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机叫汉阳 2017-07-30 17:22:39

长津湖就是彭想搞大的，要吃东线美10军，要求火速增兵朝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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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战役，彭要吃东线美10军的说法，没有根据。
彭的关注点在西线，在西线开打，同时防止被东线美军包抄，彭的13兵团兵力就不够，彭要求的就是9兵团在东线牵制住美10军，保证西线侧背安全即可。
至于9兵团怎么打，与彭基本无关。

一般说列宁主义，有三大特征或理论贡献吧：帝国主义论、阶级斗争论、无产阶级专政论。现在看能站得住脚吗？
上面三个理论，帝国主义论假设是真个列宁主义的基石。

帝国主义论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高级阶段，也就是最后阶段是帝国主义，帝国主义的扩张本性导致经济危机，为转嫁危机，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世界大战不可避免。
阶级斗争论：有彻底消除世界大战，必须走公有制，但资产阶级不会主动交出政权，因此必须走暴力夺权之路。
无产阶级专政论，夺取政权互后，怎么巩固政权，保证政权不变色，无产阶级专政。

从现代系统论的观点去考察一种社会制度的优劣，也就是几点：
是否是一个开放的系统，是否具备自我更新的能力，是否具备自我修复的能力。

其中开放是核心，如果不开放，则意味着这个系统很快就僵化了，社会一片死寂，参考热力学第二定律。

@红旗迎风飘P 2017-07-31 16:55:10
不管你用哪一种主义来治国，只要确确实实认认真真去搞，都可以把国家治理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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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旗这个说的中肯。但现实中大多数人（当权派更是如此）都是说的一套做的一套。
主义再好，政治目标再诱人，从纯粹理性的角度，都没有理由支持让一个阶层的人牺牲自己的幸福，去成全另一个群体，去达成某个目标。

@总机叫汉阳 2017-07-31 17:38:40
ywujun1969： 2017-07-31 17:30:54 评论
总机一贯的两面派，对抗战，又坚持“猫着”，是最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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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在歪曲
我是说等洋人加入抗日，打皇军后
共军再来积极抗战也不吃
我绝对支持彭这时候发动百旅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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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团大战，事后看，等到日军偷袭珍珠港后发动最好。但前提是40年的华北形势允许不，军心民心能不能挺住，这些我们后来人，无法给出客观的评估。

彭总自述对百团的经验总结，很中肯了。

大家讨论的百团各方面看法，利弊，彭总在《自述》中几乎都谈到了：
“这次战役大大提高了华北人民群众敌后抗日的胜利信心，对日寇当时的诱降政策以及东方慕尼黑〔77〕阴谋以很大打击，给蒋管区人民以很大兴奋。此役也给了投降派又一次打击，提高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的声威，打击了国民党制造所谓八路军“游而不击”的谣言。蒋军有后方接济、国际援助。八路军深处敌后，毫无援助，为照顾大局，还能进行百团大战，把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引为己任。让全国人民去评断，去教育自己。在对日大规模破袭战中，我军也取得了一部分攻坚经验，便利了以后我们开展敌后的敌后武工队的活动。在华北伪军、伪组织中的瓦解工作也迅速开展。大片解放区的恢复，改变了两面负担的局面，减轻了人民痛苦。

