激起浪千层。陈独秀的这篇文章对于他的时代来说实在是太前卫了。有人读出了其中的苦心而感觉到伤心，有人读出了作者的狂妄而感觉到愤怒。
平和善良的李大钊读出了陈独秀的苦心与伤心。他撰文《厌世心与自觉心》，继续探讨，延伸话题：
国家的善恶之辩，古今学者谈论的已经太多。进入哲理领域，其间玄妙更是一言难尽。
所谓自觉心，不仅是能够辨析国家的善恶，更在于自觉地去改进立国的精神，把国家变得可爱，而不是自暴自弃。只要努力去改变就好，至于何时能够做到，就不要管他了。
苛政猛于虎，虽然令人痛心，却要谋求自救的办法。中国已经频临绝境，可是一息尚存，便绝不要绝望。而是努力向上，改变环境。
不久《甲寅》杂志也迫于袁世凯当局的压力而停办。1911年以来发展迅猛的出版业在新闻封锁的政治压力与政府对新闻界的大扫荡中骤然萎缩，《甲寅》只不过是大批被封杀的媒体之一。
黑暗的社会状况，艰难的生存现实，横溢于胸中的才华，多年从事宣传启蒙的媒体经验，对于陈独秀来说，他个人的黄金时代正悄然降临。他满怀豪情地对汪孟邹说，让我办十年杂志，全国思想全改观。
1915年，陈独秀终于如愿以偿，在上海办起了自己的杂志——《青年杂志》。亲眼目睹，亲身经历了革命风潮的陈独秀认识到只有一代青年们的普遍觉醒，中国才有可能脱离旧社会，旧文明。
为了避免重蹈被查禁的覆辙，杂志避免直接评论政治，而是以改革青年的思想和行为为目标。
创刊号中，陈独秀就明确提出，改造国家，要以科学与人权并重。而这两样东西，对于当时的许多青年来说，还显得那样陌生。
1916年，杂志改名《新青年》。
人们一定还记得当年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纵横捭阖，汪洋恣肆，一泻千里，给中国人以极大的鼓舞，至今读之，依然让人精神为之一振。
可是静心思之，是否稍显空洞？
时代的变化给了陈独秀精神上更多的养分，而个人的际遇与选择也同样赋予了他评论天下的资格与能力。社会的改变，国家的富强，需要的是一代上进的青少年不懈的努力。越过梁启超少年中国中空洞的说辞，陈独秀敏锐地抓住了想要有所作为的青年的具体特质。
身体纤弱的白面书生如何能够担当救国的重任？深入骨髓灵魂的做官发财思想与旧青年有何区别？享受财富固然是人生乐事之一，追求财富原本也并不是一件坏事，可是中国式的发财方法，不是从生产创业中来，大家反而以做官作为发财捷径。做官也不是坏事。而当做官成为个人发财的工具掠夺财富的手段，并成为国民所谓追求其幸福的常识，共识，对于一个民族来说，这是一件何等可怕的事情？
黑暗的社会状况，艰难的生存现实，横溢于胸中的才华，多年从事宣传启蒙的媒体经验，对于陈独秀来说，他个人的黄金时代正悄然降临。他满怀豪情地对汪孟邹说，让我办十年杂志，全国思想全改观。
1915年，陈独秀终于如愿以偿，在上海办起了自己的杂志——《青年杂志》。亲眼目睹，亲身经历了革命风潮的陈独秀认识到只有一代青年们的普遍觉醒，中国才有可能脱离旧社会，旧文明。
为了避免重蹈被查禁的覆辙，杂志避免直接评论政治，而是以改革青年的思想和行为为目标。
创刊号中，陈独秀就明确提出，改造国家，要以科学与人权并重。而这两样东西，对于当时的许多青年来说，还显得那样陌生。
1916年，杂志改名《新青年》。
人们一定还记得当年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纵横捭阖，汪洋恣肆，一泻千里，给中国人以极大的鼓舞，至今读之，依然让人精神为之一振。
可是静心思之，是否稍显空洞？
时代的变化给了陈独秀精神上更多的养分，而个人的际遇与选择也同样赋予了他评论天下的资格与能力。社会的改变，国家的富强，需要的是一代上进的青少年不懈的努力。越过梁启超少年中国中空洞的说辞，陈独秀敏锐地抓住了想要有所作为的青年的具体特质。
身体纤弱的白面书生如何能够担当救国的重任？深入骨髓灵魂的做官发财思想与旧青年有何区别？享受财富固然是人生乐事之一，追求财富原本也并不是一件坏事，可是中国式的发财方法，不是从生产创业中来，大家反而以做官作为发财捷径。做官也不是坏事。而当做官成为个人发财的工具掠夺财富的手段，并成为国民所谓追求其幸福的常识，共识，对于一个民族来说，这是一件何等可怕的事情？
《新青年》不谈政治而注重思想启蒙的风格，使它成为思想门派各异的北大教授们能够联合起来的基础。正是这种基础，使得与旧世界相比而言显得大胆的思想观念与新颖有效的文体以及写作技巧的结合成为可能。
舞台已经搭好。这些从四书五经里走出来又接受西洋或东洋文化的学者，再也无需坐在胡胡同口槐树下高谈阔论，痛批中国文化与时局了。讲坛，杂志，学会，有什么本事，尽管施展出来。
为了应对这无人捧场而稍显清冷的局面，《新青年》同仁不惜上演一出双簧，发表文章自骂。不知底细的林纾无端被卷了进来。
论战不可避免地爆发了。而《新青年》杂志成为最大受益者。
此时在教育部做小职员的鲁迅正在以拓古碑打发日子。在鲁迅看来，这个国家太黑暗，黑暗到没有任何希望可言。人们被关在铁屋子里面沉睡，既然没有打破这铁屋的希望，最好还是不要去惊醒那些沉睡的人罢。
夜里无聊的时候，他会拿着长长的竹竿去打外面叫春的猫儿，有时也会拿起弹弓去射外面胡同里撒尿的人的屁股。
但他终于答应为《新青年》做小说了。虽然在他看来，这本杂志不但没有人认同，也没有人来反对。
在陈独秀的不懈催促下，《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相继问世。
把每一期出版的《新青年》都称为时代的思想炸弹并不是过誉之词。它的每一篇文字都在从不同的方面告诉人们，身边的社会并非原来想象中的那样理所当然，而是有着更多更好的可能性。
不同观念下的另类视觉为苦闷中的一代青年的思想打开了一道大门。
杂志的销路很快由当初的1000份上升到16000份。也许它曾经是部分追求上进的年轻人热爱的杂志，但如今随着话题的拓展深入，以及它在舆论界掀起的波澜，现在则成为年轻人共同热烈追捧的刊物。
一个原本平平无奇的刊物，终于以北大为基地，开始创造属于她自己的传奇。
一代新青年就是在这一本杂志的影响下，开始了他们各自迥异的人生，创造着我们民族共同的历史与矛盾。
而她的主办者陈独秀也因此而逐渐被推向历史的风口浪尖。。。。。。
@齐国之都 2011-05-18 22:19:00
研究毛泽东的文章很多,但好文章极少。楼主是下了一番功夫的，至少比官方的毛传写的好。毛泽东的智慧主要来自何方？我认为主要来自几千年的中华文化，马列只是辅助方面。不过他身上也有许多未解之谜，比如楼主一开始说的坟地之事、沩山寺之事、炸弹掉在脚下未炸之事等等。这些都是小概率事件，发生在一个人身上，实在有些奇怪。我们一般人研究毛泽东，当然不是奢望能成就他那样的功业，只是为了自己做事情时有些参考，免得走许......
