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了一张《省示贴》的图片

@江湖庙堂abc 2017-06-16 15:23:13
解读得很专业，楼主有心了，希望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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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谢支持！

雅量十五
【原文】祖士少好财，阮遥集好屐，并恒自经营。同是一累，而未判其得失。人有诣祖，见料视财物。客至，屏当未尽，余两小簏，着背后，倾身障之，意未能平。或有诣阮，见自吹火蜡屐，因叹曰：“未知一生当着几量屐！”神色闲畅。于是胜负始分。
祖约喜欢钱，阮孚喜欢木屐。这两人还有一共同点，都是自己打理，从来不让别人帮忙。对于这样一个嗜好，当时的人们还分不出二人的高下。
祖约，字士少，著名的爱国将领祖逖的弟弟。东晋初立，祖逖积极要求北伐，收复中原。虽然当时的东晋朝廷并不支持祖逖，但祖逖依然依靠自己的力量北伐，逐步控制了豫州（今河南省东部，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区）。祖逖去世后，祖约代替祖逖控制豫州的军队。然而祖约和祖逖相比，无论是人品还是才干，都差得太多太多。以至于豫州重新沦陷，祖约退守寿春（今安徽省淮南市寿县）。
苏峻之乱时，祖约也对庾亮不满，起兵和苏峻一道攻入建康。苏峻败亡后，祖约带领宗族叛逃到了北方的后赵政权。
后赵天王石勒收留了祖约，但非常鄙视和讨厌他。而祖约似乎还自我感觉良好，一点都不知道“做人要低调”这个道理。祖家本来就是幽州的望族，祖约来到后赵后，家里整日宾客迎门，好不热闹。一天石勒登高看到了祖约家门口客人的车马把路都堵了，大惊。担心祖约名望太大，会对自己有威胁。
祖约贪财的毛病最终害了他。到了后赵的祖约还不收手，四处侵占他人的田地，闹得当地的地主们都恨他。石勒就以这个为借口，杀掉了祖约。
阮孚，字遥集，大名士、“竹林七贤”之一阮咸的第二个儿子，阮籍的侄孙。可能是受到阮籍和阮咸的影响，小时候的阮孚行为放诞不羁，很有他们阮家的门风。阮孚本身就是个故事很多的人，他的身世就有故事，这个在《世说新语-任诞》里有介绍。
西晋末年，社会动荡，朝中掌权派更迭频繁，政治环境相当险恶。在这种情况下，不少士人投身玄学，整日饮酒清谈，不谈国事，天天把自己弄得醉醺醺的以避祸。阮孚也学会了这一招。
渡江后阮孚历经元帝、明帝、成帝三朝，虽然在朝为官，但是官职不高。阮孚依旧保持原来的生活习惯，每天就知道喝酒，曾经为了酒钱，把家里金貂皮做的衣服拿出去换酒，因此多次受到有关部门的弹劾。
明帝弥留之际，招温峤入宫受遗诏。温峤特地驾车路过阮孚家，带上阮孚一起入宫。但是阮孚对于这种天上掉下来的馅饼没有丝毫的兴趣，死活不肯和温峤入宫。车子到了宫门口，阮孚下车后就自己步行回了家。
成帝继位后，庾亮把控朝政。阮孚对手下们说：“庾亮年纪轻轻，为人做事还不能令大家信服，依我看啊，大祸不远了。”于是上书朝廷请求外派到广州当刺史。
那个时候的广州地区可是不折不扣的老少边穷地区，通常当广州刺史就和流放没什么两样，当时是没身份没地位的人才去干的苦差事。朝廷同意勒阮孚的请求，然而阮孚还没动身去广州，就病逝了。
后来庾亮引发“苏峻之乱”，大家才都夸奖阮孚有先见之明。
贪财，是古代中国文人士大夫阶层一致认定为粗鄙庸俗的行为，爱财的人通常人品就有问题已经成为共识。而爱木屐则属于怪癖一类，就如同现在的很多影视明星喜欢收集鞋子一样，据说影星大S就喜欢收集鞋子。
两晋时期，由于特殊的政治环境，士人们的这些爱好非但没有遭到非议，反而有点受人追捧的意味。对于祖约和阮孚这种行为还能被记载入史册，同时社会舆论还要品评一下他们二人的优劣，后世的士人们几乎是一边倒地批评。
祖约的一位朋友去拜访他，祖约正好在数钱。看到客人来了，赶快把装钱的箱子往屏风后面搬，客人进了屋，还剩下两小竹篓钱没来得及藏好，只好侧着身子躺下，尽量把竹篓挡住。和客人交谈时，可能还在想着刚才的钱数，也可能自己都觉得这种坐姿非常不雅，以至于心神不宁。
看来祖约知道爱财不是什么好嗜好！这一段的描写也很生动有趣，一个守财奴的形象跃然纸上。
而有人去拜访阮孚时，看到阮孚正拿着点燃的蜡烛，让蜡油滴到木屐上，给木屐打蜡。看到客人来了，阮孚也不停下手头的工作，还慢慢地说道：“唉，不知道我这一辈子能穿几双木屐啊！”神情非常自然。
阮孚显然也是知道自己这个怪癖拿不上台面来，但是好就好在他并不在意大家怎么看他。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也是，生活是自己过的，何必在意别人的眼光呢？你又不是为别人而活着！
如果要说“雅量”一章中很多人都是装出来的，那么阮孚绝对是最自然的那一个。应该说他达到了雅量的最高境界。
经过这样两件事，二人的高下之分已经非常明显了。
的确，这样两件小事，充分表现出祖约和阮孚的人生态度。纵心世外，是魏晋时期名士们的最高追求，但能真正做到的，少之又少。
对于今人而言，很多人时常哀叹“活着太累”，其实只要稍微想开一点，是否就会觉得天地也更加宽广了些呢？

@词林樵客 2017-06-19 13:19:23
必须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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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谢谢！

【原文】庾太尉风仪伟长，不轻举止，时人皆以为假。亮有大儿数岁，雅重之质，便自如此，人知是天性。温太真尝隐幔怛（音da、第二声）之，此儿神色恬然，乃徐跪曰：“君侯何以为此？”论者谓不减亮。苏峻时遇害。或云：“见阿恭，知元规非假。”
太尉庾亮风度超群，仪表不凡。行为举止从不轻率，都合乎礼仪。当时的人们都认为他是装出来的。庾亮的长子才几岁，儒雅庄重的气质，从一出生就是这样，人们就认为这是与生俱来的东西，天性使然。
庾亮，雅量十三中详细介绍过。
魏晋以来玄学兴起，文人士大夫受其影响，讲究无拘无束，把儒家的那一套礼教全扔进了垃圾堆。因此士人们不但日常衣着随便，聚会时饮酒、吃药（服食寒石散）后，行为更加随意放肆。放到现在，基本划归行为艺术一类。再加上“竹林七贤”这一榜样的力量，对这种存心和儒家礼教作对的行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而庾亮注重儒家传统规范，能够时刻严格要求自己，不随波逐流。所以他的行为相比之下，无疑成为了一道清流，显得十分与众不同。
从庾亮大儿子才几岁这一点可以看出，此时庾亮刚刚崭露头角，并且这种名气、地位的抬升，还是由于他的姐姐嫁给了后来的晋明帝司马绍造成的。这时的庾亮，名声还不是非常大，所以会遭到士人们的怀疑。
庾亮自身的行为，肯定影响到了他的儿子。所谓“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讲的就是这个意思把。所以现在年轻的父母们，要想孩子们能够成才，以身作则既很重要，也很有效。
温峤曾经有一次躲在幔帐的后面，趁庾亮长子不备，突然跳出来想吓他一吓。谁知道这个孩子神色毫无变化，就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还慢慢地跪下向温峤行礼道：“君侯为什么要这么做啊？”
东晋名臣温峤出场了！
温峤，字太真，太原郡（大致相当于今山西省太原市和晋中市）祁县（今山西省晋中市祁县）人。西晋末年天下大乱时，跟随刘琨经营并州（刘琨是温峤的姨夫），驻守晋阳（今山西省太原市）。刘琨劝进司马睿登基，派温峤为使者来到建康。从此，温峤就留在了江南。
温峤学识渊博，刚到江南时，受到王导、周顗等名士的青睐。后为太子司马绍的中庶子（相当于太子的首席秘书监管家），由此和司马绍、庾亮等人结下了深厚的私人情谊，这都为他后来的仕途做好了铺垫。
第一次王敦之乱后，温峤被王敦强征为大将军左司马。温峤成功上演“无间道”，假意为王敦谋划，骗得了王敦的信任。王敦打算再次作乱时，温峤用计成功脱身，并把王敦的意图向朝廷做了汇报。以至于王敦意识到被温峤骗了后，表示要亲手拔掉温峤的舌头。第二次王敦之乱时，温峤亲自带兵抵挡王敦部下钱凤对建康的进攻。王敦之乱被平定后，温峤因功被封建宁县公。
晋成帝司马衍即位后，温峤的老弟兄庾亮辅政。庾亮为了防备荆州的地方实力派陶侃，任命温峤为江州刺史，镇守武昌（今湖北省鄂州市）。
庾亮引发苏峻之乱后，温峤最先出兵讨伐，并收留了逃出建康的庾亮。后成功地说服了陶侃、郗鉴加入平叛阵营，又从中撮合陶侃和庾亮，使陶侃对庾亮冰释前嫌，从而保住了庾亮的性命（陶侃曾经要求杀掉庾亮以谢天下）。因在苏峻之乱中的优异表现，温峤被任命为骠骑将军，加散骑常侍、开府仪同三司，进爵始安郡公。
苏峻之乱被平定后，朝廷要求温峤留在建康和王导一起辅政，而温峤却坚决推辞，回到了武昌。然而温峤回武昌才一个月，就因中风而病逝，享年四十二岁。死后被追赠侍中，大将军，谥号“忠武”。
和庾亮的恪守礼仪不同，温峤为人率真随性，好赌钱，还能和比他小一辈的人厮混在一起。比如东晋中期著名的权臣桓温（桓温的父亲桓彝就是因为仰慕温峤，才给自己的长子起名为桓温。），小时候就经常和温峤在一起赌钱。不仅如此，温峤无厘头恶搞的水平还非常高。关于温峤的无厘头，故事非常多，这个我们在《世说新语》的后面都会遇到。
这里就是一例。庾亮的儿子才几岁，温峤就做出成年人成心吓唬小孩子的事来，说他是童心未泯吧也行，说他自身的性格就是这样则更恰当一些。
而庾亮长子的表现，应该说非常优秀，有着不亚于七岁的王戎看老虎的那种超越其年龄的成熟。其实我更奇怪的是，他们是怎么训练的，能够让一个孩子做到这样。
听说过这件事的人都认为这个孩子不会比庾亮差多少。可惜的是，长大之后在苏峻之乱中遇害。有人就说：“见到过阿恭，就知道庾亮平时的行为绝不是假装出来的！”
阿恭是庾亮长子的小字。所谓小字，是指古代男子在二十岁行冠礼正式成为成年人之前，是没有正式的字的，所以取个小字便于称呼，有点像现在的小名。
《晋书-庾亮传》里记载庾亮长子名庾彬，并引用了这一条故事。但是刘孝标在给《世说新语》作注，写到这一条时，引用庾家家谱里的记载，说庾亮长子名叫庾会，字会宗，这说明他在苏峻之乱中遇害时已经成年了。
刘孝标生活在南北朝宋、齐、梁三朝时期，相较东晋也就晚了一百年，而房玄龄等人编写《晋书》，则要再晚一百年。所以到底庾亮的长子是叫庾彬还是庾会，还成了一桩悬案。姑且以《晋书》为准吧。
苏峻起兵造反，就是被庾亮给逼的。所以苏峻攻入建康的第一件事，就是四处抓捕庾亮及其亲属。庾亮运气好，带着他的两个弟弟庾怿和庾翼逃出建康。庾彬则没那么好命，死于乱军之手。想想童年就这么优秀的一个孩子，可惜了啊。

