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邓小平女儿回忆父亲遭批判、被抄家的日子（4）

在这期间，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有一些事，让我们全家人永远难忘。

我们的家在怀仁堂旁边，一个小胡同，从南到北前后四个院子。一院李富春，二院谭震林，三院邓小平，四院陈毅。原本，四个副总理，四户人家，大人们既是老战友又是老同志，关系亲密。小孩子们更是从小一起长大，像兄弟姐妹一样相处甚欢。“文革”以后，到处标语口号一片混乱，每家每人都忙于应付运动，自顾不暇。父亲被打倒后，我们更是不愿出门，不愿见人。有一天，我和大姐邓林从家里出去，走到胡同口，看见陈毅伯伯带着警卫员，正从外面走来。看他严肃地沉着脸，就知道一定是刚刚被迫看过大字报。许久未见，陈伯伯人瘦了，我们从小就熟悉的那副动人的笑容也消失了，只是他的腰板，还是挺得那样的直。我们知道，在“二月逆流”中，陈伯伯也挨了批判。为了不再连累他，我们自动躲着靠在一边。不想他一眼看见了我们，脸色一变，眉头一扬，老远的几步就跨了过来。他叫着我们的名字，并突然弯下腰来，像是鞠了一个躬似的，然后问道：“都好吗？”我们一下子愣住了，当反应过来，知道他是在问候谁时，心头一热，忍不住眼泪就要夺眶而出。我们赶紧回答：“都好。”陈伯伯连声说：“那就好，那就好！”说完，他又沉下了脸，缓缓向巷子的深处走去。当时，我们曾为此激动了好几天，却无论如何没有想到，这竟然是和陈伯伯最后的见面。

还有一次，公务员老吴回来，把一包香烟交给母亲。他说，在胡同里，碰见李富春的警卫员小孔，小孔看见周围没人，悄悄塞给他一包烟，小声说：“这是富春同志给小平同志的。”老吴看着小孔走后，半天才回过神来，赶快回家。父母亲看着这包香烟，许久没有说话。他们心里明白，在这艰难时刻，他们的老同志老战友，惦记着他们呢。

一年多前，邓小平送橘子给彭真。一年多后，李富春送香烟给邓小平。世事变迁，怎不令人感慨。

这种状况又维持了一个多月。9月13日，公务员老吴突然急匆匆地来告诉我们，刘家的孩子们被撵出家、撵出中南海了！刘家三个念中学的大一点的孩子，一人只让带一个铺盖卷、一辆自行车，给强行送到各自学校去了。小的一个上小学的，交给带她的阿姨也被强行撵出家门。老吴焦急地告诉我们，你们也要有准备呀。

这时，在家的只有邓楠和我。我们跟妈妈商量，无论如何不能像刘家的孩子那样被撵走，要走，也要有个去处。我们家还有一个老奶奶，即使我们能去学校，奶奶怎么办？奶奶解放后一直住在我们家十几年了，这么大年纪，总不能让她无家可归吧？刘家的孩子比我们家的小，就这么让人赶走，太惨了。我们不能像他们一样，我们的命运绝不能任人摆布。商量定了以后，我们也是铁了心了。

不久，造反派和中办的人真的来了，凶神恶煞地命令我们回学校去，命令我的奶奶回老家去，而且两小时之内必须“滚出中南海”！父母亲被软禁不能出来，我们姐妹二人对着造反派申辩起来，说要走可以，但必须给我们找一个住的地方，我们坚决不去学校住，奶奶也不能回老家乡下，那里根本没有亲人了，难道要她去死吗？除非你们用绳子把我们绑走，否则我们决不走！造反派吼，我们也吼；造反派凶，我们也不示弱。我们横下心来跟他们大声喊着，控制不住的眼泪一串串地顺着脸颊往下流。那些造反派见我们这个样子，没办法只好暂且走了。他们走后，我们放声大哭了一场。自从父亲被批判以来，一直到今天，所有的委屈，所有的愤怒，和即将与父母亲分离的悲伤，像洪水一样再也禁制不住，一股脑地倾泻出来。

知道逃脱不了被赶走的命运，我们把大姐从学校叫回来，赶紧一起收拾东西。我们在西屋忙着收拾，妈妈在北屋也忙着找。我们在屋子拐角的地方偷偷“交接”，妈妈找到一件，交给我们一件，她和父亲是想让我们把能带走的东西全都带走。

最终，我们胜利了。过了几天，造反派通知我们，给我们在中南海外面找了两间房子，但要在两小时内立即从这里“滚出去”。

临走的时候，我们分别悄悄地走到父母亲住的北屋和他们告别。妈妈趁我们去时，从她的屋里赶紧再拿出一些东西交给我们。妈妈的眼里含着泪水，从她手中接过东西时，我感到她的手烫烫的。爸爸正好在房后的走廊里，我走过去匆匆地亲了他一下，又匆匆地走了。爸爸是最爱我们这些孩子的，我不敢再多看他一眼。我知道，虽然他从来坚强，从来遇险不惊，从来喜怒不形于色，但是，与朝夕相处的儿女们分别，也许从此再也不能相见，对于他来说，这是最大的伤害。政治上的遭遇再险恶也打不倒他，亲人的生离死别，却是他最难于接受的。

121、邓小平女儿回忆父亲遭批判、被抄家的日子（5）

1967年9月的那个秋日，我们离别了父母亲，离开了居住了十年的中南海的家。

从那个时候起，父母亲开始了他们与外界完全隔离的囚禁生活。而我们这些孩子们，也开始了与从前迥异的人生道路。我们清楚地知道，我们的面前没有平坦的大路，我们将要面对的，是在中南海——那个往日的避风港——以外的漠漠人世。艰难的人生磨练，将时刻伴随着我们，无处可躲，无处可藏。

在此后的两年中，两个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和邓小平，一直在中南海各自的家中被囚禁。由于毛泽东对于刘、邓的处理有区别，因此刘、邓的处境也大不相同。

刘少奇被囚禁在中南海的家中，其夫人王光美被关进监狱，身边的工作人员换成监管人员。刘少奇——这位迄今为止尚由宪法承认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重病在身，受尽折磨，最后遭到遣送，惨死于河南开封。

而邓小平，虽也遭囚禁，但始终没有把他和我们的母亲分开。要知道，在艰难的时刻，能与亲人在一起是最重要的。只要能够两人在一起，即便被打倒被批判得再凶再狠，总可以从相互支持中获得安慰。

父亲的秘书早被调走，换了一个不知可以冠以什么头衔的人，实际在此尽看管之责。家中原来工作人员就不多，警卫员和司机调走了，但厨师杨维义和公务员吴洪俊保留了下来。他们两人在我们家都已工作了十多年，虽然对“走资派”也得批判、也得划清界限，但对我们这一家人还是相当有感情的。有他们在，一是父母亲的生活还有人照料，二是院子里总不至于显得那样的孤寂。特别要提的是老吴，他来自我们家乡四川，本来没有文化，也不懂政治，但在这场“革命”运动中，即便是他，也学会了很多的政治。有的时候，他还能把听来的或认为重要的事情，趁人看不见的时候，在后过道里偷偷地告诉母亲，使得处于完全禁闭状态的父母亲，可以得到仅有的一点消息。

在囚禁之中，父亲面对的是对自己的狂躁批判，有时还被迫根据一些造反派组织的要求为他人写证明材料。要为某人写证明材料，就说明这个人正在受到审查和批判。看到自己的同志和战友受到不公正待遇，父亲愤然而无奈，他只有用坦荡的直言为同志的清白作出证明。卫生部三个造反派组织要求父亲交待如何重用被打倒的卫生部长钱信忠，父亲于1967年11月3日写出说明：“钱信忠同二野的工作历史关系是很久的。我们，主要是我，对他是信任的。我和其他一些负责同志长期认为，他在主持卫生工作方面是较有能力的。他的外科手术在当时条件下是难得的。他的工作，特别是战场救护工作是努力的。所以我过去对他的总的看法是小毛病很多，但大的方面还好，对战争是有功绩的。钱信忠当卫生部长是总理提出来商量的，我是赞成的，对钱信忠任卫生部长事，我同安子文没有什么密谋。”父亲用这个证明材料，表达了对受迫害同志的同情和支持。

在那个年代，凡是被批判被打倒的人，都会被强制参加惩罚性的劳动改造，有些造反派甚至用强劳动来达到迫害和折磨人的目的。父母亲被关在我们自己家的院子里，要劳动改造，却没有什么可干的活。一开始让他们自己做饭，不过没做两天就不让他们做了。可能造反派突然想起，不能让这个大“走资派”接近刀子之类的利器吧。于是改为勒令母亲每天扫院子。刚开始是母亲一个人扫，后来父亲自动拿起扫帚，跟母亲一起扫。两年之中，无论刮风下雨，无论天寒天热，他们每天都扫，一笤帚一笤帚仔细地扫、认真地扫。在单调孤寂的囚禁生活中，这仅有的一点劳动，竟成为他们的一种需要，成为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不过，扫院子再怎样用心，也只有那么多的工作量，除此之外，父母亲就只有坐在屋子里，看书、看报、听广播，或者静坐沉默。

为了节省，两年之中，他们没有添置任何衣物。父亲有一件羊绒开司米毛衣，还是刚刚解放上海时，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的刘晓给他买的。穿了二十年，肘部已经磨破，怎么办呢？母亲会织补毛衣，她找了一些颜色差不多的毛线，把粗线破开，变成像开司米那样细细的线，然后用针穿上线，用织毛衣那样的方法进行织补。那么大的一片破洞，经她一补，竟然和原物所差无几，不知道的话，一眼都看不出来。还有那些破损的边角，母亲也都细心地一一补好。这件又破又旧的灰毛衣，就这样经母亲的巧手织补一新。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父亲一直穿着它，有新毛衣也不肯换。这当然不只是为了节省，要知道，这件毛衣上的一针一线，都记述着那被囚禁的日日夜夜。

到了晚上，院子寂静漆黑。空荡荡的房间里，只点一盏昏暗的小灯。父亲无言无语，闷坐抽烟。母亲先是看着他抽，后来也跟着抽了起来。为了节省，她只捡父亲抽剩下的半截烟抽。父亲知道母亲心脏不好，劝她不要抽，说：“现在你的烟瘾比我还大，将来怎么办？”母亲说：“我抽烟，是因为想孩子们。只要能见到他们，我马上就不抽了。”

这种囚禁的生活虽然难过，但可庆幸的是，他们总算没有像别的“走资派”那样受到残酷的人身迫害和摧残。

父亲没有受到其他“走资派”所受的迫害和虐待，这是毛泽东的意思，也可以说是毛泽东的一种政治安排。

（摘编自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

122、邓小平母亲、子女被撵出中南海的日子（1）

从中南海被撵出来后，中办在宣武门外一个叫方壶斋的胡同里给我们找了一个住处。那是一个院子，除了一些简陋的平房外，还有一栋据说是日伪时期建的小楼。在一楼的最里面，给了我们两间房子。院子里住的都是在中南海工作的工人，还有个别中办内部“犯错误”干部的家属。我们搬来以后，奶奶和我的弟弟飞飞住一间，我们姐妹三个还有一个在北京上学的表姐住一间。这个楼房已很破旧，木板地一走上人就咯吱咯吱地响。我们的住房和隔壁只一板相隔，那边的人咳嗽一下都清晰可闻。楼外院子中间有一个水龙头可以打水，厕所则在院外的街上。我们在走道里支上新买来的炉子，用冒着烟的木屑引着了煤火，奶奶为我们做了在这个新家中的第一顿饭。