-----------------------------
认同你的关于毛泽东智慧的观点。马列对于他其实只是在恰当的时刻拿起来的一种工具。
至于风水，后文也将会继续谈到，当然不是关于风水本身。
研究毛泽东的文章很多,但好文章极少。楼主是下了一番功夫的，至少比官方的毛传写的好。毛泽东的智慧主要来自何方？我认为主要来自几千年的中华文化，马列只是辅助方面。不过他身上也有许多未解之谜，比如楼主一开始说的坟地之事、沩山寺之事、炸弹掉在脚下未炸之事等等。这些都是小概率事件，发生在一个人身上，实在有些奇怪。我们一般人研究毛泽东，当然不是奢望能成就他那样的功业，只是为了自己做事情时有些参考，免得走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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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同你的关于毛泽东智慧的观点。马列对于他其实只是在恰当的时刻拿起来的一种工具。
至于风水，后文也将会继续谈到，当然不是关于风水本身。
作者：齐国之都 回复日期：2011-05-20 12:29:16 回复
关于外观的问题，楼主可能对我的观点有些误会。我不是说在主线索中不写外观中的人和事，而是要写的简略一些，概述一下即可，而对于外观中人和事对毛泽东影响大的，还是要写的详细一点。比如陈独秀，对他前面的经历略写，对于甲寅杂志和新青年则仍照现在的写法不宜可乎？
有道理。。。。
5. 游历湖南
民国初年，一个不大看得起袁世凯与孙中山的青年学生，一方面他以自己独特的思维模式思考现实问题，并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另一方面，他本人对于社会现实状况所知并不算太多，对于他所重视的社会人情世故，也所知有限。这其间的巨大的反差，一定在他心里引起很大的不安。
青年学生毛泽东虽然由一个不看重不喜欢规规矩矩做学问的学生转变为一个相对来讲还算守规矩的学生，但是他远远不是安于理论学习的书虫。学习的目的，不仅仅是增长知识，更在于用这样的知识来改变现实——这既是三湘文化的传统，同时也更加切合一个出身贫贱但志在千里的农村学生的实际认识。
湖南学风历来强调经世致用，躬行实践。岳麓书院培养了一批在政界学界名人，是长沙最著名的学府。在杨昌济的介绍下，毛泽东曾在假期两次入岳麓书院寄读。书院讲堂正门匾额上大书“实事求是”。
什么是实事求是？又如何做到实事求是？对于求知若渴的毛泽东来说，不能不有所思索。
严复痛批中国人“始作于伪，终于无耻”，不正是在痛恶国人不能够实事求是？
就探究世界的真相而言，实事求是算是最起码的要求。自然科学方面，它落实起来在理论上不应有任何障碍，可布鲁诺还是被教会烧死了。而在社会学科面，由于强权者制定游戏规则，甚至制定社会公理，使得实事求是在社会学领域的落实从来都是无比艰难。
但是在民国初年，封建皇权体系已经垮台，地方上的分裂让政府头痛，新的“社会公理”与游戏规则，政府尚无暇顾及。对于成长中的年轻一代来说，这是一个多么难得的社会环境！至少，对于毛泽东来说，没有了理论体系的约束，他大可从实施实事求是的社会调查到研究主义与问题，而自由成长。
另一方面，作为喜欢历史，喜欢研究时事，并进而喜欢上哲学的学生，毛泽东少年时代做农民的经历不可能不在有意无意之间提醒着他——这样的学问，可有什么样的用处？
说到底，这是一个理论与实践的问题。再继续深究下去，这其实是一个实用主义的问题。
而无论是实践的种子，还是实用的观念，早在毛泽东做农民的年代已经深深埋下。
任何时候，如果你和一位农民谈诗词歌赋，他必定呵欠连天，任由你胡说八道。可是如果你和他谈怎样种庄稼，却必将提起他的兴趣。可是就算你有再好的理论，农民必定要经过自己实际操作，验证之后才会认同。
每一种职业必将赋予其主体以特性。做教师的，难免有说教的习惯；做品质的，总习惯于挑毛病。做管理做销售的，总不免要琢磨别人的思想，以便投其所好建立起良好的商业关系。而做农民，他必定脚踏实地。
少年毛泽东在为期不长的农民生涯中显然培养出了脚踏实地的品性。如果他的人生轨迹没有变化的话，他必将是一位出色的农民。
一本书改变了看他的思想，继而改变了他人生的轨迹。而当年做农民的职业特性，却自然而然地保存了下来。
种子已经种下去了，一切才刚刚开始。要有所收获，还需要灌溉，需要清除杂草，需要持之以恒的付出。
什么样的理论都好，都需要落实，验证。否则，说得再好，又有何用？
早在进入师范学校的第一个学期，毛泽东的笔记中就已经写道：闭门求学，其学无用。
填平理论与现实之间的鸿沟，不管是对于一个即将毕业的师范生，还是对于任何一个社科学系的博士生，都是一样的艰难。
那些成功地在两者之间搭建起桥梁的人，无一例外地成了各自学科中的佼佼者。甚至对那些成功的商人而言，他们的成功也是因为持续不懈地落实了某种与社会环境相契合的既定规则。
而多年来在成长阶段保持着脚踏实地的农民特性的少年，当他开始不断学习吸收来自精神上理论上的营养的时候，他一定深为自己学习到的这种种缺乏根基缺乏验证的理论而不安。
杨昌济总结说，耕读世家造就了曾国藩，成就了梁启超，并以此来鼓励自己的学生毛泽东。在某种程度上，这未免失之空泛。
农民的脚踏实地，注重实践，持之以恒，为他收获了一季季庄稼；学者的博闻强记，刻苦钻研，苦思冥想，伏案写作，为他收获了学界的声望。
而如果一个农民喜欢读书，钻研种地的理论，他将会是怎样的农民？如果一位学者总是像农民一样把自己的学问，研究成果转化成现实，这是一位怎样伟大的学者？