此役胜利的消息传到延安，毛主席立即给我来电说，“百团大战真是令人兴奋，像这样的战斗是否还可组织一两次？”所以这次战役是取得了不少胜利的。

但是，我在这个问题上是有错误的。这个错误主要表现在我对日军向我进攻的方向估计得不对。本来敌人准备进攻中原及打通粤汉路和湘桂路，而我以为（据我们情报工作者的报告）是要进攻西安，怕敌人进占西安后，截断中央（延安）同西南地区的联系（实际上这种顾虑是不必要的）；更没有估计到日本法西斯打通粤汉路，是为了便利进行太平洋战争〔78〕。如果当时看破了敌人这样的战略企图，那就再熬上半年时间，或者等敌人进攻长沙、衡阳、桂林以后，兵力更加分散时，我军再举行这次大规模的破袭战役，其战果可能要大得多，其意义也要大得多。然而，是过早举行了那次战役。虽然在战役上取得了胜利，但是推迟了日军打通粤汉路和湘桂路的时间（约一个月时间），而减轻了当时日军对蒋介石的压力。在客观上是起了援助蒋介石的作用。由于进行了这次破袭战役，迫使日军从华东、华中调回一个师团的兵力，加强了对我华北根据地之进攻。特别是太行山区，在敌人的“三光政策下（这个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是在一九三九年夏就提出的），人民遭受了一些可以避免的损失。再者，破袭战役后期，我也有些蛮干地指挥。此役在太行山区破袭时间搞得太长了一些，连续搞了一个月，没有争取时间休整，敌伪军即行扫荡。在敌军扫荡时，日军一般的一个加强营附以伪军为一路。我总想寻机歼灭敌军一路，使敌下次扫荡不敢以营为一路，以使其扫荡的时间间隔拉大，有利于我军民机动。我这一想法是不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因部队太疲劳，使战斗力减弱了，使一二九师伤亡多了一些。

上面这些后果的责任，是应当由我来负的。但是我认为，对于这次战役的估价，不能离开当时我们所处的环境和当时担负的任务。如果抛开这些，而重于从另一方面来说“就是为了维护蒋介石的统治”，“就是资产阶级思想的战略方针”，我认为这样来分析和推论一次战役行动，是有点过分，因为当时战役的胜利，实际上比损失要大得多。

“文化大革命”中，有些人恶意攻击百团大战。他们说，皖南事变〔79〕是因为百团大战暴露了力量，引起蒋介石的进攻。消灭新四军八九千人，这个罪责应该彭德怀负。好家伙，这些人是站在哪个阶级说话？真令人怀疑，他们根本不懂得历史。百团大战是蒋介石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之后打的，而不是在第一次反共高潮之前打的，那么第一次反共高潮之前，是谁造成对八路军、新四军那样多的惨案呢？甚至还有人说，日本投降后，蒋介石发动对人民解放区前所未有的进攻，也是由于百团大战暴露了力量，使蒋介石过早警惕。这些人是健忘呢，还是有意违反历史事实啊？一九二七年上海“四一二”事变和长沙的“马日事变”，这又是谁在预先暴露了力量呢？谁在“四一二”事变前打过百团大战呢？蒋介石打过十年内战，在十年内战爆发以前，又是谁打过百团大战呢？肯定回答，没有人打过百团大战。那么，蒋介石集团为什么要打十年内战呢？这是它这个集团代表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本性决定的。他是一个反共、反人民的代表集团，在抗日战争期间，尚且发动三次反共高潮〔80〕；在抗日战争结束后，他有几百万军队，又有帝国主义援助，哪有不反共反人民的道理呢？哪有不进攻解放区的道理呢？

对百团大战的恶意攻击者，你们站到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集团的队伍里去了。请你们看上面毛主席给我的电报吧！你们的看法为什么和毛主席的看法那样不一致呢？你们不是站在讲演台上，用劲地叫喊打倒彭德怀吗？还喊打倒这，打倒那。你们想一下吧！你们自己呢？不是三五人坐在房间里闲谈，而是多少次在多少万人的群众大会上的演讲，放出来的毒嘛！

我认为百团大战在军事上是打得好的，特别是在打了反磨擦战役之后，必须打反日的百团大战，表示我们是为了抗日才反磨擦的。这才能争取广大的中间势力。在当时，只有抓住敌后的敌后空虚，给予突然猛袭，才能有力地调动敌人，给予打击，恢复大片抗日根据地。在敌后碉堡密布的情况下，组织这样统一有计划的破袭，是不容易的。百团大战的胜利，对于揭露日、蒋各项欺骗宣传是有利和有力的，对于积蓄力量是非常必要的。如果当时还不给敌伪以必须和可能的打击，根据地就会变为游击区；我们就不会有近百万正规军。二百万基干民兵，和广阔的解放区作为解放战争的战场，给进犯的蒋军以适时的打击。”