把家安顿好后，我们感到十分庆幸。庆幸我们没有像刘少奇家的孩子一样被赶到学校，庆幸我们还有一个可以安身的地方，庆幸我们还有一个可以回的家。这个家虽然简陋，但它是来之不易的，是经过斗争得来的。当一切安顿下来，夜深人静之时，我们挤在木板搭的床上，久久不能安睡。我们想念我们的父亲，想念我们的母亲。我们知道，此夜此时，他们一定也不能入睡，一定也在想念着我们。

中南海不管怎么样，仍是一个“世外桃源”。到了方壶斋，则就真正到了社会上了。

院子里住的都是中办的职工和他们的家属，可能上面有交待，因此对我们都还不错。看我们刚来，还来问我们缺什么少什么，或给我们送点葱送点酱什么的。从中南海的家乍来这里，我们觉得破旧而简陋，但这些工人和他们的家人，则从来就住在这里，从来就过着这样的生活，从来也没有觉得不好。到这里来后，我们才知道，什么叫做老百姓的生活。那时候工人的工资极少，最低的一个月只有二十几元，多的也不过四十来元，还要养活老少三代一家子人。一些工人家属靠糊纸盒子或火柴盒挣钱补贴家用。有的工人家中连个正式的床都没有，两个长条凳搭个大木板，一家子人就睡在上面。吃饭也就是棒子面窝头加咸菜，带肉的炸酱面就是好东西了。衣服都是带补丁的，特别是那些小孩，能遮着盖着不冻着就不错了。看了这些，我们还有什么可抱怨的，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

我们学着过院子里普通工人家庭一样的生活。我们到院子里打水，到街上上公共厕所，拿粮票到粮店买粮，凭本到煤厂买煤，过年过节的时候排队买木耳黄花和五香大料，一周一次四五点钟起大早去菜市场排队买豆腐。副食店里有大腔骨卖，院子里一招呼，赶紧拿着家伙和大家结伴而去。很快地，我们就学会了这种生活、熟悉了这种生活。人就是这样，只要是心里头没有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就什么日子都能过，什么环境都能适应。况且，工人们就是这么过来着，比起他们来，我们还算“富裕”的呢。

这时，表面上，父母亲的工资仍然照发，不过钱由“组织”代管，发不到他们手里，要用得一次一次地申请。我们这些在外面的家人，因无任何生活来源，中办规定，每个孩子每月发给二十五元生活费用，奶奶每月只有二十元钱，都从父母工资中扣除。每月的“月例”，中办指定专人送到中南海西门，由我们去领。在中南海里面，妈妈知道我们在外度日不易，总是找借口多要一点钱送给我们。她一会儿说冬天到了该买棉衣了，一会儿说被子没带够要买被子了，一会儿说男孩子能吃粮票不够了，每月总是想尽办法，变着法子，不管钱还是粮票，能多加一点算一点。在中南海外面，二姐邓楠和我每月按时去西门门口领钱领粮票。有的时候，我们还能看到夹在钱中妈妈手写的单子和纸条。拿着纸条，看着妈妈那熟悉而又秀丽的字迹，就好像触摸到她那温暖的双手，令我们激动而更加想念不已。时间长一点，我们的胆子也大了一点，开始以各种借口多要一点钱，还特别利用这个机会要一些家中书房的书。一开始，对方态度不好，不答理我们，姐姐和我就在中南海西门外大声地争喊，闹着不走，弄得对方无可奈何。由于我们不惧怕，敢和他们斗，妈妈在内，我们在外，相互配合，我们除了能够多领到一点钱粮之外，还从家里拿出来了许多的书。就是这些书，伴随着我们度过了以后无数个艰难孤独的日日夜夜。两年之中，在中南海的大墙内外，父母亲和我们，就是通过这种唯一而又间接的方式，保持着仅有的一点联系。

123、邓小平母亲、子女被撵出中南海的日子（2）

这里，要特别提一下我的奶奶。

奶奶名叫夏伯根，是父亲的继母，是我两个姑姑的母亲。她是四川嘉陵江上一位老船工的女儿，嫁给我的爷爷做续弦后，成为家庭成员中唯一的劳动力和生活支柱。在我们家乡，奶奶是方圆几十里地有名的能干人，她会做饭，会做农活，会做衣服，会养猪养鸡。爷爷早亡，留下孤儿寡母的一大家人，全靠她一人撑持。在国民党统治下，顶着“共产党家属”的罪名，她藏匿过父亲他们寄回家乡的革命书籍，保护过华蓥山共产党游击队的伤员，支持女儿参加当地地下党的活动。她心里认定一条，就是共产党好。1949年，四川刚一解放，奶奶把门一锁，拿着个小包袱卷儿就从家乡来到重庆，从此成为我们家庭中的一个重要成员。奶奶来后，真是帮了妈妈大忙。由于工作忙，妈妈把家中的小事杂事全交给奶奶来管。我和弟弟飞飞都是奶奶带大的，后来我的两个姑姑的四个孩子也都是由奶奶带大的。奶奶不仅带我们长大，还给我们做饭做鞋做衣服。奶奶一双小脚，没有文化，大字不识一个，可是特别聪明，她会用心算算术，还每天听广播听新闻，国内国际大事儿差不多全都知道。我们长大一点儿后，她就教我们缝衣边儿钉纽扣儿，教我们腌萝卜做咸菜，教我们好多好多的生活常识。潜移默化，日积月累，我们从奶奶那里学到的东西，真是说之不完道之不尽。奶奶带大了这么多的孩子，操持了这么多的家务，爸爸妈妈总是说，奶奶是我们家的“大功臣”。

这次从中南海出来，父母亲不在身边了，但不幸中的万幸，是我们还有奶奶。奶奶原本就是劳动家庭出身，原本就在困难中度过了大半生，她什么都经历过，什么也不怕，什么也难不倒她。她虽不懂政治，但受到这么大的变动和冲击却没有慌乱。在方壶斋，街道上组织斗争她，她忍受着谩骂和侮辱，却一点儿都不怕。她凭着一股子硬气劲儿，心中只有一个念头：“我倒要看看怎么个结束！”有了她，我们这些孩子们，特别是我和飞飞，就有了生活的依靠。有了她，我们才可能比较快和比较容易地渡过难关。我们周围也有许许多多被赶出家门的“黑帮子女”，其中很多人和我们一样，没有生活技能和生活经验，不会生火，不会做饭，不会管理钱物。有的人吃了上顿没下顿，有的人衣裳破了不会补，有的人住的小屋又破又脏又乱。而我们，则有奶奶，有这最后的依靠。其实，奶奶不仅仅是我们的生活依靠，而且还是最为可贵的精神支柱。设想一下，如果没有奶奶，我们怎能如此顺利地适应生活？可能连“滚出中南海”后的第一顿饭都不知怎样着落。奶奶不仅照顾我们这一家人的生活，还特别富于同情心。罗瑞卿家的玉田、朵朵和点点，乌兰夫家的其其格几个女孩儿，也都和奶奶特别的亲。她们都是被赶出来没有家的孩子，偶尔来我们家或住我们家时，都是奶奶给她们做饭吃。在这些“没爹没妈”的孩子心中，奶奶，是大家的奶奶。

到方壶斋后，我们尽管仍可从父母那里领来一些生活费用，但由于不知道这种状况能够维持多久，不知以后还会遇到什么困难，因此，我们必须尽量节俭度日。奶奶特别会做饭，也特别会节省。炒菜虽然没肉少油，但放点儿她自己做的豆瓣辣酱，就香味四溢。买来腔骨，炖一大锅，可以做菜，可以煮面，也可以做汤。炸一碗酱，肉少点，酱多点，再买点切面（粮店里卖的新鲜面条），放点自制辣椒油，炸酱面的味道就自然不同。飞飞十六岁，在蹿个儿，正是能吃的时候。奶奶心疼小孙子，有时想给他做点肉菜，可飞飞不吃，说就爱吃炸酱面，有一段时间甚至故意天天吃、顿顿吃，足足吃了一个礼拜。

奶奶、飞飞和我在家里住着，过得总算安稳。而哥哥姐姐们却还得回所在的大学接受批判和管制，日子可就没那么好过了。

大姐邓林被中央美术学院造反派关起来。院内院外只要一有事件发生，也不管与她有关无关，都要把她拉出来斗一番，斗别人时，也要让她“陪斗”。大姐是个老实的人，对造反派的审讯和谩骂，她不会回嘴，不会争吵，只坚持一条，就是不管问什么，不知道的就是不知道。造反派让她“劳动改造”，美院所有的女厕所都让她一个人打扫。她每天兢兢业业，把厕所打扫得干干净净。她特别想家，担心在家的奶奶和弟妹。每次我去看她，她都问个不停，总想多说一会儿话，舍不得让我走。哥哥朴方在学校被造反派限制了自由，不能回家。他想念亲人，就和同在北大上学的妹妹邓楠约好，每个星期悄悄地在未名湖见面。未名湖畔，兄妹两人趁着晚上天黑看不见人，避开造反派的监视，畅开胸怀，相互交换消息和想法。哥哥对历史和政治知道得多，对形势也比较敏感，他给妹妹讲了好多对局势的分析。而妹妹则可以出学校可以回家，外面的消息多一些，也趁此时全数告诉哥哥。已经记不清楚在未名湖畔共有多少次见面了，只记得从小到大，兄妹之间，从未如此深地在思想上相互沟通过。

邓楠在学校虽也受到批判，但造反派允许她周末可以回家。她数学好，又会算计，所以我们那个在方壶斋的家，就由她全权管钱管家。可以说，在那两年中，对家里和弟妹操心最多的就数她了。每次从学校回家，她总要买点东西带回来。想买点水果带给弟妹，又嫌贵买不起。平时香蕉三毛二分钱一斤，偶尔可以碰到一毛二分一斤的处理品，便高兴极了，有点儿烂也没关系，赶紧买点给大家“解解馋”。有一次她看到卖旧木板子，就买了几大块，走了好远的路，累得呼哧呼哧地扛回家来。别看木板旧，买回来还真有用，后来哥哥拿这些木板，为家里做了一个小碗架。

124、邓小平女儿回忆父亲遭批判、被抄家的日子（3）

有奶奶管理日常生活，姐姐管理钱物，我和飞飞虽已十六七岁，却还不用为生计操心，整日在家就是看书。那时候外面乱得厉害，我们一搬到这儿来，远远近近都知道邓小平的“狗崽子”住在这里，我们出门在外，不是挨骂就是挨石头，最轻也是为人指点数落。由于厌恶世事，我们没事儿就呆在家里，不愿出去。这倒也好，呆在家里静下心来正好可以看书，只要能找到的能借到的，不管什么都看。那一阵子，真是读了不少的书。学校不上课，我们自己从书本上学。飞飞“文革”开始时上初中二年级，他偏科数理化，这时正好把初中课程自修完成，而后又开始看高中的书。他还十分爱学下围棋，经常把塑料棋盘放在床上，抱本棋谱，一边看一边摆一边学，偶有心得，还会小小地自鸣得意一下。我呢，则是喜文不喜理，文学的、历史的、政治的，有什么看什么，让自己全身心地投入知识的瀚海。真是“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冬夏与春秋”。在方壶斋这个小天地里，有奶奶的照顾，有哥哥姐姐们的关爱，再穷再苦我们都不怕。我们唯一的心愿，只是想过一种安定的生活。

