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劳改农场的二十年
劳 改 局
西农分配到青海的共11人。园艺系3个，农学系有宋泉光、刘仲玉、刘文厚、颜其俊、陈本善5个，蚕桑系杨开荣等。我和刘仲玉分在劳改局，进而分配在德令哈农场。陈本善分在贵南马场。杨开荣受不了青海生活，60年自动离职，回老家重新找了工作。宋泉光、颜其俊、刘文厚在农牧厅，俞纯清在省农林科学研究院，宋明高在农牧学院。
西宁11月初的气候，已经十分地冷了，我们这些从四川来的人很不适应。住在招待所里，火也生不燃，只能和寒冷硬抗，别人衣服多还可以，我把所有厚点的衣裳全部穿上还是冷。可怜的我，只想尽快地走到工作的单位。
去劳改局（公安厅劳改工作管理局）报到，说是还要分到柴达木盆地的德令哈农场，我的心凉了半截。想到自己的身份和处境，也只能接受，艰苦也好，到艰苦地方锻炼和改造，在工作中好好努力，处境总会慢慢地改善吧。再看看和我一齐分到德令哈农场的刘仲玉，她的爱人赖先齐在西宁的青海农牧学院当老师，她就是冲他才来青海的，可是组织部、劳改局全都不管，冷血地把她也分到柴达木。他们都是学校出色的运动员，赖先齐是排球队队长，刘仲玉是女子兰球队队长，是在运动中结下的情谊。刘仲玉在学校很出名，她们女兰是重庆高校冠军，我们班的李效静、宋琪和农学的杨水蓉都是她的队员。李效静和她还是高中同学，她常到我们班玩，所以我早就认识她。有她一齐到德令哈农场，我的心里觉得稍稍宽慰，想到总还有一个人可以说说话。
劳改局是公安系统的，在公安部叫11局。主要是管理劳改犯人劳动改造的“专政”单位。工业方面有十几个，全集中在西宁的南滩。有皮毛被服厂、青沪机床厂（上海犯人）、皮革厂、皮鞋厂、砖瓦厂、劳改局医院、仓库等。农业则有盆地的德令哈农场、格尔木农场、香日德农场、诺木洪农场、哇玉香卡农场、查查香卡农场。海北的浩门农场、青海湖农场。海南的巴仓农场、曲沟农场、塘格木农场、吴堡湾农场。甘都农场是搞果树的关押重刑犯的省监狱。
1957年，青海省监狱系统的农业耕地面积占全省国营农场总面积的98%；工业产值占全省工业总产值的52%。而当时劳改农场总数只有xx个，耕地面积仅为30万亩。
随后，青海的劳改农场曾经增加到xx个，耕地382万亩；创建劳改工矿企业xx个！有资料统计，全省农业耕地面积的23%为监狱农场开垦。部分监狱农场曾被称为青海省的“粮仓”和“粮油生产基地”。在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的20余年时间里，监狱系统每年向国家交售的“爱国粮”，占全省统购粮的五分之一至四分之一。仅德令哈农场都要交1000到2000万斤。
青海原来的可称“著名”的地方，能让一些人记住的话，那就是 “偏僻和荒凉”，是“犯人流放的地方”。 在一个时期里，青海的在押犯人数曾占当时全国在押犯总数的25%。人们在一个时期的影视剧描写中可以看到，凡主人公曾经劳改、劳教过的，几乎无例外地都有曾在青海服刑的经历，青海，几乎就成了“监狱”的代名词。提起青海，真让人不寒而慄，感慨万千！人们的印象应当说没错。青海，确实有过那段令人难忘的历史。至今的上海，一提到青海，老上海人马上就会换来关注的眼光，眼光里透着一丝惊异和亲密，眼光之中渗着复杂的人类情感。有一个笑话说，当时上海和江、浙一带的老百姓，在哄吓孩子时，总是用：“再闹，再闹就送你到青海！”，这也许就是历史给予青海的重责吧。虽然这些监狱随着历史的进程，慢慢地消失了，但那些曾经生活战斗过的人，甚至被“改造好”了的人，也留下了他们的自豪和感慨：“……在青海的岁月，让他们感到了生命和生存的可贵，在那里，人们一同与自然进行搏斗，一同品尝收获的喜悦。对于人来说，生命的意义在这里被丰富、被延伸了。即使我们早已离开，我们又开始了新的生命旅程……我们仍然热爱这片土地，也热爱这片土地上的人，我也曾因被称为青海人而深感自豪！”在这里我应当补充一点的是，我也在历史的要求下，在西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顽强地和更深地领悟了责任和成熟
在劳改局报到后给我们开了个条子，叫我们上南滩去领装备，说是只有进盆地的人才有。劳改局在南大街，门口的南北饭店在当时还是很气派，我们向南翻过破城墙的豁口，又走了好久好久才走到装备科领了装备。拿到一看，发的装备实在可怜，数量少，质量差。仅老羊皮大衣一件、毡靴一双（黑毛，很薄）、单人薄毛毡一床。不过，大衣很实惠，拿到我们就穿在身上了，很暖和，解决了我挨冷受冻的问题。到德令哈农场驻西宁办事处报到时，有人笑我们说：“臭烘烘的，你们四川人也不怕？”我们没办法，只好将就。德令哈农场驻西宁办事处在南关街口上，对面就是长途客运站，进城上街都很方便。办事处是一个平房小院，有很大的院坝，可以同时停放10多辆大卡车。住宿在临街的平房里，大开间，一个屋耍驻6----8人。办事处主任苏鸿俊，会计顾乃斌、张连钰都是好人，对人还算可以。苏主任安排我们住下时说：“过两天就有车回农场，你们就跟车到总场去。这两天就休息逛街。”那时西宁很小、很破烂，城门虽然没有了，四周都还有城墙的残垣断墙。象南门就是城门变成的豁豁。大街都是平房，屈指可数的楼房也就只有省委、省府、几个厅局、湟光、南北饭店、西宁宾馆几处，也不过三层而已。
青 藏 公 路
“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怨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嗽嗽。”（唐•杜甫）青藏公路是以年轻战士的生命做里程碑而向西藏延伸的。青藏公路二千多公里，那么为修这条公路就有二千名年轻战士为之付出了生命。
西宁做为青藏公路的起点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有谁能说清西宁从二千多年前走到今天每前行一“步”又有多少生命作“里程碑”呢？我进盆地，就要走青藏公路，到茶卡后再转茶茫（茫崖）公路到德令哈。
从西宁到德令哈512公里，当时还只有公路。我进盆地，就要走青藏公路，到茶卡后再转茶茫（茫崖）公路到德令哈。要经过湟源、日月山、倒淌河、青海湖、橡皮山、荼卡、茶汉诺、希里沟、和德生、野马滩这些地方。在农场的廿一年中，我进出几十次，所以对这些地方是十分地熟悉，只不过每一次的心境不同而已。第一次去德令哈，是包运输公司的轿子车，反正跑不起来，一走走了三天，放在现在，一天就可以跑到，还两头不见黑。更不要说还有火车了。
日月山南北朝至唐代时叫做赤岭，是北魏和吐谷浑、唐和吐蕃的界山，因山顶砂土赤红而得名。它属于拉脊山脉西端，北起青海湖东部的耳海，南接湟中群加，绵延数十里。日月山是青海东部外流河与内陆河的分水岭，也是青海东部农业区和牧业区的自然分界线。这里山峦起伏，峰岭高耸，气候寒冷，雨水充沛，水草丰美。山麓两边景色迥然不同：山麓西边是广袤苍茫，牧草丰茂，牛羊成群的大草原；山麓东边是村落点点，梯田阡陌，麦浪滚滚的农区。每年六至九月，山坡之上绿草如茵，野花灿烂，帐篷点点，景色十分可人。我第一次经过这里，时值初冬，又近傍晚。我的心境凄凉，离乡别境的情怀，发配充军的苦涩使人悲从中来，让人产生了“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的感慨“！
日月山口的南北各有1个乳峰，其形状似太阳和月亮。藏语叫日月山为“尼玛达哇”，蒙古语称“纳喇萨喇”，都是太阳和月亮的意思。
日月山，地处要塞，形势险峻，战略位置重要。很早以来，它就是祖国内地通往西南边陲的交通要道，也是汉藏人民友好往来，互市贸易的纽带。早在汉代，日月山已成为我国“丝绸辅道”的一大驿站。唐代时，日月山更是唐蕃古道的必经之路。
公元641年正月，文成公主远赴西藏联姻，沿途留下了很多美好的传说和史迹，千古流传，至今藏族人民仍然称公主为“阿姐甲莎”，意思是汉族姐姐。当公主登上日月山山顶，举目环顾时，但见山麓两边竟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一边是雨打芳草萋萋，一边是雪压枯草凄凄；一边是烟雨飘摇枝新，一边是玉鳞纷飞草叶枯，甚至连这里的日月，也没有家乡那样明亮、温暖，不禁心潮起伏，愁思万缕，潸然泪下。唐太宗听说公主怀乡思亲，不肯西进，为了替女儿解愁，特意铸造了一面日月如意宝镜送上此山，说是如果公主想家，打开宝镜，可以从中看到家乡父母、故里山河。护送的吐蕃大相怕公主见到亲人，思故不进，便暗中将日月宝镜换成了石刻日月镜。公主拿起镜子来看，怎么也看不到长安城里的父母，以为是父皇薄情而在有意欺骗她。公主潸然泪下，泪水流成了倒淌河，由东向西汇人碧波万顷的青海湖。一气之下，将石刻日月镜抛在一边，毅然西进。后来人们便把赤岭改名为日月山。
倒淌河发源于日月山西麓的察汗草原，自西向东流经40多公里后注入青海湖的耳海。倒淌河是注入青海湖水量最小的一支，倒淌河由于河水向西流淌以及文成公主的传说而名扬四海。倒淌河镇是青藏公路和青康公路的交汇处，是西宁通往海西、西藏、玉树、果洛、海南等的必经之地，属共和县。进盆地的第一夜我们就住在国营倒淌河旅社，十几个人的大通间，一个不死不活不热不冷的土火炉，只发给二个煤饼。被褥是绝对的不干净，还有虱子什么的，大家都是把被褥拿开，和衣而卧地或坐或睡在光炕上。不到半夜，煤饼就烧完了。几个长走这条路的人叫上我一起去拿煤饼，服务员发现吼起来，大吵一阵后悻悻地回到房里。青海湖边的冬夜好冷呵，但也只能在寒夜里挨到天明。
离开倒淌河不久，就看见青海湖了。青海湖，是我国第一大内陆湖泊，也是我国最大的咸水湖。它浩瀚缥缈，波澜壮阔，是大自然赐与青海高原的一面巨大的宝镜。
青海湖，古代称为“西海”，又称“鲜水”或“鲜海”。藏语叫做“错温波”，意思是“青色的湖”；蒙古语称它为“库库诺尔”，即“蓝色的海洋”。由于青海湖一带早先属于卑禾族的牧地，所以又叫“卑禾羌海”，汉代也有人称它为“仙海”。从北魏起才更名为“青海”。
青海湖面积达4456平方公里，环湖周长360多公里，比著名的太湖大一倍还要多。湖面东西长，南北窄，略呈椭圆形。乍看上去，象一片肥大的白杨树叶。青海湖水平均深约19米多，最大水深为28米，蓄水量达1050亿立方米，湖面海拔为3260米。由于这里地势高，气候十分凉爽。即使是烈日炎炎的盛夏，日平均气温也只有15℃左右，是理想的避暑消夏的胜地。
青海湖地处青海高原的东北部，这里地域辽阔，草原广袤，河流众多，水草丰美，环境幽静。湖的四周被四座巍巍高山所环抱：北面是崇宏壮丽的大通山，东面是巍峨雄伟的日月山，南面是逶迤绵绵的青海南山，西面是峥嵘嵯峨的橡皮山。这四座大山海拔都在3600米至5000米之间。举目环顾，犹如四幅高高的天然屏障，将青海湖紧紧环抱其中。从山下到湖畔，则是广袤平坦、苍茫无际的千里草原，而烟波浩淼、碧波连天的青海湖，就象是一盏巨大的翡翠玉盘平嵌在高山、草原之间，构成了一幅山、湖、草原相映成趣的壮美风光和绮丽景色。
青海湖的不同的季节里，景色迥然不同。夏秋季节，当四周巍巍的群山和西岸辽阔的草原披上绿装的时候，青海湖畔山青水秀，天高气爽，景色十分绮丽。辽阔起伏的千里草原就象是铺上一层厚厚的绿色的绒毯，那五彩缤纷的野花，把绿色的绒毯点缀的如锦似缎，数不尽的牛羊和膘肥体壮的驄马犹如五彩斑驳的珍珠洒满草原；湖畔大片整齐如画的农田麦浪翻滚，菜花泛金，芳香四溢；那碧波万顷，水天一色的青海湖，好似一泓玻璃琼浆在轻轻荡漾。而寒冷的冬季，当寒流到来的时候，四周群山和草原变得一片枯黄，有时还要披上一层厚厚的银装。每年11月份，青海湖便开始结冰，浩瀚碧澄的湖面，冰封玉砌，银装素裹，就象一面巨大的宝镜，在阳光下熠熠闪亮，终日放射着夺目的光辉。
青海湖以盛产湟鱼而闻名，鱼类资源十分丰富。很值得提及的是，这里产的冰鱼较为著名。每到冰季，青海湖冰封后，人们在冰面钻孔捕鱼，水下的鱼儿，在阳光或灯光的诱惑下便自动跳出冰孔，捕而烹食味道鲜美。
青海湖中的海心山和鸟岛都是游览胜地。海心山又称龙驹岛，面积约1平方公里。岛上岩石嶙峋，景色旖旎，自古以产龙驹而闻名。著名的鸟岛位于青海湖西部，在流注湖内的第一大河布哈河附近，它的面积只有0。5平方公里，春夏季节却栖息着10万多只候鸟。
青海湖岸边有辽阔的天然牧场，有肥沃的大片良田，有丰富的矿产资源。这里冬季多雪，夏秋多雨，水源充足，雨量充沛，对发展畜牧业和农业有着良好的条件。早在遥远的古代，这里就是马、牛、羊等牲畜的重要产地。青海湖一带所产的马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很出名，当时被称为“秦马”。古代名著《诗经》曾描写过“秦马”的雄壮和善驰。以后，隋唐时代，这里产的马经过与“乌孙马”、“血汗马”交配改良，发展成为独具特色的良马。它不仅以神骏善驰而驰名，而且以能征惯战而著称。
中国古代的两大神话体系，一是蓬莱神话(如八仙过海等)体系，诞生在山东所对的东海；一是昆仑山神话体系，这个神话体系中，主神是西王母，辅神众多。像大禹治水、后羿射日、嫦娥奔月、精卫填海等中国人耳熟能详的神话，甚至像白蛇传、西游记中的神话也无不属于昆仑这个神话体系，这是东方能够和西方古希腊神话媲美的神话体系，是中华民族的骄傲。 唐人李商隐诗曰： “瑶池阿母绮窗开，黄竹歌声动地哀。”中的阿母就是西王母，说她就住在海心山上。
然而这一切已经成为了历史，今天当我从西宁出发沿着湟水奔向德令哈时，我看到湟水静静地流淌，羊群在缓缓地移动，有人开着手扶拖拉机在耙地，这一切似乎平常得很，然而这平常的景象却是历史上这块土地上多少人梦寐以求的理想。
翻过4451公尺的橡皮山，第二日下午经过茶卡。茶卡，蒙古语，意为“盐海”，茶卡盐池位于青海柴达木盆地的东北隅，为一典型的氯化物型盐湖。该盐湖为天然结晶盐，晶大质纯，盐味醇香，是理想的食用盐。因其盐晶中含有矿物质，使盐晶呈青黑色，故称“青盐”。初步探明的储量达4亿4千万吨以上。茶卡盐极易开采，人们只消揭开十几厘米的盐盖，就可以从下面捞取天然的结晶盐。开采过的卤水，几年之后又重新结晶成盐层，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茶卡盐湖，是柴达木盆地四大盐湖中最小的一个，也是开发最早的一个，较大规模开采已有230多年的开采历史，最早可推到秦汉时期，如果从清乾隆二十八年颁布盐律由政府开采算起，迄今也有200多年历史。行销全国近20个省（区）市及香港、台湾等地区，出口日本、尼泊尔、中东等地区。
第二天住希里沟，还是一样的旅社，一样的大通间，一样的挨冻。第三天晚上半夜，又冷又累又饿的我在迷迷糊糊中听见人说：到巴音河了。500多公里走了近30小时，平均速度不过20来公里，可见当时要进盆地是多么艰难，车走的是何等的慢。一来是路况不好，全是碎石路面，而且坑洼多，槎板路多；二是车不好，当时国家不出产轿车，都是用货车改，所以力量小跑不快。当晚住在巴音河电厂，是农场（当时叫公司）的下属单位，对我们很好，做了热汤面，睡的客房也十分热和，三天了，终于美美地睡了一觉。
柴 达 木 盆 地
青海的西北干旱区就是指柴达木盆地。广义的柴达木盆地应该包括盆地西北部的阿尔金山和青海北部的祁连山西部，还应该包括青海湖南部的茶卡盆地和共和县所在的共和盆地。之所以把这些地方划到柴达木盆地中，主要是因为它们都处于干旱区，降雨稀少，因而呈现出一派荒漠景观。
柴达木（海西）古为西羌地，东晋后期、隋和唐时，先后为吐谷浑和吐蕃政权所控制。明初东蒙古诸部进入，明末为西蒙古和硕特部所统治。作为“丝绸之路”辅道，这里曾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国家重点文化保护单位都兰热水吐蕃古墓群和诺木洪塔里他里哈文化遗址，就是海西悠久历史和先民优秀文化的见证，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
没有比柴达木更鲜活的例子了。在这片人烟稀少的土地上曾有两个王国随着漫漫西风飘逝而过，狼烟和鼓角声只在过往历史中留下那血红色的记忆。经历过千万年的风华，柴达木踏着驼铃而来，还带来那远古西域的歌声。吐谷浑的刺绣似乎还在流传，鄯善人似乎还在蓬房中张望。回望历史，我没有理由不被柴达木吸引。柴达木是往古之海，在喜玛拉雅崛起之后，柴达木就再也不在是海了，它将有如眼泪一样的水，一滴滴升华在这天地之间，给人类留下了这个浩瀚的“聚宝盆”。称柴达木是“聚宝盆”，这主要指的是盆地中有许多盐湖，盐湖除了能生产食用盐—氯化钠外,还蕴藏了大量的农业生产所需的化肥—氯化钾。盐湖中还有一些稀有的金属,如能生产电池的锂等。柴达木盆地中还蕴藏了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早在唐代史书中就有了柴达木盆地中生活的古人使用石油的记载。柴达木石油的开采在20世纪50年代已轰轰烈烈地展开。但由于找油的理论和技术没有突破，一些已开发的油田逐渐资源枯竭，在冷湖一带，你就能看到一些废弃的城镇，那就是早期的石油开发者建立的。如今柴达木的石油开发又出现了转机，随着石油勘探理论和技术的进步，人们在柴达木不断找到新的石油资源。柴达木石油开发的“第二春”已经来临。在柴达木盆地，不仅有着极为丰富的矿产资源，更有着湖泊、河流、湿地。还有着丰富的生命形式和状态。即使是在茫茫戈壁滩上，各种顽强的植物、动物在这里享受着这大自然的赐予。在大大小小的湖泊里，鱼儿在游，鸟儿在飞，一派宁静的田园景象。
如果说，盐、钾肥是白色的财富、石油是黑色的财富，那么黄色是指什么呢？黄色是指风沙、是指柴达木无边无际的荒漠和荒漠中的风蚀地貌和风积地貌。这里的风吹出了规模巨大的雅丹地貌群，它们千姿百态，在旷野中沉默，给人以强烈的美的震撼。这里的雅丹群无疑将成为珍贵的旅游资源，吸引探秘者前来体会柴达木盆地中风的魅力。
柴达木平静在自然给予她的苍桑中，苍桑中透着淡淡的清香，清香是来自于高原牧草的味道，兰天里百灵子的歌声伴着那清香又在苍穹中回旋。在任何一个柴达木人的心里，柴达木像是一位老人，端着一碗清粥，坐在冰山上眺望，永远都不会微笑。沉思着我不明白的生命和精神。从他的表情里即看不出希望也看不出绝望，身后只有茫茫大漠和连绵的雪山。柴达木没有空虚，没有迷茫。若是空虚，就不会将羌笛远送千里之外，让杨柳枝垂，将军落泪；若是迷茫，就不会在那一片风蚀残丘中显得那么清幽，从容淡定；在柴达木，谁都不会觉得的自己伟大，相反只会觉得自己像尘埃中的一颗微尘一样渺小。在这荒凉的瀚海里，偶尔也能看见连片的沙棘、白刺，站在那片沙棘林里，你抬头看天空，天是那么的蓝，云又是那么的白。在这片荒原上，还有成群的牦牛、骆驼，骑在牦牛上远眺雪山，雪山又是那么洁白。这里没有春天，四季风沙雪飘摇，令人折服这自然的神力。
空气太清爽了，能见度之好，上百公里远的山都看得清清楚楚，像近在面前。我们常常看到湖岸就在眼前了，却总是跑不近它。看到山，似乎近在眼前，走走也要不了十几分钟，开车却要开上几个小时。这片空间是离奇怪异的，其距离也常常生长出幻觉来迷惑你，常在你的面前幻变出沙海唇景。近的你以为远，远的又以为近，真真假假，让人失去了对距离的把握，你不得不放弃对空间的感受和认识，不再去理睬什么远和近。这里缺少的人啸马嘶，更没有浮躁烦闷脸庞。有的是一种恬静、是一种从容，是一种优雅。你可以放慢脚步，怡然自得地欣赏眼前的一切，将每一个细节真切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你可以淡定从容地面对即将要发生的一切，用一种闲看云卷云舒的大度，将烦闷和浮躁托付给随身萦绕的微风，闭目静听，那渐渐远去的风声。柴达木博大的土地收容了千万个来自四方的人，我就是其中之一，我们在这里生活成长。
回味故乡，我的恼海里闪过一些灵动的诗句：“龙山万里无多远，留待行人二月归。”“明日秋水应看涨，扬帆一笑下江南。“面对瀚海，我默默地吟着唐诗：“疾风卷溟海，万里扬砂砌。仰望不见天，昏昏竟朝夕。”“青海城头空有月，黄砂碛里本无春。”
德 令 哈
德令哈位于柴达木盆地东北部忍边缘，德令哈是一片古老神奇的土地。“德令哈”是蒙古语，意为“金色的世界”。辖区总面积3.2万平方公里，海拔2980米。近10万人口，共有蒙古、藏、回、撒拉、土、汉等19个民族，蒙古族为当地主体少数民族。十三世纪，蒙古族兴起，灭金亡宋，建立了元帝国，德令哈亦被置于元朝统治之下，为宣政院所属“吐蕃等处宣慰司”辖区。之后，明正德五年（公元1512年）和明崇祯九年（公元1636年），蒙古族两度进入柴达木地区。现居住在德令哈地区的蒙古族为厄鲁特蒙古禾硕特部（西蒙古）首领顾始汗之后裔。现在的德令哈，多民族聚居。德令哈还有多处奇特的旅游景点，神秘的“外星人遗址”、古柏蓊翳的柏树山，碧波粼粼的黑石山水库，一咸一淡、生态各异、遥相连接、神韵悠长的“褡裢湖”—托素湖和柯鲁克湖。 德令哈盆地主要河流有巴音河和巴勒更河。巴音河纵贯全市区，是境内最大的河流，源出祁连山系哈尔拜山南坡，流经泽令沟、尕海、戈壁等地，最后注入克鲁克湖，全程200余公里。这里先摘记下诗人海子的诗一首。
《姐姐， 今夜我在德令哈》
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夜色笼罩
姐姐，我今夜只有戈壁
草原尽头我两手空空
悲痛时握不住一颗泪滴
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
这是雨水中一座荒凉的城
除了那些路过的和居住的
德令哈……今夜
这是唯一的，最后的，抒情。
这是唯一的，最后的，草原。
我把石头还给石头
让胜利的胜利
今夜青稞只属于他自己
一切都在生长
今夜我只有美丽的戈壁空空
姐姐，今夜我不关心人类，我只想你
在柴达木，有水才有地，有水才有粮。没有巴音河，也就没有德令哈农场。巴音河是柴达木盆地第四大内陆河，发源于祁连山支脉却荀力安木吉勒（野牛脊山），源头海拔5000m左右，源地河流穿宗务隆山进入泽令沟谷地，上游段由东向西经蓄集峡、泽令沟至黑石山水库，中游段河流由北向南穿过德令哈市市区，下游段由东向西经郭里木、戈壁乡最终汇入德令哈市西南50km左右的克鲁可湖～托索湖湖区，
自德令哈农场建设以来，德令哈得到飞跃的发展，由乡而镇，由县而市，现在已是海西州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八十年代还有哈萨克族，后全迁新疆）首府，海西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科研中心。德令哈的发展完全应归功于德令哈农场的建设，
西农分配到青海的共11人。园艺系3个，农学系有宋泉光、刘仲玉、刘文厚、颜其俊、陈本善5个，蚕桑系杨开荣等。我和刘仲玉分在劳改局，进而分配在德令哈农场。陈本善分在贵南马场。杨开荣受不了青海生活，60年自动离职，回老家重新找了工作。宋泉光、颜其俊、刘文厚在农牧厅，俞纯清在省农林科学研究院，宋明高在农牧学院。
西宁11月初的气候，已经十分地冷了，我们这些从四川来的人很不适应。住在招待所里，火也生不燃，只能和寒冷硬抗，别人衣服多还可以，我把所有厚点的衣裳全部穿上还是冷。可怜的我，只想尽快地走到工作的单位。
去劳改局（公安厅劳改工作管理局）报到，说是还要分到柴达木盆地的德令哈农场，我的心凉了半截。想到自己的身份和处境，也只能接受，艰苦也好，到艰苦地方锻炼和改造，在工作中好好努力，处境总会慢慢地改善吧。再看看和我一齐分到德令哈农场的刘仲玉，她的爱人赖先齐在西宁的青海农牧学院当老师，她就是冲他才来青海的，可是组织部、劳改局全都不管，冷血地把她也分到柴达木。他们都是学校出色的运动员，赖先齐是排球队队长，刘仲玉是女子兰球队队长，是在运动中结下的情谊。刘仲玉在学校很出名，她们女兰是重庆高校冠军，我们班的李效静、宋琪和农学的杨水蓉都是她的队员。李效静和她还是高中同学，她常到我们班玩，所以我早就认识她。有她一齐到德令哈农场，我的心里觉得稍稍宽慰，想到总还有一个人可以说说话。
劳改局是公安系统的，在公安部叫11局。主要是管理劳改犯人劳动改造的“专政”单位。工业方面有十几个，全集中在西宁的南滩。有皮毛被服厂、青沪机床厂（上海犯人）、皮革厂、皮鞋厂、砖瓦厂、劳改局医院、仓库等。农业则有盆地的德令哈农场、格尔木农场、香日德农场、诺木洪农场、哇玉香卡农场、查查香卡农场。海北的浩门农场、青海湖农场。海南的巴仓农场、曲沟农场、塘格木农场、吴堡湾农场。甘都农场是搞果树的关押重刑犯的省监狱。
1957年，青海省监狱系统的农业耕地面积占全省国营农场总面积的98%；工业产值占全省工业总产值的52%。而当时劳改农场总数只有xx个，耕地面积仅为30万亩。
随后，青海的劳改农场曾经增加到xx个，耕地382万亩；创建劳改工矿企业xx个！有资料统计，全省农业耕地面积的23%为监狱农场开垦。部分监狱农场曾被称为青海省的“粮仓”和“粮油生产基地”。在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的20余年时间里，监狱系统每年向国家交售的“爱国粮”，占全省统购粮的五分之一至四分之一。仅德令哈农场都要交1000到2000万斤。
青海原来的可称“著名”的地方，能让一些人记住的话，那就是 “偏僻和荒凉”，是“犯人流放的地方”。 在一个时期里，青海的在押犯人数曾占当时全国在押犯总数的25%。人们在一个时期的影视剧描写中可以看到，凡主人公曾经劳改、劳教过的，几乎无例外地都有曾在青海服刑的经历，青海，几乎就成了“监狱”的代名词。提起青海，真让人不寒而慄，感慨万千！人们的印象应当说没错。青海，确实有过那段令人难忘的历史。至今的上海，一提到青海，老上海人马上就会换来关注的眼光，眼光里透着一丝惊异和亲密，眼光之中渗着复杂的人类情感。有一个笑话说，当时上海和江、浙一带的老百姓，在哄吓孩子时，总是用：“再闹，再闹就送你到青海！”，这也许就是历史给予青海的重责吧。虽然这些监狱随着历史的进程，慢慢地消失了，但那些曾经生活战斗过的人，甚至被“改造好”了的人，也留下了他们的自豪和感慨：“……在青海的岁月，让他们感到了生命和生存的可贵，在那里，人们一同与自然进行搏斗，一同品尝收获的喜悦。对于人来说，生命的意义在这里被丰富、被延伸了。即使我们早已离开，我们又开始了新的生命旅程……我们仍然热爱这片土地，也热爱这片土地上的人，我也曾因被称为青海人而深感自豪！”在这里我应当补充一点的是，我也在历史的要求下，在西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顽强地和更深地领悟了责任和成熟
在劳改局报到后给我们开了个条子，叫我们上南滩去领装备，说是只有进盆地的人才有。劳改局在南大街，门口的南北饭店在当时还是很气派，我们向南翻过破城墙的豁口，又走了好久好久才走到装备科领了装备。拿到一看，发的装备实在可怜，数量少，质量差。仅老羊皮大衣一件、毡靴一双（黑毛，很薄）、单人薄毛毡一床。不过，大衣很实惠，拿到我们就穿在身上了，很暖和，解决了我挨冷受冻的问题。到德令哈农场驻西宁办事处报到时，有人笑我们说：“臭烘烘的，你们四川人也不怕？”我们没办法，只好将就。德令哈农场驻西宁办事处在南关街口上，对面就是长途客运站，进城上街都很方便。办事处是一个平房小院，有很大的院坝，可以同时停放10多辆大卡车。住宿在临街的平房里，大开间，一个屋耍驻6----8人。办事处主任苏鸿俊，会计顾乃斌、张连钰都是好人，对人还算可以。苏主任安排我们住下时说：“过两天就有车回农场，你们就跟车到总场去。这两天就休息逛街。”那时西宁很小、很破烂，城门虽然没有了，四周都还有城墙的残垣断墙。象南门就是城门变成的豁豁。大街都是平房，屈指可数的楼房也就只有省委、省府、几个厅局、湟光、南北饭店、西宁宾馆几处，也不过三层而已。
