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量三十
【原文】谢太傅与王文度共诣郗超，日旰未得前。王便欲去。谢曰：“不能为性命忍俄顷？”
谢安和王坦之一同去拜访郗超，但是一直等到太阳下山了，郗超都没有接见他们。
谢安、王坦之和郗超，都是当时的名士，社会威望极高。同时这三人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给桓温当过属官。郗超一直在桓温身边，是桓温的首席谋士。谢安和王坦之则先后来到桓温身边工作，谢安做了一年多桓温的司马。王坦之和谢安类似，给桓温做了两年左右的长史。二人离开的理由也完全一样，谢安因为弟弟谢万的去世，回会稽主持谢万的丧礼。当时谢家的大哥谢奕和二哥谢据都去世了，谢安成了辈分最高的人，回去很正常，桓温虽然欣赏谢安，但也不好挽留。王坦之则是因为父亲王述去世，作为长子回家守孝是必须的。
桓温逐步把控朝政之后，又废司马奕为海西公，强立司马昱为新皇帝。桓温自己不想入朝，就把郗超安排进了中央，虽然郗超的官职不高，只是个中书侍郎（相当于现在的中央办公厅主任助理），但是大家都知道郗超背后站着桓温，都对他敬畏三分。
桓温立司马昱后，又铲除武陵王司马晞一党，杀了不少人。当时的建康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人人自危，担心随时厄运就会降临到自己头上。这则故事，就应该发生在这一时期。
当时郗超那可谓权倾朝野，无限风光。同时由于郗超和谢安、王坦之的政治立场完全相反，所以和这两个人早已不再是朋友了，尽管他和这二人曾经还同事过。
郗超和王坦之年轻时是齐名的人物，当时就有谚语“江东独步王文度，后来出人郗嘉宾。”二人之间似乎还存在一点明争暗斗的关系，定要分出个高下来。文人相轻，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两个人的关系从来就没有好过。
谢安则不一样，郗超和谢安没有出来做官的时候，都居住在会稽，二人也都是清谈高手。谢安经常组织名士们的私人聚会，郗超应该是常客。对于郗超的理论水平，谢安是十分佩服的。所以二人早年的私交应该不错。但是后来，随着郗超成了桓温的狗腿子，谢安就再也看不上郗超了，二人的友谊也彻底终结。
因此我们就不难理解，郗超为什么会这样对待曾经的同事们。谢安和王坦之登门拜访，结果却从上午一直等到快要天黑，郗超就把他们晾在那里理不都理。明摆着就是给他们一个下马威，让他们很没面子。
王坦之就准备回家，不见郗超了。谢安就劝他说：“你就不能为了身家性命，再忍耐一下呢？”
面对如此的羞辱，王坦之肯定是怒火万丈。王坦之出身名门，太原王氏是魏晋时期第一流的高门，王坦之的父亲王述官至尚书令，虽然此时已经离世，但是家门的优越性，让王坦之心高气傲，脾气应该也比较火爆。我们在很多关于王坦之的故事里，能看出他这种比较冲的性格，往往做事不计后果，所以才会有上一则故事桓温“新亭会百官”时出糗的那一幕。
谢安比王坦之则要沉稳得多，一是得益于他的年龄（谢安长王坦之十岁），二则是谢安自身的修养。谢安考虑问题就要比王坦之周到得多，既要达到目的，又要能够保护自己不受到伤害。这也和谢安的出身有关。谢家在当时只能算是第二流的高门，出身没法和王坦之相比。所以要想在社会上立足，没有点眼力价是不行的。
上一则故事里最后说道，谢安和王坦之分出了高下。这则故事其实更能说明问题。谢安为人的老练、处世的圆滑，和王坦之的暴脾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谢安的话说得更有意思，这个时候，郗超哪里能得罪的起呢？
当然郗超的好日子也没有持续多久，此时距离桓温的去世只有不到两年的时间。也就是说郗超的风光，连两年都没有持续到。桓温死后，郗超没了后台，彻底被王坦之和谢安清算。先是因为郗超的母亲去世，郗超只好辞官回家守孝。守孝期满后，王坦之和谢安连个京官都不打算给郗超，只征召他为临海（相当于今浙江省台州市和温州市）太守。这对于郗超来说简直就是侮辱，理所当然地遭到郗超的拒绝。不久，郁郁不得志的郗超就去世了，年仅四十二岁。
报应啊，谁让郗超得意的时候太过于忘乎所以了呢？

雅量三十一
【原文】支道林还东，时贤并送于征虏亭。蔡子叔前至，坐近林公。谢万石后来，坐小远。蔡暂起，谢移就其处。蔡还，见谢在焉，因合褥举谢掷地，自复坐。谢冠帻倾脱，乃徐起，振衣就席，神意甚平，不觉瞋沮。坐定，谓蔡曰：“卿奇人，殆坏我面。”蔡答曰：“我本不为卿面作计。”其后二人俱不介意。
支遁离开建康回会稽，当时建康的名士们齐聚于征虏亭，为支遁送行。
支遁，字道林，也被人称为支公、林公，东晋时著名的僧人，清谈家。支遁本姓关，西晋末年躲避战乱迁居江南，在会稽隐居，后出家为僧。支遁不仅佛学造诣深厚，还精通老庄，善清谈，和在会稽的名士们如谢安、王羲之等人交往密切。前面很多故事里都出现过他的身影。晋哀帝即位后，邀请支遁到建康传播佛法，于是支遁就来到建康生活了三年之久。后支遁思念会稽的老朋友们，上疏请求回会稽，得到了晋哀帝的允许。这里说他“还东”，指的就是支遁将要离开建康回会稽的意思。
征虏亭，在现在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东山街道境内，《太平御览》引用《丹阳记》说是征虏将军谢石于晋孝武帝太元年间建立，就用他的军号作为亭子的名字。
这里问题就来了，征虏亭建造于晋孝武帝年间，此时距晋哀帝去世已经过去了起码十年以上。这些“时贤”们难道会穿越，坐着机器猫的时光机去的吗？所以这则故事从一开始就有问题！
蔡系先来，坐在靠近支遁的地方。谢万后来，只好坐在稍稍远离支遁的地方。
蔡系，字子叔，东晋初期名臣蔡谟的次子。官至抚军将军长史（当时的抚军将军是后来的晋简文帝司马昱）。
谢万，字万石，东晋名臣谢安的四弟，谢家老四（谢安是老三）。谢万的一生就是一出不折不扣的悲剧。早年谢万也才气出众，名声很大。司马昱辅政时，征召谢万为从事中郎。从此谢万踏入仕途。谢万为人高调，名士做派十足，这样的人如果留在建康做一个京官，或许还可以善终。
可惜的是谢万很不幸地卷入到司马昱和桓温的政治斗争当中去。桓温伐蜀和两次北伐之后，名声爆棚。司马昱为了压制桓温，利用手中还掌握的徐州和兖州的部队，伺机北伐。谢万的大哥，时任兖州刺史的谢奕去世后，司马昱听从王彪之的劝告，任用谢万继任兖州刺史。
当时谢万的好友王羲之就看出了毛病，写信给桓温说谢万难当大任。桓温本来就冷眼旁观，坐等司马昱犯错，所以对王羲之的信没有理睬。王羲之又写信给谢万，劝诫他要放低身段，多和军队中的中下级军官搞好关系。当时的名士是不和军人打交道的，因为军人出身低微，没有文化，被名士们看不起。所以谢万没有听从王羲之的劝告，和军队中的将领们关系处的非常糟糕。
公元359年，谢万和徐州刺史郗昙兵分两路北伐，攻打当时北方的前燕政权。由于谢万根本没有领兵的才能，部队还没抵达前线，郗昙因重病而撤军的消息传到了谢万的军中。谢万误以为郗昙被前燕击败，顿时惊慌失措。在没搞清楚郗昙撤军的真实情况下，仓皇下令撤退，结果引发了部队的溃散，谢万单人匹马狼狈逃回了寿春。
仗都没打就把军队损失了个干净，谢万把司马昱坑得不行。丧失了对抗桓温的资本，司马昱一气之下把谢万这个“猪队友”贬为庶人。谢万的被废，也促使谢安走出会稽，步入仕途以支撑谢氏家门。
两年后，谢万病逝。
介绍到这里，这则故事的问题就更大了！谢万死于公元361年，而这一年晋哀帝刚刚即位。前面说过支遁是在晋哀帝即位后来到建康，三年后才返回会稽。这样算来支遁回会稽的时候，谢万早死了两三年了！
《晋书-列传四十九》中引用这则故事的时候，就没有提支遁。所以我理解这则故事真实发生过，只是不是发生在支遁回会稽的时候，而是在这件事之前。甚至很有可能发生在谢万刚刚出来做官的时候，某一次名士的聚会之中。
蔡系暂时离开坐席（很可能是去方便一下），谢万就坐到了蔡系的位置上，想离主人近一些。不久蔡系回来了，看见谢万坐在自己的位置上，就上前拎起坐席的四角，把谢万抱了起来直接扔到地上（力气够大的）！自己坐到自己的位置上。谢万被摔得帽子和头巾都脱落了，非常狼狈，很久才从地上慢慢爬起来。可是谢万只是抖了抖衣服，坐回原来的位置，神色很平静，既没有发怒，也没有沮丧的表情。落座后，谢万对蔡系说：“你这个怪人，差点把我的脸给摔伤了！”蔡系回答道：“我本来就没有考虑到你的脸面！”那以后这两人从不为这件事介意，似乎没有发生过一样。
谢万也是，蔡系又没有告辞，就冒冒失失地坐到人家的位置上。而蔡系更过分，本来只需要打个招呼就能解决的事情，非但动了手，还把谢万弄的如此难堪。更搞笑的是，事后二人还都没把它当回事，当真谢万就心甘情愿地吃了这个哑巴亏吗？
当然不是，这一则故事背后，充分地表现出了东晋时期门阀政治的真实生态。
蔡系本人没什么名气，但是他是蔡谟的儿子。蔡谟官至司徒，位列三公，蔡家在当时就是一流的高门。而此时的谢家和蔡家相比就差远了，充其量也就算是二流门第。所以我们就不难理解蔡系为什么可以这样嚣张，丝毫不把谢万放在眼里。
同时蔡系回答谢万的话更是一语双关，中国人历来“要脸”，脸面甚至可以比性命更重要，而蔡系根本就不考虑谢万的脸面，这句话就能看出当时的高门子弟眼光有多高，是多么的目中无人！这就是封建社会森严的等级观念的体现。大家都是名士，可名士也有高低之分。
对于蔡系的无礼，谢万是没有资格抗争的，谁让你出身低呢？更何况也是自己多事，非要坐人家的位置，只好打落了牙往肚里咽了。表面上还要装出一副无事人的样子，这哪里是什么雅量，分明就是认怂了么。
当然，日后谢安官居一品，大权在握，还有谁敢对谢家子弟无礼？谢万要怪也只能怪自己生不逢时了吧。