可是，在大“革命”的狂涛中，哪有什么世外桃源？一些造反派听说邓小平的“黑”家属住在这里，便纷纷不请自来。造反派来了，还能干什么？不是批判就是抄家。他们要打倒邓小平，找不着邓小平本人，正好拿他的子女出气。他们来了，不管什么时候，不管白天还是黑夜，随时随地想来就来。他们来了，来了就是一顿喊口号和大批判，让我们这些“狗崽子”站在那儿低着头听。他们来了，来了就对年近七十的奶奶辱骂和吼叫，还动手推搡。他们来了，来了就是抄家，翻箱倒柜，随手把东西扔得一地都是，再踏上一只脚，以示“造反精神”。他们来了，来了就贴上满墙的标语和大字报，还打碎了玻璃，然后喊着口号扬长而去。一开始，造反派一来，我们常常会气得控制不住自己，甚至和他们争辩。有一次，看着他们的狂妄和野蛮，飞飞气得直发抖，让他们把扔到地下的东西拣起来。“黑帮”的“狗崽子”居然胆敢对抗！几个戴红袖箍的大汉一下子冲上来就要打飞飞，飞飞也涨红了脸要和他们拼。我看着着急，立刻抱紧了飞飞，大声哭叫起来。造反派看见外面有邻居围观，口中骂骂咧咧，总算没有出手。事后想起来，真是万幸避免了一场灾难，不然飞飞会被他们活活打死的。“文革”中，人命本来就不算什么，更何况我们这些“黑帮子女”。后来，抄家的多了，我们也习惯了，不跟他们争也不跟他们吵了。抄家的走后，看着满屋的散乱狼藉，看着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标语，我们一件一件地收，一件一件地拣，把标语、大字报一张一张地往下撕，心里充满了悲伤，充满了凄凉，充满了对造反派的仇恨。
我们在家里面对的是随时会来的抄家，哥哥姐姐们在学校里面对的则是造反派无休无止无穷无尽让他们进行的揭发和检查。我们是全国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的家人，是最黑最黑的“黑帮子女”，是让人随便可批随时可骂的人下之人。在我们身上，没有人道可言，没有公理可讲，批判、抄家和责骂是家常便饭。这一切，我们都无言地忍受了。但是，我们没有想到，更大的不幸还在后面等着我们呢。

125、邓小平母亲、子女被撵出中南海的日子（4）

8月末的一天，是令我们铭心刻骨的一天。

我接到二姐邓楠从北大打来的电话。她说：“哥哥摔了。学校要把他送回家！”

邓楠回来后告诉我们，哥哥因不堪虐待，不愿再受凌辱，趁看押的造反派不注意时跳楼以示最后的抗议。行前，在一封信中，他写道：“我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特别是对我父亲的问题很不理解。”他写道：“造反派非要我讲，我不能讲，在这种情况下，我实在无路可走了……”朴方摔伤后，北大造反派也慌了。他们把朴方送到一家医院，医生一听是“第二号走资派”的儿子，竟然拒绝治疗。此后一连送了几家医院都不收。真是一个惨无人道的黑暗年代，人的性命，贱如草芥。后来听说聂元梓急了，硬让与她同一派的北医三院收下了事。

朴方刚摔的时候，第十一、十二胸椎和第一腰椎压缩性骨折，下肢虽不能动，但腹部以上仍有感觉。按任何医疗程序讲，在这种情况下都应马上施行手术，进行清创减压，否则脊椎内的出血会向上逆行，凝结后会加重截瘫病情。如果当时哪怕有一丝一毫的人道主义，如果能够及时进行手术，朴方是不会致残如此的。但在那个年代，在那种政治气氛下，对朴方这样的“反革命黑帮子女”，对“自绝于人民”的“反革命”，送医院没让人死已经算是“宽大”处理了，根本不可能给予什么治疗。就这样，朴方的截瘫平面一天天地上升，由原本的第十一胸椎，演变到第七胸椎水平。也就是说，造成了从胸部以下全部失去知觉，大小便功能丧失，无可挽回的高位截瘫。

大约十天左右，性命好歹保住了，造反派便通知邓楠，说现在危险期已过，他们不管了，要把朴方送回家去。

邓楠听见学校说不管了，要把朴方送回家，连伤心带着急，立即坚决地反对说：“送回家不行！我要求回家和家里面商量一下。”获得造反派准许之后，邓楠赶快坐公共汽车回家来见我们。

奶奶、邓楠和我，坐在方壶斋那不见阳光的小屋里，眼泪不住地往下流。邓楠和我商量，人是北大造反派整的，不能就这样把看护的责任推给我们，更不能让他们把一个连危险期都还没有度过的病人送回家来。如果真送回家来，仅凭我们几个人和年老的奶奶，怎么照看他，怎么给他看病？不行，我们得想办法，我们得去找人，去找中办！

我和二姐到中南海西门，说我们要找中办的领导，没人理我们。我们说要找平时给我们送生活费的那个工作人员，也不给我们找。没人理睬，怎么办？我们找到一个公用电话，绞尽脑汁地回想原来记得的中办有关单位的电话号码。我们一个一个地拨，一个一个地打，打了一个遍。接电话的，有的说这事不归他们管，有的说你们找北大去，有的二话不说就挂断了电话。最后凭着记忆，我们拨通了中办警卫局值班室的电话。和其他人一样，他们也说不管。我们急了，就在电话中狠狠地说：“人是你们弄成这个样子的，我们孩子之间没有看护的义务，我们父母还在中南海，要送就送到我们父母那里！如果你们敢把人送回家，我们就把他抬到大街上，抬到中南海大门口。我们要对所有的人说，这是邓小平的儿子，让他们弄成这样啦，你们大家看看吧！你们只要敢把人送回来，我们就敢这样做！”

放下电话后，我们仍然情绪激动，甚至激动得手都颤抖。站在中南海外，望着那斑驳剥落的高高红墙，我们两人觉得那样的孤单，那样的无助。这个时候，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在这漠漠人世上，有谁能够帮助我们啊？

从此，我们明白了一个道理，在这样的时候，在我们真正困难的时候，没有人能够帮助你，也不会有人帮助你，只有自己靠自己。我跟姐姐商定，无论如何也不能让北大把人送回家来，这次就是拼了，也要和他们斗！

我们绝不妥协的坚决态度，终于取得了成果。不知是谁最后作出了决定，北大的造反派放弃了把人送回家的打算，转而把朴方送到北大校医院。

十二中全会后，邓小平没有被开除党籍。北大造反派的劲头好像一下子小了一半儿，对邓小平儿女的兴趣也就没那么大了。他们渐渐很少来校医院，而后根本就不来了。只有刚刚进校的军宣队和工宣队偶尔来视察一下。哥哥的病房，居然有幸成为一个被造反派“冷落”的角落。我们竟然还可以在没人的时候，偷着看《红楼梦》，也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

“文革”运动没有停步，事情的发展和变化也没有停止。可能是运动中发生的非常事情太多了，多到毛泽东都有所风闻。在1968年马上就要过去的时候，也就是12月26日，中央发了一个《关于对敌斗争中应注意掌握政策的通知》，其中，毛泽东亲自加上一段话：“即使是反革命分子的子女和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的子女，也不要称他们为‘黑帮子女’，而要说他们是属于多数或大多数可以教育好的那些人中间的一部分（简称‘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以示他们与其家庭有所区别。”从这个“一二二六”指示以后，我们的“头衔”改了，不再被人叫作“黑帮子女”，而被称作“可教子女”。还是毛主席说话管用，那些原来对我们声严色厉的造反派，不管情愿也好，不情愿也好，态度只能有所收敛。而我们，不在高压之下，日子可就过得轻松多了。

本来，日子就这样渐渐地过去，渐渐地平静下来。却不料，一场声势浩大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又轰轰烈烈地开始了。我们家只有我和飞飞在中学，属于要“上山下乡”的范畴。1968年12月，飞飞随他所在的师大一附中的同学，首批被分配到山西插队。飞飞最信任哥哥，他到北大校医院问哥哥：“学校让我们下乡，怎么办，去不去？”哥哥听说他最心疼的小弟弟被分配插队，心里很伤心。他想了想，说：“去下乡，不知以后会怎么样，也许别人能回来，你回不来。不去下乡，政治上会留下个包袱，说你不响应上山下乡号召，以后可能更不好办。”听了此话，飞飞说：“那我就去。”

弟弟走后不久，到了1969年的1月，我也随着所在北京师大女附中的同学，去陕北延安地区插队。在向西行驶的火车上，我度过了十九岁的生日。我们那个在北京方壶斋的家，除了大姐、二姐有时从学校回来一下，就只剩下七十岁的奶奶，靠着每月二十元生活费，一个人艰难度日。

（摘编自邓蓉：《我的父亲邓小平》）

126、邓小平长子邓朴方在文革时的悲惨遭遇

1966年6月1日，当《人民日报》发表那篇著名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时，当天晚上中国大陆便播出了北大红卫兵头头聂元梓的第一张大字报，邓朴方和他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的毕业班同学正搭火车从外地结束“四清”工作回北京。

回到学校，邓朴方和其他对政治很积极的同学一样，立即投身“文革”洪流，而且被选为系里的文革小组副组长。

在这场斗争开锣后不久，邓小平就成了箭靶子。1966年12月14日，他最后一次露面后，就成为斗争的对象，在此之前，邓小平已预感不祥，他告诉子女们说：“如果是人民内部矛盾，家庭关系还可以保留，如果是敌我矛盾，可以断绝家庭关系。”

1967年9月，邓小平全家从中南海被扫地出门。到了1968年春天，聂元梓把邓朴方和当时也在北大技术物理系念书的妹妹邓楠秘密关在北大物理楼实验室内。在长达四个月的折磨中，聂元梓等人要他们兄妹揭发父母的“罪行”。值得邓小平和卓琳夫妇骄傲的是，邓朴方、邓楠兄妹拒绝和红卫兵合作。不管是遭到毒打、遭到开除党籍，邓朴方都拒绝开口斗争他的父母亲。于是，他大祸临头了。

1968年9月，聂元梓唆使一群红卫兵把邓朴方关进一间被放射性物质所污染的实验室里，并把门封死。

北京大学有一个校园广播站，每日定时广播，高音喇叭在校园的每个角落都听得见。一次，广播站在播说北大新闻时，突然宣布：经查获，“黑帮老大”邓小平的儿子、我校物理系学生邓朴方，与某某等人结为“反党小集团”。他被宣布为“反革命”。
这个消息正好被邓朴方听见，虽然是无中生有的新闻，但当了“反革命分子”还得了？对邓朴方是一个莫大的打击。为了表示自己没有反党，证明自己的清白，绝望之中的邓朴方情急之下采取了一个决然的行动，决定以死证明自己的清白。

刚刚少年长成且又血气方刚的邓朴方选择以死证明自己清白，一他确实没有反党且对认为自己对党是忠诚的；二以这种方式也表明了他多少还有些幼稚，死前他还偷偷写下了绝命书，其中说：

我无限忠于党，忠于毛主席。但是，由于我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特别是对我父亲的问题很不理解，在“文化大革命”中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这些话涉及到无产阶级司令部核心秘密的事，这些不能扩散。现在造反派非要我讲（不可），我不能讲。在这种情况下，我实在无路可走了……

然后，邓朴方利用上厕所的机会，推开一扇窗，从三层楼上一跃而下。结果，身体在空中被一根铁丝于腰部拦了一下，之后翻了一个滚，背部先落地。“嘭”的一声落地，他的脊骨第一腰椎和第十二胸椎骨折断了。掉在地上后，他当场晕了过去。邓朴方时年24岁。

这一摔，改变了他的一生。他起先是双腿瘫痪，后来因为红卫兵拒绝让他到医院去医治，一拖再拖，终于自腰以下半身不遂。

在文化大革命那种残无人道的岁月里，人间还是有温暖的。当邓朴方跌伤后，北大医院当局拒绝收容他这个“全国第2号走资派”的儿子，在灰心绝望之时，他碰到救星。一名叫王凤梧的工人以无产阶级宣传队员的资格被派到北大，由于他是工人，红卫兵对他敬畏三分。他见邓朴方的惨状，便用一辆平板三轮车拉着已不能动弹的邓朴方到处求医，屡遭拒绝。最后，积水潭医院的医生终于答应替他会诊。

