识鉴第五
【原文】王夷甫父乂为平北将军，有公事，使行人论，不得。时夷甫在京师，命驾见仆射羊祜，尚书山涛。夷甫时总角，姿才秀异，叙致既快，事加有理。涛甚奇之。既退，看之不辍，乃叹曰：“生儿不当如王夷甫邪？”羊祜曰：“乱天下者，必此子也。”
王衍王夷甫的父亲王乂曾经官至平北将军。一次，王乂有件公事，需要一位使者去向朝廷汇报，但是却找不到合适的人选。当时王衍正好在京师洛阳，王乂就让他坐着车子去见尚书仆射羊祜和吏部尚书山涛。
王衍，字夷甫，“雅量”中有详细介绍。山涛，上一则故事也介绍过了。
羊祜（音hu，第四声），字叔子，魏末晋初著名大臣，名将。西晋建立后出镇荆州长达十年之久，和东吴名将陆抗对峙。在任上，积极筹备伐吴。后因病离职，临走前举荐杜预（灭吴主要将领之一）替代自己。回到洛阳后不久病逝，十年五十八岁。死后追赠侍中、太傅，赠谥号“成”。
从羊祜的生平履历来看，他确有“识鉴”之能。年轻时曹爽征召他为属官，羊祜就没有去。后来曹爽被司马懿除掉时，羊祜也因为有先见之明而躲过一劫。令人称道的是，羊祜娶的是夏侯霸的女儿为妻。夏侯霸逃到蜀汉后，很多和夏侯霸有姻亲的人家害怕受牵连而和夏侯家离婚，但是羊祜没有这么做，对他的妻子依然很好。
司马师执政时也征召他为属官，当时的政治局势还不甚明朗，羊祜也拒绝了，只接受了朝廷的征召，步入仕途。
司马昭时代，司马家替代曹魏已经成了明摆着的事，羊祜这才投入司马昭的怀抱，任中领军（相当于现在的中央警备团团长），和荀勖共掌机要。
西晋建立，羊祜任尚书左仆射、卫将军。由于和司马炎一样都有平吴的心愿，羊祜被司马炎任命为都督荆州诸军事（荆州军区司令），镇守南夏（应该是南郡之夏口之意，今湖北省武汉市汉口区）。当时的荆州地区被一分为，北面为西晋控制，南面为东吴控制。东吴镇守荆州的是名将陆抗，陆逊的次子。
羊祜在荆州安抚百姓，发展生产，兴办学校，深受百姓爱戴。羊祜统战工作做得也很棒，对于双方人员来往不加限制，对于东吴百姓也很优待，东吴百姓都很尊重他，称他为“羊公”。
更加难得的是，羊祜和陆抗互相欣赏、尊重。陆抗生了病，羊祜派人送去汤药。陆抗一点都不怀疑，直接服用。手下人劝陆抗小心一点，陆抗说：“羊祜哪里是会下毒的人啊！”
当然，羊祜来荆州不是和东吴搞好关系的，他一直在为伐吴积攒粮草军械，做物质准备。陆抗去世后，羊祜积极上表请求伐吴，但是朝中赞成的大臣很少，所以羊祜在任时一直没有伐吴的机会。
后羊祜病重，请求回洛阳，得到了司马炎的允许。离任前举荐杜预代替自己。这又是一件慧眼独具的事。后杜预在灭吴之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王衍当时还未成年，相貌英俊，才学过人。见到羊祜和山涛之后，王衍在很短的时间里就把事情叙述得很详细，条理清晰，分析得头头是道。
王衍作为西晋初年名士之冠，名气不是凭空得来的。首先王衍颜值就很高，学问更是没的说。“姿才秀异”，就是“姿秀才异”的意思，这样的描写很到位。“姿秀”就是长的好看，“才异”就是学识过人。再加上王衍出身琅琊王氏，名门望族，起点就比一般人高一大截。第三点王衍的能力的确比一般人强很多。这里把他向羊祜和山涛汇报工作的事情，写得淋漓尽致，没点水平肯定做不到。
这则故事发生时，羊祜任尚书左仆射，还在洛阳为官。《晋书-王衍传》中记载此事，说王衍当年才十四岁。三岁看到老，小小年纪就如此成熟，说明王衍确实是优秀的人才。可惜成年后的王衍三观却跑偏了，辜负了大家的期望，最后下场凄惨，死于非命（被倒塌的房屋压死），着实令人惋惜。
“总角”，是古人把头发在头顶两边各梳一个髻，看上去就像两个角一样，在过去是男子未成年前的标准发型。到了现在却成了年轻女性的时尚发型了，我们对此应该不陌生。
山涛惊讶于王衍的表现。王衍离开时，山涛还一直注视着王衍的背影，感慨道：“生个儿子要是能像王衍这样就好了！”羊祜却说：“将来祸乱天下的，就是这个小子了！”
王衍小小年就就表现出色，山涛由衷的喜爱，溢于言表。但是羊祜却做出了正确的判断，他凭什么这么说呢？故事里没有交代，我们也不得而知。
王衍长大以后，成为了士大夫的领袖人物，声望冠绝当时。他是继何晏、嵇康之后，玄学的又一主要推动者。但是也必须承认，玄学从王衍开始，逐渐偏离了原来探讨哲学思想的道路，内容开始变得空洞，形式也趋向于浮华。
阮籍、嵇康等人不以放浪形骸为耻，大家开始争相效仿，而到了王衍这里就被发扬光大了。后世文人注重礼教，对于王衍在这一方面的推动作用深深地不齿。
王衍没有利用他在社会上的威望，带领大家为国家出力，维护皇权，而是过着奢靡的生活，整天醉生梦死，政治上又毫无立场可言，临死时才后悔地说，“我们这些人，如果可以不沉醉于虚无奢华的生活，团结一致匡扶社稷，又怎么会落得如此地步。”后世的文人评价王衍时，基本没有同情他的。

识鉴第六
【原文】潘阳仲见王敦小时，谓曰：“君蜂目已露，但豺声未振耳。必能食人，亦当为人所食。”
潘滔看见小时候的王敦，对他说：“你已经露出黄蜂那样凶狠的目光，只是豺狼的声音还未能显现出来。以后你必定会害人，最终也会被人所害。”
潘滔，字阳仲，初为晋惠帝司马衷的太子司马遹的太子洗马（教授太子道德、政事的老师），西晋末年，给权臣东海王司马越做长史。潘滔本人在历史上名声不大，《晋书》中无传。司马越是西晋“八王之乱”的最终胜利者，虽然他攫取的朝廷的大权，但那时的天下已经乱成一锅粥，司马越无力控制局面。潘滔是司马越的长史，所以在史籍里露了几回脸。
王敦，字处仲，出身大族琅琊王氏，是王导的堂哥，史上公认的东晋时期第一乱臣贼子。
琅琊王氏在魏晋时期成为第一流的高门，家族中出了很多高官、名士，如《二十四孝》中“卧冰求鲤”的王祥，其中最有名的就是王戎和王衍。王敦和王导和他们是同族兄弟，西晋初期虽然已经崭露头角，但是因为年纪较小，官职的名气还都不算大。
王敦娶了晋武帝司马炎的女儿为妻，步入仕途。起先给司马遹做太子舍人，就是太子身边的侍从。司马遹被晋惠帝皇后贾南风陷害而被废，并被勒令迁居许昌。当时很多太子身边的人害怕受到牵连而不敢去送行，只有王敦、江统、潘滔等几个人前去送行，一时间被舆论称赞。
西晋末年天下大乱，王衍官居太尉，为了给自己留后路，表奏王敦为扬州刺史，得到了当时控制朝政的东海王司马越的同意。王敦就这样离开洛阳这个是非之地。后来王导陪伴司马睿来到江南，王敦也尽力辅佐，先后讨平了不肯听命于司马睿的原江州刺史华轶和在荆州作乱的乱民首领杜弢，为司马睿在江南站稳脚跟并登基称帝、建立东晋立下了汗马功劳。
东晋开国之后，王敦被任命为侍中、大将军、江州刺史，随后又任荆州刺史。就这样王敦和王导一个在内、一个在外，一个控制朝政、一个手握重兵，这让被架空了的司马睿非常不爽。不甘心做傀儡的司马睿开始疏远王导，并重用刁协、刘隗等人企图巩固皇权。这些举动引起了王敦的不满。
同时，随着王敦权势日益高涨，王敦的内心也发生了变化，忠臣已经不再是他的追求，王敦开始了向权臣的蜕变。终于，于晋元帝永昌元年（公元322年）正月，王敦和司马睿的矛盾彻底爆发，王敦以“清君侧、诛刘隗”的名义从武昌（今湖北省鄂州市）起兵，兵发建康（今江苏省南京市），史称“第一次王敦之乱”。结果是王敦一举击败了司马睿控制的中央军，占领建康。王敦驻军于石头城（今南京市区内清凉门至草场门一带），不去觐见司马睿，自封丞相，江州牧，彻底掌控朝政，还杀了司马睿的得力助手周顗和戴渊来提高自己的威望，这让司马睿颜面扫地。忧愤之下，司马睿于当年年底病死，司马睿的儿子，晋明帝司马绍即位。
司马绍表面上对王敦言听计从，但是私下里积蓄力量，准备和王敦一战。两年后王敦病重，司马绍下诏讨伐王敦。这时的王敦已经不能统领军队，他先后让自己的哥哥王含和部下钱凤、沈充带兵再次攻打建康，史称“第二次王敦之乱”。但是这一次司马绍的中央军占了上风，击败了王含和钱凤的攻势。王敦还想亲自上阵指挥，但这时王敦的身体已经无法支撑。不久，王敦病死，王含和钱凤也兵败被杀，叛乱被彻底镇压下去。
获胜后的司马绍把王敦的尸体斩首，并把王敦和钱凤的人头挂在秦淮河上的朱雀桥边。至此，王敦“东晋第一乱臣贼子”的名号算是彻底坐实了，一千多年来都不曾翻案。
潘滔和王敦都在司马遹的东宫里工作过，还是同事。这样看来潘滔并不比王敦大多少，因此潘滔有没有见过小时候的王敦已经无从查考了，似乎应该没有。《晋书-王敦传》里就记载二人一同在东宫为官的时候，潘滔对王敦说的这样一番话。
“蜂目豺声”最早是说春秋时楚穆王商臣的，后来也用来说王莽。商臣杀父自立，王莽篡汉，看看就明白“蜂目豺声”不是用来形容好人的。“蜂目豺声”原意是形容人的相貌凶恶，但潘滔口中的“蜂目”和“豺声”其实都是比喻。“蜂目”是指野心和不臣之心，“豺声”是指反叛的实际行动。
史书里记载，年轻时的王敦行事果断，与众不同，能够准确判断事情发展的趋势。潘滔一眼就看出王敦将来会惹出大乱子，其实不算什么本事。有一个有趣的事例可以证明。
西晋初年，王敦还在东宫为官时，和当时的巨富石崇友善。石崇家里装修的极尽奢华，连厕所里都挂着绫罗绸缎做的幔帐，并有侍女伺候客人方便之后换一身新衣服再出去。很多客人不习惯，感觉很害羞。唯独王敦神色自若，就当那些侍女不存在一样。这些侍女当场断定：“这位客人将来一定会造反！”（“此客必能做贼！”）
连几个丫鬟都看的出来的，想来也没有什么吧。

识鉴第七
【原文】石勒不知书，使人读《汉书》。闻郦食其劝立六国后，刻印将授之，大惊曰：“此法当失，云何得遂有天下？”至留侯谏，乃曰：“赖有此耳！”
石勒不识字，就命人读《汉书》给他听。
石勒，字世龙，羯族，上党郡武乡（今山西省长治市武乡县）人。
羯族是附属于匈奴的杂胡，地位低下，东汉时跟随南匈奴内附，迁居到长城以内定居。石勒这一支就定居于武乡。
羯族有名无姓。石勒本来也不叫这个名字，他本名“勹背”，这个字现在已经打不出来了，“勹”字框里面一个“背”，音bei，第四声。“石勒”这个名字是后来跟随汲桑起兵时，汲桑给他取的。据说因为汲桑仰慕西晋巨富石崇，所以给他起了“石”这个姓。
石勒的一生就是一个传奇。在当时，一个异族，还是地位最低下的羯族人，三十岁时依旧孑然一身，被官府抓起来当做奴隶从山西卖到了山东。但是石勒凭借自身优秀的身体素质和灵活的头脑，一步一个脚印地发展壮大。从最初为了生存而打家劫舍，到后来拥兵自重，扫荡河南河北，并在襄国定都，建立后赵政权。这一过程中，石勒先后灭掉多个割据地方的军阀和政权，公元329年石勒灭前赵政权后，统一中国北方，建立起一个东起渤海，西到陇西，南到淮河，北到大漠的帝国。公元330年石勒称帝，完成了从“奴隶到皇帝”的壮举，自古以来，也只有明朱元璋可以和他相比。
石勒能够成功，和其自身素质密不可分。石勒有几点特别令人称道，一是热爱学习，善于“师古”；二是尊重人才；三是能够听取正确的意见。在石勒的发展壮大过程中，不少汉人士大夫给予他很大的帮助。尤其是汉人张宾，多次在石勒发展的关键时期，为石勒指出了正确的方向。有张宾辅佐之后，石勒的事业顺风顺水，直至称王建国。
在正史之中，连一向对异族统治者持蔑视态度的汉人史官，都对石勒赞不绝口，《晋书》就称其为“一时之杰”。
所以，现在的人如果三十岁了还一事无成，千万不要丧失信心。看看人家石勒，好好学学，屌丝逆袭之冠，史上励志第一人啊！
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的一些事物，也和石勒有关。比如必须经考试才能结业，就是石勒最先在官办学校中施行的。所以可以说考试是石勒发明的。听了这个是不是很多苦学的学子有要扒了石勒祖坟的冲动呢？
还有的就是黄瓜和芝麻，由于最早从西域传到中原，故原名为胡瓜和胡麻。而石勒称王后下令严禁百姓说“胡”这个字，因为他自己是胡人，所以就改名为黄瓜和芝麻了。
《世说新语》里记载的全部都是汉人士大夫的言行轶事，唯有这一则故事，记载了羯族出身的石勒，整个《世说新语》也就独此一条。可见石勒在当时，还是为人所称道的。
这一则故事，充分反映了石勒热爱学习的情况。石勒学习史书，并不是把史籍当成《故事会》来听，而是善于分析古人成功的经验教训，并为自己所用。这一点非常难得，也是他有别于当时那么多军阀的过人之处。为什么笑到最后的那个人是石勒，是有深层次原因的。
同样的，我们看到这则故事的时候，是否也能从中学到点什么呢？
当听到楚汉相争时，郦食其劝刘邦立原六国后人为王，已经刻好了印玺将要准备授予六国后人的时候，石勒大惊，说：“如果按照这个办法来做，一定会失去天下，怎么说后来刘邦得到了天下呢？”当听到后来留侯张良劝说刘邦不要这么做了之后，才说：“幸亏有张良啊！”
《汉书》中记载的这一段，是发生在刘邦兵败彭城，和项羽在荥阳对峙的时候。当时刘邦落于下风，被项羽揍得满地找牙。郦食其劝刘邦立六国后人，是想利用六国后人在百姓中的声望，拉拢原六国地区支持自己对抗项羽。但是显然这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办法，打倒一个项羽，又站起来六个项羽，仗还打得没完了呢。石勒一听就听出了其中的问题所在，不能不说石勒在政治上有高人一筹的眼光。这就叫做“识鉴”。