社科文献社有本书讲冷战的，有次翻阅，无意中看到，50年初中情局就苏中关系，给美国务院的分析报告，认为从雅尔塔反映出的苏修的强烈领土欲望，很快会与中国人更强烈的民族主义迎面冲撞，美国人认为中苏同盟搞不长。当时看后很震惊。现在看，也很可能是金营长南下统一朝鲜的行动，延缓了中苏破盟。

@ywujun1969 　@总机叫汉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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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血大金刚 17759楼 2017-07-31 23:56:00

沈志华等人认为，所谓苏修逼债是扯淡，但现在乌有之乡引出资料认为，苏修的确逼了债

请二位谈谈

顺便请就目前的中印局势 发表宝贵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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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后，避兔世界大战是共识。这点现在也未变。
中印如再打，还是边界战争。
刘帅59年后任军委战略组组长，62年中印边界战争，刘帅给的建议就四个字"速战速决"。

79年对越反击，基本高仿62版思想，兵分两路，打完后退兵，打了一个月，持续了十年，如苏联不倒，何时能停，不见底。

利弊得失，见仁见智。

答上面网友：个人看法，第一个问题，欠债是真，无争议；而有无逼债，都无意义。

计划经济时代，宏观数据都可以造，但有一点无法造，人均口粮，每个百姓很清楚。 59-61年，处于二五计划开端，那么以1957年（一五收官年）为参照，研究者只要看这三年四个指标：
粮食产量增加还是减少？
出口粮食增加还是减少？
国家统购地方提留增加还是减少？
人均口粮增加还是减少？
假设59-61三年，人口与1957年保持一样（也不提扣除掉人口出生率的问题了），再评判“大跃进”。

还有一点，无论一五、还是二五计划，都是苏联专家参加帮助制定的，制定计划时，已经充分考虑了怎样合理偿还债务，不影响人民生活和经济发展的问题，要不然还叫计划经济嘛。
问题是，一五计划很成功。二五计划被北戴河会议推倒后，按大跃进计划干，出了问题。 大跃进的失败悲剧，和苏修逼不逼债，没有太大关系。天灾论和逼债论都是遮羞布。经不起推敲。

被债逼死，只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是真穷，死了和逼债无关。第二是真高尚，即还有余粮，本不致死，但别人逼，守信，宁可自己饿死也要还债。
二战后，这个世界上破产被逼债的真是多了，未见希腊人民悲剧，还是阿根廷、委内瑞拉人民悲剧。

是不是第二种情况？换言之，出口粮食，也无大幅度增加，还谈什么第二种？ 抑或粮食出口还大幅度增加，我们又谈什么第二种情况？

按中国文化传统，叫“乌有之乡”，不如叫“桃源之邦”好。
马克思主义是个理论，按马恩的活动空间所及，源自于英法德，而政治实践中演变为列宁主义，和毛主义，这是个不争事实。

这样，如果社会主义革命没有按马理论首先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美英法德成功，而在相对落后的俄国实现，列就的解释为什么？因为列是要照此搞社会实践，而不是搞理论玩玩而已。否则全社会的实践就无法持久深入地开展。

难道西方资本家和工人死笨，自己手里有宝贝却视而不见，而就是我们聪明？毛抗战胜利后，政治上实际也必须首先回答此问题。毛最初给的回答是“新民主主义论”，即和资产阶级联合执政，长期共存，这是《共同纲领》和联合政府出台的基础。

而后的事，从毛建国之初批刘少奇天津讲话，到三年完成”三大改造“看，毛并没有在建国后一段较长的时期实施“新民主主义论”纲领的任何想法。

毛为什么建国后很快变了，就是个复杂的问题了。而且真是各路神仙见仁见智的一个话题。

但纯粹从理论创建的贡献上讲，社会主义阵营，真是一代不如一代，毛不如列斯、列斯则不如马恩，个人看法。

@wgljw2000 2017-08-01 11:31:52
马爷那套未必是真理。
个人认为，中国传统这套也不差，论实用性远远超过马爷那套，只是理论性没有那么系统，但是，马爷那套没准是个乌托邦呢?
老毛既不按照马恩也不模仿列斯，走的是传统农民革命的路子，结果成功了。建国后嫁接苏式系统，反而基本上一败涂地。
今天讲的三个自信，实际上更多的是从华夏正统的角度来讲，马列主义实际上已经慢慢走向诸子化，马列这张皮已经越来越不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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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自然科学界，随着对宇宙宏观、微观两个层面认识不断深入，基本是承认，科学无真理，都是假说。绝对化一定是错的。

