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帝自然不能容忍有第二个皇帝存在，但高后时出兵都没占到便宜，此时国家不稳，更是时机不对。但也不能让赵佗一直这么嚣张下去，否则他三天两头找事。于是，文帝先是修缮赵佗在真定的祖坟，又高官厚禄恩宠其在老家的族人。随后，文帝写了一封信，又让老朋友陆贾带给赵佗。这信里大概是说，我汉朝先前诸吕作乱，现在朕已即位，大局已定；朕知道你南越如此是事出有因（高后时期限制互市），现在也拨乱反正了；你老家的祖坟朕也帮你修了。朕的地盘已经够大，不需要你那片地，要不这样，咱们两家就恢复到高皇帝的时代。不然真打起来，必多杀士卒，伤良将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独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为也。

其实吧，赵佗老于行伍，自忖要认真打起来，南越还是干不过汉朝的；现在见到文帝这封不卑不亢的信，他知道这位皇帝不是那么好对付，就准备见好就收。而且，文帝的信里已经给他找好了台阶，于是赵佗就顺坡下驴，向陆贾哭诉一番，说自己都是被高后、长沙王给逼的，现在得皇帝哀怜，老夫立刻改号，不敢再称帝。

就这样，文帝仅凭一封信，就技巧性地解除了南越的危机；但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南越的问题迟早得彻底解决——不过那是留给后人的工作了。

一百六、文帝纳谏

人们大多时候会把高帝与武帝之间的时期笼统地说成“无为而治”，但其实，惠帝高后时期和文景之治还是有区别的。高后主政时是比较严格的“无为而治”，但这清静无为并不是万能药，否则大家一直“清静”下去，岂不美哉？回想一下，平阳懿侯曹参当丞相时，会掩盖手下人的小过失，在当时起到了稳定政局的作用，但如果一直这么整，真的不会出问题吗？

治大国如烹小鲜，没有什么“万金油”。我们早已见识了文帝刘恒的手腕，这个天生的政治家自然意识到了这点，所以他也一直在考虑是否该改变政策，变的话又该怎么变。汉家旧臣们作为旧势力的代表，自然不愿改弦更张，所以文帝决意提拔一些新面孔。河南守吴公治平为天下第一，文帝就提拔其为廷尉。吴公则向文帝推荐了之前自己治下的一位奇才——洛阳人贾谊，文帝就任其为博士（俸禄比二百石），贾谊时年二十出头。

虽然年轻，但贾谊确实博学多才，深受文帝赏识，仅一年就超迁至太中大夫（俸禄比六百石）——超不多就是一年从科员提拔成处长。贾谊所学接近儒家，就劝文帝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兴礼乐，以立汉制，更秦法。有人可能不明白，变变衣服的颜色，改下官名，这样不就是穷折腾吗，有什么用？其实这些都是表面举措，实际是借这些立下规矩。虽然高帝刘邦时有稷嗣君叔孙通等人定了一版礼仪制度，但那时正是汉朝的草创期，所以实际上是秦制的山寨弱化版，贾谊认为，制定新版制度的时候到了。

——但文帝并不这么认为。他听了贾谊的说法后，虽深有同感，但认为以当时的政局来说仍然时机未到，贾谊的意见只好被搁置。之后，文帝不再向贾谊询问国事，而是打听神仙鬼怪种种猎奇之事。博闻强记的贾谊对此倒也是说得头头是道，听得文帝一愣一愣的——然而，这不就是一说书先生的勾当吗？

这便是——“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

虽然文帝没有完全采纳贾谊的建议，但并不排斥先在某些方面小规模地实施一些改革。文帝前二年冬十一月乙亥发生日食，文帝借此下诏，鼓励天下臣民上书议论国政得失。颍阴侯骑贾山上书，建议文帝广开言路；另外指出皇帝陛下选贤工作做得不错，但这些选出来的“贤”们却没有“任能”，搞得好多人只是整天陪陛下打猎游玩，真是严重的人才闲置。对这些意见，文帝一一采纳。