识鉴第八
【原文】卫玠年五岁，神衿可爱。祖太保曰：“此儿有异，顾吾老，不见其大耳。”
卫玠五岁时，聪明伶俐，神情气度惹人喜爱。
卫玠，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两大超级帅哥之一，如果放到现在就是李易峰、吴亦凡一类的人物。我们现在常说“貌比潘安”，潘安是和卫玠同时期的帅哥，名叫潘岳，字安仁，后人简称其为潘安。和潘安齐名的，就是卫玠了。
卫玠，字叔宝。他能够名留青史，靠的就是两点，一是颜值，二是玄学造诣。
卫玠不但相貌出众，肤色还很白，被当时的人们称为“玉人”。我猜测卫玠可能患有严重的贫血，所以才会那么白，并且他的身体一直不好，二十七岁时就病死了。
卫玠小时候就表现出不凡的相貌和气度，这一则故事说的就是这件事。长大后精通玄理，每当名士聚会谈玄的时候卫玠都能说出很精妙的言论，令在座的名士们惊叹。当时的另一位大名士，王衍的弟弟王澄表现得最为夸张，每当听到卫玠讲到精彩之处时，会感慨于卫玠对于玄学超人的理解而脸朝上直接躺倒在坐席上，被当时传为笑谈，称“卫玠谈道，平子（王澄字平子）绝倒”。
当时名士们谈玄似乎经常通宵达旦，卫玠身体不好，根本经不起这么折腾，所以卫玠的母亲就限制卫玠出席这样的名士聚会，仅在个别头面人物邀请，推脱不掉的情况下才会出席。这让卫玠的声望更加高涨，以至于当时品评名士等级，把他和王承王安期评定为第一等的名士。
晋怀帝永嘉年间，天下大乱，洛阳周边已经很不安全，卫玠就带着母亲南下，经荆州向建康（今江苏省南京市）进发。在路过豫章（今江西省南昌市）时，被当时镇守豫章的大将军王敦留下。王敦本人也是名士，又把控军权，是当时江南最有势力的人物。卫玠推脱不掉，和王敦、谢鲲等人接连谈了好几天。这让原本舟车劳顿的卫玠身体状况更加糟糕。
王敦本想留下卫玠做自己的属官。卫玠看出了王敦的不臣之心，坚持离开，王敦没有强留。
卫玠来到建康，居然引起了轰动。建康的百姓为了一睹卫玠风采，万人空巷，围观卫玠，这让卫玠不堪其扰。到了建康不久，卫玠就病逝了。当时人们就说，“卫玠是被看死的！”（“看杀卫玠”）
当然这都是笑话了。眼神要真能杀人，现在也不需要研发什么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卫玠的爷爷，太保卫瓘就说：“这个孩子与众不同。只是我年纪大了，看不到他长大后的成就。”
卫瓘，字伯玉，魏晋时期著名大臣。作为监军和钟会、邓艾一同灭蜀。大家都对钟会、邓艾灭蜀一事耳熟能详，也都知道钟会和邓艾在灭蜀后都被杀死了，而杀了他们的人，就是卫瓘。
卫瓘出身官宦世家，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学识渊博。卫瓘出仕后正逢曹爽和司马懿争权，卫瓘严守中庸之道，不偏向谁，也不得罪谁。
司马氏掌权后，于公元263年，钟会、邓艾为主将领兵伐蜀，卫瓘为监军。邓艾先攻入成都。钟会不满邓艾立了头功，就和卫瓘合谋污蔑邓艾想造反，并让卫瓘先行入成都收押邓艾。钟会抵达成都后，露出了割据的野心，却没有得到底层士兵的支持。卫瓘设计逃出钟会的控制后，发动底层士兵攻击钟会，将其斩杀。又派和邓艾有私怨的将领田续杀了邓艾父子。
回到洛阳后，卫瓘也知道自己冤杀邓艾的事很不光彩，自觉地推谢了司马昭的封赏。其后先后出镇青州和幽州，任两州刺史。西晋建立后，被晋武帝司马炎任命为尚书令，成为朝中重臣，最终官至司空、太保。
卫瓘对于司马炎立儿子司马衷为太子有意见，但是却不愿意旗帜鲜明的反对。尽管如此，也引起司马衷妻子贾南风的怨恨。司马衷继位后，杨骏专权，卫瓘被排挤。贾南风除掉杨骏后，卫瓘和汝南王司马亮辅政。卫瓘坚决反对贾南风干预朝政，这更让贾南风对他恨之入骨。
不久，贾南风唆使楚王司马玮发动政变，杀掉了司马亮，卫瓘也在政变中遇害，和子孙等九人一起被杀，时年七十二岁。卫玠因为身体不好，和哥哥卫璪住在医生家里治病，才得以幸免。
孩子长相好看就会更加受人关注和喜爱，历来都是如此。古人说岁数都是说虚岁，这里说卫玠五岁，实际年龄也就四岁。一个四岁的孩子能看出什么异于常人的呢？无非就是长相咯。
卫瓘评价卫玠的这句话，其实说准了一点半。半点是卫玠长大后确有高人一筹的能力，但是仅仅局限于玄学这一并不被后世认可的学术领域。而说得很准的一点是他没有看到卫玠长大成人，一年后卫瓘就死于非命。
有时候命运这东西真的很玄妙，话往往不能随口乱说。好话一般很难实现，而坏话却一说一个准，邪门了啊！

识鉴第九
【原文】刘越石云：“华彦夏识能不足，强果有余。”
刘琨说：“华轶这个人，缺乏对形势的判断能力，却为人倔强，做事固执，不会变通。”
刘琨，字越石，雅量第十中曾简单介绍过。西晋末年名臣、忠臣，官至司空、并州刺史，死后被东晋追赠侍中、太尉。
刘琨是西汉中山靖王刘胜的后人，和刘备是一家的。年轻时的刘琨就表现出文学和音乐上的才华，和当时的巨富石崇关系很好。石崇很有钱，经常在自己的私家庄园金谷城举办文学聚会，刘琨是座上宾之一，和潘岳（就是史上第一美男潘安）、左思（名篇《三都赋》的作者）、陆机、陆云兄弟等人并称“金谷二十四友”。
刘琨任司州主簿期间，和祖逖是好友。二人同住一室，共同“闻鸡起舞”，被后世传为美谈。
西晋末年，天下大乱，刘琨在“八王之乱”中投靠东海王司马越，被任命为并州刺史。
当时并州的州治晋阳（今山西省太原市）受到新成立的匈奴族政权汉赵的威胁，原来镇守晋阳的西晋宗室司马腾撤离后，晋阳就成了一座空城。刘琨接到任命后，只身离开洛阳北上，沿途招募义兵，最后仅仅带了一千多人来的晋阳。
在晋阳刘琨招揽流民，组织生产自救。周边因战乱而流离失所的百姓和士大夫纷纷归附。刘琨又组织训练军队，加强晋阳城防，前后仅用一年时间，晋阳就初步恢复了生机。
对于南面汉赵政权的军事威胁，刘琨成功地和生活在今山西省北部、河北省西北部的鲜卑拓跋部结盟，并和拓跋部首领拓跋猗卢结为兄弟，利用鲜卑拓跋部的军事力量，多次打退了汉赵政权对晋阳的进攻，成功地在乱世中生存了下来。
刘琨忠于晋室，但是刘琨身上有着浓厚的名士的臭毛病，就是沉湎于音乐和文人聚会，对于底层士兵关心不够。刘琨善于安抚流民，却不会有效地领导这些人。所以当时有很多人前来归附，但了解了刘琨的问题之后，又有很多人离开了他。所以刘琨的麾下留不住有用的军事人才，和汉赵政权相比，实力始终处于劣势。
正是由于刘琨这种不注重军人的毛病，误杀了将领令狐盛，遭到了令狐盛的儿子令狐泥的报复。令狐泥投降了汉赵政权，利用刘琨带兵离开晋阳，讨伐乌丸部落反叛的时候，引汉赵军队偷袭并攻占了晋阳。虽然随后刘琨就借来鲜卑骑兵夺回晋阳，但刘琨的父母在这场内乱中遇害。
就这样刘琨在困难中坚守晋阳长达十年之久。晋愍帝即位后封刘琨为大将军，进位司空。不久在河北站稳了脚跟的石勒攻打刘琨控制下的沾城（今山西省晋中市昔阳县南部），刘琨不听属下的劝告，倾巢而出打算一举击败石勒，不想却中了石勒的埋伏，前锋二万人马几乎全军覆没。这时，刘琨留守晋阳的部下李弘背叛了刘琨，以晋阳投降了石勒。就这样刘琨失去了经营十年的晋阳，进退失据，只好北上投靠幽州段氏鲜卑的段匹磾。
段匹磾和刘琨几乎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二人都有一颗忠于晋室的忠心，但是这两个人的水平也是向下找齐的那种。不久段氏鲜卑发生内讧，刘琨的儿子刘群在内讧中被和段匹磾敌对的段末柸俘虏。刘群给刘琨写信（有可能是被段末柸逼迫的），要刘琨做内应一同攻灭段匹磾，结果这封信落到了段匹磾的手里。于是刘琨遭到了段匹磾的怀疑，不久被段匹磾冤杀。和刘琨一同被杀的还有刘琨的儿子、侄子等四人。
刘琨在当时就是北中国忠于晋室的一面旗帜。为了尽忠，刘琨失去了父母、子侄，可谓家破人亡。最终刘琨没能实现他匡扶晋室的政治理想，死在了自己人手里。一千多年后的我们读到他的传记时，也只能为他的志大才疏而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了。
附：段匹磾后被石勒俘虏。一开始石勒没有杀段匹磾，还任命他为官。但深陷敌营的段匹磾始终不改对晋室的忠诚，一直身穿晋朝的官服，手里拿着晋室赐予他的节杖。石勒看到段匹磾意志坚定，不愿投降，只好把他杀了。段匹磾身为异族，但他的忠贞足以令很多饱读圣贤书的汉人士大夫汗颜。
东晋立国后，原刘琨的部下卢谌、崔悦等人上疏晋元帝司马睿，述说刘琨的忠诚。司马睿追任刘琨为侍中、太尉，上谥号“愍”。这多少也算安慰了刘琨的在天之灵。
刘琨不但是政治家、军事家，还是音乐家和诗人。他作有多首琴曲，并有多篇诗作传世。最著名的一句诗就是“何意百炼钢，化为绕指柔。”
华轶，字彦夏，出身名门之后，是三国时期曹魏太尉华歆的曾孙。晋怀帝永嘉年间，被任命为江州刺史。华轶在江州为政颇有建树，当时天下大乱，而华轶治下的江州和平安定，百姓生活正常，所以很多北方的流民都来到江州躲避战乱。华轶一方面安抚各地的流民，一方面持续向洛阳输送钱粮物资，供给晋室用度，表现出充分的忠诚。
但是随着形势逐渐恶化，公元311年汉赵政权大将刘曜攻克洛阳，俘虏晋怀帝司马炽，一时天下无主。司空荀籓等逃出洛阳的大臣共同推举琅琊王司马睿为盟主，但是华轶却死脑筋一个，拒不承认，固执地认为自己是西晋朝廷所任命的地方官，司马睿要想指挥他必须出示西晋朝廷授予司马睿权力的诏书。
在那种混乱的情况下，怎么可能有什么诏书！虽然华轶在理论上讲和司马睿之间没有行政隶属关系，不接受司马睿的领导也无可厚非。但是考虑到当时的那种险恶且复杂的政治环境，华轶的这种做法显然是不合时宜的。所以华轶坚持要看什么书面诏书，纯属没事找抽。
以我个人的理解，华轶不听命于司马睿只有两种可能：一是华轶读书读迂了转不过弯来；二就是有了割据江州的野心。
看到华轶又臭又硬，司马睿派王敦为主将讨伐华轶。华轶竟然发兵抵抗，却被王敦部将周访击败。这时，华轶的部下，豫章太守周广也背叛了华轶，出兵偷袭华轶的大营，造成华轶部众溃散。华轶在逃亡路上被追兵追上，和自己五个儿子一同被杀。
从刘琨对华轶的这番评论来看，因为《世说新语》没有记载刘琨说这番话的时间，我们不知道是刘琨在华轶败亡后对其失败的人生所下的评语，还是在这之前对华轶为人的判断。在我看来，从刘琨的语境上分析，似乎是在华轶死后所说的。因此这则故事放在“识鉴”一章中就不太合适了，放到“品藻”一章里应该更好些。