雅量三十二
【原文】郗嘉宾崇释道安德问。饷米千斛，修书累纸，意寄殷勤。道安答直云：“损米！”愈觉有待之为烦。
郗超非常敬佩释道安的德行和学问。
郗超，字嘉宾，前面介绍过了，桓温的死忠粉加主要谋士。
释道安，东晋时期著名僧人，佛学家。释道安本姓卫，孩童时期就受过良好的儒家传统教育，十二岁时出家为僧，因其对佛学有着非同一般的悟性和自身异于常人的学习能力，受到了当时后赵政权的国师、北方中国的佛教领袖佛图澄的赏识，并收为弟子。成名后的释道安一直在北中国游历，然而后赵第二任君主石虎死后，后赵陷入混乱。已经五十三岁的释道安避乱南下东晋控制下的襄阳，受到东晋士人阶层的欢迎和尊崇。
在襄阳，释道安翻译佛经，并为许多佛经作注，著作颇丰。他还利用自己的儒家知识来解释佛教教义，对于佛教被中国士大夫阶层逐渐接受做出了贡献。释道安还有一个突出的贡献，就是认为中国的佛家弟子，有法名的同时，还需要一个法姓，他以佛家弟子都是释迦摩尼的弟子从而认为应该姓“释”，这一认识受到广泛认可并一直沿用至今。
释道安在襄阳生活了十五年，公元379年，重新统一了北中国的前秦大帝苻坚派长子苻丕率军攻占了襄阳，释道安被送到了长安。苻坚对释道安极尽礼遇，专门为他修建佛寺，还高兴地对身边的近臣权翼说：“我攻打襄阳，就是为了得到一个半人。释道安是一个人，习凿齿是半个人。（因为习凿齿有足疾，不能行走，所以算半个人。）”
后苻坚想要大举进攻东晋，前秦的大臣们都反对，还偷偷联络释道安，请他在苻坚面前劝说不要南征。释道安也尽力劝说苻坚，却没有成功。
释道安在长安又生活了六年，七十二岁时去世。
释道安在东晋，和支遁一东一西，是当时佛教界的领袖人物。东晋、南北朝时期是佛教日渐被中华文化接受并在中国广泛传播的一个关键时期。让佛教在中国站稳脚跟，并开始和中华文化融合，佛图澄、释道安、支遁这些著名的僧人功不可没。
郗超派人送给释道安大米千斛，并亲笔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信里充满了对释道安的颂扬和自己渴望与释道安结交的愿望。然而释道安回信很简单，就说：“多谢您送来这么多大米，让您破费了。”郗超满腔热忱，没想到释道安对自己如此冷淡，从而感慨有所期待是件令人烦恼的事情。
释道安刚到襄阳，正是桓温的权势如日中天的时候，郗超也跟着风头正劲。郗超本人对于佛教是接受的，对于佛学也有所研究，所以听说襄阳来了这么一位高僧，所以急于建立良好的关系，这本身不带任何功名利禄和政治色彩，纯属私人情谊。但是从释道安的回应来看，似乎不怎么待见郗超。为什么呢？我也不太清楚，按理说出家人不过问政治，对于郗超的身份应该不会有所排斥。可是释道安却那么做了，令人不解。
郗超热脸碰上了冷屁股，内心肯定无比失落，当然会心生懊恼。
“道安答直云损米愈觉有待之为烦”这一段，历来有很多理解。古人写文章没有标点符号，后人看时，如何断句成了一件困难的事情。这一段的不同断句，对于整个意思都会有完全不同的解释。
很多翻译《世说新语》的书籍都把这一段理解为“愈觉有待之为烦”是释道安给郗超回信里说的话，这样这一段就成了释道安对于郗超的赠米表示感谢，是一句客气话。“有待”是《庄子-齐物论》里的一个概念，意思是任何事物都有所凭借。释道安说“有待”是因为自己是出家人，需要别人供养，因此觉得总麻烦别人馈赠是件烦恼的事。
余嘉锡做《世说新语笺疏》里提出，释道安就说了“损米”（破费这么多米的意思）二字，“愈觉有待之为烦”一句，则是故事里表叙事的话，但没有明确这一句的主语是谁。从前面一句是释道安在回信来看，应该这一句的主语是释道安，表示释道安自己总接受别人馈赠，却不能回报人家，感觉不安。
而我则不这么理解。
我也认为释道安就说了“损米”二字。而“愈觉有待之为烦”的主语却应该是郗超！
如果主语是释道安，那么这则故事就给人特别别扭的感觉。郗超给释道安送来很多米，释道安内心有所不安，所以心生烦恼。可和尚就是靠布施为生的啊，别人送米作为供养很正常啊，为什么要感觉麻烦了别人而烦恼呢？
这则故事记录在“雅量”里，那么谁有雅量呢？郗超送了一千斛米，可谓出手大方，这也算雅量？释道安收了郗超的米，内心有烦恼，这算哪门子的雅量呢？
可如果是郗超是这句话的主人，那么这则故事就通顺多了。就如同我前面解释的那样，郗超送米的同时，还附带书信一封，“修书累纸，意寄殷勤。”结果却换回来“损米”二字，理所当然会因为希望过高才失望太大，于是烦恼了。
郗超作为权臣桓温身边的红人，都能把王坦之和谢安这样的当朝名士、朝廷重臣晾在一边不搭理，但是期望结交释道安却碰了个软钉子。释道安态度鲜明地拒绝了郗超交朋友的好意，丝毫不怕得罪人，还是郗超这样根本得罪不起的人。所以《世说新语》的作者才会觉得释道安的这种做法就是“雅量”。

雅量三十三
【原文】谢安南免吏部尚书，还东。谢太傅赴桓公司马，出西，相遇破冈。既当远别，遂停三日共语。太傅欲慰其失官，安南辄引以它端。虽信宿中涂，竟不言此事。太傅深恨在心未尽，谓同舟曰：“谢奉故是奇士。”
谢奉被罢免了吏部尚书的官职，只好离开建康，回会稽。
谢奉，字弘道，会稽郡山阴县人。谢奉这一支谢氏和谢安家族不是一家，谢奉家族很早就南迁到会稽，和谢安家族可能祖上是一家。谢奉在东晋时期名气不算大，官至广州刺史、安南将军，后任吏部尚书。这里称他为“谢安南”，是用他的军号来称呼他。
因为会稽在建康的东面，所以谢奉回会稽被称作“还东”。
这里简单科普一下中国古代的军号制度。中国古代没有军衔，但是有军号。军号为XX将军，或XX大将军，通常授予中高级军事将领，低级军官的官职为校尉。
虽然都是将军，但是从名称上来说，也有高低之分。军号最高一级是大将军，相当于三军总司令，军队的最高军事长官。
大将军之下是车骑将军和骠骑将军。这三个军号都是一品官职。
车骑将军和骠骑将军之下是前、左、右、后四将军。刘备的军号就是左将军。王羲之的军号是右将军，所以称他“王右军”。
两晋时期在车骑将军、骠骑将军和前、左、右、后四将军之间，还有一些特殊的军号：卫将军、抚军将军、镇军将军、中军将军，谢安在淝水之战后，因是东晋总指挥而被封为卫将军。司马昱在被桓温拥立为皇帝前的军号是抚军将军。
前、左、右、后四将军之后是四征（征东、征西、征南、征北，下同）、四镇、四安、四平共计十六个军号。
征、镇、安、平之后就是所谓的杂号将军了。比如龙骧将军、冠军将军等等。
两晋时期讲究门阀政治，门第观念很重。高门士族都看不起寒门人士，军人更是被高门看不起。但是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高门人士对于被授予军号却很看重，虽然他们不会在军队里待上一天。一旦被授予军号，都喜欢用军号来称呼自己。
这时候谢安正好离开会稽，西去荆州做桓温的司马，和谢奉在破冈相遇。
东晋穆帝司马聃升平三年（公元359年），谢安四弟、时任豫州刺史的谢万北伐，因谢万没有领兵才能，他和军队中的各级军官关系恶劣，在没有和敌人相遇的情况下，谢万贸然下令撤退，结果导致了军队的溃散。谢万逃回寿春后，被东晋朝廷废为庶民。
谢万的被废，导致谢氏家族无人在朝中任职，这对于一支家族来说简直就是噩梦，意味着这支家族从此就要衰落。谢安本来一直在会稽隐居，此时为了家族的荣耀，谢安毅然走出会稽，步入了仕途，来到很欣赏他的权臣桓温帐下，做桓温的司马（主管后勤的属官），从而开启了一代名臣之路。
破冈，在今江苏省句容市（属镇江）境内。三国时期为了连接太湖和秦淮河，而人工挖掘建立的一条运河，破冈为这条运河的分水岭，这条运河也被命名为破冈渎。
古人出远门，尤其是南方的人，通常都选择坐船。南方水系发达，坐船不像坐车那么颠簸。同时古时候都是畜力车，速度上也没有优势，因此坐船是首选。
谢奉和谢安二人相向而行，所以在破冈见面了。
二人即将分别，从此相隔很远，所以都停下行程，在一起待了三天。因谢奉被免官，谢安就想说一些安慰谢奉的话。但是只要谢安刚要提起这件事，谢奉立刻就会把话题岔开，引到其他地方去。以至于二人相处的这几天里，始终没能提及此事。二人分别后，谢安心里一直感到愧疚，没能好好安慰一下谢奉，便对同船的人说：“谢奉真是一位奇人啊！”
谢奉是会稽人，而谢安南迁后就隐居在会稽，估计这二人年少时私交就很好。谢奉做官后二人相见应该很少了。谢奉又做过广州刺史，和谢安相隔几千里地，因此二人在这之前应该很久都没见过面。所以这次的相遇，二人格外珍惜，在一起说了三天的话。
对于谢奉遭遇官场失意，作为老朋友，安慰几句是人之常情。而谢奉对于这件事，要么是十分豁达，根本没往心里去；要么就是感觉没面子，所以不愿意提这件事。
用现在的观念来看谢奉的表现，应该是谢奉感觉面子上过不去。谢安一直是个平头老百姓，而谢奉已经官至吏部尚书，二千石的高官，突然间什么都不是了，中国人历来要面子，于是才会不愿提及此事。谢安刚要提，谢奉立马就岔开。
如果谢奉是内心大度，根本不把宦海沉浮放在眼里，那些谢安说上几句又如何呢？那样才应该是大度的表现。而不应该顾左右而言他，始终躲躲闪闪。
所以以现在的眼光看，谢奉这根本不是什么雅量。难道古时候的社会风气和现在有所不同吗？谢安还要称赞上“奇士”？

雅量三十四
【雅量】戴公从东出，谢太傅往看之。谢本轻戴，见，但与论琴书。戴既无吝色，而谈琴书愈妙。谢悠然知其量。
戴逵从会稽来建康，谢安就去看望他。
戴逵，字安道，东晋时期著名的隐士、音乐家、画家和雕塑家。戴逵原籍谯国（大致相当于今安徽省亳州市辖区），父辈因避战乱迁居江南。戴逵小时候就博览群书，文章写得好，清谈的水平也不低。更难得的是，戴逵在艺术上有极高的造诣。他琴弹得好，更善于绘画。戴逵不愿出仕，朝廷多次征召他做官，都被他拒绝。成年后隐居在会稽郡剡县（大致相当于今浙江省绍兴市新昌县和嵊州市），以弹琴、书画自娱。难能可贵的是，戴逵日常起居都严格遵守儒家礼法，对于魏晋以来士大夫阶层流行的那种放浪形骸非常反感。
东晋宗室、武陵王司马晞听说戴逵琴弹得好，就派人找到戴逵，请他来王府做专职琴师。戴逵自视甚高，认为弹琴书画只是自己的业余爱好，而不是用来谋生的手段，所以把司马晞的邀请看成是对自己的侮辱，愤然把琴砸坏，说：“我戴安道绝不会做娱乐王公贵族的伶人！”戴逵拒绝司马晞是不是有政治上的眼光呢？不得而知。后来司马晞身边的人都被桓温收拾了，戴逵这次没有奉召，也算逃过一劫。
戴逵的绘画影响了东晋另一位著名的画家——顾恺之，顾恺之在自己所著的绘画评论《魏晋胜流画赞》里高度评价戴逵的作品“莫能及之”。可惜戴逵的画作流传至今的非常少。
戴逵还有一项突出的技艺，就是雕塑。佛教传入中国后，佛像基本按照原印度人的相貌雕塑，不太合中国人的口味。戴逵修改了造像的技法，大量引入中国人的特征，经过他修改的佛像，更符合中国人的审美心理，从一个侧面对于佛教逐渐被中国人接受做出了贡献。
戴逵在历史上也留下很多有名的小故事，除了上面的“不为王门伶人”，还有一个就是“王徽之雪夜访戴逵”，这个我们以后在“任诞”一章中会介绍。
谢安本来有点瞧不起戴逵，二人见面后，谢安只和戴逵谈论琴艺和书画。戴逵毫无不愉快的神情，和谢安畅谈自己对于艺术的爱好和理解。谢安这才深深地感受到戴逵的水平和气量。
谢安只比戴逵大六岁，也是在会稽长大，二人应该从小就认识。但此时二人的身份天差地别，这则故事应该发生于东晋孝武帝时期，这时的谢安已经功成名就，官居高位。而戴逵只是一介布衣。
除了身份上的差距，谢安看不起戴逵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大概就是谢安认为戴逵只喜欢弹琴、画画，这些在古时候属于“技”和“术”一类，匠人做的事，格调太low。《世说新语-方正》一章中就有谢安请王献之为新建成的皇宫题写匾额却遭到王献之拒绝这样的故事。
当时士大夫们见面，通常都是谈论玄学，即清谈。而谢安却只和戴逵谈论艺术，这就是轻视戴逵的意思。而戴逵却毫无违和感，也不生气，高谈阔论，畅所欲言。清谈谢安算是高手，但是要谈论艺术，在戴逵面前显然不是个儿，估计只有点头赞许的份儿，连话都插不上。所以事后才会既被戴逵在艺术上的造诣所折服，更敬佩戴逵超然世外的雅量。