结果是：第1腰椎、第12胸椎骨折，双下肢截瘫，高烧摄氏40度。据邓朴方的妹妹邓榕1984年在那篇极感性的回忆“文革”的文章《在江西的日子里》中叙述：“凭着一股正义感，王师傅对我哥哥十分同情，认为应给予起码的革命人道主义的治疗。哥哥到江西后，王师傅便不断向上写信、申诉，从北大、到市委，四处奔走，呼吁给我哥哥治病。”邓榕说，到现在，他们还经常和这位王凤梧师傅联络。但是，对邓朴方有救命之恩的王凤梧一家人从未向邓家提出任何要求。

受伤后，邓朴方最痛苦的日子可能要数他被送进北京郊区清河救济院的那半年的岁月。由于他的病当时医生已束手无措，便把他送去清河救济院。有一篇写邓朴方的文章这样描述他第一天到达清河救济院的情形：“开午饭啦，80多岁的老护理员、孤寡老人朱大爷拖着两条长长的鼻涕，给邓朴方盛了半碗熬白菜，又递给他一个黑不溜秋的馒头。”至于清河救济院的情形，据当时到那儿去探视他的王凤梧说：“当我推开门进去，一股难以忍受的大小便气味熏得我直流眼泪。脏兮兮的床上用品已经用了好几个月。”然而，就在这么恶劣的环境中，邓朴方和他“第4病室”里的“哥儿们”一起劳动，用铁丝编字纸篓赚钱，一天编12小时，每编一个赚4分钱人民币，每个月赚四五块钱。

邓朴方说，这段岁月最难熬，因为他急于知道众人、尤其是父母亲的下落。他说：“后来我知道，他们也在想法子找我，可是都不敢明问，只能暗中打听。”

过了半年，邓朴方在天津的姑姑终于找到他了。经过四处奔走，终于把他接出清河救济院，并且把他安排在宣武门一座小四合院一间小房间里。这时候，被软禁在江西新建县望城岗的邓小平、卓琳和奶奶夏伯根也得到邓朴方的消息。邓小平于是写信给中央，周恩来亲自批准邓小平接邓朴方到江西和他们团聚。

林彪事件后，整个中国大陆的政治风向又改了，邓小平获准回京，他立即向“中央”要求让邓朴方接受治疗。这回周恩来又亲自批示：“邓朴方的病，还是请三○一医院治。”三○一医院是北京最好的医院，名医群集，一向是中共高层人员的专属军医院。

邓朴方1972年4月在邓榕陪同之下，住进这家医院。但是，文革中期，许多医生受“文革”波及，都下放改造，一直到1974年夏天，也就是“文革”末期，一些被下放的医生被解放回北京原单位，在钱信忠大夫的主持下，上海骨科专家和三○一医院骨科专家正式给患了6年瘫痪的邓朴方会诊，并进行一次诊断性手术。结果发现：他的胸部及腰椎骨折严重。邓朴方说：“当时我一翻身，身体长的骨头就嘎吧嘎吧地响。”此外，他的胸骨第十二到第六节之间的脊髓纤维化坏死，他的截瘫也因此从双腿上升到双乳的地方。当时医生们认为，6年前，如果给予适当治疗，他的瘫痪应该可以降到大腿以下。可是，长期骨折形成血肿，血液沿脊椎腔向上蔓延，并长期压迫脊髓，那段脊椎已无法复原。这时候，邓朴方也等于接受了命运的正式宣判：今后，他永远不能站起来了。在三○一医院的病榻上，他常为病友、护士、医生修理收音机、电视机打发时间，还曾给自己组装过一架黑白电视机。他说：“我是搞物理的，对这些技术有兴趣。”

1977年农历新年前夕他出院。出院那天，他特别要人推着他到清河救济院去会会过去第4病室的哥儿们，和他们过除夕。此后，每年的春节他一定回清河救济院。他说：“那些哥儿们毕竟是我的患难之交。”

关于自杀，2004年12月邓朴方在接受中央电视台的《面对面》节目的一次采访中谈过：

记者：最后是什么样的压力情况下，会让你感觉到(绝望)？

邓朴方：说老实话，我自己也很革命，当你非常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很强烈的革命者，被当做反革命，你处处被作为反革命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不能忍受的，所以一旦听到他们开始称呼我反革命，我就想我到头了，该结束了。

记者：你开始采取这个极端的行动的时候，肯定是抱着一个必死的(想法)。

邓朴方：对，当时的想法就是已经到头了。

为什么邓朴方被打成反党集团呢？邓朴方后来回忆：

（他们）说我攻击江青。我也不是攻击，就是江青在北大讲话时很不像样子，我在底下说了一句看你猖狂到什么时候，被人听到了。

邓朴方跳楼后的情况是悲惨的，邓榕回忆：

朴方摔伤后，北大造反派也慌了。他们把邓朴方送到一家医院，医生一听是“第二号走资派”的儿子，竟然拒绝治疗。此后一连送了几家医院都不收。……后来听说聂元梓急了，硬让与她同一派的北医三院手下了事。（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第96页。）

邓朴方在父亲复出后，立志为残疾人服务，创立中国残疾人联合会，成为中国残疾人事业的开创者。

127、邓小平胞弟在文革中被逼自杀
文革中，邓小平三弟邓蜀平被逼自杀。在四川广安邓氏四兄弟中，老三邓蜀平也算是一个传奇。但是，他从开始到结束都充满着悲剧的色彩。在毛毛（邓榕）写的《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这样介绍他：

我的三叔邓蜀平（邓先治）解放前是个小地主，人没有什么本事，还抽点鸦片烟。解放后父亲把他送去戒了烟，让他受了点革命教育，然后一直在贵州省六枝地区做点工作。‘文化大革命’期间，因本人的地主成分和他兄长的倒台受牵连，被迫害致死。（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

邓蜀平的悲情色彩从他少年时就蒙上了。在他之前两个哥哥邓小平、邓垦先后出川求学，成为了有用之才。但他却遭到父亲的坚决反对。1936年春节一过，他瞒着家人不辞而别准备外出闯天下。结果引发悲剧：

父亲为了找回他，病情恶化客死异乡。辗转得到消息的他不得不在悲痛和失望中回家吊丧，安埋父亲。

从此，邓蜀平不得不在家乡娶妻生子，还承继父亲的衣钵，当起了“袍哥老大”，以后因为邓家的威望，还当上了广安县国民党参议院参议长等职，变成邓榕所言的“小地主”。但是，这个小地主并不小。熟悉邓蜀平的西南人民革命大学教员尹骐后来回忆：

邓家在川北广安县虽不是豪门巨富，但也算是一户拥有不少土地的殷实人家。（尹骐:《邓小平之弟邓蜀平的故事》。）
邓榕说他“人没有什么本事”，可能是与他的两个哥哥相比吧。事实上，解放前，邓蜀平在广安还是一个知名人物。他还不完全是一介平民，而是在当地有一定影响的，甚至被认为是一位能够呼风唤雨的人物，他参加过在当地很有势力的帮会组织，被人称为“袍哥”大爷。他在当地说话办事，就是国民党的县太爷也不能不给他点面子。（尹骐:《邓小平之弟邓蜀平的故事》。）

1950年春，邓小平担任西南局书记后，把他召到重庆，吩咐说：立即回协兴去，把全部家产分给穷苦农民，一样不留。邓蜀平立即付诸行动。然后，带着老婆谢全碧双双进入了西南人民革命大学。

此时，他已经年过四十。

在西南军政大学毕业后，邓蜀平和老婆一起分配去了贵州工作。尹骐回忆：

直到20年之后的"文化大革命"中期，我从北京到贵州的一所大学去任教。在省城，我遇见了两位当年在西南革大的同事，顺便就向他们问起了一些当年被分配到贵州去的学员情况。关于邓蜀平，他们说他一直在贵州工作，表现也一直较好。后来被当作“民主人士”而受到了重用，当过郎岱的副县长，后又调任六盘水特区的六枝市副市长。“文化大革命”的风暴突然掀起后，以邓蜀平的特殊经历和地位，自然是在劫难逃的。况且，邓小平在“文革”前期一直被定为党内第二号的“走资派”。

邓蜀平的离开川北老家以及后来的参加学习，安排工作，获得“重用”等等自然都被看作是邓小平“包庇”的结果。邓蜀平在贵州那个偏僻地区就更是被斗得死去活来。到最后，他就干脆“自绝于人民”，畏“罪”自杀了。（尹骐:《邓小平之弟邓蜀平的故事》。）

128、“邓小平专案组”（1）

1968年3月5日，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杨成武、谢富治、叶群、吴法宪、汪东兴等十人，给毛泽东和林彪打了一份报告，说有许多揭发邓小平的材料没处存放，建议在“贺龙专案组”内设一分组，收存有关邓小平“问题”的材料。毛泽东批示：可以。林彪圈阅表示同意。

这应该算是“邓小平专案组”的正式成立。“刘少奇专案组”早在一年前就成立了，“邓小平专案组”在此时成立，说明在新的形势下，毛泽东同意加紧对邓小平进行更深入的审查。

成立“邓小平专案组”，邓小平本人却不知道。5月21日，他写信给汪东兴，要求见主席，如果见不到主席，亦希望见见汪东兴。汪东兴将邓小平来信报毛泽东，毛泽东指示：在23日中央文革碰头会上读一下邓来信，议一下，征求大家的意见是否与邓谈话。毛泽东让征求“大家”的意见，林彪和中央文革这些“大家”根本不可能同意与邓小平谈话。邓小平的要求被拒绝了。不过，在邓小平已经被彻底打倒的情况下，毛泽东还要让“大家”议一下邓的来信，说明毛泽东还没有忘记邓，还在某种程度上关注着邓。对于林彪、江青等人来说，这可不是什么好事情。

是的，直到此时，毛泽东还一直试图在批判的同时将刘、邓有所区别，这是他在深思熟虑之后的一个并非无意的安排。但是，他的这个安排，却让林彪和陈伯达、江青等“文革”大员很不满意，甚至心存忐忑。林彪和中央文革两班人马一齐上阵，责令“专案组”加紧搜罗证据，要将邓的“问题”铁板钉钉。

“邓专案组”立即紧锣密鼓地开始工作。他们用极大的“工作热情”到处搜罗批邓材料，并申请到中央组织部查阅了邓的档案。看了材料以后，他们感到，仅靠揭发的材料，要定罪实在太不够了，但中央又不准直接提审，怎么办呢？于是，他们想出一个点子，让邓自己写一份历史自传。“专案组”要求，自传要从八岁起写至现在，要保证做到：一、详细具体；二、内容准确；三、写清各个历史时期的证人及他们现在的住址；四、材料随写随送；五、限定最迟7月初全部写完。此报告经黄永胜批准后，由中办主任汪东兴转邓。

接到让写自传的指令，父亲并不知道是“专案组”的主意，而以为是中央的要求。他没有任何推诿，极其认真地拿起笔来，伏案书写。

从1968年6月20日起，到7月5日，父亲用十五天时间，撰写了他的自传———《我的自述》。在长达二万六千五百字的《自述》中，父亲回顾了他的出生，他的家庭，他在私塾的发蒙，和他几十年都没有去细想过的父亲；回顾了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和出川出洋的经历；回顾了在法国当学生和做苦工的生活；回顾了留法时期革命的起点、革命的生活和革命的同志们；回顾了大革命和上海地下党激昂险峻的斗争生活；回顾了红七军、红八军的建立、战斗、失败和成长；回顾了江西中央苏区的坎坷和长征的历程；回顾了抗日战争战场和一二九师的战友们；回顾了大别山、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和解放大西南；回顾了十七年建设新中国的努力和十年总书记的工作……。

