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毛笔记
孙中山，1866年出生，广东香山人。孙家是普通农民家庭，出身贫苦的孙中山幼年时没有少干农活。童年时期甚至没有鞋穿。如果没有意外的惊喜与转机，他其后的命运也注定不会与农村孩子有多大的不同。
为这个贫苦人家的农村孩子带来命运转机的，是他的哥哥孙眉。
孙眉16岁跟随舅父出洋到檀香山做苦力。以苦力的身份，要想在国外闯出一片自己的天地，其难度之高可以想见。但是离开家乡8年之后，当孙眉回到家乡时，显然已经是成功人士的衣锦还乡。孙眉在檀香山的运气出奇的好。他娶了当地的“公主”，成为夏威夷第三大岛上的富二代。
除了探亲，孙眉回来，也是为招工。夏威夷糖业的发展，急需大批劳力。当哥哥带着许多乡亲们乘着远洋船只扬帆而去，这怎能不激起少年孙中山的对外面世界的无限遐想？
在孙中山的一再要求下，第二年，跟随着母亲，孙中山也登上了运载华工的航船，去了檀香山。
这一年，孙中山13岁。在哥哥的安排下，在檀香山，他进入了收费不菲的西方学校就读，学习英文与自然科学。毫无疑问，脑后拖着的长长的辫子，曾经成为他的同学们嘲笑这13岁少年的笑柄，也必然成为他反抗清朝的最初最原始的动力。
拥有现代文明的檀香山，如同世外桃源。郑观应从学习英文与为洋人打工开始了解西方社会，结合中国的社会现实，写就了《盛世危言》。而与之前别的任何中国人对西方文明的认识过程不同，孙中山以一个中国农村少年的身份，直接进入了西方文明社会里面。如果说别人都是在青年成年时在理论上来认识西方文明的话，那么13岁的孙中山，一方面没有那么多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一方面，则是以切身的实际经历，从感性上认识西方文明。
与7年前清政府派出第一批30名留美幼童相比，全面接受西式教育中的孙中山显然与他们的处境完全不同。
1847年，贫穷的香山少年容闳在美国传教士布朗的帮助下赴美留学。7年之后作为第一个获得美国学士学位的中国人，容闳回到中国。
从外企职员到受到洋务官员的赏识成为幕僚，容闳的经历颇与自己的老乡郑观应类似。在容闳的建议下，经过曾国藩李鸿章的努力，政府终于同意了容闳提出的留学教育计划。
公费留美是后来中国人争抢的难得机会，然而在当时，当这一计划公布的时候，人们普遍视为畏途。放弃也许能够在科举中出人头地的机会而把自己的孩子送去人们一无所知的美国读书，在当时的中国人中还没有谁有这样的胆识。选送留学的对象是10-16岁的少年，签字画押，留学为期15年。然而却根本招不到学生。无奈之下，容闳回到自己的家乡招生，经过艰难的宣传说服，终于在广东勉强凑足了第一期留学生的人数。
正是这一批中国少年的留美经历最早证明了出洋的中国人不只是做苦力，开餐馆，更是能成为知识领域的佼佼者。后来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考入了美国著名学府。是他们最早向世界证明了中国人无论是学习，还是唱歌，跳舞，溜冰，踢足球，一点都不比别人差。
然而留学计划受到中国社会的普遍谴责。留学少年们也被早早地招回国内，如同洋务派的其他计划一样，留学教育计划同样以失败而终结。
送之即去，招之即回。怎样浸泡式的学习都好，官方的经费才是他们的衣食父母。即使是在美国，他们也同样处于体制内的监护与监管之下。在大方向上被官方思想笼罩在所难免。
而这些显然都不适用于少年孙中山。
孙中山在檀香山读了三年书。现在，这个16岁的中国少年，熟识英文，对西方文化也渐有了解。对于资助他的哥哥来说，弟弟有了这样的文化程度，就经营檀香山的生意而言，已经是足够了。孙中山被哥哥安排到店铺里帮忙。
然而初识西方文化的孙中山却并不就此而甘心。他已经不是刚来檀香山的那个中国农村少年了。在哥哥店里帮忙几个月后，他要求继续上学。
于是孙中山进入当地最高学府，一所美式学院读大学预科。
西方文化浸淫下的孙中山已经不自觉的成为一个基督徒。但是他想接受洗礼入教的想法却遭到了哥哥的强烈反对。
兄弟间的这种文化上的冲突势在必然。
为孙眉打工的大多是华工。一次一位生病的华工到以关帝像设置的厅堂祈祷，孙中山看到之后，一把扯下关帝像，说：关云长只不过是三国的一个人物，死后怎能降福人间，替人消灾治病呢？生病了应该看医生才是。
在孙中山看来，这是自然而然的道理。但是对于哥哥来说，这样大逆不道的行为言论却令他无比震惊。他把这归结于自己对弟弟疏于管教。
孙眉决定把弟弟送回国内。
无论如何，做哥哥的孙眉也想不到，正是他的这种安排，把弟弟推向了另外一条决然不同的不归路。
曾经童年的经历也许还深埋在记忆中。如果没有对中西不同社会环境的强烈对比，或许他新的人生将会在檀香山，在美国展开。
而现在，这个虽依旧拖着长辫子，外表上看和一般的中国人没有多大区别的年轻人，在热烈地拥抱了西方文明四年多之后，再次回到故土。现实世界与精神世界的剧烈的反差对比，不可能不在他内心掀起巨大的波澜。
冲突的种子已经埋下，至于结出什么样的果实，还无法预料。
回国的行程是经过香港中转的。船从香港驶出，进入香山水域的时候，船主就预先告诫乘客们，对于前来盘查的官员要恭敬，要有耐心。
官员们来了，查了一番旅客的行李，一些有经验的旅客们带着早已准备好的礼物，官员们带着这些礼物离开了。但是紧接着是第二批，第三批官员前来盘查，每一批都有不同的检查目的：查收税，查鸦片，查危险品，官员们从来不会缺少诸如此类的借口。当第四批盘查的官员登船的时候，17岁的少年孙中山实在忍无可忍了。他愤怒地质问对方何以盘查不休，并声言要向官厅控告他们。他的愤怒的指责，换来的是官员们的冷笑，以及整条船只包括乘客们被扣留一夜的结局。
眼看着就到家门口了，却出了这样的事情，相信抱怨这位少年的乘客不在少数。面对同船者们的指责，孙中山却在劝告对方：中国掌握在这些腐败万恶的官吏手中，你们还坐视不救吗？一个好的政府应该给人们以平等的权利与自由，可是你们的权利与自由在哪里？
这是孙中山最早的演讲。然而此时此刻他的言行注定只能成为同船旅客们关于一个莽撞少年的野趣奇闻。
与庞大的皇权争权力，谈自由，即使对于这些从海外归来的中国人来说，也觉得不可思议。在他们看来，西方人在自己的社会拥有些什么，与中国人又有什么关系？
年轻的孙中山所不知道的是，还有更多他看不惯的，让他无法忍受的事情在等着他。
落后的家乡，蒙昧落后而迷信的村民，腐败而凶残的官吏，目睹的一切都让孙中山感到难以忍受。他对村民们说，政府收了你们的税，他们应该建学校，修路，修桥，把这些钱用在你们身上，可是他们一件也没做！你们的钱上哪里去了？全都被那些大大小小的官员贪污了！
这道理，村民们未必不懂。就是因为太懂得这个道理了，三十多年前的广东人洪秀全才发起了金田起义。可结果如何？而和皇帝，和官府论理，对于还从来没有过这种经验的村民们来说，当然是天方夜谭。
不久，这个与现实世界格格不入的年轻人终于创下了不大不小的祸。在村里的北帝庙中，见到有人跪拜，他走上前去，把北帝神像的中指折断了，他说：看看，北帝连自己都保护不了，怎么能保护你们？
这种大逆不道的行为引起了对北帝膜拜的村民们的强烈不满。父亲诚惶诚恐，拿出银子来，修复了神像。为避免孙中山再惹祸端，他把儿子送到了香港。
来到香港读书，对于孙中山来说可谓放虎归山。自由的生活加上自由的西方教育，在香港的西式学校里，孙中山得以继续自由地成长，并且再也没有人干涉他受洗基督教的自由了。
然而孙眉终于还是知道了弟弟在家乡破坏神像，在香港受洗成为基督徒的事情。他写信佯称生意亏损，急需弟弟帮忙，要他前来檀香山。
孙中山第二次到了檀香山。哥哥急于把弟弟带上经营生意的正路，而弟弟则对哥哥的管教不屑一顾。争执在所难免。对于哥哥威胁要收回之前赠与他的庞大的财产，孙中山也无动于衷。而他回香港继续读书的要求也被哥哥断然拒绝。
无奈之下，孙中山转而求助于他的美籍老师，并成功得到了对方300美金的援助。
再次回国的孙中山，先后就读于香港中央书院，广州华南医学堂，最后转入香港西医书院，并终于定下心来，完成了5年半的医学院生活，以优异的成绩毕业。
毕业后的孙中山先后在澳门，广州行医，并且很快成为一位颇有声望，收入颇丰的医生。
这是孙中山最初真正进入社会的时期。在澳门的行医生涯受到了葡萄牙人的歧视，他随即转到广州。还算得上一帆风顺的医生职业生涯并没有给他的与社会的格格不入以及对黑暗社会现实的不满带来任何蕴藉。相反，随着对社会现实认识的深入，他本能地迫切要求改变社会。
孙中山13岁以一个乡下贫苦少年的身份，突然进入西方社会，接受全面的西方教育。从此之后，他再也没有为生计，为学费而发过愁。哥哥孙眉为他提供了最强有力的经济支撑。虽然后来也和哥哥闹过矛盾，哥哥甚至曾经拒绝给他回乡的路费，但这仅仅是兄弟之间暂时的矛盾。随后哥哥就寄回了大笔的钱给父亲，用以资助弟弟能够继续在香港深造。而毕业之后，教育与职业上的双重优势，很快又把孙中山推向社会中的精英阶层。收入过万在当时的中国是一个什么概念？即使不算通货膨胀的因素，十多年之后蔡元培主持的北大，给著名教授开出的最高月薪也不过350大元，而这已经算是破天荒的高薪了。
走出艰苦的农村岁月，求学，工作，孙中山从来都不需要为自身的生计而发愁犯难。无意间得来的教育环境把他培养成为一个西方绅士，而13岁前的生活经历又时刻提醒着他的贫苦的中国人的身份。如果没有13年乡村痛苦生活的经历，孙中山会不会安于成功医生的现状？
不平凡的人生转折，就这样造就了孙中山不平凡的一生。
一方面巨大而激烈的矛盾集中于一身，一方面从来都无需为自身生计而发愁，孙中山无视哥哥赠与的巨额财产也好，放弃优厚的医生职业也好，对于他来说，这些都是可以轻易得到的东西。对任何人来说，能够轻而易举得到的任何东西，注定没有珍惜的必要。
对于年轻的孙中山来说，最重要的是要解决自己淤积于胸的矛盾与痛苦——改变这个社会。
个人的独特经历，个性，与内心的精神力量注定要把孙中山铸造成一代伟人。
他可以在广州做一个成功的医生，名利双收，安享终生。但是如果这样，他将何以解决自己内心的矛盾与痛楚？一个愤世嫉俗的成功人士？一个收入过万却不断抱怨社会的知名医生？
孙中山毕生努力的，正是在于解决自己内心的矛盾。在改变自己与改变世界的选择中，毫不迟疑地，他选择了后者。因为彼时彼刻，在他看来这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错的，是这个世界，这个中国人的世界。多年间的西式教育使得孙中山比任何人更清楚地了解到未来中国的发展方向。这是他革命最原始却从未枯竭的动力源。
这是孙中山本人主动的选择。
此后中国的年轻人，或主动，或被动，越来越多的人，在革命的名义下，加入到了改造这个社会的阵列中来。
只是因为，眼前看不到任何希望。革命，成为一代又一代的无奈而痛苦的选择。
谁不知道，改变自身以适应环境，比改变环境以适应自己来得容易？
尤其，当改变环境需要付出血的代价的时候。
对于芸芸众生而言，生存的压力，对现实的不满与愤怒，与革命精神成正比。
而硬币的另一面，则是由此而带来的生命风险。
现实一些，如果生存都已经成为问题，去革命也就理所当然；浪漫一些，一个国家的美好未来，自由民主的曼妙意境，伴随着年轻人改变社会的豪情壮志，革命所带来的风险或许早已经是不屑一顾。
孙中山还是决定先试一试改良的方式。
1894年，毕业后行医一年半的孙中山，抛下在广州经营的药房，带着写给李鸿章的信，前往天津。他要上书给李鸿章这位权重一时的大臣，阐述自己要求变革的政治主张。
李鸿章是孙中山母校香港西医书院的赞助人。作为优秀毕业生，当年香港总督曾经把孙中山推荐给李鸿章，李鸿章答复，可来京候缺，暂给月俸50员，并授予孙中山钦命五品军牌。后来不久孙中山在广州行医，每年的收入可达万元，50元的月薪也实在是太少了点。虽然最终孙中山并没有去京城，但前述种种，足以让他对李鸿章产生好感。这也正是孙中山把自己的政治理想寄托在李鸿章身上的原因。
为了能够见到李鸿章，孙中山动用了几乎所有的社会关系。几经周折，郑观应在上海见到了自己的小老乡孙中山，并向盛宣怀推荐。王韬更是直接把孙中山介绍给为李鸿章做幕僚的朋友。完全在西方文化浸泡下成长起来的孙中山，无论是外表，见识，言谈举止，都给上海的这些知名人士带来清新的空气，让他们耳目一新。在这些见多识广并富有远见卓识的人看来，这个年轻人不正代表着中国的未来么？
虽然有多方举荐，孙中山在天津除了更加清楚地目睹了这个王朝的腐败之外，他并没有能够见到李鸿章。为甲午战事而忙碌的李鸿章实在没有心情接见这位来自广东的年轻人。
这是孙中山对于社会改良的最初也是最后一次的尝试。
如果连自己认定最有希望的李鸿章的路都无法走通，整个腐败黑暗的王朝，除了推翻它，还有什么别的选择？！
为这个贫苦人家的农村孩子带来命运转机的，是他的哥哥孙眉。
孙眉16岁跟随舅父出洋到檀香山做苦力。以苦力的身份，要想在国外闯出一片自己的天地，其难度之高可以想见。但是离开家乡8年之后，当孙眉回到家乡时，显然已经是成功人士的衣锦还乡。孙眉在檀香山的运气出奇的好。他娶了当地的“公主”，成为夏威夷第三大岛上的富二代。
除了探亲，孙眉回来，也是为招工。夏威夷糖业的发展，急需大批劳力。当哥哥带着许多乡亲们乘着远洋船只扬帆而去，这怎能不激起少年孙中山的对外面世界的无限遐想？
在孙中山的一再要求下，第二年，跟随着母亲，孙中山也登上了运载华工的航船，去了檀香山。
这一年，孙中山13岁。在哥哥的安排下，在檀香山，他进入了收费不菲的西方学校就读，学习英文与自然科学。毫无疑问，脑后拖着的长长的辫子，曾经成为他的同学们嘲笑这13岁少年的笑柄，也必然成为他反抗清朝的最初最原始的动力。
拥有现代文明的檀香山，如同世外桃源。郑观应从学习英文与为洋人打工开始了解西方社会，结合中国的社会现实，写就了《盛世危言》。而与之前别的任何中国人对西方文明的认识过程不同，孙中山以一个中国农村少年的身份，直接进入了西方文明社会里面。如果说别人都是在青年成年时在理论上来认识西方文明的话，那么13岁的孙中山，一方面没有那么多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一方面，则是以切身的实际经历，从感性上认识西方文明。
与7年前清政府派出第一批30名留美幼童相比，全面接受西式教育中的孙中山显然与他们的处境完全不同。
1847年，贫穷的香山少年容闳在美国传教士布朗的帮助下赴美留学。7年之后作为第一个获得美国学士学位的中国人，容闳回到中国。
从外企职员到受到洋务官员的赏识成为幕僚，容闳的经历颇与自己的老乡郑观应类似。在容闳的建议下，经过曾国藩李鸿章的努力，政府终于同意了容闳提出的留学教育计划。
公费留美是后来中国人争抢的难得机会，然而在当时，当这一计划公布的时候，人们普遍视为畏途。放弃也许能够在科举中出人头地的机会而把自己的孩子送去人们一无所知的美国读书，在当时的中国人中还没有谁有这样的胆识。选送留学的对象是10-16岁的少年，签字画押，留学为期15年。然而却根本招不到学生。无奈之下，容闳回到自己的家乡招生，经过艰难的宣传说服，终于在广东勉强凑足了第一期留学生的人数。
正是这一批中国少年的留美经历最早证明了出洋的中国人不只是做苦力，开餐馆，更是能成为知识领域的佼佼者。后来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考入了美国著名学府。是他们最早向世界证明了中国人无论是学习，还是唱歌，跳舞，溜冰，踢足球，一点都不比别人差。
然而留学计划受到中国社会的普遍谴责。留学少年们也被早早地招回国内，如同洋务派的其他计划一样，留学教育计划同样以失败而终结。
送之即去，招之即回。怎样浸泡式的学习都好，官方的经费才是他们的衣食父母。即使是在美国，他们也同样处于体制内的监护与监管之下。在大方向上被官方思想笼罩在所难免。
而这些显然都不适用于少年孙中山。
孙中山在檀香山读了三年书。现在，这个16岁的中国少年，熟识英文，对西方文化也渐有了解。对于资助他的哥哥来说，弟弟有了这样的文化程度，就经营檀香山的生意而言，已经是足够了。孙中山被哥哥安排到店铺里帮忙。
然而初识西方文化的孙中山却并不就此而甘心。他已经不是刚来檀香山的那个中国农村少年了。在哥哥店里帮忙几个月后，他要求继续上学。
于是孙中山进入当地最高学府，一所美式学院读大学预科。
西方文化浸淫下的孙中山已经不自觉的成为一个基督徒。但是他想接受洗礼入教的想法却遭到了哥哥的强烈反对。
兄弟间的这种文化上的冲突势在必然。
为孙眉打工的大多是华工。一次一位生病的华工到以关帝像设置的厅堂祈祷，孙中山看到之后，一把扯下关帝像，说：关云长只不过是三国的一个人物，死后怎能降福人间，替人消灾治病呢？生病了应该看医生才是。
在孙中山看来，这是自然而然的道理。但是对于哥哥来说，这样大逆不道的行为言论却令他无比震惊。他把这归结于自己对弟弟疏于管教。
孙眉决定把弟弟送回国内。
无论如何，做哥哥的孙眉也想不到，正是他的这种安排，把弟弟推向了另外一条决然不同的不归路。
曾经童年的经历也许还深埋在记忆中。如果没有对中西不同社会环境的强烈对比，或许他新的人生将会在檀香山，在美国展开。
而现在，这个虽依旧拖着长辫子，外表上看和一般的中国人没有多大区别的年轻人，在热烈地拥抱了西方文明四年多之后，再次回到故土。现实世界与精神世界的剧烈的反差对比，不可能不在他内心掀起巨大的波澜。
冲突的种子已经埋下，至于结出什么样的果实，还无法预料。
回国的行程是经过香港中转的。船从香港驶出，进入香山水域的时候，船主就预先告诫乘客们，对于前来盘查的官员要恭敬，要有耐心。
官员们来了，查了一番旅客的行李，一些有经验的旅客们带着早已准备好的礼物，官员们带着这些礼物离开了。但是紧接着是第二批，第三批官员前来盘查，每一批都有不同的检查目的：查收税，查鸦片，查危险品，官员们从来不会缺少诸如此类的借口。当第四批盘查的官员登船的时候，17岁的少年孙中山实在忍无可忍了。他愤怒地质问对方何以盘查不休，并声言要向官厅控告他们。他的愤怒的指责，换来的是官员们的冷笑，以及整条船只包括乘客们被扣留一夜的结局。
眼看着就到家门口了，却出了这样的事情，相信抱怨这位少年的乘客不在少数。面对同船者们的指责，孙中山却在劝告对方：中国掌握在这些腐败万恶的官吏手中，你们还坐视不救吗？一个好的政府应该给人们以平等的权利与自由，可是你们的权利与自由在哪里？
这是孙中山最早的演讲。然而此时此刻他的言行注定只能成为同船旅客们关于一个莽撞少年的野趣奇闻。
与庞大的皇权争权力，谈自由，即使对于这些从海外归来的中国人来说，也觉得不可思议。在他们看来，西方人在自己的社会拥有些什么，与中国人又有什么关系？
年轻的孙中山所不知道的是，还有更多他看不惯的，让他无法忍受的事情在等着他。
落后的家乡，蒙昧落后而迷信的村民，腐败而凶残的官吏，目睹的一切都让孙中山感到难以忍受。他对村民们说，政府收了你们的税，他们应该建学校，修路，修桥，把这些钱用在你们身上，可是他们一件也没做！你们的钱上哪里去了？全都被那些大大小小的官员贪污了！
这道理，村民们未必不懂。就是因为太懂得这个道理了，三十多年前的广东人洪秀全才发起了金田起义。可结果如何？而和皇帝，和官府论理，对于还从来没有过这种经验的村民们来说，当然是天方夜谭。
不久，这个与现实世界格格不入的年轻人终于创下了不大不小的祸。在村里的北帝庙中，见到有人跪拜，他走上前去，把北帝神像的中指折断了，他说：看看，北帝连自己都保护不了，怎么能保护你们？
这种大逆不道的行为引起了对北帝膜拜的村民们的强烈不满。父亲诚惶诚恐，拿出银子来，修复了神像。为避免孙中山再惹祸端，他把儿子送到了香港。
来到香港读书，对于孙中山来说可谓放虎归山。自由的生活加上自由的西方教育，在香港的西式学校里，孙中山得以继续自由地成长，并且再也没有人干涉他受洗基督教的自由了。
然而孙眉终于还是知道了弟弟在家乡破坏神像，在香港受洗成为基督徒的事情。他写信佯称生意亏损，急需弟弟帮忙，要他前来檀香山。
孙中山第二次到了檀香山。哥哥急于把弟弟带上经营生意的正路，而弟弟则对哥哥的管教不屑一顾。争执在所难免。对于哥哥威胁要收回之前赠与他的庞大的财产，孙中山也无动于衷。而他回香港继续读书的要求也被哥哥断然拒绝。
无奈之下，孙中山转而求助于他的美籍老师，并成功得到了对方300美金的援助。
再次回国的孙中山，先后就读于香港中央书院，广州华南医学堂，最后转入香港西医书院，并终于定下心来，完成了5年半的医学院生活，以优异的成绩毕业。
毕业后的孙中山先后在澳门，广州行医，并且很快成为一位颇有声望，收入颇丰的医生。
这是孙中山最初真正进入社会的时期。在澳门的行医生涯受到了葡萄牙人的歧视，他随即转到广州。还算得上一帆风顺的医生职业生涯并没有给他的与社会的格格不入以及对黑暗社会现实的不满带来任何蕴藉。相反，随着对社会现实认识的深入，他本能地迫切要求改变社会。
孙中山13岁以一个乡下贫苦少年的身份，突然进入西方社会，接受全面的西方教育。从此之后，他再也没有为生计，为学费而发过愁。哥哥孙眉为他提供了最强有力的经济支撑。虽然后来也和哥哥闹过矛盾，哥哥甚至曾经拒绝给他回乡的路费，但这仅仅是兄弟之间暂时的矛盾。随后哥哥就寄回了大笔的钱给父亲，用以资助弟弟能够继续在香港深造。而毕业之后，教育与职业上的双重优势，很快又把孙中山推向社会中的精英阶层。收入过万在当时的中国是一个什么概念？即使不算通货膨胀的因素，十多年之后蔡元培主持的北大，给著名教授开出的最高月薪也不过350大元，而这已经算是破天荒的高薪了。
