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百三十、和稀泥的元帝

萧望之自杀后，初元三年，元帝刘奭重新起用周堪为光禄勋，并任其弟子张猛为光禄大夫、给事中，准备大用。初元五年，御史大夫陈万年病逝，夏六月辛酉，以长信少府贡禹为御史大夫。这些人还是都是儒臣，看来元帝并没有放弃用儒臣治国的理念。

说起这贡禹，其实在元帝一即位就被征召入朝，他数次上书元帝，劝其以节俭为尚，把皇宫、京城百司的运维成本砍掉了一大截，这令元帝十分嘉赏，以致不到三年他就成为三公。

这贡禹的履历看似没什么问题，但司马光熟读史书，那是何等样人，一眼就看破了贡禹的小心机。原来元帝本来就是个“恭谨节俭”之人，贡禹实际上是投其所好——就算他不说，元帝最终也会做那些事的。就当时来说，朝廷真正的大患，在于元帝“优游不断”，以致“谗佞用权”，萧望之的遭遇即为明证。以贡禹的才智，未必看不到这些，但他就是不说，只是孜孜于精简成本，“知而不言，为罪愈大矣！”

其实当时朝廷的风气，是极其有问题的。中书令石显虽然搞掉了萧望之，但萧望之的同志周堪等人重新上位，自然成为石显们新的政敌。石显不断在元帝面前诋毁周堪、张猛等，刘更生对此颇为忧惧，怕重蹈萧望之覆辙，遂上书元帝，劝他“放远佞邪之党，坏散险诐之聚，杜闭群枉之门，方开众正之路”——他还算吸取了萧望之的教训，并没有明说何为“佞邪之党”。

但是，也不知道是不是又写得太隐晦，以致元帝没看懂，反正他对此不置可否，反而让石显看到了。石显当然看懂了，对刘更生恨得牙痒痒。

时为永光元年，当年气候反常，六月飞雪，九月霜降，以致颗粒无收，天下大饥。石显等就趁机攻讦周堪、张猛，说这都是因为他们瞎搞，以致上天降罚，元帝一时又没了主意。正好长安县令杨兴有事觐见，元帝就问他，说朝臣们都在攻击光禄勋（周堪），你怎么看？其实，元帝心里并不想再次撸掉周堪，而杨兴以前曾经称誉过周堪，元帝想让他给周堪说几句好话，故有此问。

哪知，这杨兴实是个倾巧之士，见元帝询问，还以为元帝要贬周堪，便自以为是地“顺着”说道：“堪非独不可于朝廷，自州里亦不可也！”元帝一听，怎么这平时夸周堪的也开始骂他了，难道这周堪真的如此不堪吗？

元帝正在迷糊中，又冒出来一件事。司隶校尉诸葛丰，以特立刚直著名于朝，得罪过不少人，后来因事被贬为城门校尉。诸葛丰也凑热闹，上书揭发周堪、张猛的“罪行”，这下把元帝惹怒了——原来这诸葛丰以前也经常夸赞周、张。元帝说此人反复无常，贬其为罪人；然而比较迷的是，他同时也左迁周堪为河东郡太守，张猛为槐里县令……

司马光在此又忍不住吐槽了：诸葛丰此人前誉而后毁，不过也就是郑朋、杨兴之流，你元帝贬黜他，确实有道理；但问题是，你既然贬了他，那就表示周、张两人的“罪行”乃是子虚乌有之事，怎么因此把他俩也给贬了，这是什么骚操作！“今两责而俱弃之，则美恶、是非果何在哉！”

由此可见，这元帝只会和稀泥，其执政能力很有问题。

另外插一句，这位诸葛丰可能没多少人听说过，但他有一个后代，是个中国人应该都听说过——

诸葛亮。

再说说那个同样“前誉后毁”的杨兴。话说贾捐之和他关系铁，但贾捐之作为儒臣，之前也在攻击石显，以致久不得用。贾捐之就找到杨兴，拜托他为皇帝引见自己，自己就在皇帝面前推荐他当京兆尹。杨兴则说，你老贾“言语妙天下”，若你为尚书令，要远胜五鹿充宗（时任尚书令）。于是两人约定互相提携。

但贾捐之仍在攻击石显，杨兴赶忙阻止他，说石显现在正炙手可热，你不能这么搞，来听我的。于是两人联名上书，称誉石显，同时荐杨兴为京兆尹。

但石显多么老奸巨猾，这两人之前都是儒臣派的，此时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于是石显上奏元帝，说“兴，捐之怀诈伪，更相荐誉，欲得大位，罔上不道！”结果最后贾捐之被判弃市，杨兴髡钳为城旦。

司马光第四次吐槽：“君子以正攻邪，犹惧不克。况捐之以邪攻邪，其能免乎！”

