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劳改农场的二十年
盐碱地改良工作组
1965年春天，农场的“四清”还没有结束，我还被卦在那里下不来。“四清”开始不久，王权才就断章取义地歪曲我在平时业务会上说的话，说我说“资本主比社会主义实事求是“，”资本主义要比社会主义好“。当时科里研究种子工作，我在谈及国外的经验时曾说过；”资本主义国家在培育品种时是实事求是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种子制度比我们的先进“。他这一改动，当然就有问题了。试问，如此反动的话，以我的身份我敢说吗？说了怕当时就脱不倒手。明眼人是一看就清楚的事，当时却让我下不来。一是科里就王家寿、陈参根和王权才三个党员，他的话谁公开去反对；二是”四清“工作组本来就是来整人的，他们正好拿我作对象。
我记得是三月中旬吧，李汝泌经理叫我去他那里。我去后，他要我和王维钦去省上的盐碱地改良工作组配合工作。我就把科里“四清“的情况说了，李经理说：”那些事你不要管，我给他们说就是了。下午，你就参加见见省上来的人，听他们介绍。“我一听李经理的安排，有如天降纶音，终于从‘四不清’中解脱了。
青海省盐碱地改良工作组是由省科委牵头的跨单位工作组，组长李钦榜，他是省农林科学院土肥所的，西南农学院土壤农化系1956年毕业的，和王维钦先后同学，比较熟。四川绵竹人。组员有省农林科学院的陈德林（四川乐山人，省农科院土肥所，青海农牧学院土化62级）；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的张伟成（北京农大娄隆後的研究生，57年挨了后来青海，上海人，平反后调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陶诗清（湖北人，武汉大学生物系，1962级）、黄国宝（不到二个月就调走了）；省水利厅水利科学研究所的陈发义（陕西人，西安交大60级）、杨学良（湖南省人，水校）；海西洲农科所的魏纯武（湖南，水校）；农场是王维钦（贵州贵阳人，西南农学院土化55级）和我。
盐改组的工作范围是一、二、三大队之间的盐碱地，以硫酸盐盐碱地为主，地下水流向南山，有较好的排水出路。面积约4000亩。任务是研究出一整套改良技术和栽培技术。张伟成、陶诗清分工研究小麦的盐碱生理，陈发义、杨学良、魏纯武做排水系统设计，陈德林、李祝山研究水、盐动态，我和王维钦搞盐碱地上春小麦的丰产栽培技术研究，李钦榜全面负责。李钦榜、陈德林、王维钦住二大队。我、张伟成、陶诗清、陈发义、魏纯武住一大队耕作队。
我在盐碱地改良工作组共四年，从1965年春到1968年秋。在这四年里，盐改组的同人相处的十分愉快。我们分工合作，个个都十分认真负责，任务完成的好。由于来自不同的单位，既无历史恩怨，又无利害冲突，更不必像在单位时你防我、我防你的不敢说心里话。在盐改组里大家都心情愉快，说说笑笑的工作。特别是从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起，各地方、各系统、各单位的运动都搞得很历害，人斗人，人整人，武斗频繁，人人自危。盐改组则超脱于运动之外，只参加住在单位学文件，具体到运动则采取壁上观，尽可能回避，以免得罪人而不利工作。
场部附近的盐改搞了三年，顺利完成任务后，于1968年起工作转移到尕海。尕海的盐碱地既有硫酸盐盐土，又有氯化物盐土和碳酸盐盐土，地下水排水不畅，改良难度大大增加。所以改良方案也从无排水灌压改为竖井排灌。打井抽出地下水由排水渠排走，水质矿化度低于1克升的还可以直接用于灌溉。工程量增加了，工程技术人员也大量增加。原来的张伟成、陶诗清、王维钦退出了，我也只参加了一年就去了尕海“五七干校”。先后参与尕海盐改的工程技术人员有水利厅的周继昌、李恒茂、王玉生、农场的陈彦昭、陈福祥、程森离，农科院的刘华玉。经过三年多的努力，“竖井排灌”也获成功，这个项目还获得1972年全国科技大会二等科技奖，可是领奖人却是程森离他们，而作工作最多的李钦榜、杨学良、陈德林他们却都与此无缘，那有什么公平。
1965年夏天，因母亲生病，我就请假回了一趟四川看望母亲和碧仙母子。待母亲病情好转后，我和碧仙、良儿一同回到德令哈。不料这次见面却是我和母亲的永诀，1966年5月母亲因病故世，享年56岁。她的一生是苦难、磨难和灾难的一生，没有过过好日子，没有享过福。幼年丧父，青年连丧兄弟三人，三十丧夫，中老年又备受共产党高压政策、运动斗争的残酷折磨，在病疼中去世。我是一个不孝之人，五七年的“右派”对老人家的打击实在沉重，我实愧对母亲。人常说：“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孝而亲不在”。八十年代以来，我的处境好了，条件好了，可惜老人家早已离我们而去。
1965年春天，农场的“四清”还没有结束，我还被卦在那里下不来。“四清”开始不久，王权才就断章取义地歪曲我在平时业务会上说的话，说我说“资本主比社会主义实事求是“，”资本主义要比社会主义好“。当时科里研究种子工作，我在谈及国外的经验时曾说过；”资本主义国家在培育品种时是实事求是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种子制度比我们的先进“。他这一改动，当然就有问题了。试问，如此反动的话，以我的身份我敢说吗？说了怕当时就脱不倒手。明眼人是一看就清楚的事，当时却让我下不来。一是科里就王家寿、陈参根和王权才三个党员，他的话谁公开去反对；二是”四清“工作组本来就是来整人的，他们正好拿我作对象。
我记得是三月中旬吧，李汝泌经理叫我去他那里。我去后，他要我和王维钦去省上的盐碱地改良工作组配合工作。我就把科里“四清“的情况说了，李经理说：”那些事你不要管，我给他们说就是了。下午，你就参加见见省上来的人，听他们介绍。“我一听李经理的安排，有如天降纶音，终于从‘四不清’中解脱了。
青海省盐碱地改良工作组是由省科委牵头的跨单位工作组，组长李钦榜，他是省农林科学院土肥所的，西南农学院土壤农化系1956年毕业的，和王维钦先后同学，比较熟。四川绵竹人。组员有省农林科学院的陈德林（四川乐山人，省农科院土肥所，青海农牧学院土化62级）；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的张伟成（北京农大娄隆後的研究生，57年挨了后来青海，上海人，平反后调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陶诗清（湖北人，武汉大学生物系，1962级）、黄国宝（不到二个月就调走了）；省水利厅水利科学研究所的陈发义（陕西人，西安交大60级）、杨学良（湖南省人，水校）；海西洲农科所的魏纯武（湖南，水校）；农场是王维钦（贵州贵阳人，西南农学院土化55级）和我。
盐改组的工作范围是一、二、三大队之间的盐碱地，以硫酸盐盐碱地为主，地下水流向南山，有较好的排水出路。面积约4000亩。任务是研究出一整套改良技术和栽培技术。张伟成、陶诗清分工研究小麦的盐碱生理，陈发义、杨学良、魏纯武做排水系统设计，陈德林、李祝山研究水、盐动态，我和王维钦搞盐碱地上春小麦的丰产栽培技术研究，李钦榜全面负责。李钦榜、陈德林、王维钦住二大队。我、张伟成、陶诗清、陈发义、魏纯武住一大队耕作队。