文帝每次上朝路上，只要有郎、从官上书，便立刻停车聆听；若说得有道理便采纳，即使说得不对，也并不会批评言者。文帝纳谏的积极态度也鼓舞了臣子们。有次他驾车巡视霸陵（文帝给自己定的陵地），想从一条斜坡上冲下去，同车的中郎将袁盎立刻拉住缰绳。文帝问他，堂堂将军难道还怕这个小坡？袁昂回道：“千金之子，坐不垂堂。万一出点什么事，陛下纵自轻，奈高庙、太后何！”文帝听后就打消了飙车的念头。文帝宠幸一位慎夫人，在后宫饮宴时，慎夫人往往和窦皇后并排而坐。一次文帝带着妃子们去郎署，袁昂把慎夫人引到皇后的下位。慎夫人不高兴，不愿就坐；文帝见状，觉得袁昂不给自己面子，一怒之下拂袖而去。没想到不依不饶的袁昂追到禁中，劝道：“尊卑有序，则上下和。皇后是妻，慎夫人是妾，妻、妾怎能同席而坐？陛下宠爱慎夫人，多赐其金帛即可，现在这样其实是在害她——陛下独不见‘人彘’乎！”文帝一听说得有理啊！于是也说给慎夫人听。慎夫人也回过味来，遂赏赐袁昂五十斤。

当然，说到纳谏，也少不了源头的贾谊。贾谊劝文帝重农，春正月丁亥，文帝就下诏开藉田，皇帝亲耕以为天下表率——这还是帝国时代的第一次“躬耕藉田”。这个仪式贯穿了整个帝制时代，现在北京的先农坛就是明清举行藉田礼的地方。据说，皇帝这块田一般一亩三分，俗语“一亩三分地”就是从这来的。明清时这一亩三分地归宛平县管，所以当时的皇帝还要向宛平县纳粮哟！当然，这藉田就是个仪式，一般皇帝就扶着犁来回走三趟就完事了，不过也有人来真的——清朝康熙帝某次就心血来潮，一个人一口气耕完了一亩地，当时引得万人围观。

之前，文帝已下诏令诸侯王除非有命，不得居于长安。三月，又下诏立赵幽王刘友少子刘辟强为河间王，朱虚侯刘章为城阳王，东牟侯刘兴居为济北王；然后立皇子刘武为代王，刘参为太原王，刘揖为梁王。此次封王的关键在于城阳与济北两国——这都是从齐国分出来的。表面上看，这是文帝在奖励刘章兄弟在吕氏之乱中立下的功劳，实际上却是不动声色地削弱了齐国的力量。更妙的是，刘章兄弟当然不胜欣喜，齐王刘则（齐衰王哀王刘襄之子，其时刘襄已死）也有苦说不出——分封多能体现“兄友弟恭”啊！这一招极其高明，后来的“推恩令”源头就在这里。

其实，不论重农、纳谏，还是令诸侯之国、分封，背后都有贾谊的影子。可惜啊，贾谊还是生早了；若晚生个十几年，必能大显身手，真是生不逢时啊！

卷第十三 汉纪五 大事记

高皇后元年（前187）
十一月，甲子，以右丞相王陵为帝太傅，以左丞相曲逆侯陈平为右丞相，以辟阳侯审食其为左丞相。
高后吕雉追尊其父临泗侯吕公为宣王，兄周吕令武侯吕泽为悼武王。
春，正月，除三族罪、妖言令。
夏，四月，鲁元公主病逝，封公主子张偃为鲁王。
辛卯，封惠帝刘盈皇子刘山为襄城侯，刘强为淮阳王，刘不疑为恒山王；立吕泽长子郦侯吕台为吕王，割齐之济南郡为吕国。

二年（前186）
冬，十一月，吕肃王吕台病逝。
夏，五月，丙申，封楚王刘交之子刘郢客为上邳侯，齐悼惠王刘肥之子刘章为朱虚侯，入宿卫，又以吕禄之女为刘章之妻。
秋，七月，恒山哀王刘不疑病逝。癸丑，立刘山为恒山王，更名刘义。

四年（前184）
废皇帝刘恭，幽杀之。
五月，丙辰，立刘义为帝，更名刘弘。以轵侯刘朝为恒山王。
禁南越关市、铁器。

五年（前183）
春，南越王赵佗自称南越武帝，发兵攻长沙，败数县后撤军。
秋，八月，淮阳怀王刘强病逝，以壶关侯刘武为淮阳王。

六年（前182）
冬，十月，废吕王吕嘉。
十一月，立吕台弟吕产为吕王。
封刘章弟刘兴居为东牟侯，亦入宿卫。

七年（前181）
春，正月，软禁赵王刘友。丁丑，赵幽王刘友饿死。
二月，徙梁王刘恢为赵王，吕产为梁王。
六月，刘恢自杀。
秋，七月，丁巳，立平昌侯刘太为济川王。
割齐之琅邪郡封临光侯吕媭女婿营陵侯刘泽为琅邪王。
刘章震慑吕氏，陈平与绛侯周勃结交，反吕联盟结成。
高后欲使代王刘恒徙为赵王，被代王谢绝；以吕禄为赵王。
九月，燕灵王刘建病逝，高后使人杀其子，燕国除。