青 藏 公 路
“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怨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嗽嗽。”（唐•杜甫）青藏公路是以年轻战士的生命做里程碑而向西藏延伸的。青藏公路二千多公里，那么为修这条公路就有二千名年轻战士为之付出了生命。
西宁做为青藏公路的起点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有谁能说清西宁从二千多年前走到今天每前行一“步”又有多少生命作“里程碑”呢？我进盆地，就要走青藏公路，到茶卡后再转茶茫（茫崖）公路到德令哈。
从西宁到德令哈512公里，当时还只有公路。我进盆地，就要走青藏公路，到茶卡后再转茶茫（茫崖）公路到德令哈。要经过湟源、日月山、倒淌河、青海湖、橡皮山、荼卡、茶汉诺、希里沟、和德生、野马滩这些地方。在农场的廿一年中，我进出几十次，所以对这些地方是十分地熟悉，只不过每一次的心境不同而已。第一次去德令哈，是包运输公司的轿子车，反正跑不起来，一走走了三天，放在现在，一天就可以跑到，还两头不见黑。更不要说还有火车了。
日月山南北朝至唐代时叫做赤岭，是北魏和吐谷浑、唐和吐蕃的界山，因山顶砂土赤红而得名。它属于拉脊山脉西端，北起青海湖东部的耳海，南接湟中群加，绵延数十里。日月山是青海东部外流河与内陆河的分水岭，也是青海东部农业区和牧业区的自然分界线。这里山峦起伏，峰岭高耸，气候寒冷，雨水充沛，水草丰美。山麓两边景色迥然不同：山麓西边是广袤苍茫，牧草丰茂，牛羊成群的大草原；山麓东边是村落点点，梯田阡陌，麦浪滚滚的农区。每年六至九月，山坡之上绿草如茵，野花灿烂，帐篷点点，景色十分可人。我第一次经过这里，时值初冬，又近傍晚。我的心境凄凉，离乡别境的情怀，发配充军的苦涩使人悲从中来，让人产生了“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的感慨“！
日月山口的南北各有1个乳峰，其形状似太阳和月亮。藏语叫日月山为“尼玛达哇”，蒙古语称“纳喇萨喇”，都是太阳和月亮的意思。
日月山，地处要塞，形势险峻，战略位置重要。很早以来，它就是祖国内地通往西南边陲的交通要道，也是汉藏人民友好往来，互市贸易的纽带。早在汉代，日月山已成为我国“丝绸辅道”的一大驿站。唐代时，日月山更是唐蕃古道的必经之路。
公元641年正月，文成公主远赴西藏联姻，沿途留下了很多美好的传说和史迹，千古流传，至今藏族人民仍然称公主为“阿姐甲莎”，意思是汉族姐姐。当公主登上日月山山顶，举目环顾时，但见山麓两边竟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一边是雨打芳草萋萋，一边是雪压枯草凄凄；一边是烟雨飘摇枝新，一边是玉鳞纷飞草叶枯，甚至连这里的日月，也没有家乡那样明亮、温暖，不禁心潮起伏，愁思万缕，潸然泪下。唐太宗听说公主怀乡思亲，不肯西进，为了替女儿解愁，特意铸造了一面日月如意宝镜送上此山，说是如果公主想家，打开宝镜，可以从中看到家乡父母、故里山河。护送的吐蕃大相怕公主见到亲人，思故不进，便暗中将日月宝镜换成了石刻日月镜。公主拿起镜子来看，怎么也看不到长安城里的父母，以为是父皇薄情而在有意欺骗她。公主潸然泪下，泪水流成了倒淌河，由东向西汇人碧波万顷的青海湖。一气之下，将石刻日月镜抛在一边，毅然西进。后来人们便把赤岭改名为日月山。
倒淌河发源于日月山西麓的察汗草原，自西向东流经40多公里后注入青海湖的耳海。倒淌河是注入青海湖水量最小的一支，倒淌河由于河水向西流淌以及文成公主的传说而名扬四海。倒淌河镇是青藏公路和青康公路的交汇处，是西宁通往海西、西藏、玉树、果洛、海南等的必经之地，属共和县。进盆地的第一夜我们就住在国营倒淌河旅社，十几个人的大通间，一个不死不活不热不冷的土火炉，只发给二个煤饼。被褥是绝对的不干净，还有虱子什么的，大家都是把被褥拿开，和衣而卧地或坐或睡在光炕上。不到半夜，煤饼就烧完了。几个长走这条路的人叫上我一起去拿煤饼，服务员发现吼起来，大吵一阵后悻悻地回到房里。青海湖边的冬夜好冷呵，但也只能在寒夜里挨到天明。
离开倒淌河不久，就看见青海湖了。青海湖，是我国第一大内陆湖泊，也是我国最大的咸水湖。它浩瀚缥缈，波澜壮阔，是大自然赐与青海高原的一面巨大的宝镜。
青海湖，古代称为“西海”，又称“鲜水”或“鲜海”。藏语叫做“错温波”，意思是“青色的湖”；蒙古语称它为“库库诺尔”，即“蓝色的海洋”。由于青海湖一带早先属于卑禾族的牧地，所以又叫“卑禾羌海”，汉代也有人称它为“仙海”。从北魏起才更名为“青海”。
青海湖面积达4456平方公里，环湖周长360多公里，比著名的太湖大一倍还要多。湖面东西长，南北窄，略呈椭圆形。乍看上去，象一片肥大的白杨树叶。青海湖水平均深约19米多，最大水深为28米，蓄水量达1050亿立方米，湖面海拔为3260米。由于这里地势高，气候十分凉爽。即使是烈日炎炎的盛夏，日平均气温也只有15℃左右，是理想的避暑消夏的胜地。
青海湖地处青海高原的东北部，这里地域辽阔，草原广袤，河流众多，水草丰美，环境幽静。湖的四周被四座巍巍高山所环抱：北面是崇宏壮丽的大通山，东面是巍峨雄伟的日月山，南面是逶迤绵绵的青海南山，西面是峥嵘嵯峨的橡皮山。这四座大山海拔都在3600米至5000米之间。举目环顾，犹如四幅高高的天然屏障，将青海湖紧紧环抱其中。从山下到湖畔，则是广袤平坦、苍茫无际的千里草原，而烟波浩淼、碧波连天的青海湖，就象是一盏巨大的翡翠玉盘平嵌在高山、草原之间，构成了一幅山、湖、草原相映成趣的壮美风光和绮丽景色。
青海湖的不同的季节里，景色迥然不同。夏秋季节，当四周巍巍的群山和西岸辽阔的草原披上绿装的时候，青海湖畔山青水秀，天高气爽，景色十分绮丽。辽阔起伏的千里草原就象是铺上一层厚厚的绿色的绒毯，那五彩缤纷的野花，把绿色的绒毯点缀的如锦似缎，数不尽的牛羊和膘肥体壮的驄马犹如五彩斑驳的珍珠洒满草原；湖畔大片整齐如画的农田麦浪翻滚，菜花泛金，芳香四溢；那碧波万顷，水天一色的青海湖，好似一泓玻璃琼浆在轻轻荡漾。而寒冷的冬季，当寒流到来的时候，四周群山和草原变得一片枯黄，有时还要披上一层厚厚的银装。每年11月份，青海湖便开始结冰，浩瀚碧澄的湖面，冰封玉砌，银装素裹，就象一面巨大的宝镜，在阳光下熠熠闪亮，终日放射着夺目的光辉。
青海湖以盛产湟鱼而闻名，鱼类资源十分丰富。很值得提及的是，这里产的冰鱼较为著名。每到冰季，青海湖冰封后，人们在冰面钻孔捕鱼，水下的鱼儿，在阳光或灯光的诱惑下便自动跳出冰孔，捕而烹食味道鲜美。
青海湖中的海心山和鸟岛都是游览胜地。海心山又称龙驹岛，面积约1平方公里。岛上岩石嶙峋，景色旖旎，自古以产龙驹而闻名。著名的鸟岛位于青海湖西部，在流注湖内的第一大河布哈河附近，它的面积只有0。5平方公里，春夏季节却栖息着10万多只候鸟。
青海湖岸边有辽阔的天然牧场，有肥沃的大片良田，有丰富的矿产资源。这里冬季多雪，夏秋多雨，水源充足，雨量充沛，对发展畜牧业和农业有着良好的条件。早在遥远的古代，这里就是马、牛、羊等牲畜的重要产地。青海湖一带所产的马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很出名，当时被称为“秦马”。古代名著《诗经》曾描写过“秦马”的雄壮和善驰。以后，隋唐时代，这里产的马经过与“乌孙马”、“血汗马”交配改良，发展成为独具特色的良马。它不仅以神骏善驰而驰名，而且以能征惯战而著称。
中国古代的两大神话体系，一是蓬莱神话(如八仙过海等)体系，诞生在山东所对的东海；一是昆仑山神话体系，这个神话体系中，主神是西王母，辅神众多。像大禹治水、后羿射日、嫦娥奔月、精卫填海等中国人耳熟能详的神话，甚至像白蛇传、西游记中的神话也无不属于昆仑这个神话体系，这是东方能够和西方古希腊神话媲美的神话体系，是中华民族的骄傲。 唐人李商隐诗曰： “瑶池阿母绮窗开，黄竹歌声动地哀。”中的阿母就是西王母，说她就住在海心山上。
然而这一切已经成为了历史，今天当我从西宁出发沿着湟水奔向德令哈时，我看到湟水静静地流淌，羊群在缓缓地移动，有人开着手扶拖拉机在耙地，这一切似乎平常得很，然而这平常的景象却是历史上这块土地上多少人梦寐以求的理想。
翻过4451公尺的橡皮山，第二日下午经过茶卡。茶卡，蒙古语，意为“盐海”，茶卡盐池位于青海柴达木盆地的东北隅，为一典型的氯化物型盐湖。该盐湖为天然结晶盐，晶大质纯，盐味醇香，是理想的食用盐。因其盐晶中含有矿物质，使盐晶呈青黑色，故称“青盐”。初步探明的储量达4亿4千万吨以上。茶卡盐极易开采，人们只消揭开十几厘米的盐盖，就可以从下面捞取天然的结晶盐。开采过的卤水，几年之后又重新结晶成盐层，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茶卡盐湖，是柴达木盆地四大盐湖中最小的一个，也是开发最早的一个，较大规模开采已有230多年的开采历史，最早可推到秦汉时期，如果从清乾隆二十八年颁布盐律由政府开采算起，迄今也有200多年历史。行销全国近20个省（区）市及香港、台湾等地区，出口日本、尼泊尔、中东等地区。
第二天住希里沟，还是一样的旅社，一样的大通间，一样的挨冻。第三天晚上半夜，又冷又累又饿的我在迷迷糊糊中听见人说：到巴音河了。500多公里走了近30小时，平均速度不过20来公里，可见当时要进盆地是多么艰难，车走的是何等的慢。一来是路况不好，全是碎石路面，而且坑洼多，槎板路多；二是车不好，当时国家不出产轿车，都是用货车改，所以力量小跑不快。当晚住在巴音河电厂，是农场（当时叫公司）的下属单位，对我们很好，做了热汤面，睡的客房也十分热和，三天了，终于美美地睡了一觉。
柴 达 木 盆 地
青海的西北干旱区就是指柴达木盆地。广义的柴达木盆地应该包括盆地西北部的阿尔金山和青海北部的祁连山西部，还应该包括青海湖南部的茶卡盆地和共和县所在的共和盆地。之所以把这些地方划到柴达木盆地中，主要是因为它们都处于干旱区，降雨稀少，因而呈现出一派荒漠景观。
柴达木（海西）古为西羌地，东晋后期、隋和唐时，先后为吐谷浑和吐蕃政权所控制。明初东蒙古诸部进入，明末为西蒙古和硕特部所统治。作为“丝绸之路”辅道，这里曾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国家重点文化保护单位都兰热水吐蕃古墓群和诺木洪塔里他里哈文化遗址，就是海西悠久历史和先民优秀文化的见证，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
没有比柴达木更鲜活的例子了。在这片人烟稀少的土地上曾有两个王国随着漫漫西风飘逝而过，狼烟和鼓角声只在过往历史中留下那血红色的记忆。经历过千万年的风华，柴达木踏着驼铃而来，还带来那远古西域的歌声。吐谷浑的刺绣似乎还在流传，鄯善人似乎还在蓬房中张望。回望历史，我没有理由不被柴达木吸引。柴达木是往古之海，在喜玛拉雅崛起之后，柴达木就再也不在是海了，它将有如眼泪一样的水，一滴滴升华在这天地之间，给人类留下了这个浩瀚的“聚宝盆”。称柴达木是“聚宝盆”，这主要指的是盆地中有许多盐湖，盐湖除了能生产食用盐—氯化钠外,还蕴藏了大量的农业生产所需的化肥—氯化钾。盐湖中还有一些稀有的金属,如能生产电池的锂等。柴达木盆地中还蕴藏了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早在唐代史书中就有了柴达木盆地中生活的古人使用石油的记载。柴达木石油的开采在20世纪50年代已轰轰烈烈地展开。但由于找油的理论和技术没有突破，一些已开发的油田逐渐资源枯竭，在冷湖一带，你就能看到一些废弃的城镇，那就是早期的石油开发者建立的。如今柴达木的石油开发又出现了转机，随着石油勘探理论和技术的进步，人们在柴达木不断找到新的石油资源。柴达木石油开发的“第二春”已经来临。在柴达木盆地，不仅有着极为丰富的矿产资源，更有着湖泊、河流、湿地。还有着丰富的生命形式和状态。即使是在茫茫戈壁滩上，各种顽强的植物、动物在这里享受着这大自然的赐予。在大大小小的湖泊里，鱼儿在游，鸟儿在飞，一派宁静的田园景象。
如果说，盐、钾肥是白色的财富、石油是黑色的财富，那么黄色是指什么呢？黄色是指风沙、是指柴达木无边无际的荒漠和荒漠中的风蚀地貌和风积地貌。这里的风吹出了规模巨大的雅丹地貌群，它们千姿百态，在旷野中沉默，给人以强烈的美的震撼。这里的雅丹群无疑将成为珍贵的旅游资源，吸引探秘者前来体会柴达木盆地中风的魅力。
柴达木平静在自然给予她的苍桑中，苍桑中透着淡淡的清香，清香是来自于高原牧草的味道，兰天里百灵子的歌声伴着那清香又在苍穹中回旋。在任何一个柴达木人的心里，柴达木像是一位老人，端着一碗清粥，坐在冰山上眺望，永远都不会微笑。沉思着我不明白的生命和精神。从他的表情里即看不出希望也看不出绝望，身后只有茫茫大漠和连绵的雪山。柴达木没有空虚，没有迷茫。若是空虚，就不会将羌笛远送千里之外，让杨柳枝垂，将军落泪；若是迷茫，就不会在那一片风蚀残丘中显得那么清幽，从容淡定；在柴达木，谁都不会觉得的自己伟大，相反只会觉得自己像尘埃中的一颗微尘一样渺小。在这荒凉的瀚海里，偶尔也能看见连片的沙棘、白刺，站在那片沙棘林里，你抬头看天空，天是那么的蓝，云又是那么的白。在这片荒原上，还有成群的牦牛、骆驼，骑在牦牛上远眺雪山，雪山又是那么洁白。这里没有春天，四季风沙雪飘摇，令人折服这自然的神力。
空气太清爽了，能见度之好，上百公里远的山都看得清清楚楚，像近在面前。我们常常看到湖岸就在眼前了，却总是跑不近它。看到山，似乎近在眼前，走走也要不了十几分钟，开车却要开上几个小时。这片空间是离奇怪异的，其距离也常常生长出幻觉来迷惑你，常在你的面前幻变出沙海唇景。近的你以为远，远的又以为近，真真假假，让人失去了对距离的把握，你不得不放弃对空间的感受和认识，不再去理睬什么远和近。这里缺少的人啸马嘶，更没有浮躁烦闷脸庞。有的是一种恬静、是一种从容，是一种优雅。你可以放慢脚步，怡然自得地欣赏眼前的一切，将每一个细节真切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你可以淡定从容地面对即将要发生的一切，用一种闲看云卷云舒的大度，将烦闷和浮躁托付给随身萦绕的微风，闭目静听，那渐渐远去的风声。柴达木博大的土地收容了千万个来自四方的人，我就是其中之一，我们在这里生活成长。
回味故乡，我的恼海里闪过一些灵动的诗句：“龙山万里无多远，留待行人二月归。”“明日秋水应看涨，扬帆一笑下江南。“面对瀚海，我默默地吟着唐诗：“疾风卷溟海，万里扬砂砌。仰望不见天，昏昏竟朝夕。”“青海城头空有月，黄砂碛里本无春。”
德 令 哈
德令哈位于柴达木盆地东北部忍边缘，德令哈是一片古老神奇的土地。“德令哈”是蒙古语，意为“金色的世界”。辖区总面积3.2万平方公里，海拔2980米。近10万人口，共有蒙古、藏、回、撒拉、土、汉等19个民族，蒙古族为当地主体少数民族。十三世纪，蒙古族兴起，灭金亡宋，建立了元帝国，德令哈亦被置于元朝统治之下，为宣政院所属“吐蕃等处宣慰司”辖区。之后，明正德五年（公元1512年）和明崇祯九年（公元1636年），蒙古族两度进入柴达木地区。现居住在德令哈地区的蒙古族为厄鲁特蒙古禾硕特部（西蒙古）首领顾始汗之后裔。现在的德令哈，多民族聚居。德令哈还有多处奇特的旅游景点，神秘的“外星人遗址”、古柏蓊翳的柏树山，碧波粼粼的黑石山水库，一咸一淡、生态各异、遥相连接、神韵悠长的“褡裢湖”—托素湖和柯鲁克湖。 德令哈盆地主要河流有巴音河和巴勒更河。巴音河纵贯全市区，是境内最大的河流，源出祁连山系哈尔拜山南坡，流经泽令沟、尕海、戈壁等地，最后注入克鲁克湖，全程200余公里。这里先摘记下诗人海子的诗一首。
《姐姐， 今夜我在德令哈》
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夜色笼罩
姐姐，我今夜只有戈壁
草原尽头我两手空空
悲痛时握不住一颗泪滴
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
这是雨水中一座荒凉的城
除了那些路过的和居住的
德令哈……今夜
这是唯一的，最后的，抒情。
这是唯一的，最后的，草原。
我把石头还给石头
让胜利的胜利
今夜青稞只属于他自己
一切都在生长
今夜我只有美丽的戈壁空空
姐姐，今夜我不关心人类，我只想你
在柴达木，有水才有地，有水才有粮。没有巴音河，也就没有德令哈农场。巴音河是柴达木盆地第四大内陆河，发源于祁连山支脉却荀力安木吉勒（野牛脊山），源头海拔5000m左右，源地河流穿宗务隆山进入泽令沟谷地，上游段由东向西经蓄集峡、泽令沟至黑石山水库，中游段河流由北向南穿过德令哈市市区，下游段由东向西经郭里木、戈壁乡最终汇入德令哈市西南50km左右的克鲁可湖～托索湖湖区，
自德令哈农场建设以来，德令哈得到飞跃的发展，由乡而镇，由县而市，现在已是海西州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八十年代还有哈萨克族，后全迁新疆）首府，海西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科研中心。德令哈的发展完全应归功于德令哈农场的建设，
德 令 哈 农 场
德令哈农场总场场部离此18公里。1958年成立了德令哈联合企业公司，公司在巴音河办公。总场场长郝登阁兼公司总经理，还兼任青海省农垦厅付厅长，付总经理有陈复生。公司下有德令哈农场、泽令沟农场、赛什克农场、戈壁农场、巴音河油面电厂、旺尕秀煤矿、沙柳泉矿等等，是一个劳改总队的建制，当时叫青海省第一劳改总队，约管儿万犯人，光看守管押犯人的就有一个团—青海警卫二团（我们搞不清其编制，只管它叫老二团。那个团长难姓何？左的要命。）
我去的德令哈农场建于1954年，开荒3333.3公顷，投资710万元。海拔2885公尺，离德令哈市不远。德令哈农场是以一批从陕北来的劳改队的老班底为基础组建而成，1952年先从陕北到青海民和修东垣渠，1953年起从茶卡接着青藏公路往西修建到德令哈的公路。所以他们建了柴达木开发的第一功。1954年修到德令哈后，在巴音河边搭起帐篷开始了艰苦的垦荒战斗。解放前的德令哈只有巴音河、戈壁、宗务隆几个居民点，40多户人家，300多人，到处都是茫茫的亘古荒原。
1954年春天，农场人按照“边设计、边开荒、边建设、边生产、边发展”的五边方针，在巴音河西南部的荒原上撒下了第一把种子，边开荒、边建设的德令哈农场从此就在茫茫戈壁滩上开始茁壮成长。我到农场时，农场已经成为一个规模宏大，建设规范，各业俱全，百业兴旺的小社会，新兴的瀚海绿洲。说规模，仅德令哈农场当时的耕地面积就有5.40万亩（如包括各分场共有15万多亩），完全按苏联方式编建，场部下有六个作业站，一、五、六站在离站远的地方均另设有耕作队，站下为队（耕作区）。每个作业站有土地8000----12000亩，分三个农业队，一个畜牧队，有的站还有付业队，管押约1000----2000犯人。农场建设非常规范，农田全部按照最先进的标准设计规划，农田条田化，田地林网化、耕作机械化。耕作区内都是条田，每条条田长1000----1500米，宽度依地形而论，10.8----28.8米不等（要符合播种机的播幅）。有完备配套成网的灌排系统，干渠—支渠—斗渠—毛渠，完全依靠依靠巴音河雪水灌溉。说百业，农场自己有面粉厂、电厂、付食加工厂、商品站、邮局、银行、机械修配厂、汔车运输队、机耕大队、基建队。附属机构还有子弟学校、农业试验站、戏剧团、医院等等，什么都可以自给自足，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小社会。为了鼓励犯人安心生产，劳改释放后允许在农场安家，所以在场部后面还修有十个小院安置就业人员家属，叫新人村。
农场的条田
青海是全国最大的劳改之地，解放初期的犯人究竟有多少被押送到青海劳改，不得而知。仅1958——1960三年就有20多万犯人和2万5千名劳教人员从全国各地送到青海的58个劳改场（厂）。可以说青海的发展，实在是和青海的“劳改事业”发展分不开，劳改犯们功不可没。劳改农场就有两类人，一类管人的，叫干部、工人；一类被人管，是犯人，劳教分子和刑满留场就业人员，统称三类人员。当时有一个政策，叫“四留四不留”。说四留是好听一点，说白了就是家中无依靠者没法回去；北京、上海、西安、成都、郑州等大城市不准回去；沿海地区和放回去后有可能危害社会的不放回去；即必须要有老家直系亲属的同意接收，同意了，可以走，不同意，不能走，没人同意，没地方走。刑满了还不准回家，还不准返回社会，还得当“老就业”，留在农场继续改造。固然这是种地需要人，但更主要的是为了强化统治，这是多么的不人道，又是何等的践踏人权，不守法纪。
德令哈农场是青海最大的劳改农场，五十年代对内叫第一劳改总队，，对外叫德令哈农场或德令哈201信箱。总场（公司）场长郝登阁（原国民党陕北旬邑县县长、保安大队长，1948年起义），付场长陈复生是个老红军。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德令哈分场场长郝丰堂，付场长李卜克。一站站长赵茂官、二站站长汤美、三站站长徐克俭、四站站长由郝丰堂兼任、五站站长开始时是陈复生、后为庞庆元。干部科长宋月英、管教科长童子诚、生产科祝光和。戈壁分场是陈浩中、齐汉第；泽令沟分场是谭元培、张效英。农场总场有八个科室，院子东面的政工系统有干部科、菅教科（管犯人）、就业科（管理刑满就业人员），他们好象总有高人一等的优越感。西边的有生产科、财务科和计划统计科。另外还有行政科、供应科。作业站（大队）站部有站长、下有财务、管教、生产、供应几个组。当时农场的干部主要有部队转业、各地押送犯人到青海来的公安、干部和1955年、1956年招来的学生。干部们以四川、山东、河南、上海、北京、陕甘青人为多。劳改农场的管教干部很有特点。一是资格老，付总经理陈复生是老红军，曾任中央苏区保卫局局长，解放后上海市公安局局长黄赤波就做过他的手下。在陕北还想打康生的耳光，可见其资格之老。五大队畜牧队队长王小必是三八式的老红军，大家叫赶马车的老红军。二是有来头。听说的不算，我认识的就有周恩来的翻译李淑芝，叶剑英的井卫员白印三、聂荣臻的卫士高清生、李先念的电台台长杜唐禄、井卫张培吉，许世友的井卫员李廷志。抗日名将黄宇宙就在德令哈农场和戈壁农场呆过。三是人才济济。还有一批干部是从中央下放下来的，公安部的最多，有时克、廉英、李英枫、王翔、石毓成、缴济东，铁道部保密局的李君毅、光明日报的胡衡、商业部的栾孟馥、财政部的姜宣猷、詹善後等等。工人则大多为1958年自流到青海的年青人，当时叫“盲流”，他们的成分较复杂，但仍以农村青年居多，到农场后大多从事拖拉机手、修理工、护士工作。工人则以河南、江苏、陕西、四川、山东人占多数。农场百分之九十是外地人，同是天涯流落人呀！这些来自上海、北京、山东、四川、河南等省的人们，每一个人的背后都有一种遥远的空灵的气息，带着流浪者、背运者独有的沧桑。 这些五湖四海的人碰在一起，只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向命运挑战的悲壮，有如那荒原上向天的芨芨草。那芨芨草长时总也是这样一大垛一大垛的，每一垛总也是朽草、枯草、绿草参差不齐，使人想起“怒发冲冠凭栏外，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这样的诗句。
德令哈农场海拔近三千米，地处柴达木盆地北部，，是一片荒原中难见的绿洲，地势平坦，视野广阔，四周人烟稀少，好像是天造地设的办劳改农场的地方。只有一条茶茫公路通往外面的世界，守住这条道，犯人是跑不出这个荒原的，不是累死，就是饿死，有直升飞机或外星人接应，自可另当别论。选中德令哈、香日德、诺木洪、查查香卡、哇玉香卡、塘格木、吴堡湾这些地方办劳改农场的人，至少是地理专家，对中国西部地理有深刻的造诣。但放眼农场的荒原，虽然那令人绝望的干旱似乎能吸尽人体内所有水分，然而再恶劣的环境也会有生命存活，骆驼刺、碱蓬，卡巴柴这些植物就是以人们意想不到的姿态出现在荒漠中的。尽管长得稀稀拉拉的，也算是荒漠中的点点生机呵。远山光秃秃的似没有丝毫的生机，但路旁的沙丘上总会有一簇簇野生的不知名的小草稀疏地散落在广阔的土地上。只是有一群群的山羊啃咬着这仅有的一些生灵，在这几乎快要被荒漠吞噬的地方，这一点点绿意却还要遭受人为的破坏，这真让人心痛得不得了。刚进农场的我想，生活在如此荒谅的地方，没有点坚强怕是不行的呵！放眼满荒滩的碱蓬，更让人深感生活的残酷和艰辛。碱蓬又叫风卷蓬，一遇大风，干枯的碱蓬被风吹得在荒原上滚动着到处跑。实际上，它是利用风力，在滚动中传播种子，够聪明的吧！李商隐诗中的：“嗟余五鼓听更去，走马兰台类转蓬“中的转蓬就说的是它，用它来訾喻官场的动荡和风云莫测。我们这些人又何尝不是碱蓬，滚着滚着就滚到说起来都令人生畏的青海，滚到柴达木，滚到农场来了。
“若说良田无限好，风光谁亚小江南”。德令哈农场是一个人工绿洲，是极干旱地区有土有水的地方，是一个土地肥沃，光热资源充足，作物长势良好的绿洲。绿洲的英文名“Ｏａｓｉｓ来源于拉丁语，指沙漠中有住有饮地方。是一片物产丰富，老百姓有富足的生活，可以安居乐业的地方。以荒原为背景的绿洲，对水资源的依赖性很强，主要依赖灌溉来维持生产和生态。 在干旱地区，一条河流就是一位母亲，她以自己的甘泉哺育着自己的儿女，没有巴音河也就没有德令哈农场。但是，巴音河古已有之，并没有农场。半个世纪，德令哈农场从一片戈壁荒滩演变成葱葱绿洲，这种演变不是天公造化，而完全应归功于一代代农场人，顺应自然规律的艰辛创业。我们这几代人都参与了进这些演变，也亲历了这种变化。
在多数人的心目中，中国的西北荒漠是沙尘肆虐、大漠如雪的地方，与撒哈拉大沙漠、澳大利亚大荒漠没有什么区别。可是，从中国的文人墨客所撰写的诗文中，从现在西北大规模的开发中，我们却感受到了一个别样的荒漠，一个被雪峰、冰川环绕着的盆地型荒漠。由于接纳了冰雪融水和从山上冲积下来的土壤，中国西北的荒漠周边普遍出现了绿洲。于是，江南景象奇迹般地在西北荒漠里诞生了！中国拥有着世界上最富饶的荒漠地带。
农场纯净湛蓝的天空里，天兰云白，天是兰得那么地无所顾忌，云是洁白的纯净天真，阳光强烈的能把人的心晒透。有时天光云影又杂乱地印在宗务隆山（北山）上，使整座山和荒滩变得斑驳温柔，山也彷佛活了，还真有那么一点“铁马、秋风、塞北“的味道。我更喜爱农场的星空，无论冬夏，这里的星空都是那么的璀灿、明亮。那闪闪眨眼的星星好象就在你的头顶微笑。南天的猎户座面对气势汹汹的金牛，雄姿英武；天后座脉脉含情，颌首无语；大熊座的北斗七星总在中天旋转，每当年末，看见东指的斗柄，总会使人想到“老残游记”中说的“岁月如流，斗柄又要东指”这句话，令人倍感时不待我，催人奋进。
只可惜那时的农场，年年都有沙尘暴，听说现在好多了，不怎么起大风了。每年的3----5月是沙尘暴肆虐的时候，它十分准时，十二点来，十七、八点走，天天如此。沙尘暴又给农场增添了几许凄凉。沙尘暴一来经常刮得昏天黑地的，要是走在路上，沙暴来了，跑是绝对不敢跑的，我们就蹲在地上，抱住头抵在膝盖上，任那石沙在身上击打。天总是在瞬间黑了。就这样与风“对峙”。只有在这样忽长忽短的风中你才会明白何为鬼啸，什么叫飞砂走石。等到风稍微小点，就得赶快跑回家去。所以，在农场出门办事大多在上午，春天的午后还是少出门为好。每当大风来时，我那么真切地感到这干风在拔我身上的水份把我变成一个木乃伊。每在这时我站起来听那风尘。碎石簌簌地附落声，我感到自己恍惚已变成一个几千年前的木乃伊。沙暴来了若人在家中，快关窗拉帘，缩在黑暗中等沙暴过去。等沙暴终于过去，桌子上总也是矽寸厚沙尘，房子更是如同是一个尘封了千年万年的石窟。所以每看到小土墩子我就怀疑我是不是一个木乃伊，看见大土墩子我就怀疑下面会不会有一个干打垒式土房子。进农场沿途看到那些巨大的红柳，使这种感受更加真切。现在农场由于绿化的好，已很少刮这种沙暴了。再想到那风如同一个黑色的梦让人心悸。我刚到农场时，还听说二大队有犯人在沙尘暴中被风吹失踪的事，真有点像听天方夜谭。