走出艰苦的农村岁月，求学，工作，孙中山从来都不需要为自身的生计而发愁犯难。无意间得来的教育环境把他培养成为一个西方绅士，而13岁前的生活经历又时刻提醒着他的贫苦的中国人的身份。如果没有13年乡村痛苦生活的经历，孙中山会不会安于成功医生的现状？
不平凡的人生转折，就这样造就了孙中山不平凡的一生。
一方面巨大而激烈的矛盾集中于一身，一方面从来都无需为自身生计而发愁，孙中山无视哥哥赠与的巨额财产也好，放弃优厚的医生职业也好，对于他来说，这些都是可以轻易得到的东西。对任何人来说，能够轻而易举得到的任何东西，注定没有珍惜的必要。
对于年轻的孙中山来说，最重要的是要解决自己淤积于胸的矛盾与痛苦——改变这个社会。
个人的独特经历，个性，与内心的精神力量注定要把孙中山铸造成一代伟人。
他可以在广州做一个成功的医生，名利双收，安享终生。但是如果这样，他将何以解决自己内心的矛盾与痛楚？一个愤世嫉俗的成功人士？一个收入过万却不断抱怨社会的知名医生？
孙中山毕生努力的，正是在于解决自己内心的矛盾。在改变自己与改变世界的选择中，毫不迟疑地，他选择了后者。因为彼时彼刻，在他看来这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错的，是这个世界，这个中国人的世界。多年间的西式教育使得孙中山比任何人更清楚地了解到未来中国的发展方向。这是他革命最原始却从未枯竭的动力源。
这是孙中山本人主动的选择。
此后中国的年轻人，或主动，或被动，越来越多的人，在革命的名义下，加入到了改造这个社会的阵列中来。
只是因为，眼前看不到任何希望。革命，成为一代又一代的无奈而痛苦的选择。
谁不知道，改变自身以适应环境，比改变环境以适应自己来得容易？
尤其，当改变环境需要付出血的代价的时候。
对于芸芸众生而言，生存的压力，对现实的不满与愤怒，与革命精神成正比。
而硬币的另一面，则是由此而带来的生命风险。
现实一些，如果生存都已经成为问题，去革命也就理所当然；浪漫一些，一个国家的美好未来，自由民主的曼妙意境，伴随着年轻人改变社会的豪情壮志，革命所带来的风险或许早已经是不屑一顾。
孙中山还是决定先试一试改良的方式。
1894年，毕业后行医一年半的孙中山，抛下在广州经营的药房，带着写给李鸿章的信，前往天津。他要上书给李鸿章这位权重一时的大臣，阐述自己要求变革的政治主张。
李鸿章是孙中山母校香港西医书院的赞助人。作为优秀毕业生，当年香港总督曾经把孙中山推荐给李鸿章，李鸿章答复，可来京候缺，暂给月俸50员，并授予孙中山钦命五品军牌。后来不久孙中山在广州行医，每年的收入可达万元，50元的月薪也实在是太少了点。虽然最终孙中山并没有去京城，但前述种种，足以让他对李鸿章产生好感。这也正是孙中山把自己的政治理想寄托在李鸿章身上的原因。
为了能够见到李鸿章，孙中山动用了几乎所有的社会关系。几经周折，郑观应在上海见到了自己的小老乡孙中山，并向盛宣怀推荐。王韬更是直接把孙中山介绍给为李鸿章做幕僚的朋友。完全在西方文化浸泡下成长起来的孙中山，无论是外表，见识，言谈举止，都给上海的这些知名人士带来清新的空气，让他们耳目一新。在这些见多识广并富有远见卓识的人看来，这个年轻人不正代表着中国的未来么？
虽然有多方举荐，孙中山在天津除了更加清楚地目睹了这个王朝的腐败之外，他并没有能够见到李鸿章。为甲午战事而忙碌的李鸿章实在没有心情接见这位来自广东的年轻人。
这是孙中山对于社会改良的最初也是最后一次的尝试。
如果连自己认定最有希望的李鸿章的路都无法走通，整个腐败黑暗的王朝，除了推翻它，还有什么别的选择？！
孙中山为郑观应带来了清新之气，而郑观应对孙中山的赏识无疑也极大的增强了孙中山踏出救国行动第一步的信心。虽然，上书李鸿章带给他的是沮丧，但是很容易理解，这种沮丧能够轻易地化为另谋出路的决心。
在郑观应的资助下，孙中山完全放弃了医生职业，再次来到檀香山。这次，他不再是探亲，不再是求学，而是寻求推翻一个王朝的力量。
目标是明确的，方向是正确的，但是革命的真正力量怎么可能是在国外？是因为华侨吗？可毕竟他们只是少数中国人，而且他们对于国内同胞最大的支持，恐怕只有捐款。
孙中山跨出的第一步，似乎已经预示着之后的革命中所有的成功与失败，屈辱与荣耀。
革命是以反清的名义开展的。经过一个多月的宣传鼓动，檀香山兴中会在孙中山的组织下成立了。成员都是华人中的成功人士，也因此，这个组织以及孙中山后来的革命活动，被后人加上了资产阶级的标签。
1895年，当康有为梁启超和一群举人们在京城向皇帝联名上书的时候，从檀香山回到香港的孙中山正在和他的兴中会的同志们酝酿着广州起义。
起义还没有开始，就已经被告发。清军在广州城内进行大搜捕，查获了起义的指挥机关，四处抓捕革命党人。
广州起义流产。
孙中山本人成功出逃日本。他剪去了辫子，留起胡须，穿上西装，从此与清王朝彻底了断关系。
他本人也已经成为帝国的头号通缉犯。在政府的宣传下，即使是在广东，大多数人在最初的许多年里，也都以为孙中山只不过是一个海贼之类的角色。
然而甲午战争结束，马关条约签订，中日恢复外交，孙中山也不能在日本立足了。
檀香山成了他海外流浪生涯中的家。让他宽慰的是，多年来对弟弟恨铁不成钢的孙眉，在孙中山以优异成绩从香港西医书院毕业，成为一时名医之后，在对弟弟刮目相看的同时，转而认同了弟弟的主张，并最终成为他的革命活动的支持者。
他终于相信弟弟是干大事的人之后，便倾尽全力支持他。
之后孙中山到达旧金山，在华侨中宣讲革命，试图获得他们的支持。然而他的行为在华侨中被视为大逆不道，华侨们避之唯恐不及。
继而，孙中山转赴英国，希望能够开创新的局面。
在伦敦，孙中山拜访自己昔日在檀香山的老师康德黎，并希望在老师寓所附近的大清驻英使馆里，结识有权力的中国人。也许在他看来，这些长居国外的人士，因为对国外的了解，便更加容易在他的说服影响下成为革命者。
有点与虎谋皮的味道。曾经在旧金山时，他的确这么做了。虽然得到的是使馆官员草草的应付，但结果也不至于令他太过失望。
钦差在英国并没有处理本国犯人的权利，而且中英之间也没有引渡犯人的约定。在粗略研究了一番中英关系的法律文件之后，孙中山无疑认为自己即使是在大清驻英国领事馆里面，他的人身安全也能够得到保护。
现在，在伦敦的领事馆，他又如法炮制，并且真的结识了一位做翻译的广东老乡。当年在广州行医，孙中山还与此人有过一面之缘。异国他乡意外的见面无疑令孙中山高兴万分。偌大的伦敦城里，能够找到说广东话的同乡，甚至几年前还曾经与之有过一面之缘，这是多么难得的缘分。
但是孙中山高兴得有点早。对方已经认出了这个当朝第一要犯，只是不动声色而已。
第二天当他再次出现在领事馆的时候，便遭到了逮捕。
使馆为这位要犯花费巨资租了船，准备把他秘密押回国内处置。
如果不是使馆里一位作仆人的英国人柯尔最终答应帮忙，这位中国最早的革命者很可能早早地为革命而牺牲了。
命悬一线。
由于柯尔的通风报信，康德黎和孙中山的另外一位老师孟生，开始了一场营救孙中山的行动。
伦敦的警察们并不在意一个中国人的失踪。焦急的康德黎转而向《泰晤士报》求救，希望能够得到新闻界的关注。
与警察一样，泰晤士报的记者也同样对一个中国人的失踪了无兴趣。
康德黎并没有泄气。他致信外交部与警方高层，详述事件经过，希望引起关注。
英国高层未必真的关心一个中国人的命运，但是却不能不关注因为一个中国人在伦敦的失踪而可能带来的舆论上的负面影响。
首相批示，警局立案，清使馆被24小时监视。被监禁在使馆小房间里的孙中山，成为英国人营救的对象。虽然此时此刻，他们未必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中国人。
《环球报》以《革命家在伦敦被诱捕》为题刊登报道，整件事情一时成为伦敦市民街谈巷议的话题，受到了更大范围的关注。
清政府在国内无法保障自己的国民在外国人面前的权利，在国外，也同样没有权利引渡“要犯”。孙中山对于中英外交关系的解读，一点也没错。
清政府的要犯，伦敦，诱捕，营救，革命党。。。。。。孙中山在伦敦的蒙难具备了当时重大新闻事件的所有要素，从而被新闻界热炒。而这也同时成为对他的革命主张最好的宣传。正是在这之后，孙中山名噪一时，一跃成为中国知名的革命首领，人所共知的国际人物。
在郑观应的资助下，孙中山完全放弃了医生职业，再次来到檀香山。这次，他不再是探亲，不再是求学，而是寻求推翻一个王朝的力量。
目标是明确的，方向是正确的，但是革命的真正力量怎么可能是在国外？是因为华侨吗？可毕竟他们只是少数中国人，而且他们对于国内同胞最大的支持，恐怕只有捐款。
孙中山跨出的第一步，似乎已经预示着之后的革命中所有的成功与失败，屈辱与荣耀。
革命是以反清的名义开展的。经过一个多月的宣传鼓动，檀香山兴中会在孙中山的组织下成立了。成员都是华人中的成功人士，也因此，这个组织以及孙中山后来的革命活动，被后人加上了资产阶级的标签。
1895年，当康有为梁启超和一群举人们在京城向皇帝联名上书的时候，从檀香山回到香港的孙中山正在和他的兴中会的同志们酝酿着广州起义。
起义还没有开始，就已经被告发。清军在广州城内进行大搜捕，查获了起义的指挥机关，四处抓捕革命党人。
广州起义流产。
孙中山本人成功出逃日本。他剪去了辫子，留起胡须，穿上西装，从此与清王朝彻底了断关系。
他本人也已经成为帝国的头号通缉犯。在政府的宣传下，即使是在广东，大多数人在最初的许多年里，也都以为孙中山只不过是一个海贼之类的角色。
然而甲午战争结束，马关条约签订，中日恢复外交，孙中山也不能在日本立足了。
檀香山成了他海外流浪生涯中的家。让他宽慰的是，多年来对弟弟恨铁不成钢的孙眉，在孙中山以优异成绩从香港西医书院毕业，成为一时名医之后，在对弟弟刮目相看的同时，转而认同了弟弟的主张，并最终成为他的革命活动的支持者。
他终于相信弟弟是干大事的人之后，便倾尽全力支持他。
之后孙中山到达旧金山，在华侨中宣讲革命，试图获得他们的支持。然而他的行为在华侨中被视为大逆不道，华侨们避之唯恐不及。
继而，孙中山转赴英国，希望能够开创新的局面。
在伦敦，孙中山拜访自己昔日在檀香山的老师康德黎，并希望在老师寓所附近的大清驻英使馆里，结识有权力的中国人。也许在他看来，这些长居国外的人士，因为对国外的了解，便更加容易在他的说服影响下成为革命者。
有点与虎谋皮的味道。曾经在旧金山时，他的确这么做了。虽然得到的是使馆官员草草的应付，但结果也不至于令他太过失望。
钦差在英国并没有处理本国犯人的权利，而且中英之间也没有引渡犯人的约定。在粗略研究了一番中英关系的法律文件之后，孙中山无疑认为自己即使是在大清驻英国领事馆里面，他的人身安全也能够得到保护。
现在，在伦敦的领事馆，他又如法炮制，并且真的结识了一位做翻译的广东老乡。当年在广州行医，孙中山还与此人有过一面之缘。异国他乡意外的见面无疑令孙中山高兴万分。偌大的伦敦城里，能够找到说广东话的同乡，甚至几年前还曾经与之有过一面之缘，这是多么难得的缘分。
但是孙中山高兴得有点早。对方已经认出了这个当朝第一要犯，只是不动声色而已。
第二天当他再次出现在领事馆的时候，便遭到了逮捕。
使馆为这位要犯花费巨资租了船，准备把他秘密押回国内处置。
如果不是使馆里一位作仆人的英国人柯尔最终答应帮忙，这位中国最早的革命者很可能早早地为革命而牺牲了。
命悬一线。
由于柯尔的通风报信，康德黎和孙中山的另外一位老师孟生，开始了一场营救孙中山的行动。
伦敦的警察们并不在意一个中国人的失踪。焦急的康德黎转而向《泰晤士报》求救，希望能够得到新闻界的关注。
与警察一样，泰晤士报的记者也同样对一个中国人的失踪了无兴趣。
康德黎并没有泄气。他致信外交部与警方高层，详述事件经过，希望引起关注。
英国高层未必真的关心一个中国人的命运，但是却不能不关注因为一个中国人在伦敦的失踪而可能带来的舆论上的负面影响。
首相批示，警局立案，清使馆被24小时监视。被监禁在使馆小房间里的孙中山，成为英国人营救的对象。虽然此时此刻，他们未必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中国人。
《环球报》以《革命家在伦敦被诱捕》为题刊登报道，整件事情一时成为伦敦市民街谈巷议的话题，受到了更大范围的关注。
清政府在国内无法保障自己的国民在外国人面前的权利，在国外，也同样没有权利引渡“要犯”。孙中山对于中英外交关系的解读，一点也没错。
清政府的要犯，伦敦，诱捕，营救，革命党。。。。。。孙中山在伦敦的蒙难具备了当时重大新闻事件的所有要素，从而被新闻界热炒。而这也同时成为对他的革命主张最好的宣传。正是在这之后，孙中山名噪一时，一跃成为中国知名的革命首领，人所共知的国际人物。
在所有侵略中国的国家之中，出现得最晚的，是日本；对中国野心最大的，也是日本；处心积虑关注并研究中国最深的，还是日本。
正因此，当孙中山来到日本寻求革命的力量的时候，很快便受到了日本政界的关注。对于这时的日本政客来说，大清的覆灭，革命党人的胜利，以日本人自身的政治发展经验而论，是迟早的事情。而如果他们能够尽早地支持革命党人的行动，无疑是一本万利的政治投资。
孙中山来到日本，对于有远见的日本政客来说，实在是一份大礼。
孙中山在日本的革命活动，由此而顺利展开。
适逢戊戌政变发生，康梁出逃日本。对于孙中山来说，如果能够联合康梁的力量进行革命，实在是一件不坏的事情。
对于康有为，孙中山并不陌生。早在广州行医时，孙中山就提出与万木草堂的康有为合作，可是康有为坚持要孙中山拜他为师，才与其交流。事情不了了之。3年后，孙中山创立广州农学会，再次邀请维新人士加入，因为康有为不点头，谁也不敢擅自主张。
如今在日本，孙中山急于会见康有为这位老乡，然而康有为对孙中山却避犹不及。在孙中山看来，康有为变法失败被通缉，转而革命推翻清政府是自然的事情。自己上书李鸿章，遭到拒绝，便放弃改良主张，愤而与王朝决裂。康有为多年间六次上书皇帝，戊戌之后更是成为朝廷要犯，也该走向革命？
然而康有为的话却证明与孙中山的联合是绝无可能的事情：皇上圣明，必有复辟的一天。我受恩深重，无论如何不能忘记，惟有鞠躬尽瘁，谋划起兵帮助皇上脱离被拘禁的厄运，至于其他的事情，不是我所想知道的。。。。。。
皇帝到底如何圣明另当别论，康有为试图以死心塌地的追随证明自己的尽忠与感恩。而至于如何谋划起兵，对于他来说更像天方夜谭。
对于孙中山的要求见面会谈，康有为说：我是钦差大臣，他是朝廷钦犯，不便与见。
一个逃跑到日本的钦差大臣？
道不同，不相与谋。
然而，梁启超并不拒绝与孙中山会晤。两人经过几个月的接触，对谈，就差那么一点点，梁启超就要被孙中山带上自己主张的革命道路上来了。然而在梁启超身边的维新派成员看来，他无疑是中了孙中山的圈套。身在香港获知消息的康有为大怒，立即勒令梁启超离开日本，前往檀香山。
师命难违。更重要的是，梁启超与孙中山都以为，他们已经是身处同一条船上。孙中山写信把自己在檀香山的亲友们介绍给梁启超。
然而回到康有为身边之后，梁启超很快发现自己难以改变老师的政治主张。但是他依深信双方合作的前景。正因为这样，梁启超在檀香山的三个月里，大力鼓吹保皇主张，孙中山在檀香山苦心经营的兴中会成员大多加入了保皇组织。
在孙中山眼里，梁启超就这样成了挖自己墙角的小人。而新加坡刺康案终于使孙中山与保皇党的关系彻底破裂。
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不久，八国联军攻陷天津，北京，继而四处捕杀义和团。当皇帝与太后仓皇西逃之时，港英当局正在策动两广总督李鸿章自立总统，打出两广独立的旗号。孙中山也派宫崎赴广州，希望能够说服李鸿章，与之联合起来反清。
历史把李鸿章推向了前台。但是作为朝廷重臣的李鸿章一无野心二无决心，彷徨犹豫之间，皇帝太后在西安出现了。朝廷任命李鸿章调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旋即北上。
很多时候，历史的被改变或者不被改变，仅仅在于某些身处关键位置上的人物的一念之间。
在孙中山看来，筹划起义最重要的是筹措军饷与军械。这是革命所需要本钱。当孙中山还在争取台湾总督的支持的时候，革命党人郑士良在惠州领导的起义突然爆发。
在短短的时间内，所向披靡的起义军扩大到两万多人。但是随即面临粮饷不足与枪械短缺的瓶颈，起义军解散，随即被清军扑灭。
1903年孙中山在檀香山加入洪门帮会并被封为“洪棍”（洪门元帅）。
洪门作为明末清初开始形成的一种民间秘密反清复明组织，在清末已经成长为南洋华侨以至于美洲华侨的重要组织。有些地方的华侨几乎九成以上都是洪门会员。
1904年春，孙中山刚刚踏上旧金山，就因为护照问题被海关扣留。旧金山是美国各地洪门的总部所在，当洪门获知孙中山被扣留的消息，立即聘请律师，交保证金，使得孙中山获得自由。
加入洪门为孙中山在美洲大陆的活动扫清了道路。正是洪门把孙中山与无数散布于世界各的华人华侨联系了起来，而孙中山转而以他的动人演说与不屈不挠的实际行动把这些寄居异乡的华人华侨与他们遥远的故国联系了起来。
孙中山的美洲大陆之行收获颇丰。
1905年，科举废除。读书人的传统出路被切断了。政府对于西学的重视使得出国留学成为代替科举的另一种出路。这一年，《革命军》作者邹容病逝于狱中；《警世钟》《猛回头》的作者陈天华蹈海自尽；这一年，日本人在中国东北与俄国人的战争中成为胜利者，欢欣鼓舞的日本人把战争场面制作为时事电影短片，广为播映。看了这些电影的周树人，记录下了这些影片是如何改变了他的一生。而回国之后的现实状况屡屡让他想起留在记忆中的那些为俄国人充当间谍的中国人被处死的场面，以及围绕在旁边的许多中国看客。
日本的留学生们，因为人数更多，而身处日本所受刺激最深，已经不知不觉间成为一种全新的，不可估量的力量。
与此同时，国内反清团体的领导者因为无法再国内立足，转而流亡日本。其时中国人到日本无需护照，简便快捷，又无被政府追捕之虞。一时间，日本似乎成了中国革命者的后花园。
流亡日本的革命者当中，黄兴就是其中重要的一位。这年7月，孙中山与黄兴在日本第一次相会，一见如故。共同的反清革命理念把两个素不相识的头领连接到了一起。
在孙中山黄兴的筹措下，一个囊括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科学补习所等在内以及全国各地17个省的留学生代表，参加了中国同盟会的成筹备会议。
在孙中山的建议下，同盟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
在随后举行的欢迎孙中山大会上，孙中山以他激情饱满的演说征服了在场的一千多名留日学生。
同盟会在东京正式成立，孙中山被公推为总理。
以个人十年奔走之力，顺时应势，汇集最先觉醒的知识分子，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就这样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随即孙中山提出三民主义的政治主张，并在同盟会的机关报上详加解释。在民主政治方面，于美式三权分立的基础上，提出五权分立。
孙中山雄心勃勃，已经开始相信革命大业指日可待了。
1906年，中国中部大旱灾荒，同盟会总部派出会员到湘赣边界的萍乡，醴陵发动起义。虽然起义前消息泄露，起义者意见不统一，准备不充分，但是仓促发动的起义仍然成燎原之势，会党，矿工，兵勇一呼百应，起义军旋即达到3万多人。但是在清军的合围镇压下，半个月后便以失败而告终，同盟会的起义组织者也被杀害。
即使是拥有了强大的民众基础，而缺乏正确的方向与杰出的领导，仍然不可避免地走向灰飞烟灭。
从同盟会成立开始，两年内孙中山发动了6次起义，都以失败告终。
即使不算起义所需的巨额军费开支，仅仅维持会党的正常运作费用，对于任何个人来说，都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作为同盟会的总理，筹措费用的重任自然落在孙中山身上。
当孙中山再次为钱而发愁的时候，他想起了与自己曾有过一面之缘的张静江。当年在远赴法国的远洋轮船上，时任驻法商务使馆随员兼巴黎通运公司经理的张静江主动拜会同船的孙中山，在谈到非革命不足以救中国之后，他向孙中山递上自己的名片，答应愿意随时尽自己所能，随时支持孙中山。两人约定，只要孙中山何时需要，发给他ＡＢＣＤＥ任何一个字母作暗号，他便会随时寄上相应的１，２，３，４，５万法郎。
张静江是体制内的成功人士，更是深谙各种社会法则并应用自如的通达之人。不仅在政商两界，黑白两道如鱼得水，游刃有余，就是对于孙中山这样当朝天字第一号的叛逆，他也同样有着自己独特而深刻的见解以及应对之道。对于政府的腐败没落，身处其间，他看得清清楚楚。但是如果真的去成为一个革命者，对于他来说，无疑不仅是得不偿失，而且简直是风险太高。有幸有缘与孙中山同舟，这是张静江千载难逢的购买保险的好机会。
张静江不缺钱，缺的是革命的资历；孙中山四处为革命奔走，缺的就是钱。