八年（前180）
冬，十月，辛丑，立吕台子东平侯吕通为燕王。
三月，高后遇白犬作祟，得病。
秋，七月，高后病重，令吕禄掌北军，吕产掌南军。辛巳，驾崩。
八月，丙午，齐王刘襄逼杀齐相召平，发兵讨吕。刘泽被骗至齐国，劝说刘襄后前往长安。吕产派颍阴侯灌婴迎击齐军，灌婴阴与刘襄连和。
吕禄、吕产欲作乱，犹豫不决。
九月，庚申，郦寄卖友，周勃得掌北军，军中左袒。刘章于宫中击杀吕产、吕更始。辛酉，杀吕禄、吕媭、吕通，废张偃。戊辰，徙刘太为梁王。刘襄罢兵。
诸大臣拥立代王为帝。
代王听取宋昌建议，奔赴长安。
后九月，己酉，代王至长安，即天子位，是为汉太宗孝文皇帝。刘兴居与汝阴侯滕公清宫，带出刘弘。夜，拜宋昌为卫将军，镇抚南北军；杀刘弘、刘太、刘武、刘朝。

太宗孝文皇帝前元年（前179）
冬，十月，庚戌，徙刘泽为燕王；封刘友子刘遂为赵王。
十一月，辛巳，徙陈平为左丞相，以周勃为右丞相，灌婴为太尉。
十二月，除收帑诸相坐律令。
春，正月，以皇子刘启为太子。
三月，立太子母窦氏为皇后。
下诏振贷鳏、寡、孤、独、穷困之人。
楚元王刘交病逝。
秋，八月，辛未，周勃辞官，陈平专为丞相。
南越再次称臣。
齐哀王刘襄病逝。
吴公推荐洛阳人贾谊，贾谊请立汉制，更秦法，文帝未暇采纳。

前二年（前178）
冬，十月，曲逆献侯陈平病逝。
下诏令诸侯之国。
十一月，乙亥，周勃复为丞相。
癸卯，日食。文帝下诏求言事。
文帝纳谏，虚怀若谷。
春，正月，丁亥，开藉田。
三月，立刘友少子刘辟强为河间王，刘章为城阳王，刘兴居为济北王；立皇子刘武为代王，刘参为太原王，刘揖为梁王。
五月，除诽谤、妖言之罪。
燕敬王刘泽病逝。

一百七、任性的淮南王

卷第十四 汉纪六 太宗孝文皇帝前三年（前177）~前十年（前170）

文帝前二年年初，曲逆献侯陈平当了不到一年的“独相”就病逝了，结束了他传奇的一生；而按照臣子们的资历与声望，文帝刘恒重新任命绛侯周勃为丞相。不过对这位曾经废立皇帝的高帝老臣，文帝始终存着防备之心。之前文帝命令诸侯归藩之国，有不少人不想离开京城这花花世界，磨磨蹭蹭赖着不走，文帝就趁机要求身为“绛侯”的周勃做出表率。前三年冬十二月，也只当了一年丞相的周勃免官归国，太尉灌婴接任丞相。

话说在对付汉初那一大帮子异姓诸侯时，刘姓诸侯们很是出了一把力，尤其是楚王、齐王这两家；然而在目前这个时点，异姓诸侯王只剩下向来恭顺的长沙王，可以说异姓诸侯们已经搅不起什么风浪了。这个时候，刘家自己的内部矛盾就逐渐凸显出来。在王朝前期，同姓诸侯对拱卫中央可以起到很大作用，对造反者也会形成巨大的心理压力——因为只要还有一家同姓诸侯王在，忠于皇室的人就不会失去希望，而这一点则足以使造反者绝望。然而随着时间推移，政权稳固，同姓诸侯本身就可能转化成威胁中央的不稳定因素。一个很容易预见的问题，就是这些王爷们和的血缘关系显然会越来越远。

文帝现在也面临这样的局面，首先要头疼的就是他仅存的亲生弟弟——淮南王刘长。说到刘长，他和那位被撸掉王位的宣平侯张敖还有些关系。原来张敖还是赵王时，曾向高帝刘邦进贡了一位美女，而这位美女怀上了高帝的种。结果柏人之谋败露后，这位倒霉的母亲由于连坐也被逮了起来。美女的同母弟弟赵兼走了辟阳侯审食其的路子，拜托他向高后吕雉求情。不过我们知道，高后妒心奇重，一听此女有孕，坚决拒绝出手相助。结果美女受不了这待遇，想不开自杀了，留下刚生下没几个月的小孩。