德令哈是块富饶的土地，这里有丰富的野生资源和矿物资源。在当时，那里有豹、熊、鹿、羚羊、野牛、野驴、野羊、狼、狐狸、雪鸡、天鹅等多种野生动物。地下有金、铜、铅、铁、煤、盐、硼砂、硅、硫磺、云母、石棉、玉石、水晶、绿柱石、白云石、冰洲石、石油等许多矿藏。辽阔的草原不仅可以放牧，而且可以开辟虽不太肥沃但面积很大的农田，在这里可以种植小麦、土豆、白菜等农作物。德令哈农场总场创建于1954年，全场400多名干部，管理四五万犯人。场部下设3个分场，5个站。犯人则大多来自河南、四川、山东、上海和青海，到了七十年代才有广东犯。到1959年西藏平叛结束之后，藏族犯人也比较多。劳教人员则以上海、青海为多，还有女的。杨尚泽就在巴音河管过上海来的女劳教。八、九十个女犯、女劳教在1961年都调整集中到香日德农场去了。犯人形形色色，藏龙卧虎，所以说改朝换代时监狱中的官多将广能人多。有前国民党的大官小官（特赦时释放的将级以上就有十余人，县团级以上上百人），如原南京中央气象台台长。也有专家、工程师、教师，如上海华东工大教授戴云龙，现南京农业大学名教授魏雯中，青海农科院蔬菜专家方旅人、果树专家雷贵同等。还有不少能工巧匠，特殊人才，如曾给汪精卫做饭的高鸿逵、杨立业，能打开任何锁的神偷苗**。农场的犯人人员繁多，成分复杂，五湖四海，三山五岳。他们的知识、技能、专长、爱好方面的情况更是五花八门。可以说，这中间什么样的人才都有，精通外文的，擅长文艺的，搞设计、绘图、建筑的，懂电工学的、搞机械的，简直是应有尽有。犯人分为政治犯和刑事犯，政治犯主要是反革命、地主富农、国民党军政宪特人员和一部分右派、平叛抓的藏民。刑事犯则是形形色色都有，但以小偷、强奸之类为多，大多为鸡鸣狗盗之辈。不管什么地方人，在劳改农场的日子模式都一样，种地、喂猪、牧马、赶车、制坯、烧窑，修渠。不同于内地的是，农场的生产是秋耕春种，收一秋打一冬。经过开荒后几年来的研究，农场有自成系统的耕作制度，秋天机耕，做畦，冬灌；春天待地皮刚刚化冻时，耙耱平整后用大型的24行或48行联合播种机播种。秋天人功收割（因横向小田埂太多，联合收割机排不上用场恬），再把庄稼运到场上堆垛起来，利用冬天慢慢打场。
劳改方针说是“改造第一，生产第二“，而事实还是生产第一。所以一年中总是在搞生产，只有冬天的12月——1月，利用冬闲的夜晚搞冬训。冬训教育，是通过各种方式向犯人宣传党的劳改政策，向他们指明前途和出路，使他们相信政府，依靠政府，打消顾虑，端正态度，立志把自己改造成为新人、好人、对家庭对社会有用的人。冬训年年搞，方法千遍一律，学文件，做检查，人人过关，做鉴定结论。至于说劳动改造，犯人都知道这一套理论，劳动最光荣，不劳而获最可耻，不劳动是万恶之源。对犯人来说，劳动改造说不上光荣，但可以“赎罪”，可以脱胎换骨，可以重新做人，这些都是劳改犯最基本的一课，最基本的常识。没有基本意识，就没有基本生存，你就离死不远了。其实，劳动也最现实，不劳动者不得食。在大饥荒的年代，完不成任务，是要扣你的饭的，那可是生死问题。我们求生的本能很强，我们对劳改的认识很深刻，由表及里，从内到外，表里统一，内外和谐，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活着就是劳动，劳动就是日子，日子就是明天，明天就是活着。
在农场，由于大抵都是外地人，外来文化与外来文化相互影响， 各种文化相互影响的程度，神秘莫测，又有谁能分清这里面复杂的内含。 外来文化渗入的程度，还有一个不可辩驳的事实，就是青海的三个市，西宁市、格尔木与德令哈市约有百分之七十的人说“青普话”。他们就说的是典型的“青普话”。后来我几乎跑遍了中国，这才发现除了北京、深圳、海口，如我们青海这样百分之七十说“普通话”的地方在全国真的不多见。尤其是我到了上海、天津、苏卅、徐州、邢台……等城市，发现整个的城市都说方言。在北方城市还好一点，而在南方城市江苏、广东……那些方言我真的听不懂。那些方言充满了生活气息，土得掉着渣子。可见，说什么话真的不是一种习惯而是一种气场，一种博大的气场，一种文化的气场，那个气场以一种不可抗拒的阵势格式改变着我们的发音方式，那是一个人与这片土地全放松沟通的最好形式。我在青海时并没有感到这一点有什么特别，离开青海后才感到“青普话”的亲切和它深厚的内涵与无奈。
犯人入监后不准穿日常的衣服，不淮用不合规定的东西，衣服财产等都要交到监狱里统一保管，因此狱中也偶有贪污犯人财物之事。囚服是一身黑衣黑裤，上有编号，由劳改局的被服厂统一生产。单衣、内衣一年一套，棉衣三年一套。由于长年干活，很费衣服，所以大多数的犯人总是穿得破破一烂烂。刚建场时，干部不仅有这样那样的思想问题和具体问题，而且在贯彻党的劳改政策方面自觉性不高，水平也低，违法乱纪现象时有发生。有的同志对党的“改造第一，生产第二”的方针理解不深，贯彻不力；有的同志不注意对犯人的教育工作，一味地惩罚，犯人犯了新的错误就加刑，甚至轻易杀人。有一次，五大队有6个犯人逃跑，管教干事去追，回来时，居然一条麻袋里装了6颗人头，把6个犯人全杀了。而且，这位管教干事还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没有什么不对的。犯人也有工资，叫假定工资，每月大约是36.28元。钱是不发给犯人的，用于支付犯人的伙食、零花、香烟等，用不完的就记存在他本人名下，刑满时一次发给。就业人员的工资分三级，叫农工级，大约是48----52元。六十年代的大学毕业生，在农场的工资是93.60元。由此可见，就业农工的工资并不高，但在当年，好多携家带口的就业人员还是能生活下去。
德令哈农场总场场部离此18公里。1958年成立了德令哈联合企业公司，公司在巴音河办公。总场场长郝登阁兼公司总经理，还兼任青海省农垦厅付厅长，付总经理有陈复生。公司下有德令哈农场、泽令沟农场、赛什克农场、戈壁农场、巴音河油面电厂、旺尕秀煤矿、沙柳泉矿等等，是一个劳改总队的建制，当时叫青海省第一劳改总队，约管儿万犯人，光看守管押犯人的就有一个团—青海警卫二团（我们搞不清其编制，只管它叫老二团。那个团长难姓何？左的要命。）
我去的德令哈农场建于1954年，开荒3333.3公顷，投资710万元。海拔2885公尺，离德令哈市不远。德令哈农场是以一批从陕北来的劳改队的老班底为基础组建而成，1952年先从陕北到青海民和修东垣渠，1953年起从茶卡接着青藏公路往西修建到德令哈的公路。所以他们建了柴达木开发的第一功。1954年修到德令哈后，在巴音河边搭起帐篷开始了艰苦的垦荒战斗。解放前的德令哈只有巴音河、戈壁、宗务隆几个居民点，40多户人家，300多人，到处都是茫茫的亘古荒原。
1954年春天，农场人按照“边设计、边开荒、边建设、边生产、边发展”的五边方针，在巴音河西南部的荒原上撒下了第一把种子，边开荒、边建设的德令哈农场从此就在茫茫戈壁滩上开始茁壮成长。我到农场时，农场已经成为一个规模宏大，建设规范，各业俱全，百业兴旺的小社会，新兴的瀚海绿洲。说规模，仅德令哈农场当时的耕地面积就有5.40万亩（如包括各分场共有15万多亩），完全按苏联方式编建，场部下有六个作业站，一、五、六站在离站远的地方均另设有耕作队，站下为队（耕作区）。每个作业站有土地8000----12000亩，分三个农业队，一个畜牧队，有的站还有付业队，管押约1000----2000犯人。农场建设非常规范，农田全部按照最先进的标准设计规划，农田条田化，田地林网化、耕作机械化。耕作区内都是条田，每条条田长1000----1500米，宽度依地形而论，10.8----28.8米不等（要符合播种机的播幅）。有完备配套成网的灌排系统，干渠—支渠—斗渠—毛渠，完全依靠依靠巴音河雪水灌溉。说百业，农场自己有面粉厂、电厂、付食加工厂、商品站、邮局、银行、机械修配厂、汔车运输队、机耕大队、基建队。附属机构还有子弟学校、农业试验站、戏剧团、医院等等，什么都可以自给自足，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小社会。为了鼓励犯人安心生产，劳改释放后允许在农场安家，所以在场部后面还修有十个小院安置就业人员家属，叫新人村。
农场的条田
青海是全国最大的劳改之地，解放初期的犯人究竟有多少被押送到青海劳改，不得而知。仅1958——1960三年就有20多万犯人和2万5千名劳教人员从全国各地送到青海的58个劳改场（厂）。可以说青海的发展，实在是和青海的“劳改事业”发展分不开，劳改犯们功不可没。劳改农场就有两类人，一类管人的，叫干部、工人；一类被人管，是犯人，劳教分子和刑满留场就业人员，统称三类人员。当时有一个政策，叫“四留四不留”。说四留是好听一点，说白了就是家中无依靠者没法回去；北京、上海、西安、成都、郑州等大城市不准回去；沿海地区和放回去后有可能危害社会的不放回去；即必须要有老家直系亲属的同意接收，同意了，可以走，不同意，不能走，没人同意，没地方走。刑满了还不准回家，还不准返回社会，还得当“老就业”，留在农场继续改造。固然这是种地需要人，但更主要的是为了强化统治，这是多么的不人道，又是何等的践踏人权，不守法纪。
德令哈农场是青海最大的劳改农场，五十年代对内叫第一劳改总队，，对外叫德令哈农场或德令哈201信箱。总场（公司）场长郝登阁（原国民党陕北旬邑县县长、保安大队长，1948年起义），付场长陈复生是个老红军。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德令哈分场场长郝丰堂，付场长李卜克。一站站长赵茂官、二站站长汤美、三站站长徐克俭、四站站长由郝丰堂兼任、五站站长开始时是陈复生、后为庞庆元。干部科长宋月英、管教科长童子诚、生产科祝光和。戈壁分场是陈浩中、齐汉第；泽令沟分场是谭元培、张效英。农场总场有八个科室，院子东面的政工系统有干部科、菅教科（管犯人）、就业科（管理刑满就业人员），他们好象总有高人一等的优越感。西边的有生产科、财务科和计划统计科。另外还有行政科、供应科。作业站（大队）站部有站长、下有财务、管教、生产、供应几个组。当时农场的干部主要有部队转业、各地押送犯人到青海来的公安、干部和1955年、1956年招来的学生。干部们以四川、山东、河南、上海、北京、陕甘青人为多。劳改农场的管教干部很有特点。一是资格老，付总经理陈复生是老红军，曾任中央苏区保卫局局长，解放后上海市公安局局长黄赤波就做过他的手下。在陕北还想打康生的耳光，可见其资格之老。五大队畜牧队队长王小必是三八式的老红军，大家叫赶马车的老红军。二是有来头。听说的不算，我认识的就有周恩来的翻译李淑芝，叶剑英的井卫员白印三、聂荣臻的卫士高清生、李先念的电台台长杜唐禄、井卫张培吉，许世友的井卫员李廷志。抗日名将黄宇宙就在德令哈农场和戈壁农场呆过。三是人才济济。还有一批干部是从中央下放下来的，公安部的最多，有时克、廉英、李英枫、王翔、石毓成、缴济东，铁道部保密局的李君毅、光明日报的胡衡、商业部的栾孟馥、财政部的姜宣猷、詹善後等等。工人则大多为1958年自流到青海的年青人，当时叫“盲流”，他们的成分较复杂，但仍以农村青年居多，到农场后大多从事拖拉机手、修理工、护士工作。工人则以河南、江苏、陕西、四川、山东人占多数。农场百分之九十是外地人，同是天涯流落人呀！这些来自上海、北京、山东、四川、河南等省的人们，每一个人的背后都有一种遥远的空灵的气息，带着流浪者、背运者独有的沧桑。 这些五湖四海的人碰在一起，只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向命运挑战的悲壮，有如那荒原上向天的芨芨草。那芨芨草长时总也是这样一大垛一大垛的，每一垛总也是朽草、枯草、绿草参差不齐，使人想起“怒发冲冠凭栏外，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这样的诗句。
德令哈农场海拔近三千米，地处柴达木盆地北部，，是一片荒原中难见的绿洲，地势平坦，视野广阔，四周人烟稀少，好像是天造地设的办劳改农场的地方。只有一条茶茫公路通往外面的世界，守住这条道，犯人是跑不出这个荒原的，不是累死，就是饿死，有直升飞机或外星人接应，自可另当别论。选中德令哈、香日德、诺木洪、查查香卡、哇玉香卡、塘格木、吴堡湾这些地方办劳改农场的人，至少是地理专家，对中国西部地理有深刻的造诣。但放眼农场的荒原，虽然那令人绝望的干旱似乎能吸尽人体内所有水分，然而再恶劣的环境也会有生命存活，骆驼刺、碱蓬，卡巴柴这些植物就是以人们意想不到的姿态出现在荒漠中的。尽管长得稀稀拉拉的，也算是荒漠中的点点生机呵。远山光秃秃的似没有丝毫的生机，但路旁的沙丘上总会有一簇簇野生的不知名的小草稀疏地散落在广阔的土地上。只是有一群群的山羊啃咬着这仅有的一些生灵，在这几乎快要被荒漠吞噬的地方，这一点点绿意却还要遭受人为的破坏，这真让人心痛得不得了。刚进农场的我想，生活在如此荒谅的地方，没有点坚强怕是不行的呵！放眼满荒滩的碱蓬，更让人深感生活的残酷和艰辛。碱蓬又叫风卷蓬，一遇大风，干枯的碱蓬被风吹得在荒原上滚动着到处跑。实际上，它是利用风力，在滚动中传播种子，够聪明的吧！李商隐诗中的：“嗟余五鼓听更去，走马兰台类转蓬“中的转蓬就说的是它，用它来訾喻官场的动荡和风云莫测。我们这些人又何尝不是碱蓬，滚着滚着就滚到说起来都令人生畏的青海，滚到柴达木，滚到农场来了。
“若说良田无限好，风光谁亚小江南”。德令哈农场是一个人工绿洲，是极干旱地区有土有水的地方，是一个土地肥沃，光热资源充足，作物长势良好的绿洲。绿洲的英文名“Ｏａｓｉｓ来源于拉丁语，指沙漠中有住有饮地方。是一片物产丰富，老百姓有富足的生活，可以安居乐业的地方。以荒原为背景的绿洲，对水资源的依赖性很强，主要依赖灌溉来维持生产和生态。 在干旱地区，一条河流就是一位母亲，她以自己的甘泉哺育着自己的儿女，没有巴音河也就没有德令哈农场。但是，巴音河古已有之，并没有农场。半个世纪，德令哈农场从一片戈壁荒滩演变成葱葱绿洲，这种演变不是天公造化，而完全应归功于一代代农场人，顺应自然规律的艰辛创业。我们这几代人都参与了进这些演变，也亲历了这种变化。
在多数人的心目中，中国的西北荒漠是沙尘肆虐、大漠如雪的地方，与撒哈拉大沙漠、澳大利亚大荒漠没有什么区别。可是，从中国的文人墨客所撰写的诗文中，从现在西北大规模的开发中，我们却感受到了一个别样的荒漠，一个被雪峰、冰川环绕着的盆地型荒漠。由于接纳了冰雪融水和从山上冲积下来的土壤，中国西北的荒漠周边普遍出现了绿洲。于是，江南景象奇迹般地在西北荒漠里诞生了！中国拥有着世界上最富饶的荒漠地带。
农场纯净湛蓝的天空里，天兰云白，天是兰得那么地无所顾忌，云是洁白的纯净天真，阳光强烈的能把人的心晒透。有时天光云影又杂乱地印在宗务隆山（北山）上，使整座山和荒滩变得斑驳温柔，山也彷佛活了，还真有那么一点“铁马、秋风、塞北“的味道。我更喜爱农场的星空，无论冬夏，这里的星空都是那么的璀灿、明亮。那闪闪眨眼的星星好象就在你的头顶微笑。南天的猎户座面对气势汹汹的金牛，雄姿英武；天后座脉脉含情，颌首无语；大熊座的北斗七星总在中天旋转，每当年末，看见东指的斗柄，总会使人想到“老残游记”中说的“岁月如流，斗柄又要东指”这句话，令人倍感时不待我，催人奋进。
只可惜那时的农场，年年都有沙尘暴，听说现在好多了，不怎么起大风了。每年的3----5月是沙尘暴肆虐的时候，它十分准时，十二点来，十七、八点走，天天如此。沙尘暴又给农场增添了几许凄凉。沙尘暴一来经常刮得昏天黑地的，要是走在路上，沙暴来了，跑是绝对不敢跑的，我们就蹲在地上，抱住头抵在膝盖上，任那石沙在身上击打。天总是在瞬间黑了。就这样与风“对峙”。只有在这样忽长忽短的风中你才会明白何为鬼啸，什么叫飞砂走石。等到风稍微小点，就得赶快跑回家去。所以，在农场出门办事大多在上午，春天的午后还是少出门为好。每当大风来时，我那么真切地感到这干风在拔我身上的水份把我变成一个木乃伊。每在这时我站起来听那风尘。碎石簌簌地附落声，我感到自己恍惚已变成一个几千年前的木乃伊。沙暴来了若人在家中，快关窗拉帘，缩在黑暗中等沙暴过去。等沙暴终于过去，桌子上总也是矽寸厚沙尘，房子更是如同是一个尘封了千年万年的石窟。所以每看到小土墩子我就怀疑我是不是一个木乃伊，看见大土墩子我就怀疑下面会不会有一个干打垒式土房子。进农场沿途看到那些巨大的红柳，使这种感受更加真切。现在农场由于绿化的好，已很少刮这种沙暴了。再想到那风如同一个黑色的梦让人心悸。我刚到农场时，还听说二大队有犯人在沙尘暴中被风吹失踪的事，真有点像听天方夜谭。
德令哈是块富饶的土地，这里有丰富的野生资源和矿物资源。在当时，那里有豹、熊、鹿、羚羊、野牛、野驴、野羊、狼、狐狸、雪鸡、天鹅等多种野生动物。地下有金、铜、铅、铁、煤、盐、硼砂、硅、硫磺、云母、石棉、玉石、水晶、绿柱石、白云石、冰洲石、石油等许多矿藏。辽阔的草原不仅可以放牧，而且可以开辟虽不太肥沃但面积很大的农田，在这里可以种植小麦、土豆、白菜等农作物。德令哈农场总场创建于1954年，全场400多名干部，管理四五万犯人。场部下设3个分场，5个站。犯人则大多来自河南、四川、山东、上海和青海，到了七十年代才有广东犯。到1959年西藏平叛结束之后，藏族犯人也比较多。劳教人员则以上海、青海为多，还有女的。杨尚泽就在巴音河管过上海来的女劳教。八、九十个女犯、女劳教在1961年都调整集中到香日德农场去了。犯人形形色色，藏龙卧虎，所以说改朝换代时监狱中的官多将广能人多。有前国民党的大官小官（特赦时释放的将级以上就有十余人，县团级以上上百人），如原南京中央气象台台长。也有专家、工程师、教师，如上海华东工大教授戴云龙，现南京农业大学名教授魏雯中，青海农科院蔬菜专家方旅人、果树专家雷贵同等。还有不少能工巧匠，特殊人才，如曾给汪精卫做饭的高鸿逵、杨立业，能打开任何锁的神偷苗**。农场的犯人人员繁多，成分复杂，五湖四海，三山五岳。他们的知识、技能、专长、爱好方面的情况更是五花八门。可以说，这中间什么样的人才都有，精通外文的，擅长文艺的，搞设计、绘图、建筑的，懂电工学的、搞机械的，简直是应有尽有。犯人分为政治犯和刑事犯，政治犯主要是反革命、地主富农、国民党军政宪特人员和一部分右派、平叛抓的藏民。刑事犯则是形形色色都有，但以小偷、强奸之类为多，大多为鸡鸣狗盗之辈。不管什么地方人，在劳改农场的日子模式都一样，种地、喂猪、牧马、赶车、制坯、烧窑，修渠。不同于内地的是，农场的生产是秋耕春种，收一秋打一冬。经过开荒后几年来的研究，农场有自成系统的耕作制度，秋天机耕，做畦，冬灌；春天待地皮刚刚化冻时，耙耱平整后用大型的24行或48行联合播种机播种。秋天人功收割（因横向小田埂太多，联合收割机排不上用场恬），再把庄稼运到场上堆垛起来，利用冬天慢慢打场。
劳改方针说是“改造第一，生产第二“，而事实还是生产第一。所以一年中总是在搞生产，只有冬天的12月——1月，利用冬闲的夜晚搞冬训。冬训教育，是通过各种方式向犯人宣传党的劳改政策，向他们指明前途和出路，使他们相信政府，依靠政府，打消顾虑，端正态度，立志把自己改造成为新人、好人、对家庭对社会有用的人。冬训年年搞，方法千遍一律，学文件，做检查，人人过关，做鉴定结论。至于说劳动改造，犯人都知道这一套理论，劳动最光荣，不劳而获最可耻，不劳动是万恶之源。对犯人来说，劳动改造说不上光荣，但可以“赎罪”，可以脱胎换骨，可以重新做人，这些都是劳改犯最基本的一课，最基本的常识。没有基本意识，就没有基本生存，你就离死不远了。其实，劳动也最现实，不劳动者不得食。在大饥荒的年代，完不成任务，是要扣你的饭的，那可是生死问题。我们求生的本能很强，我们对劳改的认识很深刻，由表及里，从内到外，表里统一，内外和谐，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活着就是劳动，劳动就是日子，日子就是明天，明天就是活着。
在农场，由于大抵都是外地人，外来文化与外来文化相互影响， 各种文化相互影响的程度，神秘莫测，又有谁能分清这里面复杂的内含。 外来文化渗入的程度，还有一个不可辩驳的事实，就是青海的三个市，西宁市、格尔木与德令哈市约有百分之七十的人说“青普话”。他们就说的是典型的“青普话”。后来我几乎跑遍了中国，这才发现除了北京、深圳、海口，如我们青海这样百分之七十说“普通话”的地方在全国真的不多见。尤其是我到了上海、天津、苏卅、徐州、邢台……等城市，发现整个的城市都说方言。在北方城市还好一点，而在南方城市江苏、广东……那些方言我真的听不懂。那些方言充满了生活气息，土得掉着渣子。可见，说什么话真的不是一种习惯而是一种气场，一种博大的气场，一种文化的气场，那个气场以一种不可抗拒的阵势格式改变着我们的发音方式，那是一个人与这片土地全放松沟通的最好形式。我在青海时并没有感到这一点有什么特别，离开青海后才感到“青普话”的亲切和它深厚的内涵与无奈。
犯人入监后不准穿日常的衣服，不淮用不合规定的东西，衣服财产等都要交到监狱里统一保管，因此狱中也偶有贪污犯人财物之事。囚服是一身黑衣黑裤，上有编号，由劳改局的被服厂统一生产。单衣、内衣一年一套，棉衣三年一套。由于长年干活，很费衣服，所以大多数的犯人总是穿得破破一烂烂。刚建场时，干部不仅有这样那样的思想问题和具体问题，而且在贯彻党的劳改政策方面自觉性不高，水平也低，违法乱纪现象时有发生。有的同志对党的“改造第一，生产第二”的方针理解不深，贯彻不力；有的同志不注意对犯人的教育工作，一味地惩罚，犯人犯了新的错误就加刑，甚至轻易杀人。有一次，五大队有6个犯人逃跑，管教干事去追，回来时，居然一条麻袋里装了6颗人头，把6个犯人全杀了。而且，这位管教干事还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没有什么不对的。犯人也有工资，叫假定工资，每月大约是36.28元。钱是不发给犯人的，用于支付犯人的伙食、零花、香烟等，用不完的就记存在他本人名下，刑满时一次发给。就业人员的工资分三级，叫农工级，大约是48----52元。六十年代的大学毕业生，在农场的工资是93.60元。由此可见，就业农工的工资并不高，但在当年，好多携家带口的就业人员还是能生活下去。
劳改单位 劳改犯
如果说青海原来还有可称“著名”的地方，能让一些人记住的话，那就是 “偏僻和荒凉”，是“犯人流放的地方”。这是自古使然，“君不见，青海头，自古白骨无人收。天阴雨愁声愀愀。”人们在一个时期的影视剧描写中可以看到，凡主人公曾经劳改、劳教过的，几乎无例外地都有曾在青海服刑的经历，青海，几乎就成了“监狱”的代名词，真让人感慨万千！据说很多上海人很怕青海的，吓小孩子就常说：“再*，再*就把你送到青海去”……。
在五六十年代的西宁，劳改单位可是大有名气，一出南门整个南滩都是劳改单位。还真有“西宁十分明月夜，三分无赖在南滩”的味道。在西宁的劳改单位除劳改工作管理局及其直接经营的南北饭店外。主要的的劳改厂有青沪机床厂、皮毛被服厂、青海皮革厂、青诲皮鞋厂、南滩砖瓦厂、南滩电影院、老省二建 、政法二干校和多巴劳教所。
青海的劳改农场曾经增加到xx个，耕地382万亩；占到青海省农垦的95%以上。海西有德令哈农场（包含赛什克农场、泽令沟农场、怀头他拉农场、戈壁农场、尕海农场）、格尔木农场、香日德农场、诺木洪农场、哇玉香卡农场、查查香卡农场、马海农场；海北有浩门农场、青海湖农场和专门关押劳教、右派的八宝农场；海南有曲沟农场、塘格木农场（着名的学生领袖蒯大富、韩爱晶就关押在这里）、巴仓农场、吴堡湾农场、新哲农场；海东则有对外叫甘都农场的省监狱。
在大跃进开始后，安部原计划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其间（1958—1960年），逐步分批调15万至20万名犯人支援青海经济建设。而事实上在1958—1960年，从山东、河南、安徽、浙江、江苏、陕西、四川、广东、上海等省市调犯95万余人（其中由上海调来女犯650人）。（摘自青海省志•劳动改造志）。以致有一段时间，青海的在押犯人数曾占当时全国在押犯总数的25%。在德令哈农场的犯人主要是从山东、河南、浙江、江苏、陕西、四川、上海等省市调入。随同犯人的调入，一批劳改工作干部和转业军人也从内地来到青海。关于青海劳改队的情况，举例以明之。
比如青沪机床厂前身为上海第一劳改支队，对外称上海市劳动机床厂或叫上海市劳动机械工具厂。是一个劳改企业，主要生产活络扳手， 1965年6月组建成立上海市西宁劳动改造管教支队(简称西宁劳改支队)。7月上旬和11月下旬，先后两批把干部、罪犯及设备等从上海调迁到青海西宁。前称青海劳动机床厂，后又改称为青沪机床厂。开始建制属于上海，由上海劳改局党委和当地地方党委双重领导，以地方为主。1969年12月26日，西宁劳改支队移交青海省劳改局领导。
象这样企业的存在和发展，全依仗着其所垄断丰富优质的人力资源。历次的政治运动为其提供源源不断的高精尖人材，从生产技术到生产管理全由专业人员打理。干部只是拿着「牧羊鞭」圈管这些羊群。长期来廉价的劳动力换来丰厚利润，劳改企业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随着时代变迁，没有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就断了高质量的人材资源。新补充的人力资源中，充斥的是一批社会碴滓不是流氓恶棍，便是貪官污吏，不仅没有任何技能和本领，而且好逸恶劳。而原有的技术人材，不是老的老、死的死，便是因落实政策时走的走、跑的跑（不辞而别）。因此注定技术型的劳改企业，他的生存和发展已走到了尽头。
劳改队里生旦净末丑各色人等一应俱全。青海的劳改犯主要是反革命犯，因为解放后曾经多次大规模地逮捕反革命分子，反革命是一个没边没界的大罗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装。对粮食定量不满的，坚持自已的宗教信仰的，有不正当两性关系的等等都可以照此办理。由于这等罪名太过荒谬，所以在后来修定的“刑法”中取消了这个罪名。反革命又分为老反革命（特务、国民党军政井宪、地富土匪之类）、55年肃反抓的历史反（以解放前的留用人员）革命和58年新捕的右派、反社会主义分子等。刑事犯在劳改队里并不多，以年轻一点的小偷、强奸犯为主。
比如以八宝农场为例，它是关右派和‘劳教’们的主要场所。这个地方，打半个世纪以前，由于它的闭塞而成了“右派”“脱胎换骨”的炼狱，他们“净化”或日“改造”的时间长达二十多年。二十多年，这是一个人从婴儿长到娶媳妇年龄所用的时间，而对“老右”们来说却是他们人生中最有活力的生命阶段。在以“八宝农场”为代表的祁连改造“右派”的地方，不知道有多少关于他们的回忆，他们那时候只能拼命干活，不敢说话，以表示他们“改造”的决心。他们全部的生活，建立在人性和人权的荒芜之上。他们之所以当“右派”，不是他们需要有多大的“问题”，而是因于当时大的政治“环境”。如今，祁连县的发展成果当中，“右派分子们为祁连县的发展筑铸了相当丰厚的发展基础。当他们得到“平反”的时候，他们已经是心力交瘁，老之将至，唯有对往事的“不堪回首”。祁连，还能记得他们吗?