当孙中山想起张静江并讲起与张静江的故事的时候，受到了同盟会同仁的一致哂笑——笑他幼稚，笑他荒唐。他们甚至愿意与他打赌，认定他决计从张静江处筹不到钱。
按照地址，胡汉民向巴黎发去了“Ｃ”。半个月后，奇迹出现了。一纸三万法郎的汇票从巴黎寄来了。
这是对孙中山最强有力的支持，物质的，以及精神的。同时，对于张静江来说，这是他投资中国革命的一笔保险金。
如果说经费问题虽然困扰着孙中山但他依然能够凭借着自己的身份于各处奔走化缘而勉强得以筹措的话，那么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同盟会成员思想上的分化，则令孙中山难以应付。
知识分子群体中，思想独立，个性鲜明的成员不在少数。在初始阶段，他们固然以孙中山为其首领，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革命的累次失败，成员们自身的思想，个性的展现，他们与领导者孙中山的差异与差距，逐渐地被放大，并以矛盾的形式表现了出来。
第一次倒孙风潮由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主编章太炎发起。因为嫌孙中山给的报纸经费太少，加上日本政府给孙中山赠款以换取其离境的传闻，再加上国内起义失败的消息，章太炎声讨孙中山被收买，为起义购买劣质武器，要求罢免孙中山，改选黄兴为总理。
但是黄兴支持孙中山，拒绝出任总理。倒孙风潮暂时平息。
一年之后，陶成章赴南洋找孙中山筹款，发现孙对于募捐并不热情。当他带着孙中山的信件亲自去募捐的时候，所获甚少，认为是孙中山从中作梗。他悻悻地回到日本，起草《孙文罪状》，罗列出孙中山的种种罪行，要求开除孙文总理。接着更与章太炎在东京成立光复会，分裂同盟会。这是第二次倒孙风潮。
东京同盟会总部的行为无疑令孙中山伤心失望，累次起义的失败也无疑证明革命在某个环节出了问题。孙中山注重枪械军饷，也正因此，他的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世界各地华人华侨之中为筹措革命的本钱。而作为革命最重要的本钱——人——革命者，孙中山反倒不怎么关注，或者说至少不知道该从何处关注。作为革命者骨干的同盟会本身的分裂正说明了这一点，而屡次起义中的主体，都是游民，流氓。起义时参加最踊跃的是这些人，挫折失败时跑得最快的，也是这些人。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屡屡失败但屡屡继续的起义活动，它的精神意义远远超出了实际起义本身。
如果说魏源，郑观应用他们的书向世人揭示另外一个强大的文明与中国必将面临的走向，邹容，陈天华用激情饱满的文字呼吁一场反清革命的话，那么孙中山则是以实际行动，以起义的方式来唤醒这个黑暗中沉睡的同胞，唤醒他们同样沉睡着的反叛精神。以一人之力，组织有限的群体向一个庞大的政权挑战，孙中山像是东方的唐。吉诃德。然而比后者幸运的是，孙中山面对的，是一架即将散架的风车，一个正在走向末日的摇摇欲坠的政权。
1911初，孙中山为第二次广州起义筹集的经费已经到位。选定的800名先锋队员也已经聚集广州。但是因为消息走漏，城中空气骤然紧张。起义陷于进退两难，并继而于进进退退之间，错失机会。其后起义在犹犹疑疑中发动，100多名先锋队员攻陷总督府，旋即陷于成千上万清军的围困当中。
起义失败后，人们收集到死难者烈士遗体72具，安葬于广州黄花岗，是为黄花岗72 烈士。
先锋队是革命党的精英主干。虽然革命党本身遭遇重创，但是同盟会成立以来散播于各地的种子却是越来越多了。而与此相对应，各地当政者对于朝廷政权的保卫愿望，却是越来越低。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革命党人多年的辛勤播种，终于在这年十月开始收获他们出人意料的成功果实。
武昌起义的成功震动全国。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当时24个省之中的14个省相继起义，并成功地宣告独立。
另一方面，手握重兵的袁世凯一面向朝廷表示忠心，一面以边走边看的态度在南北对峙之中与革命党秘密联络，试图于革命者与朝廷之间获得最大收益。
朝廷对手握重兵的袁世凯不得不言听计从，而革命党所要求的，也不过是清朝放弃政权。袁世凯成功地站到了革命最大受益者的位置上。
南北开始议和。政局充满着无数变数。
不管前途如何，对于这个东方古国来说，新的一页就此揭开。
而此时的孙中山，还在美国一边在餐馆打工维持生计，一边在华侨中为革命筹款。从报纸上看到武昌胜利的消息，他简直难以置信。
年末，孙中山从海外辗转归来。
在上海的码头，礼炮鸣放，人们拥挤着，欢呼着这位革命领袖的到来。随后在南京，17个省的代表选举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以绝对优势当选临时大总统。
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在就职仪式的礼炮鲜花与掌声之后，等待着这位新总统的，是一个穷得连公务员工资也发不出的政府。
作为财政来源的关税被外国人控制，盐税，厘金，田赋也一时难以征缴。政府的运作需要钱，政府管辖下的30万军队在没有军饷支持的状况下，如同一颗随时会爆炸的不定时炸弹。政府发行的公债也因为一时难以取得民间信任，购买者寥寥。向英美银行借款也借不到，举步维艰的临时大总统把目光投向了日本。
对于中国东北，日本人早已垂涎数尺。现在，机会来了。多年来他们支持孙中山的事业，不就是希望能够有所回报么？
早在提出灭满兴汉的口号的时候，孙中山就认为满洲不是中国国土，而满人也不是中国人。在以南方人为主体的革命者当中，这样的认识非常普遍。现在如果日本愿意给予巨额借款，出让满洲也未尝不可。
许多年来，中国一直是国际掠夺市场上的一块肥肉。大家都已经习惯了你一口，我一口地慢慢地吃。现在，日本人突然间要斩去一大块，获知消息的英美政府立即向日本施压。
于是借款协议不了了之。
狼多了不吃孩子。
总统孙中山的深陷经济困局使得南北议和再次提上议事日程。对于中国这样庞大的国家，即使是半壁江山，也让孙中山这样充满着理想，抱负，与政治主张，见解的人深感心有余而力不足。他答应只要清帝退位，自己愿意解职，推袁世凯为总统。
在袁世凯的盎惑逼迫之下，清帝宣布退位诏书。袁世凯大喜若狂。偌大的天下似乎已经一手在握。
势不两立的孙中山与大清朝廷就这样共同成就了一个军人的成功传奇。
南北统一。做了45天总统的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在孙中山看来，他的三民主义中的民族，民权主义已经完成，现在只剩下民生主义了。也正因此，当他在北京与袁世凯会晤的时候，提出自己专任修路之职，把全国铁路修至20万公里。
这一次，诚心实意的孙中山在精明世故的袁世凯面前露了馅。
100年之后，全中国的铁路总里程还不到10万公里。
听了孙中山的话，袁世凯不动声色，顺水推舟，把监修全国铁路的任务交给了孙中山，却没有给与他任何相应的实权与经济上的支持。转过身来，袁世凯送给孙中山一个外号：孙大炮。
正因此，当孙中山来到日本寻求革命的力量的时候，很快便受到了日本政界的关注。对于这时的日本政客来说，大清的覆灭，革命党人的胜利，以日本人自身的政治发展经验而论，是迟早的事情。而如果他们能够尽早地支持革命党人的行动，无疑是一本万利的政治投资。
孙中山来到日本，对于有远见的日本政客来说，实在是一份大礼。
孙中山在日本的革命活动，由此而顺利展开。
适逢戊戌政变发生，康梁出逃日本。对于孙中山来说，如果能够联合康梁的力量进行革命，实在是一件不坏的事情。
对于康有为，孙中山并不陌生。早在广州行医时，孙中山就提出与万木草堂的康有为合作，可是康有为坚持要孙中山拜他为师，才与其交流。事情不了了之。3年后，孙中山创立广州农学会，再次邀请维新人士加入，因为康有为不点头，谁也不敢擅自主张。
如今在日本，孙中山急于会见康有为这位老乡，然而康有为对孙中山却避犹不及。在孙中山看来，康有为变法失败被通缉，转而革命推翻清政府是自然的事情。自己上书李鸿章，遭到拒绝，便放弃改良主张，愤而与王朝决裂。康有为多年间六次上书皇帝，戊戌之后更是成为朝廷要犯，也该走向革命？
然而康有为的话却证明与孙中山的联合是绝无可能的事情：皇上圣明，必有复辟的一天。我受恩深重，无论如何不能忘记，惟有鞠躬尽瘁，谋划起兵帮助皇上脱离被拘禁的厄运，至于其他的事情，不是我所想知道的。。。。。。
皇帝到底如何圣明另当别论，康有为试图以死心塌地的追随证明自己的尽忠与感恩。而至于如何谋划起兵，对于他来说更像天方夜谭。
对于孙中山的要求见面会谈，康有为说：我是钦差大臣，他是朝廷钦犯，不便与见。
一个逃跑到日本的钦差大臣？
道不同，不相与谋。
然而，梁启超并不拒绝与孙中山会晤。两人经过几个月的接触，对谈，就差那么一点点，梁启超就要被孙中山带上自己主张的革命道路上来了。然而在梁启超身边的维新派成员看来，他无疑是中了孙中山的圈套。身在香港获知消息的康有为大怒，立即勒令梁启超离开日本，前往檀香山。
师命难违。更重要的是，梁启超与孙中山都以为，他们已经是身处同一条船上。孙中山写信把自己在檀香山的亲友们介绍给梁启超。
然而回到康有为身边之后，梁启超很快发现自己难以改变老师的政治主张。但是他依深信双方合作的前景。正因为这样，梁启超在檀香山的三个月里，大力鼓吹保皇主张，孙中山在檀香山苦心经营的兴中会成员大多加入了保皇组织。
在孙中山眼里，梁启超就这样成了挖自己墙角的小人。而新加坡刺康案终于使孙中山与保皇党的关系彻底破裂。
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不久，八国联军攻陷天津，北京，继而四处捕杀义和团。当皇帝与太后仓皇西逃之时，港英当局正在策动两广总督李鸿章自立总统，打出两广独立的旗号。孙中山也派宫崎赴广州，希望能够说服李鸿章，与之联合起来反清。
历史把李鸿章推向了前台。但是作为朝廷重臣的李鸿章一无野心二无决心，彷徨犹豫之间，皇帝太后在西安出现了。朝廷任命李鸿章调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旋即北上。
很多时候，历史的被改变或者不被改变，仅仅在于某些身处关键位置上的人物的一念之间。
在孙中山看来，筹划起义最重要的是筹措军饷与军械。这是革命所需要本钱。当孙中山还在争取台湾总督的支持的时候，革命党人郑士良在惠州领导的起义突然爆发。
在短短的时间内，所向披靡的起义军扩大到两万多人。但是随即面临粮饷不足与枪械短缺的瓶颈，起义军解散，随即被清军扑灭。
1903年孙中山在檀香山加入洪门帮会并被封为“洪棍”（洪门元帅）。
洪门作为明末清初开始形成的一种民间秘密反清复明组织，在清末已经成长为南洋华侨以至于美洲华侨的重要组织。有些地方的华侨几乎九成以上都是洪门会员。
1904年春，孙中山刚刚踏上旧金山，就因为护照问题被海关扣留。旧金山是美国各地洪门的总部所在，当洪门获知孙中山被扣留的消息，立即聘请律师，交保证金，使得孙中山获得自由。
加入洪门为孙中山在美洲大陆的活动扫清了道路。正是洪门把孙中山与无数散布于世界各的华人华侨联系了起来，而孙中山转而以他的动人演说与不屈不挠的实际行动把这些寄居异乡的华人华侨与他们遥远的故国联系了起来。
孙中山的美洲大陆之行收获颇丰。
1905年，科举废除。读书人的传统出路被切断了。政府对于西学的重视使得出国留学成为代替科举的另一种出路。这一年，《革命军》作者邹容病逝于狱中；《警世钟》《猛回头》的作者陈天华蹈海自尽；这一年，日本人在中国东北与俄国人的战争中成为胜利者，欢欣鼓舞的日本人把战争场面制作为时事电影短片，广为播映。看了这些电影的周树人，记录下了这些影片是如何改变了他的一生。而回国之后的现实状况屡屡让他想起留在记忆中的那些为俄国人充当间谍的中国人被处死的场面，以及围绕在旁边的许多中国看客。
日本的留学生们，因为人数更多，而身处日本所受刺激最深，已经不知不觉间成为一种全新的，不可估量的力量。
与此同时，国内反清团体的领导者因为无法再国内立足，转而流亡日本。其时中国人到日本无需护照，简便快捷，又无被政府追捕之虞。一时间，日本似乎成了中国革命者的后花园。
流亡日本的革命者当中，黄兴就是其中重要的一位。这年7月，孙中山与黄兴在日本第一次相会，一见如故。共同的反清革命理念把两个素不相识的头领连接到了一起。
在孙中山黄兴的筹措下，一个囊括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科学补习所等在内以及全国各地17个省的留学生代表，参加了中国同盟会的成筹备会议。
在孙中山的建议下，同盟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
在随后举行的欢迎孙中山大会上，孙中山以他激情饱满的演说征服了在场的一千多名留日学生。
同盟会在东京正式成立，孙中山被公推为总理。
以个人十年奔走之力，顺时应势，汇集最先觉醒的知识分子，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就这样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随即孙中山提出三民主义的政治主张，并在同盟会的机关报上详加解释。在民主政治方面，于美式三权分立的基础上，提出五权分立。
孙中山雄心勃勃，已经开始相信革命大业指日可待了。
1906年，中国中部大旱灾荒，同盟会总部派出会员到湘赣边界的萍乡，醴陵发动起义。虽然起义前消息泄露，起义者意见不统一，准备不充分，但是仓促发动的起义仍然成燎原之势，会党，矿工，兵勇一呼百应，起义军旋即达到3万多人。但是在清军的合围镇压下，半个月后便以失败而告终，同盟会的起义组织者也被杀害。
即使是拥有了强大的民众基础，而缺乏正确的方向与杰出的领导，仍然不可避免地走向灰飞烟灭。
从同盟会成立开始，两年内孙中山发动了6次起义，都以失败告终。
即使不算起义所需的巨额军费开支，仅仅维持会党的正常运作费用，对于任何个人来说，都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作为同盟会的总理，筹措费用的重任自然落在孙中山身上。
当孙中山再次为钱而发愁的时候，他想起了与自己曾有过一面之缘的张静江。当年在远赴法国的远洋轮船上，时任驻法商务使馆随员兼巴黎通运公司经理的张静江主动拜会同船的孙中山，在谈到非革命不足以救中国之后，他向孙中山递上自己的名片，答应愿意随时尽自己所能，随时支持孙中山。两人约定，只要孙中山何时需要，发给他ＡＢＣＤＥ任何一个字母作暗号，他便会随时寄上相应的１，２，３，４，５万法郎。
张静江是体制内的成功人士，更是深谙各种社会法则并应用自如的通达之人。不仅在政商两界，黑白两道如鱼得水，游刃有余，就是对于孙中山这样当朝天字第一号的叛逆，他也同样有着自己独特而深刻的见解以及应对之道。对于政府的腐败没落，身处其间，他看得清清楚楚。但是如果真的去成为一个革命者，对于他来说，无疑不仅是得不偿失，而且简直是风险太高。有幸有缘与孙中山同舟，这是张静江千载难逢的购买保险的好机会。
张静江不缺钱，缺的是革命的资历；孙中山四处为革命奔走，缺的就是钱。
当孙中山想起张静江并讲起与张静江的故事的时候，受到了同盟会同仁的一致哂笑——笑他幼稚，笑他荒唐。他们甚至愿意与他打赌，认定他决计从张静江处筹不到钱。
按照地址，胡汉民向巴黎发去了“Ｃ”。半个月后，奇迹出现了。一纸三万法郎的汇票从巴黎寄来了。
这是对孙中山最强有力的支持，物质的，以及精神的。同时，对于张静江来说，这是他投资中国革命的一笔保险金。
如果说经费问题虽然困扰着孙中山但他依然能够凭借着自己的身份于各处奔走化缘而勉强得以筹措的话，那么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同盟会成员思想上的分化，则令孙中山难以应付。
知识分子群体中，思想独立，个性鲜明的成员不在少数。在初始阶段，他们固然以孙中山为其首领，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革命的累次失败，成员们自身的思想，个性的展现，他们与领导者孙中山的差异与差距，逐渐地被放大，并以矛盾的形式表现了出来。
第一次倒孙风潮由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主编章太炎发起。因为嫌孙中山给的报纸经费太少，加上日本政府给孙中山赠款以换取其离境的传闻，再加上国内起义失败的消息，章太炎声讨孙中山被收买，为起义购买劣质武器，要求罢免孙中山，改选黄兴为总理。
但是黄兴支持孙中山，拒绝出任总理。倒孙风潮暂时平息。
一年之后，陶成章赴南洋找孙中山筹款，发现孙对于募捐并不热情。当他带着孙中山的信件亲自去募捐的时候，所获甚少，认为是孙中山从中作梗。他悻悻地回到日本，起草《孙文罪状》，罗列出孙中山的种种罪行，要求开除孙文总理。接着更与章太炎在东京成立光复会，分裂同盟会。这是第二次倒孙风潮。
东京同盟会总部的行为无疑令孙中山伤心失望，累次起义的失败也无疑证明革命在某个环节出了问题。孙中山注重枪械军饷，也正因此，他的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世界各地华人华侨之中为筹措革命的本钱。而作为革命最重要的本钱——人——革命者，孙中山反倒不怎么关注，或者说至少不知道该从何处关注。作为革命者骨干的同盟会本身的分裂正说明了这一点，而屡次起义中的主体，都是游民，流氓。起义时参加最踊跃的是这些人，挫折失败时跑得最快的，也是这些人。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屡屡失败但屡屡继续的起义活动，它的精神意义远远超出了实际起义本身。
如果说魏源，郑观应用他们的书向世人揭示另外一个强大的文明与中国必将面临的走向，邹容，陈天华用激情饱满的文字呼吁一场反清革命的话，那么孙中山则是以实际行动，以起义的方式来唤醒这个黑暗中沉睡的同胞，唤醒他们同样沉睡着的反叛精神。以一人之力，组织有限的群体向一个庞大的政权挑战，孙中山像是东方的唐。吉诃德。然而比后者幸运的是，孙中山面对的，是一架即将散架的风车，一个正在走向末日的摇摇欲坠的政权。
1911初，孙中山为第二次广州起义筹集的经费已经到位。选定的800名先锋队员也已经聚集广州。但是因为消息走漏，城中空气骤然紧张。起义陷于进退两难，并继而于进进退退之间，错失机会。其后起义在犹犹疑疑中发动，100多名先锋队员攻陷总督府，旋即陷于成千上万清军的围困当中。
起义失败后，人们收集到死难者烈士遗体72具，安葬于广州黄花岗，是为黄花岗72 烈士。
先锋队是革命党的精英主干。虽然革命党本身遭遇重创，但是同盟会成立以来散播于各地的种子却是越来越多了。而与此相对应，各地当政者对于朝廷政权的保卫愿望，却是越来越低。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革命党人多年的辛勤播种，终于在这年十月开始收获他们出人意料的成功果实。
武昌起义的成功震动全国。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当时24个省之中的14个省相继起义，并成功地宣告独立。
另一方面，手握重兵的袁世凯一面向朝廷表示忠心，一面以边走边看的态度在南北对峙之中与革命党秘密联络，试图于革命者与朝廷之间获得最大收益。
朝廷对手握重兵的袁世凯不得不言听计从，而革命党所要求的，也不过是清朝放弃政权。袁世凯成功地站到了革命最大受益者的位置上。
南北开始议和。政局充满着无数变数。
不管前途如何，对于这个东方古国来说，新的一页就此揭开。
而此时的孙中山，还在美国一边在餐馆打工维持生计，一边在华侨中为革命筹款。从报纸上看到武昌胜利的消息，他简直难以置信。
年末，孙中山从海外辗转归来。
在上海的码头，礼炮鸣放，人们拥挤着，欢呼着这位革命领袖的到来。随后在南京，17个省的代表选举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以绝对优势当选临时大总统。
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在就职仪式的礼炮鲜花与掌声之后，等待着这位新总统的，是一个穷得连公务员工资也发不出的政府。
作为财政来源的关税被外国人控制，盐税，厘金，田赋也一时难以征缴。政府的运作需要钱，政府管辖下的30万军队在没有军饷支持的状况下，如同一颗随时会爆炸的不定时炸弹。政府发行的公债也因为一时难以取得民间信任，购买者寥寥。向英美银行借款也借不到，举步维艰的临时大总统把目光投向了日本。
对于中国东北，日本人早已垂涎数尺。现在，机会来了。多年来他们支持孙中山的事业，不就是希望能够有所回报么？
