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日，陶铸在中央组织部讲话时再次重申：“不能把刘少奇同志叫作敌人，不能喊打倒。”“我不赞成写打倒刘少奇的大字报。他是国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犯了路线错误，是团结—批评—团结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可想而知，在刘少奇被“中央文革小组”紧追不舍，处境极为艰难的情况下，陶铸说出这样的话会有怎样的后果！果然，一场厄运向他袭来。

136、党内最大“保皇派”陶铸被打倒内幕（2）
在对待造反派的态度上，陶铸与江青发生争执。江青等人想借助毛泽东打倒陶铸，没有成功，便煽动造反派围攻他
11月27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关锋根据江青的授意给江青写信，指责陶铸。他在信中说：“陶铸同志到中央工作以来，就积极支持刘邓路线，并参与了刘邓路线的制定，陶铸的说法，是直接同主席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唱对台戏。”关锋还在信中建议中央“密切注视，加以考察”。江青收信后把信转送了毛泽东。
次日，在文艺界召开的动员大会上，江青发表讲话，她说：“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周恩来同志、陈伯达同志、康生同志，以及其他许多同志，都肯定了我们的成绩，给过我们巨大的支持和鼓舞！”她故意“忽略”了名列陈伯达之前的陶铸，而且她明明知道她的讲话将要印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上。言外之意，陶铸不是毛主席革命战线上的人，人们可以任意怀疑并进而打倒他。
如果说在对待刘邓的问题上，陶铸与“中央文革小组”已经陷入很深危机的话，那么在对待造反派的态度上，又使陶铸与“中央文革小组”间加大了分歧。当时的造反派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宠儿，而陶铸则对造反派不赞成和看不惯，为此，江青不时与陶铸发生矛盾。
江青和陶铸吵得最厉害的一次，是关于吴传启的事。吴传启是《哲学研究》杂志总编，“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在学部贴出第一张大字报，“造反”甚早。对此事，陶铸夫人曾志有一个回忆：
那天，陶铸去“中央文革”开会，一进屋，江青就以居高临下的口吻质问陶铸：“你为什么迟迟不去宣布支持革命左派？”陶铸说：“有的革命左派确是有问题的，他的材料你已看过，我怎么能去支持这样一个人呢？”江青蛮横地说：“只要是写第一张大字报的，就必须承认他是革命左派，就必须支持他们。至于什么历史问题，那有什么了不起！”江青又傲慢地补充了一句：“你不也是国民党吗？”陶铸也火了，他立即反唇相讥：“你知道我是什么时侯的国民党党员？我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员，是在国民党军队集体参加国民党的。那时毛主席也是国民党，周总理也是国民党……而这个革命左派是什么性质的国民党？他的国民党能够与我们的国民党混为一谈吗？”一席话说得江青恼羞成怒。她竟然命令似的非让陶铸去支持不可。陶铸此时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他霍地站了起来，直视着江青声色俱厉地说道：“你干涉的太多了！管得太宽了！你什么事情都要干涉！”仅说了这么一句，江青就大哭大闹起来，说什么她这一辈子还没有受过如此大的气，说陶铸欺负她，镇压她。陶铸对我说：“你不知道，江青对我们，经常像训孙子那样的训斥，总是用命令的口吻，真是让人受不了！”……

137、党内最大“保皇派”陶铸被打倒内幕（3）
造反派掀起“打倒陶铸”的运动
陶铸与江青争吵一事迅速传到了毛家湾。副统帅夫人叶群发话了：“这个陶铸，他怎么能说到毛主席，怎能跟江青吵？”在这件事以前，林彪对陶铸比较欣赏，而这以后，林彪也不敢接近陶铸了。
陶铸与江青的尖锐对立，使“中央文革小组”认为必须除掉陶铸。
12月4日下午，林彪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中央文革小组”借机对陶铸发动突然袭击。王力等人攻击陶铸用生产压革命。他指着陶铸说：“11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再论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差不多所有革命工人都不能接受这篇社论。主要的就是讲生产，写得很厉害，批评得很凶，这些词句都是陶铸同志坚持的。”《红旗》有篇社论叫《信任群众、依靠群众》，有一段话是陶铸坚持要加进去的，就是：绝大多数共产党员、党组织是好的。王力还说：“陶铸同志很坚持要党委统一领导工厂的‘文化大革命’”，“统一领导就是镇压革命。”“文革小组”顾问康生插话：“工厂究竟有没有阶级斗争？有没有走资派？”
陶铸迫不得已地作了“检查”。他说：“工业农业‘文化大革命’问题，我要负主要责任，坚持老框框，怕乱了生产。写了‘抓革命、促生产’的两篇社论。”陶铸进而光明磊落地说：这一切都由于“思想上没有解决问题”。
陶铸建国后长期在广东从事实际工作，对革命和生产二者之间的关系，有着切身的体会。在经历过1957至1959年期间的政治冲击生产的运动后，他一直强调“抓革命促生产”。12月24日，在“文化大革命”碰头会上，江青质问陶铸：“为什么不许批斗余秋里、谷牧(当时国务院主管生产的负责人)？谁作梗？”陶铸说：“明年的国民经济计划要订，是我不让斗。”江青、张春桥听后一起狂叫：“党内最大保皇派就是你陶铸！”陶铸凛然地宣布：“咎由自取，我对我所做的一切负责。”
尽管这样，毛泽东还是要保陶铸。12月29日，他找陶铸谈话，说道：“江青这个人啊，容不得人，对她的言行不必介意。你这个人啊，就是说话不注意，爱放炮。在中央工作不比地方，要处处注意谦虚谨慎。”
看来，毛泽东无意于打倒陶铸，而只是提醒他要注意。以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无法借助于“最高指示”打倒陶铸。
江青和陈伯达手中还有“法宝”，那就是煽动造反派。1967年1月4日，他们在人民大会堂东边会议室接见湖北专揪王任重造反团时，宣布陶铸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陈伯达说：“陶铸同志到中央后，并没有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实际上是刘、邓路线的坚决执行者！刘、邓路线的推广，同他是有关系的。他想洗刷这一点，但洗刷不掉。后来变本加厉！……他是文化革命小组顾问，但对文化革命问题从来未跟我们商量过。(江青插话：他独断专行！)是的，他独断专行。他不但背着文化革命小组，而且背着中央。他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中央的新的代表人物，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
陈伯达的这番话，为打倒陶铸定下了调子。
这时候的陶铸就在隔壁房间里，竟毫无所知。他正在找安徽省委书记张恺帆谈话，然后，又忙着接见安徽来京的学生。
又是一条“爆炸性”的新闻。
当天傍晚，北京的街头巷尾便出现了大量的传单、大字报、大标语，赫然印着醒目的新口号：“打倒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
晚上，首都数千名红卫兵和造反派上街游行，高呼“打倒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等新口号。
晚9时，中南海西门外响起了一片“打倒陶铸”的口号声，高音喇叭一次又一次地广播着陈伯达的讲话。
几乎同时，急电发往全国各地。各大城市的红卫兵、造反派也连夜刷出大标语：“北京急电——打倒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
据陶铸夫人曾志回忆：直到深夜12点多，陶铸才回来。我把情况相告，他竟全然不知？！凌晨2点多钟，总理来电话告诉陶铸，说江青他们的讲话他也是才知道的！
陈伯达、江青、康生点起的“打倒陶铸”之火，迅速燃遍全国。
之后，江青和陈伯达又火上加油，1月7日去新华社发表讲话，捅出了所谓“照片事件”。陈伯达的原话是：从陶铸接管中共中央宣传部以后，就接管了新华社。这个新华社在他接管以后，搞了好多非常之糟糕的事情，搞了同党的十一中全会相对立的一些照片，把中央所批判的以刘、邓为代表的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些人物，跟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凑在一起，硬要凑在一起，有好几次。……刚才有个同志递了条子才可笑哩，说有一张邓小平的照片，身体是陈毅同志的，头是邓小平的。(笑声)这么凑的！就是想各种办法要让他们操纵新华社发表的消息，发表的相片和电影，把刘、邓美化。这些事是什么东西？是什么性质？(众：反党！)由他们判断是不是呀？(群众呼口号：打倒陶铸！打倒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敬爱的毛主席万岁！)……
关于“照片事件”，陶铸夫人这样说：那是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新华社将要发一组国家领导人国庆检阅的新闻照片。审稿时，陶铸发现没有邓小平的镜头，就指示一定要有小平同志的照片，并询问新华社有什么办法可以补救？新华社同志说可做技术性处理。后来他们将一帧照片上一个同志隐去，将小平同志的照片移补过来。这就是后来轰动一时的、被“四人帮”大肆渲染的所谓“换头术”事件。
这“换头术”事件见诸于传单、大字报、红卫兵小报。一下子群情哗然，“打倒陶铸”的呼声甚嚣尘上。
事态的发展，使得毛泽东不得不表态了。
就这样，没有经过党的任何会议的讨论，没有下发任何文件，党的一位中央政治局常委，就靠边站了。
已经失去自由、监禁在中南海的陶铸听到姚文元的文章，两眼发直，悲愤地说：“这是要置我于死地啊！”
1月4日以后，陶铸失去了自由，被监禁在中南海原杨尚昆住处的房子里。同月20日左右，陶铸失去阅读中央文件的权力，其住处被派驻了四个警卫。到了3月，陶铸遭受的迫害进一步升级，原装在屋内的红电话机被拆掉了，电灯线也改为36伏的低电压，以防止陶铸自杀云云。