再以著名诗人王昌耀的人生说来说说劳改犯。王昌跃这个自幼投军，差点死在朝鲜战场的军人，自愿转业到青海。1957年，却因在《青海湖》第8期上发表《林中试笛》等两首小诗成为“右派”，22岁的他从此做了22年青藏高原劳改营中的囚徒。昌耀万万没有料到，他满腔热血地奔向大西北，却因歌唱大西北建设的诗歌而罹祸，他爱诗如命，即因诗而受难。
三个月后，昌耀因为对自己的处理不公喊冤，写下近万言的《辩护书》被罚罪加一等，成为镣铐加身的监狱囚犯。囚犯干的都是最重最累的活。他修水利，挖土方，完不成定额就被戴上脚镣干活，脚脖子被磨出血来。他还被派到西宁新生铸件厂带着手铐学习炼铁技术。
1962年，昌耀终于熬过那饥饿的年代，从同伴饿毙的尸骨中侥幸活了过来。经过三年管制劳教，他被从狱中释放，安排在祁连县八宝劳改农场就业。极度紧张的苦役压抑了他的亲情和爱情。现在他可以相对自由了，可是亲人在哪里？家在哪里？身在边荒，他无法沟通后来他又转到新哲，继续当三类人员。
如果说青海原来还有可称“著名”的地方，能让一些人记住的话，那就是 “偏僻和荒凉”，是“犯人流放的地方”。这是自古使然，“君不见，青海头，自古白骨无人收。天阴雨愁声愀愀。”人们在一个时期的影视剧描写中可以看到，凡主人公曾经劳改、劳教过的，几乎无例外地都有曾在青海服刑的经历，青海，几乎就成了“监狱”的代名词，真让人感慨万千！据说很多上海人很怕青海的，吓小孩子就常说：“再*，再*就把你送到青海去”……。
在五六十年代的西宁，劳改单位可是大有名气，一出南门整个南滩都是劳改单位。还真有“西宁十分明月夜，三分无赖在南滩”的味道。在西宁的劳改单位除劳改工作管理局及其直接经营的南北饭店外。主要的的劳改厂有青沪机床厂、皮毛被服厂、青海皮革厂、青诲皮鞋厂、南滩砖瓦厂、南滩电影院、老省二建 、政法二干校和多巴劳教所。
青海的劳改农场曾经增加到xx个，耕地382万亩；占到青海省农垦的95%以上。海西有德令哈农场（包含赛什克农场、泽令沟农场、怀头他拉农场、戈壁农场、尕海农场）、格尔木农场、香日德农场、诺木洪农场、哇玉香卡农场、查查香卡农场、马海农场；海北有浩门农场、青海湖农场和专门关押劳教、右派的八宝农场；海南有曲沟农场、塘格木农场（着名的学生领袖蒯大富、韩爱晶就关押在这里）、巴仓农场、吴堡湾农场、新哲农场；海东则有对外叫甘都农场的省监狱。
在大跃进开始后，安部原计划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其间（1958—1960年），逐步分批调15万至20万名犯人支援青海经济建设。而事实上在1958—1960年，从山东、河南、安徽、浙江、江苏、陕西、四川、广东、上海等省市调犯95万余人（其中由上海调来女犯650人）。（摘自青海省志•劳动改造志）。以致有一段时间，青海的在押犯人数曾占当时全国在押犯总数的25%。在德令哈农场的犯人主要是从山东、河南、浙江、江苏、陕西、四川、上海等省市调入。随同犯人的调入，一批劳改工作干部和转业军人也从内地来到青海。关于青海劳改队的情况，举例以明之。
比如青沪机床厂前身为上海第一劳改支队，对外称上海市劳动机床厂或叫上海市劳动机械工具厂。是一个劳改企业，主要生产活络扳手， 1965年6月组建成立上海市西宁劳动改造管教支队(简称西宁劳改支队)。7月上旬和11月下旬，先后两批把干部、罪犯及设备等从上海调迁到青海西宁。前称青海劳动机床厂，后又改称为青沪机床厂。开始建制属于上海，由上海劳改局党委和当地地方党委双重领导，以地方为主。1969年12月26日，西宁劳改支队移交青海省劳改局领导。
象这样企业的存在和发展，全依仗着其所垄断丰富优质的人力资源。历次的政治运动为其提供源源不断的高精尖人材，从生产技术到生产管理全由专业人员打理。干部只是拿着「牧羊鞭」圈管这些羊群。长期来廉价的劳动力换来丰厚利润，劳改企业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随着时代变迁，没有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就断了高质量的人材资源。新补充的人力资源中，充斥的是一批社会碴滓不是流氓恶棍，便是貪官污吏，不仅没有任何技能和本领，而且好逸恶劳。而原有的技术人材，不是老的老、死的死，便是因落实政策时走的走、跑的跑（不辞而别）。因此注定技术型的劳改企业，他的生存和发展已走到了尽头。
劳改队里生旦净末丑各色人等一应俱全。青海的劳改犯主要是反革命犯，因为解放后曾经多次大规模地逮捕反革命分子，反革命是一个没边没界的大罗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装。对粮食定量不满的，坚持自已的宗教信仰的，有不正当两性关系的等等都可以照此办理。由于这等罪名太过荒谬，所以在后来修定的“刑法”中取消了这个罪名。反革命又分为老反革命（特务、国民党军政井宪、地富土匪之类）、55年肃反抓的历史反（以解放前的留用人员）革命和58年新捕的右派、反社会主义分子等。刑事犯在劳改队里并不多，以年轻一点的小偷、强奸犯为主。
比如以八宝农场为例，它是关右派和‘劳教’们的主要场所。这个地方，打半个世纪以前，由于它的闭塞而成了“右派”“脱胎换骨”的炼狱，他们“净化”或日“改造”的时间长达二十多年。二十多年，这是一个人从婴儿长到娶媳妇年龄所用的时间，而对“老右”们来说却是他们人生中最有活力的生命阶段。在以“八宝农场”为代表的祁连改造“右派”的地方，不知道有多少关于他们的回忆，他们那时候只能拼命干活，不敢说话，以表示他们“改造”的决心。他们全部的生活，建立在人性和人权的荒芜之上。他们之所以当“右派”，不是他们需要有多大的“问题”，而是因于当时大的政治“环境”。如今，祁连县的发展成果当中，“右派分子们为祁连县的发展筑铸了相当丰厚的发展基础。当他们得到“平反”的时候，他们已经是心力交瘁，老之将至，唯有对往事的“不堪回首”。祁连，还能记得他们吗?
再以著名诗人王昌耀的人生说来说说劳改犯。王昌跃这个自幼投军，差点死在朝鲜战场的军人，自愿转业到青海。1957年，却因在《青海湖》第8期上发表《林中试笛》等两首小诗成为“右派”，22岁的他从此做了22年青藏高原劳改营中的囚徒。昌耀万万没有料到，他满腔热血地奔向大西北，却因歌唱大西北建设的诗歌而罹祸，他爱诗如命，即因诗而受难。
三个月后，昌耀因为对自己的处理不公喊冤，写下近万言的《辩护书》被罚罪加一等，成为镣铐加身的监狱囚犯。囚犯干的都是最重最累的活。他修水利，挖土方，完不成定额就被戴上脚镣干活，脚脖子被磨出血来。他还被派到西宁新生铸件厂带着手铐学习炼铁技术。
1962年，昌耀终于熬过那饥饿的年代，从同伴饿毙的尸骨中侥幸活了过来。经过三年管制劳教，他被从狱中释放，安排在祁连县八宝劳改农场就业。极度紧张的苦役压抑了他的亲情和爱情。现在他可以相对自由了，可是亲人在哪里？家在哪里？身在边荒，他无法沟通后来他又转到新哲，继续当三类人员。
三类人员及其它
劳改单位里可以大别为两种人。一类是管人的，是干部；另一类是被管的，就是三类人员。三类人员指犯人、劳教人员和刑满释放人员。但要真正细分起来，好象差别还是满大的。先说干部，我们都知道要分为政工干部、管教干部、生产干部和是干部又不是干部的干部（如下放到劳改单位的右派之类，内部使用之类。）当然政工、管教干部的身份是要高那么一等的。三类人员也得细分。犯人中以历史反革命最多，刑事犯比较少。刑事犯比较年轻，在生产中用得上，所以这些人常常是监狱中的霸道人物和干部的打手。 劳改刑满释放后一般都是就地安置。名日就业职工。就业职工又叫“小三子”，即所谓“三类人员”，属于“三类人员”中的最后一类。“刑满释放人员”问题的源头实际上是出于毛泽东的屯边政策。是在整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二十多年中，劳改队执行“只进不出（四留四不留）“政策的结果。上世纪五一年的镇反和五五年的肃反运动以及五八年的第二次肃反，除了被杀的以外，没有被杀的都被判了重刑，发配到内蒙、新疆、青海、云南等边疆地区，利用这些无偿的劳动力去开荒种地。这些人刑满后也不准回家，强迫留场就业，这就是最早的一批“刑满释放人员”。五五年后，刑事犯逐渐多起来，也采取同样的办法，因此“刑满释放人员”中又多了不少新生的刑事犯刑满就业的人员。五七年反右运动有相当一批象我这样的由右派升级为“现行反革命”的大学生和知识分子被发配到边疆劳改，刑满后也加入到“刑满释放人员”的队伍。
就业人员与犯人有什么不同呢？归纳起来大约有这么几点：
第一，就业人员每月在青海有三十多元的假定工资（不叫工资，因为只有工人和干部才有工资，劳改就业人员大都带着五类分子的帽子，当然不是作为“领导阶级”的工人和干部），个别就业时间比较长，能干活的，也有每月拿到四十多五十元的，不过这样的就业人员为数极少，多半都是就业人员中的“大组长”之类的人物。内地可能要低一些。
第二，因为有了收入，吃饭要自己掏钱买饭票，不象劳改队那样吃“皇粮”。
第三，每到大礼拜（一般是两个礼拜休息一天，叫大礼拜，春播、秋收大忙季节没有大礼拜），就业人员可以自己到总场的商店里去买点东西，而且要向队部请假，要准时回来消假。
第四，不带家属的就业人员，如果老家还有父母、妻子等直系亲属，按规定每两年可以享受一次探亲假。有的可以把家属接到青海来。
第五，出工干活时没有解放军看押。
按规定干部是不允许打人的，也不可以给犯人戴刑具。但他可以把你绑起来，吊起来，这些都是“法律”所允许的。他如果想收拾你，往往是让其他的“二劳改”动手，干部们一般不亲自动手，如果他要亲自动手收拾你，一般都是把你叫到队部或把你弄到一间空屋子里去，这样不管怎么收拾你都没有人看见，因此你想告也告不赢。在格尔木、戈壁有的干部把犯人绑起来，扔到白刺包里喂蚊子，哪可真有点…….。
劳教人员又叫“二劳改”，他们都等于是判的无期。首先，劳教教养是最高行政处分，是没有正规的法律程序的，不需经过政法部门审判，单位申请，区（县）一级政法部门批准即可。所以单位领导就有权将你送去劳动教养。凡在单位上调皮倒蛋的，爱提意见的，或胆敢跟头头“对”着干的，你可小心，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有一个比较‘适合’你的罪名，诸如对**不满、无正当职业、不服从分配之类的落到你的头上，把你送去劳教；第二，劳改有期，劳教无期。劳改犯按刑期说话，到期放入，即使出来当“小三子”。劳教说是一至三年，说是谁改造好了谁解教走人，可那个会轻下这个结论让你走人，基本上没有按期解教之说。只好无期了。第三，虽说劳教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不剥夺公民权，劳动有报酬，归民政和公安部门共同管理。可你那里知道“劳门一入深如海，从此公民变贱民。”一入劳教之门，一切都由公安、劳改系统包办，劳教也就变成类似劳，甚至有的地方还不如劳改。
在德令哈农场我还看到过三类之外的另类。从法律意义上讲“教育释放“，”无罪释放“都是应该放了的。可我就遇上过河南镇平的无罪释放的安金山、张经选和唐河教育释放的刘立轩，三位可不一样，五八年宣判后，一样被送到青海。管你什么释放，农场就是不放，先在队上干活再说。一干就干到六二年，才分到大柴旦交通局当工人，修公路。反正青海缺人，想回去，门都没有。
常言道：那个庙没冤死鬼！管你是那个庙的呢？
劳改单位里可以大别为两种人。一类是管人的，是干部；另一类是被管的，就是三类人员。三类人员指犯人、劳教人员和刑满释放人员。但要真正细分起来，好象差别还是满大的。先说干部，我们都知道要分为政工干部、管教干部、生产干部和是干部又不是干部的干部（如下放到劳改单位的右派之类，内部使用之类。）当然政工、管教干部的身份是要高那么一等的。三类人员也得细分。犯人中以历史反革命最多，刑事犯比较少。刑事犯比较年轻，在生产中用得上，所以这些人常常是监狱中的霸道人物和干部的打手。 劳改刑满释放后一般都是就地安置。名日就业职工。就业职工又叫“小三子”，即所谓“三类人员”，属于“三类人员”中的最后一类。“刑满释放人员”问题的源头实际上是出于毛泽东的屯边政策。是在整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二十多年中，劳改队执行“只进不出（四留四不留）“政策的结果。上世纪五一年的镇反和五五年的肃反运动以及五八年的第二次肃反，除了被杀的以外，没有被杀的都被判了重刑，发配到内蒙、新疆、青海、云南等边疆地区，利用这些无偿的劳动力去开荒种地。这些人刑满后也不准回家，强迫留场就业，这就是最早的一批“刑满释放人员”。五五年后，刑事犯逐渐多起来，也采取同样的办法，因此“刑满释放人员”中又多了不少新生的刑事犯刑满就业的人员。五七年反右运动有相当一批象我这样的由右派升级为“现行反革命”的大学生和知识分子被发配到边疆劳改，刑满后也加入到“刑满释放人员”的队伍。
就业人员与犯人有什么不同呢？归纳起来大约有这么几点：
第一，就业人员每月在青海有三十多元的假定工资（不叫工资，因为只有工人和干部才有工资，劳改就业人员大都带着五类分子的帽子，当然不是作为“领导阶级”的工人和干部），个别就业时间比较长，能干活的，也有每月拿到四十多五十元的，不过这样的就业人员为数极少，多半都是就业人员中的“大组长”之类的人物。内地可能要低一些。
第二，因为有了收入，吃饭要自己掏钱买饭票，不象劳改队那样吃“皇粮”。
第三，每到大礼拜（一般是两个礼拜休息一天，叫大礼拜，春播、秋收大忙季节没有大礼拜），就业人员可以自己到总场的商店里去买点东西，而且要向队部请假，要准时回来消假。
第四，不带家属的就业人员，如果老家还有父母、妻子等直系亲属，按规定每两年可以享受一次探亲假。有的可以把家属接到青海来。
第五，出工干活时没有解放军看押。
按规定干部是不允许打人的，也不可以给犯人戴刑具。但他可以把你绑起来，吊起来，这些都是“法律”所允许的。他如果想收拾你，往往是让其他的“二劳改”动手，干部们一般不亲自动手，如果他要亲自动手收拾你，一般都是把你叫到队部或把你弄到一间空屋子里去，这样不管怎么收拾你都没有人看见，因此你想告也告不赢。在格尔木、戈壁有的干部把犯人绑起来，扔到白刺包里喂蚊子，哪可真有点…….。
劳教人员又叫“二劳改”，他们都等于是判的无期。首先，劳教教养是最高行政处分，是没有正规的法律程序的，不需经过政法部门审判，单位申请，区（县）一级政法部门批准即可。所以单位领导就有权将你送去劳动教养。凡在单位上调皮倒蛋的，爱提意见的，或胆敢跟头头“对”着干的，你可小心，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有一个比较‘适合’你的罪名，诸如对**不满、无正当职业、不服从分配之类的落到你的头上，把你送去劳教；第二，劳改有期，劳教无期。劳改犯按刑期说话，到期放入，即使出来当“小三子”。劳教说是一至三年，说是谁改造好了谁解教走人，可那个会轻下这个结论让你走人，基本上没有按期解教之说。只好无期了。第三，虽说劳教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不剥夺公民权，劳动有报酬，归民政和公安部门共同管理。可你那里知道“劳门一入深如海，从此公民变贱民。”一入劳教之门，一切都由公安、劳改系统包办，劳教也就变成类似劳，甚至有的地方还不如劳改。
在德令哈农场我还看到过三类之外的另类。从法律意义上讲“教育释放“，”无罪释放“都是应该放了的。可我就遇上过河南镇平的无罪释放的安金山、张经选和唐河教育释放的刘立轩，三位可不一样，五八年宣判后，一样被送到青海。管你什么释放，农场就是不放，先在队上干活再说。一干就干到六二年，才分到大柴旦交通局当工人，修公路。反正青海缺人，想回去，门都没有。
常言道：那个庙没冤死鬼！管你是那个庙的呢？
德令哈农场的人才
农场干部主要来自这几个方面。一是各地劳改单位解送犯人来青海的，他们也自然留了下来；二是部队转业；三是历小次运动给整下来的；四是从上海、四川招来的青年学生，
我刚到农场时的德令哈，可真是人才济济，群贤毕集。青海的精英有的是一些满腔热血自愿来青海奋斗的，有的是在解放后一次次政治浪潮冲击下，一批批的知识人才、专家教授都被专政的飓風给掃到青海，掃到劳改队，掃到德令哈农场来了。所以有人曾说：“如果把在青海的人才、精英、专家、教授们集中起来办一所大学，这所大学将不会比北大、清华、复旦、南开这些名牌大学差。以师资条件而论，这将是在全国超一流的大学。”就我个人的认识，事实确是如此。也有人说，青海的劳改为国家雪藏了一批人才，这实在令人嘘唏。
在五、六十年代，由于郝登阁、李汝泌两任场长都重视人才的收罗、使用和培养，所以仅在干部中，农场的专业攻技术人才就有近百人。
其中，从事农、林、水、畜牧兽医的就有：黃宇宙、王维钦、周翠华、彭积明、段万芳、吕敬贤、李华英、王成斌、陈彦昭、宋坚、黃海源、史海珊、宋德怀、袁劍霓、陈福祥、安景荣、钱菊芬、王家寿、王权才、王兰光、王立国、陈参根、杨建中、林惠玲、杨华、唐惠林、陈瑞昌、黄龙章、白彦纯、刘发江、邱家振、刘素英、程森高、乔瑞华、张智贤、李德迅、向怀烈、贾玉章、齐越、多结吉、姚旭光、李宝珊、刘仲玉；
总场机关有：朱惠明、姜宣猶、吴元珍、胡衡、詹善后、刘忠、付秀珍、程绍先；
工业口的有林跃泉、房增春、张明发、杨甄、趙淑芹、陈春德、方庆修、张文龙、杨浩、朱自中；
医疗方面有宁平、郝生栋、田玉丰、黄兴文、郑钧英、徐宁、周志诚、屈明灿、庐云卿；
教师则有廉英、李英楓、王翔、李淑芝、石毓成、熊则坤、吴夫作、牛遇芹、卫公简、缴济东、黃定高、邵山、刘惠蓉等；
至于犯人和职工中的专家、教授级的人才则有方旅人、雷贵同、魏變中、陈才芬、戴玉龙、李培清、沙奇、李自发、庞渔光、姚士彦、段霖、冯士吾等。而我不知道的则可能更多。如我认识的南京农业大学教授魏**，1956年大学毕业后留在当年的南京农学院，1957划为右派，不服送劳教，跑出来后恐想去缅甸，被抓回后判二十年。先在格尔木，后在德令哈劳改。他也真能干，在劳改队学会了行医，学会了打家俱，更没有忘记他的专业与外语
在这些人中有北大、清华的高材生如宋坚、吴中恩。哈军工的張文龙；有以后成为专家教授的史海珊、李华英、戴云龙、魏變中：有成长为领导、精英的石毓成、缴济东、刘忠、王家寿、程森离等等，好强的一代人呵，可惜而今早已风流云散。
这里介绍两位杰出的：
宋坚同志1937年8月出生于江苏南通，抗战爆发后随父母来到上海。
1955年宋坚同志以优异成绩从上海市南洋模范中学考入清华大学水利系。在5年的大学生活中，他刻苦学习专业知识，政治上积极进取。
1961年大学毕业后，宋坚同志到祖国最需要的大西北去，在青海省公安厅劳改局德令哈农场工作，任技术员；1963年调入青海省公安厅劳改局设计室工作，直至1979年6月。在青海省18年的艰苦生活中，宋坚同志将人生最美好的年华献给了祖国的大西北建设，工作认真负责，取得了瞩目的工作成绩。
1979年7月宋坚同志调入上海市业余工业大学轻工分校，任教师；1982年6月-1983年7月在上海市科学技术大学分校，任教师；1983年8月调入上海大学工学院机械系，任讲师、力学教研室主任；1984年宋坚同志加入中国共产党，1990年10月晋升副教授；1997年初上海大学力学系成立，调入力学系工作直至1997年8月退休。
王家寿 1937年生于河南省温县农村。1954年陕西武功农业学校毕业后分配到青海省工作。现任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副站长，高级农艺师。1958年在青海省德令哈农场组织实施“春小麦万亩千斤丰产”项目，获省委、省政府科技成果一等奖；1989年主持完成国家级低芥酸油菜大面积丰产技术推广，获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二等奖。lb94年主持完成国家级蔬菜综合增产技术项目，获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三等奖。1981年以来先后发表论文40余篇。1992年参加《1987-1991年全国农作物优良品种》的薯类、牧草、小杂粮、茶叶等部分审稿和1993年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管理条例细则》定稿。1983年获省科协建设青海辛勤劳动25年和农业部坚持长期农技推广荣誉证书。
农场干部主要来自这几个方面。一是各地劳改单位解送犯人来青海的，他们也自然留了下来；二是部队转业；三是历小次运动给整下来的；四是从上海、四川招来的青年学生，
我刚到农场时的德令哈，可真是人才济济，群贤毕集。青海的精英有的是一些满腔热血自愿来青海奋斗的，有的是在解放后一次次政治浪潮冲击下，一批批的知识人才、专家教授都被专政的飓風给掃到青海，掃到劳改队，掃到德令哈农场来了。所以有人曾说：“如果把在青海的人才、精英、专家、教授们集中起来办一所大学，这所大学将不会比北大、清华、复旦、南开这些名牌大学差。以师资条件而论，这将是在全国超一流的大学。”就我个人的认识，事实确是如此。也有人说，青海的劳改为国家雪藏了一批人才，这实在令人嘘唏。
在五、六十年代，由于郝登阁、李汝泌两任场长都重视人才的收罗、使用和培养，所以仅在干部中，农场的专业攻技术人才就有近百人。
其中，从事农、林、水、畜牧兽医的就有：黃宇宙、王维钦、周翠华、彭积明、段万芳、吕敬贤、李华英、王成斌、陈彦昭、宋坚、黃海源、史海珊、宋德怀、袁劍霓、陈福祥、安景荣、钱菊芬、王家寿、王权才、王兰光、王立国、陈参根、杨建中、林惠玲、杨华、唐惠林、陈瑞昌、黄龙章、白彦纯、刘发江、邱家振、刘素英、程森高、乔瑞华、张智贤、李德迅、向怀烈、贾玉章、齐越、多结吉、姚旭光、李宝珊、刘仲玉；
总场机关有：朱惠明、姜宣猶、吴元珍、胡衡、詹善后、刘忠、付秀珍、程绍先；
工业口的有林跃泉、房增春、张明发、杨甄、趙淑芹、陈春德、方庆修、张文龙、杨浩、朱自中；
医疗方面有宁平、郝生栋、田玉丰、黄兴文、郑钧英、徐宁、周志诚、屈明灿、庐云卿；
教师则有廉英、李英楓、王翔、李淑芝、石毓成、熊则坤、吴夫作、牛遇芹、卫公简、缴济东、黃定高、邵山、刘惠蓉等；
至于犯人和职工中的专家、教授级的人才则有方旅人、雷贵同、魏變中、陈才芬、戴玉龙、李培清、沙奇、李自发、庞渔光、姚士彦、段霖、冯士吾等。而我不知道的则可能更多。如我认识的南京农业大学教授魏**，1956年大学毕业后留在当年的南京农学院，1957划为右派，不服送劳教，跑出来后恐想去缅甸，被抓回后判二十年。先在格尔木，后在德令哈劳改。他也真能干，在劳改队学会了行医，学会了打家俱，更没有忘记他的专业与外语
在这些人中有北大、清华的高材生如宋坚、吴中恩。哈军工的張文龙；有以后成为专家教授的史海珊、李华英、戴云龙、魏變中：有成长为领导、精英的石毓成、缴济东、刘忠、王家寿、程森离等等，好强的一代人呵，可惜而今早已风流云散。
这里介绍两位杰出的：
宋坚同志1937年8月出生于江苏南通，抗战爆发后随父母来到上海。
1955年宋坚同志以优异成绩从上海市南洋模范中学考入清华大学水利系。在5年的大学生活中，他刻苦学习专业知识，政治上积极进取。
1961年大学毕业后，宋坚同志到祖国最需要的大西北去，在青海省公安厅劳改局德令哈农场工作，任技术员；1963年调入青海省公安厅劳改局设计室工作，直至1979年6月。在青海省18年的艰苦生活中，宋坚同志将人生最美好的年华献给了祖国的大西北建设，工作认真负责，取得了瞩目的工作成绩。
1979年7月宋坚同志调入上海市业余工业大学轻工分校，任教师；1982年6月-1983年7月在上海市科学技术大学分校，任教师；1983年8月调入上海大学工学院机械系，任讲师、力学教研室主任；1984年宋坚同志加入中国共产党，1990年10月晋升副教授；1997年初上海大学力学系成立，调入力学系工作直至1997年8月退休。
王家寿 1937年生于河南省温县农村。1954年陕西武功农业学校毕业后分配到青海省工作。现任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副站长，高级农艺师。1958年在青海省德令哈农场组织实施“春小麦万亩千斤丰产”项目，获省委、省政府科技成果一等奖；1989年主持完成国家级低芥酸油菜大面积丰产技术推广，获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二等奖。lb94年主持完成国家级蔬菜综合增产技术项目，获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三等奖。1981年以来先后发表论文40余篇。1992年参加《1987-1991年全国农作物优良品种》的薯类、牧草、小杂粮、茶叶等部分审稿和1993年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管理条例细则》定稿。1983年获省科协建设青海辛勤劳动25年和农业部坚持长期农技推广荣誉证书。
万 亩 千 斤
1958年“大跃进”在农业生产上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各地争先恐后大放各种高产“卫星”。
到了1959年德令哈农场则以万亩千斤春小麦而闻名全国，场长郝丰堂也当上全国农业劳动模范。当时正式公布的是13000亩，亩产1057斤，其中514亩，亩产1346.2斤。万亩千斤的名气之大，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注意，中国农垦发表了“盛开在草原上的红花—记全面大丰收的德令哈农场”。农垦部号召全国各地农场到德令哈参观取经。农业部也发出同样的号召，1959年8月，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金善宝就曾率人前来考察，并决定派人到德令哈农场来研究春小麦的高产生理，总结高产经验。我为能够分到这样一个全国闻名的农场而高兴。1959年11月6日，我和刘仲玉在农场报到后，她留在生产科，我被分在试验站。说是不远，叫我在招待所等着，试验站会派人来接。下午试验站果然派人拉着一个架架车来接，拉上我那点点少得可怜的行李，我跟着架架车走上了我的第一次工作岗位—德令哈农场试验站。
试验站离场部有三公里多，海拔高度约2915公尺。试验站有三个院子，最前面的是办公院、中间是大院和犯人院。办公院是办公室、干部家属院；大院住就业人员，因为当时青海衣农垦厅正在试验站办培训河南青年农场技术人员的训练班，所以在大院里还有教室、图书室和宿舍。办公室后面还另有一排就业人员家属宿舍。当时住有16户就业。犯人院是个小三合院，住有十几个搞技术的犯人，没人看押，他们主要从事育种和小麦、豌豆生产技术研究。
当时试验站干部、工人人不多，主任李放（陕西兰田）、会计贾凤梧（青海西宁）、出纳俞炳泉（江苏无锡）、生产队长王兰光（河南，内乡农校）、王权才（陕西扶风，武功农校）、管教员李太庚（河南光山）、生产队长郑永泰（上海）、技术员周翠华（四川资中，西农）和我、通信员刘佳如（贵州赫章）十来个人。我刚到时，说是没有地方安排我的住处，就把我安在大院和几个准就业人员住在一起。这种歧视性的安排，对我实在是一个不小的打击。后来经有人抱不平，才让我住到干部院，和郑永泰住在一起。在大院和我住在一起的是安金山，李自发和刘立轩，三个人三种情况。安金山是唐河农民，为人仗义，以土匪罪判5年，后无罪释放。刘立轩本是河南唐河一小学教员，以反革命罪判3年，改判教育释放。李自发是以敌伪人员罪判2年，刚满。还有一个张经选，是南阳人，也是无罪释放。在大院管过图书室的段霖，本是陕北一县长，也是无罪释放。所以我称他们为准就业人员。
由此可见，不管有罪无罪，是不是改判了，劳改队的大门是进得来出不去的。