我在盐碱地改良工作组共四年，从1965年春到1968年秋。在这四年里，盐改组的同人相处的十分愉快。我们分工合作，个个都十分认真负责，任务完成的好。由于来自不同的单位，既无历史恩怨，又无利害冲突，更不必像在单位时你防我、我防你的不敢说心里话。在盐改组里大家都心情愉快，说说笑笑的工作。特别是从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起，各地方、各系统、各单位的运动都搞得很历害，人斗人，人整人，武斗频繁，人人自危。盐改组则超脱于运动之外，只参加住在单位学文件，具体到运动则采取壁上观，尽可能回避，以免得罪人而不利工作。
场部附近的盐改搞了三年，顺利完成任务后，于1968年起工作转移到尕海。尕海的盐碱地既有硫酸盐盐土，又有氯化物盐土和碳酸盐盐土，地下水排水不畅，改良难度大大增加。所以改良方案也从无排水灌压改为竖井排灌。打井抽出地下水由排水渠排走，水质矿化度低于1克升的还可以直接用于灌溉。工程量增加了，工程技术人员也大量增加。原来的张伟成、陶诗清、王维钦退出了，我也只参加了一年就去了尕海“五七干校”。先后参与尕海盐改的工程技术人员有水利厅的周继昌、李恒茂、王玉生、农场的陈彦昭、陈福祥、程森离，农科院的刘华玉。经过三年多的努力，“竖井排灌”也获成功，这个项目还获得1972年全国科技大会二等科技奖，可是领奖人却是程森离他们，而作工作最多的李钦榜、杨学良、陈德林他们却都与此无缘，那有什么公平。
1965年夏天，因母亲生病，我就请假回了一趟四川看望母亲和碧仙母子。待母亲病情好转后，我和碧仙、良儿一同回到德令哈。不料这次见面却是我和母亲的永诀，1966年5月母亲因病故世，享年56岁。她的一生是苦难、磨难和灾难的一生，没有过过好日子，没有享过福。幼年丧父，青年连丧兄弟三人，三十丧夫，中老年又备受共产党高压政策、运动斗争的残酷折磨，在病疼中去世。我是一个不孝之人，五七年的“右派”对老人家的打击实在沉重，我实愧对母亲。人常说：“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孝而亲不在”。八十年代以来，我的处境好了，条件好了，可惜老人家早已离我们而去。
作者：胖子没有女孩爱 回复日期：2009-10-09 11:01:44
做为多次踏勘青藏铁路沿线的技术人员，我能不能给楼主提一点常识性的补充
---------------------------------------------
俗话说，隔行如隔山。我对青藏公路的了解不多，谬误自是多多，盼各位多指正。
*另也感谢 ｅｄｄｉｓｈ的支持，是呵，人生苦短，来日无多。我写下这些，既非发泄，更非忆苦思甜。只是想把过往之事留下来。一方面看看当年的劳改单位，另一方面也看着从事农场开发者的艰辛。内中的得失，自有可思考之处。至于劳改政策之得失，决策者也在反醒，先知先觉者多，何用我来饶舌。我想写的只是我的经历而已。
做为多次踏勘青藏铁路沿线的技术人员，我能不能给楼主提一点常识性的补充
---------------------------------------------
俗话说，隔行如隔山。我对青藏公路的了解不多，谬误自是多多，盼各位多指正。
*另也感谢 ｅｄｄｉｓｈ的支持，是呵，人生苦短，来日无多。我写下这些，既非发泄，更非忆苦思甜。只是想把过往之事留下来。一方面看看当年的劳改单位，另一方面也看着从事农场开发者的艰辛。内中的得失，自有可思考之处。至于劳改政策之得失，决策者也在反醒，先知先觉者多，何用我来饶舌。我想写的只是我的经历而已。
复野马滩：
我曾在尕海五七干校呆了近一年，下面将有专门的章节谈到干校的人和事，请等待。若能明示所需了解的内容和建议，我将尽力回忆和介绍。
另感谢lixuesun，如果方便，请发到[email protected]
我曾在尕海五七干校呆了近一年，下面将有专门的章节谈到干校的人和事，请等待。若能明示所需了解的内容和建议，我将尽力回忆和介绍。
另感谢lixuesun，如果方便，请发到[email protected]
承蒙各位对鄙人回忆的抬爱和支持，这是我写下去的动力和压力，本人不胜惶恐，实怕难孚重望。更况，我只能使用手写版，以致多有错别字，见笑了，还望海涵。
至于各类异议，不过是认识上的见仁见智。若真有别有用心的中伤，一笑而过。道不同，不相为谋。
至于各类异议，不过是认识上的见仁见智。若真有别有用心的中伤，一笑而过。道不同，不相为谋。
复清激：
我的摘录引自2009-2-21 11:35 |风林火山 雅昌艺术网。请查阅。
复dingdingdddd：
青海确是高原性心藏病和先天性心藏病的多发区和重灾区。对先天性心脏病宜早治小时治，北京安贞医院和青海高原性心脏病研究所都可以，你的同事可试试。至于先到兰州、昆明之说，是有近道理的，因为冶疗高山反应的基本原则："低转、低转、再低转。"也适用于高心病。
我的摘录引自2009-2-21 11:35 |风林火山 雅昌艺术网。请查阅。
复dingdingdddd：
青海确是高原性心藏病和先天性心藏病的多发区和重灾区。对先天性心脏病宜早治小时治，北京安贞医院和青海高原性心脏病研究所都可以，你的同事可试试。至于先到兰州、昆明之说，是有近道理的，因为冶疗高山反应的基本原则："低转、低转、再低转。"也适用于高心病。
作者：胖子没有女孩爱 回复日期：2009-10-09 11:01:44
根据我手头掌握的材料，从慕生忠将军进驻格尔木承担向西藏输送物资任务开始到青藏公路修筑完成。慕生忠所部和募集的民工（主要用于输送物资和修筑青藏公路）死亡人数一共是367人，这其中还包括因病和自然衰老死亡的。
因此，作者在开篇中提到的青藏公路死亡人数应该为川藏公路死亡人数的讹传。
========================================================================================================
争论有助于弄清楚事实，交流可以增加彼此的了解。我本已不像再说什么，但考虑到还是要将事情的真实一面交待清楚。特引用《中国国家地理》2006年7月号196页文：为了修青藏公路到底有多少人献身？这在格尔木烈士陵园的墓碑上，写着青藏兵站部有680人，旁边还有一块墓碑，写着另一单位有200多人。确凿的数字还未解密。“你数一数从西宁到拉萨有多少电线杆，就知道死了多少人。”.....
根据我手头掌握的材料，从慕生忠将军进驻格尔木承担向西藏输送物资任务开始到青藏公路修筑完成。慕生忠所部和募集的民工（主要用于输送物资和修筑青藏公路）死亡人数一共是367人，这其中还包括因病和自然衰老死亡的。
因此，作者在开篇中提到的青藏公路死亡人数应该为川藏公路死亡人数的讹传。
========================================================================================================
争论有助于弄清楚事实，交流可以增加彼此的了解。我本已不像再说什么，但考虑到还是要将事情的真实一面交待清楚。特引用《中国国家地理》2006年7月号196页文：为了修青藏公路到底有多少人献身？这在格尔木烈士陵园的墓碑上，写着青藏兵站部有680人，旁边还有一块墓碑，写着另一单位有200多人。确凿的数字还未解密。“你数一数从西宁到拉萨有多少电线杆，就知道死了多少人。”.....