138、党内最大“保皇派”陶铸被打倒内幕（4）

1967年9月8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广播了姚文元的文章《评陶铸的两本书》，彻底将陶铸抛了出来。姚文元别有用心地歪曲原意，断章取义，无限上纲，将陶铸的《太阳的光辉》一文中的“太阳本身有黑点”几个字单独抽出来，大做文章。因为在“文化大革命”中，人们都赞颂毛泽东为“红太阳”，姚文元胡说：“这不是赤裸裸地咒骂我们的党和伟大的领袖吗？”他还把陶铸讲的精神生活要“做到大家心情舒畅”，诬为“舒舒服服地搞资本主义复辟”，是“叛徒加奴才的‘精神生活’”。陶铸在书中谈到文艺创作时讲：“可以看好的方面，也可以看坏的方面……要允许作品中写缺点……不要给人家一个印象，似乎要歌颂人民公社，就要把人民公社说得一下子好得很了。”姚文元则栽赃说，“这是所谓写光明与黑暗‘并重’‘对半’反动理论的翻版”，是“暴露黑暗”论，如此等等。姚文元的广播对陶铸的精神是一个极大的打击，他两眼发直，悲愤地自言自语说：“姚文元这是置我于死地啊！”这一夜，陶铸没合眼，在屋里徘徊着。第二天，他恢复了平静，就是在这一夜他为自己在政治上做了最后的选择：斗争到底，绝不屈服！
1968年3月底，陶铸受到了更严密的监管，警卫人员增加了，并在屋子里设了三个岗位。一个在房门口，一个在房后门，第三个像影子似的紧紧在陶铸身边，写字时站在椅后，睡觉时站在床头，吃饭时站在桌边，上厕所时站在面前，这是江青一伙设计的精神酷刑，让人分分秒秒都处在一种充满敌意的、冷冰冰的盯视之下，犹如芒刺在背、鬼魅缠身。然而，陶铸对这种精神折磨却处之泰然，他以超人的意志和坚强的信念，为自己创造了一个宁和坦然的处境。为明心志，他用毛笔写了一纸，端端正正地摆在桌上：
“自杀，就是有见不得人的事，不想把自己的问题弄不清楚。当然也有这样的可能，就是你去见了马克思，问题还是弄不清楚。那也不要紧，事实终究是事实，最后还是可以弄清楚的。我相信我自己的四句话：性质纵已定，还将心肝掏。苌弘血化碧，哀痛总能消。”
这是陶铸血和泪的控诉，是火和钢的自白。这里面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是深思熟虑的产物，都是不屈不挠的结晶。它表现了一个真正共产党员的形象。
批斗大会上，几个打手按住陶铸的脑袋，要他低头认罪。他不屈地反抗，拼命地扬起头
春去夏来，骄阳似火。毛泽东离开北京去巡视大江南北。
就在这个时候，江青一伙的毒手伸了过来。8月，他们在天安门召开了百万群众参加的“批斗刘邓陶大会”。几乎同时，在中南海内，一群彪形大汉闯进了陶铸的房内，二话没讲就把他押去开批斗会，在批斗现场，江青一伙架起了摄影机，准备将来在全国放映。几个打手把陶铸的双手反剪，把他的脑袋使劲往下按，要他低头认罪，陶铸不屈地反抗，拼命把头昂起来。正在这时，又上来几个人，围住陶铸对他一阵拳打脚踢，陶铸额头上顿时鼓起几个鸡蛋大的肿包。这场残忍的闹剧足足持续了三个小时。自此以后，陶铸更显得虚弱不堪，但一个信念在支撑着他：一定要力争活下去！
1968年国庆节前后，陶铸头晕、眼花、想呕吐，但无人过问他的病情。拖到1969年元旦，陶铸病情继续发展，胃部不适和恶心呕吐，全身酸胀，毫无食欲，医生看后，也只是随便给点胃药和去痛片了事。直到3月中旬，才来了位医生，在检查陶铸腹部时发现他右上腹有一个馒头大的包块，才将陶铸送进302传染病院。入院后检查，发现他患的是胆囊癌，需要立即动手术。
陶铸又从302医院被转送到301医院外科。但他住的不是病房，而是牢笼：病房的窗户用木条钉死，下面的两块玻璃用报纸糊上，四个警卫轮流在门口监视着。面对死神的威胁，陶铸毫不畏惧，二话没说就在手术单上签了字。
手术以后，陶铸身体虽有好转，但时隔不久，病情再度恶化。进入9月下旬，癌细胞在陶铸的体内扩散，医生诊断后说没有更好的治疗办法，只有用止痛剂和麻醉药来减轻痛苦。肉体上的疼痛使陶铸在床上东倒西歪，前趴后仰，大汗淋漓。他不能进食，每天只能吃点流质，精神上的冤屈又得不到申诉。但陶铸以惊人的毅力向病魔挑战，任凭痛得死去活来，也咬紧牙关绝不哼一声。此时的他，与其说凭肉体活着不如说是凭信念活着。他并不怕死，但是自己一生清白，岂能蒙垢赴黄泉？“不，我不能死，不应该死！”在冥冥中，他无声地呐喊。
对陶铸悲惨命运的最后一击终于降临了。1969年10月15日，中办领导叫去了陶铸夫人曾志，对她说：北京要紧急疏散，可能爆发战争，陶铸要疏散到安徽合肥，你怎么办，自己决定，随陶铸去也可以，但是去了以后不准与外界通讯，不准与任何人来往，不随他就去广东插队劳动，但必须与陶铸断绝联系，陶铸到那里后，每月给他100元生活费，生活自理。上面还规定陶铸离开北京的时间为18号。
当曾志回去将汪东兴的话如实相告后，陶铸沉思良久，然后毅然决然决定不要曾志陪同，自己去合肥。16日，中直政治部主任王良恩来与陶铸谈话，说：“审查你的历史，你有变节自首的问题。”陶铸冷冷地说：“我已经是油尽灯残的人，你们尽可随意给我做结论。但是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有权利保留自己的意见。我相信历史会对一切做出说明。”陶铸并表示同意离开北京去合肥。
陶铸临行前，满怀深情地要曾志转告女儿陶斯亮：“我怕是难见到亮亮了，你看到她，要告诉她，爸爸在政治历史上是清白的，是对得起她的，希望她要坚强，要紧跟毛主席好好做人。”说完他又把自己写的《赠曾志》七律二首赠给了与他共同生活40余年的夫人：
重上战场我亦难，感君情厚逼云端。
无情白发催寒暑，蒙垢余生抑苦酸。
病马也知嘶枥晚，枯葵更觉怯霜残。
如烟往事俱忘却，心底无私天地宽。

139、党内最大“保皇派”陶铸被打倒内幕（5）
在合肥解放军某医院，陶铸走完了人生最痛苦的43天。火葬场火化遗体，他成了一个叫“王河”的烈性传染病人
在陶铸到达合肥之前，西郊解放军某部医院的“秘密病房”已作了精心改装：一张病床的床腿被截去了一段，显得特别矮：电灯吊得几乎贴到天花板上，重新单独装了变压器，电压很低；北边墙的窗子外面钉上了几根木杆，把窗口挡死；窗子上拉了厚实的窗帘；病房门口走廊的一头被堵死，一直堵到顶上楼板；走廊外只有一道门进出，平常是封闭的，不轻易开，非监护人员一律不准进入。这样精心安排的目的，据说是为了“安全”和“保密”，为防止病人“逃跑”、“自杀”、“行凶破坏”和“被打死”。
陶铸进入“秘密病房”后，每天24小时都有看守严密注视他的活动，进行“特级护理”。按照规定，看守人员不能随便与病人交谈，却要不厌其烦地写下病人的“动态日记”。……
陶铸到达合肥那天夜里，专案人员召集医护人员警告说：“现在你们面对的是一个凶恶的敌人，对他监护，只要不出问题，就是完成任务！”对他“要坚持斗争，要讲究斗争策略”。
不是囚犯，却连囚犯都不如。囚犯还有放风的时候，陶铸是不能出来放风的。“病房”里不见一丝太阳光，大白天小屋里也是一片灰暗。
“铁屋如灰”。陶铸生命的最后43天，就是在这间见不到阳光的小屋中度过的。
到了10月下旬，由于病菌和精神的双重折磨，陶铸的病情明显恶化。他已经完全不能起床，不能吃饭，不解大便，此时的他如再不作病情检查，就很快会饿死！
医护小组把病情反映到上面，结果勉强得到同意可以给陶铸作一次检查。同时也下来一道“指示”：“与病人接触的人不能再扩大范围，特别要注意保密。”
10月23日深夜，万籁俱寂之际，监护人员走进了“秘密病房”，用担架把他抬到放射科进行胸透。检查证明，陶铸的病情已非常严重：肠子粘连，成为完全性肠梗阻。后来又经过请示，一直拖到11月15日，才得到上边批准，决定给陶铸施行手术。
深夜，无影灯下，陶铸的腹腔被打开了，主刀的医生突然呆住了：陶铸淋巴结广泛转移，癌组织满腹部都是，大的如蚕豆，小的如绿豆，血管焦脆，稍碰即破，随时都会引起大出血。手术根本无法进行。折腾了半夜，打开的腹腔又被缝合起来，连完全性肠梗阻治疗问题也没有能得到解决。相反，衰弱的陶铸因这一刀而流了更多的血，付出了更大的代价，死亡之神加速向他走近……
手术后，陶铸就一直处于肝昏迷状态。
11月30日22时15分，受尽冤屈和侮辱的陶铸告别了人世！
陶铸逝世的当天夜里，医护小组立即打电话报告了“中央”。第二天，专案人员带着“六条意见”从北京飞到合肥，在他们的“监督”下对陶铸的遗体进行了“热处理”。
有人提出让他的亲属来合肥料理丧事，遭到了专案人员的拒绝。
医护人员为陶铸穿上一件件“老衣”——最外面的是黑灰色大衣。在为陶铸找“老衣”时，他们打开他从北京随身带来的那个大箱子，才发现里面几乎全部装的都是书，衣物只有少量的几件：米黄色的衬衣、丝棉衣、呢制服……有谁知道，这一件件衣物都是他来合肥时，曾志亲手一件件折叠好放进去的——万万没有想到这是她为陶铸准备的老衣呀！
12月1日，陶铸的遗体被用一床白布床单裹盖着抬上救护车，迎着哀号的寒风，奔向火葬场！
火葬场早已得到通知，说有一名叫“王河”的烈性传染病死者要火化。因而，火葬场除了留两名烧大炉的工人外，其余一概不参加这次火葬，两个烧炉工也不准接近遗体。跟来的几个人戴着大口罩，身着白衣服，忙着搬动遗体，谁也不说话。他们以“医护”名义出现，造成一片“烈性传染病”的恐怖气氛。
等到陶铸遗体投进炉膛20分钟后，专案人员估计不会出什么“差错”了，便立即驱车离开。
根据专案人员的“意见”，陶铸的骨灰被收进一个质量最差的骨灰盒。火化单上签上了“斯亮”二字。这是他们盗用陶铸女儿的名字，来掩饰其见不得人的罪恶勾当。
这个写着“王河”的骨灰盒，被弃在那无数普通的亡灵中间，从此一过九年。直到1976年“四人帮”粉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陶铸冤案才得以平反昭雪。陶铸虽然被迫害致死，但他作为一个真正共产党员的革命形象，却永远不会在人民的心中泯灭……
本文摘自《中南海人物春秋》，顾保孜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
http://www.laoren.com/lrbmw/2014/310022_3.shtmlhttp://www.laoren.com/lrbmw/2014/310022_3.shtml

140、陶铸最后的岁月（1）

1966年5月底，中央通知陶铸去北京开会。回来后，我发现他神情有些异样，总好像在思索着什么问题，心情显得相当沉重。第二天午饭时，两人都默默地各吃各的饭，我等待着他将要说些什么。

果然，沉思了一会儿后，他终于开口了：“曾志，中央要调我去北京工作。”

我感到很意外，忙问：“让你做什么？”

“中宣部长。”他回答。

我断然否决：“你不合适，宣传部长要由理论、文化和文字水平都很高的同志来担任，你胜任不了。”

陶铸点点头，很认真地说：“是呀，紫阳同志也认为这个工作与我不太适合。”

“那你就向中央辞掉。”

“不行，还要我担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文办主任，辞是辞不掉的。为这事，我已经考虑了很久，也想得很多，不过中央既然已做决定，那就去吧！”

事已至此，我还能说什么呢。“那你什么时候走？”

“把工作安顿交待一下，6月初就去，不过先要去湖南为韶山渠通水剪彩。”此后，我们再也没说什么，他整天忙忙碌碌，我患甲状腺机能亢进症，精神不好，也无心过问。再说，我们素来谈话简短，只说一些在生活上必须谈的话，谁都难得向对方谈及个人工作上的事情，尤其是他。6月1日，陶铸就一个人匆匆忙忙飞往北京去了。

我没跟去，这是我们的 惯，无论他去哪里，我都不愿相随，各人有各人的工作嘛！我们的女儿陶斯亮，此时正在上海军医大学等待毕业分配，在广州，就冷冷清清的剩下我一个人。到7月初的一天，我由于身体过于虚弱，突然休克，脉搏每分钟高达二三百次，连续20多天都发烧到摄氏38度。刚退烧，陶铸来电话，要我去北京养病。我想反正病后需要恢复，不如去他那里，虽然指望不上他的照顾，但两人相互间也总有个依靠。于是我向省委请假，省委批准我去北京休养三个月。9月10日那天，我撇下广州的空家，飞往北京。

下了飞机，出乎我的意料，陶铸居然亲自来机场迎接，这是我们结合30多年来破天荒第一次。这桩小小的插曲，仿佛揭开了我和陶铸从此患难与共的序幕。

以往北京的9月份，正是最明媚最舒适的季节，而此刻，一切美景全让红卫兵运动给取代了。他们成群结队地拥在大街上，搞“四大”，破“四旧”，揪“走资派”，斗“反动学术权威”；不仅触及人的皮肉，还要涤荡人的灵魂。我看着车外这种动乱景象，一股不安袭上心头：这场运动，究竟要搞成个什么样子？这是1966年萦绕在许多中国人心中的问号。
陶铸一直在注意地观看着车窗外的情景，很少吭声，一直到驰抵目的地时，他才告诉我他已搬出钓鱼台（即中央文革所在地），住进中南海杨尚昆同志的房子。尚昆同志调广东工作，家已搬走。对他的这次搬动，我当时并未在意，事后才明白，它的含意绝非寻常。