孩子放在牢里也没人养，而且怎么说也是皇帝之子，没奈何的狱吏只好上交给高帝；高帝看到这个小婴儿也着实后悔，取名为“长”——大概是希望他能长命百岁——交给高后抚养。高后因为情敌已死，妒意有所减轻，就接手了这个孩子。也因为这层关系，后来高后修理高帝诸子时也放过了刘长。

刘长长大后知道了这些往事，他对高后倒没太大怨恨，毕竟是这个老太太把自己拉扯大的，所以他就把母亲的死全怪到审食其头上，总是认为他当年没有尽心办事，才导致母亲自杀。现在文帝即位，刘长自恃是唯一的亲皇弟，逐渐变得肆意妄为、横行不法起来。果然，文帝对这个唯一的亲弟弟颇为优容。

这一年，刘长入朝，越发骄横，打猎时和文帝同车，还经常直呼文帝为“大兄”。刘长自己很有一把子力气，力能扛鼎，他就暗中在袖筒里揣上把铁椎，去拜会审食其；审食其没有防备，结果在见面时被刘长抽冷子一把敲死（好像多年前某个将军也是这么死的）。刘长不解气，还叫从者魏敬砍下了审食其的脑袋。刘长自忖文帝不会拿他怎么样，索性学起战国时的廉颇，跑去负荆请罪。堂堂一位王爷，居然在光天化日之下当街杀人，这下在朝中引起轩然大波。其实就文帝来说，审食其作为高后的亲信，死了也就死了；但他毕竟是朝廷臣子，这事的影响相当恶劣。然而，文帝最后还是顾及到兄弟之情，硬是把此事摁了下去。

——在古代，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毕竟只是一个理想主义的口号而已。

此事之后，刘长行事更加肆无忌惮，薄太后及太子刘启、诸大臣皆对其颇为忌惮。刘长回国后，出入称警跸，称制拟于天子——这已经近乎谋反，要是换成高帝，这条就够把刘长砍了，而文帝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袁盎警告文帝：“诸侯太骄，必生患。”但文帝仍然不听，或许他认为弟弟只是比较任性吧！

刘长这么搞下去，迟早要出事。不过在他之前，另一个皇亲先跳了出来。这位不是皇弟，而是皇侄——齐悼惠王刘肥之子、济北王刘兴居！不过要说起这事，那就要先从许久没有提到的匈奴说起了。

一百八、济北之乱

虽然前文没有提及，但其实自从白登之围后，匈奴年年都会来找事，那是雷打不动，区别只在于动静大小。文帝前三年夏五月，匈奴右贤王以河南地为据点（即秦朝蒙恬夺取之地），攻杀上郡中依附汉朝的游牧部落（即所谓“保塞蛮夷”）。此次匈奴声势不小，文帝刘恒命丞相颍阴侯灌婴率步骑八万五千至高奴迎击右贤王，长安戒严，而文帝自己进驻长安西北之甘泉宫亲自坐镇。匈奴向来是抢一波就走，这次见汉朝有备，抢得差不多了便见好就收，退回塞外。

战后，文帝准备去高奴走一趟，亲自视察一下边塞；途中经过太原，这是文帝曾经的就藩之地，他便在此接见故时臣民，逗留了十几日。而此时，济北王刘兴居见文帝跑到太原，推测文帝是想亲征匈奴，觉得有机可趁，遂发兵造反！

原来，当初剿灭吕家时，汉家大臣们封官许愿，信誓旦旦保证事成之后，立城阳王刘章为赵王、刘兴居为梁王——结果文帝上台后，听说这哥俩本来想立他们大哥齐哀王刘襄为帝，心中芥蒂，就只是割了齐国的两个郡封给他们。刘兴居对此一直心怀怏怏，所以趁文帝不在中枢时造起反来。

文帝闻报，不敢怠慢，立刻命令大军撤回长安，又命棘浦侯柴武（汉初十八功侯第十三位，曾击杀韩王信）率兵十万平叛，祁侯缯贺驻军荥阳。秋七月，文帝回到长安，下诏赦免济北国之降者。八月，刘兴居兵败自杀。文帝朝的第一场叛乱，不到三个月即被平定。