早在提出灭满兴汉的口号的时候，孙中山就认为满洲不是中国国土，而满人也不是中国人。在以南方人为主体的革命者当中，这样的认识非常普遍。现在如果日本愿意给予巨额借款，出让满洲也未尝不可。
许多年来，中国一直是国际掠夺市场上的一块肥肉。大家都已经习惯了你一口，我一口地慢慢地吃。现在，日本人突然间要斩去一大块，获知消息的英美政府立即向日本施压。
于是借款协议不了了之。
狼多了不吃孩子。
总统孙中山的深陷经济困局使得南北议和再次提上议事日程。对于中国这样庞大的国家，即使是半壁江山，也让孙中山这样充满着理想，抱负，与政治主张，见解的人深感心有余而力不足。他答应只要清帝退位，自己愿意解职，推袁世凯为总统。
在袁世凯的盎惑逼迫之下，清帝宣布退位诏书。袁世凯大喜若狂。偌大的天下似乎已经一手在握。
势不两立的孙中山与大清朝廷就这样共同成就了一个军人的成功传奇。
南北统一。做了45天总统的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在孙中山看来，他的三民主义中的民族，民权主义已经完成，现在只剩下民生主义了。也正因此，当他在北京与袁世凯会晤的时候，提出自己专任修路之职，把全国铁路修至20万公里。
这一次，诚心实意的孙中山在精明世故的袁世凯面前露了馅。
100年之后，全中国的铁路总里程还不到10万公里。
听了孙中山的话，袁世凯不动声色，顺水推舟，把监修全国铁路的任务交给了孙中山，却没有给与他任何相应的实权与经济上的支持。转过身来，袁世凯送给孙中山一个外号：孙大炮。
3.初来长沙
虽然结出的果实实在青涩，1911年仍然是中国历史上最惊天动地的年份之一。
这一年，皇帝倒台了，革命开始成为最动人心弦的字眼。
这一年，人们剪去了拖在脑后的长长的辫子，知道改朝换代了。
这一年，人们开始正大光明地谈论民主，共和，为新的国家制度而争论，谈判。。。。。。
这年春天，毛泽东在贺岚冈的带领下来到了久已向往的大城市长沙。贺老师刚刚应聘到湘乡驻省中学任教。在他的推荐下，经过考试，毛泽东进入了这所中学读书。
学校的课程让他失望。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位18岁的青年，第一次站到了大城市的街头。
长沙城没有让他失望。城市的繁华一定让他感觉到了自己的渺小，他急切地要寻找着自己的位置，努力地要了解身边正在发生的一切。
湘江上游弋的外国军舰，街头高鼻梁蓝眼睛的金发洋人，与林立的洋行商号第一次进入他的视野。社会固然有其等级之分，而凌驾于所有等级之上的，则是这些趾高气扬，神气活现的洋人和他们的国旗军舰。
也许让毛泽东最感兴趣的并不是这城市的光怪陆离，而是很容易就能买到的刚刚出版的各种报纸。报纸上的每一则新闻，每一段文字，对他来说都是一扇了解世界——中国的以及外国的窗户。
从这一刻开始，他的一生，就与报纸结下了不解之缘。现在，他开始了最初的对报纸的学习与研究。
这一时期，他读得最多的是《民立报》。
从《民立报》上他开始知道孙中山成立的同盟会和惨烈的广州起义。同时进入他的视野的，是正在激烈动荡中变幻莫测的政治局势。广州黄花岗起义虽然以失败而告终，但是刚刚了解了这件事的这位韶山青年开始了他的对于革命行动最初的向往。
长沙城里似乎充满了自由的气息，这里不再是地主子弟云集的东山高小。这里有很多的有钱人，而比他们更多的，依然是穷人。虽然毛泽东囊中羞涩，衣着寒酸，但是他已经大可不必自卑了。在东山高小的压抑一扫而空。
他一面关心着时局的发展，一面迫不及待地发表自己的政治见解：为国家民生计，应该把孙中山请回来做总统，康有为当国务总理，梁启超做外交大臣！他把文章贴到学校的墙报上，第一次以文字的形式发表自己的政治见解。
许多年后，当他面对斯诺回忆起这件事的时候，也许更多的是表达对自己青涩年华的一种自嘲。然而从一开始，他精神就自觉不自觉地站在了“纵观全国”的高度上，并且一直没有因为自身现实中的种种人生挫折而稍加改变。从虎歇坪的风水到东山高小里“中国为什么不能有自己的伟大人物”，到如今大胆地为孙中山，康梁安排职务，他为自己的定位一直都未曾改变。
随着时局的进一步发展，他已经与同学商量着剪掉辫子，以示站在反清的立场上。后来他们当中有人反悔了，害怕了。毛泽东便与同学一同强行剪掉了他们的辫子。
剪辫子固然是自己思想改变之后的一种权利，可是对于思想尚未成熟的人来说，不剪辫子又何尝不是他们的一种自由？
回想起不久之前在东山高小自己也曾对“假洋鬼子”老师的的假辫子的嘲笑，他第一次如此深刻地领悟出，思想的改变对于一个人，居然产生了这样巨大的影响。
然而这仅仅是他思想转变的开始。
武昌起义爆发，全国各地纷纷宣布独立，脱离清廷统治。一个延续了将近三百年的王朝，正在土崩瓦解之中。从武汉出版的报纸上，与所有关心时局的人们一样，毛泽东热切地搜寻着关于这座革命城市各种信息。
从平静的山村出来还没多久的毛泽东，就面对着这突如其来的乱世。
一个新时代就这样来临了。
无论是历史专著的描述，还是像鲁迅的作品这样的阐释，都在显示，这是一次上层革命。而绝大多数的中国人并没有实质性的参与到这伟大而遥远的革命之中。在这场混乱之中能够快速行动，希望能够抢占到对于自身有利的位置的来自下层的中国人，实际上并不多。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身处湖南政治军事动荡中心的毛泽东，还在思考着，观望着，消化着这突如其来的一切。然而在聆听了一场革命党人发表的激动人心的演讲之后，他无疑囫囵接受了这种革命现实，决心投身其中。
他毅然放弃了学业，决定投笔从戎，到武汉去参加革命军队。
然而剧烈动荡下的局势变化比他的行动还要来的快。还没启程，长沙的局势便发生了变化。
作为对武昌首义的回应，长沙也不甘落后。湖南新军在长沙发动起义，成立军政府，发布《讨满清檄文》。
毛泽东不愿意加入专门为青年学生而新成立的军队，觉得他们太幼稚了。
他加入了新成立的湖南军，成了一名士兵。
生命是上天赐予人的第一份厚礼——生命，人人有份。此后由于机缘的不同，上天会给每一个人在成长阶段分别赐予不同的厚礼。有的人珍惜了，有的人丢弃了，然后收获着各自悲喜成败不同的人生。
上天赐给毛泽东的第二份厚礼，是读书的方法。他在半耕半读中读完了许多书，这使得他拥有大量的时间来思考消化他所读的书的内容。古人如陶渊明者，读书只求快意，“好读书，不求甚解。”陶渊明是个淡泊不求功名利禄之人，不愿意接受文化对身心的束缚，厌恶官场，对读书才会有这样的说法。但是对于年轻的求学者来说，这未必是一种好的读书方法。耕读世家造就的一批杰出人物绝非意外。正是“耕”延伸拓展了“读”的方式与内涵，也为“读”提供了充足的思考空间，让读书成为思想的延伸。
现在，上天悄悄的给毛泽东送来了他人生的第三份厚礼：怎样读报纸。
这时候，作为新兵的毛泽东，他的军饷是7元钱。大约九年之后，他在北京大学作图书管理员的薪水是8元钱，而且不包食宿。如今这7元钱，吃饭用去2元，他还要花一点钱来买水，因为他认为自己是学生，不屑于去城外挑水，只好从挑夫那里买水，但这用不了多少。剩下的钱，他都买报纸了。
革命这个炽热的字眼，对于这位湖南新兵来说，既未能为他提供施展的空间与机会，也没有成为他此时此刻奋斗的目标。除了作为士兵基本的军事训练，他的大部分时间，精力与零钱都花在了报纸上面。
报纸信息量大，内容庞杂。人们读报纸，大多是了解一下时事，看看花边新闻，充实谈资，聊以消遣。然而对于曾经长期生活于信息闭塞之下却又渴望了解中国了解世界的年轻人来说，报纸是一种多么好的东西！
毛泽东醉心于阅读，试图在这些信息中探究周围世界的密码。对于一个刚刚为孙中山，康有为，梁启超安排过职务的青年人来说，他的确渴望获得更多的关于正发生在这个国家的资讯，以便对时局做出自己的判断。
这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读报了，而是一种全身心投入的研究——不是关于报纸本身，而是隐藏于文字后面的种种背景与内涵。
他喜欢读书，尤其喜欢史书，捉摸其中隐藏的秘密。
后来他自己总结道，报纸是活着的历史。他以总结过往历史的经验这种方式，来研究报纸——这些活着的历史。
几年之后，这个年轻人已经把这部“活着的历史”研究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
辛亥革命之后认为革命已经成功的人，除了孙中山，当然有许许多多人。其中籍籍无名，默默无闻中的一个，就是身处湖南新军兵营里年轻的毛泽东。
在当了三个多月兵之后，毛泽东决定离开军队。他参加了这支军队之后，还从来没有打过仗，而且看来似乎也已经无仗可打。革命已经胜利了么！
走出兵营的毛泽东，再次站在人来人往的长沙街头，思考着自己的前途。他又回到了当初求学的原点。
民国初年的长沙城，各种新学校不断出现。报纸上的招生广告满天飞，而且条条娓娓动听，动人心弦。国事初定，百业待兴。整个社会开始充满着前所未有的活力。教育也不例外。
对于今后从事怎样的职业，毛泽东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从警察学校，肥皂学校，商业学校，法律学校，他总是被他们动人的广告所打动。在交上一元报名费之后，又为另一所学校动心。
对于前途与未来的职业，他与许多年后很多参加高考的中国年轻人一样没有主见——对自己的未来充满着无限憧憬，对自己的专长天分也没有客观理性的分析，但是同时却又迷失于招生简报上密密麻麻的学校与专业之中。
囊中羞涩似乎决定了他不能不看重学校所要求的经济条件——是否收取学费？收多少学费？膳食费用如何？是否有额外的津贴？
最终他进入了一所高等商业学校。与其他学校比起来，这种学校更容易获得父亲的认同。
学费随着父亲的殷切希望寄来了。
儿子一次次冲破父亲为他划定的界限，走出父亲为他设计好了的人生。兜兜转转，如今似乎又回到了父亲当初设计好的地方。这是令父亲高兴的事情。
但是他从进入这所学校一开始就面临着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学校以英文讲课，而且没有英文教师。校方显然对于1912年长沙城里的青年的外语水平估计过高。面对不知所云的英文课程，在坚持了一个月之后，毛泽东选择了放弃。如果这所专门培养商业精英的学校考虑到学生们真实的外语水平而配备有外语教师，如果毛泽东有外语天赋，他是否会就此读完商业学校的全部课程而成为成功的商人从而改写自己命运的篇章？
离开了商业学校之后，毛泽东进入湖南省立第一中学。并且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
这是一所比较大的中学。他的长项作文很快就受到了赏识。国文老师柳先生破例借给他一套“御批历代通鉴辑览”。这是一本用编年体记录中国历史的大书，书中有三百多处乾隆帝的批注。从小喜爱历史的毛泽东读到这本书，自然喜不自胜。
当年的一代明君乾隆的在对历史的批注中到底有着什么样的高见卓识？对于批注与文本的双重热情，让他认真地研读了这本书。
在读到商鞅变法的故事时，忍不住写了他的另外一篇史论文章“商鞅徙木立信论”，让他的国文老师大为惊叹。
这是一个经典的中国故事。秦孝公时，重用商鞅，厉行新法以振兴国家。商鞅担心老百姓信不过新法令，于是在首都南门口放一根大木桩，说谁要能把它搬到北门口，就赏给他10两黄金。木桩并不很重，稍有些力气的，都能办得到，可是谁也不相信有这样的好事，大家都无动于衷，甚至可能觉得这里面有某种阴谋。于是商鞅把赏金提高到50两黄金。 人们更加相信这是一个陷阱。这时候，有个人就想，老子有的是力气，搬到北门，就算你不给我赏金，我也没啥损失，大不了晚饭吃多个馒头而已。他扛起木桩，一路走去，把它搬到了北门。令他喜出望外也令别人追悔莫及的是，他真的就得到了50两黄金。事情很快传遍全城，成为人们街头巷尾热议的话题。而商鞅自认已取信于民，便开始颁布他的新法。
文章一开始，就叹道：我们的老百姓是多么的愚蠢啊！接着说道，法令是什么，是给老百姓谋幸福的工具。好的法令，带给老百姓的幸福多，自然会得到他们的拥护，老百姓担心这种法令不能真正实施还来不及，怎么会不相信它拥护它？反之，如果法令不好，有损老百姓的利益，甚至把老百姓与政府对立起来，老百姓怎么相信这样的法令？说到商鞅颁布的法令，可真是好的法令，让人民受益，而商鞅推行的，也是前所未有的伟大的政策，可是老百姓为什么不相信他，还要来个搬木头树立威信呢？因为这个国家早已经失信于民，人民已经害怕了政府的那一套了，想着这里面一定有鬼。
假的不相信，真的也不相信。只要是官方宣布的，人民的第一反应就是怀疑。这就是政府失信于民的表现。
商鞅用搬木头来树立威信，可谓煞费苦心；人们要在这事之后才相信对自己有利的法令，何其愚蠢。我终于知道几千年来人民的愚昧以及国家到了几乎沦亡的惨境的缘由了。
这样的怪事如果让其他文明国家的人知道了，必将使人讥笑。我真的无话可说。
这位在历史上籍籍无名的柳潜老师为这篇文章写下了这样的评语：“能写出这样文字的人，以后在多些历练，我真不知道他能够干出多大的事来!”
但是他的这位学生，在通读了“御批历代通鉴辑览”之后，对于学校的教育已经失去了信心。用作文去收获老师的赞赏，而自己却没有多少实质性的长进，这可是一件得不偿失的事情。何苦这样耗费自己的光阴?
暑假到了。毛泽东不像别的同学一样归心似箭地回到久别的父母身边，也不像有钱的同学那样盘算着去哪里度假避暑，游山玩水。他发现了长沙城里一处绝好的地方——湖南省立图书馆。
湖南省图是中国第一家省级公共图书馆，此时刚刚由原湖南图书馆更名而来，向社会免费开放。这样好的读书之处，这位好读书求知如饥似渴的年轻人一旦来到这里，就流连忘返。
他认真地，饶有兴味地研究了一番挂在图书馆里面的世界地图——比起《盛世危言》上的那一副世界地图来，这个显得清楚多了。
他贪婪的阅读着一册册他所未见未读的书籍。时光在他专注的目光与翻阅书籍的指尖悄然流过。
图书馆的楼上是书库，楼下是阅览室。读书阅报两不误。
转眼已是开学的日期了。
无需任何犹豫，毛泽东悄然搬出了省立第一中学，住到了收费低廉的旅馆——湘乡会馆，继续着自己的图书馆生活。
图书馆的自学不是系统的学习，但却充满着自由阅读与思考的快意，充满着对于当时几乎国内所有新知全面而随意的了解。而这种对世界如此全面的了解，是他以前从来没有过的。他泡在图书馆里埋头在这些书堆中，依然不忘读报，从中获得时事的最新消息。由于他对西方强国已经开始了解，报纸上和这些国家相关的新闻开始让他感兴趣了。他饶有兴味的研究一些重要新闻的背景——文化背景，经济背景，直到能够对自己所关注的问题，事件能够作出让他自己满意的解答才肯罢休。而报纸上的新闻事件，也同样无形地为他着力研究哪个国家的哪一方面指出了方向。正是在这里，他了解了英国，德国，美国，日本这些与中国社会深有瓜葛的国家的人文历史地理的种种概况，也对当时的国际局势有了初步的了解。
后来，回忆起这段时光，他说自己像是一头牛进入了菜园子。当年面对扑面而来的新知识时的欢欣喜悦之情，在许多年之后依然溢于言表。
在此之前，他学习的无不是中国文化，偶尔也会苦于对西方的不了解。自从东山高小读新学堂以来，以至于到了长沙的中学，虽然也有关于西方的知识，但是学校里的课程，在维新派的文化影响之下，新式学堂里增添的课程，也不外乎是算数，自然，手工，音乐等等。那些留洋回来的海龟，希望的是中国能够学习到到西方的先进技术，引进西方先进的政治制度，大力发展教育开启民智，从而扭转颓败的国势。在这种教育设置之下，要想全面系统的对西方文化，政治，历史有一个全面了解，无疑是困难的。
而正是在这时候，毛泽东在中华古典文化中浸淫了19年之后，在湖南省图书馆里面，通过严复的译本，完成了他自己的对于西方世界的全面系统的学习与了解。亚当。斯密的“原富”；达尔文的“进化论”，斯宾塞的“逻辑”，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和希腊神话。
毛泽东在湖南省图书馆里完成了他的西方精神之旅。然而这种浮光掠影式的阅读，收获毕竟有限。这些文字艰涩的鸿篇巨作在缺乏指导下的泛泛阅读，效果可想而知。
每天，一大早他就直奔图书馆。读书直到中午，匆匆出来到街上买两块米糕，又回到图书馆继续阅读，直到晚上闭馆，再赶回湘乡会馆休息。
这个会馆因为便宜，住了许多退伍的士兵和一些学生。学生士兵原本就不是同一类人，现在住到一起，自然少不了摩擦冲突，终于在一天夜里酿成了大规模的武斗，会馆成了他们的战场。毛泽东既是退伍的士兵，又是学生，但是他又不属于他们任何一类。他在被武斗惊醒之后，悄悄地躲进了厕所。他知道这样一来，这里是住不成了。时近年关，他身上也没有多少钱了，便在第二天一大早，回韶山了。
他的历时半年的精神上的西方之旅也便嘎然而止。
从当年康有为苦于找不到足够的关于西学的中文书籍，梁启超跑遍京城也找不到一张世界地图，到毛泽东能够在图书馆里轻易阅读到大量的西学书籍，这文化上的巨大变化，离不开严复的功劳。
而那个最早把一批极有价值的西方文化中的经典之作翻译过来的严复，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文化前辈？
虽然结出的果实实在青涩，1911年仍然是中国历史上最惊天动地的年份之一。
这一年，皇帝倒台了，革命开始成为最动人心弦的字眼。
这一年，人们剪去了拖在脑后的长长的辫子，知道改朝换代了。
这一年，人们开始正大光明地谈论民主，共和，为新的国家制度而争论，谈判。。。。。。
这年春天，毛泽东在贺岚冈的带领下来到了久已向往的大城市长沙。贺老师刚刚应聘到湘乡驻省中学任教。在他的推荐下，经过考试，毛泽东进入了这所中学读书。
学校的课程让他失望。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位18岁的青年，第一次站到了大城市的街头。
长沙城没有让他失望。城市的繁华一定让他感觉到了自己的渺小，他急切地要寻找着自己的位置，努力地要了解身边正在发生的一切。
湘江上游弋的外国军舰，街头高鼻梁蓝眼睛的金发洋人，与林立的洋行商号第一次进入他的视野。社会固然有其等级之分，而凌驾于所有等级之上的，则是这些趾高气扬，神气活现的洋人和他们的国旗军舰。
也许让毛泽东最感兴趣的并不是这城市的光怪陆离，而是很容易就能买到的刚刚出版的各种报纸。报纸上的每一则新闻，每一段文字，对他来说都是一扇了解世界——中国的以及外国的窗户。
从这一刻开始，他的一生，就与报纸结下了不解之缘。现在，他开始了最初的对报纸的学习与研究。
这一时期，他读得最多的是《民立报》。
从《民立报》上他开始知道孙中山成立的同盟会和惨烈的广州起义。同时进入他的视野的，是正在激烈动荡中变幻莫测的政治局势。广州黄花岗起义虽然以失败而告终，但是刚刚了解了这件事的这位韶山青年开始了他的对于革命行动最初的向往。
长沙城里似乎充满了自由的气息，这里不再是地主子弟云集的东山高小。这里有很多的有钱人，而比他们更多的，依然是穷人。虽然毛泽东囊中羞涩，衣着寒酸，但是他已经大可不必自卑了。在东山高小的压抑一扫而空。
他一面关心着时局的发展，一面迫不及待地发表自己的政治见解：为国家民生计，应该把孙中山请回来做总统，康有为当国务总理，梁启超做外交大臣！他把文章贴到学校的墙报上，第一次以文字的形式发表自己的政治见解。
许多年后，当他面对斯诺回忆起这件事的时候，也许更多的是表达对自己青涩年华的一种自嘲。然而从一开始，他精神就自觉不自觉地站在了“纵观全国”的高度上，并且一直没有因为自身现实中的种种人生挫折而稍加改变。从虎歇坪的风水到东山高小里“中国为什么不能有自己的伟大人物”，到如今大胆地为孙中山，康梁安排职务，他为自己的定位一直都未曾改变。
随着时局的进一步发展，他已经与同学商量着剪掉辫子，以示站在反清的立场上。后来他们当中有人反悔了，害怕了。毛泽东便与同学一同强行剪掉了他们的辫子。
剪辫子固然是自己思想改变之后的一种权利，可是对于思想尚未成熟的人来说，不剪辫子又何尝不是他们的一种自由？
回想起不久之前在东山高小自己也曾对“假洋鬼子”老师的的假辫子的嘲笑，他第一次如此深刻地领悟出，思想的改变对于一个人，居然产生了这样巨大的影响。
然而这仅仅是他思想转变的开始。
武昌起义爆发，全国各地纷纷宣布独立，脱离清廷统治。一个延续了将近三百年的王朝，正在土崩瓦解之中。从武汉出版的报纸上，与所有关心时局的人们一样，毛泽东热切地搜寻着关于这座革命城市各种信息。
从平静的山村出来还没多久的毛泽东，就面对着这突如其来的乱世。
一个新时代就这样来临了。
无论是历史专著的描述，还是像鲁迅的作品这样的阐释，都在显示，这是一次上层革命。而绝大多数的中国人并没有实质性的参与到这伟大而遥远的革命之中。在这场混乱之中能够快速行动，希望能够抢占到对于自身有利的位置的来自下层的中国人，实际上并不多。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身处湖南政治军事动荡中心的毛泽东，还在思考着，观望着，消化着这突如其来的一切。然而在聆听了一场革命党人发表的激动人心的演讲之后，他无疑囫囵接受了这种革命现实，决心投身其中。
他毅然放弃了学业，决定投笔从戎，到武汉去参加革命军队。
然而剧烈动荡下的局势变化比他的行动还要来的快。还没启程，长沙的局势便发生了变化。
