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百二十四、解忧公主

上回里提到了乌孙，其实对这个国家，汉朝这些年也是下了不少功夫的。在武帝朝时，汉朝嫁过去一位公主刘细君，后来刘细君病故，汉朝又嫁过去另一个公主刘解忧，嫁的是乌孙昆莫岑娶。昭帝时，岑娶病重，他本想让儿子泥靡（不是刘解忧生的）继位，但泥靡年幼，他就传位给叔父乌孙大禄子翁归靡，并约定将来再把王位传给泥靡。

翁归靡即位后，号为肥王，按照游牧部落的习俗，续娶了刘解忧；这两位似乎感情不错，刘解忧给他生了三男两女。后来在刘解忧的牵线下，乌孙大破匈奴，也就是本始三年的那一次。

神爵二年，翁归靡也走到了生命的尽头。由于妻子的原因，此人现在已经成了铁杆“汉粉”，于是不愿遵守当初与岑娶的约定，决意立和刘解忧生的大儿子元贵靡为昆弥。他也知道此举定然招致国中反对，遂上书汉朝，请求再嫁一个公主给元贵靡，亲上加亲——同时也是挟汉自重。宣帝刘询当然明白其中的门道，付之朝议，大鸿胪萧望之认为乌孙绝远，可能会有反复。

但宣帝不会轻易绝了这门亲，就派出刘解忧的妹妹刘相夫作为和亲公主，由老外交官常惠送亲。谁知道汉朝还是晚了一步，刚走到敦煌，翁归靡就病死了，乌孙贵人已经立了泥靡为昆弥，号为狂王。常惠见情况有变，留下刘相夫在敦煌，自己跑到乌孙把乌孙人训了一顿；乌孙人虽然不敢把他怎样，但这王位可也不会轻易让出。消息传回长安，失望的宣帝只好又把刘相夫接了回来。

话说这乌孙的王号，又是“肥”又是“狂”的，还真是奇葩。

不过这“狂王”，倒真挺狂，为政暴恶。他虽然按照惯例又续娶了刘细君，还生了个儿子鸱靡，但他本就对翁归靡多有不满，因此夫妻两人也是互相厌憎。甘露元年，汉朝派卫司马魏和意、副侯任昌出使乌孙，刘解忧就和他俩合谋，准备趁酒宴刺杀泥靡。然而行动失误，泥靡带伤逃走，其子细沈瘦（当然也不是刘解忧所出）率兵把刘解忧、魏和意、任昌围在了赤谷城。数月后，西域都户郑吉率军解围，汉朝为了抚慰乌孙，派人给泥靡医治，又把魏和意、任昌抓回长安处决。

魏和意、任昌要是真干掉了泥靡，那就是大英雄；但问题是失手了，泥靡还是乌孙的领袖，乌孙显然会转为敌视汉朝，这便是“赔了夫人又折兵”，魏和意、任昌当然要背负这个责任。

不过汉朝并没有就此失去乌孙。泥靡被刺时，场面混乱，翁归靡的儿子乌就屠（其母为匈奴人）吓得逃到北山，扬言娘家会出兵帮他，因此一大票乌孙贵族跑去投靠他。没多久，乌就屠袭杀泥靡，自立为昆弥。泥靡只是敌视汉朝，还不至于完全倒向匈奴；但乌就屠显然就是匈奴派的，这下汉朝不能接受了，遣破羌将军辛武贤至敦煌，准备出兵讨伐乌就屠。

在这个时候，事情又出现了转机。原来刘解忧有个侍女，叫冯嫽；这位冯小姐不简单，通读史书，习晓汉朝与西域诸事，因此刘解忧对其颇为器重，还经常派她出使西域诸国，诸国尊号之为“冯夫人”。冯嫽后来和乌孙右大将看上了眼，就由刘解忧牵线，嫁给了他。这右大将又和乌就屠是发小，郑吉就请冯嫽去劝降乌就屠。

冯嫽果真了得，真把乌就屠唬住了，他当即表示：“愿得小号以自处！”宣帝听郑吉回报后，将冯嫽征回朝中问询。了解情况后，宣帝遣谒者竺次、期门甘延寿为副，护送冯嫽回乌孙，持节立元贵靡为大昆弥，乌就屠为小昆弥——冯嫽遂成为了中国第一位女性大使。如此，乌孙问题和平解决，辛武贤也不用出塞了。

但是，乌孙人心里还是多偏向乌就屠的，对汉朝来说，这始终还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