看过《资治通鉴》就可以发现，司马光是轻易不发评论的，但在元帝这一章中，却连发四次评论，可见这朝局混乱到了什么程度。

其实所谓“奸臣”“忠臣”云云，也多是站在儒臣的视角说的——毕竟史书是他们写的。石显是宦官，所以天生就是“奸佞”吗？把“奸佞”们杀光就天下大吉了吗？其实也未必。

但问题是，元帝作为领导，却在这两派之间摇摆不定，只会和稀泥，那这两派的“最优”选择，当然也是得过且过，天下太平。

然而这天下的问题，难道是这些人装不知道，就不存在了吗？

二百三十一、羌人再乱

初元二年时两次地震，永光二年时又发生日食，古人的世界观中素来有“天人感应”一说，不认为这些罕见的形象为单纯的自然现象，而认为这是地上的人事出了差错，故而上天示警，降下惩罚。

当然，平民百姓姑且不论，对那些掌握话语权的高级知识分子们来说，他们多半是不信这些的，或者是半信半疑。但他们每每把这些东西拿出来说事，也是有自己的小九九的。毕竟在专制时代，君主的权力太大，太难制衡，因此他们只好拿出一个虚无缥缈的“天道”，来吓唬君主。

这不，元帝刘奭就相信了这是自己有做得不好的地方，遂以此询问给事中匡衡。匡衡就说，陛下即位以来多次大赦，但百姓们似乎没有领会陛下的精神，反而“今日大赦，明日犯法”。这说明啊，现在是世风日下，咱们缺“德”！所以咱们现在要“修德”， 要“省靡丽，考制度，近忠正，远巧佞”，如此，则“大化可成，礼让可兴”！元帝听后甚悦，立刻升了匡衡的官。

匡衡的进言看似很有道理，但仔细一琢磨，又发现好像什么都没说——比如谁是“忠正”，谁是“巧佞”？但是他的这些大道理挠到了元帝的痒处，故而匡衡能够平步青云。司马光对此其实颇有微词，不过他在本章中已经吐了四次槽，不好意思再发言，就借用了荀悦的评论。荀悦认为，大赦这种事，本来就是权宜之计。比如汉初乱世刚结束，故而约法三章、大赦天下；后面的七国之乱、巫蛊之祸、光武中兴，都与此类似，均是顺应时势。但惠、文之时，则实无大赦之必要。

换句话说，此时不是大乱之后，乃是承平之时，所以解决社会上出现的问题，需要的是“峻法”，“修德”实在是南辕北辙！治国须对症下药，宽猛相济——也就是宣帝刘询常说的“以霸王道杂之”，可惜元帝实在做不到。

这里插一句，这位匡衡其实大家都很熟悉——他就是“凿壁偷光”的主角。不过这位励志模范，晚年却应贪污而丢官，实在是晚节不保。

永光二年秋七月，陇西羌自被营平壮武侯赵充国平定二十多年后，又开始闹事。元帝召丞相韦玄成等商议。当时连年歉收，此时羌人作乱，朝堂诸公平常道德文章都是极好的，此刻却都面面相觑，束手无策。最后还是右将军冯奉世表示愿率军征讨——不过需要四万人。大臣们本来都默默无语，一听这话，反而纷纷反对，说此时正值秋收调不出人手，有一万人足矣。冯奉世解释，说一万人打不过，到时候还要添兵——这不就成了最蠢的添油战术了吗！但任他磨破嘴皮子，大臣们还是头摇得跟拨浪鼓似的，然而一问他们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又都闭嘴了。

最后元帝还是给他加了兵，多少呢？

——两千……

冯奉世：mmp

结果不出冯奉世所料，根本打不过。冯奉世发回一封上书，要求加兵三万六千人。为了堵住大臣们的嘴，他把战场搜集到的情报和自己的考量全部详细说明，这回总算是成功了，元帝给他派了六万的增援。

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

冬十月，大军集结完毕，再次出击。打了一个多月，还没有结果，元帝又不放心，又加派一万人；结果这新的增援还没到，冯奉世的捷报就传来，这一万人的军费算是白花了……

所以说元帝这领导，当得还真是稀里糊涂。

卷第二十八 汉纪二十 大事记

孝元皇帝初元元年（前48）
春，正月，辛丑，赦天下。
三月，丙午，立王政君为皇后。
秋，九月，关东郡、国十一大水，饥荒。
初置戊己校尉，屯田车师故地。

初元二年（前47）
春，正月，中书令弘恭、中书仆射石显攻讦前将军萧望之、光禄大夫周堪、谏大夫刘更生，使其被下廷尉狱。后元帝刘奭将其释放，但均罢官。
二月，丁巳，立皇弟刘竟为清河王。
戊午，陇西地震。
三月，立广陵厉王刘胥之子刘霸为王。
夏，四月，丁巳，立皇子刘骜为皇太子。
关东饥荒。
秋，七月，己酉，地震。
冬，十二月，萧望之被石显所谮，再次被逮捕；萧望之不忿，自杀。
弘恭病死，以石显为中书令。