初上泽令沟
泽令沟分场是1958年开建的，建成后有四个大队，近6万亩土地。可惜泽令沟分场地处野马滩，海拔在3200----3300公尺，气候条件极差，远不如总场这边好，只能生产青禾。还不能够年年保熟，是一个十年四不收的地方。产量也不高，条件好的丰收之年，总产也就是个五、六百万斤，和一、三大队差不多。我记得1968羊8月5日，德令哈地区遭霜冻灾害，重灾区泽令沟粮食减产4至6成。 还有一年的8月18日-26日,德令哈低温霜冻成灾,戈壁乡147.8公顷小麦减产50%,饲料减产23%-24%,77.67公顷豌豆颗粒无收.17.33公顷油菜受重灾,泽令沟的豌豆、油菜、洋芋(马铃薯)、麦类亦受重灾. 但是，在当年大开荒的思想的要求下，不要说泽令沟了，就是基本没有农业生产条件的果洛，盐碱滩上也在办农场，谁又能说什么。这种与天斗，盲目垦荒破坏草原、不顺应自然的做法，自不会久长，所以到七十年代还是撤场还牧，返建为草场了。
为了解决泽令沟的种植技术，试验站早就派王兰光去那里去建了个分站，专门研究那里可以种什么，什么时候种，栽种技术和耕作制度。并已取得实效，提出了整套生产技术。我到生产科后，场里又派我去泽令沟，进一步总结完善泽令沟的种植技术。
我先到王兰光那里，抓紧时间把总结搞了个初稿。
第二天一早就到分场去找王*钦，要把周*华托我带的信交给他。谁知我沿着水渠往南走，怎么也看不见一点点房子的影子，更不用说应该有一片房屋的场部，而且连一个人也没看见。后来才知道，泽令沟分场要到十点半才上班，所以没有人。分场住的是地窝子，所以在地面上是看不见房子的。一直要走到跟前才看见有房顶。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地窝子，才知道他们都住在地下。泽令沟农场太冷了，所以分场的人（包括犯人、职工）都是在地窝子里办公、住宿。
地窝子是一种在高原地区较简陋的居住方式，挖的方式比较简单：就是在地上挖个二米深，二十平方左右的长方形大坑。在上面横着担几根碗口粗的树干，再用芦苇把子并排码放整齐。上面铺上一层麦草，然后糊上厚厚的草泥，四周墙面也会抹一层草泥，风干后再刷一层白灰就成了。宿舍要小点，挖上十个平方也就可以了。从门到地面是一米多宽，四、五米长的斜上坡走道，有的还会在房顶中央开个小天窗，白天就可以不用开灯。屋顶还要用旧报纸糊一层顶棚，以防从房顶上面往下掉土。有时半夜醒来朝上一望，竟然从屋顶露缝中能清楚地看到天上闪闪烁烁的星星。好在那时盆地非常干旱，从来不怕漏雨，但几乎天天刮风，所以每天早晨，大家的脸上嘴里都是沙土。地窝子尽管简陋，但却是我们农场人初来乍到时的藏身之地，泽令沟人想起在地窝子度过的岁月，至今依然感觉那么亲切，仿佛昨天刚刚才搬出来。”
地窝子，冬暖夏凉，有很强的抗击恶劣的自然条件的能力，特别是抵御寒冷和风沙，但通风较差，生活在地窝子里虽然说不上舒服但也还凑合。在20世纪50、60年代的农场、生活条件差，物资十分匮乏，没有建房条件的时候。地窝子，在这个高寒，风沙大的盆地简直就是一个天才的发明。也是农场人给自己建造的家，更是他们充满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杰作。
地窝子的顶部与地面在一个水平面上，或仅略高于地面，覆盖在地窝子上面的泥土与大地一色，你若不是走到地窝子的跟前，你是很难发现这地下还有房屋。遇上下雪天，天地一色，四野茫茫，更是如此，外来人更是不好找。泽令沟的地窝子，相隔两、三米又会盖一间，一间一间、一排一排地不断延伸，分为场部办公区、宿舍区和家属区三大片。外来的人夜间很容易走上人家的房顶，被软乎乎的房顶今吓你一跳。老乡们放牧的牛、马、羊偶尔也会跑到地窝子顶上，泥土与芦苇把子承受不了他们的重量，踩穿房顶的事就时有发生。一个漆黑的深夜，一群来自老乡的“野牛”不知不觉的走上了一家地窝子的房顶，一条牛腿陷进房顶里。主人一看，从天而降的一条牛腿，真想一刀割下来享用一番。
那时，虽然住的是地窝子，点的是煤油灯，吃的是窝窝头，喝的是苦咸水，还很少有新鲜蔬菜，但老农场人没退却!没气馁!没埋怨!他们领着犯人战天斗地，艰苦奋斗。从地窝子，到干打垒，又到土坯房，最后农场职工又住上了红砖房。谁敢说德令哈今天的繁荣没有我们付出的一份辛劳。当然，犯人在改造自己的同时，也为盆地建设尽了力。社会在前进，时代在进步，祖国在昌盛，边疆在繁荣。但春、夏、秋、冬，年复一年，每到酷夏严冬，住过地窝子的人还是难免会想起那冬暖夏凉的地窝子。每当我想起地窝子，回忆起泽令沟人生活在地窝子里的情景，心中都会对那些他们献了青春献终生，献了终生献子孙的无私的情怀油然而生敬意。
可惜泽令沟农场早就没有了，……
泽令沟分场是1958年开建的，建成后有四个大队，近6万亩土地。可惜泽令沟分场地处野马滩，海拔在3200----3300公尺，气候条件极差，远不如总场这边好，只能生产青禾。还不能够年年保熟，是一个十年四不收的地方。产量也不高，条件好的丰收之年，总产也就是个五、六百万斤，和一、三大队差不多。我记得1968羊8月5日，德令哈地区遭霜冻灾害，重灾区泽令沟粮食减产4至6成。 还有一年的8月18日-26日,德令哈低温霜冻成灾,戈壁乡147.8公顷小麦减产50%,饲料减产23%-24%,77.67公顷豌豆颗粒无收.17.33公顷油菜受重灾,泽令沟的豌豆、油菜、洋芋(马铃薯)、麦类亦受重灾. 但是，在当年大开荒的思想的要求下，不要说泽令沟了，就是基本没有农业生产条件的果洛，盐碱滩上也在办农场，谁又能说什么。这种与天斗，盲目垦荒破坏草原、不顺应自然的做法，自不会久长，所以到七十年代还是撤场还牧，返建为草场了。
为了解决泽令沟的种植技术，试验站早就派王兰光去那里去建了个分站，专门研究那里可以种什么，什么时候种，栽种技术和耕作制度。并已取得实效，提出了整套生产技术。我到生产科后，场里又派我去泽令沟，进一步总结完善泽令沟的种植技术。
我先到王兰光那里，抓紧时间把总结搞了个初稿。
第二天一早就到分场去找王*钦，要把周*华托我带的信交给他。谁知我沿着水渠往南走，怎么也看不见一点点房子的影子，更不用说应该有一片房屋的场部，而且连一个人也没看见。后来才知道，泽令沟分场要到十点半才上班，所以没有人。分场住的是地窝子，所以在地面上是看不见房子的。一直要走到跟前才看见有房顶。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地窝子，才知道他们都住在地下。泽令沟农场太冷了，所以分场的人（包括犯人、职工）都是在地窝子里办公、住宿。