甘露三年，元贵靡和鸱靡皆病死。眼见亲人们逐渐凋零，刘解忧上书宣帝：“年老土思，愿得归骸骨，葬汉地！”这位公主，远嫁到绝域，连续嫁给祖孙三代，又积极将乌孙向汉朝拉拢，可以说超额完成了任务。而现在，她在乌孙已经举目无亲，宣帝非常怜悯，便把她迎回看娘家，并待之如公主——要知道，刘解忧其实并不是正牌的公主，而是楚王刘戊这个罪人的后代，这显然是出于宣帝对这位姑奶的敬重。

两年后，刘解忧如她所愿，病逝于长安，享年七十二岁。

刘解忧的闺蜜冯嫽，则继续活跃于乌孙政坛。元贵靡之子星靡继位大昆弥，冯嫽上书，愿再次出使乌孙，协助星靡，宣帝批准。在她的辅佐下，段会宗为西域都护时，终于稳住了星靡的大昆弥之位。

二百二十五、宣帝群臣

自从霍氏倒台后，宣帝刘询朝廷中再没有发生大的风波。但这些官们之间的小动作倒是搞得挺多的，本回就来说说。

颍川郡太守黄霸在郡前后八年，政丰人和，郡中屡有凤皇、神爵出现，时人均称颍川清化，故有祥瑞现世。神爵四年，宣帝将黄霸调回中央，任太子太傅。

颍川旁边的河南郡太守严延年为政阴鸷酷烈，“众人所谓当死者一朝出之，所谓当生者诡杀之”，部下吏民们根本摸不清这个上司的脾气，私下给起了个外号——“屠伯”。严延年向来对黄霸的治政手腕嗤之以鼻，结果黄霸比他先升官，因此极其不爽。当时河南闹蝗灾，府丞义领命考察灾情，回禀严延年时，严延年讽刺道：“这些蝗虫不正好给（隔壁颍川的）凤凰吃吗？”

义年老，没明白太守这没头没尾的话是在讽刺黄霸，还以为是针对自己，听了后惴惴不安。本来严延年和他当过同事，对他其实不错，经常送他东西。但这样义反而更加害怕——鬼知道这个“屠伯”安了什么心思！惊疑之下，义干脆搜罗了一堆上司的罪状，把严延年给告了！更搞的是，他刚提交了诉状，自己就服毒自尽，搞得严延年想找他对峙都没办法……当年冬十一月，严延年被处决，这也算是他杀人太多的因果报应吧！

黄霸根本没出手，一个竞争对手就因为一句牢骚，莫名其妙地被干掉了。

神爵三年时，左冯翊萧望之入中央任御史大夫，东郡太守韩延寿调为左冯翊。韩延寿在东郡就颇有政绩，黄霸就是学的他的招；后来韩延寿在左冯翊任上政绩更是超过了萧望之，这让以未来丞相自诩的萧望之颇为嫉恨。五凤元年，萧望之听闻韩延寿在东郡任上曾违规动用公款千余万，于是派御史调查。韩延寿听说后也不甘示弱，也说萧望之在左冯翊任上挪用公款。结果一查，最后萧望之之事查无实据，韩延寿倒是被查了个底掉，韩延寿被判弃市。临刑前，左冯翊吏民数千人去为韩延寿送行，争献酒肉，韩延寿不忍拒绝，来者不拒，当日竟饮酒一石有余！百姓莫不流涕。

其实韩延寿挪用公款，并不是放入自己腰包，而是雇人服徭役，很可能是因为当时财政吃紧，以今人眼光来看，这也罪不至死。但问题是他心里不服，和萧望之互相攻讦，这就逼着皇帝必须处理掉一个人，所以韩延寿最终身死。

但萧望之也没得意多久。丞相博阳侯丙吉年老，萧望之对这个老头就比较轻视，总喜欢压他一头。但他也不想想，这丙吉对宣帝可是有养育之恩的，这样对他，宣帝怎么可能会高兴？五凤二年，萧望之因此被贬为太子太傅，黄霸则升任御史大夫。

更令萧望之郁闷的是，五凤三年春正月癸卯，博阳定侯丙吉薨，二月壬辰，黄霸升任丞相，封建安侯——如果不是萧望之沉不住气，这位置本来就该是他的了。不过，黄霸在地方上虽然干得不错，但进了中央反而力有不逮。当时京兆尹张敞家中的鹖雀飞到丞相府，黄霸还以为是神雀，想上报为祥瑞。张敞听说后，赶紧来阻止，说这是从自己家飞来的，不是什么神雀；还劝谏黄霸，说您手下明明多有知道端细者，却不告诉您，和您为政有些好虚名，也不无关系，望您今后凡事务以法令为式。宣帝知道这事后，很是嘉纳张敞，黄霸大惭。