识鉴第十
【原文】张季鹰辟齐王东曹掾。在洛见秋风起，因思吴中菰菜羹、鲈鱼脍，曰：“人生贵得适意尔，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遂命驾便归。俄而齐王败，时人皆谓为见机。
张翰被齐王司马冏任命为东曹掾。在洛阳看见秋天来了，就想起老家吴郡（今江苏省苏州市）的特色菜菰菜羹和鲈鱼脍，说道：“人生中最好的就是可以随心所欲，怎么能离家几千里来做官，就为了追求名气和爵位呢？”于是命令仆人准备好车辆回家乡去了。
张翰，不是那个现在娱乐圈“小鲜肉”一词的开创人物张翰。此张翰比彼张翰年长一千七百岁。这里的张翰，字季鹰，吴郡吴县人，也就是现在的苏州市区人。
张翰学问过人，文章写得很好，还有突出的一点就是张翰的行为放任，不拘于礼法，在当时就有“江东阮籍”的称号。
公元280年晋武帝司马炎灭东吴，平定江东，统一中国后，江东的士族阶层因亡国之恨，基本没有北上入朝为官的情况。直到十多年后，随着社会的安定，国家统一的理念逐渐被江东士族所接受，江东名门望族子弟中的佼佼者，如陆机陆云兄弟、顾荣、贺循等人陆续北上求官，希望可以重新融入社会。张翰就是在这样一种大背景下也跟着贺循一道来到洛阳。
但是江东士族的求官之路走得异常艰辛。北方士族对于这些南方佬很看不起。别说什么朝廷命官，就连地方大员这样的中上级官职，都和江东士族子弟无缘。陆机陆云兄弟文采学识一流，名重当世，在官场上混得也不咋地。张翰就更差了，仅仅被齐王司马冏任命为东曹掾这样的中级属官。
这样的人生经历显然和张翰所希望的相差太大，眼见无出头之日，张翰就以“想念老家的菰菜羹和鲈鱼脍”为借口，都没有履行完正常的辞职手续，就辞官回家乡了。对于这种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张翰理所当然受到了西晋朝廷的严惩，被从官员名册中除名，永不录用。
回到老家的张翰隐居山野，五十七岁时病逝，葬于现苏州市吴江县境内。
张翰辞官走人的行为相当潇洒。菰菜，就是茭白。菰菜羹，就是用茭白做成的汤羹。茭白是一种水生蔬菜，生长在水里，口感脆而微甜，是江南地区常见的蔬菜。北方的洛阳肯定没有茭白生长，所以张翰在洛阳是吃不到菰菜羹的。鲈鱼脍，就是一道以鲈鱼为食材的菜。鲈鱼也只生活在江河入海口一带的水系里。当时的洛阳肯定也是吃不到鲈鱼的。
张翰所说的“贵得适意”正是他人生信条的真实写照。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不受任何约束。张翰北上求官就是这样的。他在老家遇上了准备去洛阳做官的贺循，二人原本并不认识，但是一见如故，相谈甚欢。张翰得知贺循是去洛阳，当时就决定跟贺循一起去，都没和家里人说一声，坐上贺循的船就走了，来了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可见这个人有多随意。
张翰因思念家乡菜就放弃仕途的做法，受到后世文人的推崇。功名利禄又如何？不如能吃上可口的家乡菜啊。连苏东坡都写诗夸赞张翰，“浮世功名食与眠，季鹰真得水中仙。”张翰的那种不被世俗所动，把功名利禄都当做神马和浮云的潇洒劲儿，成为后世文人在仕途不畅、心境低落时学习和效仿的榜样，借以自我安慰的心灵鸡汤。
然而张翰的辞官回家，真的只是为了可以随时吃上菰菜羹和鲈鱼脍吗？
不久齐王司马冏在政治斗争中遭到失败，被杀。当时的人们都说张翰有眼光。
看到了吧，这才是张翰辞官回家的真正原因。所谓菰菜羹、鲈鱼脍，不过是个美丽的幌子而已！
当时的西晋，正处于“八王之乱”的混乱之中。在汝南王司马亮和楚王司马玮被杀八年后，又发生了赵王司马伦篡位登基，以齐王司马冏为首的宗室集团起兵反对司马伦篡位的事件。最后司马伦兵败被迫退位，后被赐死。
司马冏获胜后掌控朝政，他以为大权在握，日益骄横起来，结果成了下一个政治斗争的靶子。后来司马冏被长沙王司马乂的军队击败而被杀，他的亲信受到牵连而被灭族的就有二千多人。
可想，如果张翰没有提前跑路，恐怕他这辈子再也没有机会吃到菰菜羹和鲈鱼脍了。
这则故事里的最后这一句，把前面那么美好的画面破坏了个干干净净。张翰分明是预见到了司马冏的失败，不想跟着一起作死而已。另外张翰真的不想追求功名吗？当然不是，不然他跟着贺循来洛阳干嘛？人家贺循当初的计划中并没有张翰什么事好不好。眼见着只能干个小官，出头之日渺茫。如今领导又如此不上路子，尽把下属往沟里带，我啊，还是跑路要紧。
但是心里所想的，嘴巴上却不能这么说，非要披上菰菜羹和鲈鱼脍做的外衣。中国人就是这样，凡事从来不明说，找借口的本事却高得很。
稍一不留神还真的相信了啊！

@icc117 2017-10-24 17:35:36
没有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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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有，更新得比较慢。

识鉴十一
【原文】诸葛道明初过江左，自名道明，名亚王、庾之下。先为临沂令。丞相谓曰：“明府当为黑头公。”
诸葛恢刚刚渡江来到江南时，自称“道明”，他的名声仅仅在王导和庾亮之下。
诸葛恢，字道明，东晋初期大臣，名士。诸葛恢出身琅琊诸葛氏，是大名鼎鼎的诸葛亮的同族晚辈。父亲是诸葛靓，祖父诸葛诞，都是有故事的人物。这个以后会慢慢提到。
诸葛恢年轻时曾被任命为家乡琅琊郡临沂县（今山东省临沂市境内）的县令，正赶上西晋末年的天下大乱，诸葛恢为避战乱南下，来到了社会比较安定的江南地区。
这时司马睿领安东将军，在王导的辅佐下已经在江南的建康站稳了脚跟。司马睿继承琅琊王的爵位，所以以前肯定和诸葛恢有过来往，就任命诸葛恢做了自己的安东将军主簿。随后司马睿把当时比较富庶、社会稳定的会稽郡交给诸葛恢管理，任命诸葛恢为会稽太守。诸葛恢在会稽郡三年，把会稽治理的井井有条，年年干部绩效考核都名列第一。
后诸葛恢的母亲去世，诸葛恢辞官守孝。守孝期结束后被司马睿提拔进中央。东晋建立后，诸葛恢历经元帝、明帝、成帝三朝，先后任中书令、吏部尚书、尚书左仆射、尚书令等要职。六十二岁时去世，谥号“敬”。
古人绘制地图和现在不一样，南方在上，北方在下，正好和现在颠倒了过来。所以古时候江南地区在地图上看就被画在长江的左边，故称“江左”。
诸葛恢刚刚过江时，加上他江南地区有三位名士字“道明”，另两人是荀闿和蔡谟。后人称这三人为“中兴三明”。从诸葛恢在会稽太守任上的政绩来看，他还真没有辜负“道明”这个字。
诸葛恢曾做过临沂县县令。有一次王导对诸葛恢说：“大人您可以在头发还没发白就位列三公。”
王导可以说是东晋王朝的缔造者，在东晋建立初期，那可是权倾朝野，德高望重的人物。司马睿在登基的仪式上，竟然要求王导和他同坐御床，可见王导在当时的地位。但这里看王导对于诸葛恢，非常尊重，礼让有加。这既是王导为人谦和的体现，也有更深一层的原因。
其一就是故事里特别提到的诸葛恢曾当过临沂县令这件事。王导出身琅琊王氏，老家就在临沂县，所以做过临沂县令的诸葛恢，还曾经是没有出仕时的王导的父母官。“明府”一词，就是当地百姓对于地方官的尊称。王导称诸葛恢为“明府”的时候，已经官居高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但王导依然保持了对诸葛恢的尊敬，给足了面子。
其二，王导凭什么就能断定诸葛恢一定就能年纪轻轻位列三公呢？要知道三公是古代的最高官职，一般做到三公的，年纪都一大把了，须发皆白。“黑头公”是指位列三公时头发还是黑的，说明还在壮年时期。从诸葛恢的传记来看，除了当会稽太守是政绩卓著以外，也没有什么可值得大书特书的功绩，其为人也没什么突出的才干。王导对诸葛恢赞赏有加，除了这句话，他还在自己被任命为司空时对在座的诸葛恢说：“这个位子迟早会是你的！”这些都是为什么呢？
原因就出在诸葛恢的身世以及当时的政治环境上。
诸葛恢的姑姑是司马睿的奶奶，明白了吧，诸葛恢是司马睿的表叔。身为外戚，又有很好的名声，这在注重门第的两晋时期，就是仕途的保证。
另外一点比较隐晦，当时的政治环境，也让王导不得不对身份特殊的诸葛恢让三分。
东晋立国之后，由于王导和王敦完全掌控了东晋的军政大权，这让被架空了的司马睿非常不满。司马睿想要夺回权力，王导就是一道难以逾越的坎。王导为人恭敬仁厚，看出司马睿的意图后，知道以退为进，明哲保身。他表面上对司马睿放权，却暗地里利用王敦的势力巩固自己的地位。司马睿扳不倒王导，也没有理由排挤王导，只能疏远他，同时任用自己的人如刁协、刘隗进中央任职，想小刀切肉一点一点地切割王氏家族掌控的权力。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能被司马睿重用的，首先就是司马睿的亲戚么。这样一来诸葛恢无论从身份到名望，都符合被司马睿重用提拔的标准。
这样一解释，王导甚至有些讨好诸葛恢的话就不难理解了。
然而世事无常。最终诸葛恢虽然官至尚书令这样的中央大员。但是三公的头衔从来没有授予给他。王导怎么看走眼了呢？
这也是政治形势决定的。
琅琊王氏和司马睿矛盾激化的产物，就是王敦之乱。前面介绍过，王敦起兵“清君侧”，打败了司马睿的中央军，导致司马睿病死，实际上是被气死的。晋明帝司马绍即位后挫败了王敦第二次作乱，琅琊王氏的势力受到严重削弱。王导虽然在多次政治危机中如同不倒翁那样屹立不倒，但是他的权势已经不能再和东晋初创时相比了。后来的苏峻之乱被平定后就连出身寒门的陶侃都敢当面嘲笑王导，由此可见一斑。
新的政治势力渗透入中央后，诸葛恢也就失去了原有的在政治上牵制琅琊王氏的价值。所以既没有成为三公的可能，也没了那个必要。
政治就是一只无形的手，多少人的命运被其玩弄于股掌之间啊。

识鉴十二
【原文】王平子素不知眉子，曰：“志大其量，终当死坞壁间。”
王澄平日里一直看不起王玄，说道：“王玄空有远大的志向，但是气量狭小，最终会死在乡野的坞堡里。”
王澄，字平子，西晋末年大名士，王衍的亲弟弟，官至荆州刺史。
王玄，字眉字，王衍的长子，王澄的侄子。在当时有盛名，和卫玠齐名，也属于第一流的名士。
王澄一生下来就有极高的悟性，还不会讲话，就能通过别人的动作判断出他的意图。长大后和王衍一起，在社会上享有极高的声誉。王衍是当时玄学界的领袖，大神级的人物。王澄玄学造诣也很高，王衍就很欣赏他这个弟弟，每当一个玄学的题目被王澄解说过后，王衍绝不会再发表意见，只会对别人说：“阿平（王澄的小字）已经品评过了。”王衍还常对人说：“天下的名士，阿平第一，庾敳第二，王敦第三。”有了兄长的提携，王澄名重当世，深受世人的尊敬。
然而王澄的能力也就在玄学领域里了，日常一身名士的毛病，整日酗酒，热衷名士聚会谈玄，一喝高兴了或是服食寒食散后，经常赤身露体，旁若无人，整一个行为艺术家的做派。王衍却还认为这样做很好，时不时夸奖王澄。这让王澄更加肆无忌惮。
晋惠帝末年，天下动乱的苗头已经显露，王衍为了自己的地位和安全，派王澄和王敦到地方任刺史，美其名曰“狡兔三窟”。王澄就被任命为荆州刺史，镇守江陵（今湖北省荆州市）。
来到荆州的王澄依旧保留名士的做派，对于政务不闻不问，把政务全部交给别驾（即副手）郭舒打理，自己天天就知道喝酒，玩投壶和赌博的游戏。荆州地界上盗贼横行，他根本就不管，最终爆发了以杜弢为首的底层民众叛乱。叛乱的规模越来越大，王澄被逼逃出江陵。
这时候司马睿在建康站稳了脚跟，征召王澄为属官，王澄乐得撂挑子走人，于是就东下建康。在路过豫章（今江西省南昌市）的时候，被镇守豫章的王敦杀害，死时年仅四十四岁。
王玄在正史中记载的很少，《晋书》中仅在王衍传后附上了几句。说他小时候为人简朴、豁达，学识才能出众。永嘉之乱中，晋怀帝被匈奴族汉赵政权俘虏，天下无主，司空荀藩任命王玄为陈留太守，屯驻尉氏（今河南省开封市尉氏县）。王玄自命不凡，看不起底层民众，所以当地的百姓都不拥戴他。这时候祖逖北伐，来到谯郡（今安徽省亳州市）。王玄想去投奔祖逖，但是在路上被盗贼杀害。
看到王玄的故事，我们才发现王澄还真是一张乌鸦嘴，一点都没说错。
“不知”中的“知”，通“智”，以为高明的意思。“不知”就是看不起。
“志大其量”，应该是刘孝标在抄写时抄错了字，很多其他版本的《世说新语》都作“志大无量”，这样才解释得通。
“坞壁”，是乡村中百姓自发修筑的城墙类的防御工事，为了对抗流民和强盗的侵扰。西晋末年，天下大乱，政府无力保护地方百姓，百姓们只能聚集在一起，筑起坞堡，也就是个小型城堡，自己保护自己。
王澄说王玄会“死坞壁间”，意思是王玄为人做不了大事，不会取得什么成就，只能在乡野间某个小地方自保。运气好的话可以活到自然死亡，运气不好，坞堡被攻破，王玄就会死于非命。
王澄作为王玄的亲叔叔，就算再不喜欢这个侄子，似乎也没必要说出如此恶毒的话来吧！王玄到底做错了什么引得王澄这么痛恨他呢？史籍里没有明确的记载，我们也只能从一些侧面细节来推测了。
可能一，也是可能性最大的一种，就是当时名士圈中流行的一种风气。名士之间的相互仰慕，都是一对一的，不会爱屋及乌。比如向秀和嵇康关系非常好，但却看不起嵇康的哥哥嵇喜，连话都不愿和他多说一句。再比如夏侯玄和陈本关系很好，却看不起陈本的弟弟陈骞，都不愿和他在一起喝酒。王澄和王衍之间的关系肯定没的说，但王澄却不会因为王玄是王衍的儿子就把对王衍的那种情感转移到王玄身上。看不上就是看不上，没有其他的原因。
可能二，王衍的夫人，也就是王澄的嫂子郭氏为人强势，贪婪庸俗，不但喜欢敛财，还喜欢干预王衍的工作，这很让王澄瞧不起。
《晋书》中记载了一个很有趣的小故事。郭氏贪财，平日里非常小气不说，还想尽一切办法赚钱。身为太尉夫人，竟然做出让婢女上街捡牛粪卖钱这种让人笑掉大牙的事情。王澄时年十四岁，就劝郭氏吃相不要太难看。郭氏说：“老夫人（指王衍、王澄的母亲）临终时，小叔你还年幼，婆婆就嘱咐我要好好管教小叔，没有让小叔来管教我。”说完拉住王澄的衣裙，抄起棍子就要揍王澄。幸好王澄身手敏捷，挣脱开来，跳窗逃跑了。
王玄可能是郭氏的儿子，王澄从心底里鄙视郭氏，自然不会给郭氏的这个儿子什么好脸色。
到底是哪一种可能造成王澄诅咒王玄呢？或者还有其他的可能，不得而知。