耕读世家就是把这两者结合起来的典范家族。至少，对他们来说，以种庄稼的态度研究学问成为可能。
看来，两年的农民经历，对于毛泽东来说，其重要性怎样评价都不过分。
事实上，此时毛泽东本人也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说，有办事之人，有传教之人。前者如诸葛亮，范仲淹；后者如孔孟朱熹王阳明。最近的能够传教与办事结合起来的榜样，就是曾国藩。
传教是理论，办事是实践。
而最困难的，便是把理论付诸实践。
往小处说，个人的良好习惯与种种操守，许多人了解并且认同，可是真正能够身体力行的，又有几人？往大处说，对于改变这个世界，人们阅读，思考，做文章，办报纸，争论不休，而最终能够真正把自己的思想付诸现实的，又有几人？
然而对于曾经一面种庄稼一面思考人生与世界的毛泽东来说，这些却是自然而然的道理，根本不成为问题。
民国初年，一个不大看得起袁世凯与孙中山的青年学生，一方面他以自己独特的思维模式思考现实问题，并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另一方面，他本人对于社会现实状况所知并不算太多，对于他所重视的社会人情世故，也所知有限。这其间的巨大的反差，一定在他心里引起很大的不安。
青年学生毛泽东虽然由一个不看重不喜欢规规矩矩做学问的学生转变为一个相对来讲还算守规矩的学生，但是他远远不是安于理论学习的书虫。学习的目的，不仅仅是增长知识，更在于用这样的知识来改变现实——这既是三湘文化的传统，同时也更加切合一个出身贫贱但志在千里的农村学生的实际认识。
湖南学风历来强调经世致用，躬行实践。岳麓书院培养了一批在政界学界名人，是长沙最著名的学府。在杨昌济的介绍下，毛泽东曾在假期两次入岳麓书院寄读。书院讲堂正门匾额上大书“实事求是”。
什么是实事求是？又如何做到实事求是？对于求知若渴的毛泽东来说，不能不有所思索。
严复痛批中国人“始作于伪，终于无耻”，不正是在痛恶国人不能够实事求是？
就探究世界的真相而言，实事求是算是最起码的要求。自然科学方面，它落实起来在理论上不应有任何障碍，可布鲁诺还是被教会烧死了。而在社会学科面，由于强权者制定游戏规则，甚至制定社会公理，使得实事求是在社会学领域的落实从来都是无比艰难。
但是在民国初年，封建皇权体系已经垮台，地方上的分裂让政府头痛，新的“社会公理”与游戏规则，政府尚无暇顾及。对于成长中的年轻一代来说，这是一个多么难得的社会环境！至少，对于毛泽东来说，没有了理论体系的约束，他大可从实施实事求是的社会调查到研究主义与问题，而自由成长。
另一方面，作为喜欢历史，喜欢研究时事，并进而喜欢上哲学的学生，毛泽东少年时代做农民的经历不可能不在有意无意之间提醒着他——这样的学问，可有什么样的用处？
说到底，这是一个理论与实践的问题。再继续深究下去，这其实是一个实用主义的问题。
而无论是实践的种子，还是实用的观念，早在毛泽东做农民的年代已经深深埋下。
任何时候，如果你和一位农民谈诗词歌赋，他必定呵欠连天，任由你胡说八道。可是如果你和他谈怎样种庄稼，却必将提起他的兴趣。可是就算你有再好的理论，农民必定要经过自己实际操作，验证之后才会认同。
每一种职业必将赋予其主体以特性。做教师的，难免有说教的习惯；做品质的，总习惯于挑毛病。做管理做销售的，总不免要琢磨别人的思想，以便投其所好建立起良好的商业关系。而做农民，他必定脚踏实地。
少年毛泽东在为期不长的农民生涯中显然培养出了脚踏实地的品性。如果他的人生轨迹没有变化的话，他必将是一位出色的农民。
一本书改变了看他的思想，继而改变了他人生的轨迹。而当年做农民的职业特性，却自然而然地保存了下来。
种子已经种下去了，一切才刚刚开始。要有所收获，还需要灌溉，需要清除杂草，需要持之以恒的付出。
什么样的理论都好，都需要落实，验证。否则，说得再好，又有何用？
早在进入师范学校的第一个学期，毛泽东的笔记中就已经写道：闭门求学，其学无用。
填平理论与现实之间的鸿沟，不管是对于一个即将毕业的师范生，还是对于任何一个社科学系的博士生，都是一样的艰难。
那些成功地在两者之间搭建起桥梁的人，无一例外地成了各自学科中的佼佼者。甚至对那些成功的商人而言，他们的成功也是因为持续不懈地落实了某种与社会环境相契合的既定规则。
而多年来在成长阶段保持着脚踏实地的农民特性的少年，当他开始不断学习吸收来自精神上理论上的营养的时候，他一定深为自己学习到的这种种缺乏根基缺乏验证的理论而不安。
杨昌济总结说，耕读世家造就了曾国藩，成就了梁启超，并以此来鼓励自己的学生毛泽东。在某种程度上，这未免失之空泛。
农民的脚踏实地，注重实践，持之以恒，为他收获了一季季庄稼；学者的博闻强记，刻苦钻研，苦思冥想，伏案写作，为他收获了学界的声望。
而如果一个农民喜欢读书，钻研种地的理论，他将会是怎样的农民？如果一位学者总是像农民一样把自己的学问，研究成果转化成现实，这是一位怎样伟大的学者？
耕读世家就是把这两者结合起来的典范家族。至少，对他们来说，以种庄稼的态度研究学问成为可能。
看来，两年的农民经历，对于毛泽东来说，其重要性怎样评价都不过分。
事实上，此时毛泽东本人也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说，有办事之人，有传教之人。前者如诸葛亮，范仲淹；后者如孔孟朱熹王阳明。最近的能够传教与办事结合起来的榜样，就是曾国藩。
传教是理论，办事是实践。
而最困难的，便是把理论付诸实践。
