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是个什么样的人：主持军委工作09】续上文
十大元帅之中，如果问：谁是最铁杆的一位周嫡系，很可能是聂帅，而非陈帅。
聂帅是在1923年在巴黎共青团旅欧支部成立大会上第一次认识周的，此后，长期在周的直接领导下工作，1925年返回国内，即在黄埔军校任政治部秘书，是周工作上主要的助手；“中山舰事件”后，转广东区委军事部工作，仍担任周军事工作的主要助手，1927年“412”事变后，中共5月成立军事部，周为部长，聂为其助手，之后协助周组织了南昌和广州起义，失败后追随周赴上海从事秘密工作。某种意义上，聂帅既是周的下属，更是从青年时代就结成的生死兄弟，周就是大哥，这一点上，陈赓也是如此。
聂与周相的关系，毛心中很清楚。毛从不怀疑聂对党和革命事业的忠诚。西柏坡时期，毛就一直在聂的辖区受聂保护，即使发生了城南庄遇袭这样的事件，也没有改变过对聂的信任。但涉及党内斗争时就是另一个层面的事了，在周和自己之间，聂的立场就很难被毛信任。
面对毛的压力，从聂死抗的举动看，“汇报门”的始作蛹者，很可能是周而非聂。
按周相一贯”体贴细致“的工作风格，再品味下聂帅在总参说的话，风格完全是周相说话的套路。建国初,周自己日理万机，推己及人，出于好心在自己分管的军口，对聂帅那么一说，聂也认为有理，就要求总参照此办理，这可能是事情的大致原委。
但毛以明批聂的方式警告周“越界”了，而且当众发火，聂面对突然的打击，不明情况前，稳妥间只能保持沉默，言多必失。越是异常情况，聂越是“惜言如金”的特点，可能与聂干过几年地下工作的经历有关。在迅速搞清楚毛的意图后，聂更只能保持沉默不解释了，矛盾集中到自己一个人身上吧，让毛先把火发泄完，替老领导把锅背了，后面的事自有周会处理。
毛一开腔，在现场的周也很快意识到毛在“猜忌”他。周内心“五味杂陈”，自己本是一腔好心呀，但结果却走到了反面。看来真是需要反省下建国后这两年自己的形象了，革命成功的太顺了，内政外交、军国大事一肩挑，自己在待人理事上，不自觉间过于张扬了，引起了主席的“猜忌”。

周很了解毛的脾性，毛已成见在先，且正在兴头上，自己出面说项只会越描越黑。还是聂这个老部下，突发情况下沉着冷静，不开口辩解，坦然承受毛的指责，没使局面复杂化。 聂的沉稳令周暂时松了口气的，可如何化解聂面临的困境，还是一个问题。周把目光转向朱老总、然后是粟。这时候总需要一个合适的人出来圆一下场。

【彭德怀是个什么样的人：主持军委工作10】续上文
当时会场的情形，最适合出面圆场的是朱老总，毛不会驳朱的面子，然而朱也没有主动出面。显然，朱、刘两位书记处书记也对总参的搞法抱有意见，乐观毛出面整风。无人开口缓颊，聂定定地站着听训不说话，场面一时就僵住了。

打破压抑气氛的是张震，张震回忆：
“看到气氛有些紧张，我就插话说：‘主席日理万机，工作太忙，所以一般性的文件就不送了，只选最重要的上报。”

张震当时不到40岁，年轻气盛，却没经验。张是列席会议，照规矩，领导不问他，是没有主动插话的资格，开口纯粹是出于好心，为领导救急，张本人只是总参一个二级部的部长，连总参的领导都算不上。实际上，既然毛在明批总参的工作，朱刘周彭不开口，要开口揽责的话，也该是另一位总参领导粟副总长，况且粟本身就分管作战、训练，海空军和特种兵。到了粟这个层面，个个都是经验丰富。

有人站出来缓场，周彭继续不开口，粟无意开口。两位有意见的书记处书记终于开口了，事情继续僵住也不好。
张震回忆：
“针对我的插话，朱总、少奇同志提出来批评。朱总说：’你应该送，我们忙，有军事秘书看呀。‘少奇同志还说：’是你张震来了以后减少的！‘见此情景，我也不便再讲什么了。”
朱总为人厚重，一边话语温和地批评“你应该送”，同时也点下聂，总参的做法为什么不妥“我们忙，有军事秘书看呀”，刘批起人较刻薄，说出来的话就比较刺激了。张震言”见此情景，我也不便再讲什么了。”
接着，毛主席又对聂总说：荣臻，你讲讲。聂总还是不做声。毛主席更生气了，说：如果你不讲，就做组织调整。这时，其他领导同志赶紧出来打圆场。会议就没有继续开下去。”
彭总的内心是哭笑不得，自己新官上任的第一次会议，竟然因为没办法继续开下去而草草收场，聂帅的个性还真是倔犟威武，这是面对毛啊。这次会的另一个亮点是张震，张虽没经验，但大着胆子放了一炮，还是给彭等一干人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是个可造之才，后来张震官至军委副主席也证明了这一点。
散会后的聂在想什么？或许会有一点失落，对周相会上没开口帮自己失落？还是对自己的副手粟，没有在关键时刻与自己共进退有些失落。
从聂帅表现上，我们能看到，对开国将帅而言，简单地说谁脾气好、谁脾气坏是过于简单化了。这些最终走到高位的元勋，本质上都是意志坚定，性格果敢，胸襟开阔之人。当然他们也会失态，只是看面对何人，应对何事而已，说白了在什么层面失态而已。

