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若建：指标管理的失败：“大跃进”与困难时期的官员造假行为】-6
五、造假的代价

造假对于高级官员似乎没有什么大的损害。湖北在“大跃进”时期是一个比较能造假的地区，省委书记王任重在1961年12月说，“过去几年我们办了一些可笑的事情，真是可以编一本《笑话大全》了”。{72}对高官来说是笑话，对老百姓来说是生命的代价。下面只是众多事例中比较突出的几个，由此可见一斑。
最严重的是粮食产量造假。四川省丰都县是一个典型。该县1959年粮食总产11.51万吨，上报地委42万吨，地区下达征购任务11万吨。结果为了从农民手中逼粮，县、区乡纷纷召开反粮食瞒产现场会，县的现场会上当场吊打7人、打死1人。区乡现场会，当场打死173人。{73}由于高征购，引发大饥荒，1959年和1960年丰都县人口死亡率分别为137.07‰和82.11‰，{74}当年的丰都县，成为名符其实的“鬼城”。
1958年9月广西环江县放出水稻亩产13万斤的“大卫星”，后来居上，成为水稻亩产之最。浮夸的结果是1959年上级分配给环江县的粮食总产量任务是9.6亿斤（1958年的实际的产量不足1.05亿斤）。{75}在高征购下，就是这个县1960年人口死亡率为107.64‰，环江县饿死1.9万人。{76}
“大跃进”与困难时期，新疆可以称得上天堂，饿死人的记录虽然有，但是相对其他省份来说是非常少的，不过拜城县是例外之一。1959年拜城县粮食产量不足2500万公斤，据实上报，肯定不过关。最后上报的粮食变成了5650万公斤，据此确定的征购任务为1200万公斤。由于购粮过度，引发饥荒。拜城县在1960年1～3月间先后死亡5000多人，6000余人程度不同地患了浮肿病，10000多人外出逃荒。{77}

六、让指标考核成为历史

在中国历史上，吏治问题始终没有真正解决。吏治应该包括两方面，一是奖励有政绩者，二是惩罚有过失和犯罪者。然而在专制的社会中，这两个问题根本无法得到解决。吏治问题导致了愤怒的民众揭竿而起，有时加上外族趁虚而入，因此整个中国历史不断上演着王朝更替的悲喜剧。为了避免前车之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政府试图在否定传统吏治方式的基础上，找到一种新的管理模式，其中用指标管理社会，用指标考核官员，就是一种尝试。这种思路在“大跃进”时期达到一个新的高潮。指标考核这种管理手段在“大跃进”期间被广泛应用，也因此带来了许多意想不到的恶果。
指标考核办法本身无可厚非，但是这种方法的应用应该有一定的条件，否则适得其反。对于企业来说，指标管理与指标考核有一定的价值，也得到广泛应用。然而对官员来说，指标考核是没有多少实际作用的。
首先是指标考核的最根本问题是指标是否能够真实反映政绩，其实政绩在民心，而不是指标。如果对官员的任免不是依靠民意，而是依靠指标，没有人能够保证官员不会牺牲民众的利益去追求指标的漂亮。当官员以在上级领导面前能够汇报出一大串喜人的数据为荣时，有多少官员会以了解民间疾苦为己任？
其次是许多指标根本没有可操作性。简单地说，虽然一个指标是有价值的，但是没有办法能够准确得到，这个指标也就没有可操作性。比如说在粮食收割入库之前，粮食产量的准确计算是非常困难的，因此当年官员对粮食产量都是估计，把粮食产量作为政绩，自然无法防止基层官员作假高估。从理论上说，当粮食收割入库后，可以统计出真实的粮食产量，但是面对千家万户的小农，有谁能够知道真实情况？所以当年不少官员怀疑农民瞒产。当然，建立一个大规模科学抽样调查可能得到比较真实的粮食产量，但是在没有一个独立的抽样调查机构之前，粮食产量指标就是一个糊涂数字。用糊涂数字考核官员，只能有利于敢于造假者，也让开始不造假的官员，最终跟着造假。
第三是指标本身的科学性，许多指标完全是上级官员坐在办公室想像出来的，对于实际情况来说，显得非常荒唐，指标荒唐就只有用造假应付。这种管理模式，对高层来说显得轻松，然而对基层官员而言，苦不堪言。上级糊涂，下级自然瞎胡闹。
第四是指标的可达到性，“大跃进”时期许多指标高得惊人，正常状态无法完成，自然用造假完成。前面提到的民谣，“上级压下级，一级压一级，层层加码”，还有一个下联，就是“下级骗上级，一级骗一级，级级浮夸”。这也许是官场上大家心知肚明，而又共同遵守的游戏规则。