往小处说，个人的良好习惯与种种操守，许多人了解并且认同，可是真正能够身体力行的，又有几人？往大处说，对于改变这个世界，人们阅读，思考，做文章，办报纸，争论不休，而最终能够真正把自己的思想付诸现实的，又有几人？
然而对于曾经一面种庄稼一面思考人生与世界的毛泽东来说，这些却是自然而然的道理，根本不成为问题。
报纸上的一则新闻引起了毛泽东极大的兴趣，成为他在研究理论之余，走入现实的突破口。新闻上说，有两个年轻学生周游全国，并已经成功地达到西藏的边界打箭炉。
打箭炉位于西藏与四川之间。来到这里，也意味着他们已经走过了大半个中国。
毛泽东怀着极大的兴趣阅读了这个新闻。对于他来说，这不是猎奇，不是冒险，而是一种启迪与激励：如果别人可以周游全国，自己为何不能？
周游全国，游历各处名山大川，这早已是他的梦想——对于地理，历史文化，他有着特殊的嗜好与敏感。也许与天分有关，也许与自身的成长过程中的阅读与生活经历有关,或者兼而有之。修身笔记中写着“游历名山大川的好处”，显然他早已有此想法。
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他并不满足于在校园里得来的种种理论。
与什么有关都好，这件事的的确确触动了青年学生毛泽东的神经。他也决定在暑假周游一番：增长见识，了解社会，考验自己的生存力。这样好的事情为什么不去做？
许多年后，他说：我想效仿他们，可是我没有钱。所以我觉得应当在湖南一试。
直到17年后，他的周游全国的梦想终于能够以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方式实现。那次最为特别的长途旅行最终成为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征，也成为他一生中最精彩的记忆。
然而对于此时的毛泽东来说，他要面对的不仅仅是钱的问题。周游全国同样需要时间。即将毕业，他也不可能仅仅为了周游而放下学业。
他的热情始终伴随着理智。一件事情再好，也要切实可行才行。思想可以天马行空，而行动却总是脚踏实地。
面对现实，他绝不是一个不顾一切的浪漫主义者。
当他终于能够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一同在暑假游历湖南，他的愿望总算实现了。
他与这位叫做萧瑜的同学花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游历了长沙周围的五个县，没有花自己一个铜板。
两个当事人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记录了他们的这次游历。毛泽东简单地说，我们走遍了这五个县，没有花一个铜板。农民们给我们吃的，给我们地方睡觉。所到之处，都受到款待和欢迎。
这是一个领导着农民闹革命的革命家的叙事风格。
毛泽东说的未必不是实情。人情冷暖，世态炎凉，间或的饥渴劳顿，经常的野外露宿，在后来的叙述者毛泽东口中根本就不存在，或者至少是可以忽略不计的。这些艰辛劳苦，与他之后经历的被追捕与枪林弹雨，炮火烟尘比起来，算得上什么？
然而对于后来留洋并成为西方大学教授的萧瑜来说，当年的一切似乎一直历历在目。因为不付钱过河而遭受的同船者的冷眼，船夫的恶语相向，写诗求见豪绅打秋风时的忐忑不安，荒郊野外就算有钱也买不到吃的，饥渴交加的困窘中屡次乞食的难堪，露宿野外的浪漫与恐惧，身无分文又极度饥饿时在饭店吃饭时的紧张与慌乱。。。。。。这样的经历，对于后来一直生活在风平浪静中的萧瑜来说，已经算是一生中最为深切的传奇。
作者：齐国之都 回复日期：2011-05-20 12:29:16 回复
有人把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拿来说事,其实没有太多道理。我认为毛泽东一生中都忠于五四的传统和精神。这一点不少人都看出来了。比如那个袁伟时，他是反对辛亥革命的，但他也承认毛泽东是五四精神的继承者，进而说文革是五四发展的必然结果。如果这个帖子不被封杀，能一直写到文革的话，到时候我会出来发表我对反右、文革的一些看法。我认为中国需要一场真正的文化革命，在大众和官僚中真正普及人人平等的思想、民主的作风。你看现在的许多官员，哪里有一点现代官员应有的起码作风？不客气地说，这些人连弯弯的官员都不如。
不管毛泽东如何继承了五四精神，实际上真正的五四精神无疑是被后来的红色中国淹没无存了。
说到这里，不能不谈到教育问题。从梁启超到严复到陈独秀，到今天不甘于眼看着这民族逐渐沦落的有识之士，大家都意识到教育问题的重要，可是与前辈们一样，大家除了教育体制发发牢骚，基本上都无能为力。
既然教育的问题都得不到解决，那剩下的，就更无从谈起。
即使是在这样的教育体制下，庞大的中国也不是没有天才与真正的精英。只是，他们太少了，难成气候。
而只有制度的改变才能造就大批知识精英的出现，从而使整个局面改观。
有人把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拿来说事,其实没有太多道理。我认为毛泽东一生中都忠于五四的传统和精神。这一点不少人都看出来了。比如那个袁伟时，他是反对辛亥革命的，但他也承认毛泽东是五四精神的继承者，进而说文革是五四发展的必然结果。如果这个帖子不被封杀，能一直写到文革的话，到时候我会出来发表我对反右、文革的一些看法。我认为中国需要一场真正的文化革命，在大众和官僚中真正普及人人平等的思想、民主的作风。你看现在的许多官员，哪里有一点现代官员应有的起码作风？不客气地说，这些人连弯弯的官员都不如。
不管毛泽东如何继承了五四精神，实际上真正的五四精神无疑是被后来的红色中国淹没无存了。