拿彭总与五大书记比较，相同点是大家投身革命都不是因没饭吃、走投无路闹革命。而不同点是，彭是高层唯一一个童年时经历过刻骨铭心“挨饿”的人，毛周朱刘陈邓，其他人无论出身贫富，都没有这样的刻骨记忆。 大跃进给彭总和全国人民画了一张美好的大饼，彭最初也热情高涨、双手赞成。但随着运动的失控，吃饭都成了问题后，荒谬的结果让这个最初投身革命，只是抱着最朴素地想法，为了给天下穷苦人挣口饭吃的老军人彻底无法淡定了。

在开往庐山的火车上，看着窗外站台上衣衫褴褛，满脸菜色，拖儿抱女，只是试图求一口饭的人群，彭如果无动于衷，对彭而言，无异于彻底否定自己，否定自己几十年革命的意义，这已经触及了老总的底线。

1962年的中印边界战争，看的高层决策资料较少。
仅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观察，是无法理解毛周林的决策行为的。

两个成年人i君和c君闹矛盾，c君果断出手，打了i君几耳光，踢了i君的屁股，将i君打翻在地后，还扒了i君的上衣和裤子，给了i君一个奇耻大辱。

i君已经做好了裸奔的准备时，c君却摆出一副君子状，将i君的衣服裤子叠好，摆在i君门口，然后声明说：父老乡亲们，我打i君啊，纯粹是他太贱，我迫不得已给他个教训，天地可鉴，除此之外，我对i君的一切都没兴趣。

常理看，c君一旦对i君这么如此羞辱，就是下彻底得罪死的决心，否则就不要干。此后，只要i君还活在，c君要么掐住i君的七寸，让i君不敢轻启复仇血耻之心，要么把i君彻底肢解了成几个i1,i2,i3君。

不清楚当时毛周林决策打时，有没有过一揽子解决方案的考虑，如何收场事先想了没有？还是说轻易地把i君干挺就是个意外？
难道仅是基于义愤突然决定，打完了，也是突然间国际情怀有涌现心头，根本没有系统考虑过中印关系和边界问题怎么解决。

中国历史上，大蛇不死，反被蛇咬的例子太多了。
秦晋之争中的放虎归山，吴越之争中勾践“卧薪尝胆”
毛饱读史书，不知道怎么想的。

毛是轻视印度？还是认为自己主动撤回到1959年11月7日双方实际控制线的内侧20公里地区，就给足了印度面子，又可以继续做好兄弟了。

最无聊的是，撤到我方实际控制线上就可以了，还非要再内侧20公里。

1962年的中印之战，国人争议大的，是打完之后的为啥主动后撤？

一个观点是，我军主动后撤是迫不得已，不后撤也守不住，因为搞不定后勤。
如果高层考虑的原因真是这样，就得看后撤的具体部署，是否有意识地利用打胜后，控制战场的有利条件，抢占要点、改善我军的高原防守态势。这一点，军委总参做了没有，开战前有无通盘计划，要占哪些点，谁人有这方面的材料？

另一个观点，伤感情就不提了。

@马和和和和和车 2017-07-17 13:35:37
关于中印。有几点小观点，请多指正。
更何况，无论当时现在。印度都把中国当作大敌，主要对手。可我们不是啊。他们可以把主要精力跟我们对抗，我们不能啊。没有相对稳定的大西南，哪有战略纵深跟美苏抗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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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层主说的有一定道理。印度是要当区域大国，中印战略取向不同。
个人看法，中国比较苦，主要还是“一个好汉三个帮”，中国没有以“共同信仰”为基础形成的团伙，有“利害”朋友，这样，只能利用别人团伙的内部矛盾，避免被围攻。

【中国要收复藏南和台湾：面临的态势、需要的条件是一样的】

中国无论打藏南，还是台湾，如果仅考虑直接涉事方，以中国现在的国力，放倒印度、台湾，都不在话下。但实际上，只要开打，以现在中国面临的国际形势，是要与整个西方开打，这一点毋庸置疑。

中国顺利收复藏南和台湾条件是什么？国际或者地区发生大的动荡和局势变化。这一点参照：两德统一，借势苏东剧变，毛子收复克里米亚，借势乌克兰内战。
没有大的动荡和局势变化，就静观其变。

这一点，彭总主军期间，看的很清楚，修订军事建设一五计划时，总部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不优先发展海军，而把海军定位在近海防御，优先级放在空军、陆军、特种兵之后？

彭解释：以我们的工业基础，五年之内打，能完全自给自足形成持久战斗力的，就是步兵加一些炮兵；如果十年之内打，能完全自给自足形成持久战斗力的，就是陆军加一点空军。而要收复台湾，以现有条件看，没有大的国际局势的变化，是不可能的。