作为对武昌首义的回应，长沙也不甘落后。湖南新军在长沙发动起义，成立军政府，发布《讨满清檄文》。
毛泽东不愿意加入专门为青年学生而新成立的军队，觉得他们太幼稚了。
他加入了新成立的湖南军，成了一名士兵。
生命是上天赐予人的第一份厚礼——生命，人人有份。此后由于机缘的不同，上天会给每一个人在成长阶段分别赐予不同的厚礼。有的人珍惜了，有的人丢弃了，然后收获着各自悲喜成败不同的人生。
上天赐给毛泽东的第二份厚礼，是读书的方法。他在半耕半读中读完了许多书，这使得他拥有大量的时间来思考消化他所读的书的内容。古人如陶渊明者，读书只求快意，“好读书，不求甚解。”陶渊明是个淡泊不求功名利禄之人，不愿意接受文化对身心的束缚，厌恶官场，对读书才会有这样的说法。但是对于年轻的求学者来说，这未必是一种好的读书方法。耕读世家造就的一批杰出人物绝非意外。正是“耕”延伸拓展了“读”的方式与内涵，也为“读”提供了充足的思考空间，让读书成为思想的延伸。
现在，上天悄悄的给毛泽东送来了他人生的第三份厚礼：怎样读报纸。
这时候，作为新兵的毛泽东，他的军饷是7元钱。大约九年之后，他在北京大学作图书管理员的薪水是8元钱，而且不包食宿。如今这7元钱，吃饭用去2元，他还要花一点钱来买水，因为他认为自己是学生，不屑于去城外挑水，只好从挑夫那里买水，但这用不了多少。剩下的钱，他都买报纸了。
革命这个炽热的字眼，对于这位湖南新兵来说，既未能为他提供施展的空间与机会，也没有成为他此时此刻奋斗的目标。除了作为士兵基本的军事训练，他的大部分时间，精力与零钱都花在了报纸上面。
报纸信息量大，内容庞杂。人们读报纸，大多是了解一下时事，看看花边新闻，充实谈资，聊以消遣。然而对于曾经长期生活于信息闭塞之下却又渴望了解中国了解世界的年轻人来说，报纸是一种多么好的东西！
毛泽东醉心于阅读，试图在这些信息中探究周围世界的密码。对于一个刚刚为孙中山，康有为，梁启超安排过职务的青年人来说，他的确渴望获得更多的关于正发生在这个国家的资讯，以便对时局做出自己的判断。
这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读报了，而是一种全身心投入的研究——不是关于报纸本身，而是隐藏于文字后面的种种背景与内涵。
他喜欢读书，尤其喜欢史书，捉摸其中隐藏的秘密。
后来他自己总结道，报纸是活着的历史。他以总结过往历史的经验这种方式，来研究报纸——这些活着的历史。
几年之后，这个年轻人已经把这部“活着的历史”研究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
辛亥革命之后认为革命已经成功的人，除了孙中山，当然有许许多多人。其中籍籍无名，默默无闻中的一个，就是身处湖南新军兵营里年轻的毛泽东。
在当了三个多月兵之后，毛泽东决定离开军队。他参加了这支军队之后，还从来没有打过仗，而且看来似乎也已经无仗可打。革命已经胜利了么！
走出兵营的毛泽东，再次站在人来人往的长沙街头，思考着自己的前途。他又回到了当初求学的原点。
民国初年的长沙城，各种新学校不断出现。报纸上的招生广告满天飞，而且条条娓娓动听，动人心弦。国事初定，百业待兴。整个社会开始充满着前所未有的活力。教育也不例外。
对于今后从事怎样的职业，毛泽东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从警察学校，肥皂学校，商业学校，法律学校，他总是被他们动人的广告所打动。在交上一元报名费之后，又为另一所学校动心。
对于前途与未来的职业，他与许多年后很多参加高考的中国年轻人一样没有主见——对自己的未来充满着无限憧憬，对自己的专长天分也没有客观理性的分析，但是同时却又迷失于招生简报上密密麻麻的学校与专业之中。
囊中羞涩似乎决定了他不能不看重学校所要求的经济条件——是否收取学费？收多少学费？膳食费用如何？是否有额外的津贴？
最终他进入了一所高等商业学校。与其他学校比起来，这种学校更容易获得父亲的认同。
学费随着父亲的殷切希望寄来了。
儿子一次次冲破父亲为他划定的界限，走出父亲为他设计好了的人生。兜兜转转，如今似乎又回到了父亲当初设计好的地方。这是令父亲高兴的事情。
但是他从进入这所学校一开始就面临着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学校以英文讲课，而且没有英文教师。校方显然对于1912年长沙城里的青年的外语水平估计过高。面对不知所云的英文课程，在坚持了一个月之后，毛泽东选择了放弃。如果这所专门培养商业精英的学校考虑到学生们真实的外语水平而配备有外语教师，如果毛泽东有外语天赋，他是否会就此读完商业学校的全部课程而成为成功的商人从而改写自己命运的篇章？
离开了商业学校之后，毛泽东进入湖南省立第一中学。并且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
这是一所比较大的中学。他的长项作文很快就受到了赏识。国文老师柳先生破例借给他一套“御批历代通鉴辑览”。这是一本用编年体记录中国历史的大书，书中有三百多处乾隆帝的批注。从小喜爱历史的毛泽东读到这本书，自然喜不自胜。
当年的一代明君乾隆的在对历史的批注中到底有着什么样的高见卓识？对于批注与文本的双重热情，让他认真地研读了这本书。
在读到商鞅变法的故事时，忍不住写了他的另外一篇史论文章“商鞅徙木立信论”，让他的国文老师大为惊叹。
这是一个经典的中国故事。秦孝公时，重用商鞅，厉行新法以振兴国家。商鞅担心老百姓信不过新法令，于是在首都南门口放一根大木桩，说谁要能把它搬到北门口，就赏给他10两黄金。木桩并不很重，稍有些力气的，都能办得到，可是谁也不相信有这样的好事，大家都无动于衷，甚至可能觉得这里面有某种阴谋。于是商鞅把赏金提高到50两黄金。 人们更加相信这是一个陷阱。这时候，有个人就想，老子有的是力气，搬到北门，就算你不给我赏金，我也没啥损失，大不了晚饭吃多个馒头而已。他扛起木桩，一路走去，把它搬到了北门。令他喜出望外也令别人追悔莫及的是，他真的就得到了50两黄金。事情很快传遍全城，成为人们街头巷尾热议的话题。而商鞅自认已取信于民，便开始颁布他的新法。
文章一开始，就叹道：我们的老百姓是多么的愚蠢啊！接着说道，法令是什么，是给老百姓谋幸福的工具。好的法令，带给老百姓的幸福多，自然会得到他们的拥护，老百姓担心这种法令不能真正实施还来不及，怎么会不相信它拥护它？反之，如果法令不好，有损老百姓的利益，甚至把老百姓与政府对立起来，老百姓怎么相信这样的法令？说到商鞅颁布的法令，可真是好的法令，让人民受益，而商鞅推行的，也是前所未有的伟大的政策，可是老百姓为什么不相信他，还要来个搬木头树立威信呢？因为这个国家早已经失信于民，人民已经害怕了政府的那一套了，想着这里面一定有鬼。
假的不相信，真的也不相信。只要是官方宣布的，人民的第一反应就是怀疑。这就是政府失信于民的表现。
商鞅用搬木头来树立威信，可谓煞费苦心；人们要在这事之后才相信对自己有利的法令，何其愚蠢。我终于知道几千年来人民的愚昧以及国家到了几乎沦亡的惨境的缘由了。
这样的怪事如果让其他文明国家的人知道了，必将使人讥笑。我真的无话可说。
这位在历史上籍籍无名的柳潜老师为这篇文章写下了这样的评语：“能写出这样文字的人，以后在多些历练，我真不知道他能够干出多大的事来!”
但是他的这位学生，在通读了“御批历代通鉴辑览”之后，对于学校的教育已经失去了信心。用作文去收获老师的赞赏，而自己却没有多少实质性的长进，这可是一件得不偿失的事情。何苦这样耗费自己的光阴?
暑假到了。毛泽东不像别的同学一样归心似箭地回到久别的父母身边，也不像有钱的同学那样盘算着去哪里度假避暑，游山玩水。他发现了长沙城里一处绝好的地方——湖南省立图书馆。
湖南省图是中国第一家省级公共图书馆，此时刚刚由原湖南图书馆更名而来，向社会免费开放。这样好的读书之处，这位好读书求知如饥似渴的年轻人一旦来到这里，就流连忘返。
他认真地，饶有兴味地研究了一番挂在图书馆里面的世界地图——比起《盛世危言》上的那一副世界地图来，这个显得清楚多了。
他贪婪的阅读着一册册他所未见未读的书籍。时光在他专注的目光与翻阅书籍的指尖悄然流过。
图书馆的楼上是书库，楼下是阅览室。读书阅报两不误。
转眼已是开学的日期了。
无需任何犹豫，毛泽东悄然搬出了省立第一中学，住到了收费低廉的旅馆——湘乡会馆，继续着自己的图书馆生活。
图书馆的自学不是系统的学习，但却充满着自由阅读与思考的快意，充满着对于当时几乎国内所有新知全面而随意的了解。而这种对世界如此全面的了解，是他以前从来没有过的。他泡在图书馆里埋头在这些书堆中，依然不忘读报，从中获得时事的最新消息。由于他对西方强国已经开始了解，报纸上和这些国家相关的新闻开始让他感兴趣了。他饶有兴味的研究一些重要新闻的背景——文化背景，经济背景，直到能够对自己所关注的问题，事件能够作出让他自己满意的解答才肯罢休。而报纸上的新闻事件，也同样无形地为他着力研究哪个国家的哪一方面指出了方向。正是在这里，他了解了英国，德国，美国，日本这些与中国社会深有瓜葛的国家的人文历史地理的种种概况，也对当时的国际局势有了初步的了解。
后来，回忆起这段时光，他说自己像是一头牛进入了菜园子。当年面对扑面而来的新知识时的欢欣喜悦之情，在许多年之后依然溢于言表。
在此之前，他学习的无不是中国文化，偶尔也会苦于对西方的不了解。自从东山高小读新学堂以来，以至于到了长沙的中学，虽然也有关于西方的知识，但是学校里的课程，在维新派的文化影响之下，新式学堂里增添的课程，也不外乎是算数，自然，手工，音乐等等。那些留洋回来的海龟，希望的是中国能够学习到到西方的先进技术，引进西方先进的政治制度，大力发展教育开启民智，从而扭转颓败的国势。在这种教育设置之下，要想全面系统的对西方文化，政治，历史有一个全面了解，无疑是困难的。
而正是在这时候，毛泽东在中华古典文化中浸淫了19年之后，在湖南省图书馆里面，通过严复的译本，完成了他自己的对于西方世界的全面系统的学习与了解。亚当。斯密的“原富”；达尔文的“进化论”，斯宾塞的“逻辑”，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和希腊神话。
毛泽东在湖南省图书馆里完成了他的西方精神之旅。然而这种浮光掠影式的阅读，收获毕竟有限。这些文字艰涩的鸿篇巨作在缺乏指导下的泛泛阅读，效果可想而知。
每天，一大早他就直奔图书馆。读书直到中午，匆匆出来到街上买两块米糕，又回到图书馆继续阅读，直到晚上闭馆，再赶回湘乡会馆休息。
这个会馆因为便宜，住了许多退伍的士兵和一些学生。学生士兵原本就不是同一类人，现在住到一起，自然少不了摩擦冲突，终于在一天夜里酿成了大规模的武斗，会馆成了他们的战场。毛泽东既是退伍的士兵，又是学生，但是他又不属于他们任何一类。他在被武斗惊醒之后，悄悄地躲进了厕所。他知道这样一来，这里是住不成了。时近年关，他身上也没有多少钱了，便在第二天一大早，回韶山了。
他的历时半年的精神上的西方之旅也便嘎然而止。
从当年康有为苦于找不到足够的关于西学的中文书籍，梁启超跑遍京城也找不到一张世界地图，到毛泽东能够在图书馆里轻易阅读到大量的西学书籍，这文化上的巨大变化，离不开严复的功劳。
而那个最早把一批极有价值的西方文化中的经典之作翻译过来的严复，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文化前辈？
如果没有苏俄的帮助，国民党连形式上统一中国大陆也做不到（实质上统一中国大陆国民党从来就没有做到）。
齐国之都 上面的分析很到位 其实这又何尝不是毛成功的主要原因？？
@齐国之都 2011-05-12 18:09:23
本贴是天涯上写毛的帖子中最好的之一。写的简洁、分析也到位。本人在自己欣赏的帖子中插话只是为了宣传自己的某些观点，请楼主不要见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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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很多观点与您的不谋而合。希望能够多多交流
本贴是天涯上写毛的帖子中最好的之一。写的简洁、分析也到位。本人在自己欣赏的帖子中插话只是为了宣传自己的某些观点，请楼主不要见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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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很多观点与您的不谋而合。希望能够多多交流
外篇：严复的故事
1854年，严复出生于福州的一个中医世家。14岁那年，父亲因抢救霍乱病人，受传染而去世了。失去了经济来源，一家人从城里搬到了乡下。母亲带着严复和他的两个妹妹，靠女红维持生计，生活之艰难可想而知。
生存已经成为问题，参加科举的川资更是难以企及的奢望。科举正途对于少年严复来说是没有希望了。适逢福州船政学堂招生。读书人热衷的是科举，只有读了些书的穷人家的孩子才会报考这样的西式学校。船政学堂不仅免食宿费，而且每月还有4两纹银的补贴。一学期两次考试，考得好，还另有10元奖学金。对于严复来说，这样的学堂再合适不过。
少年严复以第一名考入船政学堂，开始接受全面的西式科学教育。所学专业是轮船驾驶。同学中有从广东招来的邓世昌。
船政学堂的教师都是西方人，教外语，也教数理化基础知识。东方少年的聪明让这些西方教师大为惊讶，他们对东方少年的赞赏让创办这所学堂的左宗棠颇感自豪。
5年后，严复以优异成绩从船政学堂毕业，进入北洋海军实习。
当严复在中国人自建的军舰巡游黄海与日本，正在建造自己的海军的日本人羡慕又好奇，围观者达数万之众。如果这个故事今天读来依然给人一种不自觉的自豪的话，那么我们实在没有任何理由指责甲午海战中的中国官兵。
拿什么来拯救一个盲目骄傲的民族？
又一个5年过去了。海军中的洋海员服务期满，即将回国。中国人能否支撑起海军舰队的局面？于是政府决定选送一批毕业生出国深造，严复就是其中之一。
就这样，严复来到英国。
这一年，驻英公使郭嵩焘59岁。24岁的留学生严复为这位资深外交官做了科学与西方文化的普及，两人结成忘年至交。从光速之快到声音频率的传播原理，从齿轮传动之精妙到地球如何运转而引起四季变迁，从万有引力到热胀冷缩，这些闻所未闻的知识让年迈的中国外交官万分惊诧，也为青年学生严复的学识所倾倒。
知识只是基础，是文化的表象。而与之相对应的现实世界的物质文明才是它的结晶。
体制内的严复要进入文化领域反思对比，还需要时间。
回国后，严复负责北洋水师学堂的筹建与招生工作。而当时，对于一个官员来说，出身科举，才是正途，正宗，有留洋经历的人只不过是野鸡派。
在我们填过的无数履历表中，总会有“出身”一栏。“出身”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一个人是否来自某种被早已定义好了的名门正派。没错，对于此时的官员来说，科举出身的功名，才是真正的名门正派，正宗的接班人。郁闷的严复决心考取功名，可是以却没有参加科举的资格！一个在欧洲军事院校留学并取得优异成绩的人，却没有一张进入管理层的入场券，而只有金钱才是真正能够打开进入管理层大门的万能钥匙。政治文化体制之落后，注定了一个庞大政体的衰亡。
无奈之下，严复花钱捐为监生。花钱买官，为之捐官。黑暗的政权之下，官职以及与之相关的资历，都能够买到。买到监生，就能够参加科举。留学归来的严复开始潜心研究八股文。
任何事都需要天分。有人真的从个性到天分，都与八股模式契合，从而在科举考场一鸣惊人，富贵终生。严复对文字，外语，物理敏感，却在八股文上找不到任何灵感。在家乡，在北京，他屡考屡败。
八股考不过，那就捐个知府吧。就这样，严复进入了这个社会的管理阶层。
甲午之败，《马关条约》签订。一代人痛心疾首。一批宣传改良思想的新报纸纷纷创办，向社会宣传他们关于改良这个社会的各种主张。有着天然西学优势的严复自然不甘落后。他提出禁鸦片，禁缠足以鼓起民力；废除八股科举，讲西学，以开启民智。在他看来，秦代以来的历代君主都是窃国大盗。对于西方人来说，国家是大家的，百姓地位尊贵，王侯将相只是人民的公仆，所以人民愿意为国家的利益而战；对于中国人来说，国家是统治者的，百姓只不过是奴才。用自己卑贱的奴隶去和西人尊贵的主人去打仗，怎能不败？
四千年文明，九万里中原，落到今天这样的地步，实在是教化的问题。不仅秦始皇，李斯是千秋祸首，六经五子的孔孟之道也难逃其咎。就差那么一小步，严复就走到了反对孔孟之道的反叛道路。可是作为体制内的一员，严复显然缺乏继续前进的原动力。西方文化令严复震撼，良好的文化素养让他把这种震撼付诸翻译的笔端。然而精神的视野却始终难以走出他安身立命的体制牢笼。
为什么一个对西方文化如此洞悉的人，在激烈动荡的时局政局与如此强烈的中西对比之下却没有颠覆性的反思？对于没落体制认同是最根本的原因。从船政学堂的补贴到屡次海外留学，从北洋海军的青年军官到与驻英公使结为忘年交，严复成长中的一切无不寄存于体制之内。
这也是他不惜屡次捐官的主要原因。
在日本，生活于政治体制之外的福泽谕吉从翻译到启蒙，从出版书籍到创办学校，最终成为日本的精神教父。而与之经历相似的严复却仅仅成为翻译界的鼻祖。对于中国人来说，这是多大的遗憾！
十年前严复以留学生的身份补考八股科举，时局的剧烈变迁，终于使他稍有转变。
正是在这一时期，他开始着手翻译《天演论》《原富》《群学肄言》。
1854年，严复出生于福州的一个中医世家。14岁那年，父亲因抢救霍乱病人，受传染而去世了。失去了经济来源，一家人从城里搬到了乡下。母亲带着严复和他的两个妹妹，靠女红维持生计，生活之艰难可想而知。
生存已经成为问题，参加科举的川资更是难以企及的奢望。科举正途对于少年严复来说是没有希望了。适逢福州船政学堂招生。读书人热衷的是科举，只有读了些书的穷人家的孩子才会报考这样的西式学校。船政学堂不仅免食宿费，而且每月还有4两纹银的补贴。一学期两次考试，考得好，还另有10元奖学金。对于严复来说，这样的学堂再合适不过。
少年严复以第一名考入船政学堂，开始接受全面的西式科学教育。所学专业是轮船驾驶。同学中有从广东招来的邓世昌。
船政学堂的教师都是西方人，教外语，也教数理化基础知识。东方少年的聪明让这些西方教师大为惊讶，他们对东方少年的赞赏让创办这所学堂的左宗棠颇感自豪。
5年后，严复以优异成绩从船政学堂毕业，进入北洋海军实习。
当严复在中国人自建的军舰巡游黄海与日本，正在建造自己的海军的日本人羡慕又好奇，围观者达数万之众。如果这个故事今天读来依然给人一种不自觉的自豪的话，那么我们实在没有任何理由指责甲午海战中的中国官兵。
拿什么来拯救一个盲目骄傲的民族？
又一个5年过去了。海军中的洋海员服务期满，即将回国。中国人能否支撑起海军舰队的局面？于是政府决定选送一批毕业生出国深造，严复就是其中之一。
就这样，严复来到英国。
这一年，驻英公使郭嵩焘59岁。24岁的留学生严复为这位资深外交官做了科学与西方文化的普及，两人结成忘年至交。从光速之快到声音频率的传播原理，从齿轮传动之精妙到地球如何运转而引起四季变迁，从万有引力到热胀冷缩，这些闻所未闻的知识让年迈的中国外交官万分惊诧，也为青年学生严复的学识所倾倒。
知识只是基础，是文化的表象。而与之相对应的现实世界的物质文明才是它的结晶。
体制内的严复要进入文化领域反思对比，还需要时间。
回国后，严复负责北洋水师学堂的筹建与招生工作。而当时，对于一个官员来说，出身科举，才是正途，正宗，有留洋经历的人只不过是野鸡派。
在我们填过的无数履历表中，总会有“出身”一栏。“出身”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一个人是否来自某种被早已定义好了的名门正派。没错，对于此时的官员来说，科举出身的功名，才是真正的名门正派，正宗的接班人。郁闷的严复决心考取功名，可是以却没有参加科举的资格！一个在欧洲军事院校留学并取得优异成绩的人，却没有一张进入管理层的入场券，而只有金钱才是真正能够打开进入管理层大门的万能钥匙。政治文化体制之落后，注定了一个庞大政体的衰亡。
无奈之下，严复花钱捐为监生。花钱买官，为之捐官。黑暗的政权之下，官职以及与之相关的资历，都能够买到。买到监生，就能够参加科举。留学归来的严复开始潜心研究八股文。
任何事都需要天分。有人真的从个性到天分，都与八股模式契合，从而在科举考场一鸣惊人，富贵终生。严复对文字，外语，物理敏感，却在八股文上找不到任何灵感。在家乡，在北京，他屡考屡败。
八股考不过，那就捐个知府吧。就这样，严复进入了这个社会的管理阶层。