陶铸情绪很好，他说：“我现在在西楼食堂吃饭，一天两元钱标准，太贵了，你来了很好，我们可以自己开伙。”他这个人，只要有辣椒吃就高兴。

车开进中南海，拐进一条两边是高耸红墙的狭巷子里，在一座中式的大门旁停下。我迈进了新家。我颇有兴致地参观了一下房子。这所住宅，不算宽敞，但挺精巧。主房只有三间，中间大的一间被隔成两半，一半做客厅兼餐厅，另一半是书房，两侧各一间卧室。室内陈设简单，但很实用。因为我们没有把广州的家搬来，只随身带了几件行李，因此这个家缺少生活气息，倒像是宾馆。

房门前是一个小小的院子，栽着两棵海棠和几株桃花。再往前走几步，是一座架在荷花池上的长廊，因为迂曲回旋成“卍”字，因此得名为“卍”字廊。荷花池很大，长满了荷花和睡莲。那些红红白白的花儿开得婀娜多姿，十分可爱；茂密的荷叶，伸展着圆圆的叶片，遮得满池绿油油、碧森森的；挺拔的荷杆顶着一个个肥硕的莲蓬，在风中轻轻摇摆；周围的空气中，弥散着淡淡的清香……眼前的秋景美不胜收。我俩并肩观赏着，忘却了墙外那场席卷整个中国的大骚乱，获得了暂时的宁静及平和。陶铸说他正是为了这池荷花，才在偌大个中南海内，独独选中了这处僻静住宅的。

陶铸的办公室设在西楼。那里人来人往，电话铃响此起彼落，四名工作人员忙得不可开交。陶铸分工负责宣传文教和组织口，如：中宣部、组织部、教育部、文化部、卫生部、体委、新华社、人民日报、出版局、广播事业局、哲学社会科学部等部门。当时正是红卫兵闹得最凶的时候，所有的机关都分裂成两派，大学生又插足进来“煽风点火”，因此，几乎各部党委都处于全瘫和半瘫状态。陶铸既要同各部委领导同志商量对策，又要与两派群众对话，还要接见分管系统内的大专院校红卫兵，向他们解释党对“文化大革命”的方针政策，还要当场解答红卫兵的质问。各省市自治区虽不属他分管范围，但那里的负责同志大多与他较熟，有些还是老朋友，他们绕过中央文革，也纷纷来电话反映当地炮轰、火烧“走资派”，揪斗干部群众，抢砸档案材料，以及互相打派仗的情况。此外，还要接见全国各地来京的学生、教师；要参加中央和中央文革召开的各种各样的会议；每隔几天，还要与总理一道向主席汇报（后来才知道，主席是分开听他们和江青、陈伯达的汇报的）。总之，“文化大革命”初期，中国的形势特点就是“天下大乱”，弄得陶铸纵然施展浑身解数也应接不暇。吃饭睡眠等一切正常生活节奏完全打乱了，钟表也变得毫无意义。他的精神状态，此时正处于高度的亢奋之中，好似一张拉到最大限度的满弓。

141、陶铸最后的岁月（2）
二

大约1966年国庆节后，我发现陶铸的眼神，突然失去了往日的神采。每当他坐下歇息的时候，总是用手指无意识地在沙发上划来划去，或者背着手，低着头在室内很不安地踱来踱去，眼神阴郁，面色铁青。这种心事重重的神态，引起了我的关注，但是问他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他总是简短地回答：“没什么！”他什么也不肯说。说实在的，我对他这点很有意见，哪怕把我当作一名普通的同志，也应该能交流思想的。我估计他遇到了与个人命运相关的棘手问题，于是开始留心观察周围的事物，发现确实有些异样。例如：陈伯达的老婆也安插到陶铸分管的某个部门中去，这分明是对陶铸职权的干涉，而绝非一般简单的人事安排，但当时，我也仅仅是感觉而已。

有一天，陶铸给中办的一位负责同志打电话，说周扬同志过两天要从天津回来，住中宣部不安全，希望办公厅能找个地方。对方用质问的口气问道：“怎么，你想把周扬保护起来？”

陶铸解释：“周扬同志患癌症在天津开刀才不久，这次回来接受群众批判，但身体还应该照顾，请你设法给他找一个比较安静的住处。王明住过的房子，现在不是空着吗？”

“好吧，跟他们商量一下吧！”电话里，传来那位同志冷冰冰的回答。

我心里暗自纳闷，前些日子他每次见到我们都很热情亲切，为什么今天口气突然变得这样生硬呢？

我还观察到，近来，每当中央文革通知陶铸去开会时，他总是面有难色，即使去也极不情愿，这是为什么呢？我还奇怪，为什么他突然脱下军装，改穿便服了呢？
有一天，在人民大会堂观看少年京剧演员汇报演出，陶铸同意让剧团另一派来观看，江青故意冲着陈伯达发牢骚：“放他们进来，两派打起来谁负责？”江青有意见为什么不直接向陶铸提呢？看演出时，我同蔡大姐坐在一起，江青走过来，热情地向大姐打招呼，但对我却理也不理，仿佛没看见似的。其实江青与我是熟悉的。以往她几乎每年去广州过冬，我当然要尽地主之谊，因此江青对我一直还算客气。但是，为什么突然间就变得如同陌生人了呢？

11月份，主席下达指示：要谭震林和陶铸去中南及华东地区视察。陶铸的工作那样多，那样忙，为什么也命令他离开北京，下到地方上去呢？

以上种种迹象，都是些不祥之兆啊！

而最为明显的信号，是11月28日文艺界大会上，江青的一段讲话：“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连陈伯达、康生都成了亲密战友，却唯独没有提陶铸。文艺界是陶铸分管的，在文艺界的大会上，把陶铸排斥于毛主席亲密战友之外，这实际上是向红卫兵、造反派们宣布：“陶铸不是毛主席革命路线上的人，人们可以任意怀疑并进而打倒他。”果然，心领神会者立即响应。

浙江某中学高中学生陆××，专写批判陶铸两本书的大字报。他来京后，挑选繁华的前门大街，张贴了一张两万多字的大字报，整整用掉了60张大字报纸。有人抄下，我借来看过，完全是胡说八道，荒唐之极。例如陶铸在《革命的坚定性》一文中写道：“我们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一定要像岩石一般坚定，当狂风暴雨之夜，风想把它们彻底掀翻，雨想把它们打进沙滩，浪涛想把它们卷入大海，但是它们屹然不动。当风雨过后，当浪涛退后，它们仍旧矗立在大海边，指向青天，面对大海。”而陆的大字报却胡诌什么：“面对大海，就是面向台湾；指向青天，就是指向国民党的青天白日，就是向往蒋介石。”真让人啼笑皆非。

耳闻目睹这种种异常的现象，我的心真是沉重极了，我估计陶铸被打倒之日即将来临。我做了思想准备，并且让女儿也退出她那一派的勤务站，对她说：“你爸爸在中央工作，弄不好会跌得粉身碎骨，你要有思想准备才好。”她太单纯，怎么也领会不了“粉身碎骨”这几个字的含意，还责怪我言过其实，以为我是故意吓唬她。

142、陶铸最后的岁月（3）
三

转眼到了12月底，1966年只剩下最后几天了。这年的冬天，真是寒冷得很啊！

大约二十六七日，陶铸很晚才回来，面色阴沉，刚在饭桌旁落座，就十分严肃地说：“曾志，告诉你一件事，今天中央开会，江青他们批评我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很严重。”这一天终于还是来了！我反倒显得很平静，“江青他们为什么突然批判你呢？”陶铸愤愤地答道：“说来话长，不是一两句话说得清楚的。不过这次的事情，要从王任重同志说起。”任重同志原是湖北省委第一书记，有水平，有能力，文化修养也高，人又潇洒，很得主席赏识，因此成立中央文革小组时，他被调来担任副组长，另一副组长是江青，陈伯达任组长，康生、陶铸任顾问。哪知任重同志来中央后，也和陶铸一样，与文革小组其他几个人合不来。江青他们指责任重同志架子大，个人搞一摊子，干什么事都不与文革小组其他人商量，看样子很难再合作下去。任重同志原来就患有肝炎、肝硬化，来北京工作后，由于劳累，心情也不舒畅，身体情况越来越糟糕，天天发低烧，脸色灰暗，一天天消瘦下去，到了10月份，就不得不去广州养病了。正在这个时候，武汉的造反派，从任重同志儿子那里，发现了任重写的一首诗，诗中称毛主席为战友、兄长（大意），这下造反派可就闹起来了，大骂任重胆大包天，竟敢跟伟大领袖称兄道弟！一时间搞得武汉三镇乌烟瘴气。中央文革不失时机地介入和控制了群众运动，把群众握于自己的股掌之中。风助火势，火借风威，造反派和中央文革上下勾结，形成了对任重同志的合围阵势，任重的处境岌岌可危！陶铸见状，很是着急，为了解脱任重的困境，陶铸给主席写了个报告，建议任重辞去中央文革副组长职务，仍然回中南局去工作，而目前最首要的是应该让他治病。主席在报告上批示：王任重同志是文革小组副组长，离开文革小组，请政治局和文革小组开个联席会，对任重提提意见。
会议是由周总理主持的，除了政治局委员以外，中央文革将全体人马都拉来了，甚至连一般工作人员，也在这样一次党的最高级别会议上占得一席之地，会场的气氛是可想而知的。文革小组向任重同志提了一会儿意见后，突然矛头一转，对准陶铸猛烈开火。先由王力、关锋、戚本禹打头阵，然后张春桥、姚文元横扫，最后主将出马--江青、陈伯达和康生重点批判。这样周密的安排，肯定是事先预谋好的。中央文革不管小的还是大的，个个板起面孔，恶声恶语凶得不得了。批评的内容主要是派工作组镇压群众；保“走资派”，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继续推行刘邓反革命路线，是没有刘邓的刘邓路线代理人……如此等等，不一而足。“那么，政治局的同志提了什么意见没有呢？”我问道。“政治局的同志只是在听，没有什么人发言。先念同志讲了两句，是工作方式方法上的意见，没有提路线错误。”最后富春说了几句，“我看让老陶回中南工作算了。”此时有人说了句：“你写给主席的那份报告，分明是保任重同志的，你保得了他吗？”陶铸一下子冲动起来：“人家在那里怎么还能工作下去呢？身体又那样的不好，我可不是那种落井下石的人，能帮总要帮人家一把么，这是做人最起码的一条。”这才是陶铸的本色，他是这样的人，我太了解他了。我见他心情恶劣，便安慰道：“事已至此，就只好正确对待吧。”我估计自己也不会例外，随时都可能被揪斗，被拉走。我望着陶铸，很平静很诚恳地说：“我和你的个性都太强，两人生活在一起，总要为一些事情而争论不休，有时甚至吵得很凶，但是从今天起，我再也不同你争论了。”然后，我去到蔡大姐那里，把事情简单讲了一下，回来后就闭门谢客，听候处置。

只隔了一天，陶铸回来，一进门就兴高采烈地大声嚷道：“曾志，我的问题没有那样严重，今天主席保了我！”接着，他讲了事情的经过：那天上午，毛主席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陶铸一走进会议室，主席就冲他说：“陶铸，你为什么不说你是犯了很不理解这一条错误呢？”接下去，主席又说：陶铸来中央后，工作是积极负责的，忙得很，做了许多工作。主席还批评江青太任性，说陶铸是政治局常委，未经中央正式讨论，就说他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随便在会议上批判，是违反党的组织原则的。会后，主席把陶铸留下，单独谈了一个来小时，态度十分亲切。主席说：“江青这个人很狭窄，容不得人，对她的言行不必介意。”主席还批评陶铸：“你这个人啊，就是说话不注意，爱放炮，在中央工作不比地方，要处处注意谦虚谨慎。”谈到下去视察的问题时，主席多少有些不满，问：“你为什么还不下去呢？”陶铸解释道：“近来事情太多，总理一个人忙不过来。再说这次下去时间较长，需要把工作安顿一下，打算过几天就下去。”主席说：“赶快下去才好，这次谭震林不去了。你自己去就行了。”然后，主席亲自拟定了一个名单，大约有20多个。主席指示陶铸：“这些同志烧是要烧的，但是千万注意不要烧焦了，你下去要把他们保下来。”主席还意味深长地告诫陶铸：“你这次下去，要多听少说，多走、多看，遇事要谨慎，两个月时间不够，三个月也可以。”最后，主席话题一转：“你的那两本书，曾志寄给我，我都看过了。《松树的风格》好是好，但是也没有多大意思，还是粮食主要。在中南戏剧会演上的讲话，你说现阶段应当把人民内部矛盾提到重要位置上来，这可是个原则性问题。”主席的意思是，现阶段，还是要以阶级斗争为纲。