上一篇是“雅量十七”，没注意贴错了。十六还没贴。

雅量十六
【原文】许侍中、顾司空俱作丞相从事，尔时已被遇，游宴集聚，略无不同。尝夜至丞相许戏，二人欢极。丞相便命使入己帐眠。顾至晓回转，不得快孰。许上床便咍台大鼾。丞相顾诸客曰：“此中亦难得眠处。”
许璪、顾和都是丞相从事，那时二人已经受到丞相王导的赏识。在官员们一起游乐饮宴聚会的时候，二人的表现都很优秀，没什么区别。
许璪，字思文。《晋书》里无传，官至吏部侍郎、侍中。所以称他为许侍中。侍中前面提到过，是皇帝的贴身参谋，通常是加授，被授予侍中头衔的一般有正式的官职。侍中类似于现在的国务委员。
顾和，字君孝。出身江南大族吴郡（今江苏省苏州市）顾氏，拥立司马睿登基建立东晋的江南士族领袖顾荣的族侄，“雅量”第一篇里东吴丞相顾雍的曾孙辈。
两晋施行的是门阀政治，家族出身就是为官的护身符，顾和的大族身份，使得他在东晋官场上很受欢迎，王导、王敦、郗鉴等重臣都曾重用他为属官。后顾和官至尚书令（相当于现在的国务院总理），死后追赠司空。所以这里称呼他顾司空。
当然，顾和自身也很有才干。顾荣就评价这个族侄：“这是我们家族里的麒麟啊，以后能让家族兴旺发达的，就是他了！”
顾和为官期间，不畏权贵，凡事都以法令、礼教为准则，对于那些敢于违背的，哪怕是皇亲国戚，也上疏要求惩处。六十四岁时病逝。
从事，中低级属官。我国古代在隋唐开始科举选拔官吏前，青年才俊进入仕途，通常都是从中低级官吏做起。
曾有一次晚上王导招集大家一起到他的府上喝酒，二人都玩得很high。
“丞相许”中的许，是府邸的意思。《世说新语》里经常可以看到这种用法。而在其他时期的古文中，似乎这种用法并不常见。
这里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的高官和自己属官们经常在一起喝酒玩乐。这种聚会通常属于私人性质，士人间的聚会。王导官职高，经济条件好，肯定是这种聚会的主要承办人。有一点需要说明，古人聚会饮酒绝不是几个大老爷们儿在一起胡喝乱侃，通常都是有女伎坐陪的，歌舞表演也不会少，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喝花酒”。所以就不难理解这二人为什么喝个酒还能喝得那么开心了！
这种情况现在其实也差不多。一千多年以来基本没什么改变。
王导就让二人在自己的卧榻上休息。顾和一夜都翻来覆去，基本没有入睡。而许璪一上床就睡着了，鼾声大作。
王导能让这二人在自己的床上睡觉，可见对这两个人有多欣赏。应该说这也是一种肯定和荣誉。
前面介绍过，顾和为人讲究礼法，所以对于这种直接睡到丞相王导床上的行为，内心肯定认为不合适。但那时顾和的官职低，又不能拒绝王导的这种好意，所以才会辗转反侧，一夜都没睡好。当然也可能是许璪的鼾声太大，吵得他一夜没睡吧。
而许璪就没那么多顾虑，同时估计晚上酒也没少喝，所以一上床就睡着了。因此，雅量就是一种内心的豁达，很少受到世俗规矩的牵绊。许璪能被王导看重的，估计就是这种洒脱了。因为那个时候的社会风气，是欣赏这一点的。
王导就对其他的客人说：“我这里啊，不是一个用来睡觉的地方啊。”
理解了顾和内心的顾虑以及许璪多少有点豪放的行为，就不难理解王导的这句话了。在王导这里，许璪和顾和高下已分。同时王导的话里也带着对自己的调侃。说实话下属肯定是喜欢王导这样的领导的。日常的工作也没有严格要求，私下里还能和下属们打成一片，看到这里，是不是有很多读者都要羡慕得心向往之了？

雅量十八
【原文】褚（音chu、第三声）公于章安令迁太尉记室参军，名字已显而位微，人未多识。公东出，乘估客船，送故吏数人，投钱唐亭住。尔时，吴兴沈充为县令，当送客过浙江。客出，亭吏驱公移牛屋下。潮水至，沈令起彷徨，问：“牛屋下是何物人？”吏云：“昨有一伧父来寄亭中，有尊贵客，权移之。”令有酒色，因遥问：“伧父欲食饼不？姓何等？可共语。”褚因举手答曰：“河南褚季野！”远近久承公名，令于是大遽，不敢移公，便于牛屋下修刺诣公。更宰杀为馔具，于公前鞭挞亭吏，欲以谢惭。公与之酌宴，言色无异，状如不觉。令送公至界。
褚裒（音pou、第二声）从章安县令升为太尉郗鉴的记室参军。当时，褚裒的名声已经很大，但是官职不高，所以认识他的人并不多。
褚裒，字季野。东晋中期名臣、名士。晋明帝第二子司马岳做琅琊王时，要在当朝名士中选一人家女儿为妃，褚裒以其名声，又因其女儿褚蒜子年龄合适，就获得了这一殊荣。晋成帝司马衍去世后，司马岳登基，是为晋康帝。褚裒作为皇帝的老丈人身份更加显贵。
褚裒年少时，虽然家族名望不能和王氏、庾氏相比，但褚裒的气度却比那些名门望族家的孩子们显得更加高贵。庾亮见到小时候的褚裒，就让著名的大算命先生郭璞给褚裒算了一卦，结果令郭璞都感到吃惊，并成功预言“二十年后，地位将超越人臣。”
所以从小时候起，褚裒的名声就传播开了。但是两晋施行的是门阀政治，青年才俊名声再大，家族出身不行，仕途尤其是在初期就要艰难得多。“雅量十六”中我们看到，出身江南大族的顾和就可以给王导做低级官吏从而迈入政坛。而褚裒就没那个命了，只能到章安（今浙江省台州市）这个在当时地处偏远的县当县令。
《晋书-外戚传》里记载褚裒是给太尉郗鉴做参军。而刘孝标的注里说是给庾亮做参军。考虑到庾亮的“太尉”头衔是死后追赠的，所以似乎《晋书》里的记载正确。
记室参军，应该比参军低一级，负责文书方面的工作。
褚裒和司马家联姻后，官职就一路扶摇直上。先任豫章太守。晋康帝即位后任江州刺史，后又任徐州、兖州刺史，卫将军，镇守京口（今江苏省镇江市）。
公元349年后赵皇帝石虎病逝，石虎的儿子们为了争权自相残杀，北中国大乱。褚裒上表北伐，顺利收复彭城（今江苏省徐州市）。今山东境内汉族百姓二十多万人请求南迁，归附东晋。褚裒派部将王龛等人前去接应，却被后赵将领李菟击败，王龛等人战死。褚裒北伐失利，只能退回京口。结果造成那些想要南迁的百姓大部分死于战乱之中。褚裒听到京口那些在北伐中牺牲的士兵们的家属的哭声，内心惭愧不堪，不久在忧愤中病逝，享年仅四十七岁。
大家都为他的死而感到惋惜。朝廷追赠褚裒侍中、太傅。
褚裒离开章安前去赴任，就坐着运送人员的客船，跟随护送的也就几个章安县的官吏，到了钱唐县后，到官办的馆驿投宿。
《晋书》里记载，褚裒为人简朴，女儿已经嫁给司马岳后，任豫章太守，还让家里的童仆上山砍柴以为家用。这一点和当时名士们奢华的生活有很大不同，也是由于褚裒出身寒族，从小就养成了好的习惯。
所以褚裒出行，都没有自己的私船，还要和普通百姓们一起挤客船。这就相当于现在的台州市椒江区区长调任国防部部长助理，没有乘坐专车，而是挤大巴赴任一样。
钱唐亭，指的是钱唐县的官办馆驿，也就是政府招待所，给政府传送公文的官吏以及来往商旅提供住宿的地方。
东晋时期的钱唐县，就在现在的杭州市。
褚裒从章安去郗鉴驻扎的京口赴任，沿途只投宿馆驿，却没有住在朋友的家里。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的社会生态。褚裒已经名声在外，可在钱唐竟然没有朋友可以投宿，充分反映出当时寒门人士在社会上生存有多艰难。当时的社会风气就是高门不和寒门来往。褚裒没有高门朋友，寒门朋友可能穷得连饭都管不上，于是只好去官办馆驿寄宿了。
当然，晋康帝即位后，褚家也一举跻身高门行列了。
这一则故事，显然发生在褚裒年青时期，那时候他的女儿还没有嫁给司马岳呢。
那时，吴兴郡（大致相当于进江苏省无锡市南部和苏州市南部地区）人士沈充为钱唐县县令。正好沈充有朋友要去钱塘江以南的地方，也到这个馆驿投宿。县令和他的朋友来了，管理馆驿的官吏为了给县令的朋友腾出地方，竟然要求褚裒一行人离开屋子，到拴拉车的牛的牛棚底下过夜。
这里的沈充，应该不是第二次王敦之乱中，在吴郡起兵响应王敦的那个沈充。二人应该是同族，同名而已。
封建社会就是这样，等级森严，没身份没地位，只能住牛棚。
褚裒乘客船前来投宿，所以馆驿里的官吏们没有意识到来了为贵客，“狗眼看人低”的情况也难免。
注意，在当时江南地区马是珍稀物资，只能提供给皇室和军队使用。别说普通百姓只能坐牛拉的车子，就连王导这样的高官也没有马车坐，只能做牛车。
到了晚上，钱塘江涨潮了，沈县令正陪他的朋友喝酒，就离开坐席走到馆驿之外巡视。正好看到褚裒等人坐在牛棚下面，就问馆驿的官吏：“那牛棚底下都是些什么人？”官吏回答：“昨天有个北方佬来本馆驿投宿。今天您尊贵的客人来了，所以暂且让他们搬到牛棚底下住。”沈县令已经有点喝醉了，就远远地对褚裒说：“那个北方佬吃不吃饼啊？你叫什么名字？过来一起说说话吧。”
这一则故事是《世说新语》中少有的篇幅较长的一个，故事还写得非常生动有趣。
伧父，意思有多种，从字面上看就知道是蔑称一类。这里是当时江南原东吴地区的百姓对于北中国晋朝地区的人的称呼，通俗地说就是“北方佬”的意思。
褚裒拱手行礼，自报家门：“河南尹人士，褚季野！”褚裒的名声早已在江南流传，大家都知道这个名字。于是沈充大惊失色，感到怠慢了贵客，不敢让褚裒换地方了，只能亲自来到牛棚下，递上自己的名帖，一切都按照探望名士的礼仪。同时赶忙命人宰杀牛羊准备齐了丰盛的食物，更把馆驿的官吏拉倒褚裒的面前狠狠打了一顿鞭子，向褚裒道歉。
河南指的是河南尹，大致相当于今河南省洛阳市及郑州市、许昌市和平顶山市部分地区。因为是国都洛阳的所在，所以称“尹”而不称“郡”，郡也就是相当于现在的市这样的行政单位。
褚裒一报家门，剧情就逆转了。刚才还口称“伧父”的沈充，立刻换了一副姿态，不但态度端正，还好吃好喝地招待起来。更悲催的则是那个没有眼力价的亭吏，莫名其妙地被打了一顿。
沈充前后的变化，也让现在的我们感到吃惊。褚裒当时也就是名气大而已，官职并不比沈充高上多少，竟然就凭“褚季野”三个字，能让沈充前倨后恭，也说明当时的社会对于名士身份的认同和尊敬，哪怕你的官职一般。
褚裒和沈充一同饮酒，欢宴而散，自始至终褚裒脸上都没有异样的神情，就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褚裒离开的时候，沈充一直护送出钱唐县界。
一群人在牛棚里喝酒，褚裒自己还不觉得尴尬，但显然沈充是异常尴尬的。“状如不觉”，说明亭吏在挨鞭子的时候，褚裒也当作没看到。这多少有点不厚道，何必为难底下人呢？人家又不知道你是谁。