初元三年（前46）
春，从待诏贾捐之建议，罢珠厓郡。
夏，四月，乙未，赦天下。
旱灾。
立长沙炀王刘旦之弟刘宗为王。

初元五年（前44）
春，正月，以周子南君为周承休侯。
御史大夫陈万年卒。
夏，六月，辛酉，以长信少府贡禹为御史大夫。
匈奴郅支骨都侯单于至康居。
冬，十二月，丁末，贡禹卒。丁巳，以长信少府薛广德为御史大夫。

永光元年（前43）
春，三月，赦天下。
秋，九月，陨霜杀稼，天下大饥。丞相西平侯于定国，大司马、车骑将军乐陵侯史高，薛广德引咎辞职。以太子太傅韦玄成为御史大夫。
戊子，以侍中、卫尉王接为大司马、车骑将军。
城门校尉诸葛丰攻讦光禄勋周堪、光禄大夫张猛；诸葛丰被免为庶人，贬周堪为河东太守，张猛为槐里令。
徙刘竟为中山王。

永光二年（前42）
春，二月，赦天下。
丁酉，以韦玄成为丞相，以右扶风郑弘为御史大夫。
夏，六月，赦天下。
秋，七月，陇西羌彡姐旁种反，右将军冯奉世率军平乱。冬，十一月，羌破。

二百三十二、元帝后宫

卷第二十九 汉纪二十一 孝元皇帝永光三年（前41）~竟宁元年（前33）

永光元年时周堪、张猛下台，攻击他们的中书令石显用的一个理由，是当年发生了日食——这定是因为周、张两人瞎改制，以致上天示警。然而尴尬的是，仅仅三年后，就又发生了日食，此时周、张二人早已离开中枢，这你还怎么赖到他们头上？——可见所谓“上天示警”云云，皆是虚妄。于是元帝刘奭又把石显等人叫了过来，训了一顿。
——是的，污蔑大臣的结果，又是仅仅训斥了事。

随后，元帝将周、张二人重新召回朝中，以周堪为光禄大夫，领尚书事；以张猛为太中大夫、给事中。然而，此时的尚书早已是石显的天下，周堪虽然领尚书事，但却被完全架空。更糟的是，周堪不久得病变哑，结果在任上毫无作为，很快也就病死了。孤军奋战的张猛，最后也和前辈萧望之一样，还是被石显寻到一个小罪过，被逼自杀。

至此，宣帝刘询留下的遗诏辅政大臣，全部离世；而萧望之派与史高派之间的斗争，也以史高派的全面胜利而告终。

不过，元帝的崇儒之心并未改变。比如他在永光四年秋七月戊子，废掉了昭灵后（高帝刘邦之母）、武哀王（高帝大哥刘伯）、昭哀后（高帝姐姐）、卫思后（卫子夫）、戾太子（刘据）、戾后（宣帝祖母史良娣）之园；永光五年冬十二月乙酉，毁太上皇（高帝之父）、孝惠皇帝寝庙园；建昭元年冬，罢孝文太后（文帝刘恒之母薄太后）寝祠园。拆掉这些祠庙，倒不是元帝和这些老祖宗们过不去，而是儒家经典里有所谓“亲尽毁庙”之说，即对那些或者太过久远、或者地位不高、或者血缘太疏的祖先，没有必要或者没有资格单独建个庙去祭拜他们，而是把他们的灵位统统搬到太庙的后殿，一次性祭拜了事。而这里面只有始祖——在汉朝就是高帝，以及有大功绩拿到庙号者——比如太宗文帝、世宗武帝，才能例外。

不过，几年后元帝身体不好，自觉是这些祖宗们不满，于是在建昭五年又把这些庙给重建了……

毁庙只是元帝更改宣帝之政的一个外在体现，对朝局影响更大的一个表现，是在继承人的选择上。相比于皇后王政君和太子刘骜，元帝更偏爱的是傅昭仪及其子济阳王刘康。但是，太子那可是先帝看上的人，他的表字“大（太）孙”，就是宣帝亲自取的。太子少傅匡衡看到了其中的危险，上疏元帝，以尊礼为名，劝他“尊適而卑庶”，“以定群下之心”。元帝打出来的旗号是崇儒，废嫡立庶乃是儒家最大的忌讳，真要干出这事那就是自打耳光，因此元帝也就息了这心思，之后至少是在表面上，对太子的重视又超过了刘康。