翻开这份《自述》，可以清楚地感到父亲的凝重和认真。在他的回忆中，历史的每一个瞬间，仿佛都在他的脑海里重现重演。他清楚地记述了自己人生道路的每一步脚印，实事求是地回答了别人提出的每一个疑问和责难，对于自己的一生，不论功，只讲过。同时，像当时所有犯有“错误”的人一样，在回顾和“讲过”的同时，不得不再一次被迫违心地作出检讨。

在被迫检讨的同时，父亲以他特有的政治敏感，感觉到了那甚为微妙的毛泽东的“区别”对待。而以几十年的政治阅历，他十分明晰事物所存在的复杂性和反复性。在当时那种危难的政治形势下，他要求的无非是一条，争取留在党内，保住这政治上的最后一道防线。他知道，毛泽东能看到这个《自述》，因此，在最后，他写道：“我的最大的希望是能够留在党内，做一个普通党员。我请求在可能的时候分配我一个小小的工作，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给我以补过自新的机会。”

作为一个有四十多年党龄的老共产党员，哪怕在最艰难的时刻，他都不会忘记自己的责任。他从来没有因一时之冤屈而丧失信心，从来没有失去过希望，从来没有放弃一切可以争取的机会。

129、“邓小平专案组”（2）

在父亲伏案撰写《自传》的同时，“邓专案组”也一点儿都没闲着，他们开始起草一份关于邓小平“罪行”的“综合报告”。林彪和中央文革一伙对彻底整倒邓小平可谓是心急如火，“邓专案组”的上司“二办”，也就是由林彪集团控制的“中央专案组第二办公室”，几乎隔几天就来个电话，催问进展情况。以整人为专长的康生，也在人大会堂小会议室，接连召开了几次案情专题研究汇报会议。

在“文革”中，一个人如果仅仅犯了“走资派”错误或“路线”

错误，就不容易打倒，或是打倒了也容易“翻案”。一定要有“历史问题”，诸如叛徒、特务等，才算是铁板钉钉的“罪行”，打倒后才可能使其永世不得翻身。但是，邓小平没有被捕过，没有脱过党，弄了半天，也只有“现行”问题。后来回想此事，连父亲自己都感慨地说：“我这个人很幸运：打仗没有受过伤，做地下工作没有被捕过。”

没有历史问题，也得找出历史问题，“邓专案组”的任务就是要绞尽脑汁千方百计地去找。6月18日，江青在关于邓小平“罪行”的汇报会上说：“邓小平的材料，你们要认真分析，这个人很可能是叛徒。我一直在分析他的材料，和你们一起同他斗争。他的历史问题和现行问题要一起抓。”会后康生把“专案组”组长找去，交给“专案组”由他亲自保存的“批邓小组”编写的十大本材料，还有当年红七军老同志的“交待材料”和照片。

“邓专案组”埋头苦干，历时一个半月，九易其稿，编了一份邓“罪行”的“综合报告”。7月25日，他们全体到人大会堂东大厅，专门向康生、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作详细汇报。康生作了指示，说现在看来材料不少，关键在如何运用，历史部分弱了，吴法宪说邓入党有问题，介绍人都死了，死无对证。

会后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与“专案组”到京西宾馆四楼，连续作战，仔细从头研究修改。直至第二天拂晓，这份“综合报告”———《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邓小平的主要罪行》终于定稿。全文共七个部分，一万五千余字。

“邓专案组”将这份来之不易的“成果”立即上报“二办”。不到二十四小时，此报告已从康生、黄永胜、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张秀川等处传阅一圈。康生批示：“争取尽快送呈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中央文革各同志审阅。打印五十二份。”两天后，康生办公室多次传话给“邓专案组”，说康老对综合报告很满意。

虽说康生对报告表示了“满意”，但“邓专案组”仍觉得“历史问题”分量不足。他们加班加点，寻找“疑点”和“漏洞”，一而再、再而三地认真“研究”后，认为在邓小平长达四十多年的革命历史中，唯一可能进行“突破”的，只有红七军时期所谓“逃兵”问题，有必要就此问题继续深挖，以求把历史问题砸死定罪。

1968年9月11日，“邓专案组”写报告给黄永胜、吴法宪、叶群和李作鹏，为查清历史问题，要求邓“补充交代”一下1930年和1931年两次从红七军“开小差”回上海的活动。黄永胜批示请汪东兴帮助，要邓再写。在接到中办通知后，邓再一次就红七军的有关情况，以及他两次从红七军回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的情况，写出详尽并且实事求是的说明。这个说明，又一次使“专案组”希望落空，没有捞到任何稻草。

在写上述报告的同日，“邓专案组”还写了第二个报告，向周恩来提出无理要求，让周总理给他们一些“帮助指导”，以查证有关邓小平历史上的几个问题。“报告”中说，邓入党问题交代得有矛盾，一是入党时间不一致，二是对入党介绍人的填写含糊，因此，怀疑邓可能是混进党内的假党员。“邓专案组”还进一步要求周恩来对一些所谓的“疑点”提供线索。诸如他们认为，邓1930年和1931年两次从红七军“临阵逃跑”回上海，根本没有向中央提出汇报工作的要求，而是另有目的；还无中生有地推测：“邓自述中说，1931年在上海，中央派他去安徽芜湖巡视省委工作，去芜后省委被破坏即返沪。我们觉得如安徽省委早被破坏，就有可能是邓小平出卖的嫌疑。”此件先报黄永胜、叶群、吴法宪、李作鹏、康生等人，经以上各大员逐一批示后送周恩来，以迫周回答。对此无理要求，周恩来根本不予置理。此“报告”送到周处后，便石沉大海，杳无音信了。

在周恩来处碰了钉子，“邓专案组”还不甘心，找来找去，最后总算是东拼西凑地从原红七军老同志那里挖了一些“揭发材料”，编了一份“专题罪行”上报邀功。
在“邓小平专案组”紧锣密鼓地加紧对邓“罪行”进行调查时，中央专案“一办”、“二办”也加快了工作进度，对所管“黑帮”、“走资派”及有各类“罪行”的人，加紧取证定性。加速专案定性工作的原因，是中央已决定，要召开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和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林彪死党黄永胜等召集由其管辖的中央专案第二办公室开会，逐个研究所管十五个对象的定案问题。“邓专案组”送上的邓小平“专题罪行”受到黄永胜的表扬。但吴法宪却不满足，说：“邓小平招降纳叛、包庇坏人的问题也很重要，也要尽快地搞。”

9月22日和24日，中央专案“一办”、“二办”连续在人大会堂东大厅开会，对“一办”所管十四个、“二办”所管八个重要专案对象，逐个研究定性。其中，将刘少奇定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诬蔑为“叛徒、内奸、工贼”。邓小平的“问题”被认定是“隐藏比较深”，将性质定为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130、邓小平在江西的监督劳动岁月（1）

本文摘编自：《文史天地》2009年第6期，原标题为《卓琳陪伴邓小平在江西渡过艰难的岁月》
1969年10月初，邓小平突然接到通知，要被疏散转移到江西。这时，邓小平已经是65岁的老人了。当厄运再次降临到他面前时，周恩来对这位老战友给予了力所能及的保护。

10月18日上午，周恩来总理给江西省革命委员会挂通电话。省革委核心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程惠远拿起电话，知道这是来自北京中南海的长途电话。“你是程世清政委吗?”电话里传出周恩来的声音。他一听是周恩来总理，便谦恭地报告道：“总理，我不是程政委，程政委外出了。”

“程政委不在?”周恩来又问：“杨栋梁司令员哪里去了?”

程惠远答道：“杨司令员也下乡去了，他们经常在下面蹲点。”

“你担任什么职务?”周恩来又问道。

“总理，”程惠远回答，“我担任省革委会核心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周恩来总理在电话中指示：“中央决定部分首长到下面去接触接触实际，也适当参加一些劳动，向群众学习……邓小平夫妇也到你们那里去，毛主席不是在‘九大’说过吗，邓小平的问题和别人不同。他下去是劳动锻炼，当然这些人不能全当劳力使，也是60多岁的人了，身体也不大好，收房费也要照顾点。黄先同志在家你可以向他汇报一下。这些首长下去，你们要多帮助，要有人照顾，你报告程世清同志以后马上研究出一个具体意见报来。”程惠远接完电话，立刻着手整理周恩来总理的电话指示记录，然后分别送给文道宏(江西省军区副政委、省革委会副主任、核心领导小组副组长)等领导看完后，立刻乘车直接去找程世清汇报。此时，程世清正在紧靠安徽边境的婺源县搞调查。

按照程世清的意见，江西打算将邓小平夫妇安排到赣州，并于19日下午向总理办公室作了汇报。周总理听到汇报后，又做出新的指示：“那里离南昌太远，又是山区，交通不方便，条件很差，他已经是60几岁的老人了，得了病怎么办?我的意见应把他们安排在南昌附近，便于照顾。最好让他们夫妇住一栋两层的小楼。楼上他们夫妇住，楼下工作人员住，当然，最好是独房独院，还能在院里做些活动，又安全。”省革委会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重新研究，决定将邓小平夫妇安排到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劳动，住在离工厂不远的新建县望城岗福州军区南昌步兵学校原校长许光友少将的房子，又称“将军楼”。

10月20日下午，陈昌奉(江西省军区副司令员、省革委会保卫部长)从南昌来到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曾经做过毛泽东警卫员的陈昌奉，亲自对厂党总支书记、革委会主任罗朋布置任务：邓小平下放到江西，就安排在你们厂劳动。你要做好保卫工作，确保邓小平安全!不是百分之九十九，而是百分之百。出了事，唯你是问。外面的人不准接触邓小平，有情况就打电话给省革委保卫部。邓小平的问题还未定性，不要称同志，也不要直呼其名，就叫“老邓”。谈话前后不到10分钟。

离开北京前，邓小平对前来家中话别的中办主任汪东兴提出一个问题：以前主席说过，有事情找你，到江西后是不是还可以给你写信?他得到了肯定的答复。于是，邓小平和夫人卓琳及继母夏伯根，收拾了一些日常生活用品和邓小平常看的几箱书，于10月22日乘坐一架老式伊尔——14型军用飞机从北京起飞，飞抵南昌向塘机场。

到了江西省会南昌之后，邓小平三人先被安排到滨江招待所。省革委会副主任、省军区司令员杨栋梁看望了邓小平夫妇。尔后，杨栋梁在省革委保卫部的人陪同下专程到南昌陆军步兵学校和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勘察，认为此处甚好，当晚即向中央“二办”汇报了邓小平住处和劳动场所安排情况。

10月26日，邓小平和夫人卓琳及继母被送到了陆军步兵学校“将军楼”居住。时年30岁出头的省军区宣传干事黄文华被选中作为邓小平的管理秘书，实际上是担负“明保暗监”的任务。他也在“将军楼”一楼住下。邓小平一家人住在二楼。程世清和陈昌奉到“将军楼”看望邓小平时，陈昌奉见小楼外有战士(炮后团的一个班)站岗监管，便当即指示部队，“门口不要站岗了，改为坐岗”。当时，邓小平没有工资，一个月只发200元生活费。为了节约开支，邓小平和卓琳在“将军楼”前面的一块空地上开荒种菜，还喂养了几只鸡。