143、陶铸最后的岁月（4）

就这样，陶铸以为既然主席已经亲自出面保了他，江青他们也就奈何不得了。他太天真，事情仅仅是开始呢，对于他的政治生命来说，这一天不过是回光返照。

真是过得了初一过不了十五，而陶铸简直连一天都过不去，就又落入江青他们搞的新陷阱中。

就在主席保了陶铸的第二天（即12月30日），已经是晚上10点，为某种特殊目的而专程来京的“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造反队”，突然狂放起来，强迫陶铸立即接见。原本说好是第二天接见的，但是他们下通令，如果当晚不接见，就要全体绝食，不得已，陶铸只好去接见。一进会场，陶铸就发现气氛不对头，对方摆出一副咄咄逼人的挑战姿态。见状，陶铸当即提出三点建议：一是不要搞录音，会后双方合作搞一份谈话纪要；二是让中南局书记李一清同志参加（是被他们从广州揪来北京的）；三是派代表提问，集中回答问题。但是造反派偏偏对着干，一是非录音不可；二是坚决不让李一清参加；三是任意提问。他们的一位头头蛮横无理地叫嚷：“今天是我们叫你回答问题，而不是你接见我们，所以对我们提出的所有问题，你必须老实回答！”陶铸本来就是个燃油般的人，一点就着，此刻他强压怒火，严正地说：“同学们今天对我采取这样的方式是不恰当的，我是政治局常委，我坚持认为今天是接见会。”分明受到挑唆的学生，此时是有恃无恐，他们硬是胁迫陶铸接受质问，陶铸哪里肯依，冲突越来越尖锐，双方僵持不下，最后造反派居然“勒令”陶铸回答问题。陶铸终于被激怒了，盛怒之下他宣布：“你们这样强迫我，我们还有什么商量的余地？我以我个人的身份，向你们这种做法提出抗议！”他哪里知道，激他发火动怒，乃是一个极其阴险的阴谋，他落入了圈套。造反派见激将成功，气焰更为嚣张，他们故意扩大事态，说陶铸压制群众，并强行把双方争论的录音带走，甚至企图把陶铸也揪走。警卫人员怕发生意外，于是进入会场执行任务。他们身上带着枪，造反派又借此制造事端，说陶铸动用武力镇压群众，整个会场一片鼓噪，犹如鸦雀闹林。

此时，在隔壁的一间房子里，坐着陈毅和富春等同志，当听说造反派要揪走陶铸时，陈毅气得一拍沙发：“我要保卫陶铸同志！”这是多么可贵的无产阶级革命情谊啊！直到陶铸勉强承认了有些感情用事，不太冷静，从而结束了这一长达六小时的“接见”后，陈毅和富春同志才放心离去。此时已是凌晨4点钟了。

据李一清同志说：“专揪”造反队一位学生告诉他，他们一到北京就通过《红旗》杂志社的林杰和关锋，与中央文革取得密切联系。这样，他们的所作所为及险恶用心，也就昭然若揭了。

1966年的最后几天，就这样艰难地度过去了，迎来了新的年度。然而对于陶铸来说，1967年意味着终结。对于一个职业革命者来说，失去了工作的权利就等于失去了一切！
1967年1月4日，永远难忘的1月4日啊！像一把利刃深深刻在我的骨骼上，纵使肉体化为齑粉，这个日期也会清晰地留在那里。

那天晚上7点来钟，李一清慌慌张张跑来找陶铸，陶铸不在，于是一清同志告诉我：今天下午5点钟，文革小组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专揪”王任重造反派，学生们回来后扬言陶铸要揪出来了！对一清同志反映的情况起初我还不相信，我这个1926年入党，有着40年党龄的老共产党员，怎么也想象不到党内也会有如此卑鄙的搞阴谋诡计的家伙，我也是太天真了。到晚上9点，中南海西门外的高音喇叭，突然大喊大叫“打倒陶铸！”并且宣读了文革小组接见的讲话内容。与此同时，传单已四处散发，行动真够神速。我请警卫同志要了份传单，通栏大标题是“打倒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具体内容如下：陈伯达说陶铸到中央来，并没有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实际上是刘邓路线的坚决执行者，刘邓路线的推行同他是有关系的。他是文革小组的顾问，但对文化革命问题从来未跟我们商量过，（江青插话：他独断专行。）他独断专行，他不但背着文革小组，而且背着中央。你们到中南局去，你们了解了很多情况，的确是有后台的，这个后台老板就是陶铸。他在中南海小礼堂接见你们那个态度是完全错误的。康生说：同学们把材料整理出来，有材料就胜利了，这是策略。

陶铸仍然未归，我的心情沉重如铅块。拖着两腿走到西门口，只见黑压压的一片，足有三四千人，喧嚣的声浪，可以传出几里地之外。我茫然若失地又来到陈毅家，陈老总热情地接待了我，他说：“大姐，你放心，他们这样搞，老陶也打不倒，前几天主席还保了他。”陈老总亲自送我出门，并一再安慰我放宽心。哪里知道，这一面后就再也未见过陈老总了。

直到深夜12点多，陶铸才回来。我把情况相告，他竟全然不知。他说：“今天下午我与他们一起在工人体育场接见文艺界来京的革命群众，会后总理、我、还有他们几个在休息室还说说笑笑并无异样；总理同我商量一会儿工作后，我去找安徽的张恺帆同志说事情；接着又去接见安徽来京的学生。中央文革就在我隔壁房间接见‘专揪王任重造反队’怎么我一点儿都不知道呢？”他立即给总理挂电话，总理说我正在与群众代表谈判，待处理完后再打电话给你。凌晨两点多钟，总理来电话召见陶铸，总理说江青他们的讲话他也是才知道的。总理说我们分手后，我去给陈郁同志（广东省长）打电话，回来他们接见红卫兵，我站下来听了一会儿，陈伯达、江青、康生他们话已讲过了，我没有听到。陶铸问主席是否知道？总理说：“不清楚。不过昨天我去主席那里，主席曾问我，江青说陶铸镇压群众，这是怎么回事？我向主席汇报了那天事情的经过，我说不是镇压群众，是陶铸态度有些不好。主席说：哦，是态度不太好。也就再没讲什么了。”最后，总理关切地嘱咐陶铸：“这几天你就不要出去了，在家休息，外面红卫兵正要揪你，不要惹出麻烦。”

144、陶铸最后的岁月（5）
四

陶铸1926年在黄埔军官学校加入了共产党，1927年参加了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在福建从事秘密工作期间，组织和指挥了闻名全国的厦门劫狱斗争。1933年被国民党逮捕，判无期徒刑，在南京中央监狱里，领导难友进行了绝食斗争。被党营救出狱后，赴湖北开辟了鄂中抗日游击区。以后到延安，参加党的“七大”。解放战争期间，一直转战于白山黑水之间，并受中央委托，化装进入北平与傅作义将军谈判，以后又担负起了部队的改编。他还组织并领导了南下工作团。全国解放后，先后担任过各种党的领导职务。40年火热而辉煌的革命生涯，突然在瞬间戛然而止，就像是一台高速运转的机器突然断电，是会导致灾难性后果的。1967年1月4日以后，直到1969年11月30日去世，陶铸再没有呼吸过一口自由的空气。对于他这么个生龙活虎的人来说，是何等痛苦和难耐的事啊！

囚徒的生活，最富有的就是时间，陶铸这下总算能坐下来了。最初没有派看守人员，我们还能在荷花池边散散步，自由地交谈。从陶铸断断续续的谈话中，我总算搞清楚了他与中央文革关系的始末，了解了他被打倒的真正原因。

陶铸调来北京，确实是小平同志提名，并得到主席肯定的。我们是从小字报上才得知这件事的。当时，几个“秀才”得势便猖狂，在中央高层领导中颐指气使，目空一切，大有抢班夺权之势。在这种形势下，小平同志推荐擅长于实际工作的陶铸来京，用意是很深的。

中央文革对陶铸起初也还是持欢迎态度，因为陶铸与少奇和小平同志仅仅是一般工作关系，没有源远流长的历史关系。再说陶铸敢放炮这一直率的特点，可以日后借用来炮打所谓的“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所以最初一段时期，中央文革对陶铸是采取拉拢的策略。然而文革小组很快就对陶铸失望了。最早的分歧发生在派工作组的问题上。陶铸刚赴北京上任没几天，6月9日就飞杭州去参加主席召开的一个会议。会议着重讨论了“文化大革命”派不派工作组的问题。陈伯达提出不要派，少奇、小平等大多数同志主张派，主席最后表态：可以派工作组，也可以不派，不要急急忙忙派工作组。陶铸说：“我是积极主张派工作组的。因为派驻工作组，这是我们党多年来的成功经验之一。”7月18日主席从外地回到北京，江青立即利用北大大字报事件向主席进谗言。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于6月1日贴出了全国第一张大字报后，北大的师生立即张贴出500多张大字报，其中400多张是反对聂元梓的，后来又发展到有几千人围住他们辩论。江青不失时机地利用了这一事件，她对主席说什么“坚持派工作组的人把革命事件说成是反革命事件，并且通报全国，以此镇压全国的革命师生，企图把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
8月5日，主席发表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这份大字报，再明显不过是针对少奇和小平同志的，公然提出了中央存在两个司令部的错误观点。

陶铸刚调中央没几天，就在派工作组问题上站到了刘邓一边。但是真正令“四人帮”失望和不快的，还是在1966年8月份召开的十一中全会上。这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调整了政治局常委的名次。原先陶铸排在较后面，主席亲自用红笔把陶铸勾到周总理之后、陈伯达的前面，这就是所谓“第四号人物”的来历。陶铸说：“我是新上来的，排太前不好，我认为应把我放到富春同志后面。我去见了主席，要求把陈伯达调到第四位来，我说陈伯达长期在你身边工作，对主席思想领会比我快。主席说已经定了，不变了，伯达那里我找他谈谈。”

十一中全会上，主席主持召开了好几次政治局的生活会，目的是批判少奇和小平同志。会前，江青私下找到陶铸进行布置。陶铸说：“江青要我在会上打头阵，要我向刘、邓放炮。我没有照她的意思做，我对她说我刚来中央，对情况一点不了解。结果打头阵的是谢富治。开了几次生活会，最后只有我和总理没发言。我没有遵照他们的意图打头阵，甚至从头到尾没有发言，江青他们肯定不会高兴。”看样子，中央文革本来意图是想拉拢陶铸，给他们当炮弹，去打少奇和小平同志。陶铸不仅没有打头炮，甚至连谢富治的发言都没准印简报（简报是发给大会各小组的）。

十一中全会，实际是以党的会议的形式，组织对刘少奇和邓小平同志的全面围攻。尽管保留一些名义上的职务，但明眼人都看得清楚，刘邓实际上是被“拉下马”了。但陶铸依然真诚地认为，刘邓即便有错误也是认识问题。况且刘少奇还仍然是国家主席，而邓小平也还是政治局常委。因此在他主管的新闻宣传口，一如既往地把刘邓作为国家领导人来对待。例如新华社将要发一组国庆检阅的新闻照片，按规定，要有毛主席和刘主席两人在一起的一张，这次依然循章办事。审稿时，陶铸发现没有邓小平的镜头，当即指示一定要有小平同志的照片，并询问新华社有什么办法可以补救？新华社同志说可作技术性处理。后来他们将一帧照片上的一个同志隐去，将小平同志的照片移补过来。这就是后来轰动一时的，被“四人帮”大肆渲染的所谓“换头术”事件。而主席与少奇的那张，江青也子虚乌有地指责是陶铸拼接成的。