地窝子是一种在高原地区较简陋的居住方式，挖的方式比较简单：就是在地上挖个二米深，二十平方左右的长方形大坑。在上面横着担几根碗口粗的树干，再用芦苇把子并排码放整齐。上面铺上一层麦草，然后糊上厚厚的草泥，四周墙面也会抹一层草泥，风干后再刷一层白灰就成了。宿舍要小点，挖上十个平方也就可以了。从门到地面是一米多宽，四、五米长的斜上坡走道，有的还会在房顶中央开个小天窗，白天就可以不用开灯。屋顶还要用旧报纸糊一层顶棚，以防从房顶上面往下掉土。有时半夜醒来朝上一望，竟然从屋顶露缝中能清楚地看到天上闪闪烁烁的星星。好在那时盆地非常干旱，从来不怕漏雨，但几乎天天刮风，所以每天早晨，大家的脸上嘴里都是沙土。地窝子尽管简陋，但却是我们农场人初来乍到时的藏身之地，泽令沟人想起在地窝子度过的岁月，至今依然感觉那么亲切，仿佛昨天刚刚才搬出来。”
地窝子，冬暖夏凉，有很强的抗击恶劣的自然条件的能力，特别是抵御寒冷和风沙，但通风较差，生活在地窝子里虽然说不上舒服但也还凑合。在20世纪50、60年代的农场、生活条件差，物资十分匮乏，没有建房条件的时候。地窝子，在这个高寒，风沙大的盆地简直就是一个天才的发明。也是农场人给自己建造的家，更是他们充满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杰作。
地窝子的顶部与地面在一个水平面上，或仅略高于地面，覆盖在地窝子上面的泥土与大地一色，你若不是走到地窝子的跟前，你是很难发现这地下还有房屋。遇上下雪天，天地一色，四野茫茫，更是如此，外来人更是不好找。泽令沟的地窝子，相隔两、三米又会盖一间，一间一间、一排一排地不断延伸，分为场部办公区、宿舍区和家属区三大片。外来的人夜间很容易走上人家的房顶，被软乎乎的房顶今吓你一跳。老乡们放牧的牛、马、羊偶尔也会跑到地窝子顶上，泥土与芦苇把子承受不了他们的重量，踩穿房顶的事就时有发生。一个漆黑的深夜，一群来自老乡的“野牛”不知不觉的走上了一家地窝子的房顶，一条牛腿陷进房顶里。主人一看，从天而降的一条牛腿，真想一刀割下来享用一番。
那时，虽然住的是地窝子，点的是煤油灯，吃的是窝窝头，喝的是苦咸水，还很少有新鲜蔬菜，但老农场人没退却!没气馁!没埋怨!他们领着犯人战天斗地，艰苦奋斗。从地窝子，到干打垒，又到土坯房，最后农场职工又住上了红砖房。谁敢说德令哈今天的繁荣没有我们付出的一份辛劳。当然，犯人在改造自己的同时，也为盆地建设尽了力。社会在前进，时代在进步，祖国在昌盛，边疆在繁荣。但春、夏、秋、冬，年复一年，每到酷夏严冬，住过地窝子的人还是难免会想起那冬暖夏凉的地窝子。每当我想起地窝子，回忆起泽令沟人生活在地窝子里的情景，心中都会对那些他们献了青春献终生，献了终生献子孙的无私的情怀油然而生敬意。
可惜泽令沟农场早就没有了，……
就业人员
人犯了事，犯了罪是应该受到惩罚的，这是正理，一个人必须为他所犯下的罪过付出代价。一分罪过，一分惩戒。十分罪过，十分惩戒。这就叫“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是最最简单的和正确的道理。同样的道理，服刑期满就应该放人。翻开任何国家的法律，都可以看见有刑满释放这一条，刑满了就让他回归社会，在社会的邦助和监督下完成真正的回归。可在我们国家则不然，从1949年到1983年的卅多年中，我们实行的却是让刑满了的犯人，继续留在劳改单位，作为继续被控制、被利用的留场就业人员使用。
纵观我国留场法规的演变，从1954年的不放（要求罪犯刑满释放后多留一些在劳改单位就业、少放一些到社会就业的原则。）到1981年的刑满人员一律释放回捕前所在地。从这个法规本身的变化，也就是它从违法、违反人性的状况向合理合法的途径变化。也可以看出这个规定的荒诞和无理。
至于1964年开始执行 “四留”、“四不留”的留放政策：（“四留”是：改造不好的；无家可归又无业可就的；家在边境口岸以及靠近沿海沿边的县和大城市的尽量留； “四不留”是：改造好了的；家在农村（包括大城市郊区）；家中有特殊需要（如独生子女）和本人坚决不愿留场的；）事实上并未怎么执行，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正常的就业安置工作受到严重干扰，甚至对不符合条件的刑满人员实行强制留场，同时还在就业人员中实行划分“四种人”的政策（即“四类分子”，按家庭成分、原判罪行、现实表现等分别戴地、富、反、坏分子帽），统统划入了“牛鬼蛇神”系列。依旧是专政对象，政策规定一律由原劳改管教部门管理，规定凡被划分为地、富、反、坏分子的就业人员属于专政对象，不享有公民的政治权利。更有甚者，个别的是连工资也停了。
说劳改犯刑满留场是计划经济时代为解决刑满人员就业困难而采取的一项措施和政策，实在是一种托词。有的人家在农村，哪需就业。有的人垂垂老矣，他只想叶落归根，回到老家等死。一不要就业，二不会再犯事了，为什么要留下来呢。如试验站当时的赵宪绎就是六十多的老汉，哮喘吁吁，也是不准回山东的。至于说改造好了的就可
回去，这实实在在是一个没有标准的事。改造好了的标准是什么？改造好了的标准由谁说了算？
所以千万不要以为刑满就好了，就可以回归社会了。不是的，虽然你是服满了刑期，但政府并没有说你就改造好了，就可以放心的让你回到社会上去。因为政府知道监狱不一定会把人改造好，劳动只不过是改造的手段，效果如何，那可是因人而异的事。你的有期徒刑满了，但你的就业人员生涯可才刚刚开始。就业单位没有人看押，但还有队长，还有管教，还有年终总结，还有冬训，还是一群被管着的人，你和犯人一样的住大屋睡通坑（帶有家属的除外）。为了‘杀鸡骇猴’，让就业人员好好干活，冬训总结会经常同‘公审大会’连在一起开。找出几个典型，历数他们的反动言论罪、反动思想罪、‘不认罪’罪，或者反革命小集团罪、破坏生产罪后，判上个三年五载的刑期，来个二进宫。你还有什么可说，你只能在这苦寒荒凉的地方呆下去。你人生的意义也就是活着，活着就是劳动，劳动就等着收工。熬过了今天的收工，再熬明天的收工，如此而已。
农场也是一个社会，一个封闭的小社会。在任何一个社会里，都有社会分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在现在的社会里，最吃得开的是官员，是有钱的老总，是有能力、有技术、有知识的‘白骨精’