识鉴十三
【原文】王大将军始下，杨朗苦谏，不从，遂为王致力。乘中鸣云露车径前，曰：“听下官鼓音，一进而捷。”王先把其手曰：“事克，当相用为荆州。”既而忘之，以为南郡。王败后，明帝收朗，欲杀之。寻帝崩，得免。后兼三公，署数十人为官属。此诸人当时并无名，后皆被知遇。于时称其知人。
王敦第一次起兵作乱的时候，杨朗苦苦劝谏，王敦却不肯听，无奈之下杨朗只好为王敦效命。在战场上和中央军对阵时，杨朗乘坐中鸣云露车来到王敦面前，说：“听下官鼓音指挥，一次冲锋就能取胜。”
杨朗，字世彦。在历史上没什么名气，官职也不高，《晋书》里也无传，一个典型的历史“三无”过客。如果非要说点和他相关的有点知名度的信息，那就是他的曾祖父，曹操手下著名的才子加谋士，杨修。
中鸣云露车，应该是当时战场上用于临阵指挥的指挥车。中鸣，应该是车上安装一面鼓，通过击鼓指挥进攻或撤退。云露，可能是一种形容，车上有一高台，台上置鼓，台身绘制云纹，给人以登云驾雾的感觉。两军交战时，前线指挥官站在高台上观察敌情，并用鼓声指挥作战。
这段文字，记录的是王敦第一次起兵作乱前和作乱中所发生的事情。王敦起兵作乱，打着“清君侧”的旗号，本质上则是代表高门士族集团利益的王敦和企图巩固皇权的晋元帝司马睿之间的互撕，最终的结果是司马睿得不到高门士族的支持，在和王敦的交战中败北，朝中大权悉数落到王敦手里，司马睿颜面扫地，郁闷不堪，仅仅过了半年就病死了。
王敦刚刚起兵的时候，形势并不十分明朗。他的属官之中不少人就劝他不要做这种犯上作乱的事情，比如谢安的伯父谢鲲，时任王敦的大将军长史。杨朗也是其中之一。
另外王敦的根据地荆州也不稳定，北面的襄阳有摇摆不定的甘卓，南面的长沙有忠于朝廷的谯王司马承。不过王敦采取了最正确的策略，北面联合拉拢甘卓而稳住了他，南面派兵进攻长沙，压制司马承，从而解除了后顾之忧。
后方稳固后，王敦率军直指建康。司马睿的中央军多次出战，先后战败，无一胜绩。
王敦的获胜，和建康的高门士族暗地里的支持分不开。东晋建立之后，王导王敦兄弟掌权。王导为政维护高门士族利益，琅琊王氏就成了高门士族集团的利益代言人。这却损害了国家利益，让司马睿很不爽。司马睿妄图任用自己人压制王家的势力，最终以失败告终。
王敦起兵前曾拉着杨朗的手说：“大事如果成功，就任命你为荆州刺史。”然后王敦获胜后却把这件事给忘了，只任命杨朗为南郡太守。
王敦攻入建康后，占据石头城，纵兵在建康城内劫掠，也不入宫觐见司马睿。司马睿知道自己输了个精光后，先是放出话来，“你王敦要是想坐我这个位子，我就走人让贤。”看看王敦也没有改朝换代的意思，司马睿又派太常荀崧去石头城任命王敦为丞相、江州牧，还让百官一起去石头城朝拜王敦，等于是举白旗投降了。
王敦先是按惯例谢绝了丞相的官职，不久就自己任命自己为丞相，还大肆任命自己家族的人为各州刺史，根本不甩司马睿。这明摆着就是在寒掺司马睿，最终把司马睿给气死了。
王敦起兵时为了拉拢杨朗给他画了个饼，事成之后只从饼上切下一块兑现，这种情况也很正常。荆州是王敦的根据地，当然要抓在自己人手里。后来任荆州刺史的，先是王敦的亲哥哥王含，后是王敦的堂弟王舒。都是他们老王家的人。杨朗仅仅获得了一个安慰奖，当上了荆州治所江陵所在的南郡太守。
不过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也就因为杨朗只当了个小太守，后来才能保得性命。
这里简单科普一下古时候的行政区划。古时候用的是州、郡、县三级，和现在的省、市、县（区）相对应。州的长官称刺史或牧，名义上牧高于刺史，二者权力相当。汉以后一州任命刺史后就不再任命州牧。郡的长官称太守。郡如果被封给诸侯王成为封国，则太守改称内史。县的长官称令，如县被封给有爵位的大臣，成为食邑，则改称长。现在则图省事，一律都称为“长”。
王敦第二次起兵作乱失败后，晋明帝司马绍下令收押杨朗，想要杀掉他。可是不久司马绍就病死了，杨朗得以活命。后来杨朗以官职兼任三公曹，主管选拔人才，他所任命的几十个官员，原来都出身低微没什么名气，后来都表现出了才能，受到重用。当时的人们都称赞杨朗善于发掘人才。
王敦第二次起兵作乱，在本质上和第一次有很大不同。这一次王敦是冲着改朝换代来的，这理所当然地和士族高门的利益不一致，自然遭到士族集团的反对。东晋施行门阀政治，士族集团拥护司马家坐天下，换来自己家族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利益，本质上是一种政治交易。这种交易的关键就是稳定，如果天下易主，交易还要重新谈。好比原先的合同作废，重新要再签一份一样。
士族集团显然不愿意已经到手的利益重新再分配，所以这一次和晋明帝司马绍抱成了一团，合力击败了王敦的军队对建康的攻击。随着王敦的病死，其势力彻底土崩瓦解，核心成员王含、王应、钱凤、沈充等人先后被杀，爪牙周抚、邓岳等人逃到民间躲藏了起来。
杨朗看来没逃脱，被抓住了。如果不是司马绍在平定王敦之乱后一年就病死了，杨朗也在劫难逃。
故事中说杨朗“后兼三公”，有误，应该是“三公曹”才对。“曹”是三公的属官，主管典选，提拔任用人才。王隐所撰写的《晋书》里称杨朗官至雍州刺史。这则故事里也提到杨朗有官职，三公曹只是兼任，二者记载相符。这也能说明《世说新语》的史料价值是很高的。

识鉴十四
【原文】周伯仁母冬至举酒赐三子曰：“吾本谓度江托足无所，尔家有相，尔等并罗列吾前，复何忧！”周嵩起，长跪而泣曰：“不如阿母言。伯仁为人志大而才短，名重而识暗，好乘人之弊，此非自全之道。嵩性狼抗，亦不容于世。唯阿奴碌碌，当在阿母目下耳！”
周顗的母亲在冬至这一天的家庭聚会上，举起酒杯对她三个儿子说：“我原本以为我们一家人来到江南避难，会连个安家的地方都没有。幸好你们周家有福相啊，你们几个都能在我身边尽孝，我还有什么可担忧的呢！”
周顗，东晋初年名臣、名士，前面已经多次遇到了。
周顗的母亲，名叫李络秀，汝南郡人，也就是现在的河南省驻马店人。李络秀嫁入周家是个有趣的故事，记载在《世说新语》“贤媛”一章中，我们后面会讲到。
李络秀嫁入周家后，生了三个儿子，分别是周顗、周嵩和周谟。虽然李络秀的身份只是妾，但似乎只有她生了儿子，所以周顗继承了家族的爵位。再加上周顗自身的才能，周家在东晋建立初期，也算是高门大户。
如今看着三个儿子都在朝中做官，长子周顗官至尚书仆射，家门得以光大，老太太不免有点得意。说这话的时候，应该是东晋立国，周家也站稳了脚跟，看上去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如今三个儿子又能团聚在自己身边，这当然令老太太高兴了。
周嵩离开座位，来到母亲面前挺直了身子跪着，流着眼泪哭着说：“恐怕不会像母亲您说的那样啊。大哥为人志大才疏，空有虚名却对事务缺乏判断能力，还喜欢利用别人的失误得利，这不是可以保全自身的做法。我这个人是个暴脾气，容易得罪人，也不会被世人所接受。只有老三没能什么才能，才可以一直在母亲您眼前服侍您啊！”
任何时代都不缺专门败人兴致的人，周嵩就是这样一个。
周嵩干这种倒胃口的事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似乎他存在的意义就是为了破坏欢乐和谐的气氛。晋愍帝司马邺被汉赵政权俘虏，西晋灭亡的时候，江南的大臣们都劝司马睿登基称帝，唯独周嵩跳出来大放厥词，说什么现在不是称帝的时候，如果司马睿北伐中原，收复二京，驱逐胡虏，到那时才算功德圆满，才可以登基称帝。这种毫无眼力价可言的行为，让司马睿大为光火，直接免了他的官，一撸到底。尽管如此周嵩还不长记性，私下里对朝廷的人事任免大发议论，终于惹恼了司马睿。如果不是看在周顗的面子上，恐怕周嵩早就见阎王去了。
这一次也是这样。冬至日家庭团聚，本来是一个哄老太太高兴的时候，偏偏他又跳出来说这种不吉利的话。还真别说，周嵩这张乌鸦嘴这一次说得很准！周嵩这种用南京话来说就是有点“甩”的故事，在《世说新语》里记载了好几个。
不知道为什么，周嵩就是和他的大哥周顗不对付。从他的话里，简直把周顗说的一无是处。并且周嵩对于周顗在当时的名望，更是恨得牙根痒痒。“雅量”一章中就有周嵩气急了拿起蜡烛砸周顗的搞笑故事。
当然，周嵩这样的发作，应该是酒精的作用。一旦喝高了就会发酒疯。周顗为人仁厚，从来不和他这个“二百五”弟弟一般见识。而李老太太给这个儿子这样一搅和，估计原本愉快的心情也给败得差不多了，心里多半在想，“我怎么生了这样一个儿子！”
周顗和周嵩的结局，和他这次所说的完全一致。兄弟二人先后被王敦杀害，都没有善终。
而老三周谟，小名“阿奴”，在史籍里默默无闻，《晋书》里只记载了他在王敦覆灭之后，多次上疏为哥哥周顗喊冤，最后终于让朝廷为周顗平反的事迹。周谟历任丹阳尹、中护军（与“中领军”一样，都相当于现在的中央警备团团长），封西平侯，死后追赠金紫光禄大夫，谥号“贞”。正如周嵩预言的那样，只有周谟可以为母亲奉养天年。