145、陶铸最后的岁月（6）
陶铸长期搞地方工作，对中央内部的情况很不了解。一般地说，他对中央负责同志都是很尊敬的，对少奇同志就更是如此。陶铸说：“1942年，我在军委工作期间，刘少奇从华中回到延安，彼此才认识，我对他的印象不错。后来，我觉得少奇在某些问题上有些偏，因此一直到1953年，我对少奇都是敬而远之的。在中央财经会议上，我向少奇开了一炮，差点被高岗利用。直到解决‘高饶事件’的七届四中全会结束后，少奇找我谈了一次话，我承认了自己在‘高饶’问题上犯有错误，同时也谈了对刘的意见。少奇听后，非但没有批评我，相反向我做了耐心的解释，并且承认了他看人可能有些偏。经过这次谈话，我对少奇的观感有所改变，以后少奇去广州，以及我来北京开会，接触就比较多起来，对少奇的好感也就更加增加了。我觉得刘少奇这个人，有意见可以提，尽管我在财经会议上放了炮，但是他不计前嫌，还是找我谈心，待我不错。对中南的工作也很重视和支持。尤其1959年三年困难时期以后，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方针政策上，我都是赞成少奇的观点的。”至于陶铸与小平同志的关系，那就更好了。陶铸说：“1949年，二野进军西南，路经武汉时我才第一次见到邓小平。小平调中央后，也仅是公事来往，交往不深。1956年‘八大’后，小平担任总书记，之后接触就多了，关系也密切了。我对小平的观感确实是好的，在1954年的党代会上，曾说过这样的话：如果党内允许拜师的话，当主席的学生我不够格，但我愿拜林彪、邓小平为师。”

陶铸与少奇和小平同志，虽然没有更深的历史和个人关系，但是在思想上是接近的，感情上是好的。这就是为什么陶铸调中央后，始终不能遵照主席和中央文革的意图，站到反刘邓立场上去的原因之一。相反地，作为中央文革顾问，他却总是与“文革”格格不入，以至最后“刘、邓”变成了“刘、邓、陶”。在将近十年的时间里，中国的妇孺老幼，谁人不知“打倒刘邓陶”的口号啊！

如果说在对待刘邓的问题上，陶铸与中央文革已经陷入很深的危机中的话，那么他们直接冲突的导火线则是在卢××和吴××的问题上。卢××是教育部写第一张大字报的造反派，吴××是哲学社会科学部写第一张大字报的造反派。陶铸掌握了很多事实和材料，证明他们有重大的历史问题。但是江青极为赏识他们，一再催促陶铸去教育部和哲学社会科学部，封他们二人为“革命左派”。陶铸不同意这样做，再三向江青说明真实情况，但是江青哪里肯听？最后，在卢××问题上陶铸作了些让步，他去教育部讲了一次话。但在吴××的问题上，双方则完全搞翻了。那天，陶铸去中央文革开会，一进屋江青就以居高临下的口吻质问陶铸：“你为什么迟迟不去宣布吴××为革命左派？”陶铸说：“吴××的的确确是有问题的，他的材料你已看过，我怎么能去支持这样一个人呢？”江青蛮横地说：“只要是写第一张大字报的，就必须承认他是革命左派，就必须支持他们！至于什么历史问题，那有什么了不起！”江青又傲慢地补了一句：“你不也是国民党吗？”陶铸火了，他立即反唇相讥：“你知道我是什么时候的国民党党员吗？我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员，是在国民党军队集体参加国民党的。那时毛主席也是国民党，周总理也是国民党，还是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民党第一军的党代表。他们都是我的顶头上司，我只是国民党的一个小兵。而吴××是什么性质的国民党员？他的国民党员能够与我们的国民党员混为一谈吗？”一席话说得江青恼羞成怒，她竟然命令似的非让陶铸去支持吴××不可。陶铸此时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他霍地站了起来，直视着江青，声色俱厉地说道：“你也干涉得太多了！管得太宽了！你什么事情都要干涉！”仅说了这么一句，江青就大哭大闹起来，说什么她这一辈子还没有受过如此大的气，说陶铸欺负她，镇压她。陶铸对我说：“你不知道，江青对我们，经常像训孙子那样地训斥，总是用命令的口吻，真是让人受不了！有一次，我与总理商量：江青在党政机关没有正式职务，不如建议让她担任文化部副部长，以便于有个名义联系工作。谁知道江青听了气得要命，竟然说什么你们碰到鬼了，我怎么能做这种事情！可能她认为自己是 ，又是文革副组长，很了不起了，应该列入国家领导人的行列了。国庆节，天安门检阅台的排列名次，历来是按传统安排的，我们党的传统， 是不能与主席并列检阅的。按着名次的排列，江青的位置在比较远的地方，她心里很不满意就是了，为此又迁怪于我。”他指了指茶几上的报纸，轻蔑地说：“你看，这几天报纸，照片上居然将江青与总理平列了，像什么样子！”陶铸从来没有像这样推心置腹地向我谈他工作范畴内的事情，他实在压抑不住了，在这间孤寂的、与世隔绝的小屋内，他的一切痛苦、委屈、愤怒、迷惘只能向我倾诉。他说：“曾志，你不知道，自从同江青吵了那次以后，我的日子好艰难哟。每次去中央文革开会，戚本禹、姚文元、王力等那帮人，总是对我冷嘲热讽，故意找碴儿，出难题，穿小鞋，想方设法地打击我，连我穿军装他们也要说风凉话，江青他们挖苦我：陶铸，你又不是解放军，你有什么资格穿军装？我说：我是广州军区第一政委，为什么没资格？你们也穿军装，你们又是什么解放军？如果我穿便装去开会，他们又会讥笑道：怎么？不敢当解放军了？真是盛气凌人！又如纪念鲁迅诞辰85周年的活动，张春桥说召开100人的纪念会就可以了，我照此办理，他们又指责我贬低鲁迅的革命影响，结果由他们自己主持召开了一个千人的纪念大会，他们这是故意刁难我。唉，谁个会相信，我陶铸今天会受到如此的凌辱！现在我不得不顾全大局，若是过去，说什么也容不得他们如此猖狂。”

146、陶铸最后的岁月（7）
陶铸说：“自从吵了那次以后，我跟江青就彻底闹翻了。”

从陶铸断断续续、有时甚至是不太情愿的倾吐中，我渐渐地明白了：他与中央文革的决裂，并非是单纯的人事不和，或历史宿怨，而主要是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所产生的观点与思想上的深刻分歧。我搜索我的记忆，将这些分歧大致归纳如下：

一、关于派工作组和暂停各级党组织领导，改由各级“文革小组”行使权力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陶铸几乎一进京就本能地站到少奇和小平同志一边。他对共产党的天下却不让共产党当家的怪现象，百思不解，异常痛苦。

二、在农村和城市企业“文化革命”的搞法上，陶铸与中央文革小组也是大相径庭的。中央文革小组唯恐中国不乱，他们在平谷县搞“大民主试点”，并写了一份调查报告，江青在报告上批示：“此材料很好。”但陶铸看后认为，这一套绝不能推广，因此扣压下来未予转发。

三、陶铸长期从事实际和具体工作，对革命和生产二者之间的关系，有着切身的体会。经历过1957-1959年期间一系列诸如“反右”、“大跃进”、“大炼钢铁”、“大放卫星”、“三面红旗”、“反右倾”等频繁的运动后，谁人不深感其害？用他自己的话说：真是搞怕了，全省的粮库竟到了粒米不存的地步。他怕重蹈覆辙，因此一直强调“抓革命，促生产”，《人民日报》也发表了一论和再论“抓革命，促生产”，但是却遭到中央文革的非难。

四、在对待两派群众和对待造反派的态度上，是陶铸与中央文革分歧的一个很直接的触发点。陶铸的观点，认为两派组织都是革命群众，只是在思想认识上有程度的不同，因此他一直热心地做两派群众的团结工作，极力促成两派组织的联合。但是中央文革却绝对地支一派，压一派，挑动群众斗群众，以致酿成大规模武斗，造成群众无谓的伤亡。当时的造反派，是中央文革的宠儿，江青称红卫兵为“小太阳”，他们还武断地说造反天然是合理的。王力则说得更加露骨：“外交部的一个收发员都可以当外交部长，只要是造反派。”而陶铸与大多数老同志一样，对所谓的“革命造反”是不赞成的。

五、陶铸被称为“中国最大的保皇派”，我认为这真是一种荣誉。当时，从中央到地方，几乎所有党政负责同志都受到冲击--批斗，游街，戴高帽子，坐“喷气式”……受尽了折磨和凌辱，他们跟陶铸都比较熟，更主要的是息息相关。对这些被揪来北京的负责同志，陶铸的做法是：第一步向造反派交涉，把他们先弄出来，安排到招待所住。也就是先保下来，然后再进一步“解放”、任用。可惜，这不过仅仅是他的一个愿望，当他自己倒下以后，凡受过他不同程度保护的同志，均受到变本加厉的迫害。他难过地说：“虽我不曾杀伯仁，伯仁却因我而死啊！”

陶铸曾说：“我同全国各省市部委负责同志一样，对于这场运动，的的确确很不理解。”直到此时（即他被打倒后），我才搞清楚，原来这场运动是对着刘邓来的。他是多么天真啊！然而陶铸顽强地按照自己对这场运动的理解去办理。他执拗地表白：“江青、陈伯达的那些观点，那些做法，我认为并不对，我不能跟着他们转，我按照我的理解和我的原则去干。”当中央文革以各种莫须有的罪名围攻他时，他凛然地宣布：“咎由自取，我对我所做的一切负责。”

1967年1月4日以后，开初几天除了丧失自由之外，其他一切如常。1月20日左右，停止了送文件，并派驻了四个警卫。又过了一个来月，将红电话机拆掉了，电灯线也改为36伏的低电压。陶铸每天在警卫押送下去西门看大字报。除了中南海内的造反派可随时批斗外，其他单位的造反派是派代表进中南海批斗，有时在家里，有时拉到小礼堂去。最初的半年就这样过去了。武汉“七 · 二〇事件”的第二天，中南海墙外的高音喇叭，突然又高喊打倒陶铸，说陶铸是“七 · 二〇事件”的总后台。这正是那个时代造反派的特征--指鹿为马，极尽造谣污蔑之能事，真让人啼笑皆非。晚饭后，我与陶铸正在猜疑何谓“七 · 二〇事件”，突然拥来了一批人，把陶铸双手往背后一扭就带走了，连外套都没有让他穿。同来的几位女同志，稍后一些也将我拉走。深夜，我和陶铸陆续回来，见到家已被抄过，文件、笔记本、书信和相片等物统统被抄走，箱子被撬开，柜门被砸开，房子里乱得一塌糊涂。陶铸似乎已精疲力尽，冷漠地看着家里的情景，一句话也不说。

我们房子的隔壁是“春藕斋”，主席经常在那儿活动。陶铸厕所的窗子，正对着春藕斋的墙。一天晚上，三点来钟的样子，突然听到外面有人声，是警卫在报告，说发现有什么人往墙上爬。第二天又有几个警卫队的负责人来察看。我问陶铸的警卫秘书曾云，究竟是怎么回事？曾云说：“晓得他们搞什么名堂，哪来的人爬墙。”我太天真了，我说是猫，我好几次看见猫在墙上来回走。我还让曾云将此情况反映上去。后来我才恍然大悟，什么有人爬墙！完全是在制造事端，借口这件事，将警卫由四人增加到十几个。把陶铸厕所的窗子钉死，玻璃上涂满墨汁。又在陶铸的卧室里，对准他的枕头，安装了一个耀眼的灯泡，白炽的光线直射到他的脸上，使他彻夜不得安眠。并将一直暗中关心和照顾我们的曾云也调走了。连去西门看大字报的一点点呼吸自由空气的机会也取消了，“卍字廊”完全变成了一座牢房。