【彭德怀是个什么样的人：主持军委工作18】续上文
“汇报门”事件过后，聂、粟仍同在总参工作，却未见任何粟为此事主动与聂沟通的记载。从《粟裕传》中理直气壮的解释：“这件事，粟裕无论从个人行为还是党的组织原则来说，向中央领导直接写报告作检讨都是无可非议的，是光明磊落和符合组织原则的，何况对毛泽东会作这样的批示粟裕也是没有预料到的”。
显然，主席表扬赞誉有嘉，使此事根本未能引起粟对中枢工作足够深入的反省。 若一心为公，确实无需私下对聂解释什么。但工作中已经发生了误会，选择沉默，人情未免过于疏离，还是革命同志吗？
实际上同样的一封“检讨信”，在粟裕传中又被用来证明粟裕在总参的工作卓有成效： ”到总部半年多时间，就建军、作战、教育训练等方面问题，先后上送了七八个有分量的报告，均得到中央领导肯定，毛泽东认为粟裕反映的情况和看出的问题”好得多“（1952年7月26日毛泽东在粟裕报告上的批示）。
从粟裕传的备注看，此处引用时称为报告，不提检讨两字了。认为自己都是对的，工作也卓有成效，还自省什么？
从58年军委扩大会议，把粟列为整风中“反丵党反领导的极端个人主义者”一事，和文革后1979年粟给中央“申述信”鸣冤的内容看，即使历经了10年文革，粟观察处理高层政治人事的胸襟和能力并未有太大长进。这样，在中共当时的政治生活中，遭受一些人生的波折考验，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
客观讲，粟裕的个性和能力是个典型的指挥员，而非参谋长。建国后，最合适粟裕的，是担任大军区司令、同时加衔副总长兼军委委员。我军当时的军委领导体制，总长是主席和军委常务副的参谋和助手，而非决策者。建国后运动频繁的政治生态下，中枢必被领袖高度关注，置身其中非粟所长。
实际上，粟54年～58年间工作中的很多错误，多是因其战争岁月指挥员的习惯而引起毛彭误会，很多决策本身并非不对，只是不该他决策。而彭作为常务，认为总参应该认真仔细把关的很多日常工作，粟又没有去管，放手二级部主管做主，一旦出现错漏，必然被领导打板子，认为其助手工作没做好还添乱。但以彭粟之间的地位差距，彭认为粟工作有失误，会直接批粟，甚至批的话难听。但对彭而言，根本无必要搞成敌我矛盾、致粟于死地，以彭当时所处的位置，这对彭本人无意义。

@总机叫汉阳 2017-08-02 17:34:50
彭大帅作为军委常务副主席，军事业务错误真是有不少
比方，不设立全军的战略预备队
比方，裁军，但却保存60个军部准备跟美国交战
比方，战略纵深认为是200公里而不是2000公里
这三条，跟粟裕的军事观念比，彭太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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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说的这些，不能就说彭是错，要看实际情况。彭粟处在不同的位置，考虑的层次是不同的。

以全军的战略预备队而言，彭难道不知道好嘛？但彭以主军者的观点看，当时我军的实际情况是，本身机动能力并不强，而我们的国土面积辽阔，把预备队平时放在哪合适？在积极防御的“国防战略”下，平时各大军区分区防御，管理本战区部队的训练和日常事务，战时，总部统一调度，有何不可。
而且，当时毛就在批评总部机关膨胀过快，管得过细，不能在主要精力用于战略规划和发展。在当时的条件下，总部再去直接管理一支战略预备队合适吗？小了没意义，大了又不允许，彭所以否决之，且是军委会议的共同意见。