识鉴十五
【原文】王大将军既亡，王应欲投世儒，世儒为江州；王含欲投王舒，舒为荆州。含语应曰：“大将军平素与江州云何？而汝欲归之。”应曰：“此乃所以宜往也。江州当人强盛时，能抗同异，此非常人所行。及睹衰危，必兴愍恻。荆州守文，岂能做意表行事？”含不从，遂共投舒。舒果沉含父子于江。彬问应当来，密具船以待之。竟不得来，深以为恨。
王敦第二次犯上作乱失败，王敦也病死了。王应想去投奔王彬，当时王彬是江州刺史；王含却想去投奔王舒，王舒是荆州刺史。
这则故事说的是王敦死后，王敦的部下做鸟兽散，死的死、跑的跑。王含是王敦的亲哥哥，王应是王含的次子。因为王敦没有儿子，所以王含把王应过继给了王敦，做王敦的继承人。王含和王应都是王敦集团的核心人物，如今造反失败，只能逃跑了。
王含和王应《晋书》里都无传，只是在王敦的传里顺带介绍了一些事迹。
王彬和王舒，是王敦、王含的堂兄弟。他们四人的爷爷是王览。王览有五个儿子，到了王敦这一辈，王导是老大的长子，所以是这一支琅琊王氏的族长。王敦、王含是老二的儿子。王舒是老三的儿子。王彬则是老四的儿子。琅琊王氏作为东晋初年首屈一指的高门士族，就是靠着这些人支撑着门户。当然核心人物还是王导和王敦。
王彬，字世儒。东晋建立后，依靠家族的势力，在朝中为官。王彬为人正直，对于王敦犯上作乱很看不惯。还曾经当面顶撞过王敦，幸有王导从中解劝，王敦才没有加害王彬，还任命他为江州刺史。这是王导、王敦利用宗族兄弟控制东晋地方政权的手段。王敦覆灭后，王彬没有受到牵连，但被调回建康，先任支度尚书（工部尚书的前身），苏峻之乱后任匠作（皇家工程队队长），负责营建战乱中被毁的宫殿。五十九岁时病逝，追赠卫将军。王彬自身在东晋历史上名气一般，但他的二儿子王彪之名气很大，是东晋中期名臣、忠臣。对抗桓温的主要人物之一。
王舒，字处明。小时候就和王敦关系很好。第一次王敦之乱后，王敦和王导控制朝政，王舒被任命为荆州刺史，加上王导的扬州刺史，王彬的江州刺史，东晋一大半天下全部抓在了王家人手里。
等到第二次王敦之乱王敦败亡后，王含和王应前来投奔。王舒非但没有收留和保护这父子俩，反而把他们给杀了向朝廷邀功。名义上说是大义灭亲，实际上就是卖友求荣，结果这一做法遭到当时和后世的一致鄙视。
随后王舒被解除了荆州刺史的职务，入朝任尚书仆射。苏峻之乱前，王导安排王舒任会稽内史，目的是安插自己人在会稽郡做自己的外援。但是王舒不愿意离开建康，还以会稽的“会”字和自己的父亲王会相同，犯了名讳，死活不愿意去。最后朝廷把会稽的“会”字加上一个“右耳旁”，改成了“郐”，王舒没办法只好去赴任。
苏峻之乱中，王舒发兵抵抗，成功抵挡住苏峻部下对浙江一带的进攻，立下了功劳。然而苏峻之乱刚被平定，王舒就病死了。死后被追赠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
王含对王应说：“大将军平日里和王彬关系如何你不是不知道啊，你怎么却要去投奔他呢？”王应说：“这正是我们应该去投奔王彬的原因。王彬在别人势力强大的时候，敢于坚持不同意见，这就不是一般人能做得到的。等到他看到我们落了难，一定会同情我们，（并收留我们）。王舒为人奉公守法，怎么会做这种意外之事（指收留朝廷通缉的叛贼）？”
王应这里说的王彬“能抗异同”，讲的就是前面提到过的王彬当面顶撞王敦的故事。这个故事非常有趣。
第一次王敦之乱中，王敦大获全胜，把晋元帝司马睿的中央军打得落花流水，一举控制了朝廷。这之后，王敦为了树立自己的威信，把忠于司马睿坚持和自己对抗的名士、名臣也是自己的好友周顗给杀了。周顗的被杀也和王导脱不开关系。
王彬平日里就和王敦不对付，看不惯王敦飞扬跋扈，目无君上的做派。并且王彬和周顗的私人关系也非常好。周顗死后，大臣们摄于王敦的淫威，都不敢前去祭拜。而王彬公然前去祭拜周顗，还在周顗的坟前痛哭流涕。
刚哭完，恰巧王敦招王彬前来议事。看到王彬眼睛红肿、一脸哀伤地来了，王敦很奇怪，就问原因。王彬一点都不避讳，直接告诉王敦自己刚才去祭拜周顗的事，这惹得王敦很不高兴。
王敦对王彬说：“周顗自寻死路，况且平日里也就当你是普通朋友，你干嘛要这么做啊？”
王彬说：“周顗德高望重，还是你的好朋友，平日里对朝政很少发表意见，也不是刁协、刘隗一伙的。你却在大赦之后杀了他，我所以感到伤心难过。”
说到动情之处，王彬越说越来气，竟然加大了嗓门，声泪俱下地数落起王敦来：“兄长你对抗天子的军队，犯上作乱，还杀害忠良，图谋不轨，你会给家族带来灾祸！”
王敦被王彬骂的无地自容，也勃然大怒，厉声说：“你怎么敢如此猖狂？当真以为我不敢杀你吗？”
当时王导也在座，赶忙起来劝架。王导身为族长，在家族中有崇高的地位，王彬和王敦多少都要给点面子。王导让王彬赶快向王敦行拜礼赔罪。然而王彬驴脾气也上来了，对王导说：“我的腿脚有病，就是见了天子，天子都准许我不必下拜，有什么必须跪拜的？况且我又没有错，为什么要下拜？”
王敦也怒气未消，赤裸裸地威胁王彬道：“脚疼能比得上脖子疼吗？（指脖子上要挨上一刀）”
王彬听了丝毫没有慌乱，也没有害怕的神情，让王敦很是无奈。再加上王导在旁边说好话，王敦才放了王彬一马。
王敦第二次准备作乱，将要兵发建康之前，王彬也苦苦相劝，劝王敦不要这样做。王敦又一次给说得火冒三丈，准备命令手下把王彬抓起来。王彬面色不改，说：“你前面杀过我的哥哥（指王敦曾指使部下杀害了反对他作乱的堂兄弟王棱），今天又想杀掉我这个弟弟吗？”
最终王敦还是念及同族情谊，没有为难王彬。
王应作为晚辈，对他这两位堂叔分析得相当透彻，也对二人的性格把握得很到位。从史籍的记载来看，王应就是个标准的官二代，纨绔子弟一个，才能没有多少。王敦病死后，王应秘不发丧，偷偷把王敦的尸体埋在大帐里，假装王敦还活着地每日照常请安。王应不利用手头兵力的优势，亲自到建康督战，反而每天和自己的亲信在王敦的大帐里喝酒赌钱。最终纸里包不住火，王敦病死的消息还是传了出去，前线王敦的手下听说王敦死了，再也无心恋战，被忠于朝廷的军队一举击败。主将钱凤被杀，沈充、周抚、邓岳等主要将领全部逃跑，第二次王敦之乱彻底失败。
王含没有听从王应的意见，于是二人一起去投奔王舒。王舒果然把王含王应父子二人投入长江之中，把他们淹死了。而王彬得到消息，听说王应要来投奔于他，就秘密准备好船想去接应他们。然而最终王含王应也没有前来，这让王彬深深地感到遗憾惋惜。
刘孝标在给这则故事做注时就评论道：以前郦寄因为出卖朋友而被后世讥讽（指郦寄在陈平和周勃的指使下哄骗吕禄、吕产交出兵权，最后导致诸吕的被杀），更何况出卖自己的亲人呢？王舒真不是人啊！
王彬的品行则要比王舒高尚太多。“贫而无谄，富而无骄。”说的就是王彬这种情况啊。一家之中出来两个兄弟，怎么差距就那么大呢？
王含和王彬的做法，果然和王应预料的一模一样。王应看来在识人上还有点能力。可惜他这辈子做的最正确的一个决定，还被他那个愚蠢的老爸给葬送掉了。
人无时无刻不在做出选择。有时候一个错误的决定造成的后果将是无可挽回的，甚至会付出生命的代价。

识鉴十六
【原文】武昌孟嘉作庾太尉州从事，已知名。褚太傅有识人鉴，罢豫章还，过武昌，问庾曰：“闻孟从事佳，今在此不？”庾云：“君自求之。”褚眄睐良久，指嘉曰：“此君小异，得无是乎？”庾大笑曰：“然！”于时既欢褚之默识，又欣嘉之见赏。
武昌人孟嘉给太尉庾亮做庐陵郡从事，已经小有名声。
孟嘉，字万年。当时的武昌不是现在湖北省武汉市的那个武昌，而是现在的湖北省鄂州市。孟嘉在东晋中期小有名气，以文采著称。在历史上孟嘉算不上什么名人，可是他有个很有名的外孙，就是东晋著名文学家陶潜陶渊明。
《晋书》中孟嘉的传记载在桓温传的后面，记述的内容不多，只有几件逸事之类。
桓温任荆州刺史时，孟嘉给他做从事中郎，也就是个中级属官。孟嘉好喝酒，酒量还不小，喝得再多也不醉。桓温就问他：“这酒有什么好喝的？”孟嘉回答：“大人您还没能领会到酒中的乐趣啊！”
又有一次桓温问孟嘉：“听女伎们演奏，总觉得琴声不如笛声，笛声不如人的歌喉啊，这又是为何？”孟嘉回答：“渐近自然。”这种超然脱俗的回答令在座的人们无不赞叹不已。
孟嘉的逸事中最知名的就是“龙山落帽”。有一年九九重阳节，桓温带着下属们来到荆州治所江陵城（今湖北省荆州市）城外的龙山上登高游玩。这说明重阳节登高早在一千七百年前就有了。桓温在龙山上安排下酒宴，和下属一起喝酒。突然一阵风吹过，把孟嘉的帽子吹落了，而孟嘉却没有察觉。估计在当时帽子掉落是一件很失礼的事情，桓温有意想看看孟嘉出洋相，就示意下属们都别提醒孟嘉。过了一会儿孟嘉起身方便一下，桓温命人把孟嘉的帽子捡回来放在孟嘉的坐席上，还让孙盛写了一篇小文章嘲笑孟嘉。孟嘉回来后发现了帽子和孙盛的文章，也不感到窘迫，当场拿起笔在孙盛的文章下面写了一篇答谢文。文章写得文采飞扬，大家看了以后都拍手称赞。
孟嘉虽然有文采，但是在东晋那样一个讲究门第的时代，孟嘉不是出身于什么名门望族，寒族的出身严重限制了他的仕途。所以他始终在地方给地方大员们做属官，先是庾亮，后是桓温，最高的职位也只是桓温的征西将军长史，五十三岁时去世。
这一则故事也记载在《晋书》里。
太傅褚裒有识人的本领，正赶上从豫章太守的职位上离职，去建康任职，路过庾亮的驻地武昌。褚裒面见庾亮，问他：“听说你手下的从事孟嘉很有才能，现在是否在座？”庾亮说：“是的，你自己找找看。”褚裒仔细观察庾亮的属下们很久，指着孟嘉说：“这一位有点与众不同，是不是就是孟嘉？”庾亮哈哈大笑着说：“你说对了！”当时的人们都赞叹褚裒识人的本领，也为孟嘉受到名士的青睐而高兴。
褚裒，字季野，在雅量一章中已经作过介绍。庾亮，字元规，《世说新语》里出场次数很多的人物，这里也不多赘述。
在这里《世说新语》的作者又犯了一个小错误，把时间点弄错了。褚裒任豫章太守多年，庾亮是江州刺史，是褚裒的顶头上司。但是褚裒离任豫章太守进建康任职的时候，庾亮已经去世两年之久了。陶渊明给他这位外祖父写的《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里也记载了这件事，说明这则故事真实发生过，并且明确记载是庾亮在世时，一年元旦举行新春茶话会，宴请所有的下属。褚裒也来参加了，在会上发生了这么一件趣事。《晋书》中沿用了陶渊明的记载。
在当时，能得到大名士褚裒的赞许，那是一件很有面子的事情。这也从一个侧面证实孟嘉确有过人之处。《晋书》中能单独给他留下一块版面，虽然着墨不多，也算得上是“二十四史有传”，青史留名了。
褚裒本来和孟嘉一样，都出身寒族。二人还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有女儿。但是褚裒比孟嘉幸运的是，褚裒的女儿嫁给了晋明帝司马绍的次子司马岳，也就是后来的晋康帝。而孟嘉的女儿只嫁给了名臣陶侃的某一个孙子、陶渊明的父亲，一个在历史上连名字都没留下来的无名之辈。
这就是为什么褚裒最后可以官至卫将军，徐、兖二州刺史，死后追赠太傅，而孟嘉的一生只能是“荆州老从事”的根本原因。可见门阀政治误人前途啊。