用指标管理社会，用指标考核官员，最根本的原因是体制问题。体制是以民意为本，还是以枯燥抽象的数据为本，决定了选择的管理模式。通过“大跃进”时期官员造假行为的分析，不难得出结论，就是用指标管理社会、用指标考核官员是一种危害性很大的管理模式，因此这种模式是不足取的，笔者期望今后能够告别这种管理模式。

【李若建：指标管理的失败：“大跃进”与困难时期的官员造假行为】-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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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若建：中山大学人口研究所，510275

【李学峰：淮阳县“大跃进”运动研究】注：基层的样本
一、淮阳县「大跃进」运动的过程

（一）「大跃进」的先声──1957年
1.「大跃进」大幕拉开
1957年9月20日至10月9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扩大）在北京举行，会议基本通过了《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10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伟大纲领〉的社论。社论批判了「右倾保守思想」，号召各地根据农业发展纲要制订一个积极的生产计划。11月4日，淮阳县委下发《为实现中央40条农业发展纲要号召全党动员全民动手迅速开展农田水利运动的意见》，号召「批判和克服领导干部中的右倾保守思想，树立人定胜天的思想，依靠群众，发动广大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克服一切困难，以气吞山河排山倒海的精神，把水利建设推向新的高潮，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跃进」。1
12月23日，淮阳县县委下发《关於组织全民学习讨论〈1956年至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意见》，《意见》指出：「我们要经常向右倾保守思想作斗争」，「以少活十年的精神苦战五年」，「千方百计地组织生产大跃进。」2根据《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关於粮食亩产「四、五、八」要求，淮阳县委要求粮食亩产1958年达到400斤（1957年亩产量是290斤），1962年达到600斤，1967年达到800斤，棉花1958年亩产40斤，1962年达到60斤，1967年亩产达到80斤。为了提前实现「四、五、八」，淮阳县委强调「兴修水利，发展灌溉，实现水利化」，要求「在1958年实现水利化，到1962年从根本上剷除水旱灾害。」淮阳县委要求1957年冬和1958年春治理新运河、里沟河、清水河、小漂河、马家沟等，计完成473万土方，并在几个主要河流两岸建立小水库10个。淮阳县委还要求1958年完成打井10，000眼，修坑塘2，000个，并对10条省、县公路路沟进行大力整修，1957年冬和1958年春完成其中的淮周、开淮、商淮、淮新、淮西等五条。《为实现中央40条农业发展纲要号召全党动员全民动手迅速开展农田水利运动的意见》和《关於组织全民学习讨论〈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两个文件的制订和下发标志着淮阳县「大跃进」运动正式拉开了帷幕。1957年冬和1958年春全县实际共完成水利建设工程15，574万土方，人均达200多方，劳动量可想而知。