【彭德怀是个什么样的人：主持军委工作11】续上文
7月24日的军委工作交班会，最后以“其他领导同志赶紧出来打圆场，表示不要急忙处理，由荣臻回去后向毛主席写个报告再说吧“收场。按常理，事情就又回到了正常的轨道上。[张震回忆]
毛对聂肯定有不满，但毛敲打聂，醉翁之意并不在个人，也无一定调整聂的意思，否则领袖下定了决心的事，场并不好圆，这一点聂完全理解。
事实上，毛对聂个人的评价一直非常正面，在1958年和1967年，毛曾两次赞许聂说：“聂荣臻是个厚道人。”这几乎是毛对一个人品格的最高誉词了。
聂是个厚道人，更是个明白人。革命战争岁月，聂帅独立开创了晋察冀根据地，长期担任大战略区一把手的履历，已经很好地证明了此点。
“汇报门”一事上，如果没有后来横生的枝节，责任在己，选择在己，聂既不会抱怨领导不理解，更不可能要求粟这个副手识趣地当场主动出头、共同担责。聂很淡定，不可能要求人人都是黄克诚。
实际中，聂会后确实也是这么做的，张震回忆：
“其实，聂总是一片好意，出于对毛主席的关心，却引起一场误会。但聂总并不介意，会后立即召集总参各部，各特种兵和总后勤部的领导人，如实传达了毛主席的批评，和大家一起研究报送文件的具体办法，并于7月30日向毛主席呈递了书面检讨报告。同时，对今后报送文件作了具体规定，其中关于作战和敌情简报，重要的、紧急的，立即直报主席、副主席、总长、副总长，一般的可5天左右汇集一次，以精炼简明的文字分呈主席、副主席及有关部门。”
聂帅会后的整改工作，毛年谱则给出了更多的细节：
8月2日，阅刘伯承七月二十二日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整编工作的报告，批示：“此报告很好。刘院长很守纪律，不断有报告，不像军委直属许多部门那样不守纪律，很少执行请示报告制度。”
同日，阅聂荣臻关于七月二十九日召集中央军委总参谋部各部、各特种兵和总后勤部负责人会议研究如何向军委主席作报告的情况的报告，批示：“照此办理，应速实行。请尚昆将此件抄送刘、朱、周、彭、聂、粟及军委各部门首长。
显然，毛在”汇报门“上是对事不对人，其高度重视军委及总参的随后的整改工作，借刘帅的工作，是要继续给军委总参的工作整改施加压力。
毛年谱也记载了检讨整改报告的要点：
“过去的缺点是，没有把向军委主席作报告当作是一个严重的政治任务来贯彻。虽然有个别问题的请示，但缺少系统的情况反映。定期的综合报告写得烦琐而冗长，而且不经常。今后各部门、各特种兵要做好下列工作：（一）研究有关本部门的情况，加以综合，定期写成简要的综合报告；（二）定期将有关本部门所做的工作、处理的问题、拟定的计划，择要写成专题报告或综合报告；（三)遇有紧急的重大的事情，随时请示。 ” 能看到，聂大致是25号至28号间，安排各部各部认真准备总结检讨材料，提出具体整改措施，7月29号开会商议给主席的定稿。30号报到主席处， 毛看过报告后，于8月2日批示“”照此办理，应速实行”。
“汇报门”一事中的周相，肯定会是“闻弦知雅意”。周年谱记，8月9日，就一些部门未认真执行政务院关于所属部门定期向中共中央作报告的制度一事。以政务院党组干事会书记名义向各委分党组干事会、各部门党组小组发出通知，强调各部门必须严格执行定期报告制度，并重新规定了报告办法：（一）每两月作一次综合报告，应由党组负责人执笔，内容以执行中央政策、业务进行情况为主，千字为限；（二）重要问题作请示报告或专题报告，专题报告以简短及时为原则，字数不限；（三）专业会议后作简况报告；（四）各业务部门的业务情况按月或按旬统计报告。

