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博良解读罗塞塔石碑的方式，也即“古埃及学”建立的基石，大有问题！
绿松石属于二里头“外来的”文化因素，是上层的奢侈物品；而青铜器呢，是当时技术高度复杂的高科技产品，属上层的稀罕物，也有可能包含有外来的技术噢，【因为能被官方垄断保密的制作过程，应该是在本地“很稀罕”的缘故】。那么，在这个官营的手工作坊里，兴许就会有“外来的”技术工匠，当然也会有本地的工匠
二里头是一个标准的移民城市，有不少的外来人口，这其中就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外来技术人才”，被夏朝的官方搜罗起来，组成一个官方的手工作坊，为王权和贵族生产稀罕品，且处于高度的保密状态！（二里头整个城市都没有围墙，而官营手工作坊倒是有围墙了，可想而知保密意识很强）
在二里头的第三、四期，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现象，那就是-----青铜器明显增多、且出现青铜礼器。与之相伴随的另一个现象是，二里头的炊具从第三、四期开始，逐步地受到了邻近地区的“先商文化”的不断影响（先商文化的年代跨度，相当于二里头文化的二、三、四期）
二里头文化三期之前，所接受的“外来文化”因素主要为白陶、原始瓷、绿松石等与统治阶级有关的奢侈物品，虽然一些普通日用陶器也时而闪现，【例如三期的陶鬲】，但并非完全仿自其发源地的同类器形，而是按照本地的制陶工艺及审美观念，对其进行了一番改造，充分体现出本地文化的强势地位
也即，【二里头三期之前的“外来文化”因素，应当是与周边和平交流的产物】
也即，【二里头三期之前的“外来文化”因素，应当是与周边和平交流的产物】
及至二里头文化四期，它所接受的“外来文化”因素主要是普通的日用陶器，不仅有一定的组合，而且其形制特征与来源地的高度一致，显示出“外来文化”的强势。四期时，二里头出现的商文化和岳石文化因素，比如，【四期的陶鬲基本上属于商式鬲系统】，其传播方式很可能是大规模外来的军事入侵和外来人员迁徙入的结果（根据历史记载，商夷联合伐夏的）
也即，【从二里头的四期开始，二里头的“商元素”逐步增多】，乃至最终导致了夏商王朝的更迭！
也即，【从二里头的四期开始，二里头的“商元素”逐步增多】，乃至最终导致了夏商王朝的更迭！
二里头考古队第一任队长赵芝荃先生，先是“二里头先夏后商说”（二、三期分界）；后改为“二里头主体夏都说”（三、四期分界）；
二里头考古队第二任队长郑光先生则一直是“二里头主体商都说”（一、二期分界）的代表性人物；
二里头考古队第三任队长许宏先生，则提出假说，二里头都邑的主体（二至四期）最有可能是商王朝的遗存。
【难哉，一刀断夏商！】
二里头文化“夏商分界难”，这说明了什么？
至少说明了，外来的“商文化元素”，对于二里头文化三、四期的影响力是明显存在的，而二里头三、四期的“青铜器制作水平”的猛上台阶，说不定与“外来的商人青铜工匠”不断渗入二里头，并与二里头官营手工作坊里的“本地制陶工匠”展开合作，有着密切的关系呢！另外，二里头四期的青铜器和二里岗文化的青铜器，矿料来源则大致相同；鼎、斝这类二里头文化纯日用陶器，在二里头四期居然被作为青铜礼器铸造使用，这与第三、四期铜爵、盉仿自同类陶礼器形成鲜明对比，对于特定的人群来说，这应是“伤筋动骨”的大事。同出一墓的铜鼎和圜底铜斝，是迄今所知青铜器中最早的外范采用三范的例证，这种制造工艺习见于其后的二里冈文化
一些学者还通过分析二里头三四期“陶器组”的特征变化趋势，三期出现鬲、斝、甗、簋等“商文化”因素；四期较之三期，陶鬲和卷沿圜底盆的数量大大增加，簋的数量和型式都明显增多，陶器的型式已同二里岗期的同类陶器十分相似，圜底、卷沿、袋足等二里岗期的特征正在逐步代替前三期折沿平底的特征，二里岗期商文化的许多特点都已表现在二里头四期文化中，成为二里头四期的主要文化作风～～
至少说明了，外来的“商文化元素”，对于二里头文化三、四期的影响力是明显存在的，而二里头三、四期的“青铜器制作水平”的猛上台阶，说不定与“外来的商人青铜工匠”不断渗入二里头，并与二里头官营手工作坊里的“本地制陶工匠”展开合作，有着密切的关系呢！另外，二里头四期的青铜器和二里岗文化的青铜器，矿料来源则大致相同；鼎、斝这类二里头文化纯日用陶器，在二里头四期居然被作为青铜礼器铸造使用，这与第三、四期铜爵、盉仿自同类陶礼器形成鲜明对比，对于特定的人群来说，这应是“伤筋动骨”的大事。同出一墓的铜鼎和圜底铜斝，是迄今所知青铜器中最早的外范采用三范的例证，这种制造工艺习见于其后的二里冈文化
