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相当美 2017-09-25 15:53:28
专制社会里农民选择贵族以规避也可以叫对抗政府纳税有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汉武帝时代。汉武帝用桑弘羊，组建汉铁，汉盐两大央企，六伐匈奴，征百越，伐大宛，版图扩大，国威大震，但后期出现戾太子之乱，最后自我检讨。史书说天下户口减半虽然是司马光借古喻今，但有地农民为了逃避政府的高昂税收把地给各地豪门贵族，自己变成荫户也导致了中央对人力的控制力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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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从商君以来的改革，最大的失败是倡导“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商君为立信搞的“千金市骨”，骨子就是这个意思。
为奔向崇高的“XX主义”，把一部分人当工具可以吗？如果执政者这么干，最终能带领大家到达理想彼岸吗？有些人却认为可以，或者认为这是中国传统政治草民不可避免的命运。如果这么想，1949年的革命意义并不大，之后的事只是在重复王朝故久。

商君改革释放了人性中对“名利”的欲望，最后无法收场，死于无法压制的“欲望”。
一个社会如果无法抵制”指鹿为马“这样的事不断上演，就必死无疑，没有存在下去的任何意义。

中国从商君以来的改革，最大的失败是倡导“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商君为立信搞的“千金市骨”，骨子就是这个意思。
为奔向崇高的“XX主义”，把一部分人当工具可以吗？如果执政者这么干，最终能带领大家到达理想彼岸吗？有些人却认为可以，或者认为这是中国传统政治草民不可避免的命运。如果这么想，1949年的革命意义并不大，之后的事只是在重复王朝故久。
商君改革释放了人性中对“名利”的欲望，最后无法收场，死于无法压制的“欲望”。
一个社会如果无法抵制”指鹿为马“这样的事不断上演，就必死无疑，没有存在下去的任何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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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zhwjy 2017-09-25 16:27:21
不说几千年的商君了，就说49后，楼主能不能各出一条正确的路线，比那一辈人的选择更好的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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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中开火车 2017-09-25 16:40:02
正如商君是第一开启奴隶平等的改革，此后，保证中国在世界领先近1500年。资本主义的贡献，在于他让全体老百姓享受政治上的平等，但是没有经济平等。而我们要做的，是让全体老百姓既享受政治平等，也要享受经济平等。
毛泽东的全部历史贡献就在于这里。我这里只知道他做的最明显的一个努力，鞍钢宪法，即“工人参加管理，干部参加劳动”。这是他的一个尝试，通过工人身边的民主，从而改变自己的经济地位，实现经济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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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anyazhihun 2017-09-25 17:16:13
工人参加管理和改变经济地位根本就是挂不上钩，到了文革就成了工人占领学校，科学院等上层建筑，简直就是胡闹。工人要改变经济地位，只有成立工人的自巳组织，来保护工人自己的经济利益。干部参加劳动，根本就是装B，装装样子，改变不了官僚习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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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后，李立三强烈要求工人自己组织工会，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怎么个否决的过程和结局。

毛激进的社会改革实践失败了，这是个事实。此前提下，既使按风中，真相等网友的立场，也只能得出毛的失败，不是因为理想不够丰满，目标不够高尚，恰恰相反，失败的原因恰是因为太理想，太高大，几乎需要当时的国人，具备一种对共产主义以身殉道般的宗教情操，才可以完成伟大领袖的梦想，而这在当时是不可能的。
客观讲，农民当年支持中共，一是国府腐纹，二是土改，但主要是土地，而土改传递的耕者有其田的思想，跟共产主义没有一毛钱关系。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

另一个建国后的事实是，从53年统购统销开始，本朝也是对农民开展大规模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唯一执政，年年搞月月搞，62-64三年稍息，然后是更大规模全民运动。

现实很复杂，短期内很难看清。
按秦晖的观点，二战后的欧洲的情况，至少说明，社会主义竞争不过资本主义。
而冷战结束后，中国改开的情况，又似乎说明，集权体制+资本主义，可以横扫一切民主体制+资本主义。

呵呵，谁更有竞争力，更耐持久，只能观察等待了。

按彭庐山会议后的说法，彭对毛，既不是一见倾心，也不是同床异梦，而是介于两者之间。

邓苏区被打成毛派四头子之一时，毛说那时都没见过邓，神交产生了一生的好影映像。

早在19世纪40年代，马恩在起草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中就规定了“所有党员一律平等，党的各级领导机构，从基层到中央都必须自下而上由选举产生，而且可以随时撤换”。
在第一国际时期，他马恩又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党内民主选举制度，明确规定
“每一个会员有参加选举全协会代表大会的代表和被选为代表的权利”，“每一个代表在代表大会上只有一票表决权”。

在革命胜利后，列宁也是坚持这一点的。1921年俄共十大上，列宁明确提出改“战斗命令制”为“工人民主制”；党内一切机关要实行普遍的选举制、报告工作制和监督制；应当立即停止由中央来任命地方党组织书记的做法。
这么看，如果严格按照马列政党的组织原则，其实建国后，党内最合适的领袖是周相、和闻天书记这种类型的人。
二代在对《历史决议》谈话时，也说：一个领导人，自己选择自己的接班人，是沿用了一种封建主义的做法。”就是指毛实际在违反马列政党组织原则。