147、陶铸最后的岁月（8）
警卫人员对陶铸的态度也越来越坏，动辄瞋目裂眦，恶声呵斥。每天三餐饭，他们列队从我们房门走过，故意放声唱辱骂陶铸的歌，什么“反革命，狗陶铸，砸烂他，打倒他……”有时，站在床头的警卫，整夜说说笑笑，打打闹闹，成心搅得陶铸无法入睡。陶铸苦恼极了，实在忍无可忍时，也会同他们吵起来。他们骂陶铸是混蛋、毒蛇，是叛徒和特务，陶铸轻蔑地说：“你们有什么资格骂我，我干革命的时候，你们还没有生下呢。如果我是国民党，你们岂不成了国民党的儿子孙子了吗？”当然，这种争吵是不会有好结局的。“播罢‘红灯’、‘海港’时，窗灯射目壁如灰。梦魂欲觅终难觉，怕听钟声鹊噪枝。”从这首小诗中，我们可以想象出他当时所处的情境。

到了1968年3月底，对陶铸的看管又第三次升级。警卫人员增加到两个班，在屋子里设了三个岗位，一个在房门口，一个在房后门，第三个像影子似的紧紧盯在陶铸身边--写字时站在椅后，睡觉时站在床头，吃饭时站在桌边，上厕所时站在面前，我俩说话时也是贴身而站。这是江青一伙设计的一种精神酷刑，它使你分分秒秒都处在一种充满敌意的、冷冰冰的盯视之下，真如芒刺在背、鬼魅缠身，比五花大绑更使人感到紧束、沉重和痛苦。你会觉得周围的一切，空间、时间，阳光、空气、饭菜、睡眠……全都变得毫无意义，神经稍微脆弱的人，非精神失常或自杀不可。然而，陶铸对这种精神折磨却处之泰然，他以超人的意志和坚强的信念，为自己创造了一个宁静坦然的心境。在看守的眼皮底下，他竟然能够旁若无人般地从容不迫、有条不紊地干着自己的事情。他在精神上已升华到一种超然度外的境界。为明心志，他用毛笔写了一纸，端端正正地摆在桌上。

自杀，就是有见不得人的事，不想把自己的问题弄清楚。当然也有这样的可能，就是你去见了马克思，问题还是弄不清楚。那也不要紧，事实终究是事实，最后还是可以弄清楚的。我相信我自己的四句话：“性质”纵已定，还将心肝掏。苌弘血化碧，哀痛总能消。

陶铸每天都用大量的时间，拼命地读书。除了马列主义著作外，对历史书籍和唐诗宋词也很有兴趣，但是最心爱的还是那部《名臣录》，他每每以那些古代的直节忠臣自比。在一首诗里，他写道：

卍字廊前花木森，风送芬芳入杳冥。
静坐偶欣唯蝶舞，夜眠深苦是蚊鸣。
汉家狱辱周何怨，宋室廷刑岳慨承。
人世烦冤终不免，求仁奚用为身名！

陶铸还酷爱写字。书看累了，就提起毛笔练字，以陶冶和安抚性情。没有宣纸，就用旧报纸。两年多的时间，他将家里的新旧报纸都写光了，摞起来足有两米高。1969年他被遣送到合肥后，我打扫房间，望着这堆报纸，一阵辛酸袭上心头，今生今世再也见不到陶铸了！我随便从中抽出几张来，留作永久的纪念，其余的付之一炬。1970年，陶铸去世后，有一天女儿整理他的遗物，顺便翻了翻我留下的这几张报纸，意外地发现，在许多旧诗词当中，竟夹着他自己的诗和词，我没能把绝大多数报纸带出来，真是痛悔莫及。

正是凭着这样的机智，他才得以在看守的紧盯之下，用诗词抒发了自己的满腔悲愤、刚直的气节和磊落的襟怀。除了以上引用过的几首外，还有一些寓意很深的诗，如：

料峭风寒花独开，孤芳心事费疑猜。
成尘我爱香如故，妒忌无端究可哀。
独自沉吟独自宽，熬膏煎血又年年。
每忆莫愁湖畔月，头颅惨白不成妍。

149、陶铸最后的岁月（10）
此生此世，我们在一起只有三天的时间了。我强压悲痛，为他收拾行装。他考虑得很周到，请我帮他装了一箱子的书；要我买一双雨鞋和一把伞，因为很可能要到室外上厕所；还要再准备一床薄被里，以便自己洗涤。我还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替他洗个澡。我估计去合肥后，是不会有人为他洗澡的。我把水放好，再把他扶起来小心翼翼地放躺在澡盆里，慢慢地为他擦洗。我望着他骨瘦如柴的身躯，灰暗的面容，心中无限地凄凉。我问他还有什么话交代？他说：我怕是难见到亮亮了，你看到她，要告诉她，爸爸对不起她，让她跟我受委屈了。但是爸爸在政治历史上是清白的，是对得起她的，希望她要坚强，要好好做人，好好生活，把小亮带大。他要了亮亮、外孙小亮和我的照片，包好后放在内衣口袋里。他说相片在我怀里，就好似你们时刻都在我身边。我说你一定要力争活着，只要活着就有希望。生离死别的三天，我们就这样互相勉励和安慰着，没有说一句凄切的话，更没有掉一滴泪。

18日无情地到了，我炖了一碗鸡汤，烤了一片面包为他送行。由于他肠道已经梗阻，所以吃了足足有一个小时。他说若不是为了你，我是什么也吃不下的。上路的时间到了，护士替他打了一针杜冷丁，顿时就觉得精神好了许多。他将毛衣、棉衣、大衣都穿在身上，但仍然感到冷。我曾要求送他去机场，没有获准，只好在家门口送行。他拄着手杖，镇定自若，庄严凝重地、一步步地走出来，踏上了他生命的最后一段路途。我们微笑着握手，郑重地道再见。我为他打开车门，两人再次握手。车开走了，我们依然互相挥手，向对方致以最后的敬意。车远去了，消失了，永别了，陶铸--我40年来的战友和伴侣！

一周后，我也搬出了这所留给我无限思念、无限苦痛和无限空虚的家。

11月30日，陶铸在合肥病故，假借烈性传染病，深更半夜以白单裹尸一烧了之。死前不许我们去，死后也不准去料理后事。从我们分别到他逝世，只有43天的时间。他满含冤愤悲怆，连同他未竟的事业，以及弥留之际未能与亲人诀别的遗憾，孤单单、凄凉凉地去了。

陶铸从1966年6月走马上任，到1969年10月抱病离京，我俩相依为命地在“卍字廊”生活了三年多。我补偿了以往由于工作繁忙，或者说是个性好强，而被忽略了的妻子的义务。作为报答，陶铸赠我一首诗，是用钢笔写在一片小纸片上的。我将它卷起，用塑料纸包紧，缝在棉衣里。直到九年后，“四人帮”被粉碎了，我才把它拆出来，公之于世，立即受到群众的喜爱，并被广为传诵。

赠曾志

重上战场我亦难，感君情厚逼云端。
无情白发催寒暑，蒙垢余生抑苦酸。
病马也知嘶枥晚，枯葵更觉怯霜残。
如烟往事俱忘却，心底无私天地宽。

如今，陶铸去世已经18个春秋，我也变成一个耄耋老者，然而这些如烟的往事，却一直不曾散去，它们在我眼前飘着，在我心里飘着。透过蒙蒙的烟云，我永远能见到一张面容，他是那样的清晰，那样的生动，那样的亲切。我突然觉得，陶铸根本没有死，他活着，活在一切爱他敬他的人们心中！

（曾志回忆，陶斯亮撰文，1987年）政治局常委陶铸只当了四个月的党内“第四号人物”就被江青打倒
2013-09-10 06:11 来源: 作者: 评论:189条

150、只当了四个月的党内“第四号人物”
政治局常委陶铸只当了四个月的党内“第四号人物”就被江青打倒。“文革”初期，全国6个大区中两个大区的一把手，即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受到重用：李雪峰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陶铸任中宣部长。毛泽东为什么选择他们取代被打倒的彭真、陆定一，委以要职呢？
李雪峰和刘少奇的分歧
李雪峰此时受到重用，应当与他和刘少奇的某些分歧有关。李雪峰的秘书张学忱回忆，1964年刘少奇在“四清”运动中提出以县为单位，派工作团集中优势力量进行“四清”。中南、西南、华东都支持，但华北李雪峰有不同意见。毛泽东知道以后，对李雪峰等人说：你们南北开战吧！毛泽东在8月底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又提到华北局的看法：派一万多人的工作队下去，倾盆大雨，是不是径流太大？但是，当时中央还是按照刘少奇的部署，按县派工作团。刘少奇在“四清”问题上的做法，在党内有不少异议。应当说，李雪峰的担心有道理。当然，李雪峰也不可能超越当时的历史条件，从根本上质疑这场政治运动。

李雪峰与刘少奇之间虽然只是工作中的分歧，却被毛泽东看在眼里。在1966年4月的杭州会议上，毛主席点名李雪峰同志接替彭真时表明，他认定雪峰同志“不是刘一伙的”。这年6月1日，报纸电台公布了李雪峰取代彭真接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的消息，这意味着他是毛泽东和党中央非常信任的干部。这年8月，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李雪峰当选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毛泽东“钦定”陶铸为中宣部部长
在打倒陆定一后，何人能出任中宣部部长呢？毛泽东将目光聚集于时任中南局第一书记的陶铸。陶铸在“四清”问题上和刘少奇没有分歧，但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提出三年困难时期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后陶铸反对。而毛泽东重用陶铸，应该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在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中，陶铸在政治上拥护毛泽东，紧跟毛泽东，深为毛泽东信任。所以，当邓小平向中央推荐陶铸来中央工作后，毛泽东一口应允了，且要他担任他认为问题多、错综复杂的中央宣传部部长。毛泽东认为，陶铸工作能力强，政策水平高，长期在地方工作，与刘少奇、邓小平仅是一般的工作关系，是完全可以信赖的人；陶铸敢讲话，用他向刘少奇、邓小平开炮，以贯彻自己的思想。
1966年5月，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决定，陶铸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陶铸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又被任命为“中央文革小组”顾问。毛泽东在审阅政治局常委名单时，用红笔特把陶铸勾在“周恩来”后“陈伯达”前，令其成为中共的第四号人物。
“第四号人物”只当了4个月
然而，随着“文革”的深入，这两位被毛泽东看重的人物，很快也被推到运动的风口浪尖上。陶铸成为党内“第四号人物”仅仅4个多月，就被江青、陈伯达等公开点名打倒了。
问题出在，在怎样搞“文革”的问题上，陶铸和毛泽东发生了分歧。尤其是在要不要把“文革”扩展到工矿企业和农村问题上，陶铸的思想和行动同毛泽东发生了尖锐冲突。毛提出工矿企业要搞“文化大革命”，认为光是学生不行。陶铸并不是反对在工矿企业搞“文革”，但他认为在工矿企业搞“文革”，一定要慎重，要有步骤，要“抓革命、促生产”，千万不能影响和妨碍生产。而这与“中央文革小组”和毛泽东有明显和尖锐分歧。陶铸在1966年的12月中下旬已经靠边站了，甚至政治局常委开会都没有他了。1967年1月公开地打倒陶铸，他成了和刘少奇、邓小平并称的“刘邓陶”之一。
李雪峰“政治明星”之路也很短暂查看李雪峰的简历，可知他只是在1966年5月至1967年初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这说明他在“文革”初期的政治明星之路，并没有走多久。
李雪峰主持北京工作后，当年8月下旬市委的一个负责人向康生反映他讲话多，搞“一言堂”，康生同陈伯达联名告李雪峰，建议撤他的职。毛泽东于8月29日单独找他谈话，提出：“职务先不动，保留，但可以不管北京的事了。”北京复杂，李雪峰不好继续干下去了。毛泽东于当年12月29日亲自批发了李雪峰的检讨，同时决定派他到天津去工作。李雪峰在北京、天津、河北干了3年，到1970年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后也成了阶下囚。他被解除职务，后被划入陈伯达反党集团，秘密押送安徽审查达8年之久。（摘编自《文史参考》《党史天地》《文史精华》《党史博览》）
http://www.chnlung.com/a/hongshi/hongsemishi/2013/0910/24433_2.html