事情处理到这个地步，一度分散的政军两口的权利又集中到中央了，毛非常满意，此完全符合毛一贯的“要集中，不要分散”的工作思路。

【彭德怀是个什么样的人：主持军委工作12】续上文
事情如果就按部就班发展，结果无疑是和谐积极的。既没影响同志关系，总部机关的工作又得到了有效的改进提升，皆大欢喜！然而，会后的7月25号，粟副总长主动给毛的一封检讨信，以及随后毛将粟信“示于众”的举动，却微妙地破坏了原本正常的工作氛围。
当代版《粟裕传》中，交代了粟大将主动检讨的原因：
“毛泽东批评后，粟裕认为向毛泽东反映情况少，自己也是有责任的。毛泽东就规定粟裕每半月向他直接汇报一次工作。粟裕起先是按规定执行了的，聂代总长有了以上交代后，执行就不够坚决了。同时粟裕认为，自己是副总长，作为总参领导人之一也应该承担一定责任，便也向毛泽东作了书面检讨，检讨了未按毛泽东要求每半月报告一次情况的错误，并且说虽然毛泽东没有指名批评他，但对他教育很大。”
7月24日会后，聂已经在布置总参的检讨整改报告，粟如写个人检讨，于情于理，应跟聂事先打个招呼。然而，粟写这个检讨，事先并未与聂沟通。从上文透露的检讨信内容看，确实也不好给聂先打招呼。
无可否认，粟信说的基本属实，但这个检讨信的内容，借着检讨撇清自己责任的痕迹很重：“粟裕起先是按规定执行了的，聂代总长有了以上交代后，执行就不够坚决了。”估计原文写的虽婉转，看在明白人眼里，还是很伤同志感情的。
因此，《粟裕传》中为粟的信专门作了辩解：
“这件事，粟裕无论从个人行为还是党的组织原则来说，向中央领导直接写报告作检讨都是无可非议的，是光明磊落和符合组织原则的，何况对毛泽东会作这样的批示粟裕也是没有预料到的。” 粟初入中枢，还是对毛的某些爱好不够了解。
毛收到粟信后，很快做了批示，但令粟意想不到，毛竟会把他的检讨信直接整成了“公开信”！
7月26日，毛泽东做了批示：刘、周、朱、彭、聂、粟阅。此种检讨很好，“粟在半年中所反映的情况和看出的问题......，所以我那天没有批评粟。” 毛的批示，把粟聂二人的工作做了对比，称赞粟的同时，继续批聂，配合着粟大将不宜公开的检讨信，这是要把粟大将彻底搞孤独呀！
不考虑当事人的处境和感受，喜好把同志和下属写给自己的信公示于众，是毛挺”恶劣“的一个工作作风。彭总59年写信，不幸也成了这一作风的受害者。
人无完人，领袖可以任性，写信人了解毛这一爱好，写信时就要极其慎重，要么不写，要么就做好应有的思想准备，不怕公示于众得罪人。

【彭德怀是个什么样的人：主持军委工作13】续上文

自己的信被毛公开传阅，这个意外令粟非常尴尬，有种被人突然放到聚光灯下示众的感觉。主席怎么能这么干！聂也是自己的领导呀，这还让不让在总参待了？粟如知道毛有这个偏好，恐怕无论如何都不会写信陈情了。
在如何跟主席沟通上，黄大将就非常有经验，59年庐山会议，黄被召上山，一见到彭就埋怨：“有意见可以当面说嘛，写信干什么～～”。当然，彭当时写信的缘由不同于粟，写前是踌躇再三。
粟大将有才，战功卓著，很得毛的器重。粟到总参是毛亲自点的将，并且委派周、朱二人亲自登门传达命令，由此可见一斑。但“汇报门”中毛的这种抬法，完全是给粟搞了一个对立面，对树立粟的威信适得其反。
粟检讨信的原文和毛批示的全文未见，但从毛批示中“粟在半年中所反映的情况和看出的问题......好的多，所以我那天没有批评粟。”，这几句省去了若干文字的内容看，就很容易引起聂对粟越级“打小报告”的误解，而粟却无法解释。因为毛批示中提及的“情况和问题”，只是毛粟间单独奏对说的话，粟写检讨信前，也没跟聂事先打声招呼交个底。这样，信公开后再找聂解释，只会越描越黑，显自己心中有私，思量之下，粟选择沉默不解释，恐怕是整个“汇报门”过程中唯一明智的应对。
粟吃亏在长期在外一把手当惯了，对中央工作不了解。初进中枢时粟已经42岁了，地方上形成的习惯作风已很难改。在地方工作时，一般是围着一把手转，别人迁就粟，进中央后则要反过来，这一点书记处中却无人提点他。
朱彭聂这些人却不同，苏区时代毛还未成为领袖，大家都还年青，处在成长期，与毛整日厮混在一起闹革命，该打的打过了，该吵的也早吵过了，所谓“中央”，本质上就是这批人在长期斗争中形成的，制度规矩也是他们定的。当然，这个过程中，周朱彭刘等人也非常熟悉了解毛的脾性作风，很多制度规矩本身也是迁就毛，有些规矩并未成文，大家也会按惯例做。
毛的性格非常自信，也有知识分子爱“较真”的特点，对同志之间的大小过节矛盾，有会长期记在心间，不再起矛盾还好，一旦发生新的矛盾，毛就会拎出来“旧账翻新”。
59年庐山上，8月1日常委会批彭，毛一件件翻彭旧账，翻的彭失去耐心，回击毛：“百分之九十九你对，也有一回不对吧。为了带号兵挨骂，过去了好多年，还记得。”
关于这件小事，老总58年曾在办公室闲谈时给秘书提起过，彭说，毛主席批评起人来时厉害的很，那时我年纪还轻，真是受不了。彭随后举了这个例子，说有次到前委开会，发了防空警报，跟他一起去的小司号兵，没有隐蔽，照样走来走去。毛看到了，就厉声训彭：看你带的这些兵！彭立即顶撞他：我带的兵怎么了，看你带的兵！
年青时，一个个火气都很旺。
所以，建国后周朱彭这些人重新聚在中央工作，日常工作中都非常严谨仔细守规矩，寻常事等，几无可能授人以柄，除非与毛在方针政策、路线原则等大事上起争持，如周与毛的“反冒进”争持，彭与毛的“大跃进”争持。

