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zhpsABC 2012-01-08　08:20:39
支持，以楼主的年纪能写出这样的文章真是太难得了，看来中国还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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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支持！不过，从我这稚嫩的帖子就能看出中国还有希望，太抬举在下了呵呵，担当不起啊。 再说，中国一直都是有希望的，大家不要太悲观消极。我们每个人，都要积极承担起一个现代公民的责任。独立理性地思考，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自觉抵制身边不合理的事情。不要一边骂着这个黑暗的社会，一边又非常羡慕那些作威作福的既得利益者，一旦有机会，立马变成自己曾经痛骂的那种人。

我们即使一时做不到为自由而战，但也绝不应为高墙添砖。不要指望伟人再现，不要指望救世主。千千万万个你和我，才是中国的希望。

@排骨两块九 2012-01-08 10:19:04
孙中山属于志大才疏，而且不了解中国国情，比起蒋公差远了但此人做事很有韧性，有毅力，能持之以恒，这点挺让人佩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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嗯，我也觉得孙中山不是特别了解当时的国情，政治实践才能也不及袁世凯，政治理念成就大于其实践成就。后面会讲到。

@排骨两块九 2012-01-08 10:32:58
近代中国落后的原因很多，但有一个原因不得不提，就是国人的不团结，我觉得中国人，尤其是汉民族是世界上最爱勾心斗角的民族，不管是北洋系还是国共两党没有一个团体是团结一致的，精力全给内耗了，时间全都浪费在内斗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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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团结、勾心斗角确实导致国人内耗严重，但也不能就此得出汉民族是世界上最爱勾心斗角民族的结论吧。我觉得这跟哪个民族没关系，主要取决于当时的社会环境。

不过，国民劣根性这个话题确实很复杂，我也很难说清楚呵呵。但我不轻易相信某个结论。

再次请教各位大虾：现在我帖子旁边有个脱水版。里面的访问数跟原版的点击数有什么区别？为何差距这么大？另外，我的更新数怎么比总共的回复数还多好多？回复数不计算自己回复的吗？

原版：点击：15938 回复：826

脱水版：
访问数：2647 更新数：1291
更新时间：2012-01-07 12:09:56
原贴出自：煮酒论史

哪位高人帮我答疑解惑呵呵，先谢了。

@排骨两块九 2012-01-09　20:02:07
楼主对抗战史了解的多吗，有一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楼主能否为我指点迷津，你说日本一个小岛国，发动侵华战争先别说别的，在中国的一百多万军队，后勤补助怎么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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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点不敢当呵呵，我也不是历史学者。对于你提到的问题，我愿意说说自己的看法：

我觉得你可能低估了战争机器的能量。所谓战争机器，就是把一个国家整个都军事化了，人力财力物力，工农业生产能力，交通运输能力，都最大限度地服务于战争。这样一来，日本这个近代化工业强国，才会拥有如此强大的军事力量。近代战争兴起后，后勤供给保障和伤兵救治明显比古代战争改善了很多。你说的粮食弹药，这些都不在话下。

就算是战争前期，日本还没法以战养战，他们的后勤保障也是没问题的。不然他们就没法发动战争。淞沪会战，日本兵力最高时应该达到十几万二十万了吧，粮食弹药基本上就是用船运过来的。因为他们海运很发达，又有制海权。

看看近代以来的世界战争史，很多数据是很恐怖的。比如二战临近结束时，苏联和美国的总兵力都超过了一千万人，飞机、坦克、军舰、大炮、枪支弹药的年产能也吓死人。跟他们比，日本算是小巫见大巫了。不过，因为中国的近代化工业化严重滞后，综合国力孱弱，所以在抗击日本时才那么吃力，可以说几乎是用我们同胞的鲜血和生命去捍卫民族的独立、自由与尊严，太悲壮了，也太吃亏了。

当然，后来日本占领了我们大片国土，基本都是经济相对发达地区，日军掠夺各种战争资源，以战养战，也缓解了他们国力的不足，此消彼长，我们中国的战争资源被严重削弱，所以战争才拖了那么久。说句实话，要不是美国、苏联等盟国参战，光靠中国自己，彻底打败日本恐怕还需要很多年。