不过，这场叛乱总感觉哪里不对劲，刘兴居真的天真地以为，仅凭一郡之力就能搞定朝廷？——而且为什么是他刘兴居跳了出来？有一个人，诛杀诸吕时比他功劳大得多——那就是刘章！刘兴居不过有“清宫”之功，这位可是手刃梁王吕产和吕更始。要说对文帝不满，他更有资格。再加上刘章那暴脾气，怎么看都应该是他带头啊，为什么济北之乱从头到尾他一点动静也没有？

——因为他想造反也没机会了。城阳景王刘章，已于本年四月病逝……

话说文帝登基后不久，数位诸侯王纷纷病死——

前元年春三月，楚元王刘交薨。

秋，齐哀王刘襄薨。

前二年秋九月，燕敬王刘泽薨。

然后就是前三年夏四月，城阳景王刘章薨。

这几位中刘交是文帝的叔叔，是个老人；刘泽也是文帝叔叔辈的，大概四十多岁；而刘襄、刘章是文帝的侄子，当时都才二十多。“巧合”的是，这几位或者资历老，或者功劳大，对于想巩固皇权的文帝来说都是“硬茬”，结果都很合时宜地病死了。而刘章死后一个多月，刘兴居就掀起这场有勇无谋的叛乱，其中感觉似乎有什么猫腻。如果阴谋论一下，说这些王爷都是“被病死”的，刘兴居感觉下一个要轮到自己，遂于绝望中造反，也不是说不过去。

不过，这些纯粹都是脑洞，并没有任何证据。有很大的可能性，就是这几位真是凑巧接连病死，而刘兴居也确实是脑抽犯浑——因为若把事情都归于阴谋论，看似合情合理（而且这样解释也很有趣不是吗？），但其实这些“阴谋”真要实施起来，变数太多，几乎不可能成功。阴谋论者总觉得世上不应该有那么多巧合，所以事情的背后就应该有人一直在暗中操纵；但想想吧，在现实中，父母想彻底控制子女、夫妻想完全操纵伴侣，都是很难做到的，更何况要操纵成千上万人？毕竟，人是会思考、有感情的生物，那些一味自负地把人当作棋子的人，最终无一例外都会遭到这些棋子的反噬。所以很多时候，其实“巧合”才往往是事情的真相。

一百九、守法不阿张释之

文帝刘恒一直在发掘能助其治国的新人，前面提到的贾谊与袁盎就是两个典型。贾谊胸中有丘壑，所说皆是王霸之术；袁盎主张则偏于儒家，尤其看重礼仪制度，两人都受到文帝重视。后来，袁盎又向文帝推荐了一个人——南阳张释之。

张释之本是区区一介骑郎，十年不曾升迁，搞得张释之心灰意冷，决定辞职回乡；袁盎知道这个人有才，将其推荐给文帝。文帝召见张释之，询问治国之策，张释之就从上古说起，滔滔不绝。文帝听得不耐烦，打断道：“你说得都太虚，讲点接地气的。”张释之就立刻说起秦亡的教训，文帝一看这人还有点水平，就命其为谒者仆射。

——按《汉书》的解释，谒者掌宾赞受事，类似于皇帝的秘书，而谒者仆射就是谒者们的头。《汉官仪》中说，仆射本是秦官，是主射的武官，在此时已经引申为“主管”的意思了。

成了文帝的秘书后，张释之自然得以经常跟着文帝。一日，文帝带着他们视察虎圈，随口问上林尉上林中豢养禽兽多少？上林尉显然没料到皇帝会问这样的问题，支支吾吾答不上来。这时上林尉手下的虎圈啬夫代上司回答，文帝见此人说话还挺明白，有意考校一下，遂越问越细，而这位啬夫竟应答如流。文帝就对张释之说：“吏不当若是邪！尉无赖！（这里的“无赖”是指无才，赖就是才，这亦是无赖一词最初的意思）”让张释之拟诏命虎圈啬夫为上林尉。

然而，张释之对文帝的命令不以为然，他问文帝，觉得绛侯周勃、东阳侯张相如是怎样的人？文帝不明白怎么突然扯出这两个人，回答说这两人自然是贤明长者啊！张释之就等着这句呢，他说：“陛下说周、张两位是贤明长者，这两位都是敏于行而讷于言，哪像这啬夫喋喋利口！当年秦朝任刀笔之吏，以亟疾苛察为高，徒有口舌之利，而无作为之实，世人不闻其过，结果天下于不知不觉中土崩瓦解。现在陛下因这啬夫巧言令色就越级提拔，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恐怕从此天下吏民都争口辩而不务实际啊！”文帝闻言深受触动，回宫后将张释之擢为公车令，张释之从此由秘书调为具有实务的官员。