为什么说是“表面上”呢？建昭四年夏六月甲申，中山哀王刘竟薨。刘竟乃是元帝小弟，由于年纪小，其实是和太子一块养大的。然而在吊祭时，太子并未显露哀容，元帝见后大恨道：“安有人不慈仁，而可以奉宗庙，为民父母者乎！” 驸马都尉、侍中史丹当时是太子家卫，立刻向元帝谢罪，说这不怪太子，是臣看到陛下伤心，就嘱咐太子不要把悲痛表现出来，免得陛下见到感伤，伤了自己身体——都是臣之罪！元帝这才释然。

由此管中窥豹，看来元帝心里对这个儿子，其实并不如表面看上去的那么疼爱。

说起这元帝的后宫，那可比他爹的要精彩得多。建昭元年冬，元帝带着后宫到虎圈看斗兽，结果发生意外，一头熊跑了出来，突到了殿上，元帝左右贵人，包括最得宠的傅婕妤，全都吓得四散而逃，元帝也被吓愣了。眼看熊就要扑了过来，危急关头，冯婕妤挺身而出，挡在熊跟前。熊被冯氏吓住，犹豫了起来，结果被侍卫们反应过来，将其格杀。

事后，元帝问冯氏，难道你不怕熊吗？冯氏回道，猛兽其实也是怕人的，妾害怕熊伤到陛下，故以身止。——原来这冯氏乃是左将军冯奉世之女，乃是将门之女，所以对这些野兽的性子有些了解，胆子也大。当然，这无疑也体现了她对丈夫的爱，因此元帝对其愈加敬重。而这也引起了傅氏的嫉妒——毕竟她也是那个丢下元帝逃跑的人。于是此后，王政君、傅氏、冯氏，就成了后宫中的“三巨头”。而此三人的恩怨纠葛，在元帝身后仍然纠缠不休，甚至一直延续到西汉的灭亡。

二百三十三、大师京房

对于算卦有所了解的朋友，可能听说过《京房易》这本书。这里的“易”指《周易》，而“京房”则是个人名。虽说现在大街上的算命先生也会白话几句“周易”“八卦”之类的，但其实《周易》并不仅仅是用来算命这么肤浅的，它其实是先民试图通过数字来解释世间万物，严格来说是本哲学书，并不能简单地看做封建迷信。不过《周易》是在先秦写成的，文字太过简洁，难以解释，因此后世有不少学者对此提出自己的理解，京房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而这位京大师，正是活跃在元帝刘奭时期。

京房本姓李，他除了研究《易》之外，还喜欢研究音律学，并且大力推广他师父研究出来的六十律相生法，以完善传统的十二律音律法。也因此，他自改姓氏为“京”——大概是因为研究音律的都集中在京城吧……

这位传授他音律学的师父，叫焦延寿，同时也是传授他《易》学的师父。焦延寿之说，“长于灾变，分六十卦，更直日用事，以风雨寒温为候，各有占验”。在焦老师的弟子中，京房是悟性最高的，但老焦私下里却经常说：“京生虽得我之道，然将来必以此亡！”

京房因为自己的这项技能，举了孝廉，当上了朝廷最基层的郎官。他屡次上疏预测灾异，命中率颇高，引起了最高领导元帝的兴趣，元帝遂数次召见他。我前面既然说《易》并不是狭隘的算命秘籍，那么研究它的京房当然也不会是向栾大那样的一介神棍，他可是有自己的政治抱负的。于是他便趁皇帝召见的机会，奏上考功课吏法，说若实行之，必可平息灾异。

这“考功课吏法”，说白了就是绩效考核——考虑到京房的数学背景（研究《易》和音律都需要一定的数学功底），这很有可能是最早的数字化绩效考核办法。不过元帝把这套办法拿出来讨论后，不论是朝廷公卿还是州部刺史，全都认为太过烦碎，不可行；只有御史大夫郑弘、光禄大夫周堪开始说不好，后来又转变了态度——其实很好理解，这帮人当官当得好好的，你突然说要考核他们，他们当然不愿意了！

当时的朝廷，说话最算数的是中书令石显及其友人尚书令五鹿充宗，儒臣们心里对他们很不爽，但奈何元帝就是信石显，尝试怼过石显的人，诸如萧望之、周堪等，纷纷不得好死，因此大家都不敢再捋虎须。

京房对石显也是不爽的，为了提醒元帝，两人进行了一番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对话——

京房问元帝，为什么会有昏君？元帝说那是他们用了奸佞之臣。京房又问，然则昏君认为奸佞就是奸佞吗？元帝回答，当然不是，他们认为奸佞是贤臣，所以说是识人不明。京房说，既然如此，后世为什么知道这些“贤臣”是奸佞呢？元帝说很简单，用了这些人后，便“时乱而君危”。