所以，在本文中，我才格外强调洋务运动和工业化的意义，强调甲午战败的严重后果。如果中国国力那时稍稍强大点，怎么至于被小鬼子欺负成那样？

（153）
【兴中会】

在袁世凯忙事业的同时，孙中山也没闲着，只不过他走的是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

从香港西医学院毕业后，孙中山先后在澳门和广州等地行医，期间自己还开起了药房。他凭借精湛的医术给人看病，救死扶伤。当然，与个人的疾患相比，孙中山更关心整个国家的疾患。在这个年青的医生看来，医术救人，所济有限，医国比医人更重要。

在行医期间，孙中山经常与陆皓东、尤列、陈少白、郑士良、程璧光、程奎光等同道志士聚会，一起探讨反清救国之道。1893年初冬，他们在广州（也有史料说可能在澳门）成立了兴中会。但此时的兴中会，只是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反清纲领，还没有确立民主革命的目标。

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1894年6月，孙中山做了一件惊人之举：上书李鸿章。他洋洋洒洒近万言，提出了许多旨在民富国强的改革建议，概括起来就是：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

孙中山他不是立志反清吗？怎么又会主动跟清廷的阁相重臣大谈改革呢？原来，那时候他的政治主张中也包含一些改良思想，并未对实业救国的温和式改良放弃幻想。

再说，孙中山此前对洋务派领袖李鸿章的印象很不错，认为他为政开明，又是当权重臣，应该是推行自己改革方案的最佳人选。而且李鸿章是汉族官员，说不定孙中山还有可能想借助他的力量，尝试“曲线反清”。

然而孙中山身为一介布衣，要想上书给当朝宰相，朝廷重臣，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他费尽周折，托了一圈关系才跟李鸿章的手下红人盛宣怀搭上线。于是他来到天津，通过盛宣怀将上书呈给了李鸿章，并请求拜见李。

可惜时间不凑巧。此时朝鲜局势已异常严峻，甲午战争一触即发，李鸿章正为外交交涉和战前部署忙得焦头烂额，根本没心思细看孙中山的上书，也没空接见他。不过，李鸿章还是留下一句话：等忙完了这阵子再接见吧。孙中山满怀希望而来，见自己未受重视，大失所望，闷闷不乐地离开了天津。

（154）

说实话，李鸿章还真不是有意怠慢孙中山。他确实是比较开明的，向来喜谈洋务，应该对孙中山的上书很有兴趣，只是眼前确实没精力关注这事，毕竟军国大事更要紧。

很遗憾，两人就此擦肩而过，此生再未相见。

毕竟，他们是新旧交替之际的代表人物，相互交流交流，思想观念碰撞一下，总是有好处的。特别是孙中山，虽然他思想新潮进步，国际视野开阔，但没有行政经验和阅历，对中国国情尤其是高层政情也不够了解，其政治主张还比较稚嫩和理想化。因此，如果他能了解到李鸿章这位政坛巨人的相关看法和见解，这对他未来的事业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在李鸿章那里碰壁之后，孙中山更加坚定了武装推翻满清王朝的目标。1894年10月，他再次来到檀香山，向当地亲友和华侨筹款，并为兴中会招纳新会员，为反清武装起义做经费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就在这檀香山，兴中会迎来了重大的升级，可以说是划时代的新生——

兴中会最初在广州成立时，其纲领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因此只算是传统意义上的反清组织，跟太平天国以及天地会（洪门）等反清会党没什么本质区别。而这次在檀香山，兴中会的纲领里，新增加了“创立合众政府”。

创立合众政府。

千万不要小看这短短六个字。这意味着孙中山开始把反清斗争和民主革命结合在一起，初步提出了创立民主共和国的革命目标。同时，这也象征着兴中会从传统的反清组织发展成民主革命团体。

（155）

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除去原始蛮荒时代，从夏商周开始，到秦始皇开创帝国时代，再一直到19世纪末的晚清，我们的祖先一直都是在君主（天子、皇帝）的统治下生活。哪怕美国、法国等国家一百多年前早已创立了民主共和国，当时也很少有中国人了解到。

臣民当久了，大家都习惯了被统治、被压迫、被奴役、被剥削，根本不知道民主、自由、人权、平等是何物，是什么滋味。大家无法想象出，如果国家没有了皇帝，如果官府必须服务于人民，生活将变成什么样子。