雅量三十五
【原文】谢公与人围棋，俄而谢玄淮上信至。看书竟，默然无言，徐向局。客问淮上利害，答曰：“小儿辈大破贼！”意色举止，不异于常。
谢安正在和一位朋友下围棋，正在这时，谢玄送来了东晋军淝水之战大获全胜的捷报。
淝水之战，是中国历史上一次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战役，同时也是关乎东晋生死存亡的一场战役。
东晋孝武帝司马曜太元八年（公元383年），统一了中国北方的前秦天王苻坚为了实现他“一混六合”，继而“封禅泰山、进位天子”的政治理想，不顾前秦国内大多数大臣以及弟弟、宠妾和儿子的反对，毅然下令倾全国之力，对东晋发动一场灭国之战。
苻坚不但出动全部正规军，还下诏全国境内的适龄男子每十人中抽一人入伍，临时组织起一支大军。苻坚的战役目标是：先攻克淮河南岸东晋的重要据点——寿春（今安徽省淮南市寿县），并把东晋主力部队吸引到寿春城下，利用自己兵力上的绝对优势，以期一战全歼东晋主力。进而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
太元八年八月，苻坚任命自己的亲弟弟苻融为主将，率领前秦正规军主力二十五万（《晋书》如此记载，《资治通鉴》作三十万）为前锋，直接攻击寿春。苻坚自己则统帅临时组织起来的军队六十多万人，其中光骑兵就有二十七万，进驻项城（今河南省项城市、属周口）作为苻融的后援。这样一来苻坚出动的总兵力达到了百万之多！有史以来都不多见。
而东晋方面派出的抵抗部队则要显得寒掺得多，《晋书》记载仅七万人，《资治通鉴》记载为八万。不管谁记载的对，兵力连苻坚的零头都不到。
然而战役的最终结果却令人大跌眼镜，苻坚的百万大军竟然被东晋区区七、八万人打得几乎全军覆没。战后苻坚败退到洛阳时，收拢残兵只得到十多万人，战损率高达90%！
淝水之战苻坚是惨败而回不假，这个大家都耳熟能详。不过其过程非常复杂，远远不像表面上的这样简单，并且大家的误会也非常多。说个最基本的误会，苻坚是出动了百万大军，但真正和东晋主力交战的，仅仅是苻融统帅的前锋部队。苻坚带领的那六十多万人根本没有参加战斗，始终驻扎在项城充当围观的吃瓜群众，看看热闹并吓唬吓唬东晋罢了。并且淝水之战战败的消息传来，这六十多万乌合之众就自行溃散了，跑得连影子都没有。所以东晋军只是打败了最多三十万人的部队。不过这个数字也很可观，完全有资格吹吹牛。
这里要提一下谢玄。
谢玄，字幼度，东晋著名军事将领，谢安大哥谢奕的儿子。谢玄年轻时就给桓温做属官，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并且深受桓温器重。桓温死后，谢安主持东晋朝政，谢玄受到重用，被任命为兖州刺史，兼广陵（今江苏省扬州市）相，镇守广陵。
在广陵期间，谢玄招募北方流民，组成一支赫赫有名的军队——北府军。在谢玄的训练下，北府军迅速成为东晋的主力部队。并在太元四年的江北反击作战中，四战四胜，把一度打到了堂邑（今江苏省南京市六合区北），几乎到了长江北岸的前秦军赶回了徐州，从而一战成名。
谢玄的人生巅峰无疑是淝水之战。淝水之战东晋的前线总指挥名义上是谢安的五弟谢石，但实际上临阵指挥的是谢玄。谢玄不但事先和苻坚派来劝降的前东晋襄阳太守朱序定下来决战打响后由朱序在前秦大军后方制造混乱的计策，更在决战打响的当天，用计让本来在淝水西岸列好阵势的前秦大军后撤，并在前秦军后撤过程中发生混乱的关键时刻，组织八千东晋精锐骑兵渡过淝水发起冲锋。运气好的是东晋骑兵在冲锋的过程中杀死了前秦的主将苻融（苻融在试图阻止前秦军后撤的时候落马，被快速杀来的东晋骑兵乱刀砍死），再加上朱序在前秦军阵后方瞎喊“秦军败了！秦军败了！”造成了前秦大军的彻底溃散，从而一举被东晋军击败。
不可否认的是，淝水之战的大胜有很大程度上的偶然成分，但是这并不能掩盖谢玄出色的军事才能和临阵指挥、应变的高超能力。
淝水之战后，谢玄趁前秦国内陷入混乱之机北伐，成功收复黄河以南的土地，这又是他的一大功绩，并因功被封为康乐县公。
这以后，随着谢安为了避免出现功高震主的局面主动向东晋皇室交权，谢玄也因病主动上疏解除兵权，来到大后方任会稽内史。淝水之战后仅过了五年，谢玄因病病逝于会稽，死时年仅四十六岁。
东晋朝廷追赠谢玄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上谥号“献武”。
谢安看完战报，什么话都没有说，缓缓地把注意力又放到棋局上。
苻坚南征的消息早已让建康城陷入一片恐慌之中，东晋靠八万人抵抗苻坚百万之众，稍微有点数字概念的人都觉得这一次东晋恐怕是在劫难逃了，大家天天都对前线的任何消息翘首以待，可想东晋大胜的消息传来，人们正常的反应都会是大呼小叫，手舞足蹈。
然而谢安却冷静得可怕！给我们展示出一个强大的内心。看到这样激动人心的消息，非但什么表示都没有，居然还有心思下棋。
客人就问前线战事的情况，谢安说：“孩子们已经击破敌军！”神态举止，和平常没什么两样。
这位朋友来找谢安下棋，很难说不是来打听前线战况的，看到仆人送来的战报，当然没有继续下棋的心思了，可想棋局草草收场。
谢安所说的“小儿辈”，是因为东晋军主将是谢安的五弟谢石，副将则是谢安的侄子谢玄和谢安的长子谢琰，另一位是桓温的远亲桓伊。东晋的主要将领都是谢安的晚辈，另外此时谢安已经五十三岁了，官居高位，对于前线的将士来说，无疑是上级加长辈，故而完全有资格这么说。
从这一则故事的描述来看，谢安的气量真是非常人能比。但是谢安的内心就真的一点触动都没有吗？怎么可能！《晋书-谢安传》里就在这则故事后面记载了一个细节，彻底暴露了谢安的内心。
《晋书-谢安传》里是这么说的：谢安送走友人后，回到后院。在过门槛的时候，由于内心狂喜，以至于动作变形，抬腿过低，用力又太猛，所穿的木屐撞到了门槛上，把屐齿折断了！
这一处描写，把谢安从天上拉到了地上。原来谢安也和我们一样，有正常人的心理波动啊！那他前面表现出来的平静祥和，完全是装出来的，这不是装B是什么？
以谢安这样的表现，堪称史上最能装B的人，没有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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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量三十七
【原文】苻坚游魂近境。谢太傅谓子敬曰：“可将当轴，了其此处！”
这一则故事只有短短二十一个字，但其后包含的历史背景，信息量非常得大，并且很多都足以颠覆今人对苻坚、对谢安、对“淝水之战”的理解。
前秦大帝苻坚的大军逼近了东晋国境。
“游魂”是对前秦大军侮辱性的称呼，反映了汉族史官对于少数民族政权一贯以来的蔑视。这有其历史局限性。
我们现在对于苻坚的认识，基本只有“投鞭断流”中的狂妄自大，和“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中的那个惨败而归，狼狈逃窜的失败者的形象。这不能不说是对苻坚天大的误解。
苻坚，字永固，小字坚头，氐族人，“五胡十六国”时期前秦政权第三任君主。
苻坚从小就仰慕儒家文化，八岁时要求他的爷爷蒲洪（后改姓苻）给他请老师教授儒家经典，这一特别的要求令蒲洪感到好笑，对他说：“你就是个戎狄异族，一辈子就只知道喝酒，今天却要学习文化知识了？”尽管如此，蒲洪还是答应了苻坚的要求。
苻坚长大后，跟随伯父苻健进入关中，建立前秦政权。苻健死后，其次子苻生即位。但是苻生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昏君加暴君，成天想着法地残害宗室和朝中大臣。苻坚有政治理想，也为了活命，就联络自己的哥哥苻法和吕婆楼、梁平老等大臣发动政变，杀了苻生，自己继任为国君。
即位后的苻坚去帝号，使用石勒发明的新名词“天王”作为头衔。这和苻坚童年所接受的儒家教育密不可分，他深深知道自己一个异族，在东晋这个正朔还存在的情况下，自称“皇帝”无异于自欺欺人。
即位后的苻坚，重用名相、汉人王猛。在王猛有力辅佐之下，苻坚对内完善法令，打击氐族贵族欺凌汉人百姓，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极大地缓解了当时尖锐的民族矛盾，让国家安定下来；同时苻坚积极发展生产，迅速恢复社会经济，提高前秦的国力；苻坚还大力兴办教育，让西晋末年北中国陷入战乱以来，日渐衰微的儒家传统得以继承和发扬光大。
有了良好的政治经济基础之后，苻坚整军备战、开疆辟土，经过二十年的不懈努力，前后王猛、苻融两任名相鼎力辅佐，东灭鲜卑慕容氏的前燕，西灭汉族张氏的前凉，并派吕光征服西域诸国，南攻占东晋的益州（今四川省）、襄阳至徐州一线，北灭鲜卑拓跋氏的代国以及北方各匈奴小部落，建立起一个东至渤海、辽东，西达西域，南至汉江、淮河，被至大漠的庞大帝国！别说整个“五胡十六国”时期没有一个政权可以和苻坚的前秦相比，就是纵观中国历史，国家幅员如此辽阔的，也没有几个！
苻坚至死都没能称帝，头衔始终就是“天王”，但是看看他的文治武功，称他为“大帝”，实至名归。
相比苻坚在政治上的成就，苻坚的为人更是值得大书特书。苻坚为人“仁厚”，这足以令很多汉人君王自惭形秽！被他灭掉的各地方政权的统治阶层，没有一个被杀害，全部送到长安给予高官厚禄，好吃好喝地养了起来。就连苻坚即将南征东晋之时，还先安排工匠修建官邸，好安排那些被俘的东晋皇室和高官。有点搞笑的是，苻坚甚至派人送给东晋一道檄文，宣称灭东晋之际，封东晋皇帝司马曜为尚书左仆射（相当于今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封谢安为礼部尚书，桓冲为侍中。苻坚这种做法绝不是装装样子，一直以来他都是这么做的。
但是，苻坚死就死在他的“仁义”上面。被他俘虏的鲜卑族、羌族领袖，表面上俯首称臣，暗地里积攒力量，坐等苻坚犯错。终于给他们等到了苻坚“淝水之战”惨败而回的机会，这些人立刻在帝国的各处造反，苻坚所仰仗的氐族正规军在“淝水之战”中伤亡殆尽，从而无力反击。“淝水之战”两年后，前秦国内已经狼烟遍地，苻坚被逼逃出长安，后被羌族姚苌俘虏，遇害，死时年仅四十八岁！
就连对于少数民族政权持蔑视态度的汉人史官，都对苻坚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晋书-苻坚载记》里评价苻坚“雅量瑰姿”，赞扬他兴办学校，弘扬儒家，对于他的国家“跨三分之二”（指天下三分，苻坚有其二），“居九州之七”，并称赞他“虽五胡之盛，莫之比也！”
谢安对他的长史王献之说：“我会安排有能力的人率军出战，把敌人就地消灭！”
“当轴”，意思是如同能做像车轴或门轴这样重要部件的，能力突出的人才。谢安用人为贤而不避亲，这在当时的社会舆论来说有意见的不少。但是事实证明，谢安是正确的。
从《世说新语》里各个有关“淝水之战”的故事，以及《晋书》、《资治通鉴》等史籍的记载来看，谢安在“淝水之战”前后的表现，气量无人可比。前面就介绍过谢安在得知晋军全胜的消息后表现得异常平静，这一则故事则反映出苻坚南征的消息传来，谢安没有丝毫的慌乱，反而内心里有十足的把握可以击败敌军。
虞世南在高度评价谢安这一时期的表现时就说，以当时前秦和东晋的国力而论，就如同鸿毛（指东晋）和泰山（指前秦）的区别。谢安却胸有成竹，指挥若定。并说谢安是“若论其度量，近古以来，未见其匹！”
的确，看看谢安这话说的，“就地消（chu）灭（li）”。这不仅让我们联想到近来我们和印度在洞朗地区的对峙。中国政府的表态掷地有声、振聋发聩。但这些都是以我国强大的经济、军事实力为基础的。谢安这样说话，他凭什么呢？
看看当时前秦和东晋国力的对比，前秦领土是东晋的三、四倍，比当年西晋灭东吴的时候，领土面积还要大得多。再看看双方军力的对比，苻坚出动百万大军，兵力是东晋的十倍不止，哪怕是前锋交战的兵力对比，前秦也达到三倍以上。真不知道谢安这么说话，底气从何而来？
我怎么看怎么觉得谢安也就是在打嘴炮呢！
谢安名义上是东晋的总指挥官，但是看看他在这一时期所做的安排，除了任命自己的亲人谢石（弟弟）、谢玄（侄子）、谢琰（儿子）和将领桓伊率七、八万东晋主力出战之外，也就是派将领胡彬率五千水军先行出发，沿淮河而上救援寿春。（胡彬所部赶到寿春时，寿春已经陷落，胡彬被苻融包围在硖石，差点全军覆没。）
然后呢？居然就没有然后了！
在战前谢安没有对战役做过任何的部署，也没有准备一旦东晋战败（这在当时看来是个大概率事件），如何处理建康的防御，甚至可能迁都。就连荆州刺史桓冲派来三千精兵以加强建康的防守，还被谢安退了回去！
就连谢玄出发之前都对此行心里没底，特地来找谢安问计。谢安就说了一句“已经另有安排”（“别已有旨”），就把谢玄给打发了。但是纵观这一时期的各种史籍，丝毫没看到谢安到底做了其他的什么安排，也就是说：谢安什么安排都没有！
那么问题就来了，谢安到底凭什么知道东晋一定能取胜呢？八万对百万，谢安有没有数字概念呢？说实话我还真的不知道谢安的底气从何而来，难道在谢安身上发生过“穿越”事件？他穿越到现代翻看过中学的历史教材？
要不是后来苻坚在临阵指挥上犯了很多错误，谢玄在战前就指定好了作战计划（由朱序在前秦军阵后方制造混乱，里应外合），再加上老天爷的眷顾（苻融堕马被杀），才让东晋军大获全胜。如果不是这样，东晋一旦战败，亡国很可能随之而来，那样的话，我们可想谢安在战前的碌碌无为会被后世的史官骂成什么样子！
如果要说谢安的功劳，就是作为主政者，用他的沉稳稳定了人心，给了谢玄等人以勇气。另外东晋上下没有一个人提出主动投降，而是团结一心、同仇敌忾，大敌当前没有自乱阵脚，这和谢安的表现密不可分。
历史没有如果，历史都是胜利者写的。打赢了什么问题都会被掩盖，以至于今人对于这一段历史，会有多么深的误解啊！