京房又说，那么社会动乱，就是因为用了奸臣咯！自陛下即位以来，水旱螟灾，民人饥疫，盗贼不禁，刑人满市，陛下认为是治世？还是乱世？元帝不好意思地承认，是乱世。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会是乱世，用的奸臣是谁？

听到这里，元帝终于反应过来了。但他还是不愿相信，说也不一定就是因为这个人。京房说道，周幽、厉王任用奸邪，以致亡身；齐桓公、秦二世亦尝嘲笑此辈，结果呢？“臣恐后之视今，犹今之视前也！”

元帝听后，默然良久，问如今谁才是奸邪？京房回答：

谁是你最信任的人？

谁是你的运筹帷幄之臣？

又是谁，替你进退天下之士的？

这还不够清楚吗？

到此地步，元帝再木，也该明白这就是指石显了！然而，即使如此，他还是一如既往地信任石显，京房如此地循循善诱，结果全都打了水漂！司马光在此吐槽道，这元帝真是“诲尔谆谆，听我藐藐。”

当然，对考功课吏法，元帝还是想推行的。但石显等人不想京房在中枢，就建言不宜操之过急，莫如任京房为一郡太守，先在一郡中试点运行。于是京房被任命为魏郡太守，在魏郡中实行考功法。京房知道，自己上面的那番议论，肯定被石显知道了，如果自己离开皇帝身边，石显肯定会趁机搞自己。于是他事先给元帝上眼药，说近来“太阳侵色”，必会有小人隔绝臣与陛下；还请求允许他年终乘传奏事。

但石显搞事情，手腕可比京房老辣得多；京房还没走，元帝就派阳平侯王凤传诏，不准他乘传奏事，京房立刻明白这下要跪了。果然，他才走一个月，就出了事。淮阳宪王刘钦的舅舅张博，一直在想办法把刘钦整到京城——刘钦是元帝的弟弟，如此行事，搞不好是对皇位有什么想法。张博是京房的学生，同时也是他的老丈人，因此京房每次见了皇帝后，总是会把自己和皇帝的对话告诉张博。

京房可能觉得只是在落家常，但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谁知张博全都悄悄记了下来，转头就告诉给刘钦，等于是为刘钦在京中找到一个眼线。无处不在的石显，很快发现了这一小动作，遂告发京房与张博通谋，非谤政治，诖误诸侯王。这可是犯了帝王的大忌，结果京房一代易学大师，于建昭二年秋被处决，享年四十一岁；和他交情不错的郑弘也被牵连，贬官为民。

到此，正应了他老师焦延寿的那个预言；不知道对于这个结局，京房是否算出来了呢？

二百三十四、虽远必诛

前面说过，在宣帝刘询时，匈奴呼韩邪单于向汉朝称臣，匈奴郅支骨都侯单于则远走康居，数年之间，北方无战事。

话说这郅支单于跑到康居后，虽只剩三千人马，但他毕竟是位名将，仅靠从康居借兵，接连击败乌孙，竟然有了咸鱼翻身之势。

但我们前面也说过，这位仁兄在性格上有个问题——那就是太冲动。他之所以跑到康居，就是因为一怒之下砍了汉使谷吉，结果杀了人，又害怕汉朝兴师问罪，只好匆忙迁徙。现在他逐渐站稳脚跟，又故态复萌，竟然因为夫妻口角，把康居王嫁过来的公主给砍了……而且他自认匈奴大单于，骨子里就看不起这些“西域小国”，对康居王越来越倨傲，还任意征发康居人为他筑城，隐隐地有反客为主之势，康居王越来越后悔。

而这个时候，汉朝这边有什么反应呢？

汉朝因为谷吉之死，数次派使者责问，但郅支单于自认山高皇帝远，那是不会低头的；他还故意托西域都护传信，说自己“居困厄，愿归计强汉，遣子入侍。”——当然，这自然是逗汉人玩的。

此时的西域都护是骑都尉甘延寿，他的副手是副校尉陈汤。甘延寿也就罢了，陈汤这个人却是颇具战略眼光。康居在西域西边的中亚地区，郅支单于在这里折腾，看似不关汉朝的事；但郅支单于是杀害汉使的逃犯，若真让他整合了中亚，谁能保证他的目光不会投回东方？到时候他必为西域、甚至大汉之大患！

这并不是杞人忧天，实际上在后来的历史中，还真就数次发生过这样的事——比如清朝时的准噶尔蒙古。对于中原政权来说，要保证自己核心区的安全，就必须控制西域；而要保证西域的稳定，那就不能有一个强力的中亚——不论这个中原政权处于哪个时代，是什么意识形态，只要人类还待在地球上，这就是一条铁律。