我最初的任务是教省农垦厅农业技术训练班的植物保护。农训班的学员来自全省各国营农场和河南青年农场，男女生都有，年龄都不大。教员都是试验站的，有干部，有就业，还有犯人，能者为师，教员不论出处。当时没有人讲究，更不像后来动不动就上纲上线。放在几年之后，用犯人、有问题的人当教员，怕是脱不倒手的，至少也得给你一顶敌我不分，重用坏人的帽子。周翠华教土壤，王权才讲林业，李自发（西宁人、国民党时省农业厅技正、就业）教育种，沙琪（上海人、金陵大学农学院1946年蔬菜专业，就业）教蔬菜栽培，陈才芬（江苏句容、金陵大学农学院作物系1948年毕业，当时还未满刑）教作物栽培学。植物保护没人教，就让我去充数，年轻的我也只有硬着头皮上。原计划农训班要办一年，但1960年开春之后，粮食问题日益严峻，训练班就提前结束。在训练班里有一个果洛大武青年农场的河南妹子叫刘富兰，人长相一般。嫌大武太艰苦，不想回去，就托刘立轩他们给我说：“说她愿意跟我，让我想法把她留下来。”她想的太简单了，当时的我哪有那种能耐？何况我并不想找外地人成家，只好惋言拒绝。她无可耐何的回果洛去了。后来听说饿死不少河南青年，在果洛那种近4000米高寒的荒原上，幸存的机会更少，她怕也是在劫难逃呵。有时想起这件事，总觉得自已当时应该做点什么，可惜这绝不是个人能有所作为的事。应该对死者负责任的应该是毛泽东，一是他的大跃进造成的大饥荒；二是盲目垦荒，乱办农场的后果。罪过呵，那些决定在果洛大武办农场的当权者，你们的良心被狗吃了。
1958年德令哈农场约14----15万亩耕地，总产4000多万斤，为国家建设做出的贡献是非常大的。58年是大跃进之年，浮侉吹牛比比皆是，号称的万亩千斤实产不过亩产400----500斤，但在大面积上有如此的产量也实属不易，在当时还是先进的，是农场人努力的成果。和赛什克农场的吹牛卫星亩产春小麦8585斤相比，应该汔算是比较实在的。所以，当时李放在总结德令哈农场的发展和成绩时曾写到：
巴音河畔亿顷荒， 转瞬五载异沧桑。
昔日熊狼聚居地， 今成万吨米粮仓。
时至今日，还有一位叫雪连天的人记的郝登阁的功劳和劳改们的苦绩。他写道：2002年，德令哈农场撤并，有部分干工调入我西川监狱，念及先辈创业之艰，心有所感，遂赋以歌之，以表达对创业者的缅怀及原德令吟人的敬意。
念奴娇 .忆劳改辉煌岁月 雪连天（高泊2008-04-12 23:23）
大漠深处，白云渡，雪神拱卫净土。风雷激荡，血与火，多少创业典故。割肌裂肤，冰透骨髓，炼狱天然成。生命禁区，谁敢擅越独步？ 有陕北郝登阁，奉命建农场，开垦拓荒。战天斗地，鞭指处五谷丰登景象。劳改事业，从此大发展，继以辉煌。岁月是歌，今朝更奏华章。
为了总结研究德令哈农场的丰产经验，1960年试验站是十分繁忙和热闹。中国农业科学院成立了青海高原工作站，站部在当时的德令哈农场场部（场部在四作业站，后称四大队。原来的场部是德令哈联合公司），场长是李卜克、赵茂官，研究工作则放在试验站和一大队。高原工作站站长是作物所研究员王恒立先生，是中国农科院的权威级研究员，他刚从美国回来。付站长是畜牧所的蒲高发。研究人员有气象所的刘明孝、信乃铨（九十年代任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作物所的卢老先生。还有一批大学刚刚毕业的学生，贵州农学院的吕敬贤、张振南、牟俊、张书娅；广西农学院的黄居茂、罗宗亲；山东农学院的李祝山、储可敏。1963年高原工作站撒销时，这批年轻人除个别去新疆外，绝大多数都留在青海农林科学院了。他们主要研究品种、肥料、密度和气象因子与农场高产的关系。为配合高原站工作，西北水土所派了二名西北农学院刚毕业的刘玉瑞和董慕新参加。青海省农林科学院作物研究所付所长董留卿先生带着唐文华、王长瑞也来试验站配合工作。千里姻缘一线牵，信乃铨和董慕新好上了，后来结了婚。吕敬贤也莫明其妙地嫁给四川荣军强显平，留在农场，成了我的同事。强显平是队长，大好人一个，退休后回了四川。中国科学院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则派黄庆榴、王祝华和董卓辉四个人来研究春小麦的高产生理。他们的研究方法是选用同一个品种“南大2419”，在上海、青海和河南新乡同时种植，研究它们的生长发育的表现和差异，待别是在灌浆强度、成熟和千粒重方面的差异，来进行分析对比。结果发现高原地区日照时间长，光强度大，昼夜温差大。春小麦则表现为白日光合作用强积累多，晚上呼吸作用小少消耗，灌浆强度大，千粒重可达42克以上，较之上海、新乡高10多克。
1960——1962年我的主要工作就是配合各科研院所的工作，给他们打杂、带路和收集资料。正因为这二年多的工作和交往，一是让我认识了一批朋友。二是学会了许许多多书本上学不到的研究方法、技术。比如说如何布置试验，如何测量、收集数据，如何统计总结等等。特别是王恒立先生开讲的试验研究与数理统计和上海植生所的研究技术方法让我收获很多，终身受益。
试验站本身也在搞一些为生产直接服务的试验，以摸清在冷凉的荒漠地区的生产栽培方法，为初创业的终农场生产提供依据。搞小麦育种的是李自发、董安铭，主要搞引种观察、杂交和选育。搞栽培试验的是陈才芬、刑怀孝、李培清，试验的内容主要是围绕生产的需要进行，如小麦、豌豆的播种时间、播种量、施肥数量、播深等。蔬菜方面则主要是引种及其适应性观察，如当时就从中国农科院引入过丹麦作系列的黄豆，荷兰大荚豌豆，上海小青菜、大白豌豆等。分析化验是周翠华、温业濂。当时省上要求总结出高产经验，所以都是白天工作，晚上集中在站部总结。站长李放的办公室是平房，一间可以挤上十来个人的小房间，一个土炕，一个土砌的“沙发”（我们戏称牛鞍子），一张办公桌和几张橙子，十分简陋。但一个大土炉烧得房间热热的，比起我的冷冰冰的宿舍舒服的多。我到试验站时“春小麦万亩千斤的栽培技术总结”已由陈才芬写出初稿，厚厚的两大本，全部手写，也真难为他了。陈才芬念，大家一段段地听，一段段地改，效率不高，但十分地有意思。有时生产上、工作上的事也就一齐讨论决定。参加讨论总结的有李放、郑永泰、王权才、我，犯人则只有陈才芬一个。往往要搞到深夜十一、二点才散。原说写成后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书，我也曾见过大样，由于后来的种种原因没有出成。，我只看见由场长郝登阁在“中国农垦”（1960.9期）上发表了“德令哈农场万亩千斤春小麦栽培技术”。
1958年“大跃进”在农业生产上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各地争先恐后大放各种高产“卫星”。
到了1959年德令哈农场则以万亩千斤春小麦而闻名全国，场长郝丰堂也当上全国农业劳动模范。当时正式公布的是13000亩，亩产1057斤，其中514亩，亩产1346.2斤。万亩千斤的名气之大，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注意，中国农垦发表了“盛开在草原上的红花—记全面大丰收的德令哈农场”。农垦部号召全国各地农场到德令哈参观取经。农业部也发出同样的号召，1959年8月，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金善宝就曾率人前来考察，并决定派人到德令哈农场来研究春小麦的高产生理，总结高产经验。我为能够分到这样一个全国闻名的农场而高兴。1959年11月6日，我和刘仲玉在农场报到后，她留在生产科，我被分在试验站。说是不远，叫我在招待所等着，试验站会派人来接。下午试验站果然派人拉着一个架架车来接，拉上我那点点少得可怜的行李，我跟着架架车走上了我的第一次工作岗位—德令哈农场试验站。
试验站离场部有三公里多，海拔高度约2915公尺。试验站有三个院子，最前面的是办公院、中间是大院和犯人院。办公院是办公室、干部家属院；大院住就业人员，因为当时青海衣农垦厅正在试验站办培训河南青年农场技术人员的训练班，所以在大院里还有教室、图书室和宿舍。办公室后面还另有一排就业人员家属宿舍。当时住有16户就业。犯人院是个小三合院，住有十几个搞技术的犯人，没人看押，他们主要从事育种和小麦、豌豆生产技术研究。
当时试验站干部、工人人不多，主任李放（陕西兰田）、会计贾凤梧（青海西宁）、出纳俞炳泉（江苏无锡）、生产队长王兰光（河南，内乡农校）、王权才（陕西扶风，武功农校）、管教员李太庚（河南光山）、生产队长郑永泰（上海）、技术员周翠华（四川资中，西农）和我、通信员刘佳如（贵州赫章）十来个人。我刚到时，说是没有地方安排我的住处，就把我安在大院和几个准就业人员住在一起。这种歧视性的安排，对我实在是一个不小的打击。后来经有人抱不平，才让我住到干部院，和郑永泰住在一起。在大院和我住在一起的是安金山，李自发和刘立轩，三个人三种情况。安金山是唐河农民，为人仗义，以土匪罪判5年，后无罪释放。刘立轩本是河南唐河一小学教员，以反革命罪判3年，改判教育释放。李自发是以敌伪人员罪判2年，刚满。还有一个张经选，是南阳人，也是无罪释放。在大院管过图书室的段霖，本是陕北一县长，也是无罪释放。所以我称他们为准就业人员。
由此可见，不管有罪无罪，是不是改判了，劳改队的大门是进得来出不去的。
我最初的任务是教省农垦厅农业技术训练班的植物保护。农训班的学员来自全省各国营农场和河南青年农场，男女生都有，年龄都不大。教员都是试验站的，有干部，有就业，还有犯人，能者为师，教员不论出处。当时没有人讲究，更不像后来动不动就上纲上线。放在几年之后，用犯人、有问题的人当教员，怕是脱不倒手的，至少也得给你一顶敌我不分，重用坏人的帽子。周翠华教土壤，王权才讲林业，李自发（西宁人、国民党时省农业厅技正、就业）教育种，沙琪（上海人、金陵大学农学院1946年蔬菜专业，就业）教蔬菜栽培，陈才芬（江苏句容、金陵大学农学院作物系1948年毕业，当时还未满刑）教作物栽培学。植物保护没人教，就让我去充数，年轻的我也只有硬着头皮上。原计划农训班要办一年，但1960年开春之后，粮食问题日益严峻，训练班就提前结束。在训练班里有一个果洛大武青年农场的河南妹子叫刘富兰，人长相一般。嫌大武太艰苦，不想回去，就托刘立轩他们给我说：“说她愿意跟我，让我想法把她留下来。”她想的太简单了，当时的我哪有那种能耐？何况我并不想找外地人成家，只好惋言拒绝。她无可耐何的回果洛去了。后来听说饿死不少河南青年，在果洛那种近4000米高寒的荒原上，幸存的机会更少，她怕也是在劫难逃呵。有时想起这件事，总觉得自已当时应该做点什么，可惜这绝不是个人能有所作为的事。应该对死者负责任的应该是毛泽东，一是他的大跃进造成的大饥荒；二是盲目垦荒，乱办农场的后果。罪过呵，那些决定在果洛大武办农场的当权者，你们的良心被狗吃了。
1958年德令哈农场约14----15万亩耕地，总产4000多万斤，为国家建设做出的贡献是非常大的。58年是大跃进之年，浮侉吹牛比比皆是，号称的万亩千斤实产不过亩产400----500斤，但在大面积上有如此的产量也实属不易，在当时还是先进的，是农场人努力的成果。和赛什克农场的吹牛卫星亩产春小麦8585斤相比，应该汔算是比较实在的。所以，当时李放在总结德令哈农场的发展和成绩时曾写到：
巴音河畔亿顷荒， 转瞬五载异沧桑。
昔日熊狼聚居地， 今成万吨米粮仓。
时至今日，还有一位叫雪连天的人记的郝登阁的功劳和劳改们的苦绩。他写道：2002年，德令哈农场撤并，有部分干工调入我西川监狱，念及先辈创业之艰，心有所感，遂赋以歌之，以表达对创业者的缅怀及原德令吟人的敬意。
念奴娇 .忆劳改辉煌岁月 雪连天（高泊2008-04-12 23:23）
大漠深处，白云渡，雪神拱卫净土。风雷激荡，血与火，多少创业典故。割肌裂肤，冰透骨髓，炼狱天然成。生命禁区，谁敢擅越独步？ 有陕北郝登阁，奉命建农场，开垦拓荒。战天斗地，鞭指处五谷丰登景象。劳改事业，从此大发展，继以辉煌。岁月是歌，今朝更奏华章。
为了总结研究德令哈农场的丰产经验，1960年试验站是十分繁忙和热闹。中国农业科学院成立了青海高原工作站，站部在当时的德令哈农场场部（场部在四作业站，后称四大队。原来的场部是德令哈联合公司），场长是李卜克、赵茂官，研究工作则放在试验站和一大队。高原工作站站长是作物所研究员王恒立先生，是中国农科院的权威级研究员，他刚从美国回来。付站长是畜牧所的蒲高发。研究人员有气象所的刘明孝、信乃铨（九十年代任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作物所的卢老先生。还有一批大学刚刚毕业的学生，贵州农学院的吕敬贤、张振南、牟俊、张书娅；广西农学院的黄居茂、罗宗亲；山东农学院的李祝山、储可敏。1963年高原工作站撒销时，这批年轻人除个别去新疆外，绝大多数都留在青海农林科学院了。他们主要研究品种、肥料、密度和气象因子与农场高产的关系。为配合高原站工作，西北水土所派了二名西北农学院刚毕业的刘玉瑞和董慕新参加。青海省农林科学院作物研究所付所长董留卿先生带着唐文华、王长瑞也来试验站配合工作。千里姻缘一线牵，信乃铨和董慕新好上了，后来结了婚。吕敬贤也莫明其妙地嫁给四川荣军强显平，留在农场，成了我的同事。强显平是队长，大好人一个，退休后回了四川。中国科学院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则派黄庆榴、王祝华和董卓辉四个人来研究春小麦的高产生理。他们的研究方法是选用同一个品种“南大2419”，在上海、青海和河南新乡同时种植，研究它们的生长发育的表现和差异，待别是在灌浆强度、成熟和千粒重方面的差异，来进行分析对比。结果发现高原地区日照时间长，光强度大，昼夜温差大。春小麦则表现为白日光合作用强积累多，晚上呼吸作用小少消耗，灌浆强度大，千粒重可达42克以上，较之上海、新乡高10多克。
1960——1962年我的主要工作就是配合各科研院所的工作，给他们打杂、带路和收集资料。正因为这二年多的工作和交往，一是让我认识了一批朋友。二是学会了许许多多书本上学不到的研究方法、技术。比如说如何布置试验，如何测量、收集数据，如何统计总结等等。特别是王恒立先生开讲的试验研究与数理统计和上海植生所的研究技术方法让我收获很多，终身受益。
试验站本身也在搞一些为生产直接服务的试验，以摸清在冷凉的荒漠地区的生产栽培方法，为初创业的终农场生产提供依据。搞小麦育种的是李自发、董安铭，主要搞引种观察、杂交和选育。搞栽培试验的是陈才芬、刑怀孝、李培清，试验的内容主要是围绕生产的需要进行，如小麦、豌豆的播种时间、播种量、施肥数量、播深等。蔬菜方面则主要是引种及其适应性观察，如当时就从中国农科院引入过丹麦作系列的黄豆，荷兰大荚豌豆，上海小青菜、大白豌豆等。分析化验是周翠华、温业濂。当时省上要求总结出高产经验，所以都是白天工作，晚上集中在站部总结。站长李放的办公室是平房，一间可以挤上十来个人的小房间，一个土炕，一个土砌的“沙发”（我们戏称牛鞍子），一张办公桌和几张橙子，十分简陋。但一个大土炉烧得房间热热的，比起我的冷冰冰的宿舍舒服的多。我到试验站时“春小麦万亩千斤的栽培技术总结”已由陈才芬写出初稿，厚厚的两大本，全部手写，也真难为他了。陈才芬念，大家一段段地听，一段段地改，效率不高，但十分地有意思。有时生产上、工作上的事也就一齐讨论决定。参加讨论总结的有李放、郑永泰、王权才、我，犯人则只有陈才芬一个。往往要搞到深夜十一、二点才散。原说写成后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书，我也曾见过大样，由于后来的种种原因没有出成。，我只看见由场长郝登阁在“中国农垦”（1960.9期）上发表了“德令哈农场万亩千斤春小麦栽培技术”。
气象站和农场的气候
德令哈深居内陆腹地，气候受高压西风控制和蒙古一西伯利亚反气旋影响，气候极为干燥，表现出典型干旱大陆性气候特征，终年偏西风强劲。年平均气温2.3℃，最高月均温(七月)14.4℃，年较差26.9～28.2℃，最低月均温(一月)－12.4℃，极端最高气温33℃，极端最低气温－28.7℃。无霜期90～97天，最大冻土深度166厘米。气温年较差和日较差都大，分别为16.4℃和27.2℃。，年平均气压在650 mm以上，含氧量为海平面的2/3左右。
出场部往北走，靠东有两排平房，就是为农场服务而建立的气象站。气象站是１９５６年建立的，是全国气象网点的一个，也为农场服务。刚建站时，从成都气象毕业的王莲银（湖南怀化）、郑炎才（广东恩平）夫妇，吴瑞长（广州人）和冯家合（湖南**）就来了，算是气象站的老人。１９５８年又分到气象站的是马俊卿（辽宁新民）、高淑敏（北京人）和陈林标（广东恩平）。由于年龄相近，爱好相同，所以我和他们都相当说得来，都是交换夫籍，交流看书心得的好朋友。那时农场的生活单一，不要说电视，连个收音机也没有，主要靠看书来打发日子。我们那时都是刭处找书看，用看书来渡过那农场的寒冬和漫漫长夜。我那时主要看小说，看过的书很多，托尔斯泰、肖霍洛夫、大仲马、莫泊桑、普希金的“安娜．卡列尼娜“、”战争与和平“、”苦难的历程“、”静静的顿河“、”唐璜“、”红与黑“等等。国内的则有”创业史“、”红旗谱”、”红楼梦”等。
气象站络续调来的有马俊卿（辽宁）、王方寿(四川仁寿)、万**(湖南)、刘秦明(陕西)、施时飞(湖南)、姚旭光等。马俊卿和我特好，施时飞、刘秦明和我一起研究”春小麦的霜冻指标”，还取得了令人比较满意的结果，在省气象局拿了奖。气象站的人都愿意呆在农场，生活安定，蔬菜充足，水质也不错。如果和大队搞好关系，买点肉，抓只鸡更是平常。气象站的临时负责人是湖南妹子王连银，她和郑炎才是同学，后来给了婚。沾华侨的光，他们全家都去了英国。我们的关系一直不错。他们最怕上唐古拉，那里的气象站谁都不愿意去，去了十之八九会得高原性肺心病，如不急时送下来救治，则必死无疑。重赏之下必有愚夫，我认识的四川仁寿人王方寿，就是在领导许诺：上去三个月就邦他解决老婆的户口的诱惑下上去了，不到三个月就下来了，可人已成为废人。有了户口又如何呵。
德令哈深居内陆腹地，气候受高压西风控制和蒙古一西伯利亚反气旋影响，气候极为干燥，表现出典型干旱大陆性气候特征，终年偏西风强劲。年平均气温2.3℃，最高月均温(七月)14.4℃，年较差26.9～28.2℃，最低月均温(一月)－12.4℃，极端最高气温33℃，极端最低气温－28.7℃。无霜期90～97天，最大冻土深度166厘米。气温年较差和日较差都大，分别为16.4℃和27.2℃。，年平均气压在650 mm以上，含氧量为海平面的2/3左右。
出场部往北走，靠东有两排平房，就是为农场服务而建立的气象站。气象站是１９５６年建立的，是全国气象网点的一个，也为农场服务。刚建站时，从成都气象毕业的王莲银（湖南怀化）、郑炎才（广东恩平）夫妇，吴瑞长（广州人）和冯家合（湖南**）就来了，算是气象站的老人。１９５８年又分到气象站的是马俊卿（辽宁新民）、高淑敏（北京人）和陈林标（广东恩平）。由于年龄相近，爱好相同，所以我和他们都相当说得来，都是交换夫籍，交流看书心得的好朋友。那时农场的生活单一，不要说电视，连个收音机也没有，主要靠看书来打发日子。我们那时都是刭处找书看，用看书来渡过那农场的寒冬和漫漫长夜。我那时主要看小说，看过的书很多，托尔斯泰、肖霍洛夫、大仲马、莫泊桑、普希金的“安娜．卡列尼娜“、”战争与和平“、”苦难的历程“、”静静的顿河“、”唐璜“、”红与黑“等等。国内的则有”创业史“、”红旗谱”、”红楼梦”等。
气象站络续调来的有马俊卿（辽宁）、王方寿(四川仁寿)、万**(湖南)、刘秦明(陕西)、施时飞(湖南)、姚旭光等。马俊卿和我特好，施时飞、刘秦明和我一起研究”春小麦的霜冻指标”，还取得了令人比较满意的结果，在省气象局拿了奖。气象站的人都愿意呆在农场，生活安定，蔬菜充足，水质也不错。如果和大队搞好关系，买点肉，抓只鸡更是平常。气象站的临时负责人是湖南妹子王连银，她和郑炎才是同学，后来给了婚。沾华侨的光，他们全家都去了英国。我们的关系一直不错。他们最怕上唐古拉，那里的气象站谁都不愿意去，去了十之八九会得高原性肺心病，如不急时送下来救治，则必死无疑。重赏之下必有愚夫，我认识的四川仁寿人王方寿，就是在领导许诺：上去三个月就邦他解决老婆的户口的诱惑下上去了，不到三个月就下来了，可人已成为废人。有了户口又如何呵。
劳改队中的几件人和事
你别小看了这些劳改犯人，大多都是国民党的军政人员，其中不乏团、旅、营、连级的军官和县级文官；还有共产党的干部和各界的知识分子。也有马步芳的军官，还有数以千计的藏民。人常说朝代更替时期的阶下囚多能人就是这个道理。此外劳改队里怪事多多，罪名倒也不少，先说说有的人是如何进来的吧！
北京的马海是偷自行车，可惜没偷着。没偷着也不行，为了首善之区的纯洁与平安，公安们思虑之后，毫无法律根据的判了他半年。要按现在的刑法，违法不一定犯罪。偷自行车不是大错，但是会给失主带来生活上和心理上造成很坏的影响。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就到顶了；五八年送犯人到青海时，连他老婆葛淑英和一岁不到的儿子马来红一齐发配到德令哈。马海聪明好学肯吃苦，很快成为一名好钳工，可惜他八三年病死在青海。改革开放之后，葛淑英拖儿带女的回到北京投靠旅家兄弟。兄弟也难，听说她以捡拾破烂为生。
上海的徐**(姑隐其名)是以有伤风化罪判一年后遣送来青海的。有伤风化罪你可能听说过，但他这个有伤风化罪可真冤。新婚小夫妻在自己家里敦伦，被一个寡妇看在眼里，想在心里。欲火难耐地去勾搭小裁缝，不成而自寻短见。这怪得谁？要怪就怪上海住房太紧张，家家几无私密可言；要嘛就怪守寡经年的寡妇，不该妄动春心。可这事却弄到徐的头上，说是白昼宣淫，办你们个有伤风化之罪，说来好恼。这种正当地个人行为怎么会成有伤风化, 上海公安真会办案，乖乖弄的咚。
四川郫县的赵开智说了几句对高产卫星不满的话，以反对公社之罪判二年送青海。
上海顾杰年少无知，48年在高二时曾加入一组织，解放后也登记了。不意到五五年肃反，以特务罪名抓起来再说，十年。像他这种情况的实实在在的大有人在。
上海王馨谷是个神通广大、三教九流都有来往的人。他当过师爷，算过命，做过小生意。写一手好字，两手会打算盘，看得来风水。就这样一个并无劣绩在上海滩上混的人，也没名其糊涂的成了反革命，弄了个十五年发配青海。
河南安金山被土匪抓去做饭，五五年逮捕，五八年改判无罪释放，但还是一直呆到1962年才离开农场。
农场还有几个没有挡案的犯人，是原本就没有挡案，还是谁把人家的挡案给弄丢了，不知道，但这些人的嘛烦可就大了。放吧，没有依据，所以他们只好把牢底坐穿。我就听说过六大队有一个犯人一直不服，闹着出去。他说是1958年在宝鸡车站，看见犯人发馒头，他为领几个馒头也去排在队里，馒头是领到手了，可是他也出不来了。队长也承认多了一个人，承认归承认，放人却没有根据，谁叫你想吃馒头？劳改队的饭可不太好吃。
接着要说的是农场的几个人。
黄宇宙(1905-1998)。电影《兵变.1938》关振宇的原型说的就是黄宇宙。黄将军1905出生，原名光汉，又名黄毅，河南省新野县校场村人。1905出生，原名光汉，又名黄毅，河南省新野县校场村人。黄将军就曾在德令哈呆过。
1923年从军，“九•一八”事变后，携张学良将军手谕赴东北组建“辽东抗日义勇军”，任副总司令，人称“儒将”。1932年留学日本，1936年回国，执教华北大学。
1938年8月7日，在河南省安阳水冶驻地，乘敌检阅防务之机，当场击毙日本天皇代表长川少将等日本将校军官16人，俘虏日本军官32人，汉奸李福和及其随从官兵也同时被歼，遂率部回到八路军怀抱。抗战主席评价“八•七”起义：黄宇宙一个人顶十万大军，十万大军也不一定能消灭这么多日伪高级将领。1938年9月，受抗日中央军委任命为“抗日救国军第一纵队司令”，但蒋介石坚决不同意八路军收编这支起义队伍。为了不影响国共合作，为了坚持联合抗日，他的队伍被收编为冀察战区第一游击司令，中将军衔，成为国共两党同时授命的中将。
1946年太行军区整风运动中被诬陷为军统特务关押了8年。1954年刑满之后，黄宇宙來到天苍苍野茫茫的青海，开始在青海省德令哈农场务农，而后调到戈壁分场任技术员。他同农场工人一道深入农田，化验土壤，进行土壤改良。1962年因病来到哈尔滨养老院，1976春任黑龙江文史馆研究馆名誉馆长，先后担任黑龙江省人大常委、省政协常委。1998年病逝，享年93岁。
神偷苗**（可惜名字不记得了），上海人，是出了名的开锁匠、惯偷。据传，没有他打不开的锁，没有他上不去的楼。七十年代后期他还关押在四大队。有一天，心血来潮，他决定跑。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他不知怎么跑了出未，一口气跑了廿多里，跑到巴音河（现在的德令哈市）百货大楼。半夜他把商场的门弄开，进去先找衣服换上，来了个里外三新。再找一个大提包，捡用得住的装，什么糖果、罐头、零钞都要。收拾打扮一番是后，他骑上商场暂暂新的自行车，趁着夜色顺公路往东而去。这个人十分精，他知道天明以后，沿公路和公路边的县镇都是公安追逃犯的口子，他跑不过汔车，快不过电话，他才不往政府的口袋里钻。于是，他把自行车往山垭口的路边一扔，又立马赶回四大队大队部。回到大队部，他知道白干事回内地探亲去了，他迅即把生产干事白**的房间弄开，在里面大睡起来。外面在紧紧张张地抓他，他可就在大队部睡觉，晚上还到干部食堂去搞点馒头之类的吃喝。几天下来，炊事员发现老丢吃的，便把熟食收捡起来。他看几天已过，政府的追捕可能松懈了，加之本队又不好弄吃的，他又溜出来到了巴音河。在河西旅社，他装作是旅社服务员。快半夜时来了一辆货车，师付先去登记，叫徒弟放水防冻。师付前足走，他就拎了一柄热水走过去说：“你们累了，快把水给你师付送去，下佘的事我来做。”小徒弟信以为真，也因为实在是太累了，就提上水进房去找师付。师付必竞是久走江湖，一听一想，觉得不对，出来一看车不见了。
原来苗**一看，时不可失，机不再来，把车子开上一路向东而去。快到茶汉诺时天已微明，他怕茶卡设有卡子，又改道向西奔都兰。可是好运并不可能永远跟着他，在离都兰只二、三里的地方车没油了。没办法，他只好步行进城城，旋即给抓住送了回来。
卫精卫的厨子高洪奎和另一名人的厨子杨立业。人说三代富贵方知饮食，此话不假。纵观袁枚、李渔、张岱，这些称得上美食家的人，都是多少有文化的。其次，也可能是更重要的，他们都有一个称心如意的厨子。比如在达官贵人和文人墨客中，蒋介石喜欢楼外楼的西湖醋鱼、汪精卫爱吃马祥兴的“美人肝”、张学良独钟红烧肉；鲁迅、林语堂、郁达夫、胡适等，都是吃家，而徐悲鸿更是语出惊人，他说：“鱼是我的命，螃蟹是我的冤家，见了冤家就不要命！”正因为民国时期有林林总总的美食，就有众多的笑傲食林的美食家和各色各样的故事。“色戒”中汪精卫的部下易守添坐下来品尝新来的厨子做的醺鸭，他就曾告诉王佳芝这是他最爱吃的一道菜。可见卫精卫家有名厨。
用同样的原料，厨子炒出来的菜和你我做出来的菜，味道是不一样的。我就曾在总场、七大队吃过杨立业做的菜，在油面电厂见识过高洪奎的绝技，什么拔丝苹果、合肥空心炸肉圆子、火腿萝卜丝酥饼等。尽管在农场条件差，佐料不全，可他们做的菜绝对好吃。所以有人说好厨子做的芹菜也比差的厨子做的鲍鱼好吃。
说明：鸭胗干更是南京一绝。有的南京姑娘嘴馋，甚至把切成薄片的鸭胗干当零食吃———比话梅更有回味。清真老店马祥兴，还善烹饪鸭胰，起了个诱人的名字：“美人肝”。据说汪精卫在南京时最爱这道菜。
你别小看了这些劳改犯人，大多都是国民党的军政人员，其中不乏团、旅、营、连级的军官和县级文官；还有共产党的干部和各界的知识分子。也有马步芳的军官，还有数以千计的藏民。人常说朝代更替时期的阶下囚多能人就是这个道理。此外劳改队里怪事多多，罪名倒也不少，先说说有的人是如何进来的吧！
北京的马海是偷自行车，可惜没偷着。没偷着也不行，为了首善之区的纯洁与平安，公安们思虑之后，毫无法律根据的判了他半年。要按现在的刑法，违法不一定犯罪。偷自行车不是大错，但是会给失主带来生活上和心理上造成很坏的影响。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就到顶了；五八年送犯人到青海时，连他老婆葛淑英和一岁不到的儿子马来红一齐发配到德令哈。马海聪明好学肯吃苦，很快成为一名好钳工，可惜他八三年病死在青海。改革开放之后，葛淑英拖儿带女的回到北京投靠旅家兄弟。兄弟也难，听说她以捡拾破烂为生。
上海的徐**(姑隐其名)是以有伤风化罪判一年后遣送来青海的。有伤风化罪你可能听说过，但他这个有伤风化罪可真冤。新婚小夫妻在自己家里敦伦，被一个寡妇看在眼里，想在心里。欲火难耐地去勾搭小裁缝，不成而自寻短见。这怪得谁？要怪就怪上海住房太紧张，家家几无私密可言；要嘛就怪守寡经年的寡妇，不该妄动春心。可这事却弄到徐的头上，说是白昼宣淫，办你们个有伤风化之罪，说来好恼。这种正当地个人行为怎么会成有伤风化, 上海公安真会办案，乖乖弄的咚。