雅量三十八
【原文】王僧弥、谢车骑共王小奴许集。僧弥举酒劝谢云：“奉使君一觞。”谢曰：“可尔。”僧弥勃然起，作色曰：“汝故是吴兴溪中钓碣耳，何敢诪张！”谢徐抚掌而笑曰：“卫军，僧弥殊不肃省，乃侵陵上国也！”
这是一个东晋士大夫之间打打嘴仗，玩弄文字游戏的精彩故事。
王珉、谢玄一起到王荟的府邸聚会。
王珉，字季琰，小字僧弥，王导的孙子，王导三子王洽的儿子。王导的子孙，在东晋一朝乃至刘宋时期都很吃得开，尤其是王洽这一支。王珉天资聪颖，小时候就多才多艺。长大后仕途平顺，历任黄门侍郎、侍中，王献之因病辞去中书令一职后，就由王珉接任。所以人们称王献之为“大令”，王珉为“小令”。王珉三十八岁时病逝，死后被追赠太常。
谢车骑，指的是谢玄。谢玄死后被追赠车骑将军，所以这么称呼他。
王荟，字敬文，小字小奴，王导最小的儿子，前面已经介绍过，是王珉的叔叔。
王珉举起酒杯向谢玄敬酒道：“我敬使君一杯。”谢玄说：“行啊。”
王珉称呼谢玄为“使君”，是因为谢玄官至兖州刺史、徐州刺史，“使君”是对地方大员的尊称。所以王珉主动敬酒，言语也颇为恭敬，合乎礼仪。
谢玄的回答似乎就不那么恭敬了。在当时如何恭敬地回答他人敬酒时所说的话，我就不知道了。不过谢玄说的“可尔”似乎是上级对待下级、长辈对待晚辈来敬酒时的回答。也正因为如此，才把王珉给惹毛了。
谢玄为什么要这么说？可能原因有两点。
第一，从王珉称呼谢玄为“使君”来看，此时的谢安已经主掌朝政，谢玄受重用，官至刺史。而王珉此时的官职似乎还只是个郎官，比谢玄差很多。
第二，王珉作为王导的后人，此时王家在朝中的势力和声望已经被谢家盖过，谢家再也不是以前的那个二流士族了，已经跻身一流高门。这也让谢玄自己都高看自己一眼，所以才会对王珉有失恭敬。
这则故事似乎发生在淝水之战之前。淝水之战后，谢玄俨然成了东晋的民族英雄，声望爆棚。就算言语不恭，王珉也不会发怒。
王珉勃然大怒，一脸怒色说道：“你不过就是吴兴郡山野小溪中一个只会钓鱼的顽石罢了，怎么敢如此嚣张！”
精彩的地方来了！
谢安离开桓温幕府后，曾被朝廷短暂任命为吴兴太守，谢玄年少时一直跟随谢安生活，应该也去过吴兴。
谢玄有一个爱好，就是钓鱼，而且还是个钓鱼高手。他在写给亲戚朋友的信里多次提到过自己钓鱼的事。鱼钓得太多，谢玄自己吃不完，还喜欢制成咸鱼送人。
所以王珉的话里会有“吴兴”、“钓”这样的字眼。
看似王珉的这句话也没什么，关键就在这个“碣”字。碣本意是大石头，在当时似乎和“羯”这个字通用，而“羯”恰恰是谢玄的小字。羯是当时北方一个少数民族，曾经统一中国北方的后赵政权就是由羯族人石勒建立的。谢玄的父亲谢奕给谢玄起“羯”这个小字，类似于现在给孩子起小名为“阿猫”、“阿狗”一样，这个传统习惯很早就有了，一直流传到现在。因此很多书籍在翻译王珉这句话时也把“钓碣”直译为“会钓鱼的羯奴”，也说得过去。
这么一解释，我们就能看出王珉话里恶毒的含义了。其一是王珉直接称呼谢玄小字，这就一种不尊敬，此时谢玄已经成年，王珉和谢玄又是同辈，就不应该再称呼谢玄的小字。其二是王珉利用谢玄小字的现实含义，辱骂谢玄就是一个夷狄，对于看重出身门第的东晋士人来说，这么说就和现在骂人是“XX养的”没什么区别。
谢玄缓缓地拍着手笑着说：“王荟，你看王珉有点昏头了啊，居然胆敢侵犯上国。”
谢玄称王荟为“卫军”，肯定不对。王荟生前的军号只是镇军将军，死后才被追赠为卫将军，所以王荟活着的时候是不可能被人称为“卫军”的，这是作者的一个小失误，应该作“镇军”才对。《世说新语》毕竟不是严谨的正史，所以这样的小纰漏非常多。
谢玄可能没有预料王珉的反应会那么大，被自己一句“可尔”惹急眼了。由于是自己失礼在先，所以听到王珉开口就骂也不好发火，但是嘴巴上可一点都不吃亏。
谢家子弟一直都由隐居的谢安充当家庭教师，谢安的家教工作做得也非常棒。谢玄虽然身为名将，为官后多在军旅中打拼，但他本身的文化修养也很高。史籍中就记载谢玄本人“善清谈”，清谈需要深厚的知识水平，没有一点底子的人是谈不出什么东西来的。
所以谢玄的反击也同样精彩。
王珉直呼谢玄小字，谢玄当然也不客气，直接叫王珉为“僧弥”来反击。
最高级的就是“侵陵上国”这一句。“上国”是春秋时期受到周王室分封的中原各诸侯国的统称。而那些没有被周王室正式册封过，由各地方部落联合成立的小国家，或者生活在中原周边的各个少数民族建立的小国家，都被称为“夷狄”。有东夷、西戎、北狄、南蛮之说。这些被称为“夷狄”的国家前来侵犯中原诸侯国，就被称为是“侵陵上国”。
谢玄说王珉“侵陵上国”，就是说自己是“上国”，而王珉自然就成了“夷狄”了。这等于就是骂了回去，丝毫不落下风。
看到了吧，有文化和没文化的区别那可是相当的大。文人士大夫都是受过教育，是有身份、有教养的人，就算是骂人也骂得这么文雅。以至于你要是个没文化的大老粗，就会连对方话里的槽点在哪里都不知道！
由此可见，谢玄还真是一位儒将。
看看现在网络上的那些口水仗，污言秽语满天飞，不得不令人感慨国学不兴、传统不在了。

@xuyihong007 2017-08-26 21:18:51
请补上： 雅量之三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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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谢提醒，我都没注意。