说到这里，不能不谈到教育问题。从梁启超到严复到陈独秀，到今天不甘于眼看着这民族逐渐沦落的有识之士，大家都意识到教育问题的重要，可是与前辈们一样，大家除了教育体制发发牢骚，基本上都无能为力。
既然教育的问题都得不到解决，那剩下的，就更无从谈起。
即使是在这样的教育体制下，庞大的中国也不是没有天才与真正的精英。只是，他们太少了，难成气候。
而只有制度的改变才能造就大批知识精英的出现，从而使整个局面改观。
@齐国之都 2011-05-21 07:42:49
楼主对于沩山寺的事情怎么看？当然这有点冲淡主题。不过沩山寺的事情确实很奇怪，那个老和尚太厉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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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还真不好说。。。下文将会写到这段经历，可能会一笔带过。
楼主对于沩山寺的事情怎么看？当然这有点冲淡主题。不过沩山寺的事情确实很奇怪，那个老和尚太厉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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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还真不好说。。。下文将会写到这段经历，可能会一笔带过。
@齐国之都 2011-05-21 21:57:16
青年毛泽东绝对是一个牛气冲天的人物。别的不说就说恋爱方面。他同时得到了两个杰出女子的青睐。一个是与他结为夫妻的杨开慧，最后为革命也是为他而牺牲，直到就义前还坚信毛泽东从事的革命事业一定会成功（有1986年发现的放在杨家房屋夹墙中杨开慧写的书信为证）。另一个是陶斯咏，他的一位女友，至死未嫁。这两个人都不乏追求者，当时湖南的学联主席彭璜就追求陶斯咏而陶斯咏没有答应。陶斯咏当时是湖南学联的副主席，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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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情方面不好揣摩，只是我相信青年毛泽东在一师时就已经打通了“货色”两关。
青年毛泽东绝对是一个牛气冲天的人物。别的不说就说恋爱方面。他同时得到了两个杰出女子的青睐。一个是与他结为夫妻的杨开慧，最后为革命也是为他而牺牲，直到就义前还坚信毛泽东从事的革命事业一定会成功（有1986年发现的放在杨家房屋夹墙中杨开慧写的书信为证）。另一个是陶斯咏，他的一位女友，至死未嫁。这两个人都不乏追求者，当时湖南的学联主席彭璜就追求陶斯咏而陶斯咏没有答应。陶斯咏当时是湖南学联的副主席，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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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情方面不好揣摩，只是我相信青年毛泽东在一师时就已经打通了“货色”两关。
@捞二 2011-05-21 22:46:49
毛泽东，不管他是英雄还是枭雄，但绝对是个伟人，不过他的一生，不是任何一个人能够完全说得清的，看了那么多的毛泽东传，感觉写的都不过是皮毛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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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是着眼点不同吧！
毛泽东，不管他是英雄还是枭雄，但绝对是个伟人，不过他的一生，不是任何一个人能够完全说得清的，看了那么多的毛泽东传，感觉写的都不过是皮毛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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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是着眼点不同吧！
不同的思想，造就了毛泽东与萧瑜双方后来不同的人生经历。不同的经历，塑造着各自不同的记忆。不同的记忆，折射出不同的思想。正是因为思想的迥异，这对学生时代的好友，在毕业后面对社会现实不久，便分道扬镳，走上了各自全然不同人生道路。
关于这次长途游历，萧瑜的记忆更加细致，也更容易为普通人所理解。
出发前，他们穿上自己所能找到的最破烂的衣服，每人携带着一把伞，包裹里包着一套换洗衣服，毛巾，笔记本，毛笔，墨盒，从长沙城出发了。身上没有带一分钱。这是他们为考验自身生存能力所设定的规则。