2.整风反右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淮阳县的大跃进是在整风、反右派运动给干部造成很大压力的情况下展开的。1957年10月，淮阳县根据中共中央《关於整风运动的指示》，在干部中开展整风运动，在群众中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整风运动採取「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法。据统计，整风运动期间，共鸣放出大字报606，767张，意见1066，992条。整风运动中，全县农村点名批判464人，其中，中农286人，新上中农122人，中中农23人，下中农、贫农33人，斗争不法份子278人，其中，地主149人，富农67人，反革命份子14人，坏份子48人。斗争中，逮捕法办196人，重新戴帽子94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对一些「右倾」「瞒产私分」的农村干部进行了斗争，斗争中採取了游街示众、戴高帽、画花脸等手段。
1957年12月20日，淮阳县委传达了毛泽东为党中央起草的《组织力量反击右派份子的倡狂进攻》的指示。1958年元月3日，整风动在鸣深放透和充分做好准备工作的基础上，正式转入反右派斗争。2、3月份反右派斗争进入了高潮。一大批对农业合作化、粮食统购统销等有不同意见的干部、知识份子被划为「右派份子」。至1958年12月，淮阳县反右派斗争结束。在这次运动中，全县共划资产阶级右派份子和反社会主义份子1，235人，其中机关干部333人，教师876人，工商、宗教界26人。这些右派份子分别受到处理，其中劳动教养117人，撤销一切职务送农村监督劳动610人，撤销一切职务留机关使用126人，开除回家295人，其他处理83人。反右派运动打击了一大批说了自己真实想法、表示了对党的一些政策不满的干部、知识份子、爱国人士。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使整个淮阳县笼罩在一种政治高压的氛围之中，客观上起到了为大跃进开路的作用。

【李学峰：淮阳县“大跃进”运动研究】注：基层的样本-2
（二）全面「大跃进」──1958年
1.「大跃进」全面展开
1958年2月，中共河南省委在登封县召开组织全面大跃进的会议。会上淮阳县代表提出「赶登封、超登封，拼上一条命」的口号，与会者为之震动。3月上旬，淮阳县委召开「1958年全面大跃进誓师大会」。会上提出「乘卫星、坐火箭」，开展比计划、比指标、比干劲、比增产、比贡献、比先进的「五比」竞赛。为大造声势，使会内会外结合，组织4万人参加的「报喜大会」。3月中下旬淮阳县委又召开了「第二次促进会议」。会议提出了一系列高指标。在粮食生产方面要求保证亩产800斤，争取1，000斤，小麦保证亩产300斤，争取400斤，粮食总产保证155，951万斤，争取达到186，251万斤。水利方面要求在「五一」节前实现水利化。会议还要求全县「四一」前实现无文盲县，二年稻改化，三年地方工业总产值超过农业总产值，牲口在6万头的基础上，发展到11万头，猪在8万头的基础上发展到100万头。大会组织大辩论，组织参观评比，组织报喜，开展挑战、竞赛，批判了右倾保守思想，要求必须从右倾保守中解放出来，乘风破浪大干40天，以乘卫星，驾火箭的速度赶上登封、超过登封。会议还要求有错误言论的干部「要深刻认识错误，认真的进行检查纠正，进一步接受教训，放下思想包袱，积极工作，从实际工作中锻炼提高自己。认真的改正错误，彻底地纠正，要积极主动站在运动的最前列，要彻底批判自己的右倾保守思想，力争上游，当好促进派。」3会议还对许湾乡官庄生产社在三天内扫除文盲、刘桥乡一天实现七旁绿化等假先进作为先进典型进行了表彰。压力之下，各乡纷纷订出高指标，新站、泥河、九里沟三个乡订的粮食指标都超过了6，000斤。大会提出了许多口号：「乘卫星，坐闪电，披星戴月超火箭，一步越北海，单手举泰山，淮阳一跃成江南」、「人民气魄吞山河，万群决心创举多，来个全面大跃进，保证粮食增产多」、「以血换水，以汗换肥，以肉换粮」、「撒下天罗地网，全部扫文盲，四一前实现无文盲县」、「全面总动员，向四害发起歼灭战，四一前实现八无县」。会议期间，一些乡社为争当先进，组织社员日夜劳作。朱集区组织群众连续劳动三天三夜。仅3月23号这一天，全县565个社中有224个让群众夜以继日地劳动。4整个大跃进期间，「夜战」都是农民群众的家常便饭。