公车令掌殿司马门，虽不是什么大官，但接触的都是高层人士，想当好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一日，太子刘启与梁王刘武兄弟俩同车入朝，经过司马门时没按规矩下车。结果张释之立刻把兄弟俩拦了下来，并弹劾他们“不下公门，不敬”！这事使得满朝侧目，连薄太后都听说了，找来儿子询问。文帝赶忙向母亲认错，说自己没把儿子们教育好。薄太后也是位有主见的长辈，说这次确实是儿孙们的不是，于是特意下诏赦免孙子们的不敬之罪，刘启兄弟才被张释之放入殿中。经此一事，文帝越发觉得张释之此人不简单，遂提拔为中大夫，不久后又升为中郎将。

后来，文帝又视察霸陵，对随从群臣感慨，若以北山石为椁，以纻絮填充其间空隙，则陵墓牢固，无人可盗。群臣唯唯答应，又是张释之怼了回去，说道，只要墓里面有财宝，怎么防都是徒劳的；反之，若里面没什么东西，就是不用棺椁，又何愁会有人盗墓呢？文帝听后若有所思，后来，文帝临终时，遗诏特意提到必须薄葬——不过晋朝时有人盗发霸陵，还是发现了大量陪葬品，当然，这很可能不是文帝假惺惺作秀，而是他儿子没听老子的话。

这次后，文帝又擢升张释之为廷尉，也就是最高法院的法官。一日，文帝路过中渭桥，有一人从桥下蹿了出来，惊了文帝的车马；卫士们把此人抓了起来，文帝就交给廷尉治罪。张释之最后定罪——罚金，文帝听了脸就黑了，怒道：“此人惊动吾马，幸亏此马向来驯顺；万一当时不是这匹马，此人不就伤到了当今天子，怎么能就罚金了事！”张释之又不动声色地怼了回去：“法者，天下公共也。法律规定如此，若随意加刑，就是失信于民。再说陛下当时处死此人也就罢了，既然交给我，廷尉，天下之平也，哪怕一次量刑失准，天下吏民也将无所措其手足！”文帝又被怼得哑口无言，良久后不得不承认，“廷尉当是也。”

后来又有人盗走高庙（高帝刘邦之庙）坐前玉环，文帝又交给廷尉治罪。这次张释之定罪——斩首弃市。文帝这次气得青筋暴起，这小贼敢偷先帝的祭祀之物，是为大逆不道，交给你是让你将其族灭的，现在只杀他一人，太便宜这小子了！但张释之又面无表情地怼了回去（为什么要说“又”……）：“法如是，足也。再说刑罚是有轻有重的，如果盗宗庙器物就要族灭，若有愚民取长陵一抔土（指盗墓），陛下又何以加之！”文帝无奈，只好禀告薄太后，这次老太太还是拍板，张廷尉说得对！

由这些事看来，张释之应是法家之流——或者说，是法学家。秦国一直行法家之策，但后来的君主尝到法治的甜头后，越来越把“法”当作工具，结果出现不少喜欢钻法律条文空子的“治狱之吏”。这些人逢迎上意，只要是上头想处理的人，就想方设法罗织罪名，这其实已经违背了“法贵公平”的精神。而张释之反对提拔啬夫，就是为了重新建立公平公正的法治思想。再看后面的事迹，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问罪只以事实结果为准，刑罚与罪名要对应，提出了这些即使在现在都是非常先进的法制理念，张释之可谓思想前卫。

而且也可以看到，文帝经常被张释之怼得不要不要的，也没把他怎么样，这在汉朝历代皇帝中着实少见，后人经常夸文帝“宽厚仁德”，确实不是谀辞啊！

一百一十、文帝开放铸币

上一回说到，被臣子怼得哑口无言，已经成为了文帝刘恒的日常。话说文帝前四年冬十二月，颍阴懿侯灌婴薨，春正月，御史大夫阳武人张苍接任丞相；御史大夫空缺，文帝想到了河东守季布（大家对这哥们还有印象吗？），就把他叫回来准备当御史大夫。结果有人在文帝面前说季布好酒难近，文帝有点犹豫，把季布在朝中留了一个月，最终还是决定让他回去。结果季布临走前对文帝说：“臣待罪河东，无功而被陛下召入朝中，这定是有人在陛下面前吹嘘我；结果臣来了，没有任何任命又被遣回去，这定是有人在陛下面前诋毁我。夫陛下以一人之誉而召臣，以一人之毁而去臣，若让有识之人听到，恐怕就会以此窥见陛下的深浅啊！”文帝被季布讥得面红耳赤，半晌才憋出一句：“河东是股肱之地，所以我才特意见见你而已。”