雅量十九
【原文】郗太傅在京口，遣门生与王丞相书，求女婿。丞相语郗信：“君往东厢，任意选之。”门生归白郗曰：“王家诸郎，亦皆可嘉。闻来觅婿，咸自矜持。唯有一郎在东床上袒腹卧，如不闻。”郗公云：“正此好！”访之，乃是逸少，因嫁女与焉。
太傅郗鉴驻扎在京口，派一位门生给丞相王导送信，请求和王家联姻，想把自己的女儿嫁给王家的一位晚辈。
郗鉴，字道徽，东晋初期名臣，忠臣。郗鉴本是一文人，西晋永嘉之乱开始后，郗鉴在老家高平郡（大致相当于今山东省济宁市）聚集族人和附近的流民筑坞堡自守，归附于他的百姓有上万人。后在后赵政权的军事压力下，率众南迁。被东晋政府先后授予兖州刺史、徐州刺史等职。驻地也由北向南迁移，先是合肥，后至广陵（今江苏省扬州市）。先后参与平定第二次王敦之乱和苏峻之乱，因功官至司空、太尉，车骑大将军，移镇京口（今江苏省镇江市）。七十一岁时病逝，死后追赠太宰，谥号“文成”。
从《晋书-郗鉴传》中，没有找到任何郗鉴被授予太傅头衔的记录，所以这里称他为太傅，似乎有误，应为太宰。
东晋的各个名门大族之间通婚，是一种普遍现象，这种姻亲关系，成了各大族之间联系的纽带，并加强了各家族在政治上的势力。同时通过姻亲，也能使一些地位较低的家族抬高自己的地位。郗家本来算不上是高门，但是此时郗鉴的官职在这里摆着，再能和王导结成亲家，那对于郗家来说，自然是一桩提高门户的美事。
对于王导而言，自从王敦覆灭后，王导虽然没有受到牵连，但是失去了对军队的控制权。虽然位居丞相，但就是一个光杆司令。郗鉴作为手头掌控徐、兖二州军队的地方实力派，正是王导希望结交的理想对象。所以，结成亲家也是再好不过的事情。
因此这一桩婚事，对于两家来说，各取所需，于是一拍即合。郗鉴求之不得，王导何尝也不是巴不得呢。
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东晋的政治生态。
当然，对于王导来说，这桩婚事就是一笔政治投资。从后来的效果上看，王导赚了个盆满钵溢。“雅量十三”中我们就介绍过，如果没有郗鉴的力挺，王导恐怕就会被庾亮以武力赶回乌衣巷做个平头老百姓了。
王导对郗鉴的信使说道：“你自己去东厢房里看看，随你挑选。”信使看过以后就回到京口禀报郗鉴：“王家的各位公子都很优秀，听说我们来挑女婿，各个都正襟危坐，展示自己最好的一面。只有一位公子，在东面的床榻上躺着，衣衫不整，肚子都露了出来。好像就没听到我来挑选女婿一样。”郗鉴说：“就是这个最好！”于是再派人到王家询问，原来是王羲之。于是郗鉴就把女儿嫁给了他。
这就是“坦腹东床”的来历！
王羲之，字逸少，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书法家，没有之一。唯一一位具有“书圣”头衔的人。
王羲之的父亲和王导是堂兄弟，都是王览的后人。王羲之小时候口齿不太利索，所以大家没觉得这个孩子有什么优秀的地方。十三岁时去拜访当时的名臣、名士周顗，受到周顗的青睐，于是名声渐渐兴起。王敦都认为王羲之是王家后辈中最优秀的人物。
原本王羲之有这样的出身，再加上良好的口碑，本来可以在仕途上一帆风顺。但是随着王导年纪越来越大，东晋官场之中各大家族之间的政治斗争也越发激烈。原本王羲之被任命为江州刺史，但是到任时间不长，就被排挤了下去。这让王羲之对于仕途心灰意冷。
后王羲之被任命为会稽内史，右军将军（所以后人多称王羲之为王右军）。王羲之就来到当时的会稽郡（大致相当于现在的浙江省绍兴市和宁波市）的山阴县（今浙江省绍兴市）为官。为官期间，和很多隐居在这里的名士如谢安、孙绰、许询、支循等人交游，对于朝政很少过问。
永和九年（公元353年）农历三月三，王羲之主持了一次永载史册的文人聚会，史称“兰亭之会”。大家饮酒做诗、赋，汇成一集。王羲之酒后挥毫，写成中国书法史上成就最高的一篇——《兰亭集序》，被后世誉为“天下第一行书”，一千六百多年来，无人能出其右。从而一举奠定了他中国书法史上第一人、“书圣”的称号。
可惜，《兰亭集序》真迹已经遗失，据说被埋进了唐太宗李世民的昭陵。现在我们看到的《兰亭集序》，都是唐人的摹本。
晚年，王羲之隐居在会稽金庭（今浙江省绍兴嵊州市金庭镇），五十九岁时，病逝。
由于王导这一支是大宗，王导是族长。郗鉴前来求婚，所以王导可以把宗族中所有的子侄辈招集起来供郗家挑选。
当时名士以不拘小节为风尚，所以王羲之丝毫不介意当时的场合，无拘无束，率性而为。估计当时是个夏天，王羲之才会松开衣扣，把肚子都露出来纳凉。也正是这一与众不同的举动，被郗鉴看中了。
名士们聚会是衣冠不整，甚至赤身裸体也旁若无人，在那个时候是普遍现象。一度大家都以这种行为为高，还收到追捧。唐宋之后，理学兴起，这种甚至可以被称为胡闹的行为，才逐渐消失。
当然，那时候王羲之早已名声在外，郗鉴是不是借挑选为名，其实心里早就看上了王羲之也说不定呢。
后来，王家和郗家再次联姻，王羲之的儿子王献之就是娶的郗鉴的孙女为妻，理论上这两人还是表姐弟的关系。

这是流传至今被公认最接近原作的一幅，普遍认为是诸遂良的摹本。

雅量二十
【原文】过江初，拜官舆饰供馔。羊曼拜丹阳尹，客来蚤者，并得佳设。日晏渐馨，不复及精，随客早晚，不问贵贱。羊固拜临海，竟日皆美供，虽晚至，亦获盛馔。时论以固之丰华，不如曼之真率。
西晋末年，士人们从中原迁移到江南避祸之初，社会上有一种风气，就是如果谁被授予了官职，就必须给前来道贺的亲友准备食物。
升官了大家都来道贺，本来也算是人之常情，可以顺便联络联络感情，互通有无，以便日后也能相互照应。是日常社交的一个重要项目。
可是大家刚刚从中原千里迢迢地跑到江南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很多人又是逃难而来，能把性命保住就算很不错了，哪里还有条件把老家那些吃的喝的、仆人厨子都一并带过来呢？
这说明当时的一个社会现实：寒门人士基本上就是光着屁股跑到江南来的。而豪门大族就不一样了，应该是拖家带口，连带部曲（长期依附某一士族，为其生产耕作兼看家护院的底层民众。）一并迁移过来的。所以通过拜官后提供的饮食就能看出这一家族的实力，也是高门展示自己牛B的一种场合。于是社会舆论还要品评一番。
羊曼被任命为丹阳尹，宾客前来祝贺。先来的人吃得都比较好，随着天色渐晚，后来再来的客人，就吃不上什么精美的食物了。食物品质的变化，不因为来客身份的高低有所不同，只是按照前来的先后次序。
羊曼，字祖延。东晋初期大臣、名士。晋元帝司马睿还没有登基称帝时，羊曼就是司马睿的属官，历任司马睿的镇东将军参军和丞相主簿（司马睿曾被西晋愍帝司马邺封为丞相）。东晋建立后，官至丹阳尹。这则故事，就是发生在羊曼刚被任命为丹阳尹的时候。
东晋定都于建康，而建康属丹阳郡管辖，因都城在郡内，故称为“尹”而不再称“郡”。东晋时期的丹阳尹管辖今江苏省南京市和安徽省马鞍山市长江以南地区以及常州溧阳市，范围比较大。
羊曼好饮酒，当时酒量大是名士的必备基本素质之一。东晋建立之初就和郗鉴、卞壸、蔡谟、阮孚等人并称“兖州八伯”，后又与温峤、庾亮、桓彝等人结下深厚友谊。第一次王敦之乱后，王敦强征羊曼为右长史。羊曼不愿为王敦效力，整日饮酒，公事一概不理。王敦敬重羊曼的名声，也不好拿他怎么样。
苏峻之乱中，羊曼被任命为前将军，率军镇守皇城的正大门云龙门。朝廷的军队被苏峻击败后，有人劝羊曼赶快逃走避祸。本来么，连庾亮都跑了。但是羊曼忠贞不渝，对手下人说：“朝廷遭遇灾祸，我还怎么能偷生？”率部下死守云龙门，与苏峻叛军力战，不敌后被乱军杀死。
羊家也算是西晋的大族，羊祜曾镇守襄阳，和东吴后期名将陆抗对峙多年。死后追赠太傅。羊曼就是羊祜哥哥的孙子。羊家还出了一位皇后，就是晋惠帝司马衷的第二任皇后—羊献容。因此羊曼南迁时，应该多少还有点身家，不过肯定不是很富有，不然也不会拿不出充足的食物供给前来道贺的宾客。
羊固被任命为临海太守，一整天提供的都是精美可口的食物。哪怕来得晚了的客人，也都吃得很好。
羊固，字道安。和羊曼是同族兄弟。羊固《晋书》中无传，《文字志》中说他书法了得，擅长草书和行书。去世时朝廷褒奖其为官清廉简朴，追赠大鸿胪（主管少数民族事务和对外交往的官员）。
临海郡，管辖范围相当于今浙江省台州市和温州市。
羊固的家境似乎要比羊曼好很多，食材准备得也齐备，只要能来的，管够，质量也有保证。
然而当时的评价却认为，羊固虽然准备得丰盛，却比不上羊曼的直率与坦诚。
这种评价有点让人看不懂，羊固难道是在打肿脸充胖子，明明家里穷得都解不开锅了，还要东拼西凑地备齐一整天精美的食物？难道那些吃的都是羊固赊账赊来的？
羊曼固然够坦诚，家里穷就穷呗，准备一点是一点，先来先得，后来的就只好对不住了。也不顾及这样做会给自己的声望造成影响。反而这么做受到了好评，点得都是赞。
今人似乎应该好好向先人们学习，听说不少人，结个婚还能负债累累，“面子”这个东西真是害人不浅啊。为什么现在的物质比古时候丰富得多，但精神却那么贫乏呢？