一出门，他们就面临了这次奇妙旅程的第一个选择：向左还是向右？向左走，是出城的大道；向右走，不远处就要过湘江。他们选择了有挑战性的后者。来到湘江边，两人开始筹划怎样过江：游过去？衣服包裹都会弄湿，不行。绕道从桥上过去？不甘心，太容易。看来只能够是坐船了。他们试图说服船夫免费载他们，说他们是穷学生，没有钱，但是被拒绝了。看来只能用赖的办法了。他们大大咧咧的登上一艘小船，船离岸了，船夫收钱的时候，他们告诉他，没有钱给。他们也拒绝以他们的包袱或者伞来作抵押，只是说，当他们回来的时候，付给双份的船资。船夫陷入两难的境地。一方面，他不可能不顾其他船客而把他们送回去，另一方面，他也不能在到达对岸之后为了几个铜板一直与他们纠缠下去而影响到自己继续经营。他的两难处境早在两位学生的意料之中。于是在他的骂骂咧咧之声中，两个学生胜利地继续着他们其后的旅程。
越平原，翻大山，日影相随，旅途劳苦。饥渴开始了。他们来到路边的一个小食店里，略作休息。在讨得了一杯茶之后，他们开始向老板娘打听附近可有读书人家？在得知后山不远处有一户刘翰林时，他们兴奋起来。他们要去拜访一下这位翰林，这也是他们今天的迟到的午餐所在。他们铺纸，研磨，一人一句写下这么一首拜谒诗：
翻山渡水之名郡，
竹杖草履谒学尊。
途见白云如晶海，
沾衣晨露浸饿身。
带着诗作，他们来到刘翰林府上紧闭的大门前，开始敲门。里面的狗狂吠起来。一位老人慢慢的大开门，厉声呵问他们有什么事。他们递上写好的诗，说他们从长沙来，带着一封给主人的信。然后开始了漫长的等待。他们终于被接进屋内，见到了刘翰林——一位廋小老头。简单的攀谈之后，刘翰林相信他们的确是游学打秋风的长沙学子。虽然拜谒诗中明示了他们的饥饿，翰林还是没有留饭，而是直接送了个红包，打发了他们。
他们的同学何叔衡的家就在他们正在游历的宁乡县，于是两人按照地址一路打听，来到了何叔衡的家。他们的意外拜访受到何家真诚热烈的欢迎。何家在这偏僻山村里过着自给自足的相对还算富庶的生活。他们参观了何家的猪栏，菜园，稻田，在第二天辞谢了主人的热情挽留，继续他们的旅程。
很多时候在乡野之间，他们也不得不开始真正的行乞，讨得一点点冷饭以果腹。
沿途他们去拜访了微山上的寺庙，与方丈谈论“老子”与“庄子”以及佛经。热心的和尚们认为他们是很有学问的先生，纷纷请他们题字留念。
在安化县城，饥俄的他们乞讨时发现，和乡下农村不同，在县城根本乞讨不到任何食物。城里人似乎正在失去他们当初在乡下的质朴与善良。在这里，买卖，利益交换才是最高原则。饥饿逼迫他们索性在一家食店里，堂皇的叫了吃的，却因为无钱付账而无法离开。于是他们轮流一个呆在食店里写日记，另外一个到街上去想办法。在终于讨得21文钱之后，他们买来了纸张，开始挖空心思为沿街的店铺写对联，想方设法将店铺的名字嵌进对联或者横批之中。
他们的设想获得了意外的成功。当店铺的账房与老板看到他们送来的对联，无不微笑着或多或少的给他们送上红包。
在益阳县城，从一份政府公告中，他们得知县长就是曾经在湖南一师教过他们的化学老师。于是去拜访这位县长。但是以他们叫花子的打扮，是无论如何过不了门卫一关的。正如他们的预料，门卫拒绝给县长递交他们的名片，而他们所谓的名片，也只不过是一张写有“萧瑜 毛泽东” 的小纸条而已。不能达到目的，他们并不肯轻易罢休。他们坐在县政府门前，扬言不见到县长绝不离开。而门卫则威胁他们说，要请示县长把他们抓起来，关进监狱。他们真的这么做了，但是县长看到名片之后让门卫赶快邀请他的客人进来。县长对他们游历的勇气大加赞赏。并安排他们洗澡，换上新的衣服，鞋子。
关于这次长途游历，萧瑜的记忆更加细致，也更容易为普通人所理解。
出发前，他们穿上自己所能找到的最破烂的衣服，每人携带着一把伞，包裹里包着一套换洗衣服，毛巾，笔记本，毛笔，墨盒，从长沙城出发了。身上没有带一分钱。这是他们为考验自身生存能力所设定的规则。
一出门，他们就面临了这次奇妙旅程的第一个选择：向左还是向右？向左走，是出城的大道；向右走，不远处就要过湘江。他们选择了有挑战性的后者。来到湘江边，两人开始筹划怎样过江：游过去？衣服包裹都会弄湿，不行。绕道从桥上过去？不甘心，太容易。看来只能够是坐船了。他们试图说服船夫免费载他们，说他们是穷学生，没有钱，但是被拒绝了。看来只能用赖的办法了。他们大大咧咧的登上一艘小船，船离岸了，船夫收钱的时候，他们告诉他，没有钱给。他们也拒绝以他们的包袱或者伞来作抵押，只是说，当他们回来的时候，付给双份的船资。船夫陷入两难的境地。一方面，他不可能不顾其他船客而把他们送回去，另一方面，他也不能在到达对岸之后为了几个铜板一直与他们纠缠下去而影响到自己继续经营。他的两难处境早在两位学生的意料之中。于是在他的骂骂咧咧之声中，两个学生胜利地继续着他们其后的旅程。
越平原，翻大山，日影相随，旅途劳苦。饥渴开始了。他们来到路边的一个小食店里，略作休息。在讨得了一杯茶之后，他们开始向老板娘打听附近可有读书人家？在得知后山不远处有一户刘翰林时，他们兴奋起来。他们要去拜访一下这位翰林，这也是他们今天的迟到的午餐所在。他们铺纸，研磨，一人一句写下这么一首拜谒诗：
翻山渡水之名郡，
竹杖草履谒学尊。
途见白云如晶海，
沾衣晨露浸饿身。
带着诗作，他们来到刘翰林府上紧闭的大门前，开始敲门。里面的狗狂吠起来。一位老人慢慢的大开门，厉声呵问他们有什么事。他们递上写好的诗，说他们从长沙来，带着一封给主人的信。然后开始了漫长的等待。他们终于被接进屋内，见到了刘翰林——一位廋小老头。简单的攀谈之后，刘翰林相信他们的确是游学打秋风的长沙学子。虽然拜谒诗中明示了他们的饥饿，翰林还是没有留饭，而是直接送了个红包，打发了他们。
他们的同学何叔衡的家就在他们正在游历的宁乡县，于是两人按照地址一路打听，来到了何叔衡的家。他们的意外拜访受到何家真诚热烈的欢迎。何家在这偏僻山村里过着自给自足的相对还算富庶的生活。他们参观了何家的猪栏，菜园，稻田，在第二天辞谢了主人的热情挽留，继续他们的旅程。
很多时候在乡野之间，他们也不得不开始真正的行乞，讨得一点点冷饭以果腹。