151、一封终于发出的信（1）
陶铸的女儿陶斯亮写了一本书《一封终于发出的信 》（　当代中国出版社2013年8月出版），转录如下：
爸，我在给您写信。
人们一定会奇怪：“你的爸爸不是早就离开人间了吗？”是的，早在九年前，您就化成灰烬了，可是对我来说，您却从来没有死。我绝不相信像您这样的人会死！您只是躯体离开了我们，您的精神却一直紧紧地结合在我的生命中。您过去常说我们是相依为命的父女，现在我们依然如此。爸爸呀！你我虽然隔着两个世界，永无再见面的那一天，但我却铭心刻骨，昼夜思念，与您从未有片刻分离……
爸，九年前，您含冤死去；九年来，我饮恨活着。是“四人帮”害得我们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我简直无法想象您这么一条硬铮铮的汉子，是如何咽下最后的一口气；同样，您也想象不到在您印象中如此脆弱的女儿，又是怎样度过了那些艰难的岁月……
爸，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一天。1967年1月4日，半夜里有几个同学猛然把我从睡梦中叫醒，递给我一张《打倒陶铸》的传单，上面印着江青、陈伯达等人1月4日对一些群众组织的讲话，说您“背着中央文革小组独断专行”，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他们要“发动群众”把您“揪出来”。记得1966年11月我离开北京回上海时，妈妈曾对我说：爸爸还是有一定的危险性，弄不好就会粉身碎骨，你要事事谨慎……当时，我以为妈妈只是一般的叮咛，没有在意。可是，现在竟然真的大祸临头。同学们劝我赶快给家里打电话。电话是妈妈接的。她讲：“情况就是这样，可究竟是怎么回事，你爸爸也不知道，他当时还在接见群众组织的代表呢！”听了妈妈的话，我惊奇极了，也伤心极了。您知道女儿是单纯的，我不敢想，可无情的现实却逼得我不能不想：为什么江青他们要这样从背后捅您一刀？这难道光明磊落吗？可怜的爸爸，在您被抛出来的最后一瞬间还被蒙在鼓里，成了一个可耻的政治骗局的无辜牺牲者。党中央政治局的一个常委，政府的一个副总理，没有经过党的任何会议，党也没有做过任何决议，以后也没有追发过任何补充文件，就这样任凭几个人的信口雌黄，莫名其妙地被赶出政治舞台，横遭囚禁，我想不通，这究竟是为什么？为什么？
许多朦胧的往事一下子涌到眼前。我想起：不久前，有些叔叔、阿姨悄悄告诉我：“亮亮，你知道你爸爸为什么搬出钓鱼台吗？那是因为你爸爸到中央工作后，江青他们想拉他在一次中央会议上带头向小平同志发难，被你爸爸拒绝了。”“亮亮，因为保一些干部，你爸爸跟江青、陈伯达他们顶得很厉害，听说江青对他发了好几次脾气，这样下去可要吃亏的。”“亮亮，你该提醒爸爸，江青不好惹，能退让就退让点吧！”这些叔叔、阿姨的劝告当然都是一片好心，可我知道：违心的事爸爸是不会干的。当时，我虽然摸不清政治斗争的深浅，可心里一直为您不安，我万万没有想到大难临头得如此迅速，如此猛烈。我被这突如其来的惊涛骇浪打得头晕目眩……
8月，我们想尽了办法才得到允许去北京看您。那时，您和病中的妈妈被软禁在“卍字廊”的住所里。一路上，我不停地设想即将相逢的情景，当我兴冲冲而又心神不安地走进家门时，一眼就看到出来接我的您，您像孩子一样的高兴，但我却愣住了：一个声音嘶哑、头发花白、驼背的老人出现在我面前。这哪像我那生龙活虎的爸爸呀！爸，仅仅几个月的工夫，您怎么就被折磨成这个样子了呢？我心酸地仔细看着您：深感内疚的痛苦，茫然不解的思索，强捺着心里的愤怒，都汇集在您那皱起的眉峰和额头上，但您的目光依然炯炯有神，就像两团燃烧的火。看着您，我心酸，我心痛。我怕您看出我的悲痛，就假装着去洗脸，可是任凭怎样擦，也擦不尽刷刷下落的泪水；怎么忍，也忍不住喉头的哽咽。过了一会儿，妈妈进来找我，轻轻地对我说：“亮亮，你要坚强些，父亲和我都不喜欢你这样子。”爸爸，从那时起到现在十一年过去了，可当时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仿佛就发生在眼前……
在“卍字廊”的一个月，是我与您相处的最后一段日子，如果当时能知道这点，我一定会千倍万倍地珍惜它。当时，您已完全丧失了自由，饮食起居都有专人监视，您除了被带去看大字报外，只有晚饭过后的那段时间能到屋外的廊上放放风。您是个从不停息的人，可现在却硬是被关在笼子里，外面阶级斗争的疾风暴雨正在冲击着整个中国，您怎么能不为党和国家的命运、前途担忧呢？江青一伙虽然使您身陷囹圄，但他们何曾有一时能囚住您那颗为国为民的心！您有在思索时踱步的习惯，我记得，那时您每天都用急促的步子在不大的房间里走来走去，您经常是几个小时、几个小时地这样急促地走着，走着……虽然您从来没向我流露过一句内心的愤懑和焦灼，可我从那急促沉重的脚步声中却听到了您热血沸腾。您当时的情景真像是一只被关在笼子里的猛虎。爸爸，您可知道，从此我就不爱去动物园了，因为每当我看到孩子们兴高采烈地逗弄铁笼里的老虎时，立刻就想到您，一种触动隐伤的痛苦常常催我泪下……
我还记得，您多么珍惜那短短的放风。您经常目不转睛地凝视着四周池水里的荷花，对我说：“亮亮，你要好好记住它。你看它出污泥而不染，光明磊落，象征了一种崇高的品德。”直到今日，我眼前还时时清晰地浮现您当日目视荷花的那种专心致志的样子。爸爸，从此我也爱上了荷花，因为我知道，您是在用荷花来寄托自己的情操和志向啊！

152、一封终于发出的信（2）
由于监管的人监视很严，我们不能谈任何现实情况，您就给我讲历史上的贞节忠臣的故事。您是那样满怀激情地给我讲汉朝的范滂如何刚直不阿，挺身就险，跟擅权祸国的宦官阉党作斗争；您又是那样情真意切地给我讲为官清正廉洁、关心人民疾苦的宋代贤臣范仲淹，如何不畏权贵，抨击时弊，在被贬外逐时，还念念不忘“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有一次，您意味深长地给我讲李贺的诗：“我有迷魂招不得，雄鸡一声天下白。少年心事当拿云，谁念幽寒坐呜咽。”您说：“亮亮，你领会到了吗？李贺在这里寄喻了自己在困厄时的苦闷心情和他不甘在伤感中消沉的决心。”爸爸，您在这里借李贺的诗向女儿表达了自己的处境和心情，您是多么渴望着鸡鸣天亮啊！尽管在监禁中您也不悲戚伤感，仍然壮怀激烈地向往着“凌云”的心事。我看着，听着，我的整个身心都融会在您的思想感情中。爸爸，您可知道，您的气质使软弱的女儿也因此坚强起来，而且随着岁月的流逝，我对您当日的这些囚训，也就领悟得越来越深，到后来简直是刻骨铭心了。
妈妈经常为您担心。记得，有次她劝您：“人家已经批判你搞封资修，现在，你何苦还说这些！”您听后，气愤地说：“哼，我就是因为不会给他们叩头下跪才落得今天这个下场！以后，我就还要凭着这点骨气活下去。”11年过去了，您的这段话一直在激励着我，鼓舞着我。每当我在困苦挫折中稍存气馁和懈怠时，我的耳边就会立刻回响起您的这段话。这是陶铸的女儿，我也要有爸爸的骨气。
为了把您搞臭，江青等人无中生有地在社会上散布您是叛徒，然后又伪造民意，加害于您。那时，我单纯得像一泓清水，当我初次听到您是“叛徒”的流言时，我的心僵硬了。半年来，出自江青之口对您的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种种诬陷，我都嗤之以鼻。我从小在您的教育下长大，您是怎样一心一意为党和人民拼命地工作，我十分清楚。他们诬陷您反毛主席，可我看到的却是您每当谈到毛主席时的那种肃然起敬的景仰和深情。我从小就听您的教诲，我身上所有的对党和毛主席的感情，大都是从您那儿得来的，我怎么能怀疑您？我又怎么能怀疑自己？可说您是叛徒，我的心就乱了，虽然我脑海里装的都是过去那些叔叔、阿姨讲给我听的关于您在南京国民党狱中英勇斗争的故事，可这终归是听说呀，难道连叛徒这样重大的问题也能编造吗？有一次，趁监管的人不注意，我怀疑地质问您：“您出卖过同志吗？”听了我突如其来的质问，您一下子愣住了，十分恼火，愤怒地直视着我的眼睛，难过地说：“难道你也不相信爸爸？我是宁愿把自己的热血全洒在地上，也不会做对不起党的事的！”这件事我记得太清楚了，您当时的表情，是只有受了最大伤害和委屈的人才会有的。今天，写到这里，您写的那首诗又字字真切地出现在我的眼前：

狱中

秋来风雨费吟哦，铁屋如灰黑犬多。
国未灭亡人半死，家无消息梦常过。
攘外空谈称绝学，残民工计导先河。
我欲问天何聩聩，漫凭热泪哭施罗。
您这首诗其实我很小就读过，可那时不甚懂得它的价值，因此，日子一长也就慢慢忘记了。就在那次谈话过后不久，您再次把这首1935年在狱中写的咏志诗抄录给我。您当时的神态是那样严肃、坦然，眉宇间的凛然正气使我仅有的一丝疑问烟消云散了，我为有您这样一个经过铁窗考验的爸爸自豪。但同时，心里又罩上了一层阴影，我奇怪为什么在我们党内会有这么大的冤案？当时，您也和我一样困惑不解，我们多么渴望有一天能解开这个谜！现在，谜底揭晓了，诬害您的是江青之流，可是爸爸，您却长眠地下，抱恨千古了……
爸爸，您还记得江青他们策划的那次批判会吗？那是一个炎热的8月天，突然有一群彪形大汉闯进来，说是要开批斗会，二话没讲就把您押走了。妈妈正患病，可是这伙人仍然硬拖着妈妈去陪斗。你们走了，屋里是死样的沉寂，空荡荡的，只有屋外看守的沉闷脚步声陪着我在屋里发愣。我实在放心不下，想去看您和妈妈，又怕惹出麻烦被赶出去。正当我踌躇不决时，有个看守偷偷地进来同情地对我说：“您想去看就去看看吧，没关系的。”爸，至今我还常常以感激的心情想起这位同志，因为从他身上我看到了沉默的人民和民心。
我站在围斗的人群后面，悲愤地看着。当时，他们故意制造一种气氛，在那里拍摄电影，准备在全国放映。您和妈妈站在台前，那些人吼着，叫着，让你们低头认罪、背诵语录，而你们是那样不卑不亢，神态自若地对待不明真相的人的辱骂和围攻……对于这种人格的侮辱和摧残，我实在看不下去，不等结束就先回去了。我给您和妈妈准备热水，等你们回来好烫烫站肿了的脚……