雅量二十一
【原文】周仲智饮酒醉，瞋目还面，谓伯仁曰：“君才不如弟，而横得重名！”须臾，举蜡烛火掷伯仁。伯仁笑曰：“阿奴火攻，固出下策耳！”
周嵩喝酒喝醉了，瞪着眼睛，转过脸来，对周顗（音yi，第三声）说：“你的才能还不如我这个弟弟，却凭空得到那么大的名气！”
周家兄弟三人，老大周顗，老二周嵩，老三周谟。这里出场的是老大和老二。
先来说说周顗。
周顗，字伯仁，东晋初期名臣、大名士。年少时就在名闻乡里，还未成年，就有官府征辟他为官，但周顗一概不接受。周顗为人宽厚仁和，就如同他的字“伯仁”那样。成年后，周顗继承父亲的爵位，给东海王司马越的儿子司马毗做镇东将军长史。
过江以后，司马睿因周顗的名声而重用他。但是这位老兄的表现实在不咋地，先是被任命为荆州刺史，到任不久就被当地的叛军打得抱头鼠窜，幸亏陶侃相救，才保住了性命。
回到建康后，司马睿又任命周顗军咨祭酒。司马睿称帝，任吏部尚书。后升任尚书仆射（相当于现在的国务院副总理），护军将军。
周顗为官，和当时的官场风气一致，就是整天喝酒，公务一概不管，全让下属打理。所以人称“三日仆射”，意思是说他一个月三十天里，只有三天能来上班。剩下二十七天，不是在喝酒，就是在醉酒！周顗也多次因为饮酒而出丑，被有关部门弹劾。但司马睿欣赏周顗，每次都替他开脱。
有时候我真的很奇怪，就是这样的一支公务员队伍，东晋朝廷怎么能撑得过那一百年？
周顗和王导、王敦的关系非常亲密，自从在洛阳时他们就认识了。但是到了东晋，王导、王敦把持朝政，胳膊肘就知道偏向高门士族。司马睿想收回一部分权力，重用刘隗、刁协等人，这引起了王敦的不满，最终引发王敦兵向建康，史称“第一次王敦之乱”。
按理说周顗应该是和王导、王敦一伙儿的。但是周顗没有，他忠于晋室，支持司马睿对抗王敦叛军。但是朝廷的军队压根儿就不是王敦的对手，王敦攻克建康，司马睿颜面扫地。王敦控制了朝廷还不算，为了立威，杀掉了周顗。
其实周顗的死，王导负有很大责任。这个我们会在“尤悔”一篇里详细说。
王敦之乱被平定后，东晋朝廷追赠周顗左光禄大夫，上谥号“康”。
后世虽然对周顗为政颇有微词，但是对于他的忠贞不二，为官清廉，则异口同声地加以赞美。
再来说周嵩。
周嵩，字仲智。虽说和周顗一母同胞，但是这哥儿俩的性格却一南一北。周顗稳重，宽于待人。但周嵩用南京话讲就是个“活闹鬼”，脾气不但直，还火爆。言行经常不经过大脑 ，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一点也不顾及他人。
过江后周嵩也做司马睿的属官。西晋愍帝被汉赵政权刘曜俘获后，西晋灭亡。大家都劝进司马睿登基，周嵩却不识时务地上疏叫司马睿不要这么干。这当然引起了司马睿的不满，外放周嵩到新安（今安徽省黄山市、浙江省杭州建德市和淳安县、江西省上饶市婺源县）作太守。
就这样，周嵩还管不住自己的嘴巴，经常贬损朝廷任用的官员和政策，惹恼了司马睿，差一点要被杀头。当然周顗不会坐视亲弟弟遭此横祸，多方求情。司马睿看在周顗的面子上才放了他一马。
按理说经过这样一劫，多少应该长点记性。但是周嵩就是和其他人不一样。《世说新语》里记载了不少周嵩大嘴巴和行为怪诞的故事。
王敦杀掉周顗后，还征辟周嵩做了他的从事中郎。原本周嵩可以躲过一劫。王敦无子，王敦亲哥哥王含就把自己的小儿子王应过继给王敦为子。而王含大儿子娶的就是周嵩的女儿为妻。所以理论上周嵩和王敦还是亲家关系。
但是周嵩那张管不住的嘴又给他惹了祸。王敦准备再次造反的时候，周嵩因为哥哥遇害一直怨恨王敦，就经常不分场合地说：“王应水平不行，不能统兵。”可想王敦听了心里有多气。于是在起兵之前，编了理由把周嵩给杀了。
这则故事，应该发生在某一次家庭聚会中。周嵩恃才傲物的性格被刻画得淋漓尽致。周顗可能是没多少才能，但是就凭他的为人处事，就比周嵩要高明得多。另外当时是否是名士并不看重为官的政绩，主要考察的是一个人的言谈举止，气质修养。所以周顗并不是浪得虚名，大名士的头衔都是日常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然而在周嵩的嘴里竟然成了“横得重名”，也实在让人觉得可爱。
不久，周嵩抓起面前的蜡烛砸向周顗。周顗却笑着说：“你小子火攻，就只会用下策罢了！”
也不知道周嵩那天怎么气就那么大，嘴上说说还嫌不过瘾，拿起蜡烛砸人，就和一个三岁的孩子犯倔差不多。
周顗的和周嵩截然不同的性格这里也充分展现出来。非但不因为弟弟的无礼而生气，可能也是太了解这个弟弟了，还能笑着消遣一下周嵩。说周嵩出下策，其实就是在说“你不如我”啊。
我们已经看到很多名士们的风采，简直什么样的奇葩都有，有扔餐盘的，有上门来骂娘的，这次是砸蜡烛。可见古时候的人也不都是一本正经，干起滑稽的事情来，一点不比今人逊色多少。

雅量二十二
【原文】顾和始为扬州从事，月旦当朝，未入顷，停车州门外。周侯诣丞相，历和车边。和觅虱，夷然不动。周既过，反还，指顾心曰：“此中何所有？”顾搏虱如故，徐应曰：“此中最是难测地。”周侯既入，语丞相曰：“卿州吏中有一令仆才。”
顾和刚被任命为王导的扬州刺史从事（当时王导还未拜相）。某月初一，是王导招集属下开例会的日子。顾和来到刺史衙门门口，没急着进府。正巧周顗有事来找王导，从顾和的车旁经过。顾和正在捉身上的虱子，就像没看见周顗一样，什么表示都没有。
顾和和周顗我们都已经介绍过了。
古人的卫生条件肯定不如现在，就如顾和这样的高门人士，身上也难免有虱子。顾和在王导府门口捉虱子，应该是不希望一会儿开例会时，被身上的虱子弄得抓来挠去，有失风度。
这则故事开头就说顾和刚入官场，所以有可能不认识周顗。顾和只是个从事，中低级官吏，见到周顗这样的高官，应该下拜行礼。毕竟那个时代有没有报纸杂志、电视网络，一位名人也仅仅是名声在外，没见过本尊的情况非常多。顾和年纪轻，没见过周顗也不奇怪。
刘孝标的注里引用《语林》中的记载，说当时周顗已经喝醉了，只穿了一件日常的休闲服“白祫”，带着两个仆人来见王导。周顗没有穿官服，顾和又是江南望族出身，估计平时走路都是眼睛只盯着天上看，所以把周顗误认为一介平民，没放在眼里。
如果《语林》里记载的是真实的情况，那倒比较符合周顗的人设。周顗这个人除了喝酒这个缺点以外，还有一个明显的毛病，用南京话说就是有点“甩”，经常不把别人放在眼里。工作时间来见王导，官服都不穿，一说明二人私交深厚，二也说明周顗为人过于随便。
周顗已经从顾和身边走过，又回头折返回来，用手指着顾和的胸口问道：“这里面是什么？”顾和依旧捉着虱子，慢慢地回答：“这里面的东西啊，最是难以捉摸。”
顾和是来开例会的，又是官场菜鸟，所以肯定穿着官服来的。一个小从事看到自己从身边经过，居然一点表示都没有，周顗肯定心里不爽。但是周顗并没有发怒，这说明周顗为人宽厚的个性。周顗那样问顾和，就是在和他开玩笑。从《世说新语》中关于周顗的多条记载来看，周顗还应该是个富有幽默感的人。
周顗可能也就随口一问，但是顾和的回答很有水平，都说人心难测，顾和可以说是回答到点子上了。
周顗到了王导府里，对王导说：“你的手下里有一个日后能够官居尚书令或尚书仆射的人才啊！”
顾和的回答，显然令周顗非常满意，应该也惊讶于这个年轻人的言行气度。周顗虽然喝多了，但是头脑还很清醒，他对于顾和的预言也非常准确，顾和后来还真的官至尚书令。
顾和作为职场新人，相比于“雅量”十八里的那个因不认识褚裒而怠慢了他，最后遭到鞭打的亭吏，运气要好很多，非但没有遭到责罚，反而受到周顗的褒奖，真是同人不同命啊。
这里有一个细节需要注意，周顗用“卿”称呼王导。前面有介绍，“卿”是上级对下级，长辈对晚辈的称呼。周顗称王导为“卿”，明显不合适，因为王导官职更高，虽然周顗年长王导几岁，但是二人应该是平辈，所以周顗应该称呼王导为“君”。可能周顗仗着自己比王导大，倚老卖老吧。
《世说新语》里记载了好几个周顗和王导互动的故事，内容大多可见周顗过于无拘无束，很难说王导表面上没什么，但内心深处多少还是有些不满。后周顗的惨死，（周顗临死前被士兵用戟刺穿了脸颊，鲜血一直流到脚背上。）王导难辞其咎。可能在平日里，就多少有了些积怨吧。
东晋时期，士人因和虱子战斗而出名的故事有两个，一个就是顾和的“搏虱如故”，另一个是王猛见桓温时的“扪虱而谈”。顾和因不认识周顗才没能停手，而王猛前来拜见桓温，依然故我，此二人高下已分。