罗朋考虑到第四(修理)车间的排长陶端缙是名共产党员，为人厚道直爽，既和气又很心细，责任心强。车间内20多名职工，老工人多，纪律性强，业务技术都比较好。将老邓夫妇安排在这个车间比较放心。于是，决定将这一任务交给陶端缙，并严肃交待：车间领导班子一定要团结，要管理好，要有一个好的秩序，不能散漫，要让老邓夫妇在厂里劳动放心。对老邓夫妇的安全只准做好，不能出差错。他们劳动能做多少算多少。要注意他们的休息，特别要注意他们的安全。还进一步交待：每天下班都要关好门窗，防止有人破坏。老邓夫妇到了你车间，安全就由你负责。

1969年10月下旬的上午，邓小平、卓琳在黄文华的警卫下，来到厂里劳动。邓小平穿一件蓝色中山装，一双解放鞋。刚开始，修理车间负责人陶端缙安排邓小平在机修班用柴油洗零件，卓琳安排在电工班拆、洗线圈。陶端缙原以为让邓小平洗零件是个轻体力活，没想到洗零件需要经常蹲下站起。邓小平毕竟是65岁的老人，站起来时不得不深呼吸一口，然后再费力地蹲下去继续干活。老陶看到后，心里觉得非常不安，他问邓小平，您的眼睛还可以吗，描图纸行不行?可是，以老人的眼力干这份“精细活”，毕竟还是不行。无奈之下，老陶再次征询意见，帮你找个钳工的活好吗?邓小平爽快地答应：“好哇!这个我行。40年前，我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干过这活。”周围的老工人见了邓小平做出来的活，都点头称好。

就这样每天早上8点钟，邓小平、卓琳步行半个小时到工厂。一进车间他都笑眯眯地用四川口语说一声：“同志们早。”干活时，卓琳拆线圈，邓小平当钳工，锉螺丝和拖拉机斗的挂钩。邓小平干活时非常认真，有时干得满头大汗也不休息一下。有一天，卓琳看到他干得脸都发白了，就叫他坐下并开玩笑地说：“你怎么也不偷点懒呀。”邓小平说：“我一坐下就起不来了。”每天下班时，工人师傅会给邓小平端来一盆热水洗手，邓小平也不忘慢悠悠地说句：“明天见。”

有一天，邓小平正在车间劳动，一言不发，默默苦干。突然脸色煞白，神情异常，身子晃了几晃，晕倒过去。工人们立即停下手中活计，纷纷围拢过来，将邓小平扶坐起来。“他是累病了!”“快送医院!”人们急得团团转。卓琳眼含泪花，对工人们说：“谁家有白糖?他喝点糖水就没事了。”原来邓小平虽然身子骨结实，但患有低血糖病。女职工程红杏一听，忙说：“我家有，我去拿来。”说罢匆匆跑到家里，心急火燎地端来一缸糖水，递给了卓琳。卓琳轻轻托起邓小平的身子，用勺子一口一口地喂进丈夫嘴里。工人们站在旁边，望着两位老人，望着这对风雨同舟、同甘共苦的夫妻，眼眶不禁湿润起来。果然，邓小平喝下糖水后，渐渐苏醒过来。人们悬着的一颗心，总算放了下来。

从“将军楼”到拖拉机修配厂，如果从大门进出，要绕一个大弯，走半个多小时，中间还要经过一个长途汽车站。这个路线既费时间，又不安全。罗朋、陶排长和黄干事商量了一下，想看看还有没有别的路可走。他们爬上工厂后墙向步校方向望去，两处之间如果能够直走，就近得多了。工人们立即动手，在后面土墙上开了一个小门，沿着荒坡和田埂，铺铺垫垫，整修出一条小路，专供邓小平夫妇出入。这样一来，他们少走了很多弯路，上下班只需走20分钟，而且更安全。每天清晨和中午，两位老人行走在田间。日复一日，一道田埂，竟被渐渐踩宽，如今成为一条坚实的小道。当地人至今仍称之为“小平小道”。

在那段日子里，邓小平把与工人一块劳动当成一种乐趣，作为生活的支撑和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他每天坚持上午去工厂，下午在家读书、学习，和卓琳及继母夏伯根一起料理家务，劈柴、拖地、给菜地浇水、喂鸡、做饭、洗衣等。后来，将摔伤致残的大儿子邓朴方接到自己身边后，还要为儿子擦澡翻身。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家属缪发香按照厂里的安排，来到邓家照顾邓小平同志的大儿子邓朴方。由于其精心照料和呵护，邓朴方的病情有了较大的好转。缪发香也因之得到邓家人的高看和厚待。除了劳动，学习，邓小平还有一个习惯，每天黄昏落日之前在院中散步，每天步行四十余圈，约5000余步。有空闲时，也会一个人玩桥牌。

131、邓小平在江西的监督劳动岁月（2）

1971年秋，“9•13”事件后不久的11月5日，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突然通知邓小平、卓琳去听中央文件传达。回到家里后，邓小平给家里人只说了一句话：“林彪不亡，天理不容!”

两天后，邓小平提笔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自从最后一次与毛泽东谈话后，他从来没有给毛泽东直接写过信，凡有事，均按毛泽东交代的，给汪东兴写，或请汪东兴转报毛泽东和中央。在这封信中，他表示坚决拥护中共中央关于林彪反党集团的决议，并提出了出来工作的要求，提出了希望能和子女们靠近些，将毛毛、飞飞分配在身边，同时也问到今后是否还可以写信给汪东兴同志?邓小平郑重地签上自己的名字。毛泽东看到了这封信后，对汪东兴说：“小平同志的信上讲了，他的事还要让汪东兴管。”在信上，毛泽东指示：“印发政治局，他的家务事请汪办一下。”

很快，在外地插队落户的毛毛、飞飞被转到了江西，在邓小平身边的望城岗省庄插队。不久，毛毛被保送进江西医学院，飞飞进江西工学院，一家人喜出望外。

1972年1月10日，党中央为陈毅元帅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仪式。就在这次追悼会上，毛泽东对陈毅的夫人张茜和在座的领导同志讲了很多意味深长的话。他不仅肯定了陈毅是个好人、好同志，而且还说了更重要的一句话，邓小平虽然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犯了错误，但属于人民内部矛盾。

坐在一旁的周恩来，听出了毛泽东的话的意思，知道毛泽东准备起用一批被打倒的老同志。于是，他立即要张茜和她的子女，想办法把毛泽东的话传出去。

这时候，邓小平从当时的政治气候中，也敏锐地感到，林彪反党集团的覆灭，历史将会出现重大的转折。于是他又一次提笔给毛泽东和中央写信。他在信中谈到了自己对林彪的一些看法，揭发、批判了林彪在党的历史上的一些重大问题的反革命两面派手法和阴谋诡计。

他在信中向毛泽东表示：“我完全脱离工作、脱离社会已经5年多了……我觉得自己身体还好，虽然已经68岁了，还可以做一些技术性的工作(例如调查研究工作)，还可以为党为人民做一些工作……我没有别的要求，我静候主席和中央的指示。”

8月14日，毛泽东在邓小平从江西写给他的信上批上一大段话，其中核心内容是从三方面对邓小平同志作了如下评价：

“(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二)他没有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做的。例如率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

毛泽东的这一批示充分肯定了邓小平的过去和现在，发出了要启用邓小平的信号。

时任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见到毛泽东的批示后，觉得这是恢复邓小平工作的最好时机。于是，他以最快的速度，指示中共中央办公厅迅速将毛泽东的批示连同邓小平给毛泽东的信印制若干份，分头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传阅，并于8月15日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了毛泽东的批示。与此同时，周恩来还以中央的名义通知中共江西省委，宣布邓小平立即撤销监视劳动，恢复党的组织生活，搞一些参观访问、调查研究形式的活动，并指示将邓小平原来的公务员、秘书调回邓的身边协助工作。

1972年11月12日，邓小平偕夫人卓琳，乘坐一辆灰色的“伏尔加”驶出“将军楼”，前往井冈山，开始了他复出之前的第一次外出调研活动。出发前江西省革委会打电话通知井冈山革委会：邓小平同志上井冈山，只有一辆汽车，4个人；一把手不必陪同，不要随便向他提问题，不要照相；要注意保密，接待、保卫工作应内紧外松；要组织力量对邓小平同志所经之地的标语进行清理；要绝对保证安全，特别是交通安全，做到万无一失。

按照原定行程，邓小平一行乘车途经素有“药都”之称的樟树镇(后改为樟树市)，参观了江西盐矿和四特酒厂，实地了解工业生产的真实状况。尔后，邓小平一行到吉安，经永新、宁冈前往井冈山茨坪，沿途参观了龙源口、三湾、砻市、茅坪、黄洋界等地的战斗遗址和革命旧址、旧居。在茅坪八角楼，讲解员讲起林彪篡改“朱毛会师”的历史为“毛林会师”时，邓小平插言：“假的就是假的，真的就是真的。”他还语重心长地说：“当时蛮艰苦，革命真不容易。井冈山精神是宝贵的，应当发扬。”

邓小平下山后到泰和县，参观了泰和糖厂、插秧机厂，观看了插秧机操作表演。在泰和，老红军池龙见到邓小平，两人促膝长谈，涉及到很多内容，这是六年来邓小平第一次对“文革”发表言论。邓小平冷静地对他说：“文化大革命是‘左’了，被坏人钻了空子。”“林彪这个人不能说没本事，就是伪君子，利用毛主席抬高自己。”

历时一周的井冈山之行，终于了却了邓小平的心愿。他意识到自己在江西逗留的日子不会太多，必须抓紧时间到革命老区多走一走，看一看。12月5日，邓小平偕夫人卓琳又乘车赴赣南老区参观。在兴国，邓小平一行参观了《毛主席创建苏区兴国模范县纪念馆》《毛主席兴国调查陈列馆》、苏区长冈乡消费合作社旧址和长冈水电站。在于都参观红军长征时的渡口时，邓小平说：“我长征离开于都时，专门在于都弹了一床4斤重的棉被，这床棉被一直伴我走过长征，今天我仍在用。”在会昌他参观了周田盐矿和曾经工作过的中共会昌中心县委旧址、旧居。在瑞金他参观了沙州坝、叶坪、云石山等地的革命旧址、旧居。瑞金县的同志对他说：“你是我们瑞金的老县委书记!’，这句话使他感动不已。他还参观了瑞金机床厂、电线厂、糖厂、工艺美术厂，走访了群众家庭。

11日下午，邓小平一行离开瑞金，前往宁都、广昌、抚州等地参观了革命纪念地和工厂。15日，邓小平一行回到了“将军楼”。
离开江西，第二次“复出”
1973年，周恩来病倒了，毛泽东作出让邓小平复出的最后决定。2月初，邓小平接到中央正式通知，奉调回京。返京之前，邓小平偕夫人卓琳于2月7日至11日赴瓷都景德镇参观。热情的工人们送给邓小平四个特制的花瓶。返回南昌后，就要离开呆了三年多的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了，邓小平叫卓琳代表他和全家人去看望一下工人们。卓琳买了些糖果和点心分别去工人家道别。

1973年2月19日早上，邓小平带领全家人，告别“将军楼”。正准备启程时，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十几个工人赶来送行。卓琳说工厂里的人来了，邓小平听到后就从车上下来，卓琳到车上拿了一个箱子，把一些过年吃的东西拿出来给大家吃。邓小平很高兴，说：“我在这里三年多，麻烦了厂里的领导和工人，麻烦了大家，我要走了不能偷偷地走，昨天我叫卓琳带着孩子到你们家里去告别，昨天是休息天，不上班，所以到你们家去了。”陶端缙说：“我的文化低，工作也很粗糙，很多方面都没有做好，请您多谅解。”邓小平说：“你们的工作做得很好，在那么困难的情况下，你们都给我房子休息，做得很好。”陶端缙说：“你到北京去了以后，如果有机会到南昌来的话，一定要来厂里走走。”邓小平说：“我一定会来。”

邓小平和送行的工人们简短话别后，带着卓琳、继母夏伯根、女儿邓林和邓楠、女婿张勤，还有秘书王瑞林，踏上了重返北京的归程。车子卷起尘土，开远了。大家依依不舍地看着车子开走，不少工人当场就哭了出来。

车到鹰潭，等候多时的鹰潭镇(后改为鹰潭市)党委书记霍凤翠、上饶地区革委会秘书长林振福连忙上前，亲切地握住他的手，诚挚地问候：“首长，一路上辛苦啦!”