如今，一个28岁的中国人，第一次为这个古老僵化的中华帝国提出了全新的命运选择——民主共和国，并将为此而奋斗一生。也许，此后他做得不够成熟，不够完美，但他的付出和贡献，绝对值得我们国人敬重、铭记。

我不喜欢“伟人”这个词。我认为世界上没有所谓的伟人，只有某个人做了伟大的事。我想这样说：孙中山在檀香山升级兴中会，提出中国的民主革命目标，就是他一生中所做的第一件伟大的事。

诚然，当时的中国，内忧外患，需要解决的问题多如牛毛，光靠民主革命是远远不够的。而且，也许有人会说，民主并不能包治百病，西方的民主社会也有很多问题，我们没必要把民主的作用抬得太高。

对此，我只能说，一个国家想要真正实现繁荣昌盛，文明进步，想要拥有公平与正义、抑恶扬善的社会环境，民主虽非充分条件，但却是必不可少的前提。

民主不是万能的，但没有民主是万万不能的。

（156）

拥有了正确的目标，并不等于同时就拥有了正确的实现方法和途径。孙中山确立了民主革命目标后，踌躇满志，马上就开始筹划行动，准备于1895年10月的重阳节，在广州发动武装起义。

显然，孙中山的这一做法有些轻率和盲动了。要在中国创立合众政府，真正实现民主社会，需要做的事情和准备还有很多，武装起义并非当务之急。这个国家的民众几乎还没有经历过任何民主启蒙，民智未开，社会舆论环境也不成熟，根本没有形成多少共识。

事情得一步一步来，民主启蒙、凝聚共识的过程，虽然可以通过努力人为加快速度，但绝不能省略。没有经历这一过程，民主共和便没有任何社会根基，即使武装起义侥幸成功，也是新瓶装旧酒，换汤不换药，还会给一些野心家提供浑水摸鱼的可乘之机。

另外退一步讲，即便是要举行武装起义，也得军事条件成熟才行。当时的中国，已基本告别冷兵器时代了。单凭底层民众揭竿而起就能推翻一个朝廷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太平天国赶上了末班车，可惜自己不争气。此时，清朝官府的武装力量虽然抵御外辱不行，但镇压民众起义还是绰绰有余的。因此，如果无法策动相当数量官府军队的倒戈加入，今后的武装起义很难成功。

在这次广州起义的准备过程中，虽然孙中山和兴中会同仁们也购买了一些枪械弹药，联合反清会党临时招募了几百人的队伍，还联络过驻防广州的清军防营、水师等，但总的来说，军事组织工作是相当不牢靠的。

起义前夕，清廷广东当局通过密探已获知了起义情报，于是立即派兵搜捕，共抓获了陆皓东等七十余人。孙中山、郑士良等人逃往香港。11月7日，陆皓东、朱贵全、丘四三人被两广总督谭钟麟下令杀害。孙中山等人则被悬赏通缉。

由于当心港英当局可能引渡自己，孙中山、郑士良、陈少白等人在香港也呆不下去了，决定离港赴日。从此，孙中山开始了长达16年的海外流亡生涯，在异国他乡继续他的革命事业。直到辛亥革命爆发后的1911年底，他才回到祖国。

孙中山被迫远离祖国16年，这对于革命事业是很不利的。作为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和领袖，他无法呆在国内启蒙民众、宣传革命，无法在国内发展扩大革命组织，也无法实地接触了解国内情况，对国情的变化掌握得不够。这些不利因素，都或多或少影响了中国民主革命事业的顺利发展。

也不多吧。今晚就更新到这。各位晚安

自己顶一下

@排骨两块九 2012-01-11 20:52:25
历史不是没给中国机会，历史给了中国人很多机会，可惜都让国人给错过了。从1912年民国成立，国人完全可以抓住机会、利用宝贵的时候搞实业救国，可是当时国人，不管是北洋军阀，还是革命党，想的都是如何升官发财，说白了很多革命党人革命的目的就是为了利用革命的手段升官发财，也许他们当初革命的目的是为了挽救中华民族，但是当革命发展到一定程度他们就会挣权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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嗯，你说的这些我基本都认同。虽说外部环境恶劣，但事在人为，还是我们国人自己做得不够好。