可见黄霸还是更适合当地方官。

本来宣帝有意大用张敞，但此时却发生了杨恽事件。光禄勋平通侯杨恽，乃是司马迁外孙，故丞相杨敞之子。杨恽为官廉洁无私，但和他外公性格很像，极其毒舌，得罪了不少人。有人上书告发太仆戴长乐犯法，戴长乐和杨恽不对付，以为是杨恽指示的，就反告杨恽对韩延寿被杀之事颇有怨怼。结果杨恽因此事被贬为庶人。

杨恽失掉爵位后，转而经营产业，家产翻了几番。其友人安定郡太守孙会宗就写信给他，劝他不要太高调。杨恽对自己的遭遇一直不服，回了一封信表明自己的心迹——这封《报孙会宗书》和《报任安书》一样，也是篇奇文，有兴趣的人可以找来看看。

后来杨恽的侄子安平侯杨谭劝他，说不定将来皇帝还会起用他。杨恽牢骚道：“有功何益！县官（皇帝）不足为尽力。”杨谭附和说有理，之前盖司隶（盖宽饶）、韩冯翊都是干事的，结果都被皇帝杀了。他们的这些话传到了宣帝耳中，宣帝派人一查，翻出了《报孙会宗书》。宣帝阅后大怒，判杨恽腰斩，其亲友尽受牵连。

所以你别看宣帝是个明君，中国历史上第一场“文字狱”，也是他掀起的。

张敞也是杨恽的朋友，也受到了牵连，不过宣帝惜才，一直没处理他。张敞命其掾絮舜办案，絮舜回家发牢骚，说张敞现下不过就一“五日京兆”，还办个什么案，真是吃饱了撑的！张敞听闻后，立刻逮捕絮舜，昼夜审讯，竟致其死罪。处决絮舜前，张敞嘲讽他道“五日京兆竟何如？冬月已尽，延命乎？”当然，这个事加上杨恽的事，宣帝也保不住他了，贬其为庶人。张敞缴上印绶后，就跑路了。

数月后，冀州出现大盗，宣帝就想起用张敞。征召使者到了张家，张家人都以为这是要找张敞麻烦，相拥而泣。唯独张敞笑道：“咱现在一介平民，如果真要抓我，郡吏足矣，天子干嘛还要派个钦差——这是天子要用我啦！”果然，张敞回京后，被任为冀州刺史，一到任，大盗全吓得不敢出头了。

以上说了这么多官们互相下绊子的破事，看起来宣帝一朝好像都在勾心斗角。但事实上，宣帝朝是汉朝政治最清明的时期，没有什么大的矛盾，所以官员们之间的小矛盾就凸显出来了。就像在乱世时，你几时听过兄弟争家产的事？抱团取暖还来不及呢！而在和平时期，什么争家产、婆媳不和之类的事，就全冒出来了。

二百二十六、南园遗爱

皇帝刘贺虽然被废，但宣帝刘询对他还是颇为忌惮的。刘贺居于山阳郡，宣帝就令时任山阳太守的张敞监视刘贺。元康二年，张敞向宣帝密奏，说刘贺“身体长大，疾痿，行步不便”、“清狂不惠”。宣帝明白刘贺已不足为惧，遂于第二年封其为海昏侯，算是让他重新回到了贵族之列。

张敞虽然把海昏侯说得如此不堪，但从前两年考古发掘的海昏侯墓来看，海昏侯应该不至于是一个昏聩无能的傻子，他在被废后的这些表现，很可能是在主动向宣帝表示，自己对皇位不再抱有幻想；而宣帝需要的也就是这个表示，至于海昏侯是真傻假傻，并不重要。

五凤四年，广陵厉王刘胥自杀，原因也很耐人寻味——行巫蛊，诅咒宣帝，行事败露。
到此为止，对宣帝这一系的皇位继承权具有威胁的不稳定因素，已经全部被排除；但接下来就要面对一个问题——

谁来继承？

宣帝在刚即位没多久，就立皇子刘奭为太子，刘奭当时七岁；但随着太子长大成人，宣帝对这个太子却产生了一些想法。

原来，宣帝好用文法吏，以刑法制下，而太子则亲近儒生，有些看不惯，曾经劝宣帝不宜用刑太深，应该多用儒生。宣帝一听，勃然变色道：“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太子离开后，宣帝不禁叹道：“乱我家者，太子也！”