雅量三十六
【原文】王子猷、子敬曾共坐一室。上忽发火，子猷遽走避，不惶取屐。子敬神色恬然，徐唤左右扶凭而出，不异平常。世以此定二王神宇。
有一次王徽之、王献之兄弟二人共处一室。
王徽之、王献之兄弟，分别是书圣王羲之的第五子和第七子。二人一母同胞，兄弟之间的感情非常深厚，似乎超过了其他兄弟。
先来说说王徽之。对我们现在人而言，王徽之远没有王献之名气大，但是在当时，二人的名声可是不相上下的。
王徽之，字子猷，除了他那位大名鼎鼎的父亲，王徽之自己也是一位大名士。
魏晋时期，名士的特征基本有两个，一个是学识渊博，善清谈；另一个就是狂放不羁，放浪形骸，沉湎酒色，不事公务。虽然有不少名士对于第二条有所排斥，但是在王徽之这里，则没有一点的违和感。
如果说孙绰在《世说新语》里是负责搞笑的，那么王徽之绝对是负责搞怪的，而且他搞怪的水平相当得高。王徽之曾任桓温弟弟桓冲的参军。有一次陪同桓冲一同外出，桓冲作为领导坐在车里，王徽之作为属官骑马跟随。不巧天降大雨，王徽之为了躲雨，竟然下马钻进了桓冲的车里，还对桓冲说：“大人您怎么可以一个人独占一辆车呢？”（“公岂得独擅一车？”）
《世说新语》里记载了很多有关王徽之搞怪的故事，后面我们会一一介绍。
于是，当时的人们都敬佩王徽之的才学，但要一说到他的行为，基本没有不摇头的。（时人皆钦其才而秽其行）
作为书圣的儿子，王徽之的书法也很出名，并有作品传世。
由于王徽之对于做官没什么兴趣，所以官职不高，只先后给桓温、桓冲兄弟作过司马这样的属官，后任黄门侍郎，也就是皇帝身边的中级侍从。不久，王徽之辞官回家。四十八岁时病逝。
王献之，字子敬，王羲之最小的一个儿子，也是书法造诣可以和王羲之比肩一位。王献之小时候练字，王羲之偷偷从身后企图拔他手中的笔，却没有拔动，于是高兴地说：“这个孩子长大后一定会有名声。”
唐朝以前公认王献之的书法成就要高于王羲之，但是到了唐朝，由于唐太宗李世民喜欢王羲之的字，所以从此以后社会舆论才把这二人的地位颠倒了过来，并称王献之为“小圣”。
王献之传世的书法作品名气最大的就是“三希”之一的《中秋贴》，可惜真迹已经失传，现在大家看到的公认是宋代米芾的摹本。
和哥哥王徽之相比，王献之的行为要正常得多。谢安非常欣赏王献之。王献之年轻时，有一次和哥哥王徽之、王操之一起拜访谢安。王徽之和王操之多谈论一些世俗的琐事，而王献之仅仅问候了谢安几句，就不再多言了。事后谢安就对手下人说：“小的那个好，有水平的人通常话都很少。”王献之出仕之后，谢安提拔他为自己的长史。有谢安的提携，王献之的仕途比较通畅。谢安死后，王献之官至中书令。四十三岁时病逝。
王献之的感情生活也非常丰富。王献之原来娶的是自己的表姐郗道茂，但后来简文帝司马昱的女儿新安公主看上了王献之，强逼王献之和郗道茂离婚并嫁给了他。王献之一直到死心里都对这件事感到愧疚。
王献之还有花边故事传世，那就是“桃叶渡”的故事。桃叶渡就在今天南京城夫子庙的东侧。
屋顶上突然失火了，王徽之急忙起身躲避，仓皇之中连鞋子都忘了穿。王献之则表情很平静，缓缓地叫来仆人，搀扶自己离开那所屋子，就像什么事都没发生那样。世人就以此来判断二人的气量高低。
古代中国的建筑以木结构为主，怕的就是失火，往往一烧就是一大片。
而名士就应该有名士的样子，都是自带气场的，有如电子游戏里的能量防护罩。不管外界发生了什么，一切与自己无关。平时里什么样，还是什么样。
但是王献之这种举动现在不应该推崇。失火了就应该迅速撤离，哪里能够这样慢吞吞地拿性命开玩笑呢？小朋友们千万不要学哦！
有时候我猜想，这一次的火势应该不大。如果火势大到屋子都快塌了，王献之还能这么慢吞吞的吗？恐怕也像王徽之那样早就跑出去了。
考虑到王徽之平日里的行为，我甚至猜测这一次的失火会不会是王徽之故意和王献之开玩笑呢？火势不大，就是吓唬吓唬王献之而已，想看看他出丑。而王徽之自己先跑了，只是假戏真做，烘托一下气氛罢了。
当然不论情况到底如何，王献之的表现可以打满分，完全没有被吓到，仿佛从来不知道害怕一样。
面对危险，我们需要的是沉着冷静，慌乱显然不可取。但是一旦做出了正确的判断后，行动一定要迅速，不管如何，先脱离险境再说。“雅量”也要有个度啊。

桃叶渡实地拍摄，《世说新语》里的很多故事都发生在南京。

雅量三十九
【原文】王东亭为桓宣武主簿。既承藉，有美誉，公甚欲其人地为一府之望。初，见谢失仪，而神色自若。坐上宾客即相贬笑。公曰：“不然。观其情貌，必自不凡。吾当试之。”后因月朝阁下伏，公于内走马直出突之，左右皆宕仆，而王不动。名价于是大重，咸云：“是公辅器也。”
王珣做桓温的主簿。王珣凭借他的家族出身，早就有了美好的名声。桓温非常希望他的为人和家门，成为府中属官们的榜样。
王珣，字元琳，王导的孙子，上一篇中王珉的哥哥，王导第三子王洽的儿子。
王珣是东晋中后期著名的大臣，同时也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书法家。“三希”之一《伯远帖》的作者。《伯远帖》也是“三希”之中唯一传世的一幅真迹。
王珣仕途的起点也是给权臣桓温做属官，先后做过主簿和参军，并深得桓温器重。王珣跟随桓温讨伐袁真、袁瑾叛乱，因功封东亭侯。所以这里称呼他为“王东亭”。
桓温死后，谢安主政。王珣作为桓温的得力助手吃了瘪，和郗超一样受到谢安的排挤。更过分的是，王珣、王珉兄弟本来娶的都是谢家的女儿为妻，在谢安的主持下，谢家和王氏兄弟离婚，从而让这两个家族交恶。
谢安死后，王珣不计前嫌，上门凭吊。这一做法得到了社会舆论的一致称赞。
由于晋孝武帝司马曜欣赏王珣，所以谢安死后王珣的仕途一片光明。王珣历任侍中、尚书仆射、尚书令，成为了谢安的继任者。晋孝武帝去世后，王珣巧妙地避开了朝廷中以会稽王司马道子（孝武帝司马曜之弟）、王国宝（王坦之之子）和地方实力派王恭（王濛之孙）、桓玄（桓温之子）、殷仲堪等人之间的矛盾。五十二岁时病逝。死后被追赠为车骑将军，桓玄时又被追赠为司徒。
桓温在官场中初露头角的时候，由于其家族在当时只是二流门第，所以桓温早期的属官也只是一些二流门第甚至是寒门中的人物，如袁乔、孙盛、范汪、习凿齿等人。等到桓温灭成汉政权、并于晋穆帝永和十年（公元354年）和永和十二年（356年）两次成功北伐后，声望空前高涨。同时朝廷控制下的军队却在北伐中两次惨败而归，使朝廷在军事上失去了对抗桓温的筹码。这时候桓温大量征召一流门第中的名士到其府中任属官，这其中就有王坦之、郗超、王珣等人。
和郗超死心塌地地为桓温谋划不同，王珣虽然也尽心为桓温办事，但始终保持底限，就是绝不参与桓温谋朝篡位的阴谋。尽管如此，桓温死后，王珣还是因此和谢安产生了矛盾，以至于要闹到两个家族断绝姻亲这样翻脸的地步。
以王导为代表的琅琊王氏，在东晋初期那就是第一等的门第，王家子弟出门眼睛都是盯着天上看的。王献之就因为看不起习凿齿寒门出身，都不愿和他并排而坐。可见琅琊王家的地位在当时有多高。桓温能请来王家人做属官，也是给自己脸上贴金的一种举动。他当然希望王珣的到来可以成为府中原来那些二流门第甚至是寒门出身的属官们的榜样了。
王珣刚到桓温府上的时候，拜见桓温和回答桓温问话都举止失当，不合礼仪。但是王珣却一点没有窘迫的神情，就像没事人一样。当时在座的宾客和其他官吏都嘲笑王珣，大有轻视他的意思。桓温事后却说：“不是那样的。我看他的神情相貌，一定不是一个普通人。我要找个机会试一试他。”
王珣初到桓温府上的时候，年纪不大，应该没见过官府中长官和属官们在一起议事的情景，没什么经验，所以言行有不少失误，遭到了别人的误解。而桓温用人不疑，并通过王珣并不因失礼而演变成失态来断定，王珣应该有水平。也不得不承认，桓温还是有识人的本领的。
桓温能从一个普通的二流门第士族子弟，一个普通的皇室女婿，成长为权倾朝野，就差一点改朝换代的枭雄，没点水平怎么行？
某月初一，官场惯例这天桓温府中的所有属官都要聚集到官府大堂前的广场上，等桓温来一同议事。所有属官都到齐了，一同拜伏在地上，等候桓温。桓温突然骑着马从内府冲出，向伏在地上的属官们冲了过来。这一突然变故让属官们下了一跳，纷纷在地上翻滚躲避，非常狼狈。而王珣依然趴在原地一动不动。
桓温似乎有和别人开玩笑的习惯。前面就遇到过，桓温派人吓唬武陵王司马晞和会稽王司马昱，这一次则是拿自己的僚属们开涮。古人似乎很看重在突发状况前一个人的反应，惊慌失措的肯定会被定为下品。而岿然不动，面不改色的，当然就是上上品咯。
不过此时桓温已经四十多岁了，还和下属们开这种玩笑，其心态也值得玩味。
这一下让王珣的名声一下高涨起来，大家伙都说：“他的确具备三公、辅政大臣这样的素质啊。”
这样的评价应该来说一点都不过分。看看这以前东晋朝廷位居辅政大臣的这些人吧，王导、庾亮、庾冰、何充、司马昱，各个都是气度非凡的人。雅量中我们已经见识过王导、庾亮和司马昱了。
王珣此时年纪轻轻，就能做到这一点，既是他自身的素质使然，也和其家门中良好的教育分不开。多年以后王珣的确官居辅政大臣之位，是东晋一朝琅琊王氏之中除了王导、王敦以外官职最高的一位。

雅量四十
【原文】太元末，长星见，孝武心甚恶之。夜，华林园中饮酒，举杯属星云：“长星，劝尔一杯酒，自古何时有万岁天子？”
晋孝武帝太元末年，夜空中出现一颗彗星，孝武帝看见了，心里非常厌恶。
晋孝武帝司马曜，字昌明，是晋简文帝司马昱的第六子，东晋第九位皇帝，在位二十四年，也是东晋时期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位皇帝。
司马曜即位时年仅十一岁，由权臣桓温把持朝政，在王坦之、谢安等忠臣的护卫之下，挫败了桓温企图改朝换代的阴谋，保住了东晋江山没有易主。桓温死后，谢安辅政，并于太元八年（公元383年）取得“淝水之战”的胜利，又一次保住了晋室的国祚。
司马曜成年之后，逐步收回权力，打破了东晋建立以来门阀政治的政治生态。谢安也非常配合，主动交权，致使整个东晋一朝，只有在孝武帝执政时期，皇权真正掌握在皇帝手里。但是孝武帝重用其弟弟司马道子，最后造成兄弟二人争权的局面。
司马曜绝对算不上一位明君，他沉湎酒色，贪于享乐，导致朝政昏暗。司马道子也和司马曜差不多，重用佞臣王国宝，以至于地方上手握重兵的大臣王恭两次兵发建康。地方和中央的矛盾，也被桓温之子桓玄抓住了机会，逐渐做大，最后造成了桓玄篡晋的故事。并最终导致了东晋亡于刘裕之手。
作为皇帝，司马曜真的没什么可值得大书特书的事，但是要是说起司马曜的出生和死因，那可绝对是八卦中的八卦，有史以来那么多帝王，还真无人能出其右。
司马曜的出生，本身就足以编出一部狗血历史剧。
司马曜的父亲，简文帝司马昱是东晋开国皇帝司马睿最小的一个儿子。本来离皇位已经很远了，但却在五十二岁的时候被桓温强推上了皇位。在位不到九个月就病死了。
司马昱本来有儿子，但都未成年就因为品行不端被司马昱责罚而死。那以后司马昱一直生不出儿子，这让司马昱非常着急，就请了当时一位著名的算卦先生扈谦来给自己算命。扈谦掐指一算，说司马昱命中有二子，一子将兴盛晋室，还说孩子的母亲现在就在司马昱的府内。
听了这话，司马昱还挺高兴，就夜夜宠幸自己喜爱的几位美妾。但是折腾了好几年也没什么动静。司马昱只好又请了一位著名的相面先生，来给自己府内的女眷们相面，想把儿子的母亲直接找出来。
然而相面先生看过府内的妻妾之后，摇头说都不是。司马昱只好把府内年轻的侍女们也都叫出来给相面先生看，但是看过后还说不是。司马昱干脆把府内所有的女仆全部喊来，相面先生看过后还是说不是！
这就奇怪了，相面先生说那位算卦先生扈谦的职业操守和业务水平是不需要怀疑的，难道说王爷您府上还有女子我没看过？
经这么一提醒，府内的管家说，还真有一位没有叫出来，这位女子名叫李陵容。
李陵容出身低贱，从小就进入司马昱府内作女仆。长大以后，生得是身材魁梧，相貌丑陋，肤色还黑，于是府内的仆人们就给她起了一个外号——“昆仑”！（看看古时候人们的文化修养，连个外号都起得这样高雅，要是换到现在恐怕只会是什么“黑猪”之类的。）
由于实在太丑，李陵容在府内只能做一些纺线的工作，都不能出来见人。所以连司马昱都不知道自己的府内还有这样一位。
于是李陵容被请了出来，相面先生一看，哎呦，就是这位！（“此其人也！”）
这一下司马昱真是傻了眼，看到李陵容这副模样，实在下不去手！但是为了生儿子，只好捏着鼻子，忍了！有时候我甚至在想，这两位算卦和相面先生是不是联起手来整司马昱啊？
李陵容还挺会来事，一次对司马昱说：“我作了一个梦，梦见我的膝盖上面盘着两条龙！”言下之意，司马昱是龙，而她李陵容将会生下一个儿子，也是龙！
龙是皇帝的象征，当时司马昱的身份只是会稽王，辅政大臣。真会成为龙（皇帝）吗？司马昱自己都不敢想。
没想到李陵容还真的梦想成真了。不久，李陵容就给司马昱生出了儿子，还一连生了两个，就是司马曜和司马道子兄弟。后来司马昱也当上了皇帝，虽然这个皇帝当得有些窝囊，但是却保证了司马曜也成为了皇帝。
以上这些绝不是我个人的胡编乱造，《晋书-后妃传（下）》里就是这样记载的！
本来出生都能这样的传奇，已经足够了。司马曜的死，又让他成了皇帝中的一朵奇葩。
司马曜宠爱张贵人，但随着岁月流逝，张贵人年纪也大了起来，有三十岁了。一次，司马曜和张贵人一起喝酒。司马曜喝多了，就和张贵人开玩笑说：“你这个年纪就该被废掉了！”张贵人听了，那心里肯定不是个滋味。再加上自己年纪大了以后，肯定得不到司马曜宠爱，本来心里就有气。于是新仇旧恨一笔账全算了，当晚，司马曜喝得大醉。《晋书》里记载，司马曜突然就死了（暴崩）。
从《晋书》的记载来看，显然是暗指张贵人就是杀人凶手。所以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就明说，张贵人灌醉了司马曜后，指使婢女用被子捂死了司马曜！
一句玩笑话竟然送了性命，也真是没谁了！有史以来皇帝这样死的，只此一位。
长星，就是彗星。古人把彗星看作是不吉利的象征，彗星出现在夜空，意味着人君将有灾祸。所以司马曜看见彗星，心里当然很不爽。
一天夜里，司马曜在华林园里喝酒，看着天上的彗星，司马曜举起酒杯对着彗星说：“长星，我敬你一杯酒，自古以来哪里有过长生不老的帝王？”
南朝刘宋时期的何法盛编纂的《中兴书》里准确地记载了这一次彗星出现的时间：太元二十年九月。司马曜死于太元二十一年九月，也就是说彗星出现一年后，司马曜就死了。
当然彗星的出现和司马曜的死纯属是个巧合。司马曜酒后对彗星说的话，也算是相当豁达。本来么，人总是要死的。但是恐怕连司马曜自己都没有想到，他会是个这样的结局。
一语成谶，说的就是司马曜这种情况。