不过，关于集权和民主，我觉得它们不是矛盾对立的。也许在很多人眼里，集权就是政治强人强有力的铁腕统治，而民主则意味着争吵不休，一般散沙。其实那是伪民主。

在我看来，最好的集权就是，中央政府在民主宪法框架下的合法集权，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民主集中制，这样的集权才是最稳定的，最有韧性的，最强有力而又民主人道的。因此集权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强人出来铁腕专制。而真正的民主，一定是能以集体利益为重，一定是能达成共识的，而不是相互拆台，为了一己之私而纷争不已。

至于胡适说的“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问题与主义之争，很像治标还是治本这个话题。胡适的话是有时代背景的，确实很有时代意义。然而反过来说，空谈主义当然不对，但光谈问题就成了治标不治本，也不对。

有意思的是，基本上所有的执政当局都赞同胡适的话。他们的惯常腔调是：问题需要一个一个解决嘛，改革需要一定过程嘛，不要急，要有耐心……就是尽量不让民众思考治本的问题。当年的主义者们，如今大多蜕变成了胡适粉丝。这就是屁股决定脑袋，不很讽刺么？

（157）
第十三章 戊戌喋血

【曙光重现？】

因为诸多条件不成熟，孙中山倡导的民主革命短期内难成正果。在此背景下，清廷当局若能顺应潮流，主动改良，哪怕步子迈得不大，但只要做些利国利民的实事，还是很有意义的。

甲午战败，割地赔款，光绪帝深受刺激。这位年轻人毕竟还是有些血性的，他不甘心做亡国之君，日思富国强兵之道，热切期盼能有经邦济世之才来辅佐自己。很快，一个不同凡响的中年人走进了他的世界。

这个人就是康有为。

康有为，1858年出生于广东南海一个官宦家庭。他自幼饱读圣贤书，少有大志，自视甚高，后来又接触不少西学著作，眼界大开。1888年赴京赶考时，康有为写了《上清帝第一书》，提出变法图强的主张，但没能送达到光绪帝手中。之后他在广州的万木草堂讲学授徒，著书立说宣传变法维新。期间，他收了一个很牛的弟子，名唤梁启超。

1895年清廷被迫签订《马关条约》之际，康有为正在京城参加会试和殿试。他得知消息后，悲愤异常，于是发起了著名的“公车上书”：集合各省应试举人，于5月2日联名上书请愿，请求朝廷拒和、迁都、练兵、变法。国家危难，总算惊醒了许多关心时局的读书人。

这次上书虽然也没有被光绪帝看到，但康有为的非凡之举和变法主张，终于让他名扬天下了。好事成双，这一年他也高中进士，被任命为工部主事。此后，他先后组织了强学会和保国会，并继续上书光绪帝。

（158）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帝师翁同龢的帮助下，光绪帝终于读到了康有为的上书，大为赞赏。1897年列强掀起瓜分狂潮后，光绪帝变法图强之心愈发强烈，正好他又读到了康有为编撰的《日本变政考》、《俄彼得变政记》等书。一边是亡国之祸迫在眉睫，一边是邻国日本的成功启示。此时再不变法，更待何时？

也许不少人认为，当时阻碍变法维新的守旧势力很强大。其实，除了光绪帝，当时支持或者认同变法的高层政要也不少，如恭亲王奕、李鸿章、翁同龢等。

1898年1月，总理衙门奉光绪帝之命召见康有为，询问变法事宜，李鸿章、翁同龢、荣禄等人参与问话。康有为高谈阔论，激进狂傲，让守旧派的荣禄很不爽。但事后，总理衙门还是审阅通过了康有为的变法条陈，上呈光绪帝，并附上了认同肯定的评语。

那么，最关键的那个人，就是那位退而不休、大权在握的慈禧太后，她此刻对变法维新是个什么态度呢？总的来说，只要不损害自己的权力，慈禧并不反对变法。此前的洋务运动，她总体上也是支持的。

太后不反对，事情就好办了。1898年（戊戌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近代史上著名的戊戌变法，正式启动。

跟洋务运动不同的是，此次变法自上而下，规格很高，皇帝亲自下诏，以朝廷的名义要求举国变法图强。而且变法领域宽泛，不再局限于办工厂、开矿山、建海军之类，而是政治、经济、教育、文化、军事国防等全方位的改革。乍一看，俨然日本明治维新的翻版，至少架势上很像。