识鉴十七
【原文】戴安道年十余岁，在瓦官寺画。王长史见之曰：“此童非徒能画，亦终当致名。恨吾老，不见其盛时耳！”
戴逵十多岁的时候，在建康城内的瓦官寺作画。王濛看到了，说：“这个孩子不仅仅能画画，以后一定会名扬四海。可惜我年纪大了，看不到他出名的那一天。”
戴逵，字安道，东晋著名隐士，也是著名的画家、雕塑家和音乐家。在雅量一章中介绍过了。
瓦官寺，始建于东晋中期，坐落于今江苏省南京市集庆路南侧，现今寺庙依旧保留，只是规模应该比当时小很多。瓦官寺是南京地区建成年代较早的寺庙之一，曾经盛极一时，是当时江南佛教的中心，寺中曾有戴逵制作的五尊佛像、顾恺之画的维摩诘像和狮子国（今斯里兰卡）进贡的玉雕佛像，被称为瓦官寺三绝。
当时建康的名士们和江南的著名僧人都曾在瓦官寺内欢聚。而今天的瓦官寺已经没有了当年的风采，隐身于一条背街小巷之中，留给人们的只是记载于史籍中的一幕幕引人无限遐想的盛景。
这里要重点讲一讲王濛。
王濛，字仲祖，出身魏晋时期第一流的名门太原王氏。王濛小时候非常顽劣，估计喜欢恶作剧，经常作弄乡亲们，深为乡邻所不齿。以至于王濛长大后还有恶作剧的习惯，《世说新语》“排调”一章中就有王濛和好友刘惔一同戏弄司徒蔡谟不成，反被蔡谟戏弄的故事。
随着年纪的增长，王濛逐渐转了性，严格按照礼仪要求自己的言行，孝顺母亲以及父亲的侧室。朝廷赏赐的钱物及俸禄，王濛都只拣少的拿，一点都不贪婪。
王濛不仅勤奋读书，擅长隶书，更难得的是“颜值”很高。王濛家里不富裕，一次帽子破了，就到集市上去买。卖帽子的妇人看见来了这样一位帅哥，一高兴直接送了他一顶，钱都不要了。一时传为美谈。
搞笑的是王濛还挺自恋，一个大老爷们平时居然喜欢照镜子。有一次王濛照着照着，越看镜子里的自己越觉得心里美滋滋的，忍不住说道：“王文开（王濛父亲王讷的字）怎么生了这么一个儿子！”（“王文开生如此儿乎！”）
成年后的王濛气度非凡，喜怒不形于色，还是清谈的高手，玄学造诣深厚。就这样王濛集出身、学识、美貌、仪态于一身，理所当然地成了东晋中期名士的领军人物之一，和刘惔、殷浩、谢尚、桓温、司马昱等人一起，构成了继东晋初年的王导、周顗、庾亮之后，又一波名士的潮流。
可惜的是，王濛身子骨比较弱，年仅三十九岁就因病去世了。病重期间，王濛依然不改自恋的特质，在灯下把玩手中的麈尾（就是早期的拂尘），叹着气说：“这样的人竟然活不到四十岁啊！”
仕途上王濛一直受到会稽王司马昱（也就是后来的晋简文帝）的赏识，官至司徒左长史，也就是司马昱的首席秘书。所以《世说新语》中大多称呼王濛为“王长史”。因为王濛去世得太早，官职并不算高。
王濛死后，好友刘惔前来吊孝，在王濛的灵前痛哭流涕，还把自己心爱的一柄犀牛角做手柄的麈尾放进王濛的棺材里陪葬，可见二人友谊之深。
王濛的女儿和孙女，先后嫁给东晋两位皇帝，分别是晋哀帝和晋孝武帝的皇后。王濛还有一个有名的孙子，就是东晋晚期的名臣、名士王恭。我们在“雅量”一章中也有介绍。
“恨吾老，不见其盛。”这样的句式，我们已经见过多次了。这成了有识人之能的人的标准句式。戴逵后来的确在艺术上具有极高的造诣。可惜王濛所说的“盛时”，并不只是文学艺术领域里的兴盛，还包括政治上能达到的高度。这一点上王濛的预言没有兑现，戴逵一生乐于隐居，醉心于文学艺术创作，始终没有出仕。
当然，大家很早就给戴逵定了个调子，就是一个艺术工作者，没有哪位重臣有意在政治上提携戴逵，这也是戴逵对仕途心灰意冷，从而安心做一个平头老百姓的原因。
可见，孩子过早地冒尖也不一定都是件好事。

识鉴十八
【原文】王仲祖、谢仁祖、刘真长俱至丹阳墓所省殷扬州，殊有确然之志。既反，王、谢相谓曰：“渊源不起，当如苍生何？”深为忧叹。刘曰：“卿诸人真忧渊源不起邪？”
王濛、谢尚、刘惔一起去丹阳郡殷浩隐居的住处看望殷浩，（并劝说殷浩结束隐居，出仕。）可是殷浩不愿出来做官的意志非常坚定。
这则小故事集齐了东晋中期四位大名士：王濛、谢尚、刘惔和殷浩。
王濛，字仲祖，上一则故事刚介绍过。
谢尚，字仁祖，东晋名臣谢安的堂哥。官至豫州刺史、镇西将军、尚书仆射。五十岁时病逝。《世说新语》里多称他为“谢镇西”。
刘惔，字真长，和王濛是一对最佳损友。刘惔的出名是因为他引领了东晋中期名士的潮流，风流倜傥冠绝当时，还是清谈界的超一流高手。刘惔另一个特别之处就在于他的识人。他对当时很多人的判断非常准确，尤其是对他的另一位好友，桓温。
谢尚、刘惔二人我们留在以后详细介绍。这里重点说说殷浩，因为这则故事和他有关。
殷浩，字渊源，东晋中期名臣、大名士。
殷浩为人飘逸优雅，学识渊博，尤其对老、庄学识领悟深刻。年纪轻轻就因擅长清谈在名士圈里打出了名气。殷浩在给庾亮做记室参军时，一次因公到建康出差，王导专门举办了一场名士聚会，请来了在建康的名士王述、谢尚、桓温等人，王导和殷浩整夜清谈，其他人连嘴都插不上。
庾亮去世后不久，殷浩辞官，在丹阳郡的“墓所”隐居长达十年之久。这个“墓所”有可能是殷浩母亲的坟墓，殷浩为母亲守墓并隐居不仕。当时朝中多位高官名士都劝殷浩出山，可都被殷浩拒绝。
奇怪的是，随着殷浩拒绝出山邀请的次数越多，殷浩在朝野之中名望反而越来越大，大家都把殷浩比作是当世的管仲和诸葛亮，这一评价可谓相当的高，真是东晋版的“哥不在江湖，江湖总有哥的传说”。
这一则故事就是发生在这一时期。
说到殷浩，就不得不提到他童年时的玩伴、成年后的政治对手桓温，这二人从相爱到相杀的经历，是东晋中期一道独特的风景。
殷浩长桓温九岁，但这二人从小时候就在一起玩。殷浩在隐居的这十年里，正是桓温从一位普通的名士、司马家的女婿成长为镇守一方，手握重兵且又完成了东晋立国以来第一次攻灭敌国这一壮举的优秀军事家、政治家。
随着桓温的势力和声望日益高涨，朝野之中出现了一种声音，那就是桓温不是个忠臣，有朝一日定会走上王敦的老路。主持东晋朝政的会稽王司马昱（也就是后来的简文帝）为了对抗桓温，就希望找到一位在名气、声望上可以和桓温不相上下的人来主持朝廷日常工作。在褚裒的大力推荐之下，司马昱选择了殷浩。
面对司马昱的征召，殷浩一开始还极力推辞，一直坚持了四个多月，才接受了司马昱的邀请，出山任扬州刺史，成为司马昱的副手，朝政的主要管理者。从此，殷浩就成了司马昱对抗桓温的马前卒，和桓温之间的友谊出现了裂痕。王羲之就曾给殷浩写信，劝说他要和桓温搞好团结，不要对抗，殷浩根本不听。
殷浩出山后，一方面提拔荀羡等人作为自己政治上的助手，一方面打击朝廷的老朽势力以拔高自己的威望，老臣蔡谟就被殷浩整的够呛。
这时北中国的后赵皇帝石虎病死，石虎的儿子们为了争夺皇位自相残杀，北中国大乱。东晋朝野都希望北伐收复永嘉之乱以来丢失的领土。桓温就是北伐的积极倡导者，但司马昱担心桓温北伐再获得成功后就更不好控制，一直压制桓温，同时任命殷浩为中军将军，统领控制在朝廷手里的豫州、扬州的军队准备北伐。
殷浩为了北伐做了两年多的积极准备，自己也离开建康出镇寿春，在长江以北地区开垦数千顷的粮田准备军粮。
当时，为躲避北方战乱而南下投奔东晋的羌族首领姚襄带领部众驻扎在梁国（今河南省开封市至安徽省亳州市一带），原本殷浩团结好姚襄，可以大大加强自己的实力。可是殷浩偏偏看姚襄不顺眼，和姚襄之间矛盾重重，殷浩甚至干出了派刺客行刺姚襄的事情，这让姚襄非常愤怒。
姚襄表面上对殷浩恭恭敬敬，还派自己的长史权翼来殷浩这里疏通。在权翼的忽悠之下，殷浩竟然相信了，放下了对姚襄的戒备，而姚襄却始终在等待时机给殷浩致命一击。
晋穆帝司马聃永和九年（公元353年），经过多年准备的殷浩亲率七万大军誓师北伐，目标是收复旧都洛阳。殷浩命姚襄为前锋，自己率大军尾随。姚襄等待多时的机会来了！
姚襄走到了山桑（今安徽省蒙城县坛城镇），假意派人向殷浩汇报，说自己的部队发生了溃散，要殷浩火速前来支援，而实际上姚襄布置好埋伏，坐等殷浩往口袋里钻。
接到报告的殷浩不知是计，催动大军快速向山桑靠拢，结果中了姚襄的埋伏。毫无准备的殷浩被姚襄一举击溃，准备多年的粮草辎重全部被姚襄缴获。殷浩还被切断了退路，只好率领残兵来到谯郡（今安徽省亳州市）固守。稍稍站稳了脚跟的殷浩还派将领刘启和王彬之率军攻击姚襄，却反被姚襄击败，刘启和王彬之战死。
至此，司马昱精心准备的军队全部败在了殷浩的手里，这令司马昱无限感慨，“不怕桓温一样的对手，就怕殷浩一样的队友！”
桓温也趁火打劫，狠狠地踩上殷浩一脚。桓温上疏痛斥殷浩，说他“神怒人怨，众之所弃，倾危之忧，将及社稷。”司马昱不得已，只好丢卒保帅，废殷浩为庶人，流放到东阳郡信安县（今浙江省衢州市）监视居住。
流放期间的殷浩表面上装作和没事人一样，但是内心无比失落。每当一个人独处时，就用手在空中书写“咄咄怪事”来排解心中的苦闷。这就是成语“咄咄怪事”的由来。
桓温看到殷浩被整得太惨，竟然心生怜悯起来，写信给殷浩说要表奏他为尚书仆射，实际上是想拉拢殷浩。收到桓温书信的殷浩非常高兴，立刻给桓温回信。谁知道殷浩兴奋过了头，把回信封上后又拿出来仔细斟酌字句，生怕言语不当会令桓温误解。结果如此反复了十多次，最后信寄出时居然忘了把信装进去，给桓温寄去了一个空信封！
桓温收到了殷浩的空信封，理所当然地认为殷浩在向自己示威，表达不合作的态度。于是一怒之下断绝了和殷浩的来往。
在被流放两年之后，殷浩病逝于信安，死时五十三岁。
因殷浩官至扬州刺史，中军将军，所以《世说新语》里多称呼他为“殷扬州”或“殷中军”，而他的发小桓温则亲切地称呼他为“阿源”。
在返回的路上，王濛和谢尚相互说道：“殷浩不愿出来做官，让天下的百姓可怎么办啊！”刘惔却说：“你俩还真以为殷浩不会出来做官吗？”
三个人里只有刘惔看出了殷浩隐居的真实意图。
中国传统儒家思想要求读书人胸怀天下，以苍生为己任，讲究“出仕”，讲究“有为”。治国、平天下是每一位三观正确的读书人不可推卸的使命。
而殷浩所谓的隐居，并不是他不想出来做官，而是他清楚地意识到，虽然他在名士圈里已经有了很大的名气，但是以他的家族出身，按照正常的官员升迁流程，要想在当时的那种政治环境下，他很可能永无出头之日。就像前面的故事里介绍的过的那位孟嘉一样，一辈子给人家做属官。
殷浩年轻时做过官，庾亮去世后，庾翼接替了庾亮的位子，还想继续任用殷浩为属官。殷浩很快就辞官隐居去了。殷浩的隐居，不过就是在名士圈里攒人品、刷人气，待价而沽而已。当然，殷浩的耐心还是够的，一待就是十年之久。这十年里他的人气空前高涨，被世人当作是管仲、诸葛亮一样的人物，殷浩隐居的目的终于达到了。要么不做官，要做就做个大的。以至于这次来劝说他出山的谢尚，后来都成了他的下属。
当然，比较正能量的解释就是：机会是留给准备好的人。殷浩隐居并没有做一个纯粹的老农，而是心系天下。当使命的召唤来临时，殷浩毅然走出墓庐，踏上了无比凶险的为官之路。
不幸的是，殷浩陷入了司马昱和桓温的政治斗争当中，最终成了替罪羊，最后的结局就是一出悲剧，真是“男怕入错行啊”。
刘惔的一生，没留下什么光辉的政绩，也没有什么伟大的军功，只留下了他对别人准确的判断。这次对殷浩只是小露锋芒，对桓温的判断那才叫一个准，我们在后面很快就会讲到。