雅量四十一
【原文】殷荆州有所识，作赋，是束皙慢戏之流。殷甚以为有才，语王恭：“适见新文，甚可观。”便于手巾函中出之。王读，殷笑之不自胜。王看竟，既不笑，亦不言好恶，但以如意贴之而已。殷怅然自失。
殷仲堪突然来了灵感，就写成一篇赋，文风就如同束皙的作品那样，都是些戏谑轻慢的词句。殷仲堪认为这篇赋写得很有才气，就对王恭说：“不久前看到一篇新作，写得非常好！”
殷仲堪和王恭是东晋末期的名臣、名士，也是一对难兄难弟。二人最终的结局都是死于非命，没能善终。
殷仲堪，东晋末期大名士，清谈高手，文章写得也很好，不但当时的文人士大夫非常仰慕他，也深受晋孝武帝司马曜的赏识，先任黄门侍郎，后升任荆州刺史。所以后世多称他为“殷荆州”。
晋孝武帝从谢安手里收回权力后，就把皇权牢牢抓在手上。但是司马曜犯了一个错误，就是重用亲弟弟司马道子辅政，结果司马道子做大，反而威胁到司马曜的皇权，出现了皇权和相权的巨大矛盾。为了对抗司马道子，司马曜把自己身边的多位近臣外放，到地方任刺史，殷仲堪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到荆州任荆州刺史。
但是殷仲堪作为一位文人，在政治上能力有限。当时继承桓温爵位的儿子桓玄已经长大成人，因为桓温在荆州起家，所以桓家在荆州的势力非常大。殷仲堪为了减低桓玄对自己的威胁，主动和桓玄交好。二人本来建立起非常深厚的友谊，但是后来殷仲堪为了响应王恭兵发建康对抗司马道子，任用桓玄为将，一同起兵。结果司马道子策反了王恭的大将刘牢之，瓦解了王恭的势力之后，又用相同的手段对付殷仲堪，造成了桓玄和殷仲堪之间的矛盾。
桓玄一直在等待时机，先利用殷仲堪拔高自己的声望，后利用司马道子意图利用自己对抗殷仲堪的机会攫取到江州刺史的职务。得势后桓玄为了得到荆州的控制权把矛头指向了殷仲堪。殷仲堪在和桓玄的交战中败下阵来，被桓玄的追兵擒获，被逼自杀。
殷仲堪和桓玄从相爱到相杀的经历，几乎就是这二人的上一代，殷仲堪的族叔殷浩和桓玄的父亲桓温的翻版。有时候历史不但会重演，还重演得惊人相似。
王恭，字孝伯，出身名门望族太原王氏，是东晋中期名士王濛的孙子。王恭的姐姐是晋孝武帝司马曜的皇后，再加上王恭自身的才能和名气，和王珣、殷仲堪、郗恢（名臣郗鉴的孙子）等人一起被司马曜宠信。司马曜为了对抗司马道子，外放殷仲堪为荆州刺史，而王恭被任命为青、兖二州刺史，驻扎在京口（今江苏省镇江市）。东晋赫赫有名的北府兵，就划归王恭指挥。
晋孝武帝司马曜死后，晋安帝司马德宗即位。由于司马德宗是个智障（俗称白痴），朝政落入司马道子手里。王恭原本就和司马道子不和，于是利用手中掌握的北府兵先后两次兵发建康。第一次成功地逼迫司马道子处死了宠臣王国宝，但是第二次却因司马道子策反了北府兵的将领刘牢之，王恭兵败被俘，被押送至建康处斩，死后头颅被挂在秦淮河上的朱雀桥上示众。当时的士人无不哀叹。
王恭和他的爷爷王濛都是《世说新语》里的重要角色，和二人有关的故事非常多，我们以后会陆续介绍。
束皙，西晋初年大臣，学识渊博，但是写文章的题材偏爱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事物，如《饼赋》等，被当时的文人认为格调太low而受到大家的嘲笑。
殷仲堪文章写得好，这一次不知道怎么的想来一出剑走偏锋，放弃了高大上的题材，大概写了一些拿不上台面的东西，文笔又极尽调侃、搞笑之能事。可能是内容太过于新颖，连殷仲堪自己都认为写得不错，所以想拿给王恭显摆一下。
殷仲堪就从装手巾的盒子里把写好的文章拿出来给王恭看。王恭看文章的时候，殷仲堪自己都觉得好笑，于是忍不住笑个不停。王恭看完了，却一点都不觉得可笑，既没笑，也不说文章写得好还是不好，只是随手把文章放在了一旁，并用如意压在上面。殷仲堪觉得很失望，又为自己刚才的失态觉得羞愧，非常失落。
我们现在会经常碰到这种情况：当你把一个你认为很搞笑的段子说给朋友听的时候，你自己都笑得前仰后合，而听段子的朋友却什么反应都没有。那个时候你的感觉是什么？是不是也有点“怅然自失”？
这一则故事应该发生在殷仲堪和王恭同被孝武帝司马曜赏识的时候，他们都在建康为官，是司马曜身边的红人。那个时候这二人的生活是惬意的，没有政治上的明争暗斗，有的只是士人之间相互欣赏和良性互动。
殷仲堪自认为自己写了一个好段子，可没想到王恭的笑点实在太高，从头至尾都没能把他逗乐，于是自己郁闷了。
有的翻译《世说新语》的书籍里把“殷荆州有所识”解释成“一位殷仲堪认识的朋友”，似乎也能说的通。

雅量四十二
【原文】羊绥第二子孚，少有俊才，与谢益寿相好。尝蚤往谢许，未食。俄而王齐、王睹来，既先不相识，王向席有不说色，欲使羊去。羊了不眄，唯脚委几上，咏瞩自若。谢与王叙寒温数语毕，还与羊谈赏，王方悟其奇，乃合共语。须臾食下，二王都不得餐，唯属羊不暇。羊不大应对之，而盛进食，食毕便退。遂苦相留，羊义不住，直云：“向者不得从命，中国尚虚。”二王是孝伯两弟。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故事。
羊绥第二个儿子羊孚，小时候就聪明异常，学识过人，和谢混是好朋友。
羊孚，字子道，东晋末年名士，出身泰山郡羊氏。羊氏家族在西晋初年曾是名门望族，但到了东晋末年已经衰落了。羊孚和其父羊绥官职都不高，羊孚只是给桓玄做过属官，《晋书》中也无传。
谢混，字叔源，小字益寿，谢安的孙子，谢安长子谢琰的第三子，也是谢氏家族后人中名望、官职都最高的人。
谢混作为谢安的后人，出身自不必说，此外他天资聪颖，文采出众。谢混在文学上的贡献，就是一改两晋诗作主要以玄言为主的风气，把山水风景作为诗作的题材，是中国山水诗的开山鼻祖。但是他只是开辟了一条新道路，作品质量并不算高。
谢混的仕途通畅，顺利地做到了尚书左仆射的高位，还娶了孝武帝司马曜的女儿为妻，成了驸马。但是谢混在东晋末年的政治乱局中站错了队，和刘裕的政敌刘毅搞到了一起。刘毅被刘裕诛杀后，谢混也步其后尘，被刘裕杀害。
有一次羊孚一大早来到谢混家里，早饭都没吃。不久王熙、王爽兄弟二人也来了，王熙和王爽以前不认识羊孚，落座后脸上就显露出不高兴的神色，想让谢混把羊孚打发走。羊孚却目不斜视，看都不看王家兄弟一眼，还把脚翘到坐席前的小桌子上，自顾自地吟咏古文，旁若无人。
羊家到了羊孚这一辈，已经落没了，羊孚家里应该是穷得叮当响，所以连早饭都没得吃，只能来好朋友谢混家里蹭一顿中午饭。
而谢混家境殷实，官职也高，条件肯定比羊孚好得不是个事，所以也乐得好友来蹭饭。
王熙和王爽是上一篇中王恭的弟弟。王熙字叔和，小字齐，和谢混一样，也是东晋皇室的驸马，年纪不大就因病去世了。王爽字季明，小字睹，曾官至侍中，王恭第二次起兵失败后，和王恭一同被杀。所以文中称呼他们两人的小字。
二王出身太原王氏，是两晋时期的一流高门，同时他们俩的姐姐还是孝武帝的皇后，在两晋讲究门第的时代，他们看不起羊孚这样一位落没士族出身的人，是一件很平常的事，那时的社会风气就是这样的。自己看不起寒门人士也就罢了，二王还理所应当地认为像谢家这样的高门大族，家里怎么能有寒门出身的人进出呢？当然要赶走咯。这样的名士臭脾气，两晋中很多名士都有，比如王献之。
对于王家兄弟的轻视和无礼，羊孚是没有资格反抗的。发怒，甚至是表现出愤怒，既于事无补，还失去了风度。羊孚采取的是软对抗，摆明了就是不把王家兄弟放在眼里，看都不去看上一眼。你们看不起我，我还看不起你们呢！
谢混和王家兄弟寒暄了几句，就转过脸来和羊孚谈论起玄学来，王家兄弟这才从羊孚的言谈中听出他是个水平很高的人，就加入到他们的谈论中来。不久，午饭准备好了，呈了上来。王家兄弟都顾不上美食，争相和羊孚交谈。羊孚则狼吞虎咽，只顾着吃，偶尔才和王家兄弟聊上几句。
谢混的心里，羊孚和王熙、王爽孰轻孰重很清楚，谢混似乎也不大看得上王家兄弟，看来王熙和王爽清谈的水平并不高，谢混都懒得和他们谈玄，觉得还是和羊孚交谈有意思。
王熙和王爽虽然有点看不起别人，但是一旦发现羊孚对于玄学、义理的理解很高，就立刻纠正了原先的错误，尊重起羊孚来，刮目相看了。应该说，王家兄弟的这一做法还是值得称道的，有错就改，善莫大焉。
羊孚的表现就更有意思了。他就是来蹭饭的，本来肚子就饿，所以吃的一上来就什么都不管不顾了，就知道吃。同时，羊孚的做法也是对刚才王家兄弟对他的轻视的一种反击，纯属报复。现在看来有点小家子气。
羊孚吃完了，直接告辞。王熙和王爽一看羊孚要走，苦苦相劝，希望羊孚可以留下，再多谈上一会儿。而羊孚却坚持离开，直接对王熙和王爽说：“刚才你们想让我离开，我没有按你们的要求去做，是因为我饭还吃上呢，肚子里什么都没有！”王熙、王爽是王恭王孝伯的弟弟。
羊孚吃完就走人，就是在摆谱。王熙和王爽似乎忘记了自己刚才都做了些什么，又被羊孚的才华所倾倒，所以改变了初衷，不想让羊孚走了。羊孚坚持要走，一点都不大气。
羊孚说的话里，“中国”指的是当时的中原地区，是一种比喻。古时候把政治地理概念引入到人体上来，把躯干比作中原地区，把四肢比作中原周边少数民族居住的地方，因为四肢从属于躯干，四夷也从属于中原，这种比喻还挺形象。所以“中国尚虚”就是在说我腹内空空，饿着肚子呢！
这么说的话外音就是：你们不是想让我走吗？前面我不离开是因为还没开饭。如今我吃饱了就走，不是在成全你们的心愿吗？
很明显，羊孚这就是一句怼人的话。估计王家兄弟听了，会被噎得半天说不上话来。想想这怼得也挺痛快啊！