雅量二十三
【原文】庾太尉与苏峻战，败，率左右十余人乘小船西奔。乱兵相剥掠，射，误中舵工，应弦而倒，举船上咸失色分散。亮不动容，徐曰：“此手那可使著贼！”众乃安。
庾亮率中央军与苏峻的叛军交战，却被苏峻击败，只好带着十几个贴身的卫士坐一条小船向西逃跑，准备投奔时任江州刺史的温峤。
庾亮死后追赠太尉，所以这里称呼他为“庾太尉”。
“苏峻之乱”，前面我们提到过多次，这里详细介绍一下苏峻和“苏峻之乱”的起因。
苏峻，字子高，掖县（今山东省烟台莱州市）人。苏峻本是一介书生，曾担任过郡守的主簿（文字秘书）。西晋末年，天下大乱，苏峻就在掖县筑坞堡自守，周边投奔他的有几千户人家，在当地的坞堡之中，数他的实力最强。军阀曹嶷控制青州（今山东省东部、北部沿海地区）时，任命他为掖县县令，这其实是在拉拢他，但苏峻没有接受。曹嶷就准备进攻苏峻，苏峻知道自己打不过曹嶷，只好率领部曲数百户乘船走海路到了广陵，投奔东晋。东晋朝廷把他和他的部下安排在长江以北淮河以南地区，充当边将。这使得文化人出身的苏峻，成为了一位流民军统帅。
苏峻本来对于东晋还是很忠诚的。在第二次王敦之乱中，王敦部将钱凤和响应王敦的吴郡沈充率大军攻打建康。苏峻就带着自己的流民军星夜南下勤王，在建康城下击败了钱凤和沈充，为王敦之乱被迅速平定立下了大功。
这之后苏峻被任命为厉阳（今安徽省马鞍山是和县）内史，率领本部人马驻扎在厉阳。由于在王敦之乱中的优异表现，他的流民军实力大增，兵力上万人。于是苏峻多少有点翘尾巴，不但肆意收留各种人物，甚至连朝廷通缉的罪犯也敢编入自己的部队，还时常狮子大开口，向朝廷索要军需物资，如果不能得到满足，就口无遮拦，经常胡说八道。
晋明帝司马绍去世后，即位的晋成帝司马衍只有五岁，于是司马衍的舅舅庾亮辅政，把控了朝廷大权。庾亮一心要加强中央对地方军阀的控制，对于苏峻这样的流民帅，自然是眼里揉不得沙子。庾亮一再征召苏峻入朝，苏峻不肯去建康，要求朝廷任命自己为边将，去守卫边境，而庾亮却不同意。
就在双方的拉锯之中，苏峻甚至说：“我宁愿站在山头眺望建康城的廷尉署衙门，也不愿待在廷尉署里远看山头。”这意思已经非常直白了，苏峻知道自己入了朝肯定没有好果子吃。而庾亮似乎过高地估计了自己手头中央军的战斗力，坚决不给苏峻留条生路，非要苏峻入朝不可。
最终，苏峻为了活命，联合镇守寿春的祖约一起起兵造反，打出了“清君侧”的旗号兵向建康。
江州刺史温峤和庾亮那可是铁杆兄弟，听说苏峻造反，立刻带领江州的部队顺长江而下，准备攻击苏峻的老巢厉阳，和庾亮的中央军东西夹击苏峻。而志大才疏的庾亮还没把苏峻放在眼里，他给温峤写信，严令温峤不得继续东下，而是应该留在江州防备荆州的陶侃。在信中庾亮写到：我担心西面那个家伙（指陶侃）尤过于苏峻，你不能越过雷池一步！
这就是“不得过雷池一步”的来历。雷池位于今安徽省安庆市望江县境内，是当时温峤军抵达的地方。
结果，就发生了故事开头的那一幕。庾亮的中央军根本不是苏峻的对手，被苏峻打得落花流水。庾亮只能在仓皇之中逃出了建康。
后人一般对于庾亮做得这件作死的事情没有多少同情，基本都认为他活该。还对于他上不顾天子，下不顾朝臣和家人的做法充满了鄙视。
在船上的一行人看到苏峻的乱军正在沿岸的百姓家里烧杀抢掠，大家都非常气愤，于是纷纷拿起弓箭，向岸上作乱的叛军射击。然而不知道是哪一个家伙，一箭竟然误射向了掌舵的船工，弓弦响起，船工当场就被射中，倒在了船上。这一下船上的人都吓得变了脸色，眼看大家就要一哄而散了。庾亮却表现得非常沉稳，缓缓地说：“就这两下子，怎么能够打得过叛军哟！”大家看到庾亮没有生气，这才慢慢地安定了下来。
在这种混乱且危急的情况之下，庾亮的话说得十分有喜感。估计此时他的内心上万匹草泥马奔腾而过，终于明白自己为什么会打不过苏峻了，“我真是被这些猪队友给害死了啊！”
成功击败庾亮的苏峻，却表现出了政治上的短视和不成熟。本来庾亮辅政，朝中反对的人就非常多。庾亮过于急功近利，对于政治上的那些反对者毫不留情、痛下杀手，曾处决了反对他的宗室南顿王司马宗，废西阳王司马羕，排挤王导，所以政敌不少。
同时苏峻起兵，反的只是庾亮，并不反东晋朝廷。因此如果苏峻击败庾亮后，联合王导等早就对庾亮不满的朝中大臣，严令手下秋毫无犯，再对晋成帝毕恭毕敬，利用皇帝下诏废黜庾亮，那么庾亮就会被整成一条烂咸鱼，永世都翻不了身。
然而苏峻却没有这么做，他不但纵容手下血洗了建康城，还一把火把皇城周围的官府衙门烧了个干干净净，甚至连皇宫都没能幸免，乱军冲入皇宫，几乎把宫里的金银财宝甚至是宫女统统给搬走了。要不是王导等大臣亲自护卫在晋成帝的身旁，恐怕连这个小皇帝都不能幸免。这么一瞎搞，苏峻自己坐实了自己起兵叛乱的恶名，为后来温峤、庾亮等人联合陶侃、郗鉴平叛提供了口实。
看到了吧，“苏峻之乱”，实际上就是大家在比下限，没有最低，只有更低。最后，苏峻在战斗中阵亡，叛乱被平定。庾亮虽然声誉受损，不得不出镇地方，但是庾亮的弟弟庾冰接管了中央（庾家兄弟都是晋成帝司马衍的亲舅舅），朝政依旧控制在庾家手里。
崩溃，通常不是部队被敌军一个个地杀光，而是由于士气受损，人人自危，从而引发了大家四散奔逃。庾亮就在手下这十几个人即将奔溃的时候，成功稳住了军心，显示出名士的风范。
但是这种气度却不能当枪使，用眼神杀人那是小说里的胡编乱造，上了战场还得比谁胳膊粗。庾亮没有一支有战斗力的中央军，最后吃了败仗，败光了自己的人品不说，还白白搭上了自己的长子，有时候想想也满可怜的。

雅量二十四
【原文】庾小征西尝出未还。妇母阮，是刘万安妻，与女上安陵城楼上。俄倾，翼归，策良马，盛與卫。阮语女：“闻庾郎能骑，我何由得见？”妇告翼，翼便为于道开卤簿盘马。始两转，坠马堕地，意色自若。
征西将军庾翼带领部下外出，出去很久了都没有回来。
庾翼，字稚恭，庾亮最小的一个弟弟。庾家兄弟五人，先后出了三位位高权重的大臣，分别是老大庾亮，老二庾冰和老五庾翼。庾亮在荆州刺史陶侃去世后，接替陶侃任荆州刺史，军号为征西将军。庾亮去世后，荆州刺史和征西将军的头衔就落到了庾翼的头上。由于庾亮、庾翼兄弟二人都当过征西将军，而庾翼又是弟弟，故称呼他为“小征西”。
庾翼步入仕途比较迟，“苏峻之乱”的时候还没有任何官职。庾亮被苏峻击败后就跟随庾亮投奔温峤，后被陶侃任用为参军和从事中郎。陶侃这么做很可能是防备庾亮的一手，说白了就是拿庾翼做人质。当然“苏峻之乱”后庾亮再也没有挑战陶侃的本钱，二人表面上维系着和平友好的关系。所以庾翼在陶侃手下也没收到亏待。再加上庾翼自身还是有些能耐的，因此官职也稳步提升。庾亮入主荆州后，累任南阳太守，领护南蛮校尉（负责南方少数民族事务的武官）。庾亮去世后，庾翼达到了其仕途的顶峰，被任命为荆州刺史。在任期间积极筹备北伐，但是还没有成行，就去世了。死后追赠车骑将军。
庾翼在世的时候，没做出什么特别突出的功业。唯一一个值得称道的，就是他看出了桓温的才能。庾翼多次对晋成帝说：“桓温有英雄才干，希望陛下不要把他看作为一般人，也不要把他当做普通的宗室女婿豢养，应该像周宣王任用方叔、邵虎那样地重用他，他一定能够为晋室的复兴建立功勋。”桓温后来能够被重用，和庾翼的鼎力推荐有很大的关系。
庾翼还有一个出名的地方，就是他的书法。书圣王羲之还没什么名气的时候，庾翼已经是当时公认的书法大家了。可惜他的墨迹没能流传下来。
庾翼夫人的母亲阮氏，是刘绥刘万安的妻子，和庾翼的夫人一起登上安陆城的城楼上，盼望庾翼可以早点回来。
安陵，可能有误，应该是安陆，江夏郡的治所，今湖北省孝感安陆市。这则故事发生的时候，庾亮应该还在世，庾翼任南阳太守。当时的南阳郡并不在东晋控制范围内，所以庾翼镇守安陆，守卫长江以北地区。庾亮去世后，庾翼任荆州刺史，驻地迁到了武昌（今湖北省鄂州市），不在安陆了。
不久，庾翼回来了。只见他骑一匹好马，跟随的仪仗护卫队伍规模庞大，人数众多。阮氏就对庾翼的夫人（阮氏的女儿）说：“听说小庾的骑术很精湛啊，我什么时候可以看看呢？”庾翼夫人就把母亲的话告诉了庾翼。庾翼就命令手下在路边摆开军阵，自己在阵前跨马驰骋。可惜才跑了两个来回，一不小心从马上摔了下来！庾翼起身，面无惭色，就和什么都没发生一样。
这是一个典型的女婿想在丈母娘面前显摆一下，结果却出了洋相的故事。
摔下马来，还可以无所谓，这在那个时代就被称为了“雅量”。如果放到现在，恐怕就会被人说成是“脸皮厚”了吧。
主将在阵前堕马，这可不是一件儿戏，要是放在真正的战场上，那可能就是足以改变战争结果的大事。光在东晋时期，这样的事情就发生过多次：
“苏峻之乱”中，苏峻就是在一次战斗中，亲自带队冲锋，在返回本阵时，一不小心从马上摔下来，结果被晋军斩杀。苏峻的死，加速了“苏峻之乱”被平定。
前赵皇帝刘曜和后赵天王石勒之间的洛阳之战中，刘曜也是由于在阵前马失前蹄，从马上摔了下来，结果被后赵俘虏，最终导致了前赵的灭亡。
前秦苻坚在和东晋的淝水之战中，苻坚的弟弟，前秦军的统帅苻融也是在东晋骑兵发起冲锋，在己方阵前阻止士兵后撤，组织部队列阵迎敌的时候，从马上摔到地上，被快速杀来的东晋骑兵乱刀砍死在阵前，从而导致了前秦大军的崩溃，淝水之战惨败。
当然，庾翼这次也就是耍给丈母娘看看，图她老人家开开心而已。摔了就摔了吧，也没啥。
这样的一个故事，在古时候也就是文人士大夫聚会聊天时的谈资，当笑话说说的。也正是有《世说新语》这样一本书，记载下了这些有趣的故事，才能让我们看到那个遥远的年代，所发生的一些生活中的趣事，让历史更加的鲜活，让人物更加的丰满。