【彭德怀是个什么样的人：主持军委工作14】续上文
可以想见，正主持部门整改的聂帅，突然看到毛传阅的批示和粟检讨信的那个糟心，内容太令人浮想联翩了。聂感觉，前门火还未灭，后院又失火了，这火还是自己副手点的！更让人难下台的是，军委老大在信中盛赞副手能力强的同时，继续批自己。
毛批人一贯讲个酣畅，批评惩戒不会仅停在开会和口头上。7月26日，周相拿着给苏联政府的电文草拟稿到毛处，汇报计划中的8月中旬中国政府代表团赴苏准备情况，并商议代表团成员相关事宜。这次访苏，主要任务是就朝鲜战争和中国政府一五计划的制定和实施两问题征求苏方的意见，寻求苏方的援助，总参负责的《军事建设五年计划纲要》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
《纲要》1952年4月按政务院要求开搞，聂主持，粟参与，张震的作战部牵头写。其实整个计划更偏重说明要求苏联援建的项目和愿望，并非完整的、成型的规划或建设计划。
周年谱记：为毛泽东起草致菲利波夫电（指斯大林），通报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八月访苏时需要与之商谈的有关问题。电文经毛泽东审定后于二十七日发出。
毛年谱给了详细的电文内容： “致电斯大林。电报说：我们现决定由周恩来、陈云、李富春、张闻天、粟裕五同志组成中国政府代表团赴苏，向您报告抗美援朝工作及中国国内三年来的重要情况和今后五年建设计划的总方案，并向苏联政府商谈下列各项问题：
一、向苏联政府提议缔结中苏继续共同使用旅顺口海军根据地，延长苏军驻在旅顺口地区期间的新协定；
二、缔结中苏两国（或中苏蒙三国）对修中蒙苏之间从集宁经乌特〔1〕到乌兰巴托直通乌兰乌德的铁路协定；
三、缔结中苏两国关于在中国种植橡胶的技术合作协定；
四、请求苏联政府对于中国的地质勘测、工业设计和装备、器材订货及技术援助等项给以帮助；
五、请求苏联政府对于中国的国防建设、军事装备、兵工生产、通信设备及朝鲜作战的军火补充等项给以帮助；
六、请求苏联政府对中国五年建设计划中对苏贸易订货的差额给以贷款援助。
五人代表团拟于八月十八日后乘飞机赴莫，随员将有五十人左右。
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于 1952年7月27日发出。”

代表团五人成员中，陈云当时是副总理，李富春是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张闻天是驻苏联大使。建国后就一直负责兵工建设生产、部队装备编制工作的聂代总长，却未随行，而是代之以粟裕。
从电文第五条内容看，聂帅去最合适。但估计毛的想法是让聂留在家里“整改反省”吧。
十帅中，聂是典型的“理工男”。青年时期赴法勤工俭学，聂帅最初抱定的是“实业救国”梦，1922年考入比利时沙洛瓦大学化学工程系学习，虽然后来参加革命活动，没能完成学业，但能考入工科大学就极不简单了。
建国后，军工生产和军队武器装备工作一开始就是聂在主管。1951年1月为适应朝战需要，成立军委兵工委员会，周相任主任，聂与李富春为副。同年4月成立成立航空工业管理委员会，聂荣臻任主任，李富春任副主任。1954年10月，新军委成立后，聂帅还是分工主管军工生产、军队武器装备方面的工作。
在党史军史上，聂帅最重要的两项贡献，一是创建了晋察冀这个第一块敌后模范抗日根据地，另一个就是领导国防工业完成了“两弹一星” ，这并非偶然。但在聂帅波澜壮阔的一生中，最富人性的一面，还是百团大战中义救日本女孩百惠子姐妹的事。
张震从他的角度看聂，说“但聂总并不介意”，实际上低估了此事对聂粟关系的负面影响，也低估了此事对后来彭粟关系的微妙影响。事件中的聂帅，内心经历了怎样的惊涛骇浪，只有聂自己清楚。聂帅年谱记录的一件事，可以侧面反映“汇报门”处理过程中，聂承受的压力：
“9月中旬，同彭德怀到京郊视察国防工程。返回办公室时突然昏倒，经检查患有脑平衡神经失调、高血压、心脏病。”
当时是1952年秋天，应该是“汇报门”逐渐平息后，聂配陪同不久前回国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彭德怀视察京郊的国防工程后，吃过午饭回到办公室，还没坐下就摔倒了。抗美援朝那么紧张，聂都没累倒啊。

中印藏南打不打，怎么打，军委决策层面主要还是考虑两点吧，不会超出当年老毛的考虑范围。假设能打赢的情况下：
一是，能不能尽快停战，不陷入与印度的持久战
二是，战果能不能巩固。

上述任何一条答案如是“否”，恐怕都难下打的决心。

我不甚清楚青藏高原的补给困难情况，但过往的亚洲历史，却是可以借鉴参考。

世界屋脊，对东亚和中华帝国和南亚的印度，历史上都是个不可逾越的障碍。
一方面，中原王朝的军队，从没有逾越高原侵入南亚，另一面的印度，也从未登上高原入侵过西藏。

同时，当高原的吐蕃等势力强盛起来时，也几乎没有翻过山脊，大规模南下印度平原的历史。反倒是下高原北进中原的情况多。
这恐怕不是偶然。“下山容易、上山难”，对南北两侧的中印是一样的。

【彭德怀是个什么样的人：主持军委工作15】续上文

"汇报门"看似事小，但涉及层面高，影响深远。
因为涉及的人除了书记常委，就是元帅大将，连张震这样的级别都只能是列席旁听。从影响上看，此事不仅是聂粟交恶的根源，也是彭对粟产生成见的开端。之后，粟在彭这样更强势的领导下工作了七年，各种因素下两人关系始终磕磕绊绊，不和谐的关系直到1958年的军委扩大会议借”反教条主义“爆发。这一点，恐怕是毛粟都始料不及的。