宣帝的“以霸王道杂之”，可以说十分精辟地总结了前几任汉家天子的治国理念——那就是外儒内法，杂糅以黄老之术。不管是“霸道”还是“王道”，都不能走极端。

前几任天子对此都只有一种模糊的认识，但出身平民的宣帝，做了十几年的旁观者，反而能把这种治国理念明确总结出来并理论化。

从此次开始，宣帝对将帝国交给太子，越来越犹豫。当然，这种犹豫还有另一个原因，那就是太子的弟弟淮阳王刘钦，倒是颇有乃父之风，而刘钦的生母张婕妤又深受宣帝宠幸，宣帝数次起了易储之心。

但最终，宣帝还是放弃了这个念头，原因很简单——

太子是恭哀皇后许平君的孩子。

这一个理由，足矣。

宣帝虽然老说太子不像自己，但至少有一点太子还是学到了——重情。甘露三年，太子的宠姬司马良娣病死，临终前，司马氏留下遗言，说自己一定是因为被其他姬妾诅咒而死的！悲痛的太子深以为然，因此在司马氏死后，再也不见其他姬妾，而且很快相思成病。

这下宣帝可着急了，就让王皇后想办法。王皇后寻思，太子的症结在于忘不了司马氏，所以给他找一个新人，让他从司马氏的影子里走出来，就什么都好了。于是王皇后找来好几个宫人之女，叫来太子当场让他挑选；太子当时还在怀念司马氏，但父母的“好意”又不能拒绝，于是就敷衍一下，随手指了指离他最近的一个。

太子把这个女子带回东宫后，非常事务性地“履行了丈夫的责任”——因为这毕竟是父母的赏赐。但没承想，仅仅一夜春宵，这个女子就怀上了，十月之后，生下一个大胖小子——这还是宣帝第一个嫡皇孙，宣帝异常疼爱，亲自为他取名刘骜，字大孙，常常放在自己身边。

太子也被父亲的这种亲情流露所感染，渐渐也就走出了前妻之死的悲伤。不过对刘骜的母亲，他的感情着实一般——毕竟是拉郎配，因此他后来更宠爱的是别的姬妾。

所以，这位和薄太后经历惊人相似的母亲，未来最大的可能，就是当一个不得宠的皇后，然后是一个平凡的太后，就像如今的王皇后一般。

但谁都没想到，这位母亲的家族，将比历代外戚都还要深地掺入国家的政治，甚至改变了汉帝国的命运。

她的名字，叫王政君。

她有一个侄子，叫王莽。

黄龙元年冬十二月甲戌，宣帝驾崩，享年四十二岁，在位二十六年。这位传奇的皇帝，甫一出生就遭受牢狱之灾，数次面临死亡的危险，又在机缘巧合下，一朝而登至尊之位。这独一无二的经历，使他对皇帝这门职业有了足够清晰的认识，可以说他是活得最明白的一位皇帝。

也因此，在他治下，汉帝国在内政治清明，名臣辈出，经济恢复到了“文景之治”的水平；在外，他史无前例地令匈奴俯首称臣，同时设立西域都护府，在法律上奠定了统治西域的基础。宣帝时期，实是西汉统治的巅峰，史称“孝宣中兴”！

也无怪乎他能自豪地说出：“五星出东方，利中国！”



宣帝过世后，新皇帝遵照遗嘱，将其葬在杜陵，也就是南园。西汉十一座帝陵，大多都在渭水北岸，只有杜陵和霸陵在南岸。为什么宣帝要做出这种选择？

宣帝在少年时，就非常喜欢在杜陵游玩，成家以后，更是带着妻子一道，在杜陵的各处，都留下了足迹。

因此在许平君死后，宣帝把她葬在了这里。

二十多年后，宣帝自己也长眠于此。

在他心中魂牵梦萦的，始终是这南园，和在南园等着他的那个人吧！

卷第二十七 汉纪十九 大事记

中宗孝宣皇帝神爵四年（前58）
春，二月，赦天下。
冬，十一月，河南郡太守严延年有罪，弃市。
稽侯狦被立为匈奴呼韩邪单于，匈奴握衍朐鞮单于与其交战，兵败自杀。匈奴日逐王薄胥堂被立为屠耆单于，击败呼韩邪单于。

五凤元年（前57）
秋，匈奴呼揭王自立为呼揭单于，匈奴右奥鞬王自立为车犁单于，匈奴乌藉都尉自立为乌藉单于。屠耆单于击败车犁、乌藉单于，二人与呼揭单于合兵，呼揭、乌藉单于去单于号。屠耆单于再次击败车犁单于。
左冯翊韩延寿有罪，弃市。