沿途他们去拜访了微山上的寺庙，与方丈谈论“老子”与“庄子”以及佛经。热心的和尚们认为他们是很有学问的先生，纷纷请他们题字留念。
在安化县城，饥俄的他们乞讨时发现，和乡下农村不同，在县城根本乞讨不到任何食物。城里人似乎正在失去他们当初在乡下的质朴与善良。在这里，买卖，利益交换才是最高原则。饥饿逼迫他们索性在一家食店里，堂皇的叫了吃的，却因为无钱付账而无法离开。于是他们轮流一个呆在食店里写日记，另外一个到街上去想办法。在终于讨得21文钱之后，他们买来了纸张，开始挖空心思为沿街的店铺写对联，想方设法将店铺的名字嵌进对联或者横批之中。
他们的设想获得了意外的成功。当店铺的账房与老板看到他们送来的对联，无不微笑着或多或少的给他们送上红包。
在益阳县城，从一份政府公告中，他们得知县长就是曾经在湖南一师教过他们的化学老师。于是去拜访这位县长。但是以他们叫花子的打扮，是无论如何过不了门卫一关的。正如他们的预料，门卫拒绝给县长递交他们的名片，而他们所谓的名片，也只不过是一张写有“萧瑜 毛泽东” 的小纸条而已。不能达到目的，他们并不肯轻易罢休。他们坐在县政府门前，扬言不见到县长绝不离开。而门卫则威胁他们说，要请示县长把他们抓起来，关进监狱。他们真的这么做了，但是县长看到名片之后让门卫赶快邀请他的客人进来。县长对他们游历的勇气大加赞赏。并安排他们洗澡，换上新的衣服，鞋子。
这是一次历时一个月，经过了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五个县行程进千里的长途游历，从农民到商人，从和尚到县长，毛泽东第一次如此的广泛深入的接触到了社会上的各色人等，也对当时的农村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这种经历使得他在此后的岁月里受益颇多。
而也许更重要的则是，这种游历对于毛泽东来说，更是一种与农村社会广泛的心理融合。
生存艰难，人情冷暖，以及如何认识人们的心理，获得自己想要得到的帮助，以此试图破解社会文化密码。。。。。。凡此种种，对于一个青年学生来说都是无与伦比的实践收获。
在结束了这次游历之后，毛泽东回到韶山老家这个他生命的起点处，同时也是他精神生命的源点。外出求学已经七年了，他从一个懵懂少年长成一位有学识的青年，但是兜兜转转，他似乎又回到了当初离开家乡时的原点，所谓救国的理想与抱负，依然是那么遥远而抽象。
回到学校，他止不住提笔给远在北京的黎锦熙写了一封长信：
身边没有一个可以商量学问，探究天下国家大事的人。痛心自己年少失学，难得有好老师。
当今天下纷纷乱乱，实在是因为这些人自身的本领不够，没有办法拯救天下，却以他们浅陋的见识来应对这困难的局面。这都是因为他们不了解自己的不足，也不真正明了所处的环境。
说起现在的人，都称道袁世凯，孙中山，康有为这三位。孙与袁，不用说他们，只有康有为似乎有一点点接进本源，可是仔细观察之下，他的本源也不能落到实处，只有动听的词句，听上去很美，实际上并没有任何新的建树。对于近代的人，我唯独佩服曾国藩，看他收拾洪秀全杨秀清那一战，真是完满无缺。如果换作今天的人，有谁能够做到这样的完满？天下很大，社会组织又极其复杂，加上又有几千年的历史，民众愚昧，要让民众聪明起来实在是很难的。要动天下，就先要打动天下的人心。
要打动天下人心，就要有大本大源。今天的所谓变法，都是从枝节入手，什么议会，宪法，军事，总统，内阁，实业，教育，这些都是枝节。当然枝节也不可少，但必须有他的本源。本源没有得到，这样的枝节，只能是累赘。我所说的本源就是宇宙的真理。天下的人民都是宇宙的一部分，宇宙的真理存在于每个人心中。今天如果我能够以这种本源来号召，全天下的人能够不动心吗？天下人的心动了，天下的事情，还有什么做不到的？天下的事情都能够做到，国家会不富强，人民会不幸福吗？我以为，当今之世，要有大气量的人，改造哲学，伦理学，从根本上改变全国的思想。这样大纛一张，人都跟着走，还有什么能够抵挡得了的？
以前我没有什么知识。近几年来阅读书报，把中外事情比较一下，觉得我国人民积弊实在太深，思想陈旧，道德太坏。思想与道德不纯洁，虚伪，导致国家遍地污浊，五千年来流传至今，根深蒂固，没有大力便无法清除。
今人教育子弟要立志。羡慕别人的成功，立志做军事家，做教育家，我觉得这实在不通。志是了解了世界之真理后，依此而定出自己前进的方向。立志首先要研究哲学，伦理学，在获得真理之后，再奉为自己行动的准则，前进的目标，再选择能够达到这目标的事情，努力去做，这才是真正的有志。十年没能得到真理，便十年不立志；终生不得真理，便终生无志。志哪是随便立的？梁任公常说“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挑战”，研究不断发展，观点也不断变化。我自己也曾有这样的倾向，现在知道这是不对的。今后我要用全部的功夫，用来探讨大本大源。
有人问我，为什么愚蠢的人多而聪明者少？年长者聪明已屏蔽，讲真理他也不听，敦促他他也不动，这不奇怪。可是年轻人也多不顾道理，比如上哲学课，昏昏欲睡。生死这样的大事都不去求解，却只顾眼前的琐碎事情，这是多么可悲。
政治，法律，宗教，礼仪种种制度都是为小人设立。君子如果只顾自己，可以像巢父许由那样离群索居。如心怀慈悲，这些小人也是我们的同胞，应施以援手，开启他们的智慧，积累他们的德行，和他们一起到达圣域。那时天下都是圣贤，一切法律规则尽可毁掉。立德，立功，立言，这是我们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