而且，战略预备队的驻地，必然在已设的大军区内，若日常管理交给所在军区更合适，仅在战时归总部调遣，必要性又在哪？

【彭德怀是个什么样的人：主持军委工作19】续上文
中共团队强调平等，但实际中的另一面，老革命、老干部们又非常讲资历山头。戚本禹回忆中有段描述：
“陶铸是党中央的常务书记，又是中央文革的顾问。所以在他眼里是没什么江青的。而且这些人都是很讲究辈分的，在他的眼里，毛主席，周总理、朱德，是一辈的，陶铸把总理看成大哥，很谦虚的：而他们这些人包括林彪、陈云、邓小平是一辈：下面的红军是一辈：抗战的又是一辈：完了就是解放战争的一辈。你要让解放战争的去领导抗战的，是很难的。那江青比陶铸小一辈都不止了。所以他常和江青发生矛盾。”
戚的观察，虽不全中，亦不远矣。而在这个层级中，彭与刘主席一样，是介乎于毛周朱与林陈邓之间的一个特殊存在，这也是为什么邓林陈等，建国后政治排位超越了彭，但对彭持礼有加，这一点，从邓任总书记批阅彭信的方式，即可看出其中的味道，下面是彭年谱中55年3月18日一则：
“写信并将关于高、饶问题的发言高分送给中共中央常委和有关同志。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我准备在全国党代表会议上关于高饶联盟的发言稿，已先分送各位军委委员和克诚、粟裕、谭政、任穷同志看了一下，大家提了些修改意见，现将修改稿送上，请阅批复。“
毛泽东在1955年3月19日的批复中写道：“彭德怀同志，此件已阅，可用”。
邓二代在稿子上热情洋溢地写道：“彭总：你的发言稿，我作了个别的改动，并送主席、少奇、陈云同志看了，他们都认为好，主席还作了一点修改。先退回，修改处是否妥当，请酌。”
陈云、贺龙、罗荣桓、陈毅还热情地写了复信，提出自己对发言稿的评价和个别修改意见。”
在毛表态支持刘周批高饶之前，毛是派邓去给老总交底，陈云去给林彪交底，这些人之间复杂的亲疏关系，毛基本是清楚的。上文中，很有意思的是，邓没有提到给周相送阅，周本人其实也要反省一下，为啥军队朱彭林三位都支持高，如果毛不表明立场，会是什么情况真不好说。给彭热情写回信的，估计都是高饶事件中的积极参与者，人情上要坚决力挺老总过关，要不然朋友以后做起来就尴尬了几分。
实际在军中，彭总的资历和地位，大将以降，工作中有错都可直接批，谁也说不出什么，而邓二代对上将们可以这么干，对大将们却不可以，这是军队创建和发展的历史和个人资历贡献使然，而非后来领袖赋予的政治地位就可以决定，除非老一辈元勋谢世之后。
这一点，粟大将混军旅，当然有此觉悟。张爱萍回忆粟58反教条会中的情况：“有一次，粟裕和我谈起，觉得委屈，都掉了眼泪。我说，别这么没出息，干脆，开诚布公地、直截了当地找他谈一谈嘛！”
张爱萍认为两人工作上有矛盾，但粟这个人个性，与彭的沟通方式确实有问题。实际上张是当事人，以其当年的层级，也无法看到全部的高层决策信息，彭黄邓却是一清二楚的。
以粟大将的精明智慧，当然不会憋着劲与彭这样的军中巨擎、军委常务副主席、自己的直接领导争什么权，除非疯了，而认为彭粟矛盾是两人争权，恐怕是在侮辱粟大将的智商呀。

为啥批粟，其实元帅级别的人物，是很清楚其中的是是非非，元帅们很清楚粟是毛的欣赏的爱将，也清楚所谓彭粟矛盾的隐情。彭工作上批评粟很正常，但构不成粟争权，粟要争权要不爽，一定是跟自己基本同级别上的对手。而这个对手，从元帅们的发言看，很可能是黄大将。
在当时的军委领导体制下，彭信任黄，要用黄为自己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主要助手，黄大将是军委秘书长兼国防部副部长.这样，很多工作粟就要向黄汇报了，而粟可是毛欣赏信任的高级将领，贵为第一大将，军事上，毛何时赞过黄。
如果彭和元帅们如此理解粟的思想行为，批粟争权，批粟是"反领导的极端个人主义者",就很好理解了。