7月，淮阳县委贯彻中共中央八届二次会议通过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提出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发扬敢想、敢说、敢干的精神，批判「观潮派」、「秋后算帐派」。县、乡7，393名干部搞「元帅田」、「卫星田」1.1万亩，开展「插红旗、拔白旗」运动。县、社连续召开万人大会六十余次，把大跃进进一步推向高潮。一时浮夸风大起，各种卫星纷纷上天。城关叶庄靳隆昌放出的红薯卫星，平均每棵40斤以上，最大的一颗有80斤；朱集乡亩产69，766.2斤的水稻卫星；王店乡亩产6，421斤的芝麻卫星；冯塘乡亩产1，907.12斤的皮棉卫星；班口乡亩产32，750斤的大豆卫星；齐老乡300亩大面积平均亩产2，098.2斤的大豆卫星；新站乡亩产12，857斤的玉米卫星；安岭乡亩产15，730斤的玉米卫星；郑集乡亩产34万斤的红薯卫星；鲁台乡亩产11，710.4斤的水稻卫星；大连乡亩产37，530斤的水稻卫星；临蔡乡亩产17，400斤的水稻卫星；黄集乡亩产15，082斤的穀子卫星。5
大跃进、浮夸风使人们对於粮食产量失去了正确的估计，当时认为粮食总产达到584，499.6万斤，每人平均8，600斤。全年粮食作物面积1336，276亩，亩产4，381.2斤，超过1957年年产量290斤的15倍。人均粮食是美国1956年人均粮食904.5公斤的4.7倍，等於英国1956年人均粮食202.5公斤的21倍。不仅是高估产，1958年的粮食徵购也是惊人的，粮食徵购完成17，064万斤，超额完成2，646万斤，佔第一个五年计划累计所完成的徵购任务数30，840万斤的55.77%.而当年的粮食产量实际仅为32，017万斤，徵购量达到了总产量的53.3%.6为了完成徵购任务，全县范围内普遍进行了「反瞒产」。是年秋，冯塘公社党委第一书记位景全在泥河召开700多人的反瞒产会议。在会议上，因泥河社社长报的产量低，位景全先让他坐在插在大车旁的擀麵杖上，后又让他坐在石灰当中。这次会上位景全还让刘从得跪在砖楞上，脚尖不准着地。7郑集公社副书记于敏芳，在指挥营大队反瞒产会议上说：「粮食报的多了是英雄，报的少了是狗熊。」这次会议连开三天，一个反瞒产会上就打25人。赵庄小队会计朱玉三，在会上被摔了20骨碌子，回去上吊自杀，被救未死。8
工业、教育方面也出现了蛮干快上的情况。1958年下半年根据中央「以钢为纲」大办钢铁的指示和中共河南省委钢铁紧急会议精神，要求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大搞小、土、群。全县很快掀起大炼钢铁高潮。全县近十万人齐上阵，机关、学校、农村纷纷建立小高炉，炼钢炼铁，各行各业支持「钢铁元帅升帐」。除支援国营大厂废钢铁1，325.3吨外，并建立炼铁炉两座，炼钢炉380座（土炉），调出支援钢铁劳动力16，500人。淮阳县本无铁矿，为了炼铁炼钢，一面号召群众献钢铁，一面组织4，000余人日以继夜在沙河捞铁砂，到12月，共捞铁砂395万斤。另外还组织「钢铁大军」去禹县办钢铁厂（到1960年8月才投产）。1958年年末统计，全县炼钢1.13万公斤，炼铁5.64万公斤，仅完成计划的13%，而合格产品更是微乎其微。这样蛮干不仅经济效益差，人力、物力、财力浪费严重，而且对环境造成了一定破坏，真可谓得不偿失！1958年，盲目投资兴建的淀粉厂、肥料厂、冷冻厂等21个工厂，或中途下马，或因为经济效益甚微而停办。如造船厂造出5艘机动船和人力船均因不合设计要求，於1961年报废，损失12万元。
在左的思想指导下，教育战线提出「一个月普及小学教育」、「三个月扫除文盲」等跃进口号，大搞全民办学，高指标、浮夸风盛行。是年秋，淮阳中学改为「淮阳大学」，淮阳师范改为「淮阳师范学院」。各部门、各公社也相继办起「农业中学」、「工业大学」、「淮阳县卫生学校」、「戏剧学校」、「盲聋哑学校」、「农业中学」等。队社还建立各种「红专大学」337所，学员达26，498人。同时各中小学合并，实行「集体住宿，集体吃饭，集体读书，集体劳动」。1959年，全县有幼稚园1，161处，2，042班，入园幼儿4.02万人；小学437处，2，246班，学生10.69万人；中学29处，180班，学生6，968班。由於学校猛增，师资、经费、校舍、设备等方面的需求超过实际承受能力。许多学校管理混乱，教学品质明显下降，新办大学徒有虚名。

【李学峰：淮阳县“大跃进”运动研究】注：基层的样本-3
2.人民公社化运动