“行成于思，而毁于随”，“汇报门”一事对粟的不利影响，毛要负主要责任。毛的因素是粟不可控的，但粟本人处理高层人事关系私念还是多了些。本来毛点名批聂批总参，并没有点粟名，既然会议现场粟没有主动跳出来与聂共同担责，会后只要紧密配合部门老大，积极建言献策进行整改就行，如非要会后单写陈情表，在聂帅被点名批评的特殊情况下，只要与聂先打声招呼，就不至于引起聂对粟的”误会“，但粟这些都没做。若说粟在总参一点没有恃宠而骄的心思，已很难让人相信了。
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的主题本是“反教条主义”，但从批粟是”反党反领导的极端个人主义者“看，“汇报门”中粟的行为，很多人当时未吱声，却也没有忘记。为什么会在1958年又拉扯出来，个中缘由道底是”汇报门“留给彭聂等人的印象太深，还是之后7年间粟在总参的工作又产生了新的矛盾，这个是是非非，就是个复杂的主题了。
当代版《粟裕传》中记叙，在”反党反领导的极端个人主义者“这顶帽子下，批粟的第一条就是：
”一贯反领导“，与陈毅、聂荣臻、彭德怀3位领导都”搞不好“。说粟裕”随饶反陈。说粟裕“直接向主席报告，使聂受批评”。说粟裕与彭德怀“将帅不和，主要责任在粟裕”等。
这顶帽子本身就有那个时代的党文化特色，领导就是党的化身，反领导当然就是反党。 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从一开始，无论彭批粟，还是毛同意批粟，都只是要顺带批一下粟的”傲骄之气“，整一下粟的工作作风，粟根本不是会议的主要对象。会议实际的批判目标主要是萧克等人。这一点在5月23号酝酿讨论会议主题的军委例会上就已看出。会上发言中，黄大将表示：“训练问题已争了两年，这次会议非作结论不可。”总政主任罗帅指出：“萧克、张宗逊两个人的争论，实质上是两条路线的斗争。”这些话为军委扩大会议批训总萧一干人定了调子。
但按彭的意图，大家可以在会上坦诚地吵，目的是”分清是非，接受教训，不追责任“，在人民内部矛盾的范围内解决问题。彭并不想把萧克这样很不给他情面的人怎么样。这一点，公开的资料是能看的非常清楚的。只是后来，由于上下各方人物的不满意，在”挑开火线“的指示下，彭也最终失去了对会议的主导权。
实际上1958年对粟批的很凶，但对粟本人并未形成正式会议决议，实际是按内部矛盾处理了，这一点与萧克等人有很大的区别。这一点，与毛保粟裕有很大关系。毛很清楚彭聂陈等人与粟裕的过节，也清楚粟的优缺点。在粟第二次作大会检讨前，毛对大会主席团发话：“粟裕同志战争年代打仗打得好，是为公的。到北京以后是为公还是为私？不能说都是为私吧！请大家来判断。”
这段话对粟裕革命年代的贡献充分肯定，对粟建国后的工作认为有成绩也有缺点，就是委婉地表态：粟裕还是革命同志，要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毛的指示传达后，粟裕自然过关，大会决议连名都不点了。

@总机叫南京 2017-07-23 11:56:45
ywujun196907-23 09:21
评论 总机叫南京：这个就别纠结了，粟在高层里心理素质质属弱的。老革命们，没反过几回党，都不好意思称闹过革命吧。主席不也这么上台的。反成了一切好说。（来自天涯社区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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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厚心黑，粟裕确实不行
粟裕最大的缺点就是把党内都当作革命同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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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有矛盾，都是别人的不是，粟一点都没错，还有客观性吗。