五凤二年（前56）
车骑将军韩增薨。
夏，五月，以将军许延寿为大司马、车骑大将军。
秋，八月，壬午，贬御史大夫萧望之为太子太傅，以太子太傅黄霸为御史大夫。
屠耆单于与呼韩邪单于交战，兵败自杀。
冬，十一月，李陵之子复立乌藉都尉为单于，呼韩邪单于击杀之。屠耆单于从弟匈奴休旬王自立为闰振单于，呼韩邪单于之兄匈奴左贤王呼屠吾斯自立为郅支骨都侯单于。

五凤三年（前55）
春，正月，癸卯，丞相博阳定侯丙吉薨。
二月，壬辰，以黄霸为丞相。
夏，六月，辛酉，以西河郡太守杜延年为御史大夫。
广陵王刘胥祝诅宣帝刘询，事发。

五凤四年（前54）
春，广陵厉王刘胥自杀。
夏，四月，杨恽因《报孙会宗书》腰斩。
郅支单于击杀闰振单于，击败呼韩邪单于。

甘露元年（前53）
宣帝欲以淮阳王刘钦替代太子刘奭，以太子为恭哀皇后许平君之子，作罢。
春，二月，丁巳，乐成敬侯许延寿薨。
乌就屠袭杀乌孙狂王，自立为乌孙昆弥。以冯嫽为使者，立元贵靡为大昆弥，乌就屠为小昆弥。

甘露二年（前52）
春，正月，立皇子刘嚣为定陶王。
赦天下。
夏，杜延年老病辞职。五月，己丑，以廷尉于定国为御史大夫。
秋，九月，立皇子刘宇为东平王。
营平壮武侯赵充国薨。

甘露三年（前51）
春，正月，呼韩邪单于称臣，来朝。
建麒麟阁，绘十一功臣图。
三月，己巳，建成安侯黄霸薨。
夏，五月，甲午，以于定国为丞相，封西平侯。以太仆陈万年为御史大夫。
冬，公主刘解忧自乌孙回长安。
太子之子刘骜出生。

甘露四年（前50）
夏，广川王刘海阳有罪，被废。
徙刘嚣为楚王。

黄龙元年（前49）
郅支单于西走，并乌揭、坚昆、丁令三国。
宣帝病危，以侍中乐陵侯史高为大司马、车骑将军，萧望之为前将军、光禄勋，太子少傅周堪为光禄大夫，受遗诏辅政，领尚书事。
冬，十二月，甲戌，宣帝崩于未央宫。
癸巳，太子即皇帝位，是为汉孝元皇帝，尊上官太后为太皇太后，王皇后为皇太后。

二百二十七、外戚、儒臣和宦官

卷第二十八 汉纪二十 孝元皇帝初元元年（前48）~永光二年（前42）

宣帝刘询临终时，也学习他的曾祖父，指定了遗诏辅政大臣，即大司马、车骑将军乐陵侯史高，前将军、光禄勋萧望之，和光禄大夫周堪。这三人再加上丞相西平侯于定国、御史大夫陈万年，就是宣帝给元帝刘奭留下的领导班子。

这五人中，一把手史高属于外戚（他出自宣帝奶奶的娘家），外朝的于、陈两人是政法系，值得注意的是萧、周二人，他俩都是儒门弟子，这在汉朝之前的权力结构中，是非常少见的。

儒家掌握朝廷的大权，也是由来有自。其实汉家天子都清楚，权力的本质是平衡，天子们之间的差别，无非就是对这个道理领悟的有多深罢了。高帝刘邦的天下，是一群功臣豪强帮他打下来的，那么为了防止这些人将来喧宾夺主，高帝的策略是用外戚——也就是吕家人——来制衡功臣勋贵集团。这种平衡策略果然管用，在外戚的帮助下，高帝消灭了叛乱的功臣；而当外戚想取而代之时，勋贵集团又干掉了外戚，最后得利的永远是皇家。

这里要说明的是，所谓外戚“集团”、勋贵世家“集团”云云，说得好像这是两个泾渭分明的政治团体，但其实不然。外戚或者勋贵，并没有什么明确的分界线，身处其中的人，也并不会给自己贴个标签，然后就站到哪一边；只是说某些人由于相似的出身经历，比较容易结为政治上的盟友而已。

这种平衡，在武帝一朝最为明显，武帝刘彻的心腹大多是外戚，比如长平烈侯卫青、冠军武桓侯霍去病；而三公和中层干部往往用勋贵世家，比如那几个面目模糊的丞相，以及苏武、李广、司马迁这样的“世家子”。