1958年8月毛泽东在视察时说：「人民公社这个名字好，包括工农兵学商，管理生产，管理生活，管理政权」。并指出公社的最大特点是「一大二公」。9消息传来，8天时间全县撤销24个乡，建立13个人民公社。9月，贯彻中共中央《关於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县成立「人民公社淮阳联社」。原农业合作社的所有生产资料、固定资产、股份基金与社员的自留地、小果园、零星树木、猪、羊等均收归社有。个别公社实行全民所有制，部分公社实行粮食供给制，贫富队拉平平均分配。吃饭不要钱，月发零花钱。社员生活实行集体化，全县城乡建立公共食堂3，031个，入夥农户99.8%.从1958年8月成立人民公社到1959年3月，全县所有的公社、大队、小队和社直单位没有不颳共产风的。共产风所至之处，大至土地、牲口、房屋，小至碗、筷、针、线甚么都刮。这一时期，共产风范围广，平调项目多，数量大，平调的农副产品多，生活傢俱多，甚么都调，平调的方法简单，手续混乱，对生产力和社会财富破坏极大。10
公社组织形式军事化，大队、生产队、作业组按营、连、排编制，男女分别集体住宿。为了便於领导，开展了移村并庄运动，对一些较小村庄实行并村迁户。郑州会议前后（即从1958年公社化运动到1959年4月）共移村647个，佔总村数的31.1%.迁25，477户，佔总户数的16.7%.迁移村民142，831人，佔村民总数的22%.扒房40，133间。其中扒光的172村，佔县总村数的8.2%.11移村并庄给群众生活带来很大困难，很多地方出现一家三代同居一室的情景，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两户以上居住一屋的情况。
（三）风云变幻──1959年
1.不同声音
「大跃进」的极左路线，严重脱离实际，受到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抵制。一些农民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公共食堂提出了质疑，认为「大跃进是吹大气」、「年年喊增产，年年都减产。」有人说：「人多没好汤，猪多没好糠。食堂内整天喝些稀饭，把肚子撑得像磨盘一样。人走路时，先把脖子上挂块石头，不要被大风颳跑了……。」富裕中农尹保廷说：「光说大跃进，产量年年提高，我的生活年年下降，我看一年不如一年……。」七里河大队梁集老富裕中农郑华山说：「跃进跃进，啥时叫人累死完了就算甘心啦」。富裕中农曹全兴（党员）说：「人民公社不如高级社，高级社不如初级社，初级社不如互助组，互助组不如单干，解放后不如解放前，一步紧一步，步步吃亏，真是和割心的一模一样。」。徐庄大队徐庄生产队老富裕中农崔国成说公社食堂「吃的饭不如猪食，天天吃不饱，非叫孩子饿死就不中」、「食堂吃饭不胜小夥」等。郑集公社付楼大队老富裕中农王金明说：「食堂要好哩！我顿顿就没有吃饱过，还叫黑了白天干，真撑不了。」许庄大队老富裕中农张永成说：「搞水利化我看挖的坑坑洼洼的，弄的不成庄稼，把人累的一死一活的……」还有的主张取消供给制，说：「供给制出懒汉……」12.一些农民主张搞包产到户，实行四还原（即土地还原、牲口还原、农具还原、吃饭还原），实行个人地段生产责任制。
一些干部也表达了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不同看法。有些干部认为「58年大丰收是虚气」，「吹牛皮」，「徵购任务太多了，徵购任务一季完成没屌门」，「麦季徵购任务根本完不成」，有的干部看到了「群众生活苦，小孩饿的皮包骨头露青筋」、「人民公社化后房子扒的乱七八糟的，连一颗树都没有了」的情况，表现了对农民的同情和对人民公社的怀疑，说「人民公社优越性，把群众优死完了」。这些干部的有些说法是实事求是，切中时弊的。有些虽有些偏激，但也反映出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公共食堂中存在的严重问题。县委书记处书记，兼林蔡公社党委第一书记吴淩泽是这些干部中的典型代表。吴对林蔡乡社、队干部大放卫星很是不满，说：「你们这些人（指社队干部）一天到晚都在下面搞虚气，一吹多少多少，放点子美国卫星」，认为「林蔡条件差，牲口、农具少。不能搞那么高产量」，并且说「40亩地拉一车子麦，牲口瘦的像螳螂，三个牲口拉不动我一根屌毛。」