因此，陈汤力劝甘延寿，趁郅支单于根基未稳，速发兵灭之；但甘延寿是个循规蹈矩之人，想先请示朝廷。然而陈汤深知，战机稍纵即逝；而此时郅支单于尚未做大，寄希望于远在长安的朝廷公卿们能想明白此人的威胁，似乎也并不现实——汉朝自己内部的事都忙不过来，康居实在太远，在这里下的完全是一招“闲棋”。

因此，陈汤干脆不请示了；他趁着甘延寿生病，于建昭三年矫制发动城郭诸国兵、车师戊已校尉屯田吏士共四万兵马，直扑刚建好的单于城。甘延寿听后大惊，本想阻拦，陈汤按剑威胁——箭已在弦上，难道你还想收回去！结果甘延寿也被“裹挟”了过去。

陈汤这招“斩首行动”快、准、狠，郅支单于压根没想到自己都跑到天边了，这帮阴魂不散的汉人居然又打上门来！郅支单于问你们打来干嘛？陈汤非常幽默地回道，你之前不是说“愿归计强汉”吗？我们这是来接你的啊！郅支单于听后一阵无语。

虽说郅支单于建起了城堡，但说到攻城守城，汉人才是祖师爷！比如在土城外还有一圈木城，郅支单于的弓箭手在上面射箭——然后就被陈汤一把火给烧了。而且陈汤狡猾狡猾的，故意放过康居人，只照着匈奴人打，拉拢了一大票对匈奴人早有不满的康居人。其实刚开始郅支单于已经突围了，但一寻思，这帮康居人八成被汉人策反了，旁边的乌孙听说也要来趁火打劫，自己这一跑，这些孙子肯定立刻翻脸，还不如守在这；反正汉军远来，只要能击退汉军，依然能震住这帮西域人。

但是，郅支单于还是高估了自己守城的能力。汉军弓弩犀利，郅支单于在城上督战，诸位阏氏也亲自弯弓杀敌，但很快伤亡殆尽，郅支单于也被射中鼻子。入夜，汉军攻上土城，此时郅支单于终于下定决心突围——但已经跑不掉了。黎明，汉军终于攻破土城，郅支单于逃入内城，一直在外围声援郅支单于的康居兵见状遁走，郅支单于终于山穷水尽。所谓内城，不过就是一些房屋，在火攻下很快失守，郅支单于战死，其首级被军候假丞杜勋所得。

可怜的郅支单于，本来有可能提前两千年实现准噶尔的事业，却硬生生被一招“闲棋”，摁死在了萌芽状态。

此役，斩阏氏、太子、名王以下一千五百一十八级；生虏一百四十五人，降虏千余人。最重要的是斩杀了一位单于——这可是汉朝立国以来从未达成的成就，也是唯一的一次！

而达成这一成就的陈汤，当时只是一个校尉（大概团长级别吧），还是个副的。

更传奇的是，他带的这四万兵马，其实作为主力的汉兵只有数百——也就是说，陈汤几乎不费汉朝一兵一卒，就灭掉了汉朝百年的死敌！

当然，陈汤、甘延寿毕竟是矫制，是违规的；为了堵住朝中大臣们的嘴，他们想到的最好的主意，当然就是拍皇帝的马屁啦！于是他们将郅支单于的首级送到长安，同时上了一封中国历史上相当霸气的奏疏：

臣闻天下之大义当混为一，昔有唐、虞，今有强汉。匈奴呼韩邪单于已称北籓，唯郅支单于叛逆，未伏其辜，大夏之西，以为强汉不能臣也。郅支单于惨毒行于民，大恶通于天。臣延寿，臣汤，将义兵，行天诛，赖陛下神灵，阴阳并应，天气精明，陷陈克敌，斩郅支首及名王以下，宜县头槀街蛮夷邸间，以示万里，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

多年以前，面对匈奴且鞮侯单于，苏武曾经说过：“南越杀汉使者，屠为九郡；宛王杀汉使者，头县北阙；朝鲜杀汉使者，即时诛灭。”大汉之所以是东亚的Big Brother，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讲信用——

说杀你全家，

就杀你全家！

二百三十五、昭君出塞

匈奴郅支骨都侯单于被斩杀后，他的老对手、弟弟——匈奴呼韩邪单于听闻这一消息后，他的反应很微妙，是“且喜且惧”。“喜”很好理解，毕竟郅支单于是他的死敌；至于“惧”吗，试问郅支单于都跑到天边上了，汉朝说杀全家就杀全家，而呼韩邪单于就在汉朝边上，万一哪天不小心惹汉朝不高兴了，那下场能好得了？