四川郫县的赵开智说了几句对高产卫星不满的话，以反对公社之罪判二年送青海。
上海顾杰年少无知，48年在高二时曾加入一组织，解放后也登记了。不意到五五年肃反，以特务罪名抓起来再说，十年。像他这种情况的实实在在的大有人在。
上海王馨谷是个神通广大、三教九流都有来往的人。他当过师爷，算过命，做过小生意。写一手好字，两手会打算盘，看得来风水。就这样一个并无劣绩在上海滩上混的人，也没名其糊涂的成了反革命，弄了个十五年发配青海。
河南安金山被土匪抓去做饭，五五年逮捕，五八年改判无罪释放，但还是一直呆到1962年才离开农场。
农场还有几个没有挡案的犯人，是原本就没有挡案，还是谁把人家的挡案给弄丢了，不知道，但这些人的嘛烦可就大了。放吧，没有依据，所以他们只好把牢底坐穿。我就听说过六大队有一个犯人一直不服，闹着出去。他说是1958年在宝鸡车站，看见犯人发馒头，他为领几个馒头也去排在队里，馒头是领到手了，可是他也出不来了。队长也承认多了一个人，承认归承认，放人却没有根据，谁叫你想吃馒头？劳改队的饭可不太好吃。
接着要说的是农场的几个人。
黄宇宙(1905-1998)。电影《兵变.1938》关振宇的原型说的就是黄宇宙。黄将军1905出生，原名光汉，又名黄毅，河南省新野县校场村人。1905出生，原名光汉，又名黄毅，河南省新野县校场村人。黄将军就曾在德令哈呆过。
1923年从军，“九•一八”事变后，携张学良将军手谕赴东北组建“辽东抗日义勇军”，任副总司令，人称“儒将”。1932年留学日本，1936年回国，执教华北大学。
1938年8月7日，在河南省安阳水冶驻地，乘敌检阅防务之机，当场击毙日本天皇代表长川少将等日本将校军官16人，俘虏日本军官32人，汉奸李福和及其随从官兵也同时被歼，遂率部回到八路军怀抱。抗战主席评价“八•七”起义：黄宇宙一个人顶十万大军，十万大军也不一定能消灭这么多日伪高级将领。1938年9月，受抗日中央军委任命为“抗日救国军第一纵队司令”，但蒋介石坚决不同意八路军收编这支起义队伍。为了不影响国共合作，为了坚持联合抗日，他的队伍被收编为冀察战区第一游击司令，中将军衔，成为国共两党同时授命的中将。
1946年太行军区整风运动中被诬陷为军统特务关押了8年。1954年刑满之后，黄宇宙來到天苍苍野茫茫的青海，开始在青海省德令哈农场务农，而后调到戈壁分场任技术员。他同农场工人一道深入农田，化验土壤，进行土壤改良。1962年因病来到哈尔滨养老院，1976春任黑龙江文史馆研究馆名誉馆长，先后担任黑龙江省人大常委、省政协常委。1998年病逝，享年93岁。
神偷苗**（可惜名字不记得了），上海人，是出了名的开锁匠、惯偷。据传，没有他打不开的锁，没有他上不去的楼。七十年代后期他还关押在四大队。有一天，心血来潮，他决定跑。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他不知怎么跑了出未，一口气跑了廿多里，跑到巴音河（现在的德令哈市）百货大楼。半夜他把商场的门弄开，进去先找衣服换上，来了个里外三新。再找一个大提包，捡用得住的装，什么糖果、罐头、零钞都要。收拾打扮一番是后，他骑上商场暂暂新的自行车，趁着夜色顺公路往东而去。这个人十分精，他知道天明以后，沿公路和公路边的县镇都是公安追逃犯的口子，他跑不过汔车，快不过电话，他才不往政府的口袋里钻。于是，他把自行车往山垭口的路边一扔，又立马赶回四大队大队部。回到大队部，他知道白干事回内地探亲去了，他迅即把生产干事白**的房间弄开，在里面大睡起来。外面在紧紧张张地抓他，他可就在大队部睡觉，晚上还到干部食堂去搞点馒头之类的吃喝。几天下来，炊事员发现老丢吃的，便把熟食收捡起来。他看几天已过，政府的追捕可能松懈了，加之本队又不好弄吃的，他又溜出来到了巴音河。在河西旅社，他装作是旅社服务员。快半夜时来了一辆货车，师付先去登记，叫徒弟放水防冻。师付前足走，他就拎了一柄热水走过去说：“你们累了，快把水给你师付送去，下佘的事我来做。”小徒弟信以为真，也因为实在是太累了，就提上水进房去找师付。师付必竞是久走江湖，一听一想，觉得不对，出来一看车不见了。
原来苗**一看，时不可失，机不再来，把车子开上一路向东而去。快到茶汉诺时天已微明，他怕茶卡设有卡子，又改道向西奔都兰。可是好运并不可能永远跟着他，在离都兰只二、三里的地方车没油了。没办法，他只好步行进城城，旋即给抓住送了回来。
卫精卫的厨子高洪奎和另一名人的厨子杨立业。人说三代富贵方知饮食，此话不假。纵观袁枚、李渔、张岱，这些称得上美食家的人，都是多少有文化的。其次，也可能是更重要的，他们都有一个称心如意的厨子。比如在达官贵人和文人墨客中，蒋介石喜欢楼外楼的西湖醋鱼、汪精卫爱吃马祥兴的“美人肝”、张学良独钟红烧肉；鲁迅、林语堂、郁达夫、胡适等，都是吃家，而徐悲鸿更是语出惊人，他说：“鱼是我的命，螃蟹是我的冤家，见了冤家就不要命！”正因为民国时期有林林总总的美食，就有众多的笑傲食林的美食家和各色各样的故事。“色戒”中汪精卫的部下易守添坐下来品尝新来的厨子做的醺鸭，他就曾告诉王佳芝这是他最爱吃的一道菜。可见卫精卫家有名厨。
用同样的原料，厨子炒出来的菜和你我做出来的菜，味道是不一样的。我就曾在总场、七大队吃过杨立业做的菜，在油面电厂见识过高洪奎的绝技，什么拔丝苹果、合肥空心炸肉圆子、火腿萝卜丝酥饼等。尽管在农场条件差，佐料不全，可他们做的菜绝对好吃。所以有人说好厨子做的芹菜也比差的厨子做的鲍鱼好吃。
说明：鸭胗干更是南京一绝。有的南京姑娘嘴馋，甚至把切成薄片的鸭胗干当零食吃———比话梅更有回味。清真老店马祥兴，还善烹饪鸭胰，起了个诱人的名字：“美人肝”。据说汪精卫在南京时最爱这道菜。
劳改系统的婚姻与*
由于劳改队的性质及其独特而封闭的地理环境，决定劳改系统是一个男人世界，是光头和尚们的天下。在劳改队里，男女囚犯从来都是分别关押的。德令哈农场原来还有从上海来的女劳教，尔后怕出问题也全部集中到香日德农场去了。农场又大多是在亘古荒原上垦殖，四周渺无人烟。没有村庄，没有人家，想有如张贤亮的“绿化树”中那样来一点韵事艳情的条件都不存在。
人说“当兵三年，老母猪赛貂蝉”。当兵、三年都十分难耐。劳改犯们是决不止三年，何况即便刑满，你还是小三子，还得留在农场，留在劳改队。所以，劳改系统的婚姻和性绝对不是个小问题。即使你是劳改单位的干部、工人要想解决婚姻问题，要想找到愿意在荒凉的戈壁滩生活的对象，实话困难。为解决新疆军垦战士的婚姻，王震曾来过一个“三千湘妹子上天山”。青海劳改系统为解决老干部的婚姻，1955年曾经在四川的温江、眉山、新津、江津、万县等地招聘好几百高中毕业生到青海工作。先放在公安二干校学财会，学管理。劳改局局长张贵德的夫人**荣，就是从四川绵竹招去的。有关的热心人先把女学生们的照片送给张初选，再看人，*绍荣人才十分，相当漂亮，就被张选上了。拍板之后，则是组织谈话，“奉旨”成婚。我知道的这种情况的就有好几位，新津中学的***就是这样嫁给一个场长的。当然，坚守青梅竹马的誓言，仍与原来男友结婚或坚决找年岁相当的一般干部的还是大有人在。我认识的就有叶**、陈**、吴**、刘**、唐**多人、
1956年劳改系统又从上海招了一大批中学生，高初中生都有。解放前着名笑星韩兰根的儿子韩亦康、韩亦琦就是那年来青海的。上海这些学生乡土地域观念极重，囿于生活习惯，上海圈圈抱得紧，后来大多是互爱互恋的结为伉俪，在场部就有十儿对。
到了1958年，好多年青人为了闯生活，漂流到了青海，这就是后来叫做‘盲流’的那一批青年。德令哈农场也接受了好几百，经过筛选之后，有的去当管教员，生产员，有的当拖拉机手、农具手、修理工。女的大多去了医院，总有好几十吧。老巢找的红牡丹、老郑的小芹，太庚的东北妹等都是这批小同志。他们都是幸运的，找了自带饭票，有工作的人。其它同志的婚姻无非只有两条路，一是在老家找，绝大多数干部工人都是这样；二是你托我，我托你的找人介绍。可地们大多是家属了，因为农场从来没有安排过工作。
至于就业人员的婚配更是好一个难字了得。在当年政治高压的环境下，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动轧讲成份，讲政治的年代。不要说三类人员，那怕你成分高一点的找对象都难。成分好的，生活还过得去的女孩谁都不愿意找他们，不能自贬一等的来当小三子家属。他们也只能回家乡去找，找那种成份不好的，二婚的。有时也能找到称心的对象，这也算’门当户对’吧。那时候在农场还有一封信就找来一个姑娘的事。就业人员先找到相处较好的就业家属，请她邦忙在老家介绍。如果有合适的人，她就去信把人叫来。来人一看所谈之人年龄往往偏大，人又被高原强烈的紫外线晒了个黑不溜湫，往往心里犹豫。但架不住劝。再看这里环境虽然不好，但人家有工资，一个月40多块（四川大学毕业定22级也才48块），吃穿不愁，还不干活。比起在老家累死累活的一天才挣毛八分钱的工分，春二三月还吃不饱的情况好多了。就又答应下来结婚成家。这种情况大多发生在四川川东北和河南姑娘身上。所以大家开玩笑说：“四川姑娘便宜，划得着，八分钱一个”。
至于性，劳改队是不谈性的，也无从谈起，只能压抑。”食色性也”，这是人之天性，压抑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对年老犯人、有文化的人和官吏，他们的理性可以压抑。但对刑事犯和年轻的犯人，可就难得多，所以他们大多通过精神性的、手淫的或同志的方法来解决。至于就业人员，他们自由得多，常常去找就业家属中的暗门子。当然，奇奇怪怪的事也就在农场处处发生。还是讲几件具体的吧。
八大队的裁缝：在劳改队中，还是有几种人可以在有条件的情况下进出犯人院的，比如往大院食堂送水的犯人或往干部家属院的犯人，他们的进出是方便的。还有一些有点技术的，如医兰、裁缝，也能进出。八大队有一犯人会裁，常在各家做衣服。他在一中队长家干活时，队长夫人要他。开始他那敢，……，最后事发他被加刑三年。也还有家属和送水的有染。
医院职工张**有一个女儿叫燕子，他老婆走后，他就把自己的女儿给遭踏了，那时孩子才十四，才读初一。
二大队看押连队指导员的婆娘从陕西来农场探亲，她看上了一个小战士。小战士是甘南人，中等身材，浓眉直鼻，英俊可人。一天小战士生病在连队休息，她便做好一碗鸡蛋面条送去，待小战士千谢万谢的吃完面条，她就直奔主题的要那个。小战士不干，她的欲念已无法压下，更是不知羞耻地纠缠，但是小战士还是不答应。这个女人突然扯开上衣咸协地说再不干就要告他调戏。可小战士还是不干，可能也是不敢，她只能悻悻地离去。她一走，这个小战士可越想越怕，在无可耐何，不知如何是好的情况下，为了证实自己的清白，他取出一个手榴弹，压在自己身下引爆，结束了才廿十来岁的生命，淫欲害人呵。
羊队长是*大队的事，中队长贺**，青海人，壮年未聚，其情可知。举目荒原竞无可发泄的对象，万分难耐之时，他便和母羊来了个亲密接触。后来，大家知道了，也只能嗤之以鼻。只觉得其人品太低下了。干部尚且如此，何况三类。也是这位队长，还闹过赶大火车的笑话。1958年以前青海不通火车，他也没有坐过火车旅行，只听人讲火车上有座位，有厕所，有饭卖，有东西吃，非常不错。所以五八年国庆一过，他就兴匆匆去坐火车。坐了回来他在单位上大呼上当，说火车糟透了，什么都没有。东西没有人卖，厕所没有，连橙子也没得坐。逗得大家哈哈大笑，原来他坐的是试运行汐的闷罐车。
那还是六八年的冬天，我在尕海邦王全才创建九大队。当时的条件非常艰苦，房子没有一间，还要赶快平地造田，赶在十一月中封冻前把土地浇上水，以便来春能顺利地播上种子。当时不论干部还是就业，都是住在沿着一个洼地四周挖的土坑（地窝子）里。顶上放上抬杠、树枝，铺上一层麦草，上撒干土就是房顶。没有门，在进口处挂上一片麻袋就是门，只能略略抵御初冬的寒风，那些夜晚可真冷呵。恰逢其时，有一就业人员时妻子从河南来农场探亲，没地方住，也只能住地窝子。她大约快五十了，那有什么人才呵。可她也是这三十多号就业中唯一的女人。王权才知道就业的毛病，也曾提醒他要注意安全。果不其然，还是出事了。有一天半夜，她男人上夜班浇水，半夜时分进来一个人，睡得迷迷糊糊的她，以万是男人提前下班回来，怕他冷，叫他赶快来，她邦助暖和暖和。来人既不吭声、也不客气，麻利的钻进被窝，只是行动。刚开始那女的还笑说：”今晚咋哩？恁猴急。”后来感觉怎么不同平常？她才知有异的大喊起来…..。
暗门子是无家就业人员需要的重要途径，这些人大多是就业家属，各个单位都有，公开半公开的，干部们心知肚明地懒得管。试验站听说也有几家。
切齿咬舌是发生在七八年。工程大队一就业人员经人介绍，从四川大邑找了个女子。廾来岁，身材高挑、面目姣好。此人一见，高兴的不得了。几经讲谈，女的还拿不定主意，可男的急的不行，只苦于那女子住在介绍人家，无法下手。于是就约女的到巴音河买东西。巴音河就是现在的德令哈市。那人早已拿定主意，今天一定要把生米煮成熟饭，以免夜长梦多。到了巴音河，那男子把女的领到原来体育场后面的山上。一到山上他便抱着女子又亲又摸的轻狂起来。那个年代的农村女孩哪见过这种阵仗，一急之下张嘴便咬，把正在意急情迷的男子的舌尖咬了一点下来，直疼得那人呜鸣乱叫。那女子也吓得不轻，急急忙忙地跑到派出所报素。……，此事只有不了了之，那男的后来医好了，只不过说话要多费点力气吧了。
由于劳改队的性质及其独特而封闭的地理环境，决定劳改系统是一个男人世界，是光头和尚们的天下。在劳改队里，男女囚犯从来都是分别关押的。德令哈农场原来还有从上海来的女劳教，尔后怕出问题也全部集中到香日德农场去了。农场又大多是在亘古荒原上垦殖，四周渺无人烟。没有村庄，没有人家，想有如张贤亮的“绿化树”中那样来一点韵事艳情的条件都不存在。
人说“当兵三年，老母猪赛貂蝉”。当兵、三年都十分难耐。劳改犯们是决不止三年，何况即便刑满，你还是小三子，还得留在农场，留在劳改队。所以，劳改系统的婚姻和性绝对不是个小问题。即使你是劳改单位的干部、工人要想解决婚姻问题，要想找到愿意在荒凉的戈壁滩生活的对象，实话困难。为解决新疆军垦战士的婚姻，王震曾来过一个“三千湘妹子上天山”。青海劳改系统为解决老干部的婚姻，1955年曾经在四川的温江、眉山、新津、江津、万县等地招聘好几百高中毕业生到青海工作。先放在公安二干校学财会，学管理。劳改局局长张贵德的夫人**荣，就是从四川绵竹招去的。有关的热心人先把女学生们的照片送给张初选，再看人，*绍荣人才十分，相当漂亮，就被张选上了。拍板之后，则是组织谈话，“奉旨”成婚。我知道的这种情况的就有好几位，新津中学的***就是这样嫁给一个场长的。当然，坚守青梅竹马的誓言，仍与原来男友结婚或坚决找年岁相当的一般干部的还是大有人在。我认识的就有叶**、陈**、吴**、刘**、唐**多人、
1956年劳改系统又从上海招了一大批中学生，高初中生都有。解放前着名笑星韩兰根的儿子韩亦康、韩亦琦就是那年来青海的。上海这些学生乡土地域观念极重，囿于生活习惯，上海圈圈抱得紧，后来大多是互爱互恋的结为伉俪，在场部就有十儿对。
到了1958年，好多年青人为了闯生活，漂流到了青海，这就是后来叫做‘盲流’的那一批青年。德令哈农场也接受了好几百，经过筛选之后，有的去当管教员，生产员，有的当拖拉机手、农具手、修理工。女的大多去了医院，总有好几十吧。老巢找的红牡丹、老郑的小芹，太庚的东北妹等都是这批小同志。他们都是幸运的，找了自带饭票，有工作的人。其它同志的婚姻无非只有两条路，一是在老家找，绝大多数干部工人都是这样；二是你托我，我托你的找人介绍。可地们大多是家属了，因为农场从来没有安排过工作。
至于就业人员的婚配更是好一个难字了得。在当年政治高压的环境下，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动轧讲成份，讲政治的年代。不要说三类人员，那怕你成分高一点的找对象都难。成分好的，生活还过得去的女孩谁都不愿意找他们，不能自贬一等的来当小三子家属。他们也只能回家乡去找，找那种成份不好的，二婚的。有时也能找到称心的对象，这也算’门当户对’吧。那时候在农场还有一封信就找来一个姑娘的事。就业人员先找到相处较好的就业家属，请她邦忙在老家介绍。如果有合适的人，她就去信把人叫来。来人一看所谈之人年龄往往偏大，人又被高原强烈的紫外线晒了个黑不溜湫，往往心里犹豫。但架不住劝。再看这里环境虽然不好，但人家有工资，一个月40多块（四川大学毕业定22级也才48块），吃穿不愁，还不干活。比起在老家累死累活的一天才挣毛八分钱的工分，春二三月还吃不饱的情况好多了。就又答应下来结婚成家。这种情况大多发生在四川川东北和河南姑娘身上。所以大家开玩笑说：“四川姑娘便宜，划得着，八分钱一个”。
至于性，劳改队是不谈性的，也无从谈起，只能压抑。”食色性也”，这是人之天性，压抑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对年老犯人、有文化的人和官吏，他们的理性可以压抑。但对刑事犯和年轻的犯人，可就难得多，所以他们大多通过精神性的、手淫的或同志的方法来解决。至于就业人员，他们自由得多，常常去找就业家属中的暗门子。当然，奇奇怪怪的事也就在农场处处发生。还是讲几件具体的吧。
八大队的裁缝：在劳改队中，还是有几种人可以在有条件的情况下进出犯人院的，比如往大院食堂送水的犯人或往干部家属院的犯人，他们的进出是方便的。还有一些有点技术的，如医兰、裁缝，也能进出。八大队有一犯人会裁，常在各家做衣服。他在一中队长家干活时，队长夫人要他。开始他那敢，……，最后事发他被加刑三年。也还有家属和送水的有染。
医院职工张**有一个女儿叫燕子，他老婆走后，他就把自己的女儿给遭踏了，那时孩子才十四，才读初一。
二大队看押连队指导员的婆娘从陕西来农场探亲，她看上了一个小战士。小战士是甘南人，中等身材，浓眉直鼻，英俊可人。一天小战士生病在连队休息，她便做好一碗鸡蛋面条送去，待小战士千谢万谢的吃完面条，她就直奔主题的要那个。小战士不干，她的欲念已无法压下，更是不知羞耻地纠缠，但是小战士还是不答应。这个女人突然扯开上衣咸协地说再不干就要告他调戏。可小战士还是不干，可能也是不敢，她只能悻悻地离去。她一走，这个小战士可越想越怕，在无可耐何，不知如何是好的情况下，为了证实自己的清白，他取出一个手榴弹，压在自己身下引爆，结束了才廿十来岁的生命，淫欲害人呵。
羊队长是*大队的事，中队长贺**，青海人，壮年未聚，其情可知。举目荒原竞无可发泄的对象，万分难耐之时，他便和母羊来了个亲密接触。后来，大家知道了，也只能嗤之以鼻。只觉得其人品太低下了。干部尚且如此，何况三类。也是这位队长，还闹过赶大火车的笑话。1958年以前青海不通火车，他也没有坐过火车旅行，只听人讲火车上有座位，有厕所，有饭卖，有东西吃，非常不错。所以五八年国庆一过，他就兴匆匆去坐火车。坐了回来他在单位上大呼上当，说火车糟透了，什么都没有。东西没有人卖，厕所没有，连橙子也没得坐。逗得大家哈哈大笑，原来他坐的是试运行汐的闷罐车。
那还是六八年的冬天，我在尕海邦王全才创建九大队。当时的条件非常艰苦，房子没有一间，还要赶快平地造田，赶在十一月中封冻前把土地浇上水，以便来春能顺利地播上种子。当时不论干部还是就业，都是住在沿着一个洼地四周挖的土坑（地窝子）里。顶上放上抬杠、树枝，铺上一层麦草，上撒干土就是房顶。没有门，在进口处挂上一片麻袋就是门，只能略略抵御初冬的寒风，那些夜晚可真冷呵。恰逢其时，有一就业人员时妻子从河南来农场探亲，没地方住，也只能住地窝子。她大约快五十了，那有什么人才呵。可她也是这三十多号就业中唯一的女人。王权才知道就业的毛病，也曾提醒他要注意安全。果不其然，还是出事了。有一天半夜，她男人上夜班浇水，半夜时分进来一个人，睡得迷迷糊糊的她，以万是男人提前下班回来，怕他冷，叫他赶快来，她邦助暖和暖和。来人既不吭声、也不客气，麻利的钻进被窝，只是行动。刚开始那女的还笑说：”今晚咋哩？恁猴急。”后来感觉怎么不同平常？她才知有异的大喊起来…..。
暗门子是无家就业人员需要的重要途径，这些人大多是就业家属，各个单位都有，公开半公开的，干部们心知肚明地懒得管。试验站听说也有几家。
切齿咬舌是发生在七八年。工程大队一就业人员经人介绍，从四川大邑找了个女子。廾来岁，身材高挑、面目姣好。此人一见，高兴的不得了。几经讲谈，女的还拿不定主意，可男的急的不行，只苦于那女子住在介绍人家，无法下手。于是就约女的到巴音河买东西。巴音河就是现在的德令哈市。那人早已拿定主意，今天一定要把生米煮成熟饭，以免夜长梦多。到了巴音河，那男子把女的领到原来体育场后面的山上。一到山上他便抱着女子又亲又摸的轻狂起来。那个年代的农村女孩哪见过这种阵仗，一急之下张嘴便咬，把正在意急情迷的男子的舌尖咬了一点下来，直疼得那人呜鸣乱叫。那女子也吓得不轻，急急忙忙地跑到派出所报素。……，此事只有不了了之，那男的后来医好了，只不过说话要多费点力气吧了。
张、郝“反革命集团”
1962年的冬天是一个多事之冬。
试验站是越来越热闹了。一是在小院对面又修了一排六间的平房，还用红砖铺地，显得气派。郝登阁把家搬到试验站住下，这让我们都十分地纳闷，为什么不住在场部，要住到试验站来。后来才知道，他不想当场长，想到试验站种种地算了；二是试验站大发展，新调进来的技术员就有王维钦（周翠华爱人，王仲宁、王昆宁他们的父亲）、彭积明、段万芳夫妇（彭沙、彭朋的父母），吕敬贤和王成斌（西农园艺56级）。从马海农场调进了40多个就业职工，以后成为技术拐棍的顾杰、蔡茂轩、屠文华都是那个时间来的。
谁也没有想到的是，青海劳改系统又搞开运动。一夜之间青海劳改局局长张贵德成了“反革命集团”的首领，并于1962年9月12日被捕入狱；于是从1962下半年开始，在全省劳改系统全面开展了自上而下的“夺权”斗争。德令哈农场则是反张、郝反革命集团。作为基层的一个小技术员，对这场运动的性质很不了解，他们犯的什么事也不知道，只看见运动在试验站进行的表象，也知道他们今天都已经平反。但人生几伺，谁又能几经风雨？共产党整人害人呵。
德令哈农场的“夺权”斗争是分两次进行的，第一次是1962年10月，第二次是12月，我只参加了第二次。两次都是由省上派工作组，组长叫李猛，工作队员有公安部下放到农场的时克，我和时克就是那时认识。我们只参加试验站的运动，主要是“整”李放的问题，因为我们对场部的情况什么都不了解。说句心里话，李放给我的印象还是不错的，聪明有才，对人热情，工作认真。李放靠边之后，将医院的付院长李信恭调来当站长。此人不过是解放军的一个赶马车的车夫，其水平可想而知，但他的心黑，爱整人，爱贪小便宜。我只是有一次他老婆东玉兰要洋芋，我问她要票，就把他给惹下了，总是找我的槎。在试验站带头整人最凶的是李信恭和王权才，要人人都要揭发，我开初只是说了丰产材料实不实在的问题。后来，要我揭发李放在60年种蔓青时整我，是迫害。我自己工作上的问题，领导批评指正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可在当时，非要说成迫害，我只能按照李信恭、王权才之流定下的调子做了违心的揭发。今日忆及，我深感内疚，我自己怕被整，反而成了整人者的邦凶。
这场“夺权”斗争给青海省劳改系统造成的破坏是十分严重的。其涉及面之广，伤害人之多，斗争手段之残酷，是我除文革之外所罕见的。德令哈农场就挖出了以场长郝登阁为首的“反革命集团”，迫害了一大堆好干部。场长郝登阁被迫自杀在试验站的家里，他们还让我去照的相。在我的印象里，这是一个工作竞竞业业，勤勤恳恳，待人和善，没日没夜工作的人。他习惯熬夜，抽烟凶。他整天在下面转，深入基层、深入生产，有时就拳在吉普车上睡觉。可就这样一个忘我工作的人，也成了权力斗争的牺牲品。他在试验站修了几间平房，原本打算不当场长了，就到试验站来搞搞试验，以了终生。不意ｇｃｔ连这点方便也不给，被活活逼死。全场500多干部，受处分的就多达123名，全场90%以上的科长、站长、厂长、经理都被整肃，我听说的就有郝丰堂、宋月英(郝登阁爱人、干部科科长)、童子诚、祝光和、徐克俭、陈浩中、李放、米元祥、谢志诚、苏鸿俊等等，党委书记霍仲昆，付场长陈复生也都受到牵连。劳改的劳改，下放的下放，李放就被遣送回陕西兰田老家。
这场风波的起因是什么，张贵德同志为什么成了“反革命集团”的主要成员？后来才听说，张郝也是路线斗争的牺牲品。从习仲勋到薛克明、张贵德、郝登阁是被定为一条线的人来整的。
薛克明，1910年生，陕西吴堡人。建国后，历任青海省公安厅厅长、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青海军区副政委，中共青海省委常委，青海省副省长。1963年被开除党籍。因病于1965年4月28日逝世，终年55岁。省劳改局长张贵德同志一夜之间成了“反革命集团”的“首领”，并于1962年9月20日被捕入狱；当年的“反革命集团的首领”张贵德同志于1980年4月3日被释放,1981年11月31日中纪委批示恢复了张贵德同志的党籍、工职、级别,1986年12月13日,青海省委补选张贵德同志为省顾问委员会委员,后来担任了省劳改局顾问。同时恢复工作的还有公安部劳改局局长王明迪（原在香日德农场）、劳教局长葛光荣（原在德令哈农场任副场长）、德令哈农场场长郝登阁及其集团等。
德令哈的场长郝登阁原是国民党陕北旬邑县县长、兼保安大队长，1948年起义。自从跟党走之后，一直从事劳改管理。他为人耿直，工作竞竞业业，刻苦认真务实，在农场的人都知道他成天朴在工作上，整天都在地理转，累了就在吉普车上打丁盹。他也虚心好学，柴达木垦荒是亘古未有之事，是他在1954年创建了青海最大的国营劳改农场，是他和大家一起共同学，共同努力地总结出了一套适合盒地农业生产的生产栽培技术，一直沿用至今天。郝登阁和老一辈德令哈人克服了干旱苦寒的环境，物资匮乏的生活，阻挡着狂暴无情的风沙，从实践中认识自然，顺应自然地完善了在盆地的开发。征服了一块又一块沙丘，改造了一片又一片的盐碱地。他们开荒、种地、造林、改造犯人，把青春献给了荒漠，把绿洲留给了后代。就这样，农田拓展了，绿洲扩大了，荒漠在德令哈人的面前变成了丰饶的绿洲，成为一个麦浪飘香，牛羊满圈，果菜香飘的绿洲农业宝地。所以老一辈德农人是值得骄傲和自豪的，是无愧于时代的。
就是这样一个一心跟着党，热心建没设新中国的人，却成了反革命。
1962年的冬天是一个多事之冬。
试验站是越来越热闹了。一是在小院对面又修了一排六间的平房，还用红砖铺地，显得气派。郝登阁把家搬到试验站住下，这让我们都十分地纳闷，为什么不住在场部，要住到试验站来。后来才知道，他不想当场长，想到试验站种种地算了；二是试验站大发展，新调进来的技术员就有王维钦（周翠华爱人，王仲宁、王昆宁他们的父亲）、彭积明、段万芳夫妇（彭沙、彭朋的父母），吕敬贤和王成斌（西农园艺56级）。从马海农场调进了40多个就业职工，以后成为技术拐棍的顾杰、蔡茂轩、屠文华都是那个时间来的。
谁也没有想到的是，青海劳改系统又搞开运动。一夜之间青海劳改局局长张贵德成了“反革命集团”的首领，并于1962年9月12日被捕入狱；于是从1962下半年开始，在全省劳改系统全面开展了自上而下的“夺权”斗争。德令哈农场则是反张、郝反革命集团。作为基层的一个小技术员，对这场运动的性质很不了解，他们犯的什么事也不知道，只看见运动在试验站进行的表象，也知道他们今天都已经平反。但人生几伺，谁又能几经风雨？共产党整人害人呵。
德令哈农场的“夺权”斗争是分两次进行的，第一次是1962年10月，第二次是12月，我只参加了第二次。两次都是由省上派工作组，组长叫李猛，工作队员有公安部下放到农场的时克，我和时克就是那时认识。我们只参加试验站的运动，主要是“整”李放的问题，因为我们对场部的情况什么都不了解。说句心里话，李放给我的印象还是不错的，聪明有才，对人热情，工作认真。李放靠边之后，将医院的付院长李信恭调来当站长。此人不过是解放军的一个赶马车的车夫，其水平可想而知，但他的心黑，爱整人，爱贪小便宜。我只是有一次他老婆东玉兰要洋芋，我问她要票，就把他给惹下了，总是找我的槎。在试验站带头整人最凶的是李信恭和王权才，要人人都要揭发，我开初只是说了丰产材料实不实在的问题。后来，要我揭发李放在60年种蔓青时整我，是迫害。我自己工作上的问题，领导批评指正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可在当时，非要说成迫害，我只能按照李信恭、王权才之流定下的调子做了违心的揭发。今日忆及，我深感内疚，我自己怕被整，反而成了整人者的邦凶。