【彭德怀是个什么样的人：主持军委工作20】续上文
古往今来，举凡豪杰之士，必有过人之节。彭总未满18，以一介白丁投身军伍，12年间官至团长（北洋时代，军队常设编制中，最高阶级是师长），岂可仅以一介武夫论之？战乱频仍之秋，若仅是一武勇之辈，既或侥幸十二年苟全性命，又怎可得上官眷顾提携，袍泽拥戴，平江举义而誓死效命？
彭有个人好恶不假，但有人认为：58年军委扩大会议是彭要恶整刘粟萧，显然是不懂当时的高层政治规则中，”组织“是个什么含义，什么叫中央集权的”一元化“体制，也是以普通人的眼光去理解彭这样层面人物的心胸和政治智商。
刘粟萧不是普通的乡民，刘是八大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共和国元帅，而粟、萧都是八大中央委员，一个是总参谋长，一个训练总监部长，人人均可直到天听。
普通人认为在首都军委总部，彭可以把上千号人军队高级将领集合起来，当着一干政治局委员、元帅和几十位军队中央委员的面，对一个局委，2个中委等军队的高级将领进行长达两个月的路线斗争是真的，此尚可理解为不了解政治。而有些所谓的学者在公开出版物上也持此种观点，就显然是在装无知了。
哪个学者真会认为58年军委扩大会议这样的级别，是非组织行为，或者彭能在此事中成为”组织的化身“，这跟把文革、延安整风理解成群众自发的政治活动有什么区别，还有比这更纯洁的思想吗？除非中央认为：这个反教条会议的重要性，不过是一场发生在遥远边疆某个乡村，书记组织了一帮村民对村长的批斗会吧。实际上，即使没有延安整风，中共内部也不可能存在这样的情况。

彭清楚自己的职权范围和实力，他或许会在党内政治运动中妥协跟随，但绝不会由他主动发起一场政治运动，即使参与政治斗争，也绝不可能主动挑起对一个政治局委员和元帅的整风，这对一个普通政治局委员是越权的。即使到文革中，在没有政治局和中央文革讨论通过的情况下，党内的政治秩序也没有乱到，毛没有点头，中央没有开会讨论表决，一个元帅就可以对另一个元帅和中央委员进行公开的政治批判的地步。彭的职权可以对具体工作中人和事批评，但对高级干部的政治评判，组织处理，那是政治局的事，或者说中共中央的事，彭作为政治局委员有发言权，有自己的一票。
关于这一点，在回忆58年“反教条主义”会议时，黄克诚自述中写到：“实际上，军队的一切大政、方针都是要交军委讨论，经主席批准的”。58年的军委扩大会议当然不可能例外。
下文是粟在1979年的“申诉书”中对彭总的指责部分：
“在这次会议上，彭德怀同志对我搞突然袭击，实际上把我一棍子打死。在总参工作期间，彭德怀同志对我专横跋扈、训斥谩骂，使我实在难以忍受；我在工作上同他也有一些争论。他抓住我在工作上和处理问题上的某些缺点和我性格上的弱点，牵强联系，混淆是非，给我扣上“反丵党反领导”、“向党争权”、“阴险卑鄙”、“告洋状”等等莫须有的罪名，企图把我打成反丵党反领导的极端个人主义份子而置于死地。”
“我向中央申诉：我在总参工作期间，由于我的思想政治水平不高，又没有在首脑机关工作的经验，工作没有搞好，对我进行批评是应该的。但是，彭德怀同志发动对我批判用心是不好的，方法是错误的；强加给我的罪名是莫须有的，目的是要把我打下去。”
粟也承认”没有在首脑机关工作的经验，工作没有搞好，对我进行批评是应该的“。但申诉两点：第一是”彭德怀同志对我搞突然袭击“，粟认为批他纯粹就是彭的个人非组织行为；第二，企图把我打成反丵党反领导的极端个人主义份子而置于死地。 粟裕很清楚谁是他的”贵人“，根本不提”组织“的事，一口咬定是彭”个人行为“。这是事实，还是失实？是仅仅站在粟角度片面的看法，还是有意糊涂之举？