吴对人民公社也提出了自己不同的看法，认为「公社化后群众没东西了，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群众生活降低了是制度问题」。他主张「将大队、生产队尽量划小」，「推行包工包产到户」的办法，他们还主张大队「不搞工厂（场）」，「将不应该下放的堿场、猪羊场等全部下放到户」。吴说「食堂除吃饭站队，吃冷饭，吃凉饭，吃剩饭，再找一点好处也没有了」。因此他就责令铁工厂铸小锅，并一天打三次电话问大队食堂是否解散了，勒令解散食堂，解散妇产院，幼稚园，敬老院。把适以公共食堂为主的集体福利组织「下放到户」。吴对当时浮夸作假、不实事求是的现象提出了批评，说「县委光听好的，不听坏的，使下边不敢说实话，谁提意见就说谁是右倾」。13这些表达了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公共食堂怀疑和不满的干部和群众在稍后的反右倾和整社运动中都受到了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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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有限的纠「左」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极左路线给广大农村带来很大混乱，对生产造成很大破坏。由於高徵购，再加上公共食堂的浪费，农民生活出现了困难的情况，一些地方停夥断炊，群众体质下降，浮肿病发生，一些地方甚至开始出现非正常死亡。在郑集公社，1958仅李营一个小队一年就死去23人。1958年11月2日至10日，毛泽东在郑州召集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和地方领导人参加的会议（第一次郑州会议）。会议明确指出：要划清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限，肯定现阶段是社会主义，人民公社基本上是集体所有制。会议规定了实行劳逸结合，既抓生产又抓生活的方针。11月28日至12月10日，中国共产党八届六中全会在武昌举行。全会通过了《关於人民公社的决议》。1959年3月，淮阳县委方始对人民公社的管理体制和若干政策进行了调整。这次整社使肆虐的共产风得到了一定遏制，平调物质、劳动力的现象大为减少，也使农业战线上的劳动力得到了保证，但对於整个「大跃进」来说，其纠「左」效果是极为有限的，对於建立公社时的经济遗留问题基本不作处理是对过去的一些共产行为的认可。1958年由於高徵购，农村留粮过，农民少生活困难，在粮食问题日益成为中心问题的情况下，整社的过程中仍然强调徵购任务必须完成，而没有真正採取措施解决农民吃饭问题，这不能不影响农民的生活、农业的生产。到6月份，淮阳县患浮肿病的人数已达14，000人。
3.「反右倾」
8月16日，中共中央八届八中全会结束。淮阳县委於8月18号上午接省委电话会议精神后，当日下午紧急召开了县委委员、乡党委第一书记、县直各科、局党员科、局长、淮阳师范、淮中党支部书记等共72人参加的会议。会上由县委书记处书记乔慕东传达了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公报；县委刘守福传达地委县委书记会议精神，并当夜进行了讨论。8月19日各乡又以县委委员和第一书记为主召开了乡党委委员、大队支部书记和相当此级的县、乡干部会议。在这两个会议上，在政治压力之下，干部们对「成绩」进行了充分的肯定，认为「1958年跃进成绩是巨大的，农业大丰收是我国历史上空前的大丰收」。会议还对右倾保守情绪进行了批判。一些干部检查了自己的右倾思想。会议上还大讲形式、大鼓干劲、大表先进，对「秋田管理到顶论」、「减产定局悲观论」、「条件论」等「右倾保守」情绪进行了批判。14
8月26日和30日，淮阳县委连续下发《关於开展反右倾、鼓干劲、大搞增产节约运动学习和宣传意见》和《关於在农村中开展反右倾机会主义思想运动的意见》，要求在干部中迅速掀起学习高潮，机关、学校、工厂，每天不少於两小时，每星期不少於20个小时；公社大队干部每日不少於1小时，每星期不少於15个小时，群众原则上是白天生产晚上辩论。但白天利用饭场、地头、工地、田间休息时也可以辩论，时间要灵活掌握。在学习、鸣放辩论的基础上，对干部进行排队，划右倾机会主义份子。