雅量二十五
【原文】宣武与简文、太宰共载。密令人在舆前后鸣鼓大叫，卤簿中惊扰。太宰惶怖，求下舆。顾看简文，穆然清恬。宣武语人曰：“朝廷间故复有此贤。”
桓温和简文帝司马昱、太宰武陵王司马晞同坐一辆车出行。
东晋著名权臣桓温出场了。
桓温，字元子，东晋著名军事家、政治家，权臣，官至荆州刺史，扬州刺史，大司马，封南郡公，死后追赠丞相。名言“如果不能流芳百世，那就不如遗臭万年！”就是桓温说的。
桓温的一生堪称传奇。年轻的时候不但好学，性格还很豪放，曾经做出为父报仇手刃仇人三个儿子的“壮举”。成年后被东晋皇室看中，把晋明帝司马绍的大女儿南康长公主司马兴男嫁给了他。有了身份的桓温和当时诸多名士交好，口碑不错。桓温本身也是名士。庾翼就很看重他，多次在晋成帝跟前为他说好话。
庾翼死后，桓温接替庾翼任荆州刺史，到任仅一年，就率军突袭成都，攻灭成汉政权，收复益州。成了东晋立国以来第一位灭敌国的大臣。
随着桓温声望日益高涨，桓温遭到东晋朝廷的猜忌和压制，以至于北方后赵政权垮塌后，桓温多次要求北伐收复失地，都没能得到朝廷的允许。悲愤之中的桓温心态渐渐发生了变化，从一位忠臣逐渐向权臣蜕变。
在和东晋朝廷的多年拉锯之中，桓温笑到了最后。尤其是司马昱辅政之后，犯了多次军事上、政治上的错误，以至于东晋朝廷所把控的军队在北伐中消耗殆尽，而桓温成功地于永和十年（公元354年）和永和十二年（公元356年）两次北伐，一次打到长安周边，另一次收复了旧都洛阳。不但在声势上超过了中央政府，还在军力上处于绝对的优势。在桓温巨大的军事压力之下，东晋朝廷和司马昱彻底放弃了和桓温的对抗，桓温及其弟弟们控制了东晋荆州、江州、扬州、豫州和徐州，等于东晋的大部分领土落入桓家手里。
然而桓温眼看大权在握的时候却犯了两个致命的错误，一个是他怎么都不肯到建康主政，尽管司马昱多次要求，任命他为录尚书事，桓温就是推辞不去。第二个是他于太和四年（公元369年）的第三次北伐，以惨败告终，原本高涨的声望，受到严重的削弱。
桓温的计划是第三次北伐胜利后，回建康受“九锡”，继而封王建国，再改朝换代。北伐失利后，“九锡”也泡汤了。为了重新提高自己的声威，桓温干了一件有史以来也没有几个人干过的大事：废立皇帝！桓温废已经当了六年皇帝的司马奕为海西公，强行把司马昱推上了皇帝的宝座，这就是简文帝。
然而司马昱只在皇位上坐了九个月，在桓温巨大的压力之下，就病逝了。临死前司马昱有意禅让，把皇位让给桓温，由于桓温始终不肯到建康主政，故当时桓温不在场，结果在王坦之的阻扰之下，桓温当皇帝的梦想被彻底搅和黄了。司马昱立遗诏，让桓温依照诸葛亮和王导的故事辅政，这让桓温极度失望。
东晋孝武帝宁康元年，桓温入朝觐见新皇帝，后去司马昱的高平陵祭拜。然而桓温祭拜高平陵却见到了司马昱的鬼魂，（正史就是这么记载的，实在蹊跷。）回去之后就病倒了，四个月之后，桓温病逝在姑熟（今安徽省马鞍山市当涂县），享年六十一岁。
桓温死后，东晋朝廷给予桓温极高的礼遇和评价，追赠他为丞相（整个东晋一朝只有王导和桓温有丞相的头衔），上谥号“宣武”，并按照西汉名臣霍光的葬仪安葬了桓温。所以后人多以“桓宣武”称呼桓温。
从桓温和司马昱同车来看，此时的司马昱还没有被桓温立为皇帝，还是他作会稽王的时候。
司马昱和桓温年纪相仿，二人在年轻时就熟识，私交深厚。虽然后来二人在政治上成了对手，但二人之间的友谊始终没有被破坏。作为东晋一朝影响力仅次于王导、谢安的名臣，桓温在《世说新语》里的出场也非常多，同时也能看到很多和司马昱之间的互动。有朋友之间的私下来往，有政治对手之间的针锋相对，有司马昱处于下风后的无可奈何，也有桓温骨子里的忠诚和现实之中对皇位强烈向往之间的内心挣扎。
太宰武陵王司马晞，是司马昱的哥哥，二人都是东晋元帝司马睿的儿子。
司马晞在当时的皇室之中辈分最高，身为宗正却不能参政，司马晞偏爱武事，应该掌控着皇家禁军，同时身边也聚集了一批桓温政治上的对手，因此遭到桓温的忌惮。司马昱登基后，桓温污蔑司马晞谋反，想杀掉他。但在司马昱的抗争之下，被废为庶人，流放到新安郡。这个后面会在“黜免”一章中有介绍。
桓温私下里安排手下突然在车队的前后击鼓并大声叫嚷，整个仪仗队都受到了惊扰。司马晞被吓坏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想要下车躲避。再看司马昱，一点都不在乎，非常镇定。桓温后来对手下人说：“朝廷里多亏了有司马昱这样的贤臣啊。”
从《晋书-桓温传》中的记载来看，桓温出镇荆州之后，就很少回到建康。这则故事，应该是在晋哀帝司马丕去世后，桓温入朝参加哀帝的葬礼期间发生的事。
桓温这么折腾司马昱和司马晞，肯定不是和这两个人开开玩笑，而是给他们一个下马威。然而司马昱却一点都没被桓温吓到，反而是司马晞给吓得够呛。这也很符合这两个人最后的结局，一个当了皇帝，一个成了普通老百姓。
考虑到司马昱和桓温有着几十年深厚的友谊，司马昱肯定是非常了解桓温的。桓温有捉弄手下人的嗜好，这点司马昱肯定心知肚明。估计桓温部下刚一跳出来搞事，就被司马昱给看破了，晓得又是桓温搞的恶作剧，所以不为所动吧。
同样，桓温也是打内心里敬重司马昱。桓温最后逼迫司马昱那么紧，但一旦司马昱奋力抗争，桓温立刻就软了下来，从来没有把事情给做绝。这也和这两个人多年来的交情有很大关系。
故事的最后，桓温对司马昱的评价，可以说非常高。谢安就把司马昱损的一无是处，而桓温没有这么说，反而说他“贤”，很不容易。

雅量二十六
【原文】王劭、王荟共诣宣武。正值收庾希家。荟不自安，逡巡欲去。劭坚坐不动，待收信还，得不定，乃出。论者以劭为忧。
王劭和王荟一同去拜访桓温。
王劭和王荟都是王导的儿子。
王劭字敬伦，王导第五子。桓温很欣赏王劭，称他为“凤雏”。这个评价可非常高，因为“凤雏”是三国时期刘备著名的谋臣庞统的号。王劭继承了王家高贵的气度，为官还清廉，在官场的名声不错。官至尚书仆射，吴国内史（相当于今苏州市市长）。同时王劭也是清谈高手，对玄学有很高的造诣。
王荟字敬文，王导第六子，也是最小的一个儿子，用南京话讲叫“老巴子”。王荟的名声也不错，为人与世无争，官至镇军将军。这估计就是个荣誉职务，王荟这样的出身，肯定是不会从军的。
桓温上一个故事介绍过了，“宣武”是他的谥号。
正赶上桓温部署捉拿庾希并抄了他的家。
庾希，字始彦，司空庾冰的长子，庾亮、庾翼的侄子。有读者会说，庾翼对桓温有知遇之恩，怎么桓温会对他的侄子下如此狠手呢？庾希到底做了什么得罪了桓温，桓温非要置之于死地呢？
实际上，庾希遭此劫难，纯属倒霉催的。庾希本人和桓温毫无过节，桓温非要弄死庾希，原因出在庾希的妹妹和两个弟弟身上。
前面也有介绍，庾家出了庾亮、庾冰、庾翼三位位高权重的大臣。然而这三人去世后，他们的儿子们却没有一个在仕途上走得很远的。但是庾冰家不一样，庾冰的女儿，嫁给了后来当了皇帝，又被桓温废掉的海西公司马奕。
司马奕是晋成帝司马衍的二儿子。成帝去世的时候很年轻，他的儿子们都很小，当时把控朝政的庾冰就立司马衍的弟弟司马岳为帝（这样一来他还是皇帝的舅舅），就是晋康帝。本来皇位怎么也轮不到司马奕了，然而世事就是这么无常，从晋明帝司马绍开始，司马家的这几位皇帝都是二十岁出头就死了，有的死后又没有儿子，于是皇位转来转去，落到了司马奕的头上。可见庾家和司马奕结亲的时候，也没有料到家族的这个女儿有一天会成为皇后。
司马奕当了皇帝不到一年，庾氏就去世了。但是司马奕对这位发妻感情深厚，爱屋及乌，对于他的大舅哥庾希也是非常照顾。任命他为徐州刺史。这样做也有培植自己势力的意思，但是，却引起了当时已经掌控晋室半壁江山的桓温的不满和警惕。
太和二年（公元367年），也就是庾希被任命为徐州刺史不久，当时北方的前燕政权攻下东晋控制的今山东省泰安市、曲阜市、临沂市、菏泽市等地区，桓温就以庾希救援不利，强行贬了庾希的官，用了老实人、郗鉴的长子郗愔接任徐州刺史。
庾希被贬官后回到暨阳（今江苏省无锡江阴市）隐居，原本也能安安稳稳地度过一生。但是很快，灾难就降临到了他的头上。
先是咸安元年（公元371年）司马奕被废，作为废帝的大舅哥，庾希本身的身份就非常危险。紧接着，又发生了桓温废太宰武陵王司马晞的事件，这彻底把庾希送上了绝路。
上一个故事曾经提到过，司马晞喜武不喜文，再加上是司马家辈分最高的人，身份那是无比的高贵，于是一批痛恨桓温把控朝政的大臣们，自发地聚拢到司马晞的身边，形成了一个和桓温敌对的政治小团体。庾希自己虽然和司马晞没多少交情，但是他的两个弟弟，庾柔和庾倩，却是司马晞身边的人。庾倩是司马晞的太宰长史，庾柔任散骑常侍，也和司马晞打得火热。结果，桓温污蔑司马晞谋反，将其废掉的同时，司马晞身边的这些红人当然也成了谋反的帮凶，庾柔和庾倩都被抓了起来，后被处死。
就这样，庾希作为庾冰这一支的老大，受到了牵连，同时被牵连的，还有老三庾蕴，被迫自杀。唯一没事的是老四庾友，因为命好，儿子娶的是桓温的侄女，所以才逃过一劫。这个故事在“贤媛”一章会有介绍。
然而庾希却在大搜捕中逃走了，和他一同逃走的还有他的六弟庾邈。庾希和庾邈逃过长江，躲在了海陵（今江苏省泰州市）。一年后庾希和庾邈偷偷潜入京口，聚集了一批自己的部下和反对桓温的人占领了京口，谎称司马奕回来了，让他带头反抗桓温。然而庾希这么做就是在作死，桓温自己都没出马，只派了部下就轻松搞定了庾希的叛乱。庾希和庾邈兵败被俘，被押送到建康处斩。
这一则故事，就是发生在桓温废司马晞，并处置司马晞同党的时候。庾希没有被捉住，跑路了。
碰上这种事，王荟很紧张，坐立不安，好几次想要告辞。而王劭却很平静，一直坐着不动。等到派出捉拿庾希的人回来报信，说没有捉到庾希，让他给跑了。王劭这才和王荟一起向桓温告辞，离开了桓温的府邸。于是大家评价王劭、王荟二人的时候，都认为王劭要高过王荟一筹。
东晋立国以来，只有在王敦和苏峻之乱中，有过大臣被诛杀的情况发生。那以后已经过了四十多年，都没有发生过这样的白色恐怖。可想在那种情况下，大臣们人人自危，生怕自己也会受到牵连。
于是王劭和王荟面对这种突发的危急状况，自身的素质就显现了出来。王劭的确表现得要比王荟好很多。
当时朝廷的这些大臣们，明显分为了四类。
一类以郗鉴的孙子郗超为代表，他们是桓温的铁粉加死忠粉，死心塌地地为桓温谋朝篡位服务。
另一类是桓温政治上的对头，同时这些人又具有很高的身份，和桓温多少还有些私交，这类人以司马昱、王坦之、谢安为代表。桓温虽然心里多少知道他们在和自己作对，但始终没有对这些人怎么样。
第三类就是像庾希这样的，地位不高，又是桓温的政治对手，结局自然是被除掉了。
最后一类大概就是如王劭、王荟这样的，这些人知道自己没有能力阻止桓温，所以保持中立的政治立场。桓温当皇帝也好，司马家的人当皇帝也好，两头都不得罪，和谁都关系不错。这一类人当然可以寿终正寝，但是站在正义的立场上来看，他们是该受到批判的，都不能被称为是忠臣。