其实领袖都是人精，谁不知道“党内民主就是党的生命线”这个道理。

@wgljw2000 2017-09-27 11:44:07
庐山会议召开前夕，毛泽东承认搞经济建设不能违背综合平衡规律。他说：“经济建设靠陈云，我不行了”③。会议开始时，毛泽东说：“过去陈云同志提过：先市场，后基建，先安排好市场，再安排基建。有同志（指黄敬——引者注）不赞成。现在看来，陈云同志的意见是对的。要把衣、食、住、用、行5个字安排好，这是六亿五千万人民安定不安定的问题”④。
………………
老毛承认自己搞经济不行，怎么还去搞大跃进，明知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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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经济，不等于不要“市场”。如果一面是计划经济，一面是限制正常的商品交换，取消市场，社会生活层面，就是全国变成供给制，跟兵营没区别。
搞经济建设，老革命们，大多数确实无知。

@wgljw2000 2017-09-27 11:44:07
庐山会议召开前夕，毛泽东承认搞经济建设不能违背综合平衡规律。他说：“经济建设靠陈云，我不行了”③。会议开始时，毛泽东说：“过去陈云同志提过：先市场，后基建，先安排好市场，再安排基建。有同志（指黄敬——引者注）不赞成。现在看来，陈云同志的意见是对的。要把衣、食、住、用、行5个字安排好，这是六亿五千万人民安定不安定的问题”④。
………………
老毛承认自己搞经济不行，怎么还去搞大跃进，明知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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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机叫南京 2017-09-27 12:01:05
不搞大跃进的话
按部就班
则西花厅车水马龙
丰泽园门可罗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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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历史上，一个两次关于“党权”界限的激烈斗争，核心是“党管一切”对不对。
第一次，是红四军期间，当时没有执政，朱毛争的““党管一切”，是要害是党权和军权的问题。
第二次，起于1949年建政，至于1953年，争持的双方从朱毛变成了毛周，核心变成了党权和政权之争，实际就是党政两口如何分工分权的问题。

中国几千年来的政治，“名”“实”不符是个常态，这也是此楼中对于同一件事，大家争议极大、往往得出尖锐对立的结论的一个重要原因吧。

韦伯对现实中各国政体的有个分类视角，我个人认为很有一些新意，他先下了四个定义：
形式理性，形式非理性，实质理性，实质非理性。

例如英国是君主立宪，法国是共和制，虽然前者形式非理性，但政治的实际运行，却是依宪而行，实质理性，因而并不能说英国的君主立宪，实际中就比法国的共和制差。

@lc210000 2017-09-28 21:24:25
传达说，今后不会有那么多的干部提拔了，引了毛主席的话：【不是不提拔，死了的就得补】。会上还传达刘少奇的话：【每个人都得准备一辈子担任现在这个职务，要做好这个准备】。传达文件的人还说，比如，在一个科里，有1个科长，10个科员，这10个科员，就得准备一辈子当科员。除非这个科长死了，才能从这10个科员中挑一个当科长。
毛刘都是赞同终身制的。从历史上看最后毛周都搞了终身制。知道他们挂了才卸任。
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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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觉这个不靠谱，即使有此意，也不可能公开在干部队伍中明说吧。
但文革中，职工干部的工资级别调整基本是停止了，10年不动也是奇葩。

@yanggugang 2017-09-29 12:11:36
这个帖子反应非常真实，大家来到这里，因为兴趣相投，虽然观点各异，开始还是温文尔雅，但随着辩论的深入，火气开始慢慢变大，到最后变成了谩骂！
不知大家想过没有，如果我们都是所谓掌握权力的人，无限权力的人，那么这谩骂的继续再更一步是什么？
所以道理大家都懂，但于自己的时候，能否保持出现初心呢？是权力的腐蚀还是文化的原因，这点的深思应该比帖子的意义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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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领袖心胸还是一定要有的。

灭掉东吴，开“太康之治”的晋武帝司马炎，在中国历史上并不算很有名，但壮年之时，面对直臣铮言，一样的胸怀宽广，颇有雅量。
《资治通鉴》八十三卷（晋纪三）中有一段，司马炎与刘毅的君臣问对：

世祖武皇帝中太康三年（壬寅，公元二八二年）
春，正月，丁丑朔，帝亲祀南郊。礼毕，喟然问司隶校尉刘毅曰：“朕可方汉之何帝？”对曰：“桓、灵。”
帝曰：“何至于此？”对曰：“桓、灵卖官钱入官库，陛下卖官钱入私门。以此言之，殆不如也！”
帝大笑曰：“桓、灵之世，不闻此言，今朕有直臣，固为胜之。”