那么问题来了，如果外戚和世家站到了一块，怎么办？

宣帝就碰到了这样的问题，他上台时，朝廷是紧密团结在博陆宣成侯霍光的周围的，根本是铁板一块，他这个蹲过大牢的皇帝，哪里找得到盟友？

所以他就得另辟蹊径。而他找到的这个“蹊径”，就是儒家。他重用的高平宪侯魏相、建成安侯黄霸等等，都是儒家弟子。

说起来这也要感谢武帝刘彻，武帝当初为了统一思想，选择与儒家合作，大力抬高儒家的学术地位。本来儒家就讲究治国平天下，又重视教育，在精英圈子里的地位很高，有了官方的认证，那更是如虎添翼，迅猛发展，这实际上为宣帝就提供了人才储备。
因此儒家进入中枢，实在是水到渠成。

前面说过，元帝本人也好儒——其实这也是废话，因为他爸爸给他选的老师都是儒家的。但喜好是一回事，能不能用好，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虽然史高是一把手，但宣帝真正属意的，还是萧望之。因此萧望之上台后，也以治理国家为己任，又推荐了散骑、谏大夫刘更生与侍中金敞，加上周堪，四人同心谋议，欲有所改革，也得到了元帝的支持。

而史高就被这四人架空了，自然不爽。为了与这四人对抗，史高在朝中寻摸了一圈，选定了一个之前没多少人注意的势力集团——

宦官。

要说到宦官集团的做大，这口锅还是要武帝来背。武帝控制欲强，同时又喜欢玩；士人出身的臣子不可能整天跟在他身边，如果他正happy的时候遇到国事要处理，身边无人商量咋整——所以就干脆培养身边的宦官。因此他就搞出一个“中书谒者令”，简称中书令，管理尚书之事。这个中书令多以宦者为之，比如有史以来第一任中书令就是司马迁——虽然他本人对担任此职深恶痛绝。当然这个职位也不一定是宦官专用，有时也会让士人来当。

宣帝觉得这个办法好，又可以分一部分世家的权，因此发扬光大。在他任上，有两个宦官脱颖而出——中书令弘恭和中书仆射石显。据记载，此二人“久典枢机，明习文法”。

宣帝精力充沛，眼光敏锐，而且他对手下的这些人，不论是世家、儒臣还是宦官，始终有着十分清晰的认识，这些人谁都没法做到一家独大。但到了元帝时，元帝体弱多病，很难像父亲一样保持敏锐的判断力，又缺乏父亲那样的政治威望和人格魅力，因此不得不倚靠别人。他觉得这些宦官没有家人之累，即“无外党”，能够放心托付。所以他就将朝政委托给石显，事无大小，皆有石显宣贯，石显一时权倾朝野，百官侧目。

萧望之等儒臣对宦官有一种天生的蔑视，自然和他产生龃龉；史高见状，就与石显结为盟友，相为表里。两派之间的PK，一触即发。

二百二十八、萧望之出局

前将军萧望之为了搞掉中书仆射石显，率先出招。初元二年春正月，他请求元帝刘奭不要用宦官做中书官。这对石显来说可是釜底抽薪之计，怎么可能忍得了？他立刻联合车骑将军乐陵侯史高、中书令弘恭，不断在元帝面前阻挠此议，大有“有他没我”的架势。元帝再三犹豫后，还是倒向了石显这边，反而把萧望之派的谏大夫刘更生转为宗正，调离了中枢。

在时机不成熟时就想直捣黄龙，萧望之还是太鲁莽了。而石显等人很快发动了反击，他的手段就老辣得多。原来萧望之和光禄大夫周堪一直在推荐名儒、茂材当谏官，有个叫郑朋的就想走萧望之的路子。郑朋故意向萧、周上书，揭发外戚的许、史两家纵容子弟门客为非作歹之事。周堪看到这道上书，就将郑朋引见给萧望之。萧望之和郑朋聊了几句，立刻发现此人不过是想攀龙附凤罢了。萧望之对这种人有种本能的反感，于是找了个借口把郑朋“请”走了。

郑朋不愧是个“小人”，一出萧望之的门，立刻跑去投靠许、史两家，说周堪、刘更生教他揭发许、史两家的阴事。另一方面，待诏华龙向周堪行贿，被周堪拒绝，此人也把周堪等人恨上了，于是和郑朋凑成了一伙。