于是在竟宁元年春正月，呼韩邪单于再次朝见汉朝皇帝。这一次，他请求和亲。以前汉朝皇帝一般是找个宗室姑娘嫁过去，但今非昔比，此时的匈奴已经“配不上”皇室中人了，元帝刘奭干脆从自己后宫里找了个宫女许给了呼韩邪单于，号为宁胡阏氏——她便是“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之一的王嫱王昭君（昭君是其字）。

虽说汉朝这次只给了个宫女就打发了，但呼韩邪单于仍然很欣喜——因为重要的并不是谁来和亲，重要的是和亲这件事本身，这等于给呼韩邪单于们加了道保险！趁此机会，呼韩邪单于还上书，匈奴愿意为天朝镇守上谷以西至敦煌，天朝可以撤掉边塞备戍了，匈奴愿永为汉室藩屏！

元帝将此事交付廷议，不少人都认可，这样也可以减少大量军费。郎中侯应熟悉边事，坚决反对，并道出了“十不可”。这“十不可”，大概就是说，我大汉自孝武之世，出师征伐，耗费无数钱粮，难道是为了帮匈奴人建设封建主义新匈奴的吗？别看呼韩邪单于现在如此恭顺，夷狄之人，大抵是“困则卑顺，强则骄逆”。一旦废弃掉这些城堡要塞，恢复起来就难了，到时候匈奴又来闹事，怎么办？再说这些守备也不是全用来防外敌的，还要防内地的居民偷渡出境。

元帝遂决定不再议罢边塞之事，当然，他也不会耿直地对呼韩邪单于说，这是我们防着你们日后叛变；而是拣着侯应的话，说这是防止我们汉朝这边的歹人跑到你们那里为非作歹——呼韩邪单于也不是傻子，不可能不明白真正的原因，不过他本身就是这么一个念想，所以也就顺坡下驴，不再提此事。

昭君出塞，乃是元帝朝最后的一件大事，当年夏，元帝病危。在此弥留之际，元帝对继承人的人选，又动了心思——他始终属意山阳王刘康。当时傅昭仪、刘康常在元帝身边侍疾，而皇后王政君、太子刘骜很少得到召见，形势对太子越来越不利。元帝甚至数次询问尚书当初景帝立胶东王之故事。消息传出后，驸马都尉史丹找机会，趁元帝独处时觐见，顿首涕泣，说听闻有动摇太子之议，若真如此，愿先赐死臣！

元帝见状，喟然叹息，道并无此意，还嘱咐史丹，善加辅佐太子。有了元帝这句话，史丹悬着的心才终于放了下来。其实元帝自然是想换太子的，但刘骜当了这么多年太子，围绕他已经形成了一股势力，如果真地撸掉，要保证新太子的位子能坐稳，势必要在朝中掀起一场腥风血雨，刘骜的小命也根本保不住——元帝毕竟没有景帝刘启、武帝刘彻那样的魄力，也没他们那么刻薄，最后也只能放弃。

竟宁元年五月壬辰，元帝崩于未央宫，在位十六年，享年四十二岁。班彪的外祖兄弟为元帝侍中，对他描绘过元帝，说元帝“多材艺，善史书，鼓琴瑟，吹洞箫，自度曲，被歌声”，而且“宽弘尽下，出于恭俭，号令温雅”，乃是个温润如玉的君子。然而，他同时也“牵制文义，优游不断，孝宣之业衰焉”。或许他是个好人，但实在不是一个好皇帝，西汉也确实从他这里开始走下坡路，正应了他爹当年的批语。

六月己未，太子即皇帝位，时年十八岁，是为汉孝成皇帝，也是汉朝第十二位皇帝。成帝以其舅舅侍中、卫尉、阳平侯王凤为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他也要用自己的外戚了。

在成帝继位过程中，出力最大的自然是史丹，其次是右将军、光禄大夫王商（这是成帝曾祖母那边的外戚），以及中书令石显——是的，石显仍然在朝中屹立不倒。当初他搞掉萧望之等一干大儒后，也害怕做得太过火，受人攻击，于是想了个招。一次，他故意向元帝请示夜里有事，需要开启宫门，元帝准了；当晚他故意夜开宫门，结果第二天就有人弹劾他“矫诏开宫门”。元帝和他说这事，他就委屈地哭诉，说这点小事都有人弹劾小臣，可见有不少人嫉妒小臣；亏得这件事陛下清楚始末，万一又有别的事呢？元帝一听有理，从此更加信任石显了……

因此在元帝一朝，石显始终能够在官场上呼风唤雨，像副校尉陈汤、西域都护甘延寿那么大的功劳，就因为他和甘延寿有过节，愣是没有赏功，反而要治他们的罪。幸亏有前宗正刘向为陈、甘仗义执言，才赦免了他俩的罪，不过封赏嘛，就打了一个大大的折扣，以致多年后还有人为他俩抱不平。