【彭德怀是个什么样的人：主持军委工作21】续上文

在高层政治舞台上，通常事情的背面更耐人寻味，矛盾冲突，只看表面结果，往往看不清。1958年5月27日至7月22日的军委扩大会议中"反教条主义"也是如此。
彭主持军委工作，但不代表军委就姓”“彭”，很多人不理解这一点，只是一味地指责彭。彭总1962年6月，反思1958年对萧克等人的批判和组织处理，说：“并非出于我的本意”，已经暗示背面的事远比台前看到的复杂。

以张震为例，他是当时会议的参加者，如没有后来邓二代的亲身解说，实际也搞不清全部的原委，张在回忆录中说：
“1980年第十一次全军院校会议，研究院校改革建设目标任务。许多院校领导提出了1958年的所谓“反教条主义”问题，担心会不会再来一次“反教条主义”运动。我和得志、杨勇等多次商量过这个问题。大家都认为：“反教条主义”是错误的，把我们自己搞乱了，使院校的同志多年来心情不舒畅，应该平反。
但我们三人也有顾虑，因为当年反“教条主义”，小平同志是领导小组的组长。这件事怎么处理，事关重大，回避不得。最后我们商定，还是当面请示一下小平同志，由他来作决定。
1980年国庆节前夕，我们一起来到小平同志家里，向他汇报，请示召开第十一次全军院校会议的有关问题。谈到“反教条主义”问题时，得志对小平同志说，他要在第十一次院校会议上讲话，里面有一段关于反教条主义的问题，准备讲1958年反教条主义是错误的。有人讲，这不是反到你头上来了吗？
小平同志态度十分明确，马上表示：可以讲。“反教条主义”主要是整刘帅，最后还是我向毛主席提出来要保刘帅的。当时，有人对我说，二野打仗主要靠你。我向毛主席讲，没有一个好的司令，我这个政委怎么行呢？小平同志还向我们讲了当年“反教条主义”运动的复杂背景和具体经过。”

邓二代也有四川男子爱摆“龙门阵”的秉性，但这掩盖不了二代作为领袖的开阔心胸。“复杂背景和具体经过”，张文中只是点到为止。而随着当年将帅的逝去，恐怕永远无法复原当年的全部隐情了。今天可以较深入地分析58军委扩大会议，主要还是受惠于毛邓彭粟等人年谱传记的公开出版。

我党历史上，曾在1942年、1950年、1957年进行过3次整风，其中42年的延整最有名。57年这次，由于更为影响巨大的党外“反右运动”，同时开展的党内反右整风就没太引起关注。按官史叙述，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并在5月1日的《人民日报》上公开发布。指示要求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1958年8月底，整风运动结束。
1957年，共和国极其特殊的一年。这一年是一五计划的最后一年，各项指标胜利可期，全党全军社会各界，一方面对二五期间的发展充满美好的期待，另一方面，社会各界也对七年执政暴露出来的问题，希望对各项政治社会制度进行适度的改革。毫无疑问，执政党处在执政以来的第一个十字路口，向左还是向右，一党还是多党、人治还是法治？每一项都是重大的政治议题。
虽然是党和国家的主席了，在毛内心，军队仍是他的“娘家”，他亲自倡导、高度关注、具有全局政治意义的“反右整风”工作，军队不但要积极开展，工作上还应该为大家的标杆。
这样，毛去看57年军队的工作，他虽然完全理解当年军内因裁减整编，削减开支，矛盾大，利害冲突多，彭承受了很大的压力，但还是认为彭把主要的精力投到这些事务工作中，而把更具全局意义的“整风反右”工作撇给总政的谭政去搞，是不合适的。“整风反右”这样的全军政治性工作，是典型的“一把手”工作，谭是总政主任不假，但军委领导不高度重视，不亲自上阵督办，谭是不可能把这项工作在全军有声有色的推起来的。实情也是如此，在毛看来，此项工作，相对于地方和党务口轰轰烈烈，57年军队就显得过于安静了。这就不是领先、而是落后了。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58年3月成都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明确指示彭，要开一次军委扩大会议进行整风，以推动军队的各项工作也实现一个“跃进”。
在毛看来，这个会已经是开迟了，但开了总比不开好。按计划58年5月八大二次会议后，全国要启动社会主义建设的“大跃进”，军队不整一下思想作风，总结一下6年来的经验教训，就会更加跟不上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形势要求。