弘恭、石显、史高秘密商议后，指使郑、华二人告发萧望之等，说他们“欲罢车骑将军，疏退许、史，陷陛下于不义”。而且，他们专门等萧望之休假的时候上告。他们的手法，可比萧望之的高明不少。萧望之是自己亲自上阵，过早暴露了自己的意图；而石显们让小弟出手，元帝可不知道告状的这两人背后有人指使；再加上，这个状子告的是遗诏辅政大臣，苦主也只涉及到另一个遗诏辅政大臣，丝毫没提宦官，那么根据回避原则，元帝会把这件状子交给谁审理呢？

——当然是和史高、萧望之事实上平级的弘恭啊！

结果也果然如此！弘恭得到元帝旨意后，趾高气扬地奉旨讯问萧望之。萧望之毫无准备，为自己辩解道：“外戚在位多奢淫，欲以匡正国家，非为邪也。”——这不就等于承认自己确实在“刻意排挤”史高吗！弘恭、石显就等着这句话呢，立刻回奏元帝，说“望之、堪、更生朋党相称举，数谮诉大臣，毁离亲戚，欲以专擅权势。为臣不忠，诬上不道，请谒者召致廷尉。”

这里弘、石两人又耍了个小心眼。原来所谓“召致廷尉”云云，其实就是将人逮捕至廷尉狱中；但元帝刚即位，还不晓得这些官场术语的门道，仅从字面理解，还以为只是把人带到廷尉的官厅上，客客气气地问个话而已，就同意了——结果堂堂的遗诏辅政大臣，就如此草率地蹲了大牢。

而元帝还犹不自知，他后来有事要找周堪、刘更生，侍者说他们和萧望之都被关起来了，元帝这才大惊，埋怨了一番弘、石，下令赶紧把人放出来。两个宦官就教史高上言，说陛下刚即位，若无故就把师傅关起来，有损陛下威名——所以还是得给他们定个罪名。结果元帝就下诏，开头还说萧望之“无它罪过”，但后面又来了句“今事久远，识忘难明”这么模棱两可的话，然后又说“赦望之罪”——这里又说他有罪了！最后撸下了他的前将军、光禄勋之职。周堪、刘更生也被贬为庶人。

但是，事情还没有完，因为元帝此举只是做做样子，三个月后又封萧望之给事中，又三个月后征周堪、刘更生为中郎。弘恭、石显也明白这是迟早的事，在上次事件中，他们真正的目的只是取得那道表明萧望之“有罪”的诏书，真正的杀招，还在后面。

萧望之之子散骑、中郎萧伋一直不服，为父亲诉冤，弘、石等抓住这个机会，说萧望之前罪明白，他自己也无异议，私下却指示儿子讼冤，明显是心怀怨望，应将其下狱，以儆效尤！元帝一看，除非推翻之前的诏书，不然弘、石的话根本无法反驳，但偏偏又“君无戏言”，只好说萧太傅性情刚烈，一再下狱，恐怕会出事！石显安慰道，萧望之只是言语小罪，应该不至于寻死。元帝于是在当年冬十二月下诏，再次逮捕萧望之。

元帝为什么怕萧望之出事呢？可能不少人听过古代有“刑不上大夫”一说，不过这句话其实并不是说不对士大夫用刑罚，而是说士大夫受刑是件“不体面”的事，因此士大夫为免于受刑，应该自裁！发展到极端，士大夫们连逮捕、审讯都不能接受了，一听君主要抓自己，立刻自杀了事，哪怕犯的罪其实够不上死刑。这个风气在先秦、汉朝尤其流行，所以元帝有此一说。

当然，这并不是一个强制的事情，如果你脸皮够厚，也无所谓。问题是，萧望之明明是皇帝的老师，却已经被弟子扔进过一次监狱了；而我们从他之前的行事来看，他显然也是一个要面子的人。果然，这一次，萧望之不愿再受狱吏之辱，服毒自尽！

元帝得报后，又是大惊，后悔得直拍桌子，大呼“果然杀吾贤傅！”然后把石显等叫过来训斥。石显等连连谢罪，元帝骂了半天，最后就不骂了。

就这样？

就这样！

这什么破皇帝啊，这些人刚刚逼死了你的老师啊，结果就如此而已吗！司马光写到这里也受不了了，吐槽道“甚矣孝元之为君，易欺而难寤也！”

这元帝，太容易被别人所左右，这恐怕才是他父亲不看好他的真正原因。

二百二十九、郅支入康居

想当年，武帝刘彻灭了南越后，顺手把南越管下的珠厓、儋耳两郡也接收了。这两个郡在哪呢——就是现在的海南岛。当时的海南岛自然不是荒岛，不然南越人也不会闲得没事干将其纳入治下。海南岛上的土著，大体上就是如今黎族的祖先，而这些人本来也是生活在大陆上的，大约在周朝早期的时候移民到了岛上，当时还处于半原始社会。