。而在劳改队里，在职工中，你最好是有一技之长，木工、泥瓦匠、养牛、赶车、医生……都行，没有技术，但年轻，有体力、能干活也可以。千万不要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小知识人。你干不动活，干不好活，那就只有受欺侮的份。在试验站我就见过一个姓韩的职工，是江苏人，有点小文化，老实又不会干活，所以经常受人欺，偷他的东西，干活给他分不好干的，比如说割麦子，就把石子或马剌（一种有刺的野草）多的地分给他割。他遭人整怕了，偷怕了，所以出工时他总会带上他的全部家当。胸前挂着马蹄闹钟，肩上斜挎两个装衣物的大包包，还有一个可以装一斤多东西的大塘瓷缸。衣服是襟襟吊吊，全身披挂。走起来‘手舞足蹈’。 走在这支破衣烂衫的饥饿队伍里，他是更显突兀。不知者觉得滑稽，知情者则倍感心酸。
吃饭用大缸缸，还是从当犯人时养成的习惯，为的是能装得下尽可能多的菜汤或稀粥。因为在六零年前后，在国人的心中，有饭吃就能活命，所以大家是将饭具看得如同生命般重要的。一个尽可能大的缸缸不仅实用，而且在精神上对于长期饥饿的肠胃实话是个慰藉。走在出工的路上，听吊在腰间的饭具叮当作响，可是美妙的很的交响曲。
在农场，优先考虑的还是生产，还是劳动力。所以每当犯人刑满释放时，中队、大队上报的意见都是留下来。《青海省志•劳动改造志》青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记载，青海省仅1978年留场就业的有48877人，为同年在押劳改人数的3.9倍。有这样铁打的营盘、铁打的兵，所以当年的劳改产业是十分地兴旺发达。另一面，大多数刑满后的人倒还愿意留在劳改单位。说来也是，犯人刑满后首先想到的是回家看看，回家一看之后，绝大多数的人都回来了。道理很简单，也很直接。因为当年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情况下，他们回去无异于自讨苦吃，有管制的要受管制，没有管制的要受歧视。何况民以食为天，回去后的生活来源在哪里？去挣那每天毛八分钱的工分，生产队还不要你。远不如回劳改单位，老鸦不说猪黑，彼此彼此，都是二劳改。何况在青海还有40多元钱的工资，回老家农村摆谈起来，羡慕的人还大有人在。
人犯了事，犯了罪是应该受到惩罚的，这是正理，一个人必须为他所犯下的罪过付出代价。一分罪过，一分惩戒。十分罪过，十分惩戒。这就叫“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是最最简单的和正确的道理。同样的道理，服刑期满就应该放人。翻开任何国家的法律，都可以看见有刑满释放这一条，刑满了就让他回归社会，在社会的邦助和监督下完成真正的回归。可在我们国家则不然，从1949年到1983年的卅多年中，我们实行的却是让刑满了的犯人，继续留在劳改单位，作为继续被控制、被利用的留场就业人员使用。
纵观我国留场法规的演变，从1954年的不放（要求罪犯刑满释放后多留一些在劳改单位就业、少放一些到社会就业的原则。）到1981年的刑满人员一律释放回捕前所在地。从这个法规本身的变化，也就是它从违法、违反人性的状况向合理合法的途径变化。也可以看出这个规定的荒诞和无理。
至于1964年开始执行 “四留”、“四不留”的留放政策：（“四留”是：改造不好的；无家可归又无业可就的；家在边境口岸以及靠近沿海沿边的县和大城市的尽量留； “四不留”是：改造好了的；家在农村（包括大城市郊区）；家中有特殊需要（如独生子女）和本人坚决不愿留场的；）事实上并未怎么执行，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正常的就业安置工作受到严重干扰，甚至对不符合条件的刑满人员实行强制留场，同时还在就业人员中实行划分“四种人”的政策（即“四类分子”，按家庭成分、原判罪行、现实表现等分别戴地、富、反、坏分子帽），统统划入了“牛鬼蛇神”系列。依旧是专政对象，政策规定一律由原劳改管教部门管理，规定凡被划分为地、富、反、坏分子的就业人员属于专政对象，不享有公民的政治权利。更有甚者，个别的是连工资也停了。
说劳改犯刑满留场是计划经济时代为解决刑满人员就业困难而采取的一项措施和政策，实在是一种托词。有的人家在农村，哪需就业。有的人垂垂老矣，他只想叶落归根，回到老家等死。一不要就业，二不会再犯事了，为什么要留下来呢。如试验站当时的赵宪绎就是六十多的老汉，哮喘吁吁，也是不准回山东的。至于说改造好了的就可
回去，这实实在在是一个没有标准的事。改造好了的标准是什么？改造好了的标准由谁说了算？
所以千万不要以为刑满就好了，就可以回归社会了。不是的，虽然你是服满了刑期，但政府并没有说你就改造好了，就可以放心的让你回到社会上去。因为政府知道监狱不一定会把人改造好，劳动只不过是改造的手段，效果如何，那可是因人而异的事。你的有期徒刑满了，但你的就业人员生涯可才刚刚开始。就业单位没有人看押，但还有队长，还有管教，还有年终总结，还有冬训，还是一群被管着的人，你和犯人一样的住大屋睡通坑（帶有家属的除外）。为了‘杀鸡骇猴’，让就业人员好好干活，冬训总结会经常同‘公审大会’连在一起开。找出几个典型，历数他们的反动言论罪、反动思想罪、‘不认罪’罪，或者反革命小集团罪、破坏生产罪后，判上个三年五载的刑期，来个二进宫。你还有什么可说，你只能在这苦寒荒凉的地方呆下去。你人生的意义也就是活着，活着就是劳动，劳动就等着收工。熬过了今天的收工，再熬明天的收工，如此而已。
农场也是一个社会，一个封闭的小社会。在任何一个社会里，都有社会分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在现在的社会里，最吃得开的是官员，是有钱的老总，是有能力、有技术、有知识的‘白骨精’
。而在劳改队里，在职工中，你最好是有一技之长，木工、泥瓦匠、养牛、赶车、医生……都行，没有技术，但年轻，有体力、能干活也可以。千万不要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小知识人。你干不动活，干不好活，那就只有受欺侮的份。在试验站我就见过一个姓韩的职工，是江苏人，有点小文化，老实又不会干活，所以经常受人欺，偷他的东西，干活给他分不好干的，比如说割麦子，就把石子或马剌（一种有刺的野草）多的地分给他割。他遭人整怕了，偷怕了，所以出工时他总会带上他的全部家当。胸前挂着马蹄闹钟，肩上斜挎两个装衣物的大包包，还有一个可以装一斤多东西的大塘瓷缸。衣服是襟襟吊吊，全身披挂。走起来‘手舞足蹈’。 走在这支破衣烂衫的饥饿队伍里，他是更显突兀。不知者觉得滑稽，知情者则倍感心酸。
吃饭用大缸缸，还是从当犯人时养成的习惯，为的是能装得下尽可能多的菜汤或稀粥。因为在六零年前后，在国人的心中，有饭吃就能活命，所以大家是将饭具看得如同生命般重要的。一个尽可能大的缸缸不仅实用，而且在精神上对于长期饥饿的肠胃实话是个慰藉。走在出工的路上，听吊在腰间的饭具叮当作响，可是美妙的很的交响曲。