雅量二十七
【原文】桓宣武与郗超议芟（音shan、第一声）夷朝臣，条牒既定，其夜同宿。明晨起，呼谢安、王坦之入，掷疏示之，郗犹在帐内。谢都无言，王直掷还，云：“多！”宣武取笔欲除，郗不觉，窃从帐中与宣武言。谢含笑曰：“郗生可谓入幕宾也。”
桓温和郗超商量换掉一些朝中的大臣，以安插自己的亲信入朝。更换的名单拟好后，郗超就留下安歇。
郗超，字景兴，小字嘉宾。东晋名臣郗鉴长子郗愔的长子，这话有点拗口，总之郗超是郗家的长房长孙，未来的郗家族长。
东晋立国以来，实行门阀政治，各名门望族支持司马家称帝，以换取自己家族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利益，这在本质上讲就是一种政治交易。桓温想谋朝篡位，光打倒司马家族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要得到各大家族的认同和支持。然而桓温在这一点上做得并不好。
当时的个名门望族之中，琅琊王氏随着王导的去世，基本上失去了权势，靠边站了。庾家也接连遭到打击，没落下去。谢家随着谢安的冉冉升起，正由二流家族向一流家族迈进。太原王氏也因王坦之、王彪之在朝中任高官，保持着相当的权势。但是这些家族都不支持桓温称帝。
这些家族对于桓温的态度也有区别。
谢安表面上和桓温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在政治上从来不当面顶撞桓温，而是和桓温打太极。桓温临死前要求朝廷加他“九锡”，就楞是被谢安用一招“拖”字诀，活生生把桓温给耗死了，“九锡”也没加成。
而王坦之、王彪之二人则用的是和谢安完全不同的招数，他们打的就是少林拳，和桓温强烈对抗，根本就不和桓温合作。桓温碍于这二人出身名门，王坦之和桓温还是儿女亲家，所以一直不敢把这二人怎么样。
和以上家族有所不同的是，郗家的未来族长郗超则是桓温的死忠粉。郗超青年时期居住在会稽，当时东晋很多名士都在会稽定居，郗超就和谢安、支循等人交往密切，郗超玄学的水平也相当的高，谢安都对他高看一眼。
后来郗超被桓温看中，招募到自己的幕府中，先从低级的征西将军掾做起，历任桓温的大司马参军，后被桓温安插到中央，任中书侍郎，司徒左长史等职。桓温很看重郗超的才能，而郗超也被桓温的气度和能力所倾倒，倾心辅佐，为桓温出谋划策。在桓温第三次北伐时，就对桓温提出了自己的建议，而桓温却没有听从。事后证明，如果桓温按照郗超的计策行事，桓温的第三次北伐也不会遭到惨败。桓温废立皇帝，也是在郗超的全程参与策划下进行的。
可惜的是，郗超的父亲郗愔忠于晋室，身体还很好，所以郗超在桓温在世的时候，始终在家族中没有发言权，族长的地位由他父亲把持着，因此郗家对于桓温的支持，并没有因为郗超投靠桓温而显现出来。同时，由于郗超支持桓温，就和王坦之、谢安等人有了矛盾。本来郗超和谢安私人关系还是不错的，但是二人在政治上做了不同的选择后，二人的友谊也就随之消散了。
桓温死后，谢安、王坦之控制了朝政，可想而知，郗超遭到了排挤。知道自己永无出头之日的郗超从此郁郁寡欢，年仅四十二岁就病逝了，甚至死在了他的父亲郗愔之前。
郗超和桓温不仅仅是领导和下属的关系，二人的私人关系也很亲密。二人同床共寝，在史籍里有多次记载。难道这两人还有基情？不好说，不好说啊！
这则故事发生的时期，《世说新语》里没有明确说明，但是考虑到桓温的一生，似乎应该发生在简文帝司马昱刚刚去世，孝武帝司马曜刚即位的时候。司马昱遗诏命桓温辅政，如诸葛亮、王导故事，所以桓温才要继续安插自己人到朝中任职，用掺沙子的办法逐渐扭转朝中不支持自己代晋自立的氛围。可惜的是没过一年桓温就病死了，桓温的理想最终也没能实现。
第二天一早，桓温和郗超起来后，就派人招谢安和王坦之前来。桓温把写好的奏折扔到谢安和王坦之面前，给他们看。而郗超就躲在帷幕后，听他们说话。
谢安是东晋仅次于王导的名臣，据统计，谢安在《世说新语》中出现的次数最多，所以我们在后面再来介绍他。这里详细说说王坦之。
王坦之，字文度，东晋尚书令、蓝田侯王述的儿子。年轻时代的王坦之和郗超起名，当时就有“江东独步王文度，后来出人郗嘉宾。”的谚语。
王坦之最初是给会稽王司马昱做下属。桓温两次北伐，声望空前高涨的时候，强行从司马昱那里把王坦之挖来，做自己的大司马长史。也就在这一期间，桓温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王坦之的儿子。
桓温这么做显然是在拉拢王坦之，进而拉拢整个太原王氏。但是王坦之对于桓温的野心警惕性很高，并始终保持不合作的态度。王述死后，王坦之袭爵，并借守孝之名离开了桓温。守孝期满后，被司马昱征召入朝，任侍中、中书令，成为司马昱和桓温对抗的马前卒。
王坦之是亲手毁掉了桓温梦想的那个人。司马昱被桓温推上了帝位，不久就病逝了。司马昱临死前，都拟好了遗诏，让桓温依照周公辅成王的故事摄政。王坦之看到后，直接把这份诏书给撕了，并当面反对司马昱这么做。最后，遗诏被改成依诸葛亮、王导故事辅政。
这一字之差，可谓差以千里。“摄政”就是什么都由桓温说了算，不需要经过皇帝。这样皇帝就成了摆设，随时都能被桓温搬走。而“辅政”则不同，虽然桓温也有很大的权力，但要想施行必须经过皇帝同意，因此就不可能为所欲为。
桓温死后，王坦之和谢安辅政，通过和桓温的弟弟桓冲达成的政治交易，桓家交出中央的权力，退回地方，而中央也不谋求桓家的兵权，保证桓家的地位和利益。这样双方达成了新的平衡，朝中出现了“将相和”的和平局面，并共同维持了晋室的稳定。这一点，王坦之功不可没。
可惜的是，王坦之四十六岁就去世了。他的死，彻底成全了谢安成为一代名臣。
谢安对于这份名单没什么意见。而王坦之看过之后，直接把奏折扔回到桓温面前，说：“多了！”桓温就拿起笔，准备删掉几个人。躲在帷幕后的郗超觉得不能妥协，就小声和桓温说话，让他不要轻易地改动。谢安就笑着说：“小郗还真是入幕之宾啊！”
这就是“入幕之宾”的来历。这句话是谢安说的。
当然谢安这么说，可是有点不怀好意，有点消遣郗超的意思。因为古时候帷幕后面通常是女眷待的地方，郗超一个大老爷们待在帷幕后面，别说谢安了，我们现在看到都难免会往那方面去想啊！可以想象，谢安脸上的“笑”是个怎样的笑容了！
王坦之和谢安的反应，充分说明了这两个人和桓温对抗的手段。相比于王坦之的“冲”，谢安则隐藏得更深，表面上看起来谢安并不反对桓温，但是实际上往往是这种人会在暗地里使坏！
而桓温的反应也很有意思。王坦之说多，桓温还真听话，立刻拿起笔就要改。桓温的身份也是名士，虽然他一直带兵，但他骨子里名士的印记相当深。对于出身高门的王坦之，桓温似乎有点缺乏自信，毕竟桓家本来只能属于第二流的家族，在第一流家族面前是要矮半个头。所以桓温的篡位始终受到他名士身份的羁绊，从来不愿和高门士族撕破脸，哪怕那些人都在反对他。
后来的刘裕之所以可以篡晋，就是因为刘裕行伍出身，在当时是身份最低的人。所以刘裕就没有那么多牵挂，谁敢反对，直接除掉。结果就是没人反对，一路绿灯，直至东晋的灭亡。