在甲午惨败、洋务运动遭遇重创之后，中国自强崛起的曙光，是否又重现了呢？

非常抱歉，快放假了事情特别多，就没多少精力写作了。明天回老家过年，因无法上网，期间暂停更新，大年初八我再来这里继续更新。多谢各位关注和支持！祝大家春节愉快，阖家康乐！

非常抱歉！因工作忙碌及各种突发的杂事，无心写作，帖子停了这么久，对不住大家了！

其实抱歉也多大用，啥都不说了，接着写作，接着更新！

（159）
【欲速则不达】


政治这东西，本质上就是一种博弈，既有斗争与攻击，也有妥协与合作。因此，搞政治得需要很灵活的策略与手腕，而改革变法、推行新政，尤为需要政治艺术。

戊戌变法开始前夕，清廷的政治势力大体上分为三大派别：

以慈禧太后为中心的守旧顽固派，也称后党。主要成员包括荣禄、刚毅，以及
大部分皇亲贵戚和朝廷大臣，他们人多势众，位高权重，是典型的既得利益集团，也是阻碍维新变法的主要力量。

以光绪皇帝为中心的激进维新派，也称帝党。主要成员包括军机大臣翁同龢，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志士，以及极少数朝官和地方官员。他们是维新变法的急先锋，强烈要求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

以恭亲王奕和李鸿章为代表的温和改良派，也就是中间派，主要成员包括那些相对开明的朝中大臣和地方督抚。他们既不属于后党，也不属于帝党，虽然也算是既得利益集团，但政治立场总体上倾向变法图强，不过在程度和速度上主张温和稳妥的方式。

如果此时清廷的政治势力构成保持相对稳定，那么维新变法的前景还是值得期待的。因为慈禧太后虽然总体上属于守旧顽固派，但她却并不坚决反对相对温和稳妥的维新变法。毕竟，她也不希望看到国家亡在自己手里，变法图强对她也有好处，至少没有坏处，只要不损害她的核心权力就行。再加上恭亲王、李鸿章等人的居中调节、保驾护航，维新变法应该有盼头。

（160）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就在《明定国是诏》颁布前夕的5月29日，中间派的关键人物，恭亲王奕病逝。他本是调节帝后两派矛盾的重要缓冲器，在此关键时刻病逝，真是太遗憾了。

祸不单行，在慈禧太后的压力下，6月15日光绪帝被迫罢黜帝师翁同龢。他可是帝党的中坚力量，深得光绪帝信任，老成持重，声望很高，政治阅历和经验十分丰富。维新派在失去翁同龢后，只剩下年轻气盛的光绪帝和康有为等一帮意气用事的书生。他们几乎不懂政治博弈的艺术，不顾政治现实，盲目急于求成，激起守旧派反弹后又没有恭亲王的缓冲保护，很快就走上了不归路。

其实，在恭亲王去世后，三朝老臣李鸿章本可以起到沟通帝后、缓冲两派矛盾的作用。恭亲王临终前，也曾举荐李鸿章出任领班军机大臣（相当于宰相）。只是光绪帝对他成见太深，认为他一直都是太后一派，前几年又在甲午战败及对俄密约上有重大过失，因此非常恼火，不愿再重用他。

事实上，李鸿章虽是深受慈禧太后器重的老臣，但他并不算真正意义上的后党，而且其政治立场一直都相对开明。先不说他是三十年洋务运动的领袖与旗帜，甲午战败后康梁等人提出变法图强的政治主张，他也是与时俱进，表示赞同和支持。

“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这是李鸿章当年办洋务时期的见识。如今，在血的教训面前，他终于超越了当年的自己。作为一名75岁的老臣，李鸿章能有这样的进步，真是难能可贵啊！

可惜，面对与时俱进的李鸿章，光绪帝和康梁等维新派却视而不见，刻意冷落疏远他，辜负了他这颗精忠忧国老臣心，也让戊戌变法遗憾损失掉了一员得力大将。家有一老，如同一宝，国亦如此。成见误事，此言不假。

（161）

戊戌之年，康有为也有四十岁了，按说应该不惑于世事才对，可他在政治上的认识和作为，却依然幼稚轻狂。如果他只是个普通人，也无大碍。不幸的是，他却是维新变法的思想领袖和总设计师。