在农场，优先考虑的还是生产，还是劳动力。所以每当犯人刑满释放时，中队、大队上报的意见都是留下来。《青海省志•劳动改造志》青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记载，青海省仅1978年留场就业的有48877人，为同年在押劳改人数的3.9倍。有这样铁打的营盘、铁打的兵，所以当年的劳改产业是十分地兴旺发达。另一面，大多数刑满后的人倒还愿意留在劳改单位。说来也是，犯人刑满后首先想到的是回家看看，回家一看之后，绝大多数的人都回来了。道理很简单，也很直接。因为当年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情况下，他们回去无异于自讨苦吃，有管制的要受管制，没有管制的要受歧视。何况民以食为天，回去后的生活来源在哪里？去挣那每天毛八分钱的工分，生产队还不要你。远不如回劳改单位，老鸦不说猪黑，彼此彼此，都是二劳改。何况在青海还有40多元钱的工资，回老家农村摆谈起来，羡慕的人还大有人在。
复cuiym2002：
泽令沟1965年前是地窝子，李汝泌时代的64年才开始修平房。我去的时候是1963年春天，特此说明。谢谢关注。
泽令沟1965年前是地窝子，李汝泌时代的64年才开始修平房。我去的时候是1963年春天，特此说明。谢谢关注。
打康生耳光的老红军 陈复生
在德令哈农场，陈复生经理确实是个传奇人物，都听说过他三次不死的传说。
1959年冬，我到德令哈农场就是由他爱人沈桂明带领，坐了三天的汔车才到达德令哈联合企业公司的所在地巴音河（现在德令哈市的河西）。到达时已是下半夜，只见他来接家里人，但并无印象。后来在场部见到他，又听大家传颂他的故事，才对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当时是德令哈联合企业公司付总经理，德令哈农场付场长，分管工付业，年产值很高的沙柳泉矿厂就是在他的手上建起来的。可惜我是搞农业的，无缘和他交往，只在大会上和他下来时见过。
陈复生。他是为新中国建立立下大功的我军高级将领，但却因为给了顶头上司康生一个大嘴巴，使得自己一生三次被开除党籍和投入监牢，直到八十年代才得以平反昭雪。如果没有这些坎坷，陈复生应该至少是个高级将领。
陈复生经理原名陈湖生，生于1911年，1926年参加革命，1931年2月入党，曾任工人纠察队员，县独立营连长，红军排长、连长、营长。1932年党中央决定在红军中建立专门从事防奸保卫工作的各级领导机关——保卫局和特派员。红三军团保卫局第一任局长由三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长张纯清同志兼任。建立之初，保卫局还没有公开，工作人员也很少。陈复生是张纯清局长选调的第一名干部，任侦察科长，但对外的名义是管理科长。
1934年1月，陈被调到五师 13团任特派员，3个月后任五师特派员。红军队伍中保卫系统的干部和战士，戴红布镶边、绿布作底的领章。所以叫戴绿领章的红军，特派员的权利非常大，在特殊情况下可以逮捕同级军政领导。陈湖生就曾逮捕枪毙了一个逃跑的师参谋长。
陈曾因直接参加战斗三次负伤。第一次是1931年5月间与敌28师公秉藩部队作战时一颗子弹打入了他的右肩，至今子弹仍嵌在骨头里没有取出来。第二次是第三次反围剿时，一颗子弹又打进了他的右腿……
1938年3月间在陕甘宁边区政府保安处。周兴任处长，陈湖生担任保卫处侦察部部长，后任执行部部长时。在一次审讯托派山西分委书记、晋军高级军官、特务张醒时，张醒交待，康生是他们的人。康生是他1930年在上海让国民党给逮住了，捕后他就参加了托派。张醒的话使陈愕然，但还是半信半疑。按组织原则，他立即向他的顶头上司西北保卫局局长周兴做了汇报，不想周兴却全盘告诉了康生本人。突然，张醒就被秘密处决了，至于什么时间，由谁处决的，别说陈不知道，别人也一无所知。后来阎锡山还专门来电向保安处要张醒这个人，复电是：延安无此人。 不想从此恶运缠身，多次被整，而且差点被康生杀掉。
1938年7月28日，审完张醒案件一个月后，康生突然来到保安处，亲自找陈湖生、黄赤坡、汪孝忠，要他们向他汇报工作。这是陈湖生第一次见到康生。叫他交待小集团和贩卖大煙问题。贩大煙的事确实有，那是保卫局为搞经费而叫下面的人幹的，周兴也知道。本来就和陈没有关系，是康生为整他而栽给他的。他当然不服，就和康生顶撞起来。……，陈湖生到底年轻，控制不住怒火，身不由己地把胳膊抬起来，去扇他的嘴巴，康生往后一躲没打着，险些把桌子掀翻。
陈被关押一个月后，康生就决定暗杀陈湖生，这事被同情他的人透露出来。
陈向彭德怀、腾代远和罗瑞卿递交了3封申诉和求救信。罗瑞卿（时任中央军委参谋长）马上回信，在几个老首长的直接干预下，陈湖生的性命保住了。但是“死罪饶过，活罪不免”，康生和亲信××又把陈湖生从延安公安局提出来，送到清凉山高等法院寄押，吩咐不许任何人接见，不许任何人找他谈话、取证，他是“叛党罪人”，任何语言都不可信，这是康生为了有意封住他的口，以掩盖自己的罪恶历史。
直到1944年6月4日，在陈被捕6年11个月后，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雷经天同志实在气不过，终于找陈谈话，这时陈已在监狱关押了七年，第一次有人代表组织找他谈话
1945年6月5日，他将自己名字陈湖生改成陈复生，意味这是他死里逃生。 第二次的事和农场无关，我就不说了。
1957年，陈复生被任命为德令哈农场总场第一副场长。1958年，德令哈地区成立联合企业公司（包括农场在内），陈任副经理。1959年陈复生又重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农场时，陈经理还兼过五大队大队长，让五大队在1958年获得粮食大丰收，从亏损变为盈利，成为全省劳改系统的先进单位。
听说61年他到上海出差，上海市公安局局长黄赤波还车前车后的接待他，因为在苏区时黄曾是他讥的手下。
1962年秋天，陈复生又被卷入张贵德反革命集团的政治旋涡中，因为一具鹿茸被诬为贪污而被撤职和开除了党籍，63年53岁的陈复生又被强迫退休。其实这具鹿茸已经上缴到农场医院并打了收条。直到文革之后，经胡跃邦亲自写信才得以完全平反。平反后，人虽老，但老人仍继续在北京街道办邦邦忙
残酷的真实表明：生活不是乌托邦，这都是命运捉弄，造化不由人。是非功过让后人借鉴吧。