识鉴第一
【原文】曹公少时见乔玄，玄谓曰：“天下方乱，群雄虎争，拨而理之，非君乎？然君实乱世之英雄，治世之奸贼。恨吾老矣，不见君富贵，当以子孙相累。”
曹操年轻时去见乔玄。
曹公，指的是曹操，中国历史上鼎鼎大名的人物，尽管经过了一千八百年，仍为现代人所津津乐道，恐怕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人物之一了。
对于曹操，我就不多介绍了。中国人恐怕没有不知道曹操的，对于曹操的事迹，多少都能说出一两句。
乔玄，字公祖，《后汉书》作桥玄，东汉末年名臣。汉桓帝末年，曾任边将，守卫辽东，击退了鲜卑、匈奴和高句丽对辽东的侵扰。汉灵帝时官至司空、司徒、太尉，七十五岁时去世。
西晋司马彪在《续汉书》中记载，乔玄年轻的时候潜心研究《礼记》和《严氏春秋》。成年后，为人自律，有才学谋略，还善于识人。曹操年轻时在洛阳求学，没什么名气，去拜见乔玄后，受到乔玄的赞赏。裴松之注《三国志》中就说，受到乔玄青睐之后，曹操的名声就逐渐传开了。
可见，乔玄还是曹操的伯乐呢。
乔玄对曹操说：“天下将要大乱，群雄争霸。能够平定动乱，让社会重新恢复秩序的，难道不就是你吗？但是你若是生在乱世之中，你将会是一位英雄；如果你生在安定的社会里，那你将会是扰乱天下的叛贼。可惜我年纪大了，等不到你大富大贵的那一天了，我就把我的子孙托付给你吧，希望以后你可以善待他们。”
“乱世之英雄，治世之奸贼。”一句，有好几个版本，分别出自于两个人之口。一个就是《世说新语》中的记载，是乔玄说的；另一个最早出自于东晋中期的历史学家孙盛的《异同杂语》，后来又有范晔的《后汉书》中所记，是由许劭许子将所说。同时，这几本书里记载的这句话，也略有不同。
《世说新语》的编著者刘义庆和范晔，基本上可以算是同一时期的人物。孙盛最早，相较他们要早个七十年左右。
孙盛在《异同杂语》里是这样说的：曹操去找许劭给他下评定。东汉末年青年才俊要想步入仕途，光靠地方举孝廉和拜名人为师求学还不够，还需要当世的名人们为他们下评定，也就是写评语。能得到名人的好评，则立马可以平步青云。当然没一点小名声或水平的，名人是看不上的，当然也不会给你评定。曹操去找许劭（还是乔玄让他去的），就遇到这种情况。许劭一开始怎么也不肯给曹操下评定，曹操就厚着脸皮缠着许劭不放。许劭给磨得没了办法，就多少有些赌气地说：“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曹操听了哈哈大笑，这才放过许劭。
范晔《后汉书》里则是这样记载：许劭给曹操下的评定为“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
这前后三个版本，谁说的对？我想已经不重要了。曹操的历史地位，早已有定论。相对于乔玄或许劭的这句评语，可以说八九不离十。
曹操后来有没有照顾乔玄的子孙呢？《后汉书》乔玄传记里记载有这么一句，乔玄的儿子乔羽，“官至任城相”。这是什么意思？“相”是汉朝时设立的一个官职，是刘家子孙分封诸侯国里的最高行政长官。“任城相”就是指“任城国”的相，“任城国”是曹操儿子曹彰的封地，曹彰封任城王。由此可见，曹操富贵后，还是多少照顾了乔玄的儿子。
同样是《后汉书》乔玄传记里记载，乔玄死后，曹操有一次路过乔玄的墓，专门前去祭拜，并亲自撰写祭文。祭文里还充满深情地提及当年乔玄对他说过的一句玩笑话，“我死之后，你要是路过我的墓地，如果都不带上一只鸡，数斗酒来祭奠我的话，你的车子刚过去三步距离，你的肚子就会疼痛！到那时可别怪我哦！”（“车过三步，腹痛勿怨。”）
虽然是句玩笑话，足见乔玄对于曹操的看重。也反映出曹操没有忘恩，心里一直记着乔玄呢。

识鉴第二
【原文】曹公问裴潜曰：“卿昔与刘备共在荆州，卿以备才如何？”潜曰：“使居中国，能乱人，不能为治。若乘边守险，足为一方之主。”
曹操问裴潜：“你过去曾和刘备一起在荆州刘表手下共事，你认为刘备的才能如何呢？”裴潜说：“如果让他待在中原地区，那么他会扰乱天下，不能治理天下。如果让他占据边远地区，利用险要的地形守护它的地盘，那么他足以成为统治一方的君主。”
曹公，指的是曹操。
裴潜，曹魏时期大臣，出身大族河东郡裴氏，是雅量第七之中裴楷裴叔则的大伯。
裴潜年轻时正赶上东汉末年的黄巾军起义和军阀混战，裴潜为了躲避战乱南下荆州，投靠刘表。刘表对于裴潜非常尊重，待如上宾，可裴潜却不看好刘表，私下里对王粲和司马芝说：“刘表没有称霸天下的能力，却总把他自己当成是西伯侯姬昌（即周文王），他离败亡不远了。”于是裴潜就南渡长江，定居在长沙。
曹操收复荆州时，裴潜投靠了曹操，此后就一直为曹操做事。历任丞相参军，代郡太守，兖州刺史等职。曹魏政权建立后，裴潜官至尚书令，封清阳亭侯。死后追赠太常。
曹操南征荆州，正逢刘表病死，蔡瑁等人拥立刘琮为荆州之主，又极力劝说刘琮投降曹操。这样一来荆州的士人集团就发生了分裂，一部分以蔡瑁、蒯越和原北方因避难而南下荆州的士人如裴潜、王粲等为代表，投降了曹操。另一部分以庞统、伊籍、马良、孟达为代表，跟随刘备继续对抗曹操。
刘备的生平大家也都非常熟悉，早年颠沛流离，直到来到荆州投奔刘表后，才过上了几年安稳的日子。刘表表面上极为尊崇刘备，但私下里还是防着刘备一手，让刘备屯驻在新野，既可以看守荆州的门户，又可以防止刘备在荆州地区四处活动，笼络人心。刘备在荆州一待就是八年，直到刘表病逝，曹操南征。但是从史书的记载来看，刘备也不是一直待在新野，他也经常来到襄阳，结交当地的名士如司马徽等人。诸葛亮就是司马徽最先介绍给刘备的。大概也就是这一时期，刘备和裴潜有了一些交集。
裴潜对刘备的评价，明显就是为了迎合曹操才这么说的。裴潜所说的刘备“使居中国，能乱人，不能为治。”一句，应该指的是曹操平定吕布，收复徐州之后，刘备跟随曹操来到了许昌。然而不久刘备就假借阻击袁术为由，借走曹操数万人马，来到徐州后偷袭徐州刺史车胄，企图再次割据徐州这件事。
余嘉锡先生就对裴潜的这番话意见很大，认为裴潜为了迎合曹操而昧着良心说瞎话，有失名士身份。并认为以刘备的为人，再加上诸葛亮的辅佐，在治理国家上面不会比曹操做得差。只是刘备起步太晚，一直没有一个理想的平台来施展他的才华罢了。
当然裴潜后面半句，对于刘备的判断还是相当准确。余嘉锡先生考证，曹操和裴潜这一番对话，发生在刘备已经占据益州，并亲率人马和曹操争夺汉中的时候。当时刘备倾巢出动，和夏侯渊在汉中对峙了将近一年。曹操视刘备为劲敌，不知道夏侯渊是否能够抵挡住刘备的进攻，所以才会和裴潜讨论刘备的能力。
形势后来的发展，也完全应验了裴潜的预测。刘备在定军山杀了夏侯渊。曹操带领部队前去救援，又无功而返。刘备完全占有汉中后，进而称王建国，奠定了后来蜀汉政权的版图。所以这则故事收录在“识鉴”一章里。