说到这河东，大概就是现在山西这片，对旁边的长安来说确实是“股肱之地”。而咱们的老朋友绛侯周勃，其封地绛县就在这里。周勃自从在丞相任上被文帝赶回封地后，一直惶恐不安，深怕文帝像自己老爹一样来玩兔死狗烹，所以每次河东守（估计就是季布）、尉搞例行巡视到绛县时，他都如临大敌，自己全付披挂，家丁们也是刀出鞘箭上弦。

想周勃戎马一生，没想到在这和平时期遇到威胁时反而惊惶失措。他的这些举动，在有心人口里自然会解读出不同的涵义。果然，有人就告他这是要谋反，文帝就把此案交付廷尉审理。廷尉不就是张释之吗？他也不含糊，直接把周勃先抓到牢里。牢里的狱吏哪管你什么来头，对周勃那是各种欺辱——他们倒也不会真的动手揍人，但狱卒想整人那多的是手段，把你关小黑屋你就受不了了。周勃那也是曾叱咤风云的人物，哪受过这种待遇，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应对。无奈之下，周勃只好拿出千金贿赂狱吏，狱吏就暗示他——找公主帮忙！

这公主自然是文帝之女，嫁给了周勃的太子周胜之（此时王与侯的继承者都称为太子），让她作保应该有分量。加之薄太后也是个重情谊的人，对儿子举动颇为不满，认为这就是在卸磨杀驴。一次文帝来请安，老太太气得把冒絮甩儿子脸上，说绛侯当时手握兵权都没有造反，现在在一座小县城里就反了？文帝这个时候也拿到了周勃自辩的证词，看这架势也不可能砍了周勃了，于是顺坡下驴，最终放掉了周勃，恢复其爵位。周勃出狱后才长出一口气，叹道：“吾尝将百万军，然安知狱吏之贵乎！”——“狱吏之贵”一词遂成为一个典故。

周勃还算幸运，遇到的是性格宽厚的文帝，虽受了牢狱之苦，但还算善终；他的一个著名的儿子经历与乃父简直如出一辙，但结局就没有父亲幸运了。

在这个时间段，还发生了一件经济史——或者更准确地说，货币史——上的一件大事：开放铸钱。钱这玩意至晚在商朝时就已经出现，到了战国年代，虽然各国货币形式不一，但基本都以铜钱为主，辅以金银。秦朝统一天下后，货币也统一为“孔方兄”，一钱重半两，称作“秦半两”。高帝刘邦嫌秦钱太重难用，改铸一株钱（二十四铢为一两），民间称为“榆荚钱”，结果造成物价腾贵，一石米至万钱。为了改变这一情况，文帝于前五年夏四月更造四铢钱，并且允许民间自行铸钱——当然，钱币标准由官方制定。

贾谊对此提出异议，他说铜钱这玩意掺假很容易，又不容易看出来，然而获利却甚大。现在允许百姓私铸，虽然对掺假有严刑峻法，但利润太过丰厚，必然会有大批人铤而走险——这不是诱使人犯法吗？再说大家见有利可图都跑去铸钱，就没人种田了，所以应该收回铸币权。另一个叫贾山的也反对，他的理由是不能将国家的财政大权交到小民手中。虽然这些话都有一定道理，但文帝最终还是没听。

不久，在帝国就出现了由铸钱起家的大富豪——太中大夫邓通受文帝宠幸（有种说法他就是个男宠），文帝赐给他蜀郡严道的铜山，邓通一夜暴富；吴王刘濞国境内有豫章铜山，他又有东海盐场之利，吴国得以不收赋税而府库充实。当是时，吴、邓钱遍布天下。

货币学是一门复杂的学问，文帝之时的开放铸币到底是对是错，两千多年来人们也一直争论不休。拜宋朝发达的商品经济所赐，司马光等学者对货币有一定认识，但并不能完全摸清规律——毕竟宋朝时就发生过铜价贵而铜钱贱的奇怪现象，让他们百思不得其解。本人对这方面更是一窍不通，所以也只能把这段历史写出来而已，由各位读者自行琢磨吧。