这场“夺权”斗争给青海省劳改系统造成的破坏是十分严重的。其涉及面之广，伤害人之多，斗争手段之残酷，是我除文革之外所罕见的。德令哈农场就挖出了以场长郝登阁为首的“反革命集团”，迫害了一大堆好干部。场长郝登阁被迫自杀在试验站的家里，他们还让我去照的相。在我的印象里，这是一个工作竞竞业业，勤勤恳恳，待人和善，没日没夜工作的人。他习惯熬夜，抽烟凶。他整天在下面转，深入基层、深入生产，有时就拳在吉普车上睡觉。可就这样一个忘我工作的人，也成了权力斗争的牺牲品。他在试验站修了几间平房，原本打算不当场长了，就到试验站来搞搞试验，以了终生。不意ｇｃｔ连这点方便也不给，被活活逼死。全场500多干部，受处分的就多达123名，全场90%以上的科长、站长、厂长、经理都被整肃，我听说的就有郝丰堂、宋月英(郝登阁爱人、干部科科长)、童子诚、祝光和、徐克俭、陈浩中、李放、米元祥、谢志诚、苏鸿俊等等，党委书记霍仲昆，付场长陈复生也都受到牵连。劳改的劳改，下放的下放，李放就被遣送回陕西兰田老家。
这场风波的起因是什么，张贵德同志为什么成了“反革命集团”的主要成员？后来才听说，张郝也是路线斗争的牺牲品。从习仲勋到薛克明、张贵德、郝登阁是被定为一条线的人来整的。
薛克明，1910年生，陕西吴堡人。建国后，历任青海省公安厅厅长、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青海军区副政委，中共青海省委常委，青海省副省长。1963年被开除党籍。因病于1965年4月28日逝世，终年55岁。省劳改局长张贵德同志一夜之间成了“反革命集团”的“首领”，并于1962年9月20日被捕入狱；当年的“反革命集团的首领”张贵德同志于1980年4月3日被释放,1981年11月31日中纪委批示恢复了张贵德同志的党籍、工职、级别,1986年12月13日,青海省委补选张贵德同志为省顾问委员会委员,后来担任了省劳改局顾问。同时恢复工作的还有公安部劳改局局长王明迪（原在香日德农场）、劳教局长葛光荣（原在德令哈农场任副场长）、德令哈农场场长郝登阁及其集团等。
德令哈的场长郝登阁原是国民党陕北旬邑县县长、兼保安大队长，1948年起义。自从跟党走之后，一直从事劳改管理。他为人耿直，工作竞竞业业，刻苦认真务实，在农场的人都知道他成天朴在工作上，整天都在地理转，累了就在吉普车上打丁盹。他也虚心好学，柴达木垦荒是亘古未有之事，是他在1954年创建了青海最大的国营劳改农场，是他和大家一起共同学，共同努力地总结出了一套适合盒地农业生产的生产栽培技术，一直沿用至今天。郝登阁和老一辈德令哈人克服了干旱苦寒的环境，物资匮乏的生活，阻挡着狂暴无情的风沙，从实践中认识自然，顺应自然地完善了在盆地的开发。征服了一块又一块沙丘，改造了一片又一片的盐碱地。他们开荒、种地、造林、改造犯人，把青春献给了荒漠，把绿洲留给了后代。就这样，农田拓展了，绿洲扩大了，荒漠在德令哈人的面前变成了丰饶的绿洲，成为一个麦浪飘香，牛羊满圈，果菜香飘的绿洲农业宝地。所以老一辈德农人是值得骄傲和自豪的，是无愧于时代的。
就是这样一个一心跟着党，热心建没设新中国的人，却成了反革命。
沙尘暴
当年农场的大风沙天气实在励害，大有谈风色变之况，我们都叫它是黑风。风沙一是多，春天的三、四、五月差不多是天天有；二是风力大，至少也在八级以上，有时可以达到十二级。风沙一来，漫卷沙尘如泰山压顶，遮天盖地，倾刻间伸手不见五指，在野外使你不辨东西南北，收工时找不到住处，在这样的风里人是没有办法站稳的，更不要说逆风而行了。大家只好手拉手摸索而行，有的人在地上爬行，有的人掉在渠里成了“落汤鸡”。1955年二大队就曾有二个犯人在大风沙中失踪，估计十之八九是凶多吉少。此后风太大时都要歇工。十分恶劣的盆地气候，干旱少雨，一年有6、7个月的风季。犯风乍起，刮得天昏地暗，风沙吹得人睁不开眼，刚建场时大风把帐篷都吹倒掀跑，大家一个个成了“土行孙”。
1967年春的一个中午，我和钦榜、德林、老常几个人正在食堂吃饭。突然狂风骤起，昏天黑地，飞沙走石，呼呼之声不绝于耳。风是越刮越猛，有近半个小时竞然是伸手不见五指。这饭是吃不成了，只有等风过去，可等这风一过，面条里已飘满沙子。我想起在“薛丁山征西”中就曾经这样描述过盆地的大风暴，说是妖人做法。看来该作者可能到过盆地，领教过大风沙的暴虐。三是淮时，准时地在中午十二时开始，下午六时停止，有如上班下班。刚到农场的人一见风起，总是找个地方躲，想等风过之后再说，慢慢才知道，这风沙可不是一下子能过得去的。该走还待得走，该干麻还得干麻。63年春天，我和吕**去巴音河就碰上大风，离农场三十多里，不回来怎么办，万般无奈之下只有顶着风，推着自行车往回走。风大约就是十来级吧，可吹得人眼睛都睁不开，我们二人推呵推，一直推了七个多小时。把她送回分场场部已是晚上十点多了。近年来才听说这种大风沙叫沙尘暴，但在我的印象里，农场的大风沙比起内地的沙尘暴可凶多了。风沙是威胁农场生存发展的最大障碍。每当风沙起来时，大片的沙丘会流动起来，流沙掩埋畜圈，堵塞渠道，满屋满床全盖的是厚厚的浮尘。风沙逼迫人畜搬家，农场人是真真实实地体验了“沙进人退”这一大自然严酷的惨象。所以我曾经在甲申大暑写道：“时光如水年复年，一枕秋声夜听泉。红心献策成另类，青春发配上高原。风舞黄尘十万里，霜压青苗一夜寒。南望乡云关山隔，谁言往事尽如烟。”
下面是一些记载。
1969秋收时，怀头他拉农场大风成灾，风沙掩埋农田6666.67公顷
1972年5月16日13时－200时，农场连刮7小时9－10级在风，部分高压线和树木被刮断，局部地区积沙厚度20厘米－30厘米。
1973 5月17日0时－8时，农场最低气温降至－7.4℃，地面最低气温－11.7℃。已出苗的油菜、豌豆、白菜全部冻死，其余农作物严重减产。
1977年5月尕海刮大风16小时，已播种农作物的种籽被吹飞，部分农田刮去表土6厘米以上，个别地区积沙厚度达100厘米。
1979年3月，一场大风沙将怀头他拉公社上百公顷农田覆盖300毫米-500毫米，已播农田种了被埋或者被吹飞。
最严重的是由于风沙和盐碱戈壁分场不得不在八十年代全部弃耕 。
要在新垦地上生存下去，必须要战胜肆无忌惮的风沙袭击，否则，最后的结局就只有溃败荒漠。战胜沙漠化、改善小气候的最好办法就是营造防护林带，所以，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农场人就开始进行的大规模营造防护林带工作。
植树时，发动干部、工人、家属、小孩、职工等全体动员。挖坑的挖坑、种树的种树、浇水的浇水，轰轰烈烈的场面，好热闹、好感人啊！经过几年奋战终于在风沙中生存下来，一步步发展壮大，终至成为青海最大的国营农场，成为海西的绿色粮油基地。
这里还要说说蚊子。由于农场四周有沼泽地以及大片的柽柳、芨芨草、沙包，蚊子特别多。盛夏的黄昏，蚊子在空中象团团烟雾，围着人上下飞舞，它凭着灵敏的嗅觉，追随人体的汗味，使你防不胜防，咬得人手脸红肿，奇痒难熬。所以那时出工，都要带白色的防蚊帽，手持牦牛尾巴做的尘拂，并不停挥舞以驱赶蚊子。乍一看好似神仙下凡，还真有点仙风道骨。
当年农场的大风沙天气实在励害，大有谈风色变之况，我们都叫它是黑风。风沙一是多，春天的三、四、五月差不多是天天有；二是风力大，至少也在八级以上，有时可以达到十二级。风沙一来，漫卷沙尘如泰山压顶，遮天盖地，倾刻间伸手不见五指，在野外使你不辨东西南北，收工时找不到住处，在这样的风里人是没有办法站稳的，更不要说逆风而行了。大家只好手拉手摸索而行，有的人在地上爬行，有的人掉在渠里成了“落汤鸡”。1955年二大队就曾有二个犯人在大风沙中失踪，估计十之八九是凶多吉少。此后风太大时都要歇工。十分恶劣的盆地气候，干旱少雨，一年有6、7个月的风季。犯风乍起，刮得天昏地暗，风沙吹得人睁不开眼，刚建场时大风把帐篷都吹倒掀跑，大家一个个成了“土行孙”。
1967年春的一个中午，我和钦榜、德林、老常几个人正在食堂吃饭。突然狂风骤起，昏天黑地，飞沙走石，呼呼之声不绝于耳。风是越刮越猛，有近半个小时竞然是伸手不见五指。这饭是吃不成了，只有等风过去，可等这风一过，面条里已飘满沙子。我想起在“薛丁山征西”中就曾经这样描述过盆地的大风暴，说是妖人做法。看来该作者可能到过盆地，领教过大风沙的暴虐。三是淮时，准时地在中午十二时开始，下午六时停止，有如上班下班。刚到农场的人一见风起，总是找个地方躲，想等风过之后再说，慢慢才知道，这风沙可不是一下子能过得去的。该走还待得走，该干麻还得干麻。63年春天，我和吕**去巴音河就碰上大风，离农场三十多里，不回来怎么办，万般无奈之下只有顶着风，推着自行车往回走。风大约就是十来级吧，可吹得人眼睛都睁不开，我们二人推呵推，一直推了七个多小时。把她送回分场场部已是晚上十点多了。近年来才听说这种大风沙叫沙尘暴，但在我的印象里，农场的大风沙比起内地的沙尘暴可凶多了。风沙是威胁农场生存发展的最大障碍。每当风沙起来时，大片的沙丘会流动起来，流沙掩埋畜圈，堵塞渠道，满屋满床全盖的是厚厚的浮尘。风沙逼迫人畜搬家，农场人是真真实实地体验了“沙进人退”这一大自然严酷的惨象。所以我曾经在甲申大暑写道：“时光如水年复年，一枕秋声夜听泉。红心献策成另类，青春发配上高原。风舞黄尘十万里，霜压青苗一夜寒。南望乡云关山隔，谁言往事尽如烟。”
下面是一些记载。
1969秋收时，怀头他拉农场大风成灾，风沙掩埋农田6666.67公顷
1972年5月16日13时－200时，农场连刮7小时9－10级在风，部分高压线和树木被刮断，局部地区积沙厚度20厘米－30厘米。
1973 5月17日0时－8时，农场最低气温降至－7.4℃，地面最低气温－11.7℃。已出苗的油菜、豌豆、白菜全部冻死，其余农作物严重减产。
1977年5月尕海刮大风16小时，已播种农作物的种籽被吹飞，部分农田刮去表土6厘米以上，个别地区积沙厚度达100厘米。
1979年3月，一场大风沙将怀头他拉公社上百公顷农田覆盖300毫米-500毫米，已播农田种了被埋或者被吹飞。
最严重的是由于风沙和盐碱戈壁分场不得不在八十年代全部弃耕 。
要在新垦地上生存下去，必须要战胜肆无忌惮的风沙袭击，否则，最后的结局就只有溃败荒漠。战胜沙漠化、改善小气候的最好办法就是营造防护林带，所以，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农场人就开始进行的大规模营造防护林带工作。
植树时，发动干部、工人、家属、小孩、职工等全体动员。挖坑的挖坑、种树的种树、浇水的浇水，轰轰烈烈的场面，好热闹、好感人啊！经过几年奋战终于在风沙中生存下来，一步步发展壮大，终至成为青海最大的国营农场，成为海西的绿色粮油基地。
这里还要说说蚊子。由于农场四周有沼泽地以及大片的柽柳、芨芨草、沙包，蚊子特别多。盛夏的黄昏，蚊子在空中象团团烟雾，围着人上下飞舞，它凭着灵敏的嗅觉，追随人体的汗味，使你防不胜防，咬得人手脸红肿，奇痒难熬。所以那时出工，都要带白色的防蚊帽，手持牦牛尾巴做的尘拂，并不停挥舞以驱赶蚊子。乍一看好似神仙下凡，还真有点仙风道骨。
生 产 科
“夺权”斗争之后，农场干部来了个大换班，1963年2月，继王权才之后，我也被调入生产科。
换班后的书记是李再中（陕北人，13级），总经理、场长李汝泌（山东人、14级，在陕北就搞劳改工作），付总经理杜唐禄（山西孝义、15级，曾任李先念电台台长），杨凤鸣（河北人、16级、中医世家）。干部科科长王洪福，就业科科长王文奎，管教科科长解佩文、焦聚成、吕子荣，财务科科长朱惠明，计划统计科科长姜宣尤，生产科科长赵跃宗，行政科科长李珍，后为徐远明。
各分场及大队的领导大多是从部队转业而来的营团级干部，都是非常能吃苦，能力很不错的人，他们是：泽尔沟分场张效英、谭元培；戈壁分场齐汉弟；怀头他拉分场是申士荣、许振洪；一大队先后是赵茂官、孔祥友；二大队是赵志新、郑国良；三大队是刘籍田、岳彩明、曹殿祥；四大队是庞庆元、韩通；五大队是刘先；六大队是李虎生、李增祥（原二大队付大队长）；七大队是陈俊荣。各大队的生产干事依大队次序是白彦纯、戚均俊、时克、吴樟忠、叶企杰、郭力行等。试验站先后是李信恭、王金贵、于文杰、张培吉。修配厂、汔车队先后是何德兴、朱云，技术人员有吉旭、林跃泉、张明发、杨甄。基建工程大队是杨跃彬、任景全。加工厂是李珍、养猪场是陶加。油面电厂是原兰芳、旺尕秀煤矿是甄旭。
生产科分为农业组、水利组和畜牧兽医组，是一个有40多人的大科，行业齐备，人才济济一堂。农业组组长王家寿（陕西武功人、武功农校农学专业1956级，曾任德令哈分场场长），组里有王权才、杨尚泽（湖北建始、转业军人，分管工付业）和我；兽医组组长王立国（解放前夕毕业于兰州大学，青海西宁人，是老科长下来的），组员有陈参根（台湾花莲、47年加入解放军，属于解放战争挎过枪，抗美授朝过过江的老资格），杨建中、林惠玲夫妇，一个湖北，一个汕头，都是解放军兽医大学毕业的，还有何才喜（匡光复爱人、后调劳改局）搞财务；水利组是最大的一个组，因为还要搞勘探规划和修水库。组长是陈彦昭，是西北农学院1954年毕业的老水利，陕西周至人。组里有华东工大的史海山（江苏人）和他爱人安景荣（北京人，1956年毕业于北京）。黄开源、黄龙章都毕业于华中水利工程学院。清华大学水利系1960年毕业的宋坚，上海人，后调回上海大学，2006年去世。宋德怀和钱菊芬夫妇（老宋是河南工大的，钱是安景荣的同学）。袁劍霓，湖南人，解放军测绘学院。陈福祥，北京人，也是北京来的。唐惠林，江苏人，无锡水校毕业的。杨华（四川高县人，西北农学院水利61级）。组里还管着一个20多人的勘探队，有沙成珍、荆自中，这些人只是名义上归科里管，但他们另有地方办公。
在生产科时，和我相处比较好的有杨尚泽、陈参根、杨建中、林惠玲，还有计划科的汪荣富、廖德修。当年场部的工作人员还有周*、李*昌、张*昆、陈*荣、张*德、肖*金、張*友、陈*萍、张*莲、田*雨、武*荣、任*旭、刘*江、汪*富、刘*、程*先、郑*兴、时*武、黄*中、刘*华、黃*喜等等。司机陈*发给场长开那唯一一辆北京吉普，技术好，也爱车如命。先后的通讯员大卞、王*荣、王*林（后放电影）、苏海。那时的电话全靠人接转，所以有电活室，电活室是朱桂兰、王贵兰。放电影的先后有卢*强、王*林、汤*月、小郭。
昔日的德令哈是到处黄沙滚滚、满目荒凉、野狼出没的地方。1954年一批拓荒者 走进了这片荒原，一大批骨干不远千里来到巴音河边开荒造田，发展劳改农业。他们睡帐篷、住地窝子，土炕睡人，土台当桌，他们与自己的爱人、子女同舟共济，艰苦创业，战苦寒、斗风沙，为农场的生产建设吃苦受累，把青春年华献给了柴达木，有的还为这片土地献出了终身，他们真正是时代的好儿女。艰苦的岁月就这样一年、两年、三年、五年过去了，一排排、一行行抵御风沙的防护林带奇迹般地
出现在这片沙荒地上，一片片整齐的条田建成了，治服了狂风沙暴的侵袭和肆虐，将一个干旱脆弱的生态环境 改造成良性循环的绿洲农业系统。他们带领犯人开垦出近20万亩可耕农田，完成了生产和改造犯人的任务，建成了青海最大的农场。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衣场人的幸苦换来了粮油的丰收。从54年建场以来，农场年年都要为国家贡献不少粮良，农场人的确为国家做了很大很大的贡献。所以德令哈农场在青海劳改系统中是较有名气的一个单位。全国劳改单位连续两次在农场召开现场会，交流经验。在郝登阁时期，从1956到1959年农场处于稳步发展，蒸蒸日上，一派繁荣昌盛的景象。1959年全年粮食总产近5000万斤，油料自给有余。郝场长曾打算再用四、五年，争取1963年让粮食总产超过一亿斤。可惜，从五九年起因大跃进失败带来的大调整，加之夺权斗争的影响，农场的粮食产量不进反退，到他被害死的1962年全场总产只有3000来万斤了。总收入一直年年亏损到最高年800多万元，差点把这个农场搞垮了。面对我们多年辛辛苦苦建立的家业被毁，谁能不心疼，谁能不痛恨！所以新任场长李汝泌就面临着相当大的压力，必须让干部从‘夺权斗争’中转过来，尽快恢复生产，把粮食产量抓上去。在这种形势面前，生产科的任务也相当繁重。
我是1962年被摘了帽子的，57年被戴上帽子叫“右派”，62年摘了帽子还是右派，叫“摘帽右派”。摘帽后给我定的是23级，连技术员也不是，还是助理技术员，比同学低一级。在德令哈拿81.08元，这个工资一直到1978年。我从中寄20元给母亲：寄20元给爱人，下余的就是吃饭12---15元，抽烟10元，零花5---8元，每月还得存上点，凑做回家的路费。
我很快就适应了科里的工作，科里写文件搞材料大多数时候有我，李汝泌经理下去基本上都是要我跟着去。李经理对生产抓的很紧，要求也严，一有空闲时间就到地里去看，去检查。农场只有一辆吉普车，郝登阁时郝坐，现在就是他坐的多。还是陈金发师傅开车，陈师傅东北人，当时40多岁，人好技术好，爱车，一有空就保养，所以他的车很少故障。没有车的时候，他也叫上我骑自行车在附近的几个大队转转。他爱叫我跟着下地，我想得到的理由可能是，我能发现生产上出现的问题，也能提出适宜的解决办法。没有想到的是这样会招人忌恨，所以王**之流会老找我的麻烦。
“夺权”斗争之后，农场干部来了个大换班，1963年2月，继王权才之后，我也被调入生产科。
换班后的书记是李再中（陕北人，13级），总经理、场长李汝泌（山东人、14级，在陕北就搞劳改工作），付总经理杜唐禄（山西孝义、15级，曾任李先念电台台长），杨凤鸣（河北人、16级、中医世家）。干部科科长王洪福，就业科科长王文奎，管教科科长解佩文、焦聚成、吕子荣，财务科科长朱惠明，计划统计科科长姜宣尤，生产科科长赵跃宗，行政科科长李珍，后为徐远明。
各分场及大队的领导大多是从部队转业而来的营团级干部，都是非常能吃苦，能力很不错的人，他们是：泽尔沟分场张效英、谭元培；戈壁分场齐汉弟；怀头他拉分场是申士荣、许振洪；一大队先后是赵茂官、孔祥友；二大队是赵志新、郑国良；三大队是刘籍田、岳彩明、曹殿祥；四大队是庞庆元、韩通；五大队是刘先；六大队是李虎生、李增祥（原二大队付大队长）；七大队是陈俊荣。各大队的生产干事依大队次序是白彦纯、戚均俊、时克、吴樟忠、叶企杰、郭力行等。试验站先后是李信恭、王金贵、于文杰、张培吉。修配厂、汔车队先后是何德兴、朱云，技术人员有吉旭、林跃泉、张明发、杨甄。基建工程大队是杨跃彬、任景全。加工厂是李珍、养猪场是陶加。油面电厂是原兰芳、旺尕秀煤矿是甄旭。
生产科分为农业组、水利组和畜牧兽医组，是一个有40多人的大科，行业齐备，人才济济一堂。农业组组长王家寿（陕西武功人、武功农校农学专业1956级，曾任德令哈分场场长），组里有王权才、杨尚泽（湖北建始、转业军人，分管工付业）和我；兽医组组长王立国（解放前夕毕业于兰州大学，青海西宁人，是老科长下来的），组员有陈参根（台湾花莲、47年加入解放军，属于解放战争挎过枪，抗美授朝过过江的老资格），杨建中、林惠玲夫妇，一个湖北，一个汕头，都是解放军兽医大学毕业的，还有何才喜（匡光复爱人、后调劳改局）搞财务；水利组是最大的一个组，因为还要搞勘探规划和修水库。组长是陈彦昭，是西北农学院1954年毕业的老水利，陕西周至人。组里有华东工大的史海山（江苏人）和他爱人安景荣（北京人，1956年毕业于北京）。黄开源、黄龙章都毕业于华中水利工程学院。清华大学水利系1960年毕业的宋坚，上海人，后调回上海大学，2006年去世。宋德怀和钱菊芬夫妇（老宋是河南工大的，钱是安景荣的同学）。袁劍霓，湖南人，解放军测绘学院。陈福祥，北京人，也是北京来的。唐惠林，江苏人，无锡水校毕业的。杨华（四川高县人，西北农学院水利61级）。组里还管着一个20多人的勘探队，有沙成珍、荆自中，这些人只是名义上归科里管，但他们另有地方办公。
在生产科时，和我相处比较好的有杨尚泽、陈参根、杨建中、林惠玲，还有计划科的汪荣富、廖德修。当年场部的工作人员还有周*、李*昌、张*昆、陈*荣、张*德、肖*金、張*友、陈*萍、张*莲、田*雨、武*荣、任*旭、刘*江、汪*富、刘*、程*先、郑*兴、时*武、黄*中、刘*华、黃*喜等等。司机陈*发给场长开那唯一一辆北京吉普，技术好，也爱车如命。先后的通讯员大卞、王*荣、王*林（后放电影）、苏海。那时的电话全靠人接转，所以有电活室，电活室是朱桂兰、王贵兰。放电影的先后有卢*强、王*林、汤*月、小郭。
昔日的德令哈是到处黄沙滚滚、满目荒凉、野狼出没的地方。1954年一批拓荒者 走进了这片荒原，一大批骨干不远千里来到巴音河边开荒造田，发展劳改农业。他们睡帐篷、住地窝子，土炕睡人，土台当桌，他们与自己的爱人、子女同舟共济，艰苦创业，战苦寒、斗风沙，为农场的生产建设吃苦受累，把青春年华献给了柴达木，有的还为这片土地献出了终身，他们真正是时代的好儿女。艰苦的岁月就这样一年、两年、三年、五年过去了，一排排、一行行抵御风沙的防护林带奇迹般地
出现在这片沙荒地上，一片片整齐的条田建成了，治服了狂风沙暴的侵袭和肆虐，将一个干旱脆弱的生态环境 改造成良性循环的绿洲农业系统。他们带领犯人开垦出近20万亩可耕农田，完成了生产和改造犯人的任务，建成了青海最大的农场。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衣场人的幸苦换来了粮油的丰收。从54年建场以来，农场年年都要为国家贡献不少粮良，农场人的确为国家做了很大很大的贡献。所以德令哈农场在青海劳改系统中是较有名气的一个单位。全国劳改单位连续两次在农场召开现场会，交流经验。在郝登阁时期，从1956到1959年农场处于稳步发展，蒸蒸日上，一派繁荣昌盛的景象。1959年全年粮食总产近5000万斤，油料自给有余。郝场长曾打算再用四、五年，争取1963年让粮食总产超过一亿斤。可惜，从五九年起因大跃进失败带来的大调整，加之夺权斗争的影响，农场的粮食产量不进反退，到他被害死的1962年全场总产只有3000来万斤了。总收入一直年年亏损到最高年800多万元，差点把这个农场搞垮了。面对我们多年辛辛苦苦建立的家业被毁，谁能不心疼，谁能不痛恨！所以新任场长李汝泌就面临着相当大的压力，必须让干部从‘夺权斗争’中转过来，尽快恢复生产，把粮食产量抓上去。在这种形势面前，生产科的任务也相当繁重。
我是1962年被摘了帽子的，57年被戴上帽子叫“右派”，62年摘了帽子还是右派，叫“摘帽右派”。摘帽后给我定的是23级，连技术员也不是，还是助理技术员，比同学低一级。在德令哈拿81.08元，这个工资一直到1978年。我从中寄20元给母亲：寄20元给爱人，下余的就是吃饭12---15元，抽烟10元，零花5---8元，每月还得存上点，凑做回家的路费。
我很快就适应了科里的工作，科里写文件搞材料大多数时候有我，李汝泌经理下去基本上都是要我跟着去。李经理对生产抓的很紧，要求也严，一有空闲时间就到地里去看，去检查。农场只有一辆吉普车，郝登阁时郝坐，现在就是他坐的多。还是陈金发师傅开车，陈师傅东北人，当时40多岁，人好技术好，爱车，一有空就保养，所以他的车很少故障。没有车的时候，他也叫上我骑自行车在附近的几个大队转转。他爱叫我跟着下地，我想得到的理由可能是，我能发现生产上出现的问题，也能提出适宜的解决办法。没有想到的是这样会招人忌恨，所以王**之流会老找我的麻烦。
农场子弟学校
1963----1964年，经场部批淮，我还在子弟学校带过一年半的语文课。由此我和公安部下来的廉英、李英枫夫妇，王翔、李淑芝夫妇，石毓成、熊则坤夫妇，吴夫作、贾正国、牛玉芹这些老师有了交往，他们成了我的朋友。学生还记得两个四川女子，一个是汪*富的小姨子，王明秀的妹子王**，因为有时到王*秀家吃饭，所以早就认识。她考上财校，留在西宁工作了。还有一个是付食加工厂胥*凡的堂妹胥**，四川射洪人，大家都是四川人，也早有往来。这个女子人才好，还在读书就有人追，后来与医院的一个医生结婚。
学校规模看上去寒酸，其实大谬不然。我很快就搞清楚，子弟校内部人才的不同凡响，千万不能小看中国西部劳改农场的师资水平。德令哈子弟中学当年只有初中，该校当时一共十几个教工，却是个个大学生，个个有来头。学校真是人才荟萃，群贤毕至，玄机暗藏。他们是右派的右派，反革命派的反革命派，反动派的反动派，一网打尽到青海，真可谓是有缘千里来相会。他们来教书倒也做到了人尽其才，书倒是教得好，教出了好多好多有水平的学生，在海西地区也是大大有名。以后办起了高中，但仍遗风不改，人才济济一堂。又新增加了缴济东、邵山、黄定高及孔军、李中佑、常桂梅、马孝喜这些新生力量，教学质量更是不同凡响。所以有人曾说：如果把青海各场劳改中的相关人员组织起来
下面我想引用一些文章来讲讲子弟学校的几位老师：
石毓城：“足临天下”撰文对石毓城做了这样的解绍（从行文看足临天下大致也曾是德农人，也在子弟校教过书）。
石毓城，当年42岁，1.75米的个头，一口北京话，颇具风趣幽默感。22岁他从中国人民公安大学被划成“右派”，“流放”到青海一个农场（德令哈农场）“改造”。他那时对“政治”三缄其口，可是聊起天来，往往让四座皆静，他说话慢斯条理，总是若有所思的神情，极富语言的魅力。他博学多才、敬业精神令人钦慕。数、理、化，文、史、地，书法、美术，哪一门课，他都能轻松自如，轻车熟路。当年我初涉教坛，在一所中学里与他共事三年，他是我的良师益友。二十多年的教学生涯，他经验丰富，有极为严谨的治学态度，对我的影响很深。他练就了一手绝活儿，上几何课他从不用圆规直尺，信手就能画出标准的几何图形，十分娴熟，而且他站在黑板左边就用右手写字，站在右边就用左手写字，为的是不因身体档着的学生的视线。在抽象的数学例题一步步地板演中，时而念道“山穷水尽疑无路”，时而惊呼“柳暗花明又一村”，他能创造出良好的课堂情境，使学生在轻松愉快中学习。他的历史课俨然一段评书，有说不完的名人轶事，史实经过，现实评说，学术争议都能深入浅出，引人入胜，充满情趣；他十分重视对学生的学习能力的培养，他的复习课和作文指导课，简直就是献身说法，令人顿开茅塞，受益匪浅。闲暇时，我们经常在一起打篮球，那时没有更多的娱乐活动，骑上自行车，后面夹上球鞋，一行人就去别的单位比赛，几乎天天如此，他老打中峰，球场上的组织者，或是做场外教导；有时去山里游玩，当然更多的是傍晚，一杯清茶，一付围棋，每每边聊边下到深夜……他平易近人，给人的感觉就象师长，有次他看见我在学生的作业本上划了一个大大的叉，就笑着对我说批改作业也要体现老师对学生爱护，对勾可以大点，叉要小点，那种对角线的叉极伤学生的自尊，也有失老师的涵养，虽说是小事却影响了我一生。79年他的右派问题得以平反，他象个孩子一样失声痛哭，逢人便说“我平反昭雪了，祝贺我吧！”，是呀他从20多岁被错划“右派”流落到青海，内心的辛酸、怨压抑是难以诉说的。遗憾的是他离开时，我正在西安上大学，没能为他饯行，他平反后回到了原单位--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一年后担任教务处处长，我们仍不断书信来往，现在他已年近七旬了，每次电话中还念念不忘青海的那段生活。
注：不幸他已于2007年5月15日下午16时在北京复兴医院不幸逝世，享年75岁。
缴济东，江苏人，1952年毕业后分在公安部管战犯，五五年南京大学要他，他也想回故乡江苏，就要求调动。为此颇令领导者不满，所以1957年这个迂先生也难逃恶运地挨了。但二十年右派生涯并没有让他气馁，更没有让他的性格扭曲，反而越挫越勇、敢批评、仗义执言。在农场多年，他仍然是名士风流，整天与围棋、诗歌、沙士比亚为伴，淡白人生。笑傲人生。科里宋德怀就是他的棋友。平反回公安部后在一研究所工作，一年部里一个代表团访英，成员中有他。一个叫大伟的是这样提及他的：成员中有我最熟悉的缴济东先生，６０多岁，可头发挺好，一副深度数的眼镜架在鼻梁上。最叫人拍案叫绝的是他一刻也不离手的大烟袋，一次能装２５克关东烟。他总是先把大烟袋从嘴中拿出来，再紧接着说一两句英文译的孔子或孟子的语录。老缴是新中国成立前北大英语系的高材生，专攻莎士比亚的戏剧。又加上小时候上过私塾，能背《四书》、《五经》。真是中西合璧，语出惊人。在访英时，一次比尔开车送我们去莎士比亚的故乡，当走到盘山公路尽头，忽然大海展现在面前，红日高挂，海天一色。老缴猛地将大烟袋从嘴里拨出来，低声地吟道：