【彭德怀是个什么样的人：主持军委工作16】续上文

很有意思的是，当事人中，书记处4位书记和元帅们的传记年谱，根本不提“7月24日会议”还曾发生了这样一档事，可能确实不好说啥，干脆不记。只有粟裕和张震两人在传记和年谱中详细记录了此事。
张震记录此事，完全是以学习的态度，此事给他留下的印象很深：
“这次颐年堂的会议，对我也是一次很好的教育。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工作非常繁重，但无论党务、政务多么繁忙，他们始终高度重视军事问题，关注国家安危，关心军队建设，对军事工作高度负责，精力也超乎常人，使我敬佩不已。另一方面，我也从中吸取了教训，此后几十年的工作中，凡需要向上级请示、报告的问题，从未有半点马虎。”
张震在总参作战部工作了两年多，工作中，因深感自己没有接受过系统正规教育的缺点，两次向彭总提出到南京军事学院学习的要求，彭很器重张，开始并不想放人。张震说：
“回京后，我即向彭德怀副主席提出，希望能去军事学院学习。彭总笑着说：“你们这一级干部，是毛主席管的，我怎么管得了。”听的出来，他是在婉拒我。
1954年8月，听说军事学院战役系即将开学，我便再次向彭总提出上述请求。直到十一月，他才“开恩”,批准了我的报告。”
张震1954年12月入南京军事学院战役系学习，因1956年7月副部长王尚荣已接任作战部部长，张毕业后，1957年9月转任南京军事学院副院长，未再返回总部。
回忆两年多的总部工作，张震说：
“由于工作关系，我与彭总、聂总的接触更多一些。”
“彭总作风雷厉风行，工作要求严格。”
“聂总工作勤奋、负责。在我的印象中，他从不参加跳舞等娱乐活动，整天就是工作。”
“给这些首长当参谋，只要用心，可以学到许多东西。不仅可以学到革命思想和优良品德，还可以学到领导艺术和工作方法。”
张回忆彭总工作中一些事对他的影响：
“有一次，彭总与我谈话，专门讲军委机关的工作方法。他说，军委对下级的指示，应注意不要干涉下面的战术问题，因下级在战术上比较熟悉，而且他们在现地，对情况更了解，应大胆发挥下面的积极性、机动性。凡是下面已经明确的问题，上级不要重复；有分歧点时，才予以说明，点破；在关键时刻，领导机关要站出来讲话，提醒下级在胜利时要防止轻敌，在挫折时要予以鼓励，不要泼冷水。
彭总这席话，确实是经验之谈，我记入了当天的日记。后来，我倒总部、军委工作，一直照此去做，可以说受益终生。”
张震回忆录中还记录了1952年总参委派张震赴朝鲜前线参加志司1952年12月9日的作战业务会议，了解一线部队情况的事，也很能反映彭、聂首长的工作风格：
“行前，彭、聂两位首长分别与我谈了话。聂总重点谈了对志司工作的要求，强调保密工作，特别要求战斗统计、敌情估计一定要力求准确，以便统帅部下决心。他还要我就组织国内军事机关、干部分批到朝鲜战场参战问题，与志司交换意见。彭总主要谈了对朝鲜时局的看法和明年的作战方针，要我转告志司领导，还交代了赴朝应注意的一些事项。
12月3日，我和作战局副局长张志一、作战经验研究处副处长谭旌樵一行7人，乘火车出发，4日到达安东。彭总对部属很关心，考虑问题很细，特意叮嘱秘书许子善通知志司，派他在志司时用的汽车过境来接我们。”

从张震的文中能看到，彭总是一个很有章法、讲规矩、讲策略的人，对待工作中不同层级的人和事，该放处则放，须细处则细致入微。彭的工作作风，很能锤炼培养干部。
很奇怪，粟分管总参作战部工作，张回忆自己总部的这一时期工作，几乎没有提到粟大将。

【彭德怀是个什么样的人：主持军委工作17】续上文

聂帅“一声不吭”的反常行为，一定另有隐情。毛-周-聂，这是当时聂帅面对的领导关系。“汇报门”到底是因工作太忙，总参军情呈报又多杂无序，毛某次随口对周提过，之后又忘了；还是周自己看毛太忙而主动给聂指示？当事人不开口，已无法确知了。但各种可能性中，聂自作主张的可能性最小。以聂的经验和层级，如是其自作主张的行为，一定会首先请示。
面对主席不留情面的批评，因可能扯出毛周关系，聂就不能辩解；另一方面，聂要保持自己知识分子的清高和军人荣誉感，责任可以担，但却死也不可肯当众认错。如此，聂采取”你开心就好“的态度，看在毛眼里，就如何也开心不起来了。

7月29日，聂召集中央军委总参谋部各部、各特种兵和总后勤部负责人，开会研究部门整改，及如何向军委主席做报告事宜。毛懒得跟聂来回指示沟通了，委托军委办公厅主任萧向荣会上先传达毛对军委工作和今后汇报内容和形式的具体要求，然后开会讨论上报结果。聂心知肚明领导在想啥，在报告开篇写道：“过去的缺点是，没有把向军委主席作报告当作是一个严重的政治任务来贯彻。”报告开宗明义地表示“汇报门”错误的性质我已经深刻认识到了，军委的老大任何时候都是主席，忘记了这一点就犯了严重的政治问题。毛要的就是这个态度，8月2日，毛批示：“照此办理，应速实行。请尚昆将此件抄送刘、朱、周、彭、聂、粟及军委各部门首长。”。
毛向众人宣誓主权后，为“汇报门”画上了句号。然而导致矛盾冲突的军委日常领导体制问题并未解决，不过是毛-周-聂，换成了毛-彭-聂，仍然是两位领导均可对总参下指示的局面。现实中，任何下级部门只要面对多头领导，该部门一把手就是个高危职位。