甲午之败，《马关条约》签订。一代人痛心疾首。一批宣传改良思想的新报纸纷纷创办，向社会宣传他们关于改良这个社会的各种主张。有着天然西学优势的严复自然不甘落后。他提出禁鸦片，禁缠足以鼓起民力；废除八股科举，讲西学，以开启民智。在他看来，秦代以来的历代君主都是窃国大盗。对于西方人来说，国家是大家的，百姓地位尊贵，王侯将相只是人民的公仆，所以人民愿意为国家的利益而战；对于中国人来说，国家是统治者的，百姓只不过是奴才。用自己卑贱的奴隶去和西人尊贵的主人去打仗，怎能不败？
四千年文明，九万里中原，落到今天这样的地步，实在是教化的问题。不仅秦始皇，李斯是千秋祸首，六经五子的孔孟之道也难逃其咎。就差那么一小步，严复就走到了反对孔孟之道的反叛道路。可是作为体制内的一员，严复显然缺乏继续前进的原动力。西方文化令严复震撼，良好的文化素养让他把这种震撼付诸翻译的笔端。然而精神的视野却始终难以走出他安身立命的体制牢笼。
为什么一个对西方文化如此洞悉的人，在激烈动荡的时局政局与如此强烈的中西对比之下却没有颠覆性的反思？对于没落体制认同是最根本的原因。从船政学堂的补贴到屡次海外留学，从北洋海军的青年军官到与驻英公使结为忘年交，严复成长中的一切无不寄存于体制之内。
这也是他不惜屡次捐官的主要原因。
在日本，生活于政治体制之外的福泽谕吉从翻译到启蒙，从出版书籍到创办学校，最终成为日本的精神教父。而与之经历相似的严复却仅仅成为翻译界的鼻祖。对于中国人来说，这是多大的遗憾！
十年前严复以留学生的身份补考八股科举，时局的剧烈变迁，终于使他稍有转变。
正是在这一时期，他开始着手翻译《天演论》《原富》《群学肄言》。
%1897年，康有为还在继续上书皇帝，梁启超正在努力经营着《时务报》。这一年，在严复参与创办的《国闻报》上，他写下了大量社论来批评时政：俄国人进驻大连，许多官员为俄国免费护卫东北高兴，认为这是千载难逢的好事。严复说，一个不能自主却依靠他人保护的国家，怎能自存？德国人侵占胶州湾，面对政府的不作为，严复说，这与强盗进入家中，全家坐等被杀有何区别？
对于严复来说，这是政治时局的常识。而对于当时的官员来说，这未免显得另类。对于作为后人的我们来说，这是严复的远见卓识。历史的诡异有时候显得何其坦荡。
变法维新遭遇阻力。有人说保护孔教要紧，有人说中国地大人多，不易灭亡。严复一一批驳，以阻力与离心力来阐述不克服政治上的阻力与离心力，必将导致亡国。
和康有为一样，严复也写了一封给皇帝的信。与康有为不同，严复把给皇帝的信刊登于报纸。他说，国内的危局已经到了顶峰，而造成这局面的原因，外国侵略占了三成，而自己的问题却占了七成。为什么这么说？明代倭寇已经猖獗，可是君臣盲目自大，不思对策，终于酿成甲午之败。而正是甲午之败，让世界各国看尽了中国的老底。可是他们依然对中国有所疑惧。在他们看来，经此之败，中国必将了解外情，发愤图强，以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优势，很快将成为世界强国。也因此，他们格外关心中国的新情况，新动向。他们之关心中国不是因为他们爱中国，而是关心他们自己在中国的利益。看来，早在100多年前，严复就已经指出这个国家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天然优势，必将在适当的时刻创造出种种奇迹，而这种奇迹般的功业显然不是某种主义所能够包揽得了的。
严复继续指出，天下事物，没有不变的。外国人特别知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所以深知中国必变。而中国人在政治上却从来不知变通，不知顺应民意，直到被推翻，而这便是中国朝代更替的缘由。
他认为要变法，皇帝先要做好三件事：搞好国际关系；了解民意，顺应民心，搞好和老百姓的关系；改革政治制度，一方面淘汰靠拉关系走后门行贿上来的官员，另一方面建立相互制约的制度，避免个人把持权力，从根本上杜绝腐败之源。
与康有为的上书不同，严复并没有要把自己的主张急于推销给皇帝的热望。然而半年后，刚刚挣脱叔父管制不久开始实施新政的光绪召见了严复。
从这对君臣的对话中看出，这一时期出版的各种报纸皇帝还是看了一些。也许打动他的正式刊载于《国闻报》上严复的文章。而这样的文字比起康有为的种种变法主张来，更能打动一个决心推动改革的皇帝的心。
面对皇帝，回忆起自己的文章，严复说，他建议皇帝到世界各国访问，建立1好外交关系；到国内各处走走看看，也让人民看看皇上，建立好与老百姓的关系。光绪为难地说，中国守旧的人太多，如何是好？
贵为皇帝，也有着那么多那么深的难处。
看来，我们大可不必艳羡别人的光鲜与幸运。在不为人知的角落，谁都有着自己的难处与不幸。
没有实权，对太多守旧的人没有任何办法，光绪皇帝的难处终于演变为他最终的不幸人生。
戊戌政变发生，康梁出逃，六君子人头落地。因为没有参加变法的实际行动，严复得以在天津的水师学堂继续做总办。
戊戌六君子在菜市口的鲜血不能不使严复痛心并深思。这种痛心与深思是一代觉醒了的知识分子共同的心思。菜市口的鲜血让蓬勃一时的思想暂时沉寂，而静思后的结果却成为一个王朝难以承受之重。大学者吴汝纶珍藏，梁启超借抄，目空天下的康有为为之叹服，早已译出的《天演论》注定要在中国知识界掀起波澜。戊戌变法之后，有远见的出版商的目光落到了在文化界声望日盛的严复身上。
戊戌变法的结局让严复意识到变法维新与守旧一样是不可能的路。而如果自己以翻译西学知识来唤醒人心，随着了解中西实情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中国必将有复苏的一天。
《天演论》出版，巨石激起人心千层浪，黑暗社会现实下，一代迷茫的知识阶层醒来了。
胡汉民说，物竞天择的道理深入人心。团结，排外，排满以求存，严复有很大的功劳。
蔡元培说，物竞天择，优胜劣败后来成为人们的口头禅，成为天然般的成语。
胡适说，老师让大家买《天演论》，并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为题作文，这是那个时代的风气。他为自己取名“适”，便是来自“适者生存”。
鲁迅说，听说中国有本书叫做《天演论》，跑到城南花五百文买来，一口气读下去。。。。。。
而广东的陈炯明，读了《天演论》之后，干脆为自己取名“竟存”。
一部《天演论》让出版商赚得盆满钵满，也让严复从此名扬天下。一代知识分子开始意识到落后就要挨打，守旧不变只能亡国灭种。不管是选择改良民心素质，还是选择革命，从这个意义上说，正是《天演论》最早唤醒了沉睡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心。
四年后，当严复翻译的《原富》出版，他已经有能力与出版商就版税问题讨价还价。作为政府官员，严复显然是两袖清风。而作为翻译家，他却深知其间的辛苦。出版商开出的两千两纹银的版权显然让严复不满，他要求在最初的两千本中，抽取20%的版税，首开中国译著者抽取版税之先河，并以此维护了译著者的权益。
以《原富》的版税来争取权益，对于严复来说再也贴切不过。
随后的数年里，严复翻译的《群学肄言》《自由论》《法意》等书相继出版。
《天演论》让中国人开始明白自己所面临的危机，而面对这种危机，如果不努力改变，将会被淘汰的命运；《原富》宣扬中国人还安全陌生的自由经济思想；《法意》揭示国家制度的起源与法律的本质。严复敏锐地洞察到中西文化的差异就在于民众的自由与不自由，更指出民权包括权力与权利。《群学肄言》阐述人民素质决定国家与社会的进步，要使国家强大，必先从教育入手。
作为翻译家的严复同样是翻译界的开山鼻祖式的人物。他对翻译提出的“信，达，雅”的标准至今被翻译界的金科玉律。
虽然《天演论》激起了每一个阅读它的中国人内心深处的不安与危机感，但是对于怎样走出危机走向强盛，却是见仁见智。
如果说深受西方文化熏陶的孙中山选择革命，致力于把西方先进的政治制度引进到中国的话，那么，显然严复更看重国民本身的素质教育。
1905年，当孙中山在伦敦见到严复的时候，他发现严复的观点与自己的革命理想何其遥远。严复认为，在国民品质低劣，智力未开的情况之下，就算有改革，革命，国民的劣根性在甲处消灭却在乙处复活，在丙地除却却在丁地存在。所以最为要紧的，就是从教育入手，逐渐改变国民的本性。也正因此，严复并不认同革命。
国民的本性是什么？严复把国民的劣根性总结为：始作于伪，终于无耻。比起后来五四运动中的批孔，这八个字如刚锥直刺国民性的死穴。只可惜没有多少人理会，延伸，在现实生活中追根索源。对于一个连发言权甚至是生命权都难以保障的民族，探求自己文化上的劣根性，未免奢侈。
大到一面大写“存天理，灭人欲”的堂皇文章，一面在背后干着偷鸡摸狗的勾当；中至挂着“廉洁奉公”的牌子，口里说着冠冕堂皇的话语，却在私下里行贿受贿，在政治权谋中勾心斗角；小到一面批评社会的虚伪之风却依然难以走出好面子爱攀比的社会心理怪圈，始作于为终于无耻几乎涵盖了国民劣根性的方方面面。
而严复曾经所痛恨的故事，百年来依旧在我们这民族历史的长河里盛演不衰。
如果连求真求实的态度都没有，那么对任何无耻的事情做出冠冕堂皇的解释，都不再奇怪。而人们期望的社会进步，也注定难以发生。
从文化教育上来彻底改变民族劣根性，无疑是一种远见卓识，这也正是一代知识分子努力的宏愿与方向，以办学校，办报纸杂志，开始着他们的努力。
然而剧烈变化着的国内外形势很快让许多人认识到教育的方法无疑来得太慢。也许没能等到他们教育计划的完成，中国早已经灭国亡种了。
而西学的引进是否以全面放弃本土文化为代价？物种的进化固然是推陈出新的过程，但是如果失却了自身存在的根本，发展，进化又从何谈起？
孙中山与严复在伦敦的会面交流，是启蒙与救亡的另外一次深刻的思想碰撞。当年主张改良的梁启超在日本差点被孙中山拉进革命阵营，后来同盟会与梁启超在日本笔战，也不了了之。如今，孙中山与严复对谈，也是谁也说服不了对方。因为他们面对的，是一个何等艰难的两难选择。
当革命最终演变成为一种时代的主题，当西方知识分子也在反思西方文化的缺陷，关注西方文化发展，思虑精深博大的一代翻译大家严复，很快被时代抛到了后面。而他的启蒙思想在大革命的烈火中，在严酷的政党之争与其后抗日求存的交错之中，逐渐被人们淡忘，以至于遗弃。
而这个民族进步的故事，注定被拉的很长，很远。。。。。。
对于严复来说，这是政治时局的常识。而对于当时的官员来说，这未免显得另类。对于作为后人的我们来说，这是严复的远见卓识。历史的诡异有时候显得何其坦荡。
变法维新遭遇阻力。有人说保护孔教要紧，有人说中国地大人多，不易灭亡。严复一一批驳，以阻力与离心力来阐述不克服政治上的阻力与离心力，必将导致亡国。
和康有为一样，严复也写了一封给皇帝的信。与康有为不同，严复把给皇帝的信刊登于报纸。他说，国内的危局已经到了顶峰，而造成这局面的原因，外国侵略占了三成，而自己的问题却占了七成。为什么这么说？明代倭寇已经猖獗，可是君臣盲目自大，不思对策，终于酿成甲午之败。而正是甲午之败，让世界各国看尽了中国的老底。可是他们依然对中国有所疑惧。在他们看来，经此之败，中国必将了解外情，发愤图强，以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优势，很快将成为世界强国。也因此，他们格外关心中国的新情况，新动向。他们之关心中国不是因为他们爱中国，而是关心他们自己在中国的利益。看来，早在100多年前，严复就已经指出这个国家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天然优势，必将在适当的时刻创造出种种奇迹，而这种奇迹般的功业显然不是某种主义所能够包揽得了的。
严复继续指出，天下事物，没有不变的。外国人特别知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所以深知中国必变。而中国人在政治上却从来不知变通，不知顺应民意，直到被推翻，而这便是中国朝代更替的缘由。
他认为要变法，皇帝先要做好三件事：搞好国际关系；了解民意，顺应民心，搞好和老百姓的关系；改革政治制度，一方面淘汰靠拉关系走后门行贿上来的官员，另一方面建立相互制约的制度，避免个人把持权力，从根本上杜绝腐败之源。
与康有为的上书不同，严复并没有要把自己的主张急于推销给皇帝的热望。然而半年后，刚刚挣脱叔父管制不久开始实施新政的光绪召见了严复。
从这对君臣的对话中看出，这一时期出版的各种报纸皇帝还是看了一些。也许打动他的正式刊载于《国闻报》上严复的文章。而这样的文字比起康有为的种种变法主张来，更能打动一个决心推动改革的皇帝的心。
面对皇帝，回忆起自己的文章，严复说，他建议皇帝到世界各国访问，建立1好外交关系；到国内各处走走看看，也让人民看看皇上，建立好与老百姓的关系。光绪为难地说，中国守旧的人太多，如何是好？
贵为皇帝，也有着那么多那么深的难处。
看来，我们大可不必艳羡别人的光鲜与幸运。在不为人知的角落，谁都有着自己的难处与不幸。
没有实权，对太多守旧的人没有任何办法，光绪皇帝的难处终于演变为他最终的不幸人生。
戊戌政变发生，康梁出逃，六君子人头落地。因为没有参加变法的实际行动，严复得以在天津的水师学堂继续做总办。
戊戌六君子在菜市口的鲜血不能不使严复痛心并深思。这种痛心与深思是一代觉醒了的知识分子共同的心思。菜市口的鲜血让蓬勃一时的思想暂时沉寂，而静思后的结果却成为一个王朝难以承受之重。大学者吴汝纶珍藏，梁启超借抄，目空天下的康有为为之叹服，早已译出的《天演论》注定要在中国知识界掀起波澜。戊戌变法之后，有远见的出版商的目光落到了在文化界声望日盛的严复身上。
戊戌变法的结局让严复意识到变法维新与守旧一样是不可能的路。而如果自己以翻译西学知识来唤醒人心，随着了解中西实情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中国必将有复苏的一天。
《天演论》出版，巨石激起人心千层浪，黑暗社会现实下，一代迷茫的知识阶层醒来了。
胡汉民说，物竞天择的道理深入人心。团结，排外，排满以求存，严复有很大的功劳。
蔡元培说，物竞天择，优胜劣败后来成为人们的口头禅，成为天然般的成语。
胡适说，老师让大家买《天演论》，并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为题作文，这是那个时代的风气。他为自己取名“适”，便是来自“适者生存”。
鲁迅说，听说中国有本书叫做《天演论》，跑到城南花五百文买来，一口气读下去。。。。。。
而广东的陈炯明，读了《天演论》之后，干脆为自己取名“竟存”。
一部《天演论》让出版商赚得盆满钵满，也让严复从此名扬天下。一代知识分子开始意识到落后就要挨打，守旧不变只能亡国灭种。不管是选择改良民心素质，还是选择革命，从这个意义上说，正是《天演论》最早唤醒了沉睡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心。
四年后，当严复翻译的《原富》出版，他已经有能力与出版商就版税问题讨价还价。作为政府官员，严复显然是两袖清风。而作为翻译家，他却深知其间的辛苦。出版商开出的两千两纹银的版权显然让严复不满，他要求在最初的两千本中，抽取20%的版税，首开中国译著者抽取版税之先河，并以此维护了译著者的权益。
以《原富》的版税来争取权益，对于严复来说再也贴切不过。
随后的数年里，严复翻译的《群学肄言》《自由论》《法意》等书相继出版。
《天演论》让中国人开始明白自己所面临的危机，而面对这种危机，如果不努力改变，将会被淘汰的命运；《原富》宣扬中国人还安全陌生的自由经济思想；《法意》揭示国家制度的起源与法律的本质。严复敏锐地洞察到中西文化的差异就在于民众的自由与不自由，更指出民权包括权力与权利。《群学肄言》阐述人民素质决定国家与社会的进步，要使国家强大，必先从教育入手。
作为翻译家的严复同样是翻译界的开山鼻祖式的人物。他对翻译提出的“信，达，雅”的标准至今被翻译界的金科玉律。
虽然《天演论》激起了每一个阅读它的中国人内心深处的不安与危机感，但是对于怎样走出危机走向强盛，却是见仁见智。
如果说深受西方文化熏陶的孙中山选择革命，致力于把西方先进的政治制度引进到中国的话，那么，显然严复更看重国民本身的素质教育。
1905年，当孙中山在伦敦见到严复的时候，他发现严复的观点与自己的革命理想何其遥远。严复认为，在国民品质低劣，智力未开的情况之下，就算有改革，革命，国民的劣根性在甲处消灭却在乙处复活，在丙地除却却在丁地存在。所以最为要紧的，就是从教育入手，逐渐改变国民的本性。也正因此，严复并不认同革命。
国民的本性是什么？严复把国民的劣根性总结为：始作于伪，终于无耻。比起后来五四运动中的批孔，这八个字如刚锥直刺国民性的死穴。只可惜没有多少人理会，延伸，在现实生活中追根索源。对于一个连发言权甚至是生命权都难以保障的民族，探求自己文化上的劣根性，未免奢侈。
大到一面大写“存天理，灭人欲”的堂皇文章，一面在背后干着偷鸡摸狗的勾当；中至挂着“廉洁奉公”的牌子，口里说着冠冕堂皇的话语，却在私下里行贿受贿，在政治权谋中勾心斗角；小到一面批评社会的虚伪之风却依然难以走出好面子爱攀比的社会心理怪圈，始作于为终于无耻几乎涵盖了国民劣根性的方方面面。
而严复曾经所痛恨的故事，百年来依旧在我们这民族历史的长河里盛演不衰。
如果连求真求实的态度都没有，那么对任何无耻的事情做出冠冕堂皇的解释，都不再奇怪。而人们期望的社会进步，也注定难以发生。
从文化教育上来彻底改变民族劣根性，无疑是一种远见卓识，这也正是一代知识分子努力的宏愿与方向，以办学校，办报纸杂志，开始着他们的努力。
然而剧烈变化着的国内外形势很快让许多人认识到教育的方法无疑来得太慢。也许没能等到他们教育计划的完成，中国早已经灭国亡种了。
而西学的引进是否以全面放弃本土文化为代价？物种的进化固然是推陈出新的过程，但是如果失却了自身存在的根本，发展，进化又从何谈起？
孙中山与严复在伦敦的会面交流，是启蒙与救亡的另外一次深刻的思想碰撞。当年主张改良的梁启超在日本差点被孙中山拉进革命阵营，后来同盟会与梁启超在日本笔战，也不了了之。如今，孙中山与严复对谈，也是谁也说服不了对方。因为他们面对的，是一个何等艰难的两难选择。
当革命最终演变成为一种时代的主题，当西方知识分子也在反思西方文化的缺陷，关注西方文化发展，思虑精深博大的一代翻译大家严复，很快被时代抛到了后面。而他的启蒙思想在大革命的烈火中，在严酷的政党之争与其后抗日求存的交错之中，逐渐被人们淡忘，以至于遗弃。
而这个民族进步的故事，注定被拉的很长，很远。。。。。。
作者：披甲豆皮 回复日期：2011-05-12 19:52:19 回复
作者：齐国之都 回复日期：2011-05-12 12:29:54
回复
苏俄在中国有两个学生，较大的学生的学生是国民党，较小的学生是共产党。当时苏俄对较大的学生很重视，对较小的学生不太重视。==============================================
国民党是列宁，托洛茨基的布尔什维克的学生
共产党是斯大林的格鲁吉亚式沙皇的干儿子
不是重视谁不重视谁，而是先重视谁后重视谁的问题。
苏俄对国民党最大的支持是国民党的改造。在国民党改造之前，国民党就是一伙乌合之众，不是一个现代的政党。国民党是按照苏共的模式进行改造的，有中央委员会，有中央常务委员会。至今台湾的国民党也是这种模式，连民进党也是这种模式。可见这种模式对于中国这样的国家和地区还是有生命力的。
===================================================
如果说，您的“现代的政党”是指，为了建立党国，军国式的专政的政党模式的话，您是对的。
但是，目前西方的政党都不是这个模式，都是乌合之众式的政党。例如：美国的共和党和民主党，英国的工党和保守党，都组织及其松散，党员随便换党。
战乱年代，社会需要的是专政的党派模式，否则在乱世何以生存？又遑论夺取政权？
和平年代，社会需要的松散的党派模式，从而给人民以自由的空气。
而以专政的模式治理和平的天下，这是今天所有问题的总根源。
作者：416674464 回复日期：2011-05-12 21:01:43 回复
韶山冲来了一位风水大师。在经过长达11天的精密考察之后，他宣称，滴水洞旁虎歇坪那块地方，正好在龙脉上，是一块风水宝地。
韶山地广人稀。因为地处山间，人们不是聚族而居，而是一户户零零星星地散居在各处。请来风水师的是兄弟俩毛恩普与毛恩农。为了能够死后埋在这块风水宝地，兄弟俩为此争得面红耳赤。争执由风水而起，有着丰富江湖经验的风水先生自然有他化解的手段。他说，你们谁先死，谁就应该埋在这里
-------------------------------
看来中国几千年的风水命学理论并不是吹的，而是真有其事的。。。。。
风水命相难以捉摸，与之相比，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共团队能够取得最终成功，却又清晰的脉络可寻。。。。。。
谢谢关注。
@披甲豆皮 2011-05-13 12:23:29
战乱年代，社会需要的是专政的党派模式，否则在乱世何以生存？又遑论夺取政权？
==============================================
华盛顿搞过专政？
林肯搞过专政？
罗斯福搞过专政？......