淮阳县委对1960年经济发展提出了高指标，工业：要完成31，500万元的生产总值，这将比1959年增长10.5倍。农业：要求小麦亩产300斤，总产3.6亿斤，秋粮亩产700斤，总产8，0430万斤。全年粮食总产量116，430万斤。小麦单产将比1959年的175斤增长41.7%，秋粮单产比1959年增长42%；全年总产量将比1959年77，733万斤增长42%；皮棉单产80斤，将比1959年单产55斤增长42%；芝麻单产140斤，将比1959年单产115斤增产21%；花生单产635斤，将比1959年单产增长19%.15政治压力之下，各生产单位争先恐后，并对生产指标进行了修订。仅两天时间就写决心书139，124份，挑战书35，965份，大字报1235，000余张。269个大队，2，649个生产队修订了生产计划，有101，426户制订了增产节约计划。城关镇2，550亩红薯由单产800斤改为1，360斤。
在「反右倾鼓干劲，以更大的跃进成绩来粉碎右倾机会主义的攻击」的口号下，浮夸风再次大兴，种种卫星腾空而起。截至10月20号统计，大会共收到各种喜报2，141份，放粮食卫星810颗；棉花卫星369颗；油料卫星479颗；麦播卫星578颗；红薯卫星429颗；採菜卫星740颗；积肥卫星929颗。16放卫星是县委统一安排的，县委规定：（1）在十号前报粮油卫星；（2）在十五号前完成切红薯片的卫星；（3）在二十号前完成红薯入库的卫星；（4）在十号前报精彩结束麦播的卫星；（5）在十号前报结束打场的卫星；（6）在二十五号前放大採乾菜的卫星；（7）在十五号前放分配工作的卫星。17反右倾运动中撤换基层党支部书记155人，支部委员129人，团支书60人，管理委员会委员263人，会计62人，生产队长936人，后补党员延长后补期的288人，取消后补党员资格的194人。批判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地打击了一大批坚持实事求是的同志，使党内民主生活遭到破坏，进一步助长了浮夸不实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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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勉力跃进──1960年
1.困难局面的出现
到了1959年冬天和1960年春天，在广大农村，由於缺粮，农民的生活都成了问题。食堂停夥，这一段时间发生食堂停夥的共113个大队，佔全县276个大队的40%；小队595个，佔21%；食堂616个，佔19.3%，人口122，299人，佔18.8%.由於粮食缺乏，劳动强度大，造成疾病流行。1959至1960年5月底，39，697人发生各种疾病，佔全县总人口的6.1%，其中：浮肿病计8，573人，佔发病人数的21.6%，佔全县总人口的1.31%；疟疾计8，180人，痢疾计3，828人，白喉计244人，伤寒计1，143人，妇女子宫下垂6，649人，其他疾病计11，079人。18面对飢饿的威胁，一些农民不得不背井离乡流往外地。1959年冬和1960年春共外流人口3，363人，佔全县总人口的0.51%.人都没了吃的，牲口更是顾不上，牲口也出现了大量死亡，1959年冬到1960年春共死亡牲口2，385头，佔牲口总头数的4.2%.其中：1959年冬死亡897头，1960年春死亡1，488头。19一些干部隐瞒缺粮饥荒的真实情况，冯塘公社宣传委员查应国住在阮桥大队在实际缺粮的情况下，对公社报告是自足队，到4月份每人吃到粮食5两8钱（16两秤）。这个大队在1960年春发生浮肿病165人，死去35人，牲口死亡56头。20