识鉴十九
【原文】小庾临终，自表以子园客为带。朝廷虑其不从命，未知所遣，乃共议用桓温。刘尹曰：“使伊去，必能克定西楚，然恐不可复制。”
【荆州刺史庾翼临终时，给朝廷上奏表请求让自己的次子庾爰之接替自己的职位。朝廷担心（如果派别人接任荆州刺史，）庾翼会不接受，一时间不知道该派谁去才好，最后共同商议用桓温为荆州刺史。】
庾翼，字稚恭，“雅量”一章中已经有过介绍，时任荆州刺史。庾家五兄弟，庾翼是最小的弟弟，所以这里称他为“小庾”。
庾翼次子庾爰之，小字园客。《中兴书》里称他有其父庾翼的风范。桓温入主荆州后，为了铲除庾家在荆州的势力，把庾爰之迁往豫章居住。庾爰之接受了这一安排，没有做什么出格的事。三十六岁时病死在豫章。
桓温这么做其实很不厚道。庾翼可以说是桓温的伯乐，一直在晋成帝面前说他的好话。桓温仕途的通畅，和庾翼的大力引荐密不可分。但庾翼一死，桓温对恩人的儿子毫不手软。可见一位成熟的政治家，不可以感情用事，该狠心的时候一定要狠得下心。
庾家兄弟在东晋初期的政坛上可谓呼风唤雨，王导之后就是庾亮、庾冰先后掌控朝政，地方上有庾翼控制荆州，手握重兵，对建康形成极大的压力。
如今庾亮、庾冰已经去世，朝廷控制在庾家的政治对头何充手里，庾家的势力受到严重削弱。庾翼临终前想要自己的儿子来接替自己，就是在做最后的抗争，希望庾家还能在东晋政坛上有立足之地。但是，何充和庾冰斗了多年，当然不会让庾翼的希望轻松实现。
朝廷在讨论这件事的时候，何充就说：“当年陶侃去世前，主动让出荆州刺史的位置，也没有说要让自己的儿子来接替。王导活着的时候，他的次子王恬（长子早逝）官位不过是个四品的后将军，到现在还是后将军，没有变化。庾翼想让儿子接替自己，从来没有这样超越规矩的任命！”
为什么大家选择了桓温呢？主要三个原因：一是桓温有能力、有名声。二是桓温是驸马，司马家的女婿，用的是自己人，放心。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庾翼赏识桓温，不会意见太大。此外，庾翼在任期间唯一一次北伐的举动，就是用桓温为前锋都督，虽然后来没有成行，但是桓温在庾翼的军队中任过职，在中下层官兵之中已经混了个脸熟了，不会遭到下级官兵过多的排斥。
【刘惔却说：“让他（桓温）去，肯定可以控制住荆州的局势，但是再往后恐怕朝廷就控制不住桓温了！”】
刘惔对桓温的预言准确到可怕的地步。
刘惔，字真长，东晋中期名士圈里的领军人物，前面已经提到过几次，这里详细介绍一下。
刘惔，沛国（今江苏省徐州市沛县）人，和汉朝皇族是远亲。刘惔童年时和母亲躲避战乱迁居江南，定居在京口（今江苏省镇江市）。因为是外来户，家里很穷，刘惔织草鞋供养母亲，虽然生活在穷街陋巷里，可一家人依然过得很惬意。刘惔勤奋读书，还未成年就受到王导的赏识，名声逐渐高涨起来。人们把他比作袁乔，刘惔还挺高兴，可刘惔的母亲对他说：“袁乔不能和你相比，不要接受。”不久人们又把刘惔比作范汪，刘母依然认为不够。随着刘惔的德行和学识日隆，大家把他比作荀粲，魏晋时期的大名士。刘母这才满意。
注：袁乔和范汪都有德行，袁乔还是帮助桓温攻灭成汉政权的第一功臣。可见刘母对刘惔的要求之高。
刘惔成年后，风流倜傥，清谈时对义理的剖析精辟深刻，无人能及。司马家看上了他，招他为驸马。这让刘惔一举跨入了上流社会。和当时的诸多名士王濛、王羲之、司马昱、桓温关系很好，但是似乎和殷浩的关系一般。
何充死后，司马昱辅政，重用刘惔，任命他为丹阳尹，相当于现在的北京市市长。不过刘惔为官秉承名士们一贯的作风，那就是每天就知道聚会、清谈，公事一概不管。对于普通民众对官府的监督和批评，刘惔还持抵触情绪，认为百姓不能告官，只能逆来顺受。
这样的为政态度，让刘惔没留下任何值得称道的政绩，在史籍中对他的记载全部是名士之间高雅的言论，清谈时超越常人的能力和大家对他的仰视。
可惜，这样一位优雅的名士，寿命却不长。三十六岁就病死了。因为官至丹阳尹，所以《世说新语》里经常用“刘尹”称呼他。
刘惔和桓温保持了深厚的友谊，虽然从他们交往的记载来看，刘惔多少有点看不起桓温，还是倡导“桓温不是忠臣”这一言论的主力军，但刘惔和桓温的友谊不像殷浩那样，始终没有破裂，直到刘惔病逝。
依我看刘惔幸亏死得早，不然后期桓温逐渐控制朝政后，刘惔会是怎样的结局还真不好说啊。
刘惔死后，诔文大家孙绰给刘惔写诔文，文中一句“居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还在当时被奉为名言，可见刘惔这官当的真是诸事不烦啊。
这则故事里，刘惔展现了他识人的一面。他对桓温的判断非常精准。桓温最后成了东晋著名的权臣，差一点改朝换代。《唐会要》一书里列出了“魏晋八君子”，其中就有刘惔，而让他身列其中的，就是他的识人。
不过在我看来，刘惔对桓温的判断大有问题。这个我们留到下一则故事再详细阐述。

识鉴二十
【原文】桓公将伐蜀，在事诸贤咸以李势在蜀既久，承籍累业，且形据上流，三峡未易可克。唯刘尹云：“伊必能克蜀。观其蒲博，不必得，则不为。”
【桓温准备进攻位于今四川的地方割据政权——成汉。朝廷中有名望的大臣都认为成汉政权在位的首领李势及其家族已经在四川经营了很多年，前后已经传了三代，共六位君主，而且四川相较于东晋，位于长江的上游，占据有利的地形，三峡天险不是那么容易攻克，认为桓温此行获胜的希望不大。】
桓温，前面已经多次介绍过。桓温在东晋政坛的崛起，靠的就是他攻灭成汉政权这一东晋立国以来首次攻灭敌国的壮举。
成汉政权，是由氐族流民首领李特、李雄父子于西晋晚期在今四川建立起来的一个地方割据政权。李雄于公元304年攻占成都，自称成都王而立国，国号“成”。后李寿为君主时改国号为“汉”，故史称“成汉”。成汉政权是“五胡十六国”时期立国最早的一个地方政权，可以说是拉开了西晋末年天下大乱，群雄割据的一个序幕。
桓温伐蜀，如果仅仅从表面上来看那绝对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就如同当时的朝廷诸贤所担心的那样，成汉位于桓温根据地荆州的上游，桓温要想入川，只能沿长江而上。而当时的三峡控制在成汉政权手里，占据着险要的地形，桓温怎么可能轻易通过？
还有一点更重要的，就是桓温手头的兵力。当时的中国刚经历西晋末年的社会大动荡，人口急剧减少。桓温伐蜀，史籍上记载就带了一万多人去，兵力少得可怜。孤军深入一千多里地，没有后勤保障，没有根据地，在现在看来简直就是在作死，完全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另外，桓温所处的荆州位于东晋对抗北方后赵政权的最前线，还承担着保护东晋西部领土安全的重任。桓温带领部队离开，如果后赵趁机入侵怎么办？所以当时朝廷大臣们的担忧不是没有根据的瞎操心。
【唯独刘惔说：“他桓温一定可以成功！我经常看他赌钱，没有把握赢的，他一定不赌。”】
真正了解桓温的，还是他的这位老朋友——刘惔。
刘惔因官至丹阳尹，所以《世说新语》里的“刘尹”就是指刘惔。
在当时，赌博都是底层民众才玩的把戏，社会上层的名流们是不会参与的。身为大名士的刘惔当然不会赌钱。
可是桓温不同。桓温身上既有名士风范，也有侠骨，十七岁时就曾为报父仇手刃仇人的三个儿子。《世说新语》里也记载了好几个关于桓温赌钱的故事。就是因为桓温的这种与众不同，他身上没有名士的那些臭毛病，比如不亲自处理军务、政务，看不起中下级军人等。所以桓温最后才可以一步一个脚印地控制整个东晋朝廷，先废立皇帝，最后差一点改朝换代。
刘惔的识人，前面已经介绍过两个例子。这个故事是他眼光独到的第三个例子，也是他对于桓温的深刻了解。桓温伐蜀，一定是在事前做足了功课，充分了解过成汉政权沿长江的兵力部署，才敢于贸然发起进攻。事实证明，成汉政权在长江沿线竟然没有一兵一卒，桓温大军一到皆望风而降。桓温一直打到成都南面的彭模（今四川省成都市彭山区），才和成汉军接战。
桓温伐蜀，大获全胜。刘惔也因为成功的预言，进一步加大了他在社会舆论界里的话语权。刘惔是“桓温不是忠臣”这一言论的坚定拥护者，尽管他和桓温私人关系不错。桓温被朝廷任命为荆州刺史的时候，刘惔就建议司马昱自领江州刺史，出镇芜湖，防备桓温。而他自己愿意跟随司马昱，给司马昱当从军司马。但是司马昱没有接受。
从桓温离开建康去荆州赴任开始，社会上就流传一种论调，把桓温比作是王敦。桓温对于这种言论非常愤怒，因为王敦虽然可以称作是两晋时期的英雄人物，但他两次兵发建康，是盖棺论定的东晋第一“乱臣贼子”。可是大家都这么说，桓温根本堵不住天下人的嘴。
那么问题就来了，桓温难道天生就是要犯上作乱吗？我看未必。没有谁一生下来命里注定就是要做叛贼的，桓温最后走上了权臣之路，很大的成分就是被社会舆论和朝廷对他的不公正待遇给逼的。
桓温的父亲桓彝是忠臣，在苏峻之乱中宁死不屈，被叛军杀害。桓温头顶着烈士遗孤的光环长大，又被东晋皇室招为驸马，原本对于东晋忠诚度很高。桓温伐蜀时，率军经过三峡，桓温看着两岸险要的地势，又对未知的前途没有把握，于是发出了“若为忠臣，不得为孝子”的感慨，说明他做好了战死沙场、报效国家的心理准备。可是大家都说他是王敦，朝廷里的那帮人还成天提防着他，这如何不让他心寒？
公元349年后赵君主石虎病死，石虎的儿子们为争权自相残杀，北中国大乱。这本来是东晋趁机收复失地的大好机会。桓温自成功伐蜀后一直在为北伐做准备。可桓温要求北伐的奏疏一到建康就石沉大海，再也没了下文。这更让桓温无比郁闷，心里也渐渐明白了朝廷就是要压制自己，害怕自己再次立功后可能会更不好控制。
我想从这个时候起，仇恨的种子才在桓温的心里萌发。既然大家都说我是王敦，那我就做一次王敦又何妨？桓温的名言“既然不能流芳百世，那就遗臭万年如何？”充分显示出桓温的内心始终在忠臣和叛贼之间挣扎，所以直到最后，桓温也没有做出改朝换代的举动，尽管当时他完全有这个能力。
所以我认为，桓温人生的跑偏，刘惔起了很不好的作用。

识鉴二十一
【原文】谢公在东山蓄妓。简文曰：“安石必出。既与人同乐，亦不得不与人同忧。”
谢安在会稽郡东山隐居期间，蓄养女伎。
谢家虽然是从中原避难而迁居会稽的，但是经过两代人的经营，也算成功站稳了脚跟。谢家从谢安的父辈到兄弟，都成功跻身名士行列，在社会上有较高的名声和地位。同时他们的官职都不低，这让谢家的生活衣食无忧。谢安直到四十岁出仕前，都在东山隐居，一方面为子侄辈做家庭教师，担负起教育下一代的重任，另一方面和在会稽隐居的其他名士如王羲之、许询、孙绰、支遁等人游乐，日子过得好不快活。
谢安和王羲之都是名士聚会的主要东道主。王羲之发起的兰亭之会那是名垂千古。谢安也经常做东。这时光准备上好的酒菜那是远远不够的，没有些歌伎陪伴，唱唱歌、跳跳舞，那这种聚会就一点档次都没有。
当然，这些歌伎必然还会提供某些“不可描述的特殊服务”。其实现在的情形和一千多年前都差不多。
关于谢安的“蓄妓”，还有一个搞笑的故事，记载在南北朝时期宋明帝刘彧下令编纂的《妒记》中。此书已散佚，现在仅存七条。
谢安的夫人，是大名士刘惔的妹妹。以刘惔的学识，想来这位谢夫人刘氏也受过良好的教育。一开始，刘氏坚决反对谢安“蓄妓”。谢安似乎还有点怕老婆，有贼心没贼胆，自己不敢去劝说，就发动子侄们去给刘氏上课。
于是这些晚辈们就对刘氏说：“《诗经》有云，‘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男欢女爱，很正常啊，婶娘您就不必这么固执了吧。”
刘氏当然知道谢安肚子里的那点花花肠子，于是不动声色，反问：“这诗是谁写的？”
答曰：“周公！”你看，上古圣贤都这么说！
刘氏听了笑着说：“周公是男人，当然会这么说。如果让周公的夫人来写诗，一定不会有这样的句子！”（“若使周姥撰诗，当无此语也。”）
后来的简文帝司马昱就说：“谢安一定会出山做官的。他能和大家一起作乐，也就一定会为天下分担责任。”
司马昱对谢安的判断就和前面的刘惔对殷浩“卿诸人真忧渊源不起邪”有异曲同工之妙。
当然，谢安的所谓隐居，本质上也和殷浩完全一样。谢安并不是不想出来做官，而是不走寻常路罢了。与其在官场上从一个低级官吏一步一步往上爬，还不如待在家里，没事刷刷朋友圈，维持一下存在感，圈圈粉，收集收集点赞，积累人气和攒人品。更何况有殷浩这样一个现成的例子就摆在眼前。殷浩隐居十年，一出山就官居扬州刺史，位列方伯。很难说谢安心里不是这样想的。
事实上，司马昱十分看好谢安。在殷浩北伐失败，司马昱被迫将其流放之后，司马昱身边就缺乏得力的助手，来对抗声势如日中天的桓温。殷浩培养起来的荀羡和郗昙又先后病故，司马昱把希望寄托在谢安的四弟谢万身上，哪知道这个谢万是一个更深的坑，可把司马昱害惨了。
可是谢安似乎对司马昱不怎么感冒，甚至有点鄙视他，这从后来谢安对司马昱的评价上就能看出来。所以后来谢安出山后并没有去建康投靠司马昱，而是去了荆州给桓温做长史。谢安投靠桓温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谢安的堂兄谢尚和桓温是铁杆兄弟，而谢安的大哥谢奕以前也给桓温做过司马，谢家和桓温的私人交情很深。
司马昱希望谢安可以为他分忧，后来的谢安也的确做到了。正是谢安利用他和桓温的私人交情，在桓温和朝廷之间周旋，表面上从不和桓温对抗，但私下里维护晋室的利益，让桓温改朝换代的企图落了空。
桓温死后，孝武帝司马曜年幼，谢安就成了东晋朝廷的实际控制人。这一点谢安做得很好，他维持了中央和荆州的桓冲（桓温弟弟）和睦相处的关系，保证了东晋朝廷的安全。谢安在任期间，社会矛盾得到一定的缓解，朝野内外空前团结，东晋迎来了中兴的局面。谢安更是在后来东晋取得淝水之战的胜利而达到他政治生涯的顶点。
所有的这一切，都被司马昱说中了。谢安完成了他的使命，成为继王导之后东晋历史上又一位名臣，也为谢安自己奠定了“王谢”的历史地位。