-----------------------------
以政治团体在乱世之生存而言，民国年间的中国与欧美社会完全没有可比性。
战乱年代，社会需要的是专政的党派模式，否则在乱世何以生存？又遑论夺取政权？
==============================================
华盛顿搞过专政？
林肯搞过专政？
罗斯福搞过专政？......
-----------------------------
以政治团体在乱世之生存而言，民国年间的中国与欧美社会完全没有可比性。
4.求学的黄金时期——师范生
离开了湖南省图的毛泽东，回到家里，父亲难免要问起他在长沙读书的情况。在任何一位农民父亲看来，这种在图书馆里的自学简直是胡闹。毛顺生坚持要儿子进入正规学校学习。不管怎么说，正规学校毕业至少代表着一门手艺，一种谋生的手段。
这已经是父亲对毛泽东最大的容忍与妥协了。多年来父子之间斗争的秘密游戏随着儿子的成长与离开家乡求学早已结束。如今，图书馆里的西方世界正在离他渐渐远去，面对现实，他明白父亲是对的，也开始再次认真地考虑自己未来的职业。
最后他得出结论，认为自己适合作教师。
1913年春节过后，毛泽东再次来到长沙，直接去报考了省立第四师范学校。他的一位表哥也在这所学校任教。这所学校不收学费，生活费低廉。
和他一起去报考的，还有他在长沙结识的两个朋友。
那时候的考试，绝不像我们今天的高考这样严阵以待，恐怖万分,如临大敌。学生们来到学校报名，填表，拿着试卷回去，做好了，再交到学校，统一评分，择优录取。而所谓的考卷，也只是一个命题作文。毛泽东的两个朋友担心考不上，托了他代写文章。三个人都考上了。毛泽东自己还考了第一名。
多年以后，他回忆起这次考试，说自己实际上是考取了三次，言谈话语之间的自豪，绝不亚于回忆他所指挥的一场战役。校长读了他的文章，感慨道，“这样的文章，我辈同事中有几个能做得出来！”
免收学费的湖南四师同时免费为学生提供住宿和统一的服装。以当时的社会经济与政治状况而言，这种对于教育的重视与投入，实在难能可贵到让后世政府汗颜。
然而学校的课程设置非常繁重，一个学期多达20多种。觉醒了的教育界奋起直追，恨不得把所有的新知新学灌进学生们的脑袋。然而在作为学生的毛泽东看来，这些密如牛毛的课程简直就是对于学生的精神摧残。作为中国人学习西方的基础，自然科学类的课程无疑占据着极大的比例。而毛泽东最不喜欢也最不擅长的，恰恰就是这些。
师范学校有一门静物写生课，他更是讨厌。有一次写生课，他画了一条直线，上面一个半圆，大书“半壁见海日”了事；另外一次，他干脆就画一个圆圈，题上：“蛋”。虽然达芬奇的绘画学习也是以画蛋开始，而且事实上要画好一个蛋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显然毛泽东并没有认真学习绘画技法的想法，而他的画蛋也变成了对老师权威的挑战。这可真惹恼了这门静物写真课的老师，认为是对他的戏弄。他愤怒地带着毛泽东的大作向校长投诉，要求开除这个学生。校长以息事宁人的态度抚慰了这位老师，答应找毛泽东单独谈话，帮助他端正学习态度。“这个学生我们学校的人才，我们应该有容忍人才的气度”，这就是校长最后的结论。
事情不了了之。
把课程表置于一旁，根据自己的喜好，毛泽东自行拟定学习计划。
作文原是他的长项，但是现在却受到了批评。国文老师袁仲谦讨厌他写作时的梁启超风格，嘲笑这是新闻记者的手笔。
袁仲谦是清朝的举人出身，如果不是辛亥革命，他可能早已是某个省的地方大员了，或者至少也是这个社会上层建筑之中的栋梁之一。突如其来的辛亥革命断送了袁仲谦的大好前程，而梁启超的所作所为虽然不是一个反清的革命党所能比拟，但是作为文人，梁启超的思想与文字风格更能激起一个前清举人感情上的厌恶。
对于向来以作文而自豪的毛泽东来说，这无疑是一种学业上的挑战。自幼熟读四书五经，以古文体炮制作文对他来说当非难事。但是随着梁启超文风的影响，他似乎正在远离古文。而学业的进步与袁老师的教学原则，则提高了对于学生们古文程度的要求。
他喜欢在作文的末尾书上自己的大名以及写作的日期的风格虽然受到袁老师的批评，他依然坚持我行我素。这并非是他存心要与这位老师作对。事实上，他正努力地转变着自己的文风，学习怎样写出一手好的古文体文章。
他买来一套二手的《韩昌黎全集》——正版新书对他这样的穷学生来说太贵了。这本充斥着错别字的劣质盗版书反倒帮助他加深了对于古文的学习。他借来正版书，与之一一对照，把书中的错印之处一一订正了过来。
对于一个生活境况优渥的年轻人来说，任何不能满足的愿望与意外的挫折都是失败的借口。然而对于一个从少年时代开始连读书权都要靠自己努力费心去争取的年轻人来说，他珍惜一切学习的机会，并总是能够把坏事通过自身的努力变换成好事。
从最早从西游，三国的书中获得阅读的乐趣开始，到后来因为亲自耕种的缘由而质疑书中何以没有一个农民，到如今面读充斥着错别字的《韩昌黎全集》，他对于书本的概念无疑就这样被全然颠覆了。古人有尽信书者，固然迂腐。比之转述者，阅读者本身对于书籍的误解误读，也许其程度甚至比错印更甚？
如果说，省图里的阅读者毛泽东是一头闯入菜园子里的牛，那么愿意并且能够一字一句订正二手盗版书的毛泽东，则转而成为《韩昌黎全集》的编辑，并且因此而全然颠覆了他对于书籍以及如何阅读的观念，从而在古文学习上受益颇多。
同样让他自豪的是，正是因为这一阶段在古文上的努力，从此之后，一生中的任何需要的时候，他都能够写出一手像模像样的古文体的文章来。
袁老师的严格要求对于毛泽东熟练掌握古文固然重要，而他本人脱离校方教学计划的缺乏系统的自学，其收效究竟如何？
一本历经战乱而保存下来的毛泽东的并不完整的课堂笔记成为人们解读他学习生活的一把钥匙。
笔记的内容分为两种：国文与修身。
国文部分，从某个字的写法与含义，到圆周率，华氏摄氏温度的设定，从名人，地名简介，到名人名言，文章写法，更有记录者本人对学问的种种感悟：
解甲而知乙，触类而旁通；
闭门求学，其学无用；
游览名山大川的好处；
淫为万恶本，意淫更甚；
对人物的议论是对其尊重，只有庸人才不被人议论；
拿得定，见得透，事无不成；
俗话是经过研究而合理真实，才流传下来；
医道中西各有所长。中医言气脉，西医言试验。气脉太微妙，故常失之虚；试验专求质而脱离气，故常失其本。两者各有所偏；
修身部分：
人都喜欢安逸而怕劳苦。懒惰实在是万恶之源。人懒惰，农夫不耕田，工人不开工，商人不营业，学生不学习，只剩下杀身亡家。国家懒惰，从不前进到后退，到衰弱，最终灭亡。多可怕！
奋斗：以五千卒对付十万敌兵，只能以奋斗图存。
治文弱：国人有知识者体力文弱，士兵则是文盲无赖，与人打仗，尚未交战便溃散，历年来国家屡受巨创，都是因此。据留学日本的学者说，日本学校最重运动。这也是日本强盛的原因之一。
高尚其理想。（立一理想，此后一言一行皆合乎此理想）
有人说：古之君子，虽杀身亡家而不悔。（比如孔子，耶稣，苏格拉底）
人民与国家，除了缴税，打官司，他们与国家并没有其他什么关系。所以中国人缺乏国家思想，政治思想。
有办事之人，有传道之人。前者有诸葛亮范仲淹；后者有孔孟。
惟安贫者能成事。故曰：咬得菜根，百事可做。
好利是人的共性，只有圣贤能够超越世俗躯壳之乐，而喜精神之乐。
圣人所为，人不知之，曲高和寡，反遭诋毁。不怕人毁，守之弥笃。
立定脚跟。（一失足成千古恨）
练达世情皆学问。
常识。（英文common sence）
能事事都不忽略，则由小及大，虽为圣贤不难。敬业，从小事做起，亲身厉行，立身之本。
不好利，早起，好读书，谦，这是好习惯。
以久制胜。(即恒心)
把这些看上去零散的句子连缀起来的时候，人们几乎可以勾画出一个成功者在求学时期最初的精神风貌：重视包括俗语在内的普通知识。凡事从小处做起。安贫吃苦，持之以恒。拿定自己的主意，不怕别人的议论。重视体力，奋斗图强。戒淫。对于军事的初步见解。
这岂只是在自学！这是对人生，社会，历史，政治，军事的全方位思考。而这本历经战乱而终于能够幸存的笔记，仅仅是当事人许多本笔记中的一本而已。
弄一个小本子，把让自己心有所动的名人警句摘抄下来，相信许多人在做学生的时候都干过这事。这是年轻的激情的展示，是青春的骄傲的宣言，是每一个不甘平庸的学子最最宝贵的精神财富。这是他们最初在张望社会，思考人生时的精神感悟，渴望与追求。如果哪位同学还有幸保存着自己当年这样的笔记，在许多年之后有机会重温一回，是否会触动年轻的心弦而百感交集？物是人非的万千感慨之余，是否有勇气回忆自己当年的豪情，有勇气把那些记录下来的名言警句座右铭与自己其后的生命历程逐一对照？有几条做到了？有几条早已成为过眼烟云？又有几条让如今的自己甚至感觉到了荒唐可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们？当年轻不再的我们在卡拉OK里唱着这样的歌，是否意味着一种对于现实的妥协以及妥协之后的某种程度上的享受？
老师们早已告诉过我们，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可是贝多芬紧紧摁住命运的咽喉，他对于命运的憎恨和与之斗争的勇气决心让我辈凡人体会的却是另一种深深的悲凉。谁不想掌握自己的命运？然而从少年懵懂的时代开始，我们为掌握命运真正付出过多少？在多大程度上，我们真正触摸到过打开命运之门的钥匙并开启属于自己的那扇成功之门？
让我辈凡人汗颜的生命奇迹已经被湖南第一师范学生毛泽东所创造。青年学生毛泽东是这样说的，事实上最重要的，他也是这样做的。与他后来的人生经历相对照，记录在这本挂一漏万的成长密码与修身宝典之中的名言警句，他此后唯一没有能够做到的仅仅是——早起。开会到深夜，或者通宵达旦地写文章成了他最为著名的个人习惯。然而其他的各条，他不仅仅是坚持了下来，甚至把它发展到更高层次。
他是怎么做到的？
穷困的童年，少年时代母亲的自杀，成为瞿秋白难以放下的感情包袱。家道中落，典当财物为父治病的经历让少年鲁迅早早体味到了世间的人情冷暖。多愁善感也许是一种天性，也是文人骄傲的资本。但是在现实世界里，即使瞿秋白已经明白贫富悬殊是最大的社会问题，这问题对于他依然如天文算题一样艰难，即使他不期然与马克思主义相遇，残酷剧烈的阶级斗争与政治上的明争暗斗依然让他心有余悸。而少年时代就已经洞穿世间人情冷暖的鲁迅却一直用他冷峻的目光观察着社会上的一切，心怀无尽悲观。
他们这样的状况显然与青年学生毛泽东截然不同。
毛泽东的天性不是这样的多愁善感，经济状况发展势头良好的家庭状况不仅没有为他带来任何意外的感情包袱，反而为他的克己进步早早注入了前进的动力。
而另一方面，认同某项真理，所作所为不受感情与外界的干扰虽然重要，持续的跟进与检讨才是坚持的根本。 也正因此，他写出了“苟有恒 何必三更眠五更起；最无益 莫过一日曝十日寒”，把自己认同的原则以此而转化为良好的个人习惯。
事实上，在毛泽东诸多成功的因素当中，持之以恒的跟进所起到的作用，甚至超过了他的后来被人渲染成为传奇的天才与智慧所起的作用。天才的思考，智慧的远见，仅仅是灵光一闪的刹那，而要按照某种既定的思路去完成一件事情，如果缺乏持续的跟进，反省与坚持，而获得成功，几乎是不可能的。
追本索源，这种难能可贵的持续跟进精神仍然得益于农民种庄稼的思路与习惯。自己所认定的原则是一粒宝贵的种子，当它被小心翼翼地埋在土地中，当它悄然长成幼苗，它依然需要悉心呵护，需要清除杂草，需要灌溉，需要持之以恒的关注与付出，然后才能有所收获。
离开了湖南省图的毛泽东，回到家里，父亲难免要问起他在长沙读书的情况。在任何一位农民父亲看来，这种在图书馆里的自学简直是胡闹。毛顺生坚持要儿子进入正规学校学习。不管怎么说，正规学校毕业至少代表着一门手艺，一种谋生的手段。
这已经是父亲对毛泽东最大的容忍与妥协了。多年来父子之间斗争的秘密游戏随着儿子的成长与离开家乡求学早已结束。如今，图书馆里的西方世界正在离他渐渐远去，面对现实，他明白父亲是对的，也开始再次认真地考虑自己未来的职业。
最后他得出结论，认为自己适合作教师。
1913年春节过后，毛泽东再次来到长沙，直接去报考了省立第四师范学校。他的一位表哥也在这所学校任教。这所学校不收学费，生活费低廉。
和他一起去报考的，还有他在长沙结识的两个朋友。
那时候的考试，绝不像我们今天的高考这样严阵以待，恐怖万分,如临大敌。学生们来到学校报名，填表，拿着试卷回去，做好了，再交到学校，统一评分，择优录取。而所谓的考卷，也只是一个命题作文。毛泽东的两个朋友担心考不上，托了他代写文章。三个人都考上了。毛泽东自己还考了第一名。
多年以后，他回忆起这次考试，说自己实际上是考取了三次，言谈话语之间的自豪，绝不亚于回忆他所指挥的一场战役。校长读了他的文章，感慨道，“这样的文章，我辈同事中有几个能做得出来！”
免收学费的湖南四师同时免费为学生提供住宿和统一的服装。以当时的社会经济与政治状况而言，这种对于教育的重视与投入，实在难能可贵到让后世政府汗颜。
然而学校的课程设置非常繁重，一个学期多达20多种。觉醒了的教育界奋起直追，恨不得把所有的新知新学灌进学生们的脑袋。然而在作为学生的毛泽东看来，这些密如牛毛的课程简直就是对于学生的精神摧残。作为中国人学习西方的基础，自然科学类的课程无疑占据着极大的比例。而毛泽东最不喜欢也最不擅长的，恰恰就是这些。
师范学校有一门静物写生课，他更是讨厌。有一次写生课，他画了一条直线，上面一个半圆，大书“半壁见海日”了事；另外一次，他干脆就画一个圆圈，题上：“蛋”。虽然达芬奇的绘画学习也是以画蛋开始，而且事实上要画好一个蛋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显然毛泽东并没有认真学习绘画技法的想法，而他的画蛋也变成了对老师权威的挑战。这可真惹恼了这门静物写真课的老师，认为是对他的戏弄。他愤怒地带着毛泽东的大作向校长投诉，要求开除这个学生。校长以息事宁人的态度抚慰了这位老师，答应找毛泽东单独谈话，帮助他端正学习态度。“这个学生我们学校的人才，我们应该有容忍人才的气度”，这就是校长最后的结论。
事情不了了之。
把课程表置于一旁，根据自己的喜好，毛泽东自行拟定学习计划。
作文原是他的长项，但是现在却受到了批评。国文老师袁仲谦讨厌他写作时的梁启超风格，嘲笑这是新闻记者的手笔。
袁仲谦是清朝的举人出身，如果不是辛亥革命，他可能早已是某个省的地方大员了，或者至少也是这个社会上层建筑之中的栋梁之一。突如其来的辛亥革命断送了袁仲谦的大好前程，而梁启超的所作所为虽然不是一个反清的革命党所能比拟，但是作为文人，梁启超的思想与文字风格更能激起一个前清举人感情上的厌恶。
对于向来以作文而自豪的毛泽东来说，这无疑是一种学业上的挑战。自幼熟读四书五经，以古文体炮制作文对他来说当非难事。但是随着梁启超文风的影响，他似乎正在远离古文。而学业的进步与袁老师的教学原则，则提高了对于学生们古文程度的要求。
他喜欢在作文的末尾书上自己的大名以及写作的日期的风格虽然受到袁老师的批评，他依然坚持我行我素。这并非是他存心要与这位老师作对。事实上，他正努力地转变着自己的文风，学习怎样写出一手好的古文体文章。
他买来一套二手的《韩昌黎全集》——正版新书对他这样的穷学生来说太贵了。这本充斥着错别字的劣质盗版书反倒帮助他加深了对于古文的学习。他借来正版书，与之一一对照，把书中的错印之处一一订正了过来。
对于一个生活境况优渥的年轻人来说，任何不能满足的愿望与意外的挫折都是失败的借口。然而对于一个从少年时代开始连读书权都要靠自己努力费心去争取的年轻人来说，他珍惜一切学习的机会，并总是能够把坏事通过自身的努力变换成好事。
从最早从西游，三国的书中获得阅读的乐趣开始，到后来因为亲自耕种的缘由而质疑书中何以没有一个农民，到如今面读充斥着错别字的《韩昌黎全集》，他对于书本的概念无疑就这样被全然颠覆了。古人有尽信书者，固然迂腐。比之转述者，阅读者本身对于书籍的误解误读，也许其程度甚至比错印更甚？
如果说，省图里的阅读者毛泽东是一头闯入菜园子里的牛，那么愿意并且能够一字一句订正二手盗版书的毛泽东，则转而成为《韩昌黎全集》的编辑，并且因此而全然颠覆了他对于书籍以及如何阅读的观念，从而在古文学习上受益颇多。
同样让他自豪的是，正是因为这一阶段在古文上的努力，从此之后，一生中的任何需要的时候，他都能够写出一手像模像样的古文体的文章来。
袁老师的严格要求对于毛泽东熟练掌握古文固然重要，而他本人脱离校方教学计划的缺乏系统的自学，其收效究竟如何？
一本历经战乱而保存下来的毛泽东的并不完整的课堂笔记成为人们解读他学习生活的一把钥匙。
笔记的内容分为两种：国文与修身。
国文部分，从某个字的写法与含义，到圆周率，华氏摄氏温度的设定，从名人，地名简介，到名人名言，文章写法，更有记录者本人对学问的种种感悟：
解甲而知乙，触类而旁通；
闭门求学，其学无用；
游览名山大川的好处；
淫为万恶本，意淫更甚；
对人物的议论是对其尊重，只有庸人才不被人议论；
拿得定，见得透，事无不成；
俗话是经过研究而合理真实，才流传下来；
医道中西各有所长。中医言气脉，西医言试验。气脉太微妙，故常失之虚；试验专求质而脱离气，故常失其本。两者各有所偏；
修身部分：
人都喜欢安逸而怕劳苦。懒惰实在是万恶之源。人懒惰，农夫不耕田，工人不开工，商人不营业，学生不学习，只剩下杀身亡家。国家懒惰，从不前进到后退，到衰弱，最终灭亡。多可怕！
奋斗：以五千卒对付十万敌兵，只能以奋斗图存。
治文弱：国人有知识者体力文弱，士兵则是文盲无赖，与人打仗，尚未交战便溃散，历年来国家屡受巨创，都是因此。据留学日本的学者说，日本学校最重运动。这也是日本强盛的原因之一。
高尚其理想。（立一理想，此后一言一行皆合乎此理想）
有人说：古之君子，虽杀身亡家而不悔。（比如孔子，耶稣，苏格拉底）
人民与国家，除了缴税，打官司，他们与国家并没有其他什么关系。所以中国人缺乏国家思想，政治思想。
有办事之人，有传道之人。前者有诸葛亮范仲淹；后者有孔孟。
惟安贫者能成事。故曰：咬得菜根，百事可做。
好利是人的共性，只有圣贤能够超越世俗躯壳之乐，而喜精神之乐。
圣人所为，人不知之，曲高和寡，反遭诋毁。不怕人毁，守之弥笃。
立定脚跟。（一失足成千古恨）
练达世情皆学问。
常识。（英文common sence）
能事事都不忽略，则由小及大，虽为圣贤不难。敬业，从小事做起，亲身厉行，立身之本。
不好利，早起，好读书，谦，这是好习惯。
以久制胜。(即恒心)
把这些看上去零散的句子连缀起来的时候，人们几乎可以勾画出一个成功者在求学时期最初的精神风貌：重视包括俗语在内的普通知识。凡事从小处做起。安贫吃苦，持之以恒。拿定自己的主意，不怕别人的议论。重视体力，奋斗图强。戒淫。对于军事的初步见解。
这岂只是在自学！这是对人生，社会，历史，政治，军事的全方位思考。而这本历经战乱而终于能够幸存的笔记，仅仅是当事人许多本笔记中的一本而已。
弄一个小本子，把让自己心有所动的名人警句摘抄下来，相信许多人在做学生的时候都干过这事。这是年轻的激情的展示，是青春的骄傲的宣言，是每一个不甘平庸的学子最最宝贵的精神财富。这是他们最初在张望社会，思考人生时的精神感悟，渴望与追求。如果哪位同学还有幸保存着自己当年这样的笔记，在许多年之后有机会重温一回，是否会触动年轻的心弦而百感交集？物是人非的万千感慨之余，是否有勇气回忆自己当年的豪情，有勇气把那些记录下来的名言警句座右铭与自己其后的生命历程逐一对照？有几条做到了？有几条早已成为过眼烟云？又有几条让如今的自己甚至感觉到了荒唐可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们？当年轻不再的我们在卡拉OK里唱着这样的歌，是否意味着一种对于现实的妥协以及妥协之后的某种程度上的享受？
老师们早已告诉过我们，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可是贝多芬紧紧摁住命运的咽喉，他对于命运的憎恨和与之斗争的勇气决心让我辈凡人体会的却是另一种深深的悲凉。谁不想掌握自己的命运？然而从少年懵懂的时代开始，我们为掌握命运真正付出过多少？在多大程度上，我们真正触摸到过打开命运之门的钥匙并开启属于自己的那扇成功之门？