对于变法的难度和阻力，康有为缺乏清醒的认识：泰西讲求变法三百年而强，日本实施变法三十年而强。吾中国惟以君权治天下，以皇上之圣，国土之大，人民之众，图自强在一反掌间耳。若雷厉风行，三月而规模成，三年而成效著，此后蒸蒸日上，富强可驾万国。

连40岁的变法导师康有为都如此幼稚轻狂，我们就更别指望27岁的光绪帝能够成熟稳重地实施变法了。据记载，在戊戌变法短短103天中，光绪帝先后发布有关变法新政的谕旨230多道，最多时仅一天工夫就批阅奏章26件，发布谕旨15道。虽然他的勤政辛劳和变法图强的急迫心情令人起敬，但这种不分轻重缓急、不明利害得失、没有长远宏观规划的变革，注定是事与愿违的。

戊戌变法的第一个重大改革，就是拿科举制度开刀，意图提倡西学，大力培养新式人才。这本来是件很好的事情，早就应该这样了。可康有为等激进维新派急于求成，好心办坏事。他们否决了温和改良派提出的平稳过渡方案，建议光绪帝宣布自本年起，生童岁科考试和乡试、会试、殿试等全部科举考试，一律直接废除儒学八股，改试新学策论。同时创办京师大学堂，并在各地全面兴办新式中小学堂。

圣旨颁布后，并没有出现康有为所期待的“士人欢声雷动”，反倒引起了士人们普遍的恐慌、迷茫、不满和抗议。其实这很好理解，全国数以百万计的读书人，十年寒窗，一直都是学的儒学八股文内容，指望着考功名有个好前程。如今突然被告知，从本年起不再考八股了，改考新学策论。

当今的高考改革都得留出数年的过渡期，更何况是自明朝以来一直推行了五百多年的科举八股考试？士人们能不悲催吗？能不抗议吗？不带这样玩滴！就连当时那些赞同废八股的在华洋人，都觉得此次科举改革操之过急，对那些准备了多年的士人们很不公平，很可能引发重大的不满和骚动。

废除八股等科举改革事项，因还未直接涉及到既得利益集团的权力，守旧顽固派并未全力阻止。6月底，光绪帝发布谕旨，即刻推行。可当轮到改官制等政治改革时，维新变法才算正式进入了雷区。

（162）

古今中外，政治改革都是极其敏感的，难度高，阻力大。因为它涉及到权力的重新洗牌和再分配，涉及到既得利益集团的切身利益。政治博弈做得好，就能在相互妥协中获得双赢。而如果做得不好，就成了与虎谋皮，极易引发你死我活的残酷争斗。

很不幸，康有为、光绪帝等人的政治博弈水平相当不靠谱。

变法伊始，康有为就全力怂恿光绪帝坚定意志，排除一切阻力，全面改革官制，整顿吏治。他模仿日本等国，提出了一整套官制新方案：

在朝廷设置制度局，它既是新政的咨询机构，也是推行变法的决策执行总部，实际上就是新式全权内阁。制度局下面再设立十二个行政专局，即法律局、税务局、学校局、农商局、工务局、矿政局、铁路局、邮政局、造币局、游历局、社会局、武备局，实际上就是中央部委。在地方上，每道设立一新政局，每县设立一民政局，逐级具体执行和落实新政。

这样一来，原来的军机处、内阁、总理衙门、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等朝廷核心部门，其大部分权力职能都将被架空，地方上省道州县诸多衙门也将面临同样的命运。

毫无疑问，这一方案无异于一枚官场核弹，一旦实施引爆，其冲击力将震撼整个国家。本来康有为的方案并未提及精简机构裁汰冗员，意图减小阻力。可是早在维新变法之前，清廷因财政极度紧张，已制定了精简机构裁汰冗员的既定方针。如今正好进行官制改革，光绪帝本着一不做二不休的决绝态度，竟然顺势将两项重大改革合在一起推行。

这样一来，改革真就成了与虎谋皮了。顽固守旧派本来就人多势众，如今核弹即将爆炸，很多原本同情支持维新变法的中间派官僚，也都被吓得跑到守旧派一边，合力抗阻改革的推行。因此，支持维新变法的阵营严重分化流失，官制改革更是阻力重重，一时很难推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