一些学者还通过分析二里头三四期“陶器组”的特征变化趋势，三期出现鬲、斝、甗、簋等“商文化”因素；四期较之三期，陶鬲和卷沿圜底盆的数量大大增加，簋的数量和型式都明显增多，陶器的型式已同二里岗期的同类陶器十分相似，圜底、卷沿、袋足等二里岗期的特征正在逐步代替前三期折沿平底的特征，二里岗期商文化的许多特点都已表现在二里头四期文化中，成为二里头四期的主要文化作风～～
因此，“华夏文明”的最直接源头，无论是从“自源文字”的角度而言，还是从“青铜文化成就”的高度而言，商人的“直接贡献”亦或是“间接贡献”，应该都是功不可没的！
------否则，就不会有“二里头夏商分界难”这一令众多的考古专家们倍感困惑的难题存在了！
即便是在二里头这个被一部分的考古专家认为是主体是“夏”的文化遗址里，在其“青铜器制作成就最高”的三、四期阶段里，商人文化元素如同“亦步亦趋”的影子，根本就是无法抹去的！
比如，二里头文化中的“青铜礼器”出土于二里头文化的三期，然后，在三期的陶器组里，便开始出现了一些“商元素”；二里头四期较之三期在青铜礼器上又多出了盉、斝、觚、鬲和鼎等新的器类，然后，在四期的陶器组里，不仅“商式”陶器的数量明显增多，陶器的型式已同二里岗期的同类陶器十分相似，二里岗期商文化的许多特点都已表现在二里头四期文化中，成为二里头四期的主要文化作风
所以，谁又能断言二里头遗址是“纯粹的夏遗址”呢？
既然如此，“华夏文明”的最早源头，真的会是最早来自于“百分百纯度的夏文化”吗？
其实绕了一个大弯子，最后还是绝大部分地来自于“商文化”！夏朝，则更像是起到了一个“文化融合”的提升作用～～～
------否则，就不会有“二里头夏商分界难”这一令众多的考古专家们倍感困惑的难题存在了！
即便是在二里头这个被一部分的考古专家认为是主体是“夏”的文化遗址里，在其“青铜器制作成就最高”的三、四期阶段里，商人文化元素如同“亦步亦趋”的影子，根本就是无法抹去的！
比如，二里头文化中的“青铜礼器”出土于二里头文化的三期，然后，在三期的陶器组里，便开始出现了一些“商元素”；二里头四期较之三期在青铜礼器上又多出了盉、斝、觚、鬲和鼎等新的器类，然后，在四期的陶器组里，不仅“商式”陶器的数量明显增多，陶器的型式已同二里岗期的同类陶器十分相似，二里岗期商文化的许多特点都已表现在二里头四期文化中，成为二里头四期的主要文化作风
所以，谁又能断言二里头遗址是“纯粹的夏遗址”呢？
既然如此，“华夏文明”的最早源头，真的会是最早来自于“百分百纯度的夏文化”吗？
其实绕了一个大弯子，最后还是绝大部分地来自于“商文化”！夏朝，则更像是起到了一个“文化融合”的提升作用～～～
难怪，在西方的移民性多元文化的城市里，经常有一种称法，叫做“文化熔炉”（Melting Pot）------夏朝的二里头遗址，应该就是起到了这样一个“熔炉”的作用！
但实际上，华夏文明的“最基本元素”，无论是文字，还是青铜技术，均应该来自于“商文化”
故而，华夏文明的真正最初源头，依然还是“商文明”！
但实际上，华夏文明的“最基本元素”，无论是文字，还是青铜技术，均应该来自于“商文化”
故而，华夏文明的真正最初源头，依然还是“商文明”！
这就是为什么，楼主一定要对商人的真正来源，追根溯源，一探究竟～～
商人到底是汉族的祖先，还是北方异族？
探索的结果真的很重要，将决定了“华夏文明”是否是一个真正的、属于汉族的“原生性文明”！
商人到底是汉族的祖先，还是北方异族？
探索的结果真的很重要，将决定了“华夏文明”是否是一个真正的、属于汉族的“原生性文明”！
山东海岱地区在“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学文化序列（时间总跨度大约近5500年）：
【后李文化 → 北辛文化 → 大汶口文化 → 山东龙山文化 → 岳石文化】
古代山东是东夷人的地盘，而“夷”，在中国的史书中是有所记载的