我现在还没有立志。对于宇宙，国家，人生，教育，作何主张都茫然未知，怎么教书，办事？强行去做，浪费时间精力，而且显得太糊涂。以糊涂的原因，必定得到糊涂的结果。这是最可怕的。很久以来我都想组织一个私塾，取古代讲学与现代学校各自的长处，课程为国学。我现在还有一年就要毕业了，这事很快就要实施，可现在一点基础也没有。所担心的，有三件事：人——有师有友，才不致孤陋寡闻；地——交通便利又能避开烦嚣；财：不教书，没有收入，还要支出，这个最难解决。我想学习颜回与范仲淹的艰苦，希望可以勉强维持。
从论述商鞅移木立信中叹息老百姓的愚蠢，到现在意识到法律，制度为小人而设立，并决心探求打动人心的宇宙真理，大本大源，以慈悲之心拯救天下小人，毛泽东的精神视野在这数年求学生涯中获得了极大的升华。而在他看来，天下人也一直是需要被教育，被拯救的一群蒙昧小人。后来的一切种子早在求学年代就已经悄然埋下。
而也许更重要的则是，这种游历对于毛泽东来说，更是一种与农村社会广泛的心理融合。
生存艰难，人情冷暖，以及如何认识人们的心理，获得自己想要得到的帮助，以此试图破解社会文化密码。。。。。。凡此种种，对于一个青年学生来说都是无与伦比的实践收获。
在结束了这次游历之后，毛泽东回到韶山老家这个他生命的起点处，同时也是他精神生命的源点。外出求学已经七年了，他从一个懵懂少年长成一位有学识的青年，但是兜兜转转，他似乎又回到了当初离开家乡时的原点，所谓救国的理想与抱负，依然是那么遥远而抽象。
回到学校，他止不住提笔给远在北京的黎锦熙写了一封长信：
身边没有一个可以商量学问，探究天下国家大事的人。痛心自己年少失学，难得有好老师。
当今天下纷纷乱乱，实在是因为这些人自身的本领不够，没有办法拯救天下，却以他们浅陋的见识来应对这困难的局面。这都是因为他们不了解自己的不足，也不真正明了所处的环境。
说起现在的人，都称道袁世凯，孙中山，康有为这三位。孙与袁，不用说他们，只有康有为似乎有一点点接进本源，可是仔细观察之下，他的本源也不能落到实处，只有动听的词句，听上去很美，实际上并没有任何新的建树。对于近代的人，我唯独佩服曾国藩，看他收拾洪秀全杨秀清那一战，真是完满无缺。如果换作今天的人，有谁能够做到这样的完满？天下很大，社会组织又极其复杂，加上又有几千年的历史，民众愚昧，要让民众聪明起来实在是很难的。要动天下，就先要打动天下的人心。
要打动天下人心，就要有大本大源。今天的所谓变法，都是从枝节入手，什么议会，宪法，军事，总统，内阁，实业，教育，这些都是枝节。当然枝节也不可少，但必须有他的本源。本源没有得到，这样的枝节，只能是累赘。我所说的本源就是宇宙的真理。天下的人民都是宇宙的一部分，宇宙的真理存在于每个人心中。今天如果我能够以这种本源来号召，全天下的人能够不动心吗？天下人的心动了，天下的事情，还有什么做不到的？天下的事情都能够做到，国家会不富强，人民会不幸福吗？我以为，当今之世，要有大气量的人，改造哲学，伦理学，从根本上改变全国的思想。这样大纛一张，人都跟着走，还有什么能够抵挡得了的？
以前我没有什么知识。近几年来阅读书报，把中外事情比较一下，觉得我国人民积弊实在太深，思想陈旧，道德太坏。思想与道德不纯洁，虚伪，导致国家遍地污浊，五千年来流传至今，根深蒂固，没有大力便无法清除。
今人教育子弟要立志。羡慕别人的成功，立志做军事家，做教育家，我觉得这实在不通。志是了解了世界之真理后，依此而定出自己前进的方向。立志首先要研究哲学，伦理学，在获得真理之后，再奉为自己行动的准则，前进的目标，再选择能够达到这目标的事情，努力去做，这才是真正的有志。十年没能得到真理，便十年不立志；终生不得真理，便终生无志。志哪是随便立的？梁任公常说“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挑战”，研究不断发展，观点也不断变化。我自己也曾有这样的倾向，现在知道这是不对的。今后我要用全部的功夫，用来探讨大本大源。
有人问我，为什么愚蠢的人多而聪明者少？年长者聪明已屏蔽，讲真理他也不听，敦促他他也不动，这不奇怪。可是年轻人也多不顾道理，比如上哲学课，昏昏欲睡。生死这样的大事都不去求解，却只顾眼前的琐碎事情，这是多么可悲。
政治，法律，宗教，礼仪种种制度都是为小人设立。君子如果只顾自己，可以像巢父许由那样离群索居。如心怀慈悲，这些小人也是我们的同胞，应施以援手，开启他们的智慧，积累他们的德行，和他们一起到达圣域。那时天下都是圣贤，一切法律规则尽可毁掉。立德，立功，立言，这是我们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
我现在还没有立志。对于宇宙，国家，人生，教育，作何主张都茫然未知，怎么教书，办事？强行去做，浪费时间精力，而且显得太糊涂。以糊涂的原因，必定得到糊涂的结果。这是最可怕的。很久以来我都想组织一个私塾，取古代讲学与现代学校各自的长处，课程为国学。我现在还有一年就要毕业了，这事很快就要实施，可现在一点基础也没有。所担心的，有三件事：人——有师有友，才不致孤陋寡闻；地——交通便利又能避开烦嚣；财：不教书，没有收入，还要支出，这个最难解决。我想学习颜回与范仲淹的艰苦，希望可以勉强维持。
从论述商鞅移木立信中叹息老百姓的愚蠢，到现在意识到法律，制度为小人而设立，并决心探求打动人心的宇宙真理，大本大源，以慈悲之心拯救天下小人，毛泽东的精神视野在这数年求学生涯中获得了极大的升华。而在他看来，天下人也一直是需要被教育，被拯救的一群蒙昧小人。后来的一切种子早在求学年代就已经悄然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