注：部份资料引自陈复生，一个老红军的传奇故事
在德令哈农场，陈复生经理确实是个传奇人物，都听说过他三次不死的传说。
1959年冬，我到德令哈农场就是由他爱人沈桂明带领，坐了三天的汔车才到达德令哈联合企业公司的所在地巴音河（现在德令哈市的河西）。到达时已是下半夜，只见他来接家里人，但并无印象。后来在场部见到他，又听大家传颂他的故事，才对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当时是德令哈联合企业公司付总经理，德令哈农场付场长，分管工付业，年产值很高的沙柳泉矿厂就是在他的手上建起来的。可惜我是搞农业的，无缘和他交往，只在大会上和他下来时见过。
陈复生。他是为新中国建立立下大功的我军高级将领，但却因为给了顶头上司康生一个大嘴巴，使得自己一生三次被开除党籍和投入监牢，直到八十年代才得以平反昭雪。如果没有这些坎坷，陈复生应该至少是个高级将领。
陈复生经理原名陈湖生，生于1911年，1926年参加革命，1931年2月入党，曾任工人纠察队员，县独立营连长，红军排长、连长、营长。1932年党中央决定在红军中建立专门从事防奸保卫工作的各级领导机关——保卫局和特派员。红三军团保卫局第一任局长由三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长张纯清同志兼任。建立之初，保卫局还没有公开，工作人员也很少。陈复生是张纯清局长选调的第一名干部，任侦察科长，但对外的名义是管理科长。
1934年1月，陈被调到五师 13团任特派员，3个月后任五师特派员。红军队伍中保卫系统的干部和战士，戴红布镶边、绿布作底的领章。所以叫戴绿领章的红军，特派员的权利非常大，在特殊情况下可以逮捕同级军政领导。陈湖生就曾逮捕枪毙了一个逃跑的师参谋长。
陈曾因直接参加战斗三次负伤。第一次是1931年5月间与敌28师公秉藩部队作战时一颗子弹打入了他的右肩，至今子弹仍嵌在骨头里没有取出来。第二次是第三次反围剿时，一颗子弹又打进了他的右腿……
1938年3月间在陕甘宁边区政府保安处。周兴任处长，陈湖生担任保卫处侦察部部长，后任执行部部长时。在一次审讯托派山西分委书记、晋军高级军官、特务张醒时，张醒交待，康生是他们的人。康生是他1930年在上海让国民党给逮住了，捕后他就参加了托派。张醒的话使陈愕然，但还是半信半疑。按组织原则，他立即向他的顶头上司西北保卫局局长周兴做了汇报，不想周兴却全盘告诉了康生本人。突然，张醒就被秘密处决了，至于什么时间，由谁处决的，别说陈不知道，别人也一无所知。后来阎锡山还专门来电向保安处要张醒这个人，复电是：延安无此人。 不想从此恶运缠身，多次被整，而且差点被康生杀掉。
1938年7月28日，审完张醒案件一个月后，康生突然来到保安处，亲自找陈湖生、黄赤坡、汪孝忠，要他们向他汇报工作。这是陈湖生第一次见到康生。叫他交待小集团和贩卖大煙问题。贩大煙的事确实有，那是保卫局为搞经费而叫下面的人幹的，周兴也知道。本来就和陈没有关系，是康生为整他而栽给他的。他当然不服，就和康生顶撞起来。……，陈湖生到底年轻，控制不住怒火，身不由己地把胳膊抬起来，去扇他的嘴巴，康生往后一躲没打着，险些把桌子掀翻。
陈被关押一个月后，康生就决定暗杀陈湖生，这事被同情他的人透露出来。
陈向彭德怀、腾代远和罗瑞卿递交了3封申诉和求救信。罗瑞卿（时任中央军委参谋长）马上回信，在几个老首长的直接干预下，陈湖生的性命保住了。但是“死罪饶过，活罪不免”，康生和亲信××又把陈湖生从延安公安局提出来，送到清凉山高等法院寄押，吩咐不许任何人接见，不许任何人找他谈话、取证，他是“叛党罪人”，任何语言都不可信，这是康生为了有意封住他的口，以掩盖自己的罪恶历史。
直到1944年6月4日，在陈被捕6年11个月后，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雷经天同志实在气不过，终于找陈谈话，这时陈已在监狱关押了七年，第一次有人代表组织找他谈话
1945年6月5日，他将自己名字陈湖生改成陈复生，意味这是他死里逃生。 第二次的事和农场无关，我就不说了。
1957年，陈复生被任命为德令哈农场总场第一副场长。1958年，德令哈地区成立联合企业公司（包括农场在内），陈任副经理。1959年陈复生又重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农场时，陈经理还兼过五大队大队长，让五大队在1958年获得粮食大丰收，从亏损变为盈利，成为全省劳改系统的先进单位。
听说61年他到上海出差，上海市公安局局长黄赤波还车前车后的接待他，因为在苏区时黄曾是他讥的手下。
1962年秋天，陈复生又被卷入张贵德反革命集团的政治旋涡中，因为一具鹿茸被诬为贪污而被撤职和开除了党籍，63年53岁的陈复生又被强迫退休。其实这具鹿茸已经上缴到农场医院并打了收条。直到文革之后，经胡跃邦亲自写信才得以完全平反。平反后，人虽老，但老人仍继续在北京街道办邦邦忙
残酷的真实表明：生活不是乌托邦，这都是命运捉弄，造化不由人。是非功过让后人借鉴吧。
注：部份资料引自陈复生，一个老红军的传奇故事
李汝泌和6300万斤
李汝泌山东金乡人，在延安时就从事劳改管理，也是隨犯人调动来到青海的。1963年来农场当场长，行政14級。他原来不搞农业，但决心在农场扎下根来干。所以在同时从西宁来的三个场級领导中，只有他是举家来到农场。而书记李再中和付场长杨凤鸣则都把家留在西宁。他工作勤勤恳恳，成天都朴在生产上，在我的印象中他从无星期日的慨念，天天都在干。他爱深入基层，深入田间地头，还善于思考。推广新品种，推广油枯拌种，钢板轱辘圧场等都是他倡导支持的。他讲究工作方法，善于听取意见，尕海灌渠的瓷砖输水就是在他的关切和指挥下才搞成功的。瓷砖输水流得快，不渗漏，是解决荒漠地上水渠渗漏大的重大突破。他的努力，他的苦干实干精神是无声的感召，影响着全场人，大家都团结一心的抓生产。生产工作得以迅速的发展。