石显这么伶俐的人，当然不会站错队。但是，他的权力全来自皇帝的信任，换了一个皇帝，他还能继续复制元帝朝的辉煌吗？

卷第二十九 汉纪二十一 大事记

孝元皇帝永光三年（前41）

春，三月，立皇子刘康为济阳王。
夏，四月，癸未，大司马、车骑将军平昌考侯王接薨。
秋，七月，壬戌，以平恩侯许嘉为大司马、车骑将军。
冬，十一月，己丑，地震。

永光四年（前40）

春，二月，赦天下。
夏，六月，戊寅晦，日食。复拜周堪为光禄大夫，领尚书事。
秋，七月，戊子，罢昭灵后、武哀王刘伯、昭哀后刘氏、思后卫子夫、戾太子刘据、戾后史氏之陵园。

永光五年（前39）

冬，十二月，乙酉，毁太上皇刘氏、惠帝刘盈寝庙园。
黄河决于清河灵鸣犊口，屯氏河绝。

建昭元年（前38）

冬，河间王刘元有罪，被废，流放房陵。
罢孝文太后薄氏寝祠园。
冯婕妤为元帝刘奭挡熊，傅婕妤由是与其有隙。

建昭二年（前37）

夏，四月，赦天下。
六月，立皇子刘兴为信都王。
秋，魏郡太守京房被中书令石显诬陷，弃市。
八月，癸亥，以光禄勋匡衡为御史大夫。
闰月，丁酉，太皇太后上官氏崩。
冬，十一月，齐、楚地震。

建昭三年（前36）

夏，六月，甲辰，丞相扶阳共侯韦玄成薨。
秋，七月，以匡衡为丞相。戊辰，以卫尉李延寿为御史大夫。
冬，西域都护、骑都尉甘延寿，副校尉陈汤共诛斩匈奴郅支骨都侯单于于康居。

建昭四年（前35）

夏，六月，甲申，中山哀王刘竟薨。
蓝田地震，山崩。

建昭五年（前34）

春，三月，赦天下。
夏，六月，庚申，复戾园。
秋，七月，庚子，复太上皇寝庙园、原庙、昭灵后、武哀王、昭哀后、卫思后园。
徙刘康为山阳王。

竟宁元年（前33）

春，正月，匈奴呼韩邪单于来朝，愿和亲。以后宫良家子王嫱和亲。呼韩邪单于号其为宁胡阏氏。
二月，李延寿卒。
三月，丙寅，以太子少傅张谭为御史大夫。
癸未，复惠帝寝庙园，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寝园。
夏，四月，戊辰，封甘延寿为义成侯，赐陈汤爵关内侯。
驸马都尉、侍中史丹等拥佑太子刘骜。
五月，壬辰，元帝崩于未央宫。
六月，己未，太子即皇帝位，是为汉孝成皇帝。尊王太后为太皇太后，皇后王政君为皇太后。以其舅侍中、卫尉、阳平侯王凤为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
秋，大赦天下。

二百三十六、王氏五侯

卷第三十 汉纪二十二 孝成皇帝建始元年（前32）~阳朔二年（前23）

中书令石显虽然在成帝刘骜继位的事情上出了一把力，但是，石显是宦官，是皇帝家奴，其权力基础是完全来自于皇帝本人的。因此石显虽然向成帝示好，但成帝就一定会领这个情吗？

果然，成帝继位后过了半年，刚刚改元“建始”，就把石显从中书扒了下来，扔到长信宫去当中太仆——长信宫是太后的居所，这是把他赶回去干宦官的老本行了。当然，墙倒众人推的道理大家都是懂的，于是丞相匡衡和一班御史们立刻上弹章，把石显在元帝朝的一干破事全都抖搂了出来，成帝便顺理成章地把石显一家赶回了老家。石显和他的妻子、子女，在回老家的途中，“忧懑不食，道死”；石显的党羽，如少府五鹿充宗等，也纷纷被赶到边境当地方官。

不过，匡衡如此急吼吼地把自己和石显撇清，也让很多人觉得不齿。不久，司隶校尉王尊就上了弹章，说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张谭，和石显同朝为官十年，明知石显专权自恣，却不能有所谏诤，反而“阿谀曲从，附下罔上”。现在揭发石显之罪，也不反躬自省，而是全推给先帝，说是先帝识人不明，这实在失大臣体！

成帝把弹章拿给匡衡看，匡衡惭惧，请求辞职；不过成帝刚处理完石显，不想这么快就把老爹的班底一网打尽，因此拒绝了匡衡的请辞，并将王尊左迁。然而匡衡由此也明白了新皇帝对自己的看法，一有个天灾什么的就借口辞职。可成帝终究还是没让他全身而退，建始三年冬十二月丁丑，匡衡因为多取封邑四百顷，以及监守自盗十金以上，被免为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