建国后，客观上，毛身兼国家主席和党首后，继续以军委主席身份亲自主持军事这样一个大的业务口的日常工作，就力不从心了，授权一位能力强，威望高的人，主持日常事务管理军队是必然之举。但这样，对总参这样要害部门的老大，工作能力和情商要求就很高，处理不好关系，不是得罪常务，就是得罪主席。这也是后来粟大将、黄大将、粟大将、杨上将一一倒下的一个重要原因，总有领导不满意嘛。
其实，主持日常工作的常务也不好干呀，哪个干到这样级别的人，会没有点事业心？如果只求明哲保身，最简单是学“三旨相公”，事事请示汇报，但这样很容易被主席认为能力不行，被同僚嘲笑。反之，如果还按自己的思考干成写事，与主席观点不同时，坚持下原则，这个职位就也变成了一个非常考验才智情商了。从52年到59年彭主军的作为看，这样的事，还是难不倒彭总这样的高手。当然，如搞不好平衡，仅依靠毛的欣赏，粟裕就比较难受了。后来的罗大将也是这个问题。
实际上，如果彭在59年庐山上忍一忍，毛对彭主军和大跃进期间的行为、言论虽有很多不满，也很难下决心对彭出手。毛最不智的举动就是公开彭信，而公开后，却发现有党内军内那么一大批人支持彭的观点，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失算，致自己于被动之地？彭写私信，表达的心迹明了，就是给你毛泽东参考，除此无它也。毛是想借此羞辱下彭吗？还是说就是一次过于乐观的误判？却没想把自己逼到墙角。
毛斗彭是个双输，对毛自身的威信伤害太大。彭历史上的卓越贡献、威望和人品，关键时刻对毛的支持，党内军内尽人皆知。张震在回忆录中记录了当时的思想，很有代表性：
“作为下级，我也确实看不出他们历史上有什么”反党“的问题。脑子里总有一个疑问？果真如此，彭总当年为什么会抛弃国民党军队的高官厚禄，参加到充满艰险的革命队伍中来？”
宋任穷则回忆了邓小平这样的高层对庐山会议批彭的看法：
“庐山会议后，我同国务院另外几位部长一起到北京医院看望邓小平同志。小平同志因腿伤未能上庐山。他躺在病床上，一条腿上了石膏，吊挂在床架上。我们几个你一言我一语地向他讲了庐山会议后期批判彭德怀同志的一些情况。小平同志沉思片刻后说：彭德怀同志在历史上是有功的，特别是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斗争中都有很大的功劳，不论他有什么错误，这些功劳都应当充分予以肯定。小平同志在批判彭德怀同志的调子越来越高的当时讲这样的话，表明了他对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这件事的态度。”

从“汇报门”后的聂帅、张震个人际遇看，这两个人很显然从此事中汲取了有益的人生经验。聂帅的文革就不提了，张震则以自己的谦逊低调，勤奋务实，安然度过了那个动乱的年代。
那么，“汇报门”对粟、彭二人此后的工作又产生了什么影响？

@飘行人间 2017-07-27 11:52:00
估计要不了多久，西汉末年的那段历史，尤其是王莽改制那段的新朝历史，又要成为显学了，呵呵。
有没写手提前准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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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纯”私，或者“纯”公制，历史证明都弊病很大。
过去资本主义搞”纯市场经济”已证明极端不人道，两次世界大战后，老牌列强被迫改革。
苏东、中国开始搞“纯”公，实践证明也没有成功，苏东崩溃了，中国搞改革。

搞“纯”公，要不要国家机器？如要，怎么保证这个机器廉洁高效，始终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毛搞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不断革命”论，文革中的实践，没能证明可行。
到了1975年后，毛年事已高，再也拿不出社会改革良方，中高层政治层面，所有人都等着毛大行后会产生的新变局，而对毛本人不报期望，除了少数死忠外。对毛这个改革者，真是个冷酷的悲剧。

其实在社会生活政治领域，任何强制推行在整个社会领域追求“纯而又纯”，本质上都不人道，除非整个社会变成一个蚁群。

当年“社会主义”思潮高峰期，一部分人信奉“无政府主义”，并非没有原因。这些“无政府主义者”内里是悲观主义者，他们对公有制下的国家机器和人性，抱有深深的怀疑。

二战后，社会主义的改良和资本主义的改良，谁先迈进大同世界，我们有生之年看不到结局了。

@总机叫汉阳 2017-07-27 15:55:31
以粟部全明星超豪华阵容集火攻击车桥据点鬼子一个42人的小队。
战斗持续了一天一夜，战况空前激烈，战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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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飞重点打援方向
吃了400名皇军
粟裕看攻坚得不偿失
就放据点残余30皇军走了
你们看彭大帅，关家垴，就是傻呼呼攻坚，还不听刘伯承，陈赓劝阻
弄得129师头破血流，伤亡2000多人，打三天才吃了400名皇军，放任1500名援军，在野外有条件打，却不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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歼灭数上，包括粟裕部，不能太当真。
粟裕年谱够权威吧，南麻战役，自己白字黑字报称，歼灭国军1.1万，自身伤亡仅400，有可信度吗。




实际上，如果以粟年谱或当代版粟裕传为准，粗略统计所有出现的粟一师对日作战歼敌数统计，总数高估2千左右。
大多数战绩还是在打顽军上，应当20倍以上于前者。

@总机叫汉阳 2017-07-27 21:37:04
解放军著名败仗：南麻临朐战役损失两万人
2013-03-27 10:45 作者：《粟裕传》编写组 点击：144214
南麻一仗，歼灭蒋军整编十一师少将旅长覃道善以下官兵9000多人，华东野战军付出了伤亡4000多人的代价，没有达到预期的作战目的，打了一个消耗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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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粟裕传》说自身损失4000多人
很明显，《粟裕年谱》那个印刷错误，少0，成了4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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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琏11师是出了名的善于防守搞工事，我攻敌守，且11师是提前就构筑好了工事。
4000伤亡，也是很大成分的瞒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