@真相历史20200 2017-08-04 15:54:55
也真有意思，1958年，毛主席卸任政府主席之前，三次会议，十几次讲话，不断重复反对浮夸风问题，严厉批评，这些事情看不到，然后把三年灾害的责任推给毛，那么我们之前的讨论还有啥意义，讨论刘周，毛彭还有啥意思？真可笑，三年自然灾害让毛给老百姓发稿费，这是啥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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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要怎么看，没有任何国家的一个领导人，会公开说自己支持“说假话”。
但实际政治活动中，国内外都一样，政治人物首先是要搞清楚官场“潜规则”，名规则就摆在哪。

大跃进中的事，“潜规则”是啥，其实是一门考据的功夫，否则也没有说服力。

说白了，每个地方领导人都会看两个样版：
---高指标下，如果事实求是，完不成指标，受处罚？还是受奖励？
---高指标下，如果造假，超额完成了指标，受奖励？还是受处罚？

这两个样板一出来，这场政治运动中的“潜规则”是啥，大家就清楚了。

之所以成这样，本质是由我们自上而下的干部任用体制决定的。
“领导满意，才是真的好”，这一点，从建国开始，直到现在也没有本质的改变。

革命导师斯大林说过一句名言:干部决定一切
发动大跃进时，毛批过这句话，说：群众决定一切。

但毛和彭在自己的干部内部会议上，也说过与斯大林意思相同的一句话：干部，是中心中的中心！
这些人都是明眼人，自己体制的优劣，心里一清二楚，只看立场在哪。

天涯煮酒，是典型的民间论史，史料上有自身的局限性，不可能比修官史的人拥有更多一手资料。史料真伪求证成本高，对业余者也是个难题。
论坛自身开放性的特点，在煮酒开楼，楼主本身就是诚邀八方，誉毁点弹赞贬，任由诸君尔，这就是楼主基本的态度。希望网友谅解。
限于近现代史的特殊性，楼主自身的业余性，写文时，基本史实，主要还是依托传主，毛周朱邓等人年谱，官方传记。用回忆录会注。
我不一定有精力回答所有网友质疑，批评，还是感谢关注。
另对大跃进，文革的观点看法，我认为短期内很难超越81年的历史决议，那个毕竞是几干当事人，参与者，决策者激烈争论后的决议，不会比今曰天涯的争论弱，那些人掌握的一手材料，对高层政治的规则理解，却远高于天涯诸君。

57年钢产量为535万吨，北戴河会议要求58年跃进到1070万吨，发生问题后，郑州，武昌会议纠左。毛武昌会议上说:1959年钢的指标，究竟多少为好?北戴河会议定为2700万吨至3000万吨，那是建议性的，这次要决定。钢2700万吨，我赞成；3000万吨，我也赞成，更多也好，问题是办到办不到，有没有根据?去年535万吨，都是好钢，今年翻一番，1070万吨，是冒险的计划。结果6000万人上阵，别的都让路，搞得很紧张。他提出了1959年钢的生产第一本账1800万吨和第二本账2200万吨的新指标。要求以此为例，各部门的指标，都要相应地减下来。他还说，过去想，明年3000万吨，后年6000万吨，1961年至1962年达到8000万吨到1亿吨。现在回头想，假若明年只搞1800万吨，后年3000万吨，那就很好。把盘子放低一些，很有必要。

毛武昌会议上，59年指标要定到1800万吨，冲击2200万吨，毛以为从3000万吨的高指标降到1800万吨，空气就压缩了，左就纠了?这是在搞经济吗?怎么看都是外行，不懂装懂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