当听到“首长”称呼时，邓小平平静地说：“还是喊我老邓吧!习惯了，这样亲切些。”老人的和蔼可亲，令霍凤翠、林振福由衷地敬佩。邓小平一行休息了一晚。20日，邓小平一家在鹰潭乘福州到北京特快列车回到北京。

1973年4月12日，新华社播发了一条令人惊奇而振奋的消息：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举行盛大宴会，欢迎西哈努克亲王，在出席宴会的人员中，有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

原来，邓小平回北京后，周恩来于3月10日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着重讨论了邓小平给毛泽东的信和毛泽东的重要批示。随后，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决定。这便有了邓小平出席欢迎晚宴的一幕。
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邓小平又出现了。

132、邓小平第一次复出的内情（1）

人民出版社2006年1月出版的《周恩来的晚年岁月》一书中，介绍了邓小平同志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是如何复出的内情，现予摘编，以飨读者。

邓小平致信毛泽东：“只希望有一天还能为党做点工作。”

“九一三事件”后，1971年11月5日，邓小平听了中共中央《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后，他只对家人说了八个字：“林彪不亡，天理难容！”8日，邓小平致信毛泽东，情不自禁地写道：“在传达前，我对林陈反党叛国集团的事一无所知，只是感觉到陈伯达出了问题。对林彪则是非常突然的。所以，在听到林陈集团那些罪该万死的罪恶行动时，感到十分的震惊和愤慨！”信中除了表示坚决拥护中共中央关于处理林彪反党集团的决定，还汇报了自己两年来在江西的情况，提出：“我个人没有什么要求，只希望有一天还能为党做点工作，当然是做点技术性质的工作，我身体还好，还可以做几年工作后退休。”信中还请毛主席帮助安排好几个孩子。

毛泽东看到这封信后，对汪东兴说："小平同志的信上讲了，他的事还要汪东兴管！"毛泽东在信封上批示："印发政治局。他家务事请汪办一下。"

这封信对于邓小平的政治生命具有重大影响。在政治阅历和经验十分丰富的邓小平看来，林彪集团垮台后，毛泽东必然要重新考虑政治格局和人事安排，无疑这是一个重要的时机。历经5年坎坷折磨的邓小平，当然会抓住这个机遇，争取复出，为党、国家和人民再做工作和贡献。

事情的进展如邓小平所预料。林彪集团覆灭后，中央形成了新的工作格局：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方面的工作，由周恩来主持；解放军方面的工作，由叶剑英主持，讨论重大问题时"请总理参加"；"文化大革命"方面的工作，由江青集团把持。当时的基本政治格局是：一方是以周恩来、叶剑英等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主持党、政、军的工作；一方则以江青等为代表的"文革"势力继续捣乱和破坏。这个互相制衡的人事安排，是毛泽东对林彪集团覆灭后反思的结果。一方面，为了保证党、政、军工作得以继续运行，他必须任用一批老一辈革命家和老干部；另一方面，为了保证"文革"理论和实践得以继续坚持，他又必须任用一批"文革"势力。为此，他着手纠正"文革"中的极"左"思潮和极"左"行为，特别是开始解放"文革"中被打倒的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为他们恢复名誉和恢复工作。

1971年11月14日，周恩来、叶剑英等陪同毛泽东接见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张国华、梁兴初等同志。毛泽东谈话时为被批判的所谓"二月逆流"平反。他指着叶剑英对大家说："你们再不要讲他'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随后，他多次指示，要求纠正对朱德、陈云、罗瑞卿等一批老同志的错误处理。他还多次说："听一面之词，就是不好呢，向同志们做点自我批评。"对被迫害致死的贺龙，他表示："我看，贺龙同志搞错了，我要负责呢！"

毛泽东说邓小平是"人民内部矛盾"，发出了重新起用邓小平的重要信号

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周恩来抓住机遇，大力推进领导干部的"解放"工作，使一大批被关押、被迫害、被打倒的党、政、军领导干部，获得平反昭雪和恢复领导工作。这时，毛泽东想到邓小平。1972年1月10日，毛泽东突然出席陈毅追悼会，在陈毅遗像前三鞠躬。他对陈毅夫人张茜说："陈毅同志是一个好人，是一个好同志。陈毅同志是立了功的。"他还指着在座的周恩来、叶剑英等同志说："要是林彪的阴谋搞成了，是要把我们这些老人都搞掉的。"在谈话时，毛泽东还提到邓小平，并且把邓小平和时任中共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刘伯承并列为刘、邓，说邓小平是"人民内部矛盾"。

1972年8月1日、2日，周恩来在同回国述职的驻外大使和外事单位负责人谈话时，感慨地说："毛主席参加陈毅同志追悼会，使我们这些老干部，使我们忠于毛主席的人，都很感动。"

毛泽东对邓小平问题"定性"，是他想起用邓小平的一个重要信号。这正是周恩来所期盼的，期待邓小平早日恢复工作，还期待由此带动一大批领导干部早日恢复工作。为此，他当场示意陈毅的亲属，把毛泽东对邓小平问题的"定性"传出去，为邓小平早日"解放"和复出广造舆论。

与此同时，周恩来在一些场合也为邓小平的复出下"毛毛雨"。1972年1月24日，他在接见来京出席新疆工作会议的代表时，当着江青、姚文元等人的面，谈了邓小平。他说：在揭批林彪的过程中，一定不能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林彪这伙人就是要把邓小平搞成敌我矛盾。这不符合主席的意思，毛主席讲邓还是人民内部矛盾。

这年的4月下旬，邓小平的女儿毛毛送奶奶到天津后，回江西路过北京时，去看王震，受到热情接待。王震郑重地对她说："毛主席说你爸爸是人民内部矛盾，告诉你爸爸，他的问题一定要解决。我要去找周总理，我也要给毛主席、党中央写信。你爸爸应该出来工作。"并要她赶快回江西，把这些告诉她爸爸。

133、邓小平第一次复出的内情（2）
毛泽东对邓小平问题"定性"，是他想起用邓小平的一个重要信号。这正是周恩来所期盼的，期待邓小平早日恢复工作，还期待由此带动一大批领导干部早日恢复工作。为此，他当场示意陈毅的亲属，把毛泽东对邓小平问题的"定性"传出去，为邓小平早日"解放"和复出广造舆论。

毛泽东对邓小平一生作出肯定评价

1972年8月1日，邓小平在江西第四次听了关于林彪反党集团阴谋叛乱罪行报告的传达后，立即致信毛泽东。信中表示坚决拥护中央对林彪集团的揭露和批判。他在对林彪集团进一步揭发、批判后，对自己的"错误"也作了检查。信中最后提出了工作要求。他写道："我觉得自己身体还好，虽然已经六十八岁了，还可以做些技术性的工作（例如调查研究工作），还可以为党、为人民工作七、八年，以补过于万一。我没有别的要求，我静候主席和中央的指示。"毛泽东于8月14日阅看这封信后批示：

"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指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引者注）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出面整他的人是张闻天。（二）他没有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做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

在批示中，毛泽东肯定了邓小平的历史功绩后，还加写"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这就是说，在邓小平被"打倒"后，毛泽东对他早就形成了这种评价。然而，在批示中，毛泽东没有直接提出重新起用邓小平的意见。

第二天，即8月15日，周恩来遵照毛泽东的指示，批告汪东兴"立即照办"。当晚，他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毛泽东对邓小平信的批示内容。

这时，毛泽东是想要重新起用邓小平的，但鉴于种种因素，他还在观察和思考适当的时机。一是，在"文革"中，号称邓小平是所谓"党内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是被打倒的对象，如今要起用他，实际是对"文革"实践的一大否定，影响是重大和深远的。二是，林彪集团覆灭后，江青一伙的势力有所加强，对于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和老干部的复出，他们是坚决阻挠和反对的，而毛泽东要执意把"文革"进行到底，还要依靠和利用江青一伙。三是，林彪集团倒台后，周恩来领导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向纵深发展，实际上是在纠正"文革"错误，遭到江青一伙的拼命反抗，毛泽东也不能容忍，而邓小平复出，必将对这场批极"左"思潮的斗争产生有利的巨大影响。由于上述种种因素的综合作用，致使邓小平复出问题被搁置了4个多月。

周恩来机智地促成毛泽东决定邓小平复出任职

周恩来倡导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受挫后，各地在实际工作中仍然继续肃清极"左"思潮的流毒，特别是抓紧落实党的干部政策，解除了对一大批在"文革"中受迫害的老一辈革命家和老干部的审查和监禁，并且恢复工作。

周恩来说："落实干部政策，上头的'解放'了，政策就明确了；'标杆'有了，下边就会跟着落实。难度大的，先从容易的入手；容易的解决了，难的也就容易了。"这时，在周恩来看来，如果邓小平复出工作，就为"解放"老干部树起了最大的"标杆"了。

为此，遵照毛泽东的意见，1972年12月18日，周恩来写了一封信给纪登奎、汪东兴，特意说毛泽东曾几次提过邓小平要求工作的事。信中先说了毛泽东批准谭震林回北京治病的问题。信中写道："昨晚主席面示，谭震林同志虽有一时错误（现在看来，当时大闹怀仁堂是林彪故意造成打倒一批老同志的局势所激成的），但还是好同志，应该让他回来。"同时，信中特别提出："邓小平同志……曾要求做点工作，请你们也考虑一下。"他还强调："主席曾提过几次。"

12月27日，纪登奎、汪东兴致信周恩来，就安排谭震林、邓小平重新工作问题提出：将谭震林同志调北京安排工作。邓小平同志仍任副总理，分配适当工作。周恩来阅信后批示："谭事可先办。邓事待请示主席后定。"

在周恩来建议后，毛泽东终于下决心起用邓小平，同意恢复邓小平的国务院副总理职务。1973年2月，邓小平接到中央要他近期返回北京的通知。同时，周恩来让汪东兴为邓小平安排好回京后的住所，并要他通知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开会讨论中共中央关于邓小平复职问题的决定稿。2月下旬至3月初，周恩来连续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邓小平的复职问题。

3月9日，周恩来将中共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送审稿）》报送毛泽东审定，并附信汇报中央政治局几次讨论恢复邓小平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情况。信中提出："为在全国树立这样一位高级标兵，政治局会议认为需要中央作出一个决定，一直发到县、团级党委，以便各级党委向党内外群众解释。"信中并告：现在小平同志已回北京。毛泽东批示"同意"后，周恩来立即告汪东兴，将中共中央关于邓小平复职的文件和附件送邓小平本人阅，并征求对有关内容的意见。第二天，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

这时，周恩来已重病缠身。就在这个《决定》发出的当天，他还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他在会上介绍了自己病情发展情况，为防止进一步恶化，提出检查治疗的具体方案，并正式向中央政治局请病假两周。会上，他还对他在病假期间的党、政、军方面的工作作了妥善安排。第二天，他将会议决定的事项报告毛泽东。毛泽东批示"同意"。