至于他们为什么要移民——当然是被赶过去的。大体上来说，周王朝从中原向外扩张，周边的部族感受到压力，逐级地向外迁徙，这些岛民可以说是最外层的了，可以想象他们对不惜跋山涉水也要跑来“管理”他们的汉人，会有什么观感。

在武帝灭南越后的二十余年间，珠厓、儋耳爆发了六次大的叛乱；昭帝时期稍稍平息了下来，到宣帝时期，又发生了两次叛乱。初元二年，珠厓山南县再次发生叛乱。由于汉军的补给全靠大陆，打起来十分艰难，每次平叛都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资源，这一次亦不例外。元帝刘奭见状，有意征发大军，付廷议讨论。待诏贾捐之认为，珠厓乃是海外绝远之地，瘴疫横行，又有毒草、虫蛇之害。珠厓之民，“父子同川而浴，相习以鼻饮，与禽兽无异”。而且此地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资源，“弃之不足惜，不击不损威。”要真打起来，花费巨万不说，打下来了也没什么用，不如——弃之！

对现在的中国来说，不论是海南岛还是台湾岛，战略位置都十分重要，无论如何不可放弃；但在两千多年前，这两个岛确实形同鸡肋——因为以当时的航海条件，不可能有人漂洋过海，从这个方向来入侵中国。这其实就是科学技术的革新，对地缘的影响。

最后丞相西平侯于定国也支持贾捐之的动议。他还有一个更现实的理由——原来本年春二月戊午和秋七月己酉，发生了两次大地震；夏天时关东发生大饥荒，齐地甚至出现“人相食”的惨剧，此时实在没有精力在一个海外岛屿上纠缠。于是在初元三年春，元帝下诏，罢珠厓，其民“有慕义欲内属，便处之；不欲，勿强。”

另外插一句，这位贾捐之，乃是贾谊的曾孙。

汉朝的国防压力，始终还是在北方。话说自从汉朝支持匈奴呼韩邪单于，导致匈奴郅支单于“战略转移”到西边后，郅支单于当然对汉朝十分怨憎。现在郅支单于离汉朝更远，觉得自己安全了，就开始困辱汉朝的使者。不过他终究还是有些理智的，因此也仍然遣使进贡，同时在初元五年，请求汉朝放回自己以前送过去的质子。

汉朝既然已经定下了拉韩打郅的政策，郅支单于的质子自然没用了。不过汉朝向来自诩天朝上国，也不屑于杀掉质子，于是御史大夫贡禹、博士匡衡认为，把质子送到边塞，让郅支单于自己派人来接，这事就了了。

但卫司马谷吉提出异议，说咱们大汉向来是信义之邦，做事讲究有始有终；现在虽然和郅支单于掰了，但既然养了别人儿子十年，自然也该把人送到家。臣“建强汉之节，承明圣之诏”，谅他郅支单于也不敢把臣怎样。就算郅支单于“怀禽兽心”，加害于臣，大汉就有了征讨之名。“没一使以安百姓，国之计，臣之愿也。”元帝壮之，遂派其护送质子归国。

然而，郅支单于作为一个领袖最大的问题，就是太容易冲动；果然，谷吉见到他后，可能言语上比较不屈，结果郅支单于真把他给杀了！杀完人后，郅支单于立刻后悔了——汉朝正愁找不到借口揍他，这不正好撞到枪口上嘛！更何况还有个呼韩邪单于在旁边虎视眈眈。于是他心里一核计，还得往西跑。

当时，西边的康居一直在被乌孙揍，康居王听说匈奴的一个单于在附近，就想和他合作，让他帮忙守康居的东界，并承诺将来合兵为他打下乌孙。康居王派人到坚昆找到郅支单于，两边一拍即合，郅支单于继续西迁。当时已是冬天，天寒地冻，当郅支单于终于到达康居后，又只剩下三千余人——虽然人少，但这些都是匈奴的精华了。

康居王不敢怠慢，把女儿嫁给郅支单于，郅支单于也回嫁了自己一个女儿。之后，郅支单于借康居之兵，屡次大败乌孙，乌孙人不敢撄其锋，只好空置其西方之地达五千里。
没想到这郅支单于，竟然再次咸鱼翻身！难道他真能在这中亚之地，复兴大匈奴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