1966年是农场的大丰收之年，全场当年总产粮食6300万斤，是建场12年来产量最高的一年，比起大跃进的1958年的4000多万斤也高出了许多。平均产量近400斤，大面积如此，在当时确实是比较高的产量。能获得如此高产，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得益于平静的政治环境，这几年没有搞运动，没有干扰，大家可以一心一意的搞生产。二是农场班子稳定，“夺权”之后形成了一个相对精干，能力强的分场、大队班子。戈壁分场是齐汉弟；泽令沟分场是谭元佩、张效英；怀头他拉分场是申世荣、许振洪；一大队大队长是孔祥友，生产干事是白彦纯；二大队大队长是汤美，郑囯良生产干事戚均俊；三大队大队长是刘籍田，生产干事是时克，刘风林；四大队大队长是庞庆元，生产干事是吴樟中；五大队大队长是刘先，生产干事是叶企杰；六大队大队长是李虎生，生产干事是郭立行；七大队（后扩建为尕海分场）大队长是陈俊荣，生产干事孟瑞荣。电厂是原兰芳，机务队是何德兴，加工厂是李珍，基建工程大队是杨跃彬，煤矿是曾旭等等。这些人都有丰富的农业生产经验，是搞生产的好手。在这几年抓生产的工作中，生产科和各单位的关系都特别好，我和各大队的生产干事，都成了好朋友。
第三是充分发挥和利用了农业技术人员、生产人员的作用。从1963年起，农场掀起了一场深耕，增施有机肥料，改良平整土地的建设基本农田运动，为丰收、为高产奠定了坚实的土地条件。同时还推广了新品种阿勃，狠抓积肥、化学除草，化肥拌种等等。在此基礎之上，生产科还在总结建场十来年的生产经验的基礎上，认真推广了一整套高产栽培技术措施。其中包括：细緻平整土地，适时灌冬水；早春浅耙顶凌播种；适当密植，确保全苗；蹲苗技术；水肥齐上保株保穗，保粒数，攻灌浆保粒重等高产技术措施。实践证明，只要严格按自然规律办事，充分利用柴达木地区日照长、昼夜温差大，灌浆强度高的优势，在保全苗之后，水肥齐功，盆地的春小麦是可以获得大面积高产的。当然，1966年的丈丰收是李汝泌经理带领全场人（也有三类人员）艰苦实干、努力工作的成果。至于生产科的我们，功劳虽然谈不上，但苦劳总是有的。
农场是一个规划得很好的国营农场，大面积的麦田平平整整，东方红拖拉拉机可以方便地进行翻耕耙耱和播种。条田有利于机器耕作，条田也方便了田间管哩。条田也给人以美，笔直的农田伴着道路和灌渠在田野上伸展，拖垃机在田野上奔忙，渠内水波清粼，田里麦苗青青。这片锦绣之地，似乎是在向人展示着一种现代化农业的生产经营之道，机械化的劳改农场就是一个先进样板。这是农户或农村目前还不能达到的。劳改犯们成年累月地在这里劳动，似乎说明无产阶级专政将劳动力当作工具来管理，是好的经验。你想啊，劳改犯的劳动成本当然最低，效率是当然的最高。所以说，农場的大丰收，也有他们的汗水，也是他们的改造成果。
6300万斤是农场粮食产量最高的一年。此后，由于文革的冲击，总经理李汝泌和杜唐禄相继靠边，牛司令，赵子汉等各路英雄的粉墨登场，农场开始走下坡路。总产量是一降再降，从6300万斤降到4000多，3000多万斤而再也没有上去。事在人为，人不为或无法可为时，事也就不可为了。
李汝泌山东金乡人，在延安时就从事劳改管理，也是隨犯人调动来到青海的。1963年来农场当场长，行政14級。他原来不搞农业，但决心在农场扎下根来干。所以在同时从西宁来的三个场級领导中，只有他是举家来到农场。而书记李再中和付场长杨凤鸣则都把家留在西宁。他工作勤勤恳恳，成天都朴在生产上，在我的印象中他从无星期日的慨念，天天都在干。他爱深入基层，深入田间地头，还善于思考。推广新品种，推广油枯拌种，钢板轱辘圧场等都是他倡导支持的。他讲究工作方法，善于听取意见，尕海灌渠的瓷砖输水就是在他的关切和指挥下才搞成功的。瓷砖输水流得快，不渗漏，是解决荒漠地上水渠渗漏大的重大突破。他的努力，他的苦干实干精神是无声的感召，影响着全场人，大家都团结一心的抓生产。生产工作得以迅速的发展。
1966年是农场的大丰收之年，全场当年总产粮食6300万斤，是建场12年来产量最高的一年，比起大跃进的1958年的4000多万斤也高出了许多。平均产量近400斤，大面积如此，在当时确实是比较高的产量。能获得如此高产，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得益于平静的政治环境，这几年没有搞运动，没有干扰，大家可以一心一意的搞生产。二是农场班子稳定，“夺权”之后形成了一个相对精干，能力强的分场、大队班子。戈壁分场是齐汉弟；泽令沟分场是谭元佩、张效英；怀头他拉分场是申世荣、许振洪；一大队大队长是孔祥友，生产干事是白彦纯；二大队大队长是汤美，郑囯良生产干事戚均俊；三大队大队长是刘籍田，生产干事是时克，刘风林；四大队大队长是庞庆元，生产干事是吴樟中；五大队大队长是刘先，生产干事是叶企杰；六大队大队长是李虎生，生产干事是郭立行；七大队（后扩建为尕海分场）大队长是陈俊荣，生产干事孟瑞荣。电厂是原兰芳，机务队是何德兴，加工厂是李珍，基建工程大队是杨跃彬，煤矿是曾旭等等。这些人都有丰富的农业生产经验，是搞生产的好手。在这几年抓生产的工作中，生产科和各单位的关系都特别好，我和各大队的生产干事，都成了好朋友。
第三是充分发挥和利用了农业技术人员、生产人员的作用。从1963年起，农场掀起了一场深耕，增施有机肥料，改良平整土地的建设基本农田运动，为丰收、为高产奠定了坚实的土地条件。同时还推广了新品种阿勃，狠抓积肥、化学除草，化肥拌种等等。在此基礎之上，生产科还在总结建场十来年的生产经验的基礎上，认真推广了一整套高产栽培技术措施。其中包括：细緻平整土地，适时灌冬水；早春浅耙顶凌播种；适当密植，确保全苗；蹲苗技术；水肥齐上保株保穗，保粒数，攻灌浆保粒重等高产技术措施。实践证明，只要严格按自然规律办事，充分利用柴达木地区日照长、昼夜温差大，灌浆强度高的优势，在保全苗之后，水肥齐功，盆地的春小麦是可以获得大面积高产的。当然，1966年的丈丰收是李汝泌经理带领全场人（也有三类人员）艰苦实干、努力工作的成果。至于生产科的我们，功劳虽然谈不上，但苦劳总是有的。
农场是一个规划得很好的国营农场，大面积的麦田平平整整，东方红拖拉拉机可以方便地进行翻耕耙耱和播种。条田有利于机器耕作，条田也方便了田间管哩。条田也给人以美，笔直的农田伴着道路和灌渠在田野上伸展，拖垃机在田野上奔忙，渠内水波清粼，田里麦苗青青。这片锦绣之地，似乎是在向人展示着一种现代化农业的生产经营之道，机械化的劳改农场就是一个先进样板。这是农户或农村目前还不能达到的。劳改犯们成年累月地在这里劳动，似乎说明无产阶级专政将劳动力当作工具来管理，是好的经验。你想啊，劳改犯的劳动成本当然最低，效率是当然的最高。所以说，农場的大丰收，也有他们的汗水，也是他们的改造成果。
6300万斤是农场粮食产量最高的一年。此后，由于文革的冲击，总经理李汝泌和杜唐禄相继靠边，牛司令，赵子汉等各路英雄的粉墨登场，农场开始走下坡路。总产量是一降再降，从6300万斤降到4000多，3000多万斤而再也没有上去。事在人为，人不为或无法可为时，事也就不可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