雅量二十八：
【原文】谢太傅盘桓东山时，与孙兴公诸人泛海戏。风起浪涌，孙、王诸人色并遽，便唱使还。太傅神情方王，吟啸不言。舟人以公貌闲意悦，犹去不止。既风转急，浪猛，诸人皆喧动不坐。公徐云：“如此，将无归。”众人即承响而回。于是审其量，足以镇安朝野。
谢安早年在会稽郡山阴县（今浙江省绍兴市）的东山隐居的时候，有一次和孙绰等人一同乘船出海游玩。
谢安，字安石。东晋中期著名政治家，官至录尚书事（总领百官、军政大权总揽）、卫将军，死后追赠太傅，庐陵郡公，上谥号“文靖”。
谢安早年就以清谈出名，还未成年的时候，其清谈的水平就被当时的名士王濛和丞相王导所认可，在名士圈子里一下就打出了名气。
出了名的谢安一直不愿出来做官，朝廷多次征召他出仕，谢安逼不得已，先后两次奉召，但做官的时间都不长，就找借口辞官回绍兴了。有关部门不乐意了，当时谢家并不能算是第一流的高门，还如此不识抬举，就有人上疏弹劾，把谢安拉入黑名单，永不录用。
这样一来，反而成全了谢安。谢安就和那些隐居在绍兴的名士，如王羲之、孙绰、许询、支遁等人交好，整天游山玩水、清谈论道，过得好不快活。闲暇之余，谢安还给他的子侄辈们兼做家庭教师，承担起培养下一代的重任。
这一则故事，就是发生在谢安隐居的这段时间里。
谢安真的想隐居避世吗？怎么可能！我们看看那些征召谢安的都是些什么官职吧，先是司徒府的佐著作郎，也就是个文字秘书，还是个“佐”的，助手的意思。再是尚书郎，并琅琊王友，这应该是司马昱征召他，但是我们前面介绍过谢安对司马昱的评价很低，可能有点看不上他，也没去。再后来是吏部尚书范汪征召他为吏部郎。看到了吧，都是一些“郎官”一类的中低级属官。谢安是嫌官职太小了！
而隐居就不一样了。东晋施行的是门阀政治，一个人官职的高低，家族出身很重要，名望也很重要。当时的名士们深受社会推崇，有很高的社会地位。所以没有官职不要紧，先在名士圈里混出一个好口碑，比在官场中从中低级官吏做起，一步一步往上爬更有效。更何况上古以来，隐士们都被掌权者看重。越是宅在家里，就越有人捧着高官厚禄等在门口请出山。
谢安深谙此道。直到谢安四十岁时，都在绍兴隐居。但他并不是蒙头做一个自给自足的老农民，而是一直混迹在时尚界（名士圈）的最前沿，“哥不在江湖，但江湖始终有哥的传说。”说的就是谢安这种情况。
在名士圈里攒了二十多年的人品，谢安终于等来了他要的机会。当然这个机会来得也不太合时宜，但不管怎么说谢安出山做官了。这些我们会在后面有所介绍。
孙绰，字兴公，东晋中期著名文人。之所以称孙绰是文人而不是文学家，是因为孙绰文采很好，在当时和袁宏并为一代文宗，但是却没有留下什么脍炙人口的佳作。
孙绰拿手的，是诗歌和诔（音lei、第三声）文，也著有多篇关于《论语》、《道德经》等典籍的研究性文章，可惜都散佚了。孙绰的诔文写得好，以至于当时的很多大人物故去后，诔文都是孙绰写的。
诔文，类似于现在追悼会上宣读的悼辞，记述死者生平、并以寄托哀思的一种文体。孙绰的诔文写得文采飞扬，每一篇都令人叹为观止。但是孙绰有个不好的毛病，就是喜欢在诔文里故意夸大自己和死者的交情。这种借死人抬高自己的做法，深为当世所不齿，大家都认为孙绰人品太差，从而遭到豪门世族的一致鄙视。
所以孙绰在《世说新语》里就是一个搞笑的存在。很多关于孙绰的故事，几乎都可以划入笑话一类。
船出海不久，海面上刮起了大风，波涛汹涌。孙绰、王羲之等人有点害怕，就提议打道回府。而谢安游兴正浓，不停地吟咏古文，并高声长啸，根本不提调转船头的事。驾船的船工们看到谢安并不害怕，还很兴奋的样子，就继续驾船向深海驶去。很快，风越刮越大，浪也更加汹涌，孙绰等人都不敢就坐，不时发出阵阵惊呼。谢安这才缓缓说道：“再这样下去，恐怕我们都回不去了。”众人一听，赶忙附和，要求船工们转向，把船开回岸边。
古人们通常都在湖河里泛舟，哪里经过大海里的风浪。谢安的表现，当然比孙绰等人要好很多。但是我们只要仔细想一想，海上的风浪到底有多大，船工是最有发言权的。船工们都没有提议返回，说明当时海上的状况，并没有到不可控制的地步，只是孙绰等人没经历过这样的风浪，打内心里恐惧而已。如果风浪真的大到了很严重的地步，还需要等谢安发话吗？船工们早就调转船头回家了。
“孙、王诸人”中的王，到底是谁？恐怕应该是王羲之了。当时居住在绍兴的，除了王羲之，还有出身太原王氏的王述，也就是王坦之的父亲。但是从史籍中的记载来看，王述和谢安没多少交情，年龄也偏大，同时还在为母亲守孝，应该不可能参与这种驾船出海的冒险游戏。
经过这件事，谢安临危不惧的气度受到社会舆论的好评，大家都认为这样的气量，足以统领百官，稳固社稷，安定社会民心。
攒人品也是要通过一件一件的具体事例，累积自己在圈子里和社会上的“赞”。谢安走的就是这样一条与众不同的人生道路。有了好名声，还怕没人青睐吗？
果然，当谢安的人气空前高涨的时候，著名的权臣桓温看中了他。再加上谢家遭遇一连串的变故，为了支撑家门，谢安走出了东山，来到荆州做桓温的征西将军司马，从而正式踏入政坛，开启了一代名臣的仕途之路。
可能大家没想到吧，鼎鼎大名的谢安，仕途的起点竟然是给桓温做属官。

雅量二十九
【原文】桓公伏甲设馔，广延朝士，因此欲诛谢安、王坦之。王甚遽，问谢曰：“当作何计？”谢神意不变，谓文度曰：“晋阼存亡，在此一行。”相与俱前。王之恐状，转见于色；谢之宽容，愈表于貌。望阶趋席，方作洛生咏，讽“浩浩洪流”。桓惮其旷远，乃趣解兵。王、谢旧齐名，于此始判优劣。
桓温提前埋伏下甲士，并安排好一场酒宴，大宴朝臣，想利用这个机会杀掉谢安、王坦之等人。
这一则故事发生在晋简文帝司马昱去世后不久，晋孝武帝司马曜刚刚登基，桓温从驻地姑熟去建康觐见新君的时候。
《晋书-王敦桓温列传》中记载，司马曜下诏，要求朝中大臣都到新亭（在今江苏省南京市西南、奥体中心至板桥一带）去迎接桓温，以示尊崇。
当时桓温有意篡晋自立，这已经成了公开的秘密，地球人都知道的事。司马昱没有直接把皇位禅让给桓温，已经让社会舆论感到很惊讶了。新皇帝司马曜此时年仅六岁，而晋室的军政大权都掌握在桓温手里，所以建康谣言四起，都说桓温这次来建康哪里是什么觐见新君啊，摆明了就是来抢班夺权的，为了达到目的，肯定会把朝中的一些重臣杀掉！
这谣言是从何而起，已经无从查考了，但是桓温有没有起杀心？多少会有一点。《晋书》里也记载了桓温看到司马昱遗诏中只是让自己辅政而不是摄政，当即怒火万丈，也怀疑是王坦之、谢安等人从中捣了鬼，搅黄了自己的好事。不过事实也的确如此，是王坦之亲手撕掉了原本让桓温摄政的遗诏，司马昱无奈之下才把遗诏改成了由桓温辅政。但是这一细节，桓温并不知情。
桓温从姑熟出发，到达新亭时，百官早就在路边拜伏于地，恭候他大驾了。但是《晋书》中并没有“伏甲设馔”这一说，除了《世说新语》，南朝刘宋明帝刘彧主持编写的《文章志》（此书已失传、刘孝标注《世说新语》中有引用）也有类似记载，由此可以认为这是一个在历史上真实发生过的故事，司马光编写的《资治通鉴》中就沿用了这一记载。
这个故事本身足够精彩，活脱脱又一出“鸿门宴”！
司马曜安排百官去新亭迎接桓温，这一举动仔细品味一下也很有意思。难道司马曜不害怕桓温是来要他小命的吗？所以把百官当成了挡箭牌，你们先上！顶住！
如果百官惨遭毒手，那就说明桓温是要改朝换代了，那自己也好有个准备。如果百官无事，那就还好，自己还能再多做几天皇帝呢！
王坦之很害怕，就问谢安：“我们该怎么办啊？”谢安一点也不惊慌，对王坦之说：“晋室的存亡，就在此一举！”
俗话说“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王坦之心里有鬼，当然害怕咯。如果自己逼迫司马昱改遗诏的事让桓温知道了，那桓温还不得活剥了自己啊！可想当时王坦之的心情，简直糟透了！
谢安就不一样，他从来不会公开反对桓温，表面上一直和桓温保持一致，但私下里谢安是忠于晋室的。谢安这么做，也和他的出身有关。谢家在当时充其量只是第二流的高门，和王坦之的家族比起来差远了。所以他做事就没有王坦之那样的底气。但是谢安有他自己的底限，那就是严重损害晋室的事，他自己是不会做的。桓温来做，谢安会考虑自己有没有那个能力阻止，能阻止的就暗地里使劲，比如后来没有给桓温加“九锡”一事。阻止不了的，他就顺其自然了，比如桓温废立皇帝，谢安一直没多一句嘴。
就是因为这种表现，谢安没什么可怕的。同时他还给桓温做过一年多的属官，深得桓温器重，二人的私交应该也不错。只是去迎接桓温而已，桓温要想杀掉他，机会多的是。桓温后期和朝廷之间的联系，大多通过谢安完成。朝廷派到桓温处议事的大臣，基本都是谢安去，而每次谢安都平安返回，没有危险啊。
所以说谢安和王坦之完全迥异的表现，并不是无缘无故，而是有深层次的原因的。
于是谢安、王坦之和其他大臣们一起来到桓温面前。王坦之的脸上立刻流露出惊恐的神色，而谢安自始至终都面色平和，和往常完全一样。进入大帐后大家坐定，谢安就用洛阳的口音，高声吟咏起嵇康的诗作《赠秀才从军》，“浩浩洪流，带我邦畿......”桓温也对谢安豁达开朗的气度有所忌惮，于是撤走了埋伏的士兵。
宋明帝刘彧的《文章志》中，对王坦之的描述则更加搞笑。说他进见桓温的时候，手里的笏板都拿倒了，而他自己还不知道。不仅如此，王坦之还吓得出了一身的大汗，连衣服都湿透了。《资治通鉴》中记载这件事发生在农历的二月，也就是说相当于现在的三、四月间的事，这个季节的南京还是挺冷的，王坦之都能出一身的汗，可想他当时是怎样一种心态。
“洛生咏”，不是什么诗篇的名字，应该是洛阳书生们读书时的语音和语调。当时东晋在江南立国已经有五十多年了，所以大家日常的口音早就入乡随俗，基本都用吴语，和当年洛阳的口音差别很大。但是高门士族又都是从北方南迁而来，家族中保留原来的口音甚至旧都洛阳一带口音的，也是普遍现象。谢安用洛阳口音吟诵古诗，表现出来的就是一种与众不同的特质，也正因为这种气度，才深深令桓温折服。
《赠秀才从军》一诗，是嵇康写给自己将要从军的哥哥嵇喜的一组诗篇，共十八首。这里不多赘述，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自行查阅。“浩浩洪流”一句，出自其中第十三首。
本来桓温的计划应该是先和大臣们说话，如果话不投机，估计会有个“摔杯为号”什么的，埋伏的武士就一拥而出，血溅当场，那样的话历史早就改写了。谢安不仅镇定，一上来就岔开话题，根本不说朝政上的事，而是如同名士聚会那样，把公事转化成了私人聚会，极大地缓和了当时那种紧张的气氛。
《资治通鉴》引《文章志》中的记载，谢安还趁着桓温有所松懈的时候，及时地对桓温说：“我听说诸侯们遵守道义，就会为天子守卫四方边疆，明公您怎么还在帐外安排了这么士兵呢？”言下之意是你进京不应该带那么多士兵来，也是趁机暗示桓温不要做什么不仁不义的坏事。
桓温一下给谢安说得不好意思起来，只好笑着说：“正是不能不这样啊。”就命令埋伏在帐外的士兵退了下去。
就这样剧情瞬间逆转，原本一场血雨腥风的鸿门宴，一下就变成了欢乐和谐的大party！大家喝酒谈天，欢声笑语，玩了整整一天才散去！
我们不得不佩服谢安的气度和随机应变的能力，轻轻松松地将危机化解，不但大家都没事，还没和桓温翻脸，反而开开心心地喝了一顿酒。
其实从根源上来说，谢安能做到这样，是因为他非常了解桓温。桓温本人也是名士，并且深受名士身份的牵绊。桓温骨子里有臣子应该对君王的忠诚，但是在残酷的政治环境里又把桓温逼成了一个有心篡位的乱臣贼子。于是桓温一直纠结于忠臣和乱臣之间无法自拔。谢安就是吃透了桓温的这种心理，巧妙地激发桓温内心“忠”的一面，压制“逆”的那一面，四两拨千斤，让桓温自己打消原来的计划。这正是谢安的高明之处！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是换做曹操来，恐怕任凭谢安怎么“浩浩洪流”，结局也依然是血流成河了吧。
王坦之和谢安以前名声相同，但是经过这件事，二人的高下才分出来。
其实这样判断王坦之和谢安，是很不公平的。原因上面介绍过，两个人做的事不一样，结果当然会不一样。用相同的标准去衡量行为大相径庭的两个人，有失公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