说到贾谊，文帝本来想大用，结果遭受旧势力的激烈反对，最后只好打发去当长沙王太傅，离开了中央。这倒霉孩子，真是生不逢时啊！

一百一十一、The Brutal King of Huainan

前几回提到，淮南王刘长仗着是文帝刘恒的亲弟弟，各种横行不法，而文帝果然也惯着他，因此刘长越发膨胀，在国内自定法令，赶走朝廷派遣的官员，刑赏由己，且屡次对朝廷出言不逊。文帝这好脾气最后也受不了了，以自己老舅薄昭的名义写了封信申斥了他一通，让刘长好好吸取周朝时的管、蔡，高帝刘邦时的代顷王刘喜（合阳侯），以及济北王刘兴居的教训。

这几位都是天子的兄弟，也都丢掉了诸侯之位甚至性命，文帝提起他们，可谓煞费苦心，我愚蠢的弟弟啊，你可长点心吧！

然而，刘长早就被惯成了熊孩子，他才不会觉得是自己的错，看来老哥当了皇帝果然容不下自己，那就先下手为强！于是刘长就与大夫但、士伍开章、棘蒲侯柴武太子柴奇等七十人密谋，以四十乘战车于谷口造反（此地在长安北）。同时他派人分头联络闽越、匈奴，约定一起起事。

这个计划看似儿戏，但其实还是有点水平的。按一乘战车配三十人来算，那就是一千二百人，正面战场对攻虽然够呛，但若是突然发难，搞一次斩首行动来说倒是足够了。而且刘长也不含糊，还知道联络胡、越这两家外敌。若突袭文帝成功，打掉帝国中枢，外面又有外敌骚扰，国家不稳，说不定还真叫刘长得了手。

但这个计划最终胎死腹中——因为泄密了。文帝知道了刘长的计划后极度恼火，因为他发现此计划确实有成功的可能。文帝为人宽厚不假，重视亲情也不假，但前提是不能威胁他的皇权，刘长这次触到了哥哥的逆鳞！所以文帝毫不犹豫把刘长逮了起来。丞相张苍、行御史大夫事典客冯敬，与宗正、廷尉会审刘长后给出意见：此谋反大罪，当弃市！文帝犹豫了一下，最终决定还是给这没出息的弟弟留条小命，废为庶民，流放蜀郡严道邛邮；而那些同谋就没那么好运了，统统死刑！

但这事还没完，文帝下令把刘长关到囚车里发配邛邮，还煞有介事地贴了封条。旁边的袁盎对文帝说：“淮南王这事吧，以前老纵容他的陛下不能说就没责任。现在陛下如此折辱他，淮南王这个人性子刚烈，我怕他受不了；万一路上出点事，陛下不就有杀弟之名了吗？”文帝还在气头上，说无妨，我就是让他吃点苦头，好好反省反省，等他悔过了再赦免他。袁盎闻言虽觉不妥，但毕竟还是没影的事，遂没有坚持。

结果不幸让袁盎言中，因为有皇帝的封条，刘长发配路上的各县长官不敢开封，结果刘长愣是一路被关在黑乎乎的车里，连放点风都不行。刘长这熊孩子本来就觉得是自己委屈，这下更受不了，结果绝食而死——更惨的是，因为不敢开车门，大家都不知道这位王爷已经嗝屁，直到到了雍县，县令觉得不对劲打开看，才发现刘长已死多时，赶紧上报朝廷。

文帝闻报后大哭，赶紧叫来袁盎，说当初没听你的话，结果逼死了弟弟，这可如何是好？袁盎心说我当初提醒你的时候你可不是这样的，真是猫哭耗子假慈悲。于是袁盎就说：“独斩丞相、御史以谢天下乃可。”文帝听了一愣，为这破事就砍了丞相、御史不值当啊，于是就把矛头指向刘长发配路上各县那些没有开封的人，大家统统弃市——这些人也是倒霉催的。

文帝这事干得不太地道，有人说他虚伪，甚至有阴谋论者说他是故意纵容刘长的——君不闻“郑伯克段于鄢”乎？不过我觉得吧，他要真是一开始就想弄死刘长，也太拐弯抹角了，再说万一刘长真的坚持到邛邮都没死，那不就失败了？再看他处死那些县令，这不欲盖弥彰吗？明显就是他无处发泄，另外也是推卸责任，以求得心里安慰罢了——不愿承认是自己的错误，这也是人之常情。不过因为文帝是能够生杀予夺的皇帝，所以这推卸责任也是推得惊天动地。

最终，文帝以列侯标准葬刘长于雍，置守冢三十户，数年后被谥为“淮南厉王”——也算名实相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