识鉴第三
【原文】何晏、邓飏、夏侯玄并求傅嘏交，而嘏终不许。诸人乃因荀粲说合之。谓嘏曰：“夏侯太初一时之杰士，虚心于子，而卿意怀不可，交合则好成，不合则隙致。二贤若穆，则国之休，此蔺相如所以下廉颇也。”傅曰：“夏侯太初志大心劳，能合虚誉，诚所谓利口覆国之人。何晏、邓飏有为而躁，博而寡要，外好利而内无关籥（音yue，第四声），贵同恶异，多言而妒前。多言多衅，妒前无亲。以吾观之，此三贤者，皆败德之人。远之犹恐罹祸，况可亲之邪！”后皆如其言。
何晏、邓飏和夏侯玄都想和傅嘏交朋友，而傅嘏却不愿意。何晏等人就请荀粲去劝说傅嘏。
何晏，字平叔，三国时期曹魏大臣，玄学家，魏晋玄学的创立者。
何晏是东汉少帝刘辩时期，被骗入皇宫而遭杀害的大将军何进的孙子。何晏父亲早逝。何晏年少时，其母被曹操纳为妾，何晏就跟随母亲住在曹操的府里，被曹操当作养子养大，成年后还娶了曹操的女儿为妻。
从小时候起，何晏就深得曹操喜爱，这造就了何晏没有拘束，崇尚虚浮奢侈的性格。曹丕、曹叡父子就很不喜欢他，故曹魏政权建立之初，何晏都没有做官。这一时期何晏利用他渊博的学识，先后为《论语》和《道德经》作注（何晏在看到王弼为《道德经》作的注后，认为比自己写得好，就把自己写的给烧了），在学术上颇有造诣。
也就在这一时期，何晏和王弼、夏侯玄等人创立了玄学的风气，以老、庄、《易经》为基础，讨论并探究很多涉及到哲学层面的问题，是魏晋玄学的奠基人之一。
曹叡去世后，曹芳即位，曹爽和司马懿辅政。由于何晏和曹爽私交深厚，何晏的官职也扶摇直上。何晏为曹爽谋划，架空司马懿，是曹爽的主要谋士。
“高平陵之变”后，司马懿控制了朝政，诬告曹爽谋反，何晏也一同被杀，夷三族。
邓飏，字玄茂，东汉名将邓禹的后人，曹爽、何晏的最佳损友，“高平陵之变”后一同遇害。
夏侯玄“雅量第三”中介绍过了。
傅嘏，字兰石，三国时期曹魏政权大臣。傅嘏年轻时就以学识过人闻名，曹魏重臣陈群启用他为属官，从而迈入仕途。曹芳登基后，何晏等人权倾朝野，傅嘏看不惯何晏的为人与做派，得罪了何晏，被免官。后司马懿征召他为属官，从此傅嘏投靠司马家族，为司马家颠覆曹魏政权出了不少力。四十七岁时病逝，追赠太常。历史上对于傅嘏的评价也不高，是由于他身为曹魏臣子却帮助司马家谋朝篡位，不是忠臣所为。
荀粲，字奉倩，曹操首席谋士荀彧的小儿子。荀粲和夏侯玄、何晏等人友谊深厚，也是何晏等人倡导玄学的参加者和推动者，玄学大家。可惜年纪轻轻就病死了，死时只有二十九岁。荀粲和傅嘏的关系也很好，所以可以在何晏、夏侯玄和傅嘏之间做中间人，撮合他们交往。
晚清学者李慈銘和余嘉锡都认为，以何晏、夏侯玄的出身和在当时学术界的地位，就算认可傅嘏的才能，愿意和他交朋友。在遭到拒绝后，断然没有理由放低身段继续求交往，还请荀粲出面撮合。所以何晏、夏侯玄想和傅嘏交朋友的事情应该是真实的，但不会有请荀粲撮合一事，这应该是何晏、夏侯玄败亡，傅嘏上位后杜撰出来的。
傅嘏为什么不愿意和何晏等人交朋友呢？在裴松之注三国志中，我们可以找出答案。何晏、邓飏等人升官后，在用人、选官上面大肆受贿，用人不公。这一点肯定让傅嘏万分鄙视。何晏小时候就养成奢侈的生活习惯，为人又比较张扬，这肯定也让傅嘏看不惯。另外，汉代儒家思想成为正统，而何晏去倡导玄学，抬高道家的地位，当然这是当时政治生态的需要，但是傅嘏学的肯定是儒家，对于何晏的这种学术思想也不能接受。古人“道不同不相为谋”，所以不难理解傅嘏居然如此不给何晏等人面子，也不担心因此而得罪权贵。事实上傅嘏很快就因为得罪何晏了而遭到报复，被免官为民。
荀粲对傅嘏说：“夏侯玄是当世人杰，倾心要和你交朋友，但你却不愿意。你们如果能成为朋友，就是一件美事；如果不能，就会因此产生误会，给你带来麻烦。你们两位贤人如果可以和睦相处，那么就是国家的福分，这正是古时候蔺相如可以放低身段让着廉颇的道理啊！”
傅嘏说：“夏侯玄，志向远大却费劲心机去争取功名利禄，爱慕虚名，这就是善于言辞但却能倾覆国家的人。何晏和邓飏有能力，但性格急躁，看的书很多却不能掌握其要领，贪图钱财又不懂得控制自己，亲近和自己意见统一的人却打击排斥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爱乱发表意见还嫉妒才能高过他们的人。话太多就会有破绽，嫉妒有能力的人就不会有贴心的朋友。在我看来，这三个人都是命中注定将要败亡的家伙，躲他们远远的还怕会受到牵连而引来灾祸，更何况和他们做好朋友呢！”
后来发生的事就和傅嘏所说的完全一致。
何晏、夏侯玄是落得身死族灭的下场，但傅嘏显然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这一则故事，表面上看似乎傅嘏善于识人，料事如神。但是仔细品味，就应该可以看出是后来傅嘏上位后经过润色的产物。李慈銘和余嘉锡都持这一观点。
荀粲说的话，应该有其事，但不应该是受到何晏、夏侯玄所托，前来劝说傅嘏。荀粲和傅嘏本身就是好友，荀粲看到傅嘏在何晏面前摆谱，担心傅嘏会因此遭难，所以从好朋友的角度出发，劝说傅嘏不要太执拗，人在屋檐下，低头便是。
但当时傅嘏可以坚持一个读书人对于道德精神的追求，坚决不和何晏等人为伍，这绝不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毕竟在当时谁也不可能预料到日后司马懿会用那样的方式夺回权力，收拾了曹爽和他的党羽。
所以后来傅嘏得势后，话还不就成了他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么！“后皆如其言”就很正常了。

识鉴第四
【原文】晋武帝讲武于宣武场，帝欲偃武修文，亲自临幸，悉召群臣。山公谓不宜尔，因于诸尚书言孙、吴用兵本意，遂究论，举坐无不咨嗟，皆曰：“山少傅乃天下名言。”后诸王骄汰，轻构祸难，于是盗寇处处蚁合，郡国多以无备不能制服，遂渐炽盛，皆如公言。时人谓山涛不学孙、吴，而暗与理会。王夷甫亦叹云：“公暗与道合。”
晋武帝司马炎在宣武场操练、检阅军队。司马炎打算削减地方军队，兴办学校提倡教育，就在宣武场里把朝中大臣全部召来商议这件事。
“偃武修文”并不是司马炎首创，最早是周武王姬发做的。《尚书》里记载，周武王灭商后，“偃武修文”，收缴天下的兵器，铸成九鼎，表示从此削减武备，提倡文教，被后世推崇为圣贤君王所为。其实周武王这么做，表面上看似乎是一义举，但是其有更深一层次的原因，那就是削弱地方的军事实力，确保中央王朝在军事上对地方拥有绝对的优势，是为了巩固其统治服务的。
司马炎于太康元年（公元280年）平定东吴后下诏，裁剪各州郡的常备军力，大郡就保留“武吏”一百人，小郡仅有“武吏”五十人。这个“武吏”是个神马东东？说白了就连正规军的级别都达不到，充其量也就是个武装警察而已。而且人数还少得可怜。
司马炎“偃武修文”一事，《晋书》里提都没提，《资治通鉴》只说了“偃武”，没有说“修文”，可见《世说新语》有为司马炎涂脂抹粉的嫌疑。
司马炎的“偃武修文”，本质上来讲，和周武王没有任何区别。两晋沿袭汉朝的分封制，宗室子弟被封到全国各地，有自己的领地。按周朝的制度，诸侯国是可以拥有自己的军队的。但是东周以来的历史证明，这些诸侯国在经历几代的繁衍后，和中央政权的亲情基本不存在了。手握重兵的诸侯国，对于中央政权就是一个威胁。汉朝也发生过“吴楚七国之乱”这样的地方武力对抗中央的事件。所以司马炎为了自己的后世继承人着想，先把各地方的兵权给废掉，是一种强干弱枝的做法，目的是使中央政权拥有兵力上的绝对势力，威慑各诸侯国，让他们不要有什么糊涂心思。
但是凡事都有两面。地方的军力被大大削弱，诸侯王是没了和中央对抗的军事资本，但是却给了那些造反的人以可趁之机。司马炎死后，他的儿子司马衷即位。由于这个皇帝根本没有政治能力，终于酿成了“八王之乱”，国家彻底陷入动荡之中。一些内迁的少数民族趁机起兵反叛，南方也出现了很多暴民聚众造反。由于地方没有常备军，面对这些造反的人毫无还手之力。终于在内忧外患之下，西晋灭亡，中国北方被少数民族政权统治，史称“五胡乱华”。
山涛就认为这种做法不对，他向参加商议的各位尚书阐述孙子、吴起的军事思想和理论的出发点，解释得非常透彻。在座的各位官员无不赞叹，都说：“山少傅说的是至理名言啊！”
山涛，字巨源，魏末晋初大臣，大名士，鼎鼎大名的“竹林七贤”之一。
山涛年少丧父，家里很穷。但是山涛天资聪颖，好学，尤其精通道家学说。长大后，正赶上曹魏末期，政治局势动荡不安。山涛在形势不明朗的情况下，聪明地采取了主动归隐，规避政治风险的做法。也就是在这一时期，山涛和嵇康、阮籍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隐居于竹林，整日喝酒、清谈、游乐，那可能是山涛一生之中最惬意的一段时光。
随着司马家族地位的巩固，山涛作为士人，出仕是他骨子里的理想。山涛主动找司马师要官，司马师开心地说：“吕望（姜子牙，这里是把山涛比作姜子牙）想要做了啊！”从此山涛仕途平坦，历任吏部尚书、太子少傅、尚书仆射、司徒等职，七十九岁时去世。和王戎一道，成为“竹林七贤”中官职最高的两个人之一。
由此可见，“竹林七贤”的产生，是当时险恶的政治环境造就的，并且这“七贤”之中，骨子里就想隐居避世的，真没有几个。
山涛不但自己做了官，还想拉好兄弟嵇康一把。在他升职后，推荐嵇康接替自己原来的官位，这遭到了嵇康严重反对。嵇康写了一封有名的《与山巨源绝交书》，公开宣布不再和山涛是朋友了，这多少让山涛有些难堪。但是嵇康被杀害时，却把自己的儿子嵇绍托付给了山涛。嵇康对嵇绍说：“有山涛山巨源在，他会好好照顾你的。”（“巨源在，汝不孤矣。”）这足以说明二人友谊之深厚。
山涛在讨论会上说的“孙、武用兵本意”，应该是指出了军队对于国家稳定所起的作用，把军事概念引入到国家治理中来。这才会让在座的其他官员赞不绝口。
后来，西晋分封的各诸侯王日渐骄盈、生活奢侈糜烂，轻易地给国家带来了灾祸（指八万之乱），于是各地的暴民纷纷聚拢到一起，而州郡中因为没有军队，无法镇压，就这样叛乱在全国各地出现，并且规模越来越大。这都和当年山涛所预言的情况一致。
引发西晋末年全国性动乱的是“八王之乱”，而造成“八王之乱”的根本原因，则是司马炎的继承者晋惠帝司马衷是个，不能有效地行使皇权。这样司马衷就成了一个傀儡，谁能控制了他就等于是把皇权抓在了自己手上。于是在权力这个毒药的引诱之下，八位王爷前仆后继，陆续上演上台、被推翻后被杀，再上台、再被下一位推翻后被杀的戏码，如同在视频播放器上按下了循环播放键。
“八王之乱”是宗室之间为了争夺皇权控制权的一场政治大乱斗，乱斗的后果相当严重，皇帝威严扫地，国家威信荡然无存。“八王之乱”以最后一位王爷东海王司马越的胜利而告终，但这个时候的中国大地，已经遍地狼烟。匈奴屠各部落首领刘渊最先举起反旗，自称汉王，在平阳（今山西省临汾市）建立“五胡十六国”时代的第一个少数民族政权。氐族流民首领李特、李雄父子则割据四川。江南、荆州等地也都爆发了以地方中低级官吏带头闹事而演变成的大规模反叛行动。而司马越面对这个烂摊子，束手无策、一筹莫展。
在这种情况下，别说地方没有常备军，就算是有，也不可能把这么多叛乱镇压下去。人心散了，队伍已经不好带了！
所以，《世说新语》把西晋末年的天下大乱，归咎于司马炎的“偃武修文”，是不对的，只看到了问题的表象，而没有认清问题的实质。当然，引发这场动乱的锅还得司马炎来背。那么多大臣劝他换掉司马衷，立其他人做太子，他就是不听。
当时的人们都说山涛没有学习过孙子、吴起的兵法，可是他的观点很自然地和孙子、吴起相同。王衍王夷甫也说：“山涛的认识和‘道’自然相合啊。”
“识鉴”不仅仅是对人的认识和准确预测，还是对形势、对天下大势的准确判断。山涛应该是在讨论会上准确地预言了放松军备，就会造成在国家陷入动荡时，地方政府不能有效地管控局势，对带头闹事的予以及时有效的打击，从而把叛乱扼杀在萌芽阶段。
但是我们前面已经解释过，如果国家的最高管理层不能以身作则，维持稳定，却让地方在混乱发生时给中央擦屁股，这是本末倒置的做法。大家夸奖山涛有眼光，其实是有意忽略最高统治阶层所应承担的责任，转移公众的视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