让我辈凡人汗颜的生命奇迹已经被湖南第一师范学生毛泽东所创造。青年学生毛泽东是这样说的，事实上最重要的，他也是这样做的。与他后来的人生经历相对照，记录在这本挂一漏万的成长密码与修身宝典之中的名言警句，他此后唯一没有能够做到的仅仅是——早起。开会到深夜，或者通宵达旦地写文章成了他最为著名的个人习惯。然而其他的各条，他不仅仅是坚持了下来，甚至把它发展到更高层次。
他是怎么做到的？
穷困的童年，少年时代母亲的自杀，成为瞿秋白难以放下的感情包袱。家道中落，典当财物为父治病的经历让少年鲁迅早早体味到了世间的人情冷暖。多愁善感也许是一种天性，也是文人骄傲的资本。但是在现实世界里，即使瞿秋白已经明白贫富悬殊是最大的社会问题，这问题对于他依然如天文算题一样艰难，即使他不期然与马克思主义相遇，残酷剧烈的阶级斗争与政治上的明争暗斗依然让他心有余悸。而少年时代就已经洞穿世间人情冷暖的鲁迅却一直用他冷峻的目光观察着社会上的一切，心怀无尽悲观。
他们这样的状况显然与青年学生毛泽东截然不同。
毛泽东的天性不是这样的多愁善感，经济状况发展势头良好的家庭状况不仅没有为他带来任何意外的感情包袱，反而为他的克己进步早早注入了前进的动力。
而另一方面，认同某项真理，所作所为不受感情与外界的干扰虽然重要，持续的跟进与检讨才是坚持的根本。 也正因此，他写出了“苟有恒 何必三更眠五更起；最无益 莫过一日曝十日寒”，把自己认同的原则以此而转化为良好的个人习惯。
事实上，在毛泽东诸多成功的因素当中，持之以恒的跟进所起到的作用，甚至超过了他的后来被人渲染成为传奇的天才与智慧所起的作用。天才的思考，智慧的远见，仅仅是灵光一闪的刹那，而要按照某种既定的思路去完成一件事情，如果缺乏持续的跟进，反省与坚持，而获得成功，几乎是不可能的。
追本索源，这种难能可贵的持续跟进精神仍然得益于农民种庄稼的思路与习惯。自己所认定的原则是一粒宝贵的种子，当它被小心翼翼地埋在土地中，当它悄然长成幼苗，它依然需要悉心呵护，需要清除杂草，需要灌溉，需要持之以恒的关注与付出，然后才能有所收获。
肉身都已不存，主义怎能长久？
宋教仁的民主路线确乎难能可贵。 如果他面对的是一个成熟的社会，恐怕袁世凯也不敢贸然派人刺杀。 可他生存的环境偏偏就是一个生涩蒙昧的混乱社会。
恐怕这也是一直以民主民权为旗号的孙中山，最终不得不面对松散的政党团体而决心建立严密的政党并以党治国的来由。虽然事后的发展大大出乎所有人所料。
宋教仁的民主路线确乎难能可贵。 如果他面对的是一个成熟的社会，恐怕袁世凯也不敢贸然派人刺杀。 可他生存的环境偏偏就是一个生涩蒙昧的混乱社会。
恐怕这也是一直以民主民权为旗号的孙中山，最终不得不面对松散的政党团体而决心建立严密的政党并以党治国的来由。虽然事后的发展大大出乎所有人所料。
同窗几年，他身边的同学在对他的行为习惯了解了之后，送他“毛伟人”的外号。这善意的调侃之中透露出的也是作为同学对他最为切实的欣赏。
辛亥革命的社会变革曾经打断了他的读书生活，图书馆的自学难免漫无目标。现在20岁的毛泽东终于能够静下心来，以自己的方式读书学习，探究社会与人生的真理。感谢师范学校的老师们，正是他们的尽心呵护，为青年学生毛泽东营造了一个自由的读书思考环境，在人生最关键的阶段铸造了他的精神世界。
这时候，第四师范学校并入了第一师范学校，他的求学开始进入了黄金时期，即使他并不喜欢学校，而以他好学且有独立思考的状态而言，学校开始成为他的精神家园。
湖南师范学校有着几位杰出的教师。杨昌济，黎锦熙，徐特立算是对毛泽东影响最大的三位。
许多人在读了许多年书之后，走出校门，把当年所学，一一还给了老师。一些人开始意识到真正有用的东西，并不是书本上的知识，而是学习，研究的方法，可是一切都已经成为往事。然而对于师范生毛泽东来说，那些注定以后将会被他遗忘的课程，他根本就没有去上。而在他喜欢的领域，却尽情遨游。
由于半耕半读的方式影响，少年毛泽东已经养成了边读书边思考的习惯。而他的教育学老师徐特立提倡的读书方法则更向前推进一步：“不动笔墨不读书”。这种读书方式无疑令毛泽东豁然开朗——所谓动笔墨，可以是作读书笔记，可以是直接的在书上批注。显然毛泽东选择了后者，并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但凡他读书，总是圈圈点点，在空白处写上自己的感想，赞成的或者反对的意见，这是阅读中自身思考的延伸。这样，但凡读过的书，无不是经过自己消化过的，其中的收获，与走马观花式的读书，自然不可相提并论。
他终于完全得到了上帝送给他的这第二个礼物，使之成为自己的终生财富。而动笔墨式的带着自己的思考的主动式读书，也正是读书然后使之有用的一种过渡，一种必经的桥梁。他的关于读书的思维方向正在形成之中，而动笔墨式的读书这种重要的桥梁，正在建立之中。
黎锦熙是他的历史老师。他是毛泽东的湘潭老乡，年龄仅比毛泽东大四岁。他曾经是同盟会的会员。在毛泽东在湖南军营中放下枪杆子的时候，黎锦熙拿起了教棍子，成为师范学校的教员。
黎先生租住在环境优美的“李氏芋园”，毛泽东开始隔三岔五地去芋园拜访他，有时候也邀上同学一起去。令他好奇的是，这位湘潭老乡，何以仅仅年长自己四岁就拥有如此深厚的学问功底，他的读书方法一定有过人之处，而这正是他正在寻求探究的。
这位黎先生，谦逊，温厚，诲人不倦，年纪轻轻就已经颇有长者之风。他耐心的回答他的学生的问题，毫无保留的给他们讲解，传授自己的读书方法。
年轻有才，谦逊内敛，这样的教师注定获得学生的拥戴。毛泽东与黎先生亦师亦友的关系建立起来顺理成章。对于任何学生来说，这都是难得的师生缘分。
毛泽东问黎先生：学习是为了什么？学校浊败，我想学习康梁那样，到深山幽谷之中，精研古籍，建好基础之后再下山学习新学问，你觉得怎么样？
黎先生答，这种想法是先后倒置了。全面是专业的基础，新是旧的基础。比如政治家，俾士麦，袁世凯，都是最富于常识通才。没有通识则必败，比如王安石，做文章可傲视汉唐，算是专才。变法失败，不周知社会人情是重要原因。
从这时候起，毛泽东也开始认定懂得人情世故的重要。
黎先生关于常识与专业的见解无疑令毛泽东豁然开朗，改变了他怎样求学的方向。
能够认识到新与旧，专与通，对于要干任何事来说，显然是一个重要的台阶。
在他的课堂笔记中，写着“常识（common scence）”。当他郑重其事地写下这本笔记中唯一的英文单词“common scence”的时候，显然，心中所想的，不仅仅是中国的常识。或者说，他认定对于常识的重视，不仅仅是中国所独有，外国人其实也一样。
毛泽东从此而安心于学校，不再对自己不喜欢的学科报以敌视冷漠之态。这就是他的对于认识的态度。就算是再小的事，一旦自己认同了，就会坚持去做，而不是听完就算了。
可是应该怎样去学呢？毛泽东继续问黎先生。
黎先生继续侃侃而谈：
国文，能够把事情曲折讲述清楚，此其一；博览古今群书，各取其长，使文章有意味，此其二。
历史，观过往，制今宜，寻求公理公例。要抓住一个时代的主干，最好从其时代的伟人入手，将其前后事迹弄清楚了，对一个时代也就了解了。看中国史，注意周围各国，以后看亚洲史便有了基础，看西洋史，注意中西比较，以取长补短。
地理，是空间问题。这是历史与百科的基础。研究的方法从地图入手。而学地图，最好的方法是手填。教育，风俗，军事，政治，产业，交通，宗教，都在地理之中。
而体操，图画，音乐，手工，这些都是养生之道。
继而，他向毛泽东推荐《群学肄言》。这本严复的译作把教育问题列为一个国家强盛起来的头等大事，对于一个师范生而言，这本书再也适合不过。
从国文到历史，从地理到体育，一个系统的学习范围就此划定。
毛泽东认定这些学问当中，当中以国学为最重要。在他看来，中国五千年历史，七千里地域，学问浩繁，风俗广复，如何下手？比如日本，历史短，地域不过中国一个省，做什么不容易！可是何苦为中国人？所以最要紧的还是学好国学常识。
然而从何了解浩繁的国学常识？借着黎先生学历史的思路方式，毛泽东总结道：在每一部重要典籍中选出有代表性的文章，详加研究。
黎锦熙本人也确实不简单。他不仅仅是一师的教师，而且同时还兼任长沙一份报纸副刊的主编。主编的工作之一就是要从一大堆稿件中遴选，稍作润色后交由专人誊清，再转给报社排印。他知道自己的学生大多出生清苦，有时候也是图方便，便会让前来拜访的学生帮忙誊稿件，付给他们一定的报酬。多年以后，当他回忆起这件事的时候，禁不住的感慨万千：那时候帮我誊稿的学生中，有一位不闻不问，见到什么誊什么，一字不差，后来默默无闻；有一位，誊的时候，不由自主的自作主张，给文章加以润色，他就是后来的剧作家，中国国歌的词作者田汉；还有一位，誊稿之前，先看一遍内容，作者的观点他赞同的，就誊，不赞同的，他就不誊，他后来成了国家主席。
毛泽东学习生活中的另外一位极其重要的老师，是一位资深留学生杨昌济杨先生。杨先生曾经在日本，英国，德国留学长达十年之久。和当时其他的留学生不同的是，他不仅深刻的了解了国外的先进之处，也更加明了西方文明的弊端，他不是一个革命家，但是他是一位不折不扣全面了解理解东西方文明的大儒。作为毛泽东的修身课的老师，他对毛泽东有着很深的影响。
求知饥渴的毛泽东不会放过向这位先生求教的机会。而杨先生对于毛泽东这个出身农家子弟的学生也很是看重。当杨先生了解到毛泽东的经历的时候，不由得大为感慨。在日记中他写道，毛同学家住湘潭湘乡交接的大山之处，是淳朴的农家子弟，可是他的资质如此的聪敏，很是难得。我觉得很多出色的人才都是出自农民家庭，给他举出曾国藩，梁启超的例子来鼓励他。他曾经当过两年的农民，后来又当过半年兵，这些都是很不寻常的经历。
杨先生给毛泽东所举的例子中的两个人，恰恰正是毛泽东本人崇拜的偶像。
看来，阅历颇丰，学识过人的杨先生在毛泽东第一次拜访他的时候，已经看出些端倪了。
而他的这个有着不寻常经历的学生，将会创造出他怎样不寻常的命运，那也只能看他自己的机遇造化了。
辛亥革命的社会变革曾经打断了他的读书生活，图书馆的自学难免漫无目标。现在20岁的毛泽东终于能够静下心来，以自己的方式读书学习，探究社会与人生的真理。感谢师范学校的老师们，正是他们的尽心呵护，为青年学生毛泽东营造了一个自由的读书思考环境，在人生最关键的阶段铸造了他的精神世界。
这时候，第四师范学校并入了第一师范学校，他的求学开始进入了黄金时期，即使他并不喜欢学校，而以他好学且有独立思考的状态而言，学校开始成为他的精神家园。
湖南师范学校有着几位杰出的教师。杨昌济，黎锦熙，徐特立算是对毛泽东影响最大的三位。
许多人在读了许多年书之后，走出校门，把当年所学，一一还给了老师。一些人开始意识到真正有用的东西，并不是书本上的知识，而是学习，研究的方法，可是一切都已经成为往事。然而对于师范生毛泽东来说，那些注定以后将会被他遗忘的课程，他根本就没有去上。而在他喜欢的领域，却尽情遨游。
由于半耕半读的方式影响，少年毛泽东已经养成了边读书边思考的习惯。而他的教育学老师徐特立提倡的读书方法则更向前推进一步：“不动笔墨不读书”。这种读书方式无疑令毛泽东豁然开朗——所谓动笔墨，可以是作读书笔记，可以是直接的在书上批注。显然毛泽东选择了后者，并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但凡他读书，总是圈圈点点，在空白处写上自己的感想，赞成的或者反对的意见，这是阅读中自身思考的延伸。这样，但凡读过的书，无不是经过自己消化过的，其中的收获，与走马观花式的读书，自然不可相提并论。
他终于完全得到了上帝送给他的这第二个礼物，使之成为自己的终生财富。而动笔墨式的带着自己的思考的主动式读书，也正是读书然后使之有用的一种过渡，一种必经的桥梁。他的关于读书的思维方向正在形成之中，而动笔墨式的读书这种重要的桥梁，正在建立之中。
黎锦熙是他的历史老师。他是毛泽东的湘潭老乡，年龄仅比毛泽东大四岁。他曾经是同盟会的会员。在毛泽东在湖南军营中放下枪杆子的时候，黎锦熙拿起了教棍子，成为师范学校的教员。
黎先生租住在环境优美的“李氏芋园”，毛泽东开始隔三岔五地去芋园拜访他，有时候也邀上同学一起去。令他好奇的是，这位湘潭老乡，何以仅仅年长自己四岁就拥有如此深厚的学问功底，他的读书方法一定有过人之处，而这正是他正在寻求探究的。
这位黎先生，谦逊，温厚，诲人不倦，年纪轻轻就已经颇有长者之风。他耐心的回答他的学生的问题，毫无保留的给他们讲解，传授自己的读书方法。
年轻有才，谦逊内敛，这样的教师注定获得学生的拥戴。毛泽东与黎先生亦师亦友的关系建立起来顺理成章。对于任何学生来说，这都是难得的师生缘分。
毛泽东问黎先生：学习是为了什么？学校浊败，我想学习康梁那样，到深山幽谷之中，精研古籍，建好基础之后再下山学习新学问，你觉得怎么样？
黎先生答，这种想法是先后倒置了。全面是专业的基础，新是旧的基础。比如政治家，俾士麦，袁世凯，都是最富于常识通才。没有通识则必败，比如王安石，做文章可傲视汉唐，算是专才。变法失败，不周知社会人情是重要原因。
从这时候起，毛泽东也开始认定懂得人情世故的重要。
黎先生关于常识与专业的见解无疑令毛泽东豁然开朗，改变了他怎样求学的方向。
能够认识到新与旧，专与通，对于要干任何事来说，显然是一个重要的台阶。
在他的课堂笔记中，写着“常识（common scence）”。当他郑重其事地写下这本笔记中唯一的英文单词“common scence”的时候，显然，心中所想的，不仅仅是中国的常识。或者说，他认定对于常识的重视，不仅仅是中国所独有，外国人其实也一样。
毛泽东从此而安心于学校，不再对自己不喜欢的学科报以敌视冷漠之态。这就是他的对于认识的态度。就算是再小的事，一旦自己认同了，就会坚持去做，而不是听完就算了。
可是应该怎样去学呢？毛泽东继续问黎先生。
黎先生继续侃侃而谈：
国文，能够把事情曲折讲述清楚，此其一；博览古今群书，各取其长，使文章有意味，此其二。
历史，观过往，制今宜，寻求公理公例。要抓住一个时代的主干，最好从其时代的伟人入手，将其前后事迹弄清楚了，对一个时代也就了解了。看中国史，注意周围各国，以后看亚洲史便有了基础，看西洋史，注意中西比较，以取长补短。
地理，是空间问题。这是历史与百科的基础。研究的方法从地图入手。而学地图，最好的方法是手填。教育，风俗，军事，政治，产业，交通，宗教，都在地理之中。
而体操，图画，音乐，手工，这些都是养生之道。
继而，他向毛泽东推荐《群学肄言》。这本严复的译作把教育问题列为一个国家强盛起来的头等大事，对于一个师范生而言，这本书再也适合不过。
从国文到历史，从地理到体育，一个系统的学习范围就此划定。
毛泽东认定这些学问当中，当中以国学为最重要。在他看来，中国五千年历史，七千里地域，学问浩繁，风俗广复，如何下手？比如日本，历史短，地域不过中国一个省，做什么不容易！可是何苦为中国人？所以最要紧的还是学好国学常识。
然而从何了解浩繁的国学常识？借着黎先生学历史的思路方式，毛泽东总结道：在每一部重要典籍中选出有代表性的文章，详加研究。
黎锦熙本人也确实不简单。他不仅仅是一师的教师，而且同时还兼任长沙一份报纸副刊的主编。主编的工作之一就是要从一大堆稿件中遴选，稍作润色后交由专人誊清，再转给报社排印。他知道自己的学生大多出生清苦，有时候也是图方便，便会让前来拜访的学生帮忙誊稿件，付给他们一定的报酬。多年以后，当他回忆起这件事的时候，禁不住的感慨万千：那时候帮我誊稿的学生中，有一位不闻不问，见到什么誊什么，一字不差，后来默默无闻；有一位，誊的时候，不由自主的自作主张，给文章加以润色，他就是后来的剧作家，中国国歌的词作者田汉；还有一位，誊稿之前，先看一遍内容，作者的观点他赞同的，就誊，不赞同的，他就不誊，他后来成了国家主席。
毛泽东学习生活中的另外一位极其重要的老师，是一位资深留学生杨昌济杨先生。杨先生曾经在日本，英国，德国留学长达十年之久。和当时其他的留学生不同的是，他不仅深刻的了解了国外的先进之处，也更加明了西方文明的弊端，他不是一个革命家，但是他是一位不折不扣全面了解理解东西方文明的大儒。作为毛泽东的修身课的老师，他对毛泽东有着很深的影响。
求知饥渴的毛泽东不会放过向这位先生求教的机会。而杨先生对于毛泽东这个出身农家子弟的学生也很是看重。当杨先生了解到毛泽东的经历的时候，不由得大为感慨。在日记中他写道，毛同学家住湘潭湘乡交接的大山之处，是淳朴的农家子弟，可是他的资质如此的聪敏，很是难得。我觉得很多出色的人才都是出自农民家庭，给他举出曾国藩，梁启超的例子来鼓励他。他曾经当过两年的农民，后来又当过半年兵，这些都是很不寻常的经历。
杨先生给毛泽东所举的例子中的两个人，恰恰正是毛泽东本人崇拜的偶像。
看来，阅历颇丰，学识过人的杨先生在毛泽东第一次拜访他的时候，已经看出些端倪了。
而他的这个有着不寻常经历的学生，将会创造出他怎样不寻常的命运，那也只能看他自己的机遇造化了。
@来自34号 2011-05-13 20:58:43
肉身都已不存，主义怎能长久？
宋教仁的民主路线确乎难能可贵。 如果他面对的是一个成熟的社会，恐怕袁世凯也不敢贸然派人刺杀。 可他生存的环境偏偏就是一个生涩蒙昧的混乱社会。
恐怕这也是一直以民主民权为旗号的孙中山，最终不得不面对松散的政党团体而决心建立严密的政党并以党治国的来由。虽然事后的发展大大出乎所有人所料。
-----------------------------
@披甲豆皮 2011-05-14 10:27:43
都跟你说了，林肯表示鸭梨不大，你还问肉身不存，主义怎能长久？
另外，宋教仁是不是袁世凯派人杀的，你也不好断定
第三，无论何时，何国，党国体制都是民主的天敌。纳粹，苏俄，中国都一样。孙大炮找错了师傅，老猫认错了干爹，遗祸中华。。。。。。这是注定了的，不出所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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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国体制有它产生并取得成功的历史根源，从本质上说，现在的这些人，都是在吃毛的老本
肉身都已不存，主义怎能长久？
宋教仁的民主路线确乎难能可贵。 如果他面对的是一个成熟的社会，恐怕袁世凯也不敢贸然派人刺杀。 可他生存的环境偏偏就是一个生涩蒙昧的混乱社会。
恐怕这也是一直以民主民权为旗号的孙中山，最终不得不面对松散的政党团体而决心建立严密的政党并以党治国的来由。虽然事后的发展大大出乎所有人所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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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甲豆皮 2011-05-14 10:27:43
都跟你说了，林肯表示鸭梨不大，你还问肉身不存，主义怎能长久？
另外，宋教仁是不是袁世凯派人杀的，你也不好断定
第三，无论何时，何国，党国体制都是民主的天敌。纳粹，苏俄，中国都一样。孙大炮找错了师傅，老猫认错了干爹，遗祸中华。。。。。。这是注定了的，不出所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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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国体制有它产生并取得成功的历史根源，从本质上说，现在的这些人，都是在吃毛的老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