134、邓小平第一次复出的内情（3）

3月10日至24日，周恩来由邓颖超陪伴，在玉泉山做全面检查治疗。在此期间，他委托邓颖超先后前去看望李富春和蔡畅、邓小平和卓琳，以及在解放军301医院住院的刘伯承，告知他们自己的病情和治疗情况。24日，病情渐趋稳定，便回中南海西花厅工作。

随后，周恩来遵照毛泽东的意见，对邓小平复出后的工作进行具体安排。3月28日，周恩来、李先念等约见邓小平。这是邓小平复职后第一次正式的工作谈话。

29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他的精神、身体都好。二十九、三十两日下午和晚上，等候主席通知到主席处开政治局会，到时当约小平同志同来见主席。"当天下午，在周恩来陪同下，毛泽东会见邓小平。握手时，毛泽东对邓小平说："努力工作，保护身体。"这是邓小平从1967年5月之后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当晚，邓小平参加周恩来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根据毛泽东提议，会议当场决定：邓小平"正式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工作，并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参加对外活动；有关重要政策问题，小平同志列席政治局会议参加讨论。"

4月1日，周恩来召集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负责人开会，宣布中央政治局关于邓小平复出任职的决定并讲话。他说："今天这个会毛主席催促要开的，再不传达就失职了。"

4月12日晚，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主持盛大宴会，热烈欢迎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一行。在6年前被打倒的邓小平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出席晚宴，特别引人注目，中外来宾都深感惊讶。邓小平重新出现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引起了巨大轰动，成为海外媒体关注和评论的"热点"。许多国家的新闻记者直奔邮电局，向全世界传播这件重大新闻："邓小平复出了！"

后来，邓小平在回顾"文革"磨难经历时说："林彪、'四人帮'总是想把我整死，应该说，毛主席保护了我。""我是乐观主义者，相信问题总有一天会得到解决。""我长期在毛主席领导下工作，就我个人内心来说，对毛主席抱有希望。我相信毛主席了解我。事实证明，1973年他又把我接回来了，并很快委托我非常重要的任务。"

邓小平复出后，任重道远。首先是恢复他的国务院副总理的工作，而当时的国务院组成人员中，有8位副总理被打倒，有3位被批判，有3位已去世了，秘书长也被打倒。只有周恩来和李先念还在操持国务院工作，而且周恩来已经被绝症缠身，暂告病假。因此，国务院的工作，特别是经济工作，就落在邓小平和李先念肩上了。

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邓小平同志任职的通知》

为准备召开中共"十大"，1973年5月20日至31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召开。会议决定提前召开中共"十大"。邓小平作为国务院副总理参加了这次会议。周恩来于5月20日主持这次工作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宣布会议的三项议程后，他强调指出：今年三月党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文件，是一个代表性的文件，绝大多数同志都是满意的。小平同志今天出席了会议，同样情况的还有其他一些人也出席了会议。

周恩来的这句话是寓意深长和用心良苦的。这就是说，期望在"文革"中被批判、被打倒的老一辈革命家和老干部，能够在中共"十大"复职。

1973年8月24日至28日，中共"十大"在北京召开。大会选出了中央委员会，有些被打倒的老一辈革命家和老干部进入了新的中央委员会，也有几位老一辈革命家进入了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但是，当时邓小平只当选中央委员。

中共"十大"使江青集团的实力大大增强，形成了"四人帮"。在中央内部出现了以周恩来等同志为代表的健康势力，和以江青等人为代表的"文革"势力两大营垒。

"十大"后，经与周恩来商议，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叶剑英向毛泽东提议：让邓小平在军内兼职，并参加政治局的工作。毛泽东表示可以考虑，经过几个月的观察和思考，而且这时因外交部《新情况》和同基辛格会谈两件事批评周恩来的风波也已过去，于是，毛泽东下决心在更高层次上重用邓小平。

12月12日至22日，毛泽东连续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他表示赞成叶剑英的意见，"全国各个大军区的司令员互相调动"，并提议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12日，毛泽东在会上说："我和剑英同志请邓小平参加军委，当委员。""是不是当政治局委员，以后开二中全会追认。"在14日的会上，毛泽东说："现在，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个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政治局是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添一个秘书长吧，你（指邓小平。---引者注）不要这个名义，那就当个参谋长吧。"12月15日，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有关委员及各大军区司令员谈话。他说：

"我们现在请了一位参谋长（指邓小平。---引者注）。他呢，有些人怕他，但是办事比较果断。他一生大概是三七开。你们的老上司，我请回来了，政治局请回来了，不是我一个人请回来的。""你（指邓小平。---引者注）呢，人家有点怕你。我送你两句话：柔中寓刚，绵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

12月21日，毛泽东同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人员谈话。他说："朱老总是'红司令'。""我看贺龙同志搞错了。我要负责呢。""要翻案呢，不然少了贺龙不好呢。杨、余、傅（指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1968年3月被林彪、江青一伙诬陷打倒。---引者注）也要翻案呢，都是林彪搞的。我是听了林彪一面之词，所以我犯了错误。小平讲，在上海的时候，对罗瑞卿搞突然袭击，他不满意。我赞成他。也是听了林彪的话，整了罗瑞卿呢。"

12月22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邓小平任职的通知，并注明此通知可下达到党内外群众。通知全文是：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省军区、各野战军党委，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领导小组或党的核心小组：遵照毛主席的提议，中央决定：邓小平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待十届二中全会开会时请予追认；邓小平同志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参加军委领导工作。"

至此，邓小平已集党、政、军三要职于一身，开始全面参与党、政、军的重大决策，并主持日常工作。在"文革"中已苦撑危局整整8年的周恩来，这时病情日益沉重，终于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同时，毛泽东下决心赋予邓小平更大的职权，对他抱有厚望，期望在周恩来不能承担工作时，由他接替，以维系党、政、军工作运转。

（来源：《解放日报》2006年03月31日）

135、党内最大“保皇派”陶铸被打倒内幕（1）

陶铸，1908年1月16日出生于湖南省永州市祁阳石洞源榔树村（今祁阳石洞源陶家湾村）。1926年入黄埔军校第五期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陶铸任第四野战军兼中南军区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中南局常务委员，中南军政（行政）委员会委员，中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主任，中南军区党委常委 1951年2月，担任中共广西省委代理书记， 1951年11月出任直接领导广东省工作的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四书记。1953年5月，任华南分局代理书记和广东省人民政府代理主席。1955年7月起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第一书记，同年起兼任广州军区第一政委、军区党委第一书记，并曾兼任广东省省长。曾兼任暨南大学校长、华南师范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教授。1956年9月在党的八大上，陶铸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
1960年10月至1966年8月陶铸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
1951年至1966年，陶铸主政广东15年期间，广东省的工农业生产和各项事业迅速发展，南粤大地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1965年1月，在第三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陶铸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开始直接参加中央的工作。他分管宣传和文教等方面事务，做了大量工作。
1966年5月后，陶铸相继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1966年8月，在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陶铸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名列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之后，成为中共中央第四号领导人。并同时兼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等重要职务，协助周恩来处理党和国家日常工作。在“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全面动乱形势下，陶铸同志的工作异常艰难。但他坚持原则，刚直不阿，竭尽全力协助周恩来同志支撑大局，努力保护老干部、党外人士和受害群众，贯彻执行“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勉力维持全国工农业生产的运转和交通运输的通畅，尽量减轻“文化大革命”对党和国家的冲击和影响。为此他于1967年1月被江青、陈伯达等人诬陷为党内最大“保皇派”，遭到残酷迫害，成为“文化大革命”中的一大冤案。1969年11月30日，陶铸在合肥含冤病逝。
1978年12月24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他平反昭雪。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为陶铸彻底平反，恢复名誉。中共中央副主席陈云致悼词，对陶铸的一生，给予了高度评价。

导读：在“文化大革命”碰头会上，江青质问陶铸：“为什么不许批斗余秋里、谷牧(当时国务院主管生产的负责人)？谁作梗？”陶铸说：“明年的国民经济计划要订，是我不让斗。”江青、张春桥听后一起狂叫：“党内最大保皇派就是你陶铸！”陶铸凛然地宣布：“咎由自取，我对我所做的一切负责。”
陶铸到京工作，江青寄予希望，认为是炮打“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人选。可是陶铸“不识时务”，他没有使江青满意
1969年中秋的夜晚，圆圆的月亮已高挂天空，对“文化大革命”动荡 的人们也坐了下来，迎接佳节。但是安徽省合肥市西郊的解放军某部医院门卫却突然森严起来，严格检查进出的行人。全体病员(除重病不能下床者外)也被以看电影的名义集中到广场。与此同时，一名医生和两名护士被秘密喊到一个房间集中，听候调遣。七点钟左右，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响起，他们接过电话后便匆忙朝着病区西头的“秘密病房”奔去。
不一会，一辆黑色轿车悄然驶来，停在了“秘密病房”的门口。车门打开，一个面戴口罩、身着呢大衣、手拄拐杖的人走下车来。
他是什么人物？搞得这么神秘！
医护人员猛然认出来了，他不就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陶铸吗？不错，他是陶铸，但此时的他已变成“中国最大的保皇派”、“叛徒”。按照林彪的一号命令，他被“疏散”到安徽省。
由于陶铸的胰腺癌已到晚期，又经过飞机上的长途颠簸，他的身体变得很虚弱，但他仍镇定自若，拄着手杖，庄严凝重地、一步一步地走进早已为他准备好的“秘密病房”里，开始了他生命的最后一段路途。
这是1969年10月18日夜晚所发生的事情，此时，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持续了三年之久……
1966年5月底，经邓小平推荐，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被调往北京工作，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文办主任，取代了刚刚被打倒的彭真的工作。6月1日，陶铸从广州飞往北京，走马上任。

对于陶铸到京工作，江青曾寄予希望。因为陶铸长期搞地方工作，对中央内部的情况很不了解；与刘少奇、邓小平也仅仅为一般工作关系；再加上陶铸敢于放炮，性情直率，因而被江青视为日后可用炮打“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人选。
8月1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经毛泽东安排，陶铸成为政治局常委中的“第四号”人物。全会充满着火药味，特别是毛泽东在8月5日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震动了全会。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毛泽东主席先后主持召开了几次政治局的生活会，内容是批判刘少奇和邓小平。会前，江青私下找到陶铸，要他在会上打头阵，向刘、邓放炮。没想到陶铸以刚来中央，对情况不了解而加以拒绝。在这几次生活会上，陶铸从头至尾都没有发言，不肯给“中央文革”当炮弹，甚至连谢富治攻击刘少奇、邓小平的发言，陶铸都没准印在会议简报上。陶铸的所作所为，不能不引起江青等人的不快和不满。
八届十一中全会，实际上是毛泽东主席以党的会议的形式，组织对刘少奇和邓小平的全面围攻。尽管他们的职务仍然保留，但实际上已被“拉下马”了。可陶铸依然真诚地认为，刘、邓即便有错误也是认识问题，况且刘少奇还仍然是国家主席，而邓小平也还是政治局常委，因此在他主管的新闻宣传上，一如既往地把刘、邓作为国家领导人来对待。在新华社将要发的一组国庆检阅的新闻照片中，依然有毛主席和刘主席两人在一起的照片，并且安排了邓小平的照片。

陶铸的所作所为，引起了江青等人的更大反感，一场风波随之而来。
1966年10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对刘少奇和邓小平进行了无情的批判，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也向全党全国公布。10月25日，知道十一中全会内情的中央组织部300多名群众，要求前往中南海向毛泽东和党中央送交决心书，表示坚决揭发、斗争刘少奇和邓小平，此举为陶铸所阻止，“组织部组织人去中南海喊打倒刘少奇，贴他的大字报，这种做法我不赞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