识鉴二十二
【原文】郗超与谢玄不善。苻坚将问晋鼎，既已狼噬梁、岐，又虎视淮阴矣。于时朝议遣谢玄北讨。人间颇有异同之论。唯超曰：“是必济事。吾昔尝与共在桓宣武府，见使才皆尽，虽履屐之间，亦得其任。以此推之，容必能立勋。”元功既举，时人咸叹超之先觉，又重其不以爱憎匿善。
郗超与谢玄关系不好。
郗超、谢玄，“雅量”一章中已有详尽介绍。那么这两人为什么关系不好呢？这是郗超和谢家政治立场不同所造成的。
郗超在东晋中期也是继刘惔、王濛之后，名士圈中数一数二的人物，年轻时就与王坦之齐名。郗超对玄学的理解，连谢安、桓温都很佩服。但是郗超的人生却远没有达到王坦之、谢安那样的高度，最主要的原因我想有两条。
一就是郗超是桓温的死忠粉和铁杆跟班，为桓温控制东晋政权、废立皇帝、甚至是企图改朝换代呕心沥血，倾力谋划。可是桓温死得太早，郗超没了靠山，遭到桓温死后控制朝政的王坦之、谢安等人的清算，被排挤出中央。从此郗超郁郁寡欢，四十二岁就病死了。
二则是郗超的老爸郗愔身体太好，一直健在，郗超病死时郗愔的身体还好好的。郗愔的才干比郗超差得太远，所以只能在地方任职。郗愔是郗家族长，郗愔的存在，阻挡了郗超仕途的发展。以至于桓温掌权时，都没有办法提拔郗超，只能给他个司徒左长史的职务干干。桓温临死时，也无法安排郗超进入顾命大臣之列。这就为后来郗超遭排挤定下了基调。
谢安是忠于晋室的。桓温在世时，谢安一直在暗中维护晋室，偷偷地和桓温作对。所以尽管郗超年轻时和谢安交情还不错，可是二人一步入仕途，就成了死对头，曾经的友谊也随风而逝。
所以说到这里就不难理解郗超和谢家的谢玄为什么会关系不好了。
前秦天王苻坚准备灭亡晋国。已经占领了东晋的汉中和四川，又打起了东晋淮河以南领土的主意。这时朝廷经商讨决定，派谢玄率军抵抗前秦对淮河一线的进攻，可是舆论对这个决定多有反对意见。
“苻坚问晋鼎”一句，很容易让人理解为是发生于公元383年的淝水之战。可是郗超早在公元378年年底就病死了，他没有看到东晋取得的那一场辉煌的胜利。
其实早在郗超病死的那一年，前秦和东晋在襄阳至淮阴一线，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交战。先是苻坚派多位名将辅佐自己的长子苻丕围攻汉水南岸的襄阳，后又派彭超、俱难统帅大军十二万进攻东晋控制下的彭城（今江苏省徐州市）和淮阴（今江苏省淮安市）。所以这则故事里说的东晋派谢玄出兵抵抗，说的应该是这一场战争。
当时在桓温死后和谢安一同辅政的王坦之已经病逝，东晋政权完全落入谢安的掌控之中，朝中的各项政策，基本是谢安一个人说了算。谢安任命自己的侄子谢玄为建武将军、兖州刺史，监江北诸军事，驻扎在广陵（今江苏省扬州市），负责东晋都城建康的正面防御。前秦的彭超和俱难进攻彭城、淮阴，正好处于谢玄的防御范围里。
谢安重用自己的侄子，朝野舆论中一直都有不同的声音，批评谢安任人唯亲。自己控制中央还嫌不够，又派家里人掌控建康周边的军政大权，这俨然就是下一个桓温的节奏么。
其实这就是以小人之心渡君子之腹了。谢安一心忠于晋室，从来没有私心。这也是谢安为什么被后世所推崇的主要原因。
只有郗超说：“这样做一定可以成功！我过去曾和谢玄一同在桓温身边为官，看见谢玄安排人做事，无不人尽其才，哪怕是再小的一件事，他都能安排得力的人处理。由此推断，想必他一定能够立下大功！”
谢玄仕途的起点和他的三叔谢安一样，都是给桓温做属官。谢玄是和王珣同时来到桓温府中的。当时的谢家还仅仅算是第二流的高门，所以王珣做了桓温的主簿，而谢玄只能做个“掾”这样的低级属官。
郗超来桓温府中早于谢玄，当时已经是桓温的司马，是高级属官。郗超对谢玄的判断，眼光独到，和前面介绍的刘惔通过桓温赌钱判断他伐蜀定会成功有一拼。从小事中察觉出一个人的本领，和现在我们常说的“细节决定成败”差不多。
后来谢玄为东晋立下赫赫战功。当时的人们都感叹郗超的先知先觉，也敬重他不以自己的好恶而贬损他人长处的美好品德。
“淝水之战”是谢玄军事生涯的巅峰，而四年前的那场东晋“江北反击战”，则是谢玄的成名之作，恐怕很多人都不了解，这里详细介绍一下。
公元378年前秦天王苻坚派长子苻丕进攻襄阳。初期战事顺利，襄阳被包围，东晋无力援救。这时前秦兖州刺史彭超上疏，请求自己率军进攻彭城，配合苻丕的行动。并打算等苻丕拿下襄阳后，和自己顺势一同进攻建康，“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苻坚批准了彭超的方案，还派俱难、毛盛、邵保等人配合彭超攻击淮阴。
公元379年初，彭超围困彭城。谢玄率一万多军队来救，走到淮阴时，谢玄发现自己的兵力根本不是彭超、俱难的十二万大军的对手，就用“调虎离山”之计，解彭城之围，救走被困在彭城里的东晋军民，一同撤退到广陵。
彭超、俱难顺利占领彭城和淮阴后，不做休整，一路南下。先攻克盱眙（今江苏省淮安市盱眙县），又包围三阿（今江苏省高邮市），同时还偷袭东晋驻扎于堂邑（今江苏省南京市六合区北部）的守将毛安之，将其击败。堂邑距离建康只有四十公里，东晋岌岌可危。
危难时刻，谢玄出手了！
谢玄率三万晋军从广陵出发，先在三阿城下击败彭超和俱难的六万大军。随后和三阿守将田洛合兵一处，以五万兵力收复盱眙，再一次打败了彭超和俱难。
彭超、俱难退保淮阴。谢玄不给他们喘息之机，尾随而至。夜里，谢玄派部将何谦之率水军趁涨潮的时候，一举烧掉了前秦军架在淮河上的浮桥，彻底切断前秦军的退路。前秦军气势大减，再次被谢玄打得大败，前秦将领邵保战死，谢玄收复淮阴。
逃过淮河的彭城、俱难好不容易收拢散兵，发现谢玄又杀到眼前。这次前秦军彻底崩溃，彭超、俱难只身逃回彭城。
就这样，谢玄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里，四战四胜，前秦十多万大军灰飞烟灭，谢玄一战成名！
可惜，这时郗超已经去世半年了，他没能亲眼看到自己预言实现。四年后，谢玄指挥东晋军在“淝水之战”中以八万兵力击溃苻坚三十万大军，保护东晋国祚又延续了三十七年。不但让当年质疑谢安任用谢玄的所有人都闭上了嘴，也让人们在回想起郗超的预言时，不得不佩服他的才干。
郗超的才能，不仅仅体现在这次对谢玄的预判上。郗超在给桓温任属官期间，多次在重大事件上为桓温出谋划策。桓温第三次北伐时，郗超就提出了有针对性的策略，可惜桓温没有听从，结果导致北伐惨败。随后，又是郗超向桓温提出了“废立皇帝以立威”这一邪恶的计划，让桓温因北伐失败而大损的声望重新回到顶峰。桓温把郗超安插进中央后，郗超又为桓温改朝换代尽力谋划，二人为此往来的书信竟然满满装了一箱子，以至于郗超死后他的父亲郗愔在看到了这一箱子邪恶的书信后，气得大骂“这小子早就该死了”！（“小子死恨晚矣！”）
可惜，郗超的命不好，他倾心辅佐的人死得太早，郗超的政治抱负没能实现。如果桓温还能多活十年，我想中国的历史恐怕就要改写了！
命运是多么难以捉摸的东西啊。

识鉴二十三
【原文】韩康伯与谢玄亦无深好。玄北征后，巷议疑其不振。康伯曰：“此人好名，必能战。”玄闻之甚忿，常于众中厉色曰：“丈夫提千兵，入死地，以事君亲故发，不得复云为名。”
【韩伯和谢玄关系也不好。】
韩伯，字康伯，东晋中期大臣，名士。
韩伯大致是和谢安同一时代的人，在历史上名气不是很大，但韩伯有个大名鼎鼎的舅舅，就是被司马昱推到前台对抗桓温的大名士殷浩。
殷浩北伐惨败而回，被废为庶人，流放到信安（今浙江省衢州市）。当时的韩伯还年轻，没有出仕，就陪同舅舅一起来到信安，和殷浩在东阳生活了一年多。后来司马昱征召韩伯为属官，韩伯就离开信安，步入仕途。韩伯离开的那天，殷浩亲自送行。想到身边唯一的亲人也要离开自己，殷浩不禁老泪纵横，吟咏曹摅的诗句“富贵他人合，贫贱亲戚离。”那场面相当的伤感。韩伯离开后一年，殷浩就病死了。
韩伯学识过人，清谈的水平也很高，属于文艺青年一类，这点很合司马昱的胃口。有司马昱的赏识，韩伯仕途还算顺畅。先后任中书郎、豫章太守、丹阳尹、吏部尚书等职。四十九岁时病逝，死后追赠太常。
谢玄前面介绍很多了，是东晋时期抵抗外族入侵的优秀军事将领，民族英雄。
那么韩伯为什么会和谢玄关系不好呢？史籍里也没有明确地记载。我个人推测，可能和司马昱有关。
韩伯是司马昱一手提拔起来的，政治上自然是司马昱一派的人。而司马昱和桓温陆续去世以后，东晋的朝政落到了谢玄三叔谢安的手里。谢安很是看不起司马昱，把司马昱评价成“政治能力和晋惠帝差不多，只是清谈还说得过去。”晋惠帝司马衷是个，西晋的灭亡就和他毫无政治能力有很大关系。谢安把司马昱比作司马衷，对他的鄙视可见一斑。而韩伯作为司马昱的人，听到谢安这种评价肯定心里不痛快。自然谢安对司马昱提拔起来的人也不会有多少好感。于是这样彼此看对方都不顺眼，韩伯连带不喜欢谢玄也就不奇怪了。
【谢玄领军出征，抵抗前秦的进攻时，民间舆论都认为谢玄不能取胜。韩伯却说：“这家伙爱慕虚名，一定能够战胜敌人。”】
前面介绍谢玄时就曾提到，谢玄先后于公元379年和383年两次率军击败了前秦政权对东晋的军事进攻。那么这次谢玄北征，会是哪一次呢？
我个人认为是379年的这一次可能性更大。这时的谢玄从没有领兵打过仗，他的徐州刺史完全是因为谢安把持朝政才得来的。当时的舆论普遍认为这一任命都是谢安在任人唯亲，安插自己人到地方上控制军队，甚至还怀疑谢安在重走桓温的老路。
前秦天王苻坚通过政变上台以来，励精图治，把前秦从一个割据关中的小政权，发展成为一个统一中国北方的强大帝国。公元372年，前秦大举进攻东晋控制下的汉中和四川，并一举拿下。桓温于公元349年灭成汉政权，回归东晋控制长达二十多年的四川地区又一次失陷。公元378年苻坚又派长子苻丕率大军进攻东晋的襄阳，东晋无力援救，只能坐视襄阳军民自生自灭。所以这些年来前秦对东晋在军事上一直是高压态势，东晋屡战屡败。如今前秦又大举进攻徐州和淮阴，东晋还能抵挡得住前秦的凌厉攻势吗？老百姓们心里没谱也是很正常的事。
于是舆论界认为谢玄不能打胜仗，既是对当时实际情况的一种理性判断，还有一点坐等看谢安笑话的意味。这种看不得别人好的舆论倾向，现在不也是这样吗？
当然，最终谢玄用一场胜利漂亮地回击了所有的质疑，堵住了所有人的嘴。
韩伯凭什么说谢玄好虚名呢？这个可真就不知道了。
【谢玄听到了韩伯的言论，非常气愤。有一次谢玄当众板着脸对韩伯说：“大丈夫带领千军万马，出生入死，都是为了侍奉君王、保家卫国的缘故，你不要再乱说什么我是为了虚名才这样去做！”】
韩伯的话真的是把谢玄给气坏了。谢玄如此当众羞辱韩伯，应该是谢玄取得了江北反击战的全面胜利之后，声望空前高涨，俨然成了东晋的救世主。这时候谢玄怎么说都不过分，更别说谢玄的话说得还那么漂亮。
子夏说：“事君，能致其身。”谢玄把自己的行为拔高到道德的最高点，当然我们也有理由相信谢玄内心真的就是这么想。相比之下，韩伯的言论就显得那样的小儿科。虽然韩伯眼光独到，成功预言了谢玄的胜利，依旧被谢玄骂了个灰头土脸，肯定只有唯唯诺诺的份儿了。
另一方面，谢安虽然控制了东晋朝政，成了东晋的实际控制人，但是谢安的内心却没有一点自立的想法，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忠于晋室。当时即位的晋孝武帝司马曜年纪还小，谢安把控朝政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后来司马曜长大了，谢安主动交还了权力，还为了避嫌离开建康，自任扬州刺史，镇守广陵，并死于任上。
谢家有谢安这样的好榜样，谢家的子弟自然都是忠臣。所以谢玄听了韩伯这种不上路子的话，才会被气得不顾风度，当众数落韩伯。
韩伯恐怕也要为自己的“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而感到羞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