“Break，break，oh seａ.（浪花破碎，啊大海）”
这不知是英国的李白还是英国的杜甫的警句，反正惊得开车的比尔口称死罪，纳头便拜。说中国人中藏龙卧虎，真有高人。对代表团越加佩服。
当然，十个指头怎么都会是一般长呢？良莠不齐才是世物的常态。农场内部也有很差的学校和老师。*大队小学就有一位老师，是从家属中请的，她实在是误人子弟。教算数的四则运算时，她一反先乘除后加减的运算规则，教学生从前面往后做。当学生算不下去时，她反而说：“笨蛋，不会大的减小门的嘛。”不久她就被下了，该下。
1963----1964年，经场部批淮，我还在子弟学校带过一年半的语文课。由此我和公安部下来的廉英、李英枫夫妇，王翔、李淑芝夫妇，石毓成、熊则坤夫妇，吴夫作、贾正国、牛玉芹这些老师有了交往，他们成了我的朋友。学生还记得两个四川女子，一个是汪*富的小姨子，王明秀的妹子王**，因为有时到王*秀家吃饭，所以早就认识。她考上财校，留在西宁工作了。还有一个是付食加工厂胥*凡的堂妹胥**，四川射洪人，大家都是四川人，也早有往来。这个女子人才好，还在读书就有人追，后来与医院的一个医生结婚。
学校规模看上去寒酸，其实大谬不然。我很快就搞清楚，子弟校内部人才的不同凡响，千万不能小看中国西部劳改农场的师资水平。德令哈子弟中学当年只有初中，该校当时一共十几个教工，却是个个大学生，个个有来头。学校真是人才荟萃，群贤毕至，玄机暗藏。他们是右派的右派，反革命派的反革命派，反动派的反动派，一网打尽到青海，真可谓是有缘千里来相会。他们来教书倒也做到了人尽其才，书倒是教得好，教出了好多好多有水平的学生，在海西地区也是大大有名。以后办起了高中，但仍遗风不改，人才济济一堂。又新增加了缴济东、邵山、黄定高及孔军、李中佑、常桂梅、马孝喜这些新生力量，教学质量更是不同凡响。所以有人曾说：如果把青海各场劳改中的相关人员组织起来
下面我想引用一些文章来讲讲子弟学校的几位老师：
石毓城：“足临天下”撰文对石毓城做了这样的解绍（从行文看足临天下大致也曾是德农人，也在子弟校教过书）。
石毓城，当年42岁，1.75米的个头，一口北京话，颇具风趣幽默感。22岁他从中国人民公安大学被划成“右派”，“流放”到青海一个农场（德令哈农场）“改造”。他那时对“政治”三缄其口，可是聊起天来，往往让四座皆静，他说话慢斯条理，总是若有所思的神情，极富语言的魅力。他博学多才、敬业精神令人钦慕。数、理、化，文、史、地，书法、美术，哪一门课，他都能轻松自如，轻车熟路。当年我初涉教坛，在一所中学里与他共事三年，他是我的良师益友。二十多年的教学生涯，他经验丰富，有极为严谨的治学态度，对我的影响很深。他练就了一手绝活儿，上几何课他从不用圆规直尺，信手就能画出标准的几何图形，十分娴熟，而且他站在黑板左边就用右手写字，站在右边就用左手写字，为的是不因身体档着的学生的视线。在抽象的数学例题一步步地板演中，时而念道“山穷水尽疑无路”，时而惊呼“柳暗花明又一村”，他能创造出良好的课堂情境，使学生在轻松愉快中学习。他的历史课俨然一段评书，有说不完的名人轶事，史实经过，现实评说，学术争议都能深入浅出，引人入胜，充满情趣；他十分重视对学生的学习能力的培养，他的复习课和作文指导课，简直就是献身说法，令人顿开茅塞，受益匪浅。闲暇时，我们经常在一起打篮球，那时没有更多的娱乐活动，骑上自行车，后面夹上球鞋，一行人就去别的单位比赛，几乎天天如此，他老打中峰，球场上的组织者，或是做场外教导；有时去山里游玩，当然更多的是傍晚，一杯清茶，一付围棋，每每边聊边下到深夜……他平易近人，给人的感觉就象师长，有次他看见我在学生的作业本上划了一个大大的叉，就笑着对我说批改作业也要体现老师对学生爱护，对勾可以大点，叉要小点，那种对角线的叉极伤学生的自尊，也有失老师的涵养，虽说是小事却影响了我一生。79年他的右派问题得以平反，他象个孩子一样失声痛哭，逢人便说“我平反昭雪了，祝贺我吧！”，是呀他从20多岁被错划“右派”流落到青海，内心的辛酸、怨压抑是难以诉说的。遗憾的是他离开时，我正在西安上大学，没能为他饯行，他平反后回到了原单位--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一年后担任教务处处长，我们仍不断书信来往，现在他已年近七旬了，每次电话中还念念不忘青海的那段生活。
注：不幸他已于2007年5月15日下午16时在北京复兴医院不幸逝世，享年75岁。
缴济东，江苏人，1952年毕业后分在公安部管战犯，五五年南京大学要他，他也想回故乡江苏，就要求调动。为此颇令领导者不满，所以1957年这个迂先生也难逃恶运地挨了。但二十年右派生涯并没有让他气馁，更没有让他的性格扭曲，反而越挫越勇、敢批评、仗义执言。在农场多年，他仍然是名士风流，整天与围棋、诗歌、沙士比亚为伴，淡白人生。笑傲人生。科里宋德怀就是他的棋友。平反回公安部后在一研究所工作，一年部里一个代表团访英，成员中有他。一个叫大伟的是这样提及他的：成员中有我最熟悉的缴济东先生，６０多岁，可头发挺好，一副深度数的眼镜架在鼻梁上。最叫人拍案叫绝的是他一刻也不离手的大烟袋，一次能装２５克关东烟。他总是先把大烟袋从嘴中拿出来，再紧接着说一两句英文译的孔子或孟子的语录。老缴是新中国成立前北大英语系的高材生，专攻莎士比亚的戏剧。又加上小时候上过私塾，能背《四书》、《五经》。真是中西合璧，语出惊人。在访英时，一次比尔开车送我们去莎士比亚的故乡，当走到盘山公路尽头，忽然大海展现在面前，红日高挂，海天一色。老缴猛地将大烟袋从嘴里拨出来，低声地吟道：
“Break，break，oh seａ.（浪花破碎，啊大海）”
这不知是英国的李白还是英国的杜甫的警句，反正惊得开车的比尔口称死罪，纳头便拜。说中国人中藏龙卧虎，真有高人。对代表团越加佩服。
当然，十个指头怎么都会是一般长呢？良莠不齐才是世物的常态。农场内部也有很差的学校和老师。*大队小学就有一位老师，是从家属中请的，她实在是误人子弟。教算数的四则运算时，她一反先乘除后加减的运算规则，教学生从前面往后做。当学生算不下去时，她反而说：“笨蛋，不会大的减小门的嘛。”不久她就被下了，该下。
看电影
我们农场电影院，又称“礼堂”，现在都还在，房顶上的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几个字也还在大放光芒，建造于上世纪1965年的它，算起来也有四十多年历史的‘文物’了。电影院从前面看外表是个假二层的，看上去既土又老，可它历史悠久，宽敞适用，是农场人心中的最爱。
近六十年来，虽然没了穿龙袍的皇帝，但皇帝的思维模式依然存在，只是被包裹上了现代理论的外衣罢了，这种新形的专政体制，在理论上就是众所周知的对阶级敌人的“舆论一律”。中国晚近发生过的反右运动、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等，都是在“舆论一律”的思想控制之下发生的。在那个特殊的时代，人们基本上没有自主的娱乐机会，没有电视机，连收音机也不普及，短波收音机更难买到，如果你敢听听外面世界的声音，很有可能会被以偷听敌台罪给抓起来。因为在当时，凡是非我党的声音，非*式的理念，都是反动的东西，是统统不能看，不可以听的，一律打倒。能看上一场电影，就算是一项重大活动了。所以在那个农场职工精神生活十分单调的年代，电影院是最吸引人的地方。无论是放电影、文艺演出或是开会，那里总是十分热闹，聚满了人气。电影院就在总场场部正对门，它与商品站、加工厂、招待所毗邻，平时也是十分闹热的地方。有时就在礼堂门口放露天电影，场场都是暴满，连银慕背后都是人。每每开场时，电影院大门前的人可真多，连场部附近的大队和直属单位的人都要来。我在试验站时也常常跑去看电影，一听说有电影，骑上自行车就跑。电影院门前的场地到处都是塞的满满的自行车，散场时人群更是摩肩接踵，拥挤不堪。
文革时是中国人娱乐活动的饥荒年代。在中国大陆的银幕上，能看到的基本上都是没有政治问题的以战争为题材的电影，如《地雷战》、《地道战》和“八个样版戏”，还有一部由浩然的小说《艳阳天》改编成的电影。所以后来人们讥评说：当时的中国只有八部电影和两个演员----周恩来和西哈努克。就那么几个“样板电影”一统天下，这一统，就是十年。文革后期，才偶尔公开放映的外国电影，也只有苏联斯大林时期的老影片和阿尔巴尼亚电影。即使以当时的标准，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的电影实在不怎么样，同这个国家的香烟味道差不多（当时中国唯一的进口烟，阿尔巴尼亚还债的）。但对我们这些亲身经历过那种文化生活枯燥的人来说，来者不拒，从没有厌倦之感。可还是会去看，看了一遍又一遍，到最后几乎是连台词都能背下来了。又为啥无数次去看《列宁在1918》；而其中的有些人，只是为了看这部苏联旧片中十几秒长的芭蕾舞《天鹅湖》片断。
犯人看电影就在大院里，大致要一个月才轮到一场电影看，看的电影和社会上差不多，社会上能放的犯人院里也能放。放电影了，犯人们自带小橙按队坐好，也是规规矩矩的看。在寒冬看电影实话难受，手脚冻麻了，搓搓手、跺跺脚，但没有人肯提前离去。所以犯人看电影都要把能穿的衣服全穿上，以抵御严寒；夏天又要受蚊子骚扰，即便如此，大家仍对看电影大有兴致，毕竞是文化生活呵。多年过去了，但看电影时的疯狂却还深深留在脑海里。那时候因为形势的需要，电影院也担负着宣传文化大革命大好形势的任务，电影放正片前一般都要放一些最新的纪录片，称之为“新闻简报”，人们通俗为“加演”，有时候会放好几段。
在林彪出事后，由于在林立果他们搞的＜五七一工程纪要＞中提到了“山本五十六”这部日本电影里的 “联合舰队”、“江田岛精神”等等。不知是为了有利于批判，还是另有什么更深层的用意和玄机？倒是随着邓公复入中枢(1974年)，突然在正规影院放了军“军阀“、”山本五十六“等供内部参考和批判的三部日本电影。反正那真是一次“文革”中难得的“眼福”：超宽的银幕、多彩的画面、大海、战舰、飞机、缀了勋表的笔挺的洁白海军制服。关于二战的海空立体的宏大场面。那场面，那内涵，一下子就把那呕心沥血的那八个戏比下去了，以致于小孩子们也成天"虎、虎、虎"。后来，我也在西宁的内部场过了眼福，电影散场，我心中感慨地想到：“这才真叫电影呵。”
我讲的这些，在八0后九0后听来，有如天方夜谭。
我们农场电影院，又称“礼堂”，现在都还在，房顶上的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几个字也还在大放光芒，建造于上世纪1965年的它，算起来也有四十多年历史的‘文物’了。电影院从前面看外表是个假二层的，看上去既土又老，可它历史悠久，宽敞适用，是农场人心中的最爱。
近六十年来，虽然没了穿龙袍的皇帝，但皇帝的思维模式依然存在，只是被包裹上了现代理论的外衣罢了，这种新形的专政体制，在理论上就是众所周知的对阶级敌人的“舆论一律”。中国晚近发生过的反右运动、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等，都是在“舆论一律”的思想控制之下发生的。在那个特殊的时代，人们基本上没有自主的娱乐机会，没有电视机，连收音机也不普及，短波收音机更难买到，如果你敢听听外面世界的声音，很有可能会被以偷听敌台罪给抓起来。因为在当时，凡是非我党的声音，非*式的理念，都是反动的东西，是统统不能看，不可以听的，一律打倒。能看上一场电影，就算是一项重大活动了。所以在那个农场职工精神生活十分单调的年代，电影院是最吸引人的地方。无论是放电影、文艺演出或是开会，那里总是十分热闹，聚满了人气。电影院就在总场场部正对门，它与商品站、加工厂、招待所毗邻，平时也是十分闹热的地方。有时就在礼堂门口放露天电影，场场都是暴满，连银慕背后都是人。每每开场时，电影院大门前的人可真多，连场部附近的大队和直属单位的人都要来。我在试验站时也常常跑去看电影，一听说有电影，骑上自行车就跑。电影院门前的场地到处都是塞的满满的自行车，散场时人群更是摩肩接踵，拥挤不堪。
文革时是中国人娱乐活动的饥荒年代。在中国大陆的银幕上，能看到的基本上都是没有政治问题的以战争为题材的电影，如《地雷战》、《地道战》和“八个样版戏”，还有一部由浩然的小说《艳阳天》改编成的电影。所以后来人们讥评说：当时的中国只有八部电影和两个演员----周恩来和西哈努克。就那么几个“样板电影”一统天下，这一统，就是十年。文革后期，才偶尔公开放映的外国电影，也只有苏联斯大林时期的老影片和阿尔巴尼亚电影。即使以当时的标准，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的电影实在不怎么样，同这个国家的香烟味道差不多（当时中国唯一的进口烟，阿尔巴尼亚还债的）。但对我们这些亲身经历过那种文化生活枯燥的人来说，来者不拒，从没有厌倦之感。可还是会去看，看了一遍又一遍，到最后几乎是连台词都能背下来了。又为啥无数次去看《列宁在1918》；而其中的有些人，只是为了看这部苏联旧片中十几秒长的芭蕾舞《天鹅湖》片断。
犯人看电影就在大院里，大致要一个月才轮到一场电影看，看的电影和社会上差不多，社会上能放的犯人院里也能放。放电影了，犯人们自带小橙按队坐好，也是规规矩矩的看。在寒冬看电影实话难受，手脚冻麻了，搓搓手、跺跺脚，但没有人肯提前离去。所以犯人看电影都要把能穿的衣服全穿上，以抵御严寒；夏天又要受蚊子骚扰，即便如此，大家仍对看电影大有兴致，毕竞是文化生活呵。多年过去了，但看电影时的疯狂却还深深留在脑海里。那时候因为形势的需要，电影院也担负着宣传文化大革命大好形势的任务，电影放正片前一般都要放一些最新的纪录片，称之为“新闻简报”，人们通俗为“加演”，有时候会放好几段。
在林彪出事后，由于在林立果他们搞的＜五七一工程纪要＞中提到了“山本五十六”这部日本电影里的 “联合舰队”、“江田岛精神”等等。不知是为了有利于批判，还是另有什么更深层的用意和玄机？倒是随着邓公复入中枢(1974年)，突然在正规影院放了军“军阀“、”山本五十六“等供内部参考和批判的三部日本电影。反正那真是一次“文革”中难得的“眼福”：超宽的银幕、多彩的画面、大海、战舰、飞机、缀了勋表的笔挺的洁白海军制服。关于二战的海空立体的宏大场面。那场面，那内涵，一下子就把那呕心沥血的那八个戏比下去了，以致于小孩子们也成天"虎、虎、虎"。后来，我也在西宁的内部场过了眼福，电影散场，我心中感慨地想到：“这才真叫电影呵。”
我讲的这些，在八0后九0后听来，有如天方夜谭。
作者：我的理想是发财 回复日期：2009-09-03 13:03:10
惊见西农前辈,是八级的夫人送你们去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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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学友的关注。请问八级夫人是不是指李楠？
惊见西农前辈,是八级的夫人送你们去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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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学友的关注。请问八级夫人是不是指李楠？
罪与罚
现在而今，疑犯如果对法院的判决不服或有异议，可以提出上诉，也会有律师来为你打理，为你辩护，这在以前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放在解放之初，为了巩固新生政权，他老人家可是大开了一番杀戒，是杀了一些“不杀不足以平民喷的阶级敌人”的，那时可以由几个人就组成“临时法庭”来实行“审判”或“公判”，区上的一个小公安员（连级）就可以小笔一挥，判人生死。1955年那人曾说：“不要轻易杀人，脑壳不是艽莱，割了是长不出来的。”所以稍有松动。但是决不废除死刑，决不对反革命手软。代表着人民，代表着无产阶级专政的公检法自是恶性澎胀，唯我独大，唯我最最正确。只要你犯在我手里，只要国家需要或形势需要。我们搞的“有罪推断“就是战无不胜的法宝，你就跳不出如耒佛的手心了，判你有罪是何等容易
积多年被改造之经验，受耳濡目染之教化，犯人们也得出了几条深切的教训，统称之为三个不要。
一是不要心存侥幸，只要是捉进了公安局大门人都是要判刑的。你可以不知道谁要抓你，为什么抓你？不会有人向你解释，但必须知道捉你是革命需要。你必须写书面‘交代’。交代什么呢？当然是‘罪行’，交待了，判刑的过程才走得完，他们才会功德园满。你若是申辩自己无罪，却没人会听。因为“有罪推定”的观念，在办案人员头脑中仍然根深蒂固：一个人一旦被指控有罪，就被想当然地认定为罪犯。你看很多司法办案人员，他们在办案中经常对犯罪嫌疑人发出这样的问话：“你要不是犯了罪，怎么会抓你来？”有罪推定的司法理念认为，有罪口供是证据之王，无罪的证据，不足以推翻有罪的证据，从而可以认定一个人有罪；重视有罪证据的合理性，轻视其不合理性；重视无罪辩解、疑点证据的不合理性，轻视其合理性，导致审查方向和重点出现偏差。这就是现在的司法环境，60年未一直如此，只不过在号召”无罪推是“的今天，好了一点而已。
二是坚决不要上诉，不要翻案，连想都不要去想。你上诉就是反抗，就是与人民为敌，就是不认罪服法。与人民为敌，决没有你的好果子吃。尽管法有明文，说你可以上诉，但那也是名文，有名无实之文，那是陷井，你相信它是会吃亏上当的。就有如今日之大法说你有言论自由，你试试，你的帖子就可能发不成。要么不够ＨＳ，要么有不当言论、商业语言。你想啊，你一上诉，公、捡、法若干人等的辛苦努力岂不白忙活了，那他们的奖金福利、仕途前程呢？这些都和获刑人员挂靠在一起的，你要上诉，想翻案，岂不有损办案人员的咸望和形象。所以不要自讨苦吃，不要上诉，上诉必加刑，学聪明点。
三是不要希望获得同情。监狱里也不公平，也有牢头狱霸。监狱里也有斗争，也是你死我活地在斗。天天斗，其乐无穷。你也要学会生存，学会斗争，学会保护自己。
至于惩罚，监狱里也是花样多多。通常分为两类，一类是官方有明文的，一类则是无法无据可依的思型。罚有明文的在以下几种：一个是罚站；另一个是加戴戒具，再严重的就是关小号、关禁闭。罚站是不需要手续的，管教们随时都可实行。时间长短也没法说得清的，要看狱警心情和你的表现。二是加戴戒具，就是手铐脚镣什么的，戴戒具是要经过大队批准。按你犯事惹事的大小，用不同型号的给你戴，总要让你服服帖帖。关禁闭又有大号和小号之分，顾名思义，大号大点，你可以在里面睡觉和走动；小号小点，我在三大队看见的是一个1----2平方的玩意儿，房子不房子，笼子不笼子的，进去绝对不会舒服。听说现在还有电警棍，那是科学昌明的产物，我们那时候还没有。不过关禁闭得经过场部管教科批准。那还不好批，一报准批。
至于第二大类的惩罚手段，那是各不相同，花样繁多的。比如说打，监狱里明文规定不准打人，是的，可以不打，因为有比打你几下更好的办法。更何况真要开打，也用不着队长们辛苦，自有同类人员代劳。而被打之人也只能在心里念叼；“箕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了。狱警确实“不打人”，但有比打人更厉害的招“治”你！当然，也有打出事的时候，三大队四个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就因打出问题而被开除，被判一年。
就我所见所闻的常见，略说几种：
罚跪、顶碗、冬天淋冷水、夏天喂蚊子、喷气式之类。至于更另类的，不说也罢。因为有人不会相信。我就见过一位，*先生撰文说：“我国监狱坚持依法对罪犯进行惩罚、教育、改造“；“眼见为实。因为工作关系，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组织犯人脱盲考试开始，我多次到过监狱。我感觉，无论是管理还是伙食，总体都不差。特别是很多警示教育强调的所谓伙食问题，应该说绝对没问题。“而我要说的是，我说的是八十年代以前，尔后当有所改善吧。再者，当你真正失去自由的时候，监狱的可怕之处和威力才会尽显无疑。
狱警是管理犯人的人，而犯人是接受惩罚和改造的人。在这样两个互相对立、互相依存的地方，矛盾是绝对的。监管体制、监管制度以及监管干警的本身素质是否能把一个犯人改造好，实话没把握？所以有人说：监狱是个坏人进来会更坏，好人进来会变坏的地方。可能有过激之嫌，但现实如此呵
现在而今，疑犯如果对法院的判决不服或有异议，可以提出上诉，也会有律师来为你打理，为你辩护，这在以前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放在解放之初，为了巩固新生政权，他老人家可是大开了一番杀戒，是杀了一些“不杀不足以平民喷的阶级敌人”的，那时可以由几个人就组成“临时法庭”来实行“审判”或“公判”，区上的一个小公安员（连级）就可以小笔一挥，判人生死。1955年那人曾说：“不要轻易杀人，脑壳不是艽莱，割了是长不出来的。”所以稍有松动。但是决不废除死刑，决不对反革命手软。代表着人民，代表着无产阶级专政的公检法自是恶性澎胀，唯我独大，唯我最最正确。只要你犯在我手里，只要国家需要或形势需要。我们搞的“有罪推断“就是战无不胜的法宝，你就跳不出如耒佛的手心了，判你有罪是何等容易
积多年被改造之经验，受耳濡目染之教化，犯人们也得出了几条深切的教训，统称之为三个不要。
一是不要心存侥幸，只要是捉进了公安局大门人都是要判刑的。你可以不知道谁要抓你，为什么抓你？不会有人向你解释，但必须知道捉你是革命需要。你必须写书面‘交代’。交代什么呢？当然是‘罪行’，交待了，判刑的过程才走得完，他们才会功德园满。你若是申辩自己无罪，却没人会听。因为“有罪推定”的观念，在办案人员头脑中仍然根深蒂固：一个人一旦被指控有罪，就被想当然地认定为罪犯。你看很多司法办案人员，他们在办案中经常对犯罪嫌疑人发出这样的问话：“你要不是犯了罪，怎么会抓你来？”有罪推定的司法理念认为，有罪口供是证据之王，无罪的证据，不足以推翻有罪的证据，从而可以认定一个人有罪；重视有罪证据的合理性，轻视其不合理性；重视无罪辩解、疑点证据的不合理性，轻视其合理性，导致审查方向和重点出现偏差。这就是现在的司法环境，60年未一直如此，只不过在号召”无罪推是“的今天，好了一点而已。
二是坚决不要上诉，不要翻案，连想都不要去想。你上诉就是反抗，就是与人民为敌，就是不认罪服法。与人民为敌，决没有你的好果子吃。尽管法有明文，说你可以上诉，但那也是名文，有名无实之文，那是陷井，你相信它是会吃亏上当的。就有如今日之大法说你有言论自由，你试试，你的帖子就可能发不成。要么不够ＨＳ，要么有不当言论、商业语言。你想啊，你一上诉，公、捡、法若干人等的辛苦努力岂不白忙活了，那他们的奖金福利、仕途前程呢？这些都和获刑人员挂靠在一起的，你要上诉，想翻案，岂不有损办案人员的咸望和形象。所以不要自讨苦吃，不要上诉，上诉必加刑，学聪明点。
三是不要希望获得同情。监狱里也不公平，也有牢头狱霸。监狱里也有斗争，也是你死我活地在斗。天天斗，其乐无穷。你也要学会生存，学会斗争，学会保护自己。
至于惩罚，监狱里也是花样多多。通常分为两类，一类是官方有明文的，一类则是无法无据可依的思型。罚有明文的在以下几种：一个是罚站；另一个是加戴戒具，再严重的就是关小号、关禁闭。罚站是不需要手续的，管教们随时都可实行。时间长短也没法说得清的，要看狱警心情和你的表现。二是加戴戒具，就是手铐脚镣什么的，戴戒具是要经过大队批准。按你犯事惹事的大小，用不同型号的给你戴，总要让你服服帖帖。关禁闭又有大号和小号之分，顾名思义，大号大点，你可以在里面睡觉和走动；小号小点，我在三大队看见的是一个1----2平方的玩意儿，房子不房子，笼子不笼子的，进去绝对不会舒服。听说现在还有电警棍，那是科学昌明的产物，我们那时候还没有。不过关禁闭得经过场部管教科批准。那还不好批，一报准批。
至于第二大类的惩罚手段，那是各不相同，花样繁多的。比如说打，监狱里明文规定不准打人，是的，可以不打，因为有比打你几下更好的办法。更何况真要开打，也用不着队长们辛苦，自有同类人员代劳。而被打之人也只能在心里念叼；“箕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了。狱警确实“不打人”，但有比打人更厉害的招“治”你！当然，也有打出事的时候，三大队四个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就因打出问题而被开除，被判一年。
就我所见所闻的常见，略说几种：
罚跪、顶碗、冬天淋冷水、夏天喂蚊子、喷气式之类。至于更另类的，不说也罢。因为有人不会相信。我就见过一位，*先生撰文说：“我国监狱坚持依法对罪犯进行惩罚、教育、改造“；“眼见为实。因为工作关系，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组织犯人脱盲考试开始，我多次到过监狱。我感觉，无论是管理还是伙食，总体都不差。特别是很多警示教育强调的所谓伙食问题，应该说绝对没问题。“而我要说的是，我说的是八十年代以前，尔后当有所改善吧。再者，当你真正失去自由的时候，监狱的可怕之处和威力才会尽显无疑。
狱警是管理犯人的人，而犯人是接受惩罚和改造的人。在这样两个互相对立、互相依存的地方，矛盾是绝对的。监管体制、监管制度以及监管干警的本身素质是否能把一个犯人改造好，实话没把握？所以有人说：监狱是个坏人进来会更坏，好人进来会变坏的地方。可能有过激之嫌，但现实如此呵
至于更另类的，不说也罢。因为有人不会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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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啊！还是有人相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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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我所知，更另类的惩戒有：
灌尿、喂大便、强制手*之类。最恼火的还是只穿单衣，放在沙包里让蚊子咬。当然，这都是当年之事，过往矣，监狱也在变，应该在往好里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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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啊！还是有人相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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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我所知，更另类的惩戒有：
灌尿、喂大便、强制手*之类。最恼火的还是只穿单衣，放在沙包里让蚊子咬。当然，这都是当年之事，过往矣，监狱也在变，应该在往好里变。
复 我的理想是发财：
西师张明清、西农季楠一对左得不得了的人，两校被他们害死了不少人，典型的当数西师吴谧老师和西农院长何文俊，往事岂能如烟，历史虽已过去，但我总想：前事不忘，厉事之师。有识之士日多，他们总会多想想的。
西师张明清、西农季楠一对左得不得了的人，两校被他们害死了不少人，典型的当数西师吴谧老师和西农院长何文俊，往事岂能如烟，历史虽已过去，但我总想：前事不忘，厉事之师。有识之士日多，他们总会多想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