如果我们用“静止的”眼光来看待山东海岱地区这个“大舞台”的历史，你一定会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
“古东夷人，从后李文化至岳石文化绵延五千多年，一脉相承啊！”
问题是，这个结论很正确吗？那可不一定呢！
“岳石文化”属于文献记载中夏商时期的东夷族文化，但这个时期的“夷人”，与大汶口-龙山时期的山东人是否属于同一民族的自然延续，这是一些学者所关注的
【后李文化 → 北辛文化 → 大汶口文化 → 山东龙山文化 → 岳石文化】
古代山东是东夷人的地盘，而“夷”，在中国的史书中是有所记载的
如果我们用“静止的”眼光来看待山东海岱地区这个“大舞台”的历史，你一定会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
“古东夷人，从后李文化至岳石文化绵延五千多年，一脉相承啊！”
问题是，这个结论很正确吗？那可不一定呢！
“岳石文化”属于文献记载中夏商时期的东夷族文化，但这个时期的“夷人”，与大汶口-龙山时期的山东人是否属于同一民族的自然延续，这是一些学者所关注的
看历史如看大戏，但是，我们不能只看清楚了“大舞台”，却搞不清楚舞台上的演员究竟谁是“主角和配角”！
在山东海岱地区长达五千多年的“新石器文化”历史长河里，其“主角人群”就从来没有发生过变化吗？
当然不是啦～～，在楼主眼里，“至少”有过两次非常明显的“主角人群”的更替！
在山东海岱地区长达五千多年的“新石器文化”历史长河里，其“主角人群”就从来没有发生过变化吗？
当然不是啦～～，在楼主眼里，“至少”有过两次非常明显的“主角人群”的更替！
在新石器时代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均为与“北上的南方人群”有关联的文化地盘
我们可以通过一张距今6000年前（仰韶时期）东亚的“气候类型与古植被分布图”，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了！
由于古代人群都是靠天吃饭的，所以，气候与植被的类型是如何的，就会影响到古代人群的生业类型，也即，古人的“生业”是由地理环境决定的，而生业类型相同的人群，往往也有着很相近的文化，甚至是血缘相近
一些人还是不太相信，在东亚的新石器文化时代，北方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的人群，怎么会和南方的长江流域中、下游地区的南方人群/南方文化是近亲关系呢？
大家看了下面这张图，就多少会有一些明白了！
我们可以通过一张距今6000年前（仰韶时期）东亚的“气候类型与古植被分布图”，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了！
由于古代人群都是靠天吃饭的，所以，气候与植被的类型是如何的，就会影响到古代人群的生业类型，也即，古人的“生业”是由地理环境决定的，而生业类型相同的人群，往往也有着很相近的文化，甚至是血缘相近
一些人还是不太相信，在东亚的新石器文化时代，北方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的人群，怎么会和南方的长江流域中、下游地区的南方人群/南方文化是近亲关系呢？
大家看了下面这张图，就多少会有一些明白了！
差别就在于，那个绿色的【亚热带类型】-----南移了！
而这个“亚热带类型”，是与古代的“南方人群”的生业类型大有关系的～～～
现在大家明白了，为何南方稻作农业人群在长江流域中下游地区率先出现之后，随着北方黄河流域的气候变暖，南方稻作人群首先是向北方的黄淮流域进行扩张（始于距今8500年），而不是先往更南方的地区，比如东南亚等地扩张，南方人群往东南亚扩张的年代大约在距今4000年之内，并不算很久远
而这个“亚热带类型”，是与古代的“南方人群”的生业类型大有关系的～～～
现在大家明白了，为何南方稻作农业人群在长江流域中下游地区率先出现之后，随着北方黄河流域的气候变暖，南方稻作人群首先是向北方的黄淮流域进行扩张（始于距今8500年），而不是先往更南方的地区，比如东南亚等地扩张，南方人群往东南亚扩张的年代大约在距今4000年之内，并不算很久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