153、一封终于发出的信（3）
批斗会结束后，十几个人押着您回来。您气呼呼地坐在椅子上，我端着盆走过去，忽然看到您的额头上有个大包，我扑上去想帮您揉揉，可您一把将我推开，愤怒地说：“别管它，让它留着。要不是相信共产主义，相信党和毛主席，老子今天和他们拼了！”面对您的盛怒，那些人不知所措，而我也受到了极大的震动。写到这里，啊，爸爸！好像您又怒容满面地站在我的眼前……
爸，我记得这段时间里，您也有过两次极大的喜悦。一次是您被带出去看大字报回来，高兴地对妈妈和我说，刚才见到了陈毅同志，尽管周围监视的人很多，但陈伯伯还是意味深长地向您点头致意，从陈伯伯的亲切目光中，您看到了党和同志的信任。在这个时候，还有什么比得到同志的信任更使您感到幸福的？当时，有许多老同志都很同情您的遭遇，他们常常冒着被牵连的危险，通过各种途径表示对您的关切。有一次，我碰到了康(克清)妈妈，她悄悄地把我叫到身边，询问您和妈妈的情况，分手时再三叮咛我，一定要劝爸爸、妈妈相信党、相信群众，要坚强地活下去。当我偷偷把这些话告诉您时，您微笑了。此后，每当我看到您在沉思时脸上露出幸福的微笑，我就知道，您又在重温同志的信任和爱，用它给自己的信仰淬火加钢……
我知道，您一直到死，心里都带着同志们的信任，它给予您斗争的勇气和力量。
爸，那是一段多么痛苦、难堪的日子啊！但生活仍然沿着自己的轨道前进。我至今能告慰自己的就是我也曾在苦难中给您带来过一点欢欣。那是一个夏日的黄昏，我轻轻地走近您，告诉您我有男朋友了。您高兴极了，激动地拉着我的手仔细地问：他是谁？是个什么样的人？当我把照片拿给您看时，您眯缝着眼认真地端详了好久，然后满意地说：“看样子人很聪明，有头脑，可你是否把咱家的情况都告诉了他？千万不要因为我连累了人家。”我知道您当时忧喜交加的复杂心情，赶忙说：“他什么都考虑过了，无论将来如何，都不后悔。”您含笑地点了点头，我以为这下子已经解除了您的疑虑，哪知道，第二天您交给我一封给他的信，里面详细地谈到了我的优点、缺点，您受审查的情况，劝他务必再做慎重考虑。爸，今天当我也有了子女时，我才越来越懂得，为什么当时您是那样地痛苦和不安：您既怕说的分量不够将来我受委屈，又怕自己受审查的严重情况吓住了这位您还不了解的年轻人。您长时间对自己的受屈从未呻吟过一声，可是，那天，您却怕自己的处境而妨碍一对青年人的幸福，感到那样愤怒和痛苦。信送走后，整天您焦躁不安，这天对您好像格外的长，直到我带来了回信。信写得很短，斩钉截铁地表示他不改变主意，他要和我结婚。这一来您再也无法按捺自己的高兴。您笑着在屋里走来走去：“我的亮亮有爱人了！”“我的亮亮有爱人了！”突然您猛地拉住我的手兴冲冲地对妈妈说：“咱们给亮亮的爱人送点礼物吧。”可已被抄了几次的家哪还有什么东西？您翻了半天才找到了一架旧半导体收音机和一个亚非作家会议发的手提包。您想了想，觉得太少，又从自己身上脱下了那件穿了多年的毛衣，对我说：“亮亮，再加上这件毛衣吧，虽说旧了些，但总是爸爸的心意。爸爸实在是再没什么可送你们了！”说着，您就哈哈大笑起来，您笑得那样爽朗，那样开心，没有一点压抑和阴暗。听着您的笑声，我的忧患和伤感也都消融了……
可是，他们哪里允许您有一丝一毫的欢乐呢！很快，他们就强迫我们分开，再不允许我和您在一起。
那一年是1967年9月8日，我和妈妈在广播里听到姚文元的文章《评陶铸的两本书》，每一句都如钢刀扎心。他们在搞文字狱！他们在用笔杀人！我愤怒，我神志恍惚，我悲恸欲绝！可妈妈仍是镇静地面对着这拔地而起的狂风，好像一切都已在她预料之中。我和妈妈相对无言，彼此心里都明白，您这次是被彻底抛出来了……过了一会，您走过来，两眼发直，悲愤地自言自语说：“姚文元这是置我于死地啊！”您一夜没睡，在屋里徘徊着，直到天亮。等我惴惴不安地再见您时，您已恢复了平静，好像是一夜之间您已经为自己在政治上做了最后的选择：斗争到底，绝不屈服！
一两天后，有人找我谈话，让我立即离开北京去东北白城子。当时我正发高烧，妈妈也患重病，体重只剩六十来斤。我要求暂缓几天再走，被拒绝了。为了不使您再伤心，妈妈和我没有把赶我走的事告诉您。我要走了。走前的那天晚上，我一直找各种借口呆在您的屋里，我想哭，又怕您发觉，只好强忍着。您看出我有些反常，以为是我身体不舒服，再三催我早睡，我只好走了，走了……这一夜，我辗转反侧，怎么也不能入睡，而您则通宵在看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我几次披上衣服要过去，都被妈妈拦住了。我躺在床上悲愤地想：我们究竟犯了什么罪？第二天破晓，我就起来了，见您的屋里还亮着灯，我知道您没睡，我在您的房前转了很久、很久，不能决定是否该进去同您告别。那时，我对这场斗争的残酷性怎么能估计得充分？幻想迟早总有一天会见到您，眼下您正处在极度的痛苦中，我怎么能再让您伤心？再说我也想避开使人心碎的送别场面，咬着牙没和您告别就走了。我在青海、甘肃一待就是五年，我万万没想到从此一别，就再也没能见到您--我最亲爱的父亲，甚至连一封信他们也不允许我给您写啊！爸，我的好爸爸，您可知道，这不告而别的憾事整整折磨我11年，11年啊！

154、一封终于发出的信（4）
11年来，我日日追悔莫及，每当想起这件事，就心如刀绞，泪不能忍……爸爸，在您最困难的时候，我被迫离开了您，我内心负疚，我抱憾终生……从此，您不但在政治上被蒙冤，在生活上又妻病女离了，在这几重痛苦的折磨下，妈妈后来告诉我，您一直保持着乐观，不向权势折腰，几次申请要去农村落户。您认认真真地对妈妈说：“我们老两口好好劳动，只要每月有30元钱，就能过得很好了。”您在一首诗中写道：“我欲卜宅漓湘，贫雇永结邻芳。沐浴东风浩荡，劳动学习昂扬。”后来，在整理您的遗物时，我们从散佚的文稿中发现了您在1967年10月1日，也就是在姚文元的文章发表22天后，您在纸上写的自勉：
自杀，就是有见不得人的事，不想把自己的问题弄清楚。当然也有这样的可能，就是你去见了马克思，问题还是弄不清楚。那也不要紧，事实终归是事实，最后还是可以弄清楚的，我相信我自己的四句话：“性质”纵已定，还将心肝掏，苌弘血化碧，哀痛总能消。
这是血和泪的控诉，这是火和钢的自由。这里面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是深思熟虑的产物，都是不屈不挠的结晶。我想，任何一个有革命正义感的人，看到它，都会情绪激昂，热血沸腾。他们会看到在自己面前矗立的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的形象：他既热情而又坚定，既有生的愿望而又不惧牺牲；他是一个有血肉身躯的平凡的人，他有着一般人的喜怒哀乐，也有着自己的缺点错误，但他更有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和一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心。
爸爸，您的女儿说得对么？
在大西北高原，我有了儿子，您知道后可高兴了。爸爸，见到小亮的人都惊叹地说：简直太像外公了。听到这话，我是多么高兴啊！人们常说，当胎儿的心脏在母亲的身体里和着母亲的心脏一起跳动的时候，母亲热爱和思念着谁，孩子长得就会像谁。爸，小亮是带着我对您多么深沉的眷恋之情成长、出生的啊，在他身上融进了我对您的全部的热爱和思念，他怎么能不像您呢？
可是，这个与您酷似，您最疼爱的外孙却从来没让您见过。丈夫来信讲：“我们多次请求把孩子抱进去让他外公看上一眼，都被拒绝了，我只有抱着不满周岁的小亮，伫立在萧瑟的秋风中，默默地等待在外公住处的门口，盼着外婆出来，看一眼小亮，然后回去把他咿呀学语的可爱乖相讲给外公听，引外公高兴……”每当接到这样的家信，我真恨不得插上双翅飞回北京。我想您，想得心都要碎了。我曾多次申请回家探亲，都被粗暴拒绝。突然，1969年10月下旬的一天，单位领导同志通知我马上回北京，这种意外的“开恩”，使我不知是喜是悲。在这之前，我，这个“叛徒”、“中国最大保皇派”的女儿是严禁离开西北的，可这次究竟是为什么呢？爸，在家时您常叫我傻亮亮，可是苦难使人变得头脑复杂起来，我觉得这件事来得蹊跷。提心吊胆到北京，丈夫来车站接我。他脸色阴沉忧郁，强做笑脸对我说：“亮亮，你只能见到妈妈了……”听到这话，我就像遭到了雷击，赶忙问他：“爸爸呢？”他避开我的眼睛，低声告诉我，根据林彪一号通令，爸被疏散去外地了。接着他说：“亮亮，别慌，听说安排得还好……”我知道他这是在安慰我，各种可怕的念头在脑际萦回，可我多愿他的话是真的啊！……
妈妈在一个临时住的招待所里等我们。她愈发瘦得可怜了，可是，妈妈的自持使我心静下来。爸，您可知道，您不在，妈妈就成了我唯一的精神支柱了。妈妈让我单独跟她待一会，当屋里只剩我俩的时候，妈的脸变得惨白，劈头就说：“亮亮，你爸爸活不长了，他得了癌症……”她抽泣，再也说不下去。爸，我长那么大，从没见妈掉过泪，可现在，妈却泪飞如雨。那时，只有那时，我才真正懂得了什么叫心如刀绞，我多想抱住她说：“妈妈，您就痛痛快快地哭吧，您就把胸中积郁已久的愤怒和悲痛全都哭出来吧……现在只有女儿一个人，您哭吧……妈妈，我的坚强的好妈妈……”可是，妈妈很快就控制住自己，给我讲起您的病和不久前被迫生离死别的情景。
爸爸，原来您在1968年10月就感到身体不适了，由于被监禁，就医有种种限制，一直拖到第二年4月胆囊受压，全身变黄，病显危态后，才被允许去医院治疗。妈妈告诉我，是敬爱的周总理亲自批示给您做剖腹探查，指名让全国最好的肿瘤和外科专家共同负责您的手术，并且让通知家属征求意见。当妈妈把总理的批示内容告诉您时，对总理的感激之情，使您这个铁骨铮铮的硬汉子竟热泪满眶，您欣然同意开刀。听到这里，我哭了。爸爸，总理想救您，可是晚了，就医太晚了啊！探查结果证明您得的是胰腺癌，虽然做了根治手术，可是到9月，病情再度恶化，此后您就再没能出过门。
爸，女儿是医生，我知道胰脏靠近腹腔的一个大神经节，癌块侵犯神经会引起极大的疼痛。妈妈在您的病情记录中写道：“经常痛得在床上东倒西歪，前趴后仰，每次痛过后都是一身大汗，要用几条毛巾才能擦干，像这样，一天要发作三四次……虚弱得连大便的气力都没有，每隔几天，就得用手给他抠大便……昏昏迷迷地睡着就讲谵语，有时听到在叫亮亮。”可妈妈却从没听过您哼一声。有时她看您太痛苦了，就劝您：“实在忍不住就哼几声吧，也许会好一些。”您说：“哼有什么用，你已经够苦了，听到我哼，会更难受的，为什么还要给你增加痛苦？我咬咬牙就过去了。”有一次，您夜里痛得实在熬不住了，就请求身边的监管人员给您几片止痛片，遭到的竟是厉声呵斥。极度衰竭的您，只好从床上挣扎着起来，踉踉跄跄，一跌一撞地去取药……即使到了这样的地步，您明知已患了不治之症，仍然倔强地对妈妈说：“不，我不能死，特别是这个时候，不应该死！”爸爸，可以说，一直到心脏的最后一跳，您都还抱着强烈的生的愿望。您死的时候才61岁……6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