改开前的中共党史，简单讲是两个阶段，49年前是闹革命，之后是搞建设。
对这两个阶段中，本党及领导人的历史功过，官方搞了两个历史决议。要承认，之所以搞决议，不是所有事非都搞清了出决议，而是争议不清，为平息矛盾统一思想，才搞决议。
但决议决非无价值，两个决议的内容至少告诉我们一个事实，无论搞革命，还是搞建设，中共都不是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而是从最初的一次次失败中，总结教训，最终走向胜利，走向成熟。谁都不是神，天生就会搞革命，搞建设。
当然，这个过程中，有些人当领导时，成了革命的前浪，被拍在沙滩上。但并不代表，后继者处在前任的位上，就一定会更好。

以中央苏区五反围剿为倒，考虑到当时国共双方的实力对比，博周李三人团，以10红军，地狭人少，经济落后之苏区，硬抗南京国府倾国之攻，竟然坚持一年之久，在无法打破围剿的情况下，又神奇地率主力红军跳出包围，安然转移。如不带偏见去看，三人团己经创造了一个军事奇迹。
易地而处，谁敢说，就一定比博周李干的更好?

“214”整个没了，呵呵。

mark？

对商鞅变法的意义评价，先不说具体的政治权利运行，就说商鞅变法打破贵族权利，逻辑上怎么论利弊？

原来是国君与贵族共享权利，贫民可以依附国王，也可依附贵族，无论知识分子、还是平民，至少还有个选择权，“此地不留爷，自有留爷处”,这也是先秦的中国人精神气质迥异与后代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而铲平贵族后，楼中有些人所谓的进步意义和平等，不过是所有人在王权专制面前"人人平等地做奴才”。于是，只要铲平了反对者，”狡兔死、走狗烹“的一幕就会不断上演，这种进步，思想上，现实政治上意义不并不大。

@wgljw2000 2017-10-01 16:06:11
法家的核心逻辑就是控制。严刑峻法重农抑商只是表象，是实现一民的政策保障，一民理论才是核心表述。“一民”的理论发展，就是消灭异见和异己。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实就是在法家思想框架下自然的产物，所以董儒又称法儒。法家成了决定其他百家生死的上帝和判定其他百家价值的标尺。这和自由主义者那种我不认同你的话，但我坚决捍卫你说话的权利，显然不同。法家，权术权谋是操作手段，零和博弈是它的世界观。
所以，大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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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的改革打破贵族血统制，给平民依靠军功进阶的机会，这当然是进步。但打破之后，为求法度执行效率权威，却一味强化君权，而无制衡机，却是为达目的而剑走偏锋了，严刑峻法，绝难持久。
以商鞅变法为基础而建立的秦政，历来争议都很大。最早批秦政之弊的，是贾谊那篇著名的《过秦论》：
“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毛在大跃进期间的1958年8月19日北戴河会议上的讲话自称“马克思加秦始皇”。不就是说为追求“马克思”这个人类终极目标，采用“秦始皇”的手段，是可以接受的！而这恰是今天的现代社会，很难再接受的观念。

权利集中，利在“效率”，而弊在权利不受“控制”，极易滥用而失去底线。这是个共识。
现实的社会政治中，老百姓却是很难影响实际的政治决策，但有基本的政治权利的制衡存在，至少可以保证涉及百姓民生的政治决策和行政，不突破底线。而在传统的东亚国家，对百姓而言的底线，不过是有口饭吃，生命权有基本保障而已。

领导人富有情怀的说法，就是给国民“有尊严地生活”。

@yanggugang 2017-10-02 10:50:21
对每个人来讲，做出选择，只要是有利于自己，即使从长远来讲是有害于己的，相信大部分人还是选择眼前效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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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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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国家就不说了，当1949年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时，一定是建立一个现代国家。而只要是现代国家，争议最大的就是个“度”，或者说“国家权利”边界的问题。国家机器可以不可以“强迫人民去做它认为对国家长远有益的任何事”？
按照什么原则，履行什么程序，这种“强迫”就可以具备正当性，反之，就不但失去正当性依据，还是面临道德拷问。

任何现代社会中，任何有公民意识者，在国家权力和个人权利冲突矛盾时，都会有此疑问。

师哲回忆录中，因工作关系，回忆了四位老帅：朱、彭、贺、徐，其中写彭老总的篇幅最多最长最有感情，也最精彩。跟张爱萍回忆彭总的感觉是一样的，“良师益友”，一个大写的人。

师哲回忆录中，有两处写到华北座谈会，一处在回忆彭总的专门一节中，大家比较熟悉，另一节是写凯丰为人时，顺带写的。
“凯丰是个有主见的人，头脑清楚，不盲从，不人云亦云。七大闭幕后，军委召开座谈会批评彭德怀，找了许多老干部，特别是苏区的干部，范围较广，连我的夫人周惠年，也接到通知参加了会议。凯丰却不出席会议。

一天，他到枣园来玩，对我谈了一点情况。他说正在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会上主要批判彭总两个问题，一个是百团大战；一个是说他一贯不听毛主席的话。
凯丰讲：百团大战，彭总请示过主席嘛，当时主席也没有讲过什么话。彭总虽然当过旧军队的团长，但这是入党之前的是，是过去的事了。彭总态度有些骄傲，有些过于自信，但是也不能这样搞。
凯丰认为，彭总在理论上、出谋定计方面都不如主席，但是他性格耿直，拥护真理，坚持到底的精神是令人敬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