干群矛盾也十分突出。在冯塘公社，从1959年10月至1960年6月，上至公社党委，下至生产小队均不同程度的发生了违法乱纪。干部由於怕反右倾，怕说无魄力等，在斗争会上动手打人的有136人，佔大小队干部数的38.3%.违法乱纪的后果也是极其严重的。被违法乱纪3，017人，佔总人口的22.9%.其中致死的111人。21在林蔡公社，1959年冬1960年春发生违法乱纪1，274起，被打的群众1，394人，其中致伤的73人，致死的54人，打跑的107人。大何庄大队14个大队干部中，有严重违法乱纪7人，1959年冬1960年春共打269人，佔该队1，900人的14.1%，其中打死3人，因打致死3人，打伤3人，打跑5人。治保主任何庆学1人打61人，致死的3人。22当时在农村，干部打人是普遍的现象，这里只列举几个例子。新站公社万许庄大队副支书熊钦荣1959年以来共殴打社员41人，被打致死的3人。如1959年12月因贫农范照礼有病不能上工，向熊请假，熊不但不准，反扣饭、毒打，两天后死去。同年12月，熊带领民工在范楼挖河时因贫农社员范广林上工晚了一些，即进行斗争，后熊又亲自将范打数十骨碌子。当时打得不能行走，20天后死去。1959年12月24日大连公社王集大队赵楼小队农社员张洪远（27岁）多吃一个馍，被小队长赵兴亭发觉后即进行斗争。赵亲手将张打数十骨碌子，当时打得鼻口流血，十天死去。1960年元月因社员张洪江推磨将粮食弄撒一把，小队长赵兴亭不容分说将张按倒泥窝里毒打一顿后又跺数十脚，打得当时吐血，14天后死去。23当时干群关系十分紧张，一些干部被群众称作「新恶霸」。24
2.从「大战红五月」到「保粮保钢」
群众生活已经很成问题，但群众的劳动强度并没有因此降低。4月底，淮阳县委在四级干部会议上对组织五月生产新高潮进行了布置安排。淮阳县委认为：「只要我们抓住当前有利时机，大鼓干劲，胜利前进，就一定能掀起一个规模空前的更宏伟的生产高潮，达到五月满天遍地红，会内会外相映红。」会议要求：「大干六十天，抓好五、六月份的工作，保证夺取全面胜利」，「千方百计夺取小麦大丰收，要普施一遍肥，透浇一次水，特别要集中足够的力量，继续突击消灭三类苗，围攻低产区，每亩施化肥30-40斤或土化肥150-200斤。专人管理，天天观察，一抓到底，保证把三类苗、低产区消灭在5月10号前。继续消灭小麦黄锈病和吸浆虫，保证5月10号前实现无麦病、无虫麦、无不浇水小麦、无不追肥麦、无三类苗、无低产区麦的六无队、社，确保小麦大丰收。」25会议并对春播、秋天初期管理、养猪积肥等工作进行了布置。整日飢肠辘辘的社员已无力「跃进」，在林蔡等一些地方社员对抗旱进行了抵制。
1960年8月10日、14日，中共中央发出了「保粮保钢、大办农业、大办粮食」、「以保粮保钢为中心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和号召。10月4日，淮阳县委制订了《开展以保粮保钢为中心的增产节约方案》。《方案》制订了以下主要措施：（1）加强政治思想领导，加强生产第一线，抽出30%以上的干部充实基层。（2）立即缩短基本建设战线，所有大中型水利建设全部停止，劳动力马上归队参加农业生产，全力加强农业生产最前线，从各方面挤出50，000以上的劳力充实田间生产，无论甚么时间，凡是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任何单位都不能以任何藉口抽调一个人。（3）工业部门和其他各部门全力支援农业。（4）在抓好粮食作物生产的同时，也要抓好经济作物的生产，还有安排好集体生活。（5）继续深入开展群众性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6）在大搞增产节约运动中，既要开源又要节流，一切可以减免的开支要坚决减免，一切可以压缩的开支要坚决压缩。（7）为了保证增产节约运动更深入持久的开展下去，各级领导必须改进领导作风，坚决克服五多和追求形式，铺张浪费的现象。切实认真地和群众实行四同，密切党和群众的关系。特别要进一步贯彻党的各项政策，以便用政策充分发动群众，用政策调动广大干群的积极性。26保粮保钢政策的出台表明，经过近三年的大跃进，社会生产遭到了很大的破坏，出现了很困难的局面，大跃进的列车已前进困难，它的最终停驶已为期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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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更加困难局面的出现
由於严重的浮夸，淮阳县委过高的估计抗旱成绩，把歉年当成大丰收。县委第一书记乔慕东同志在县委扩大会议上的总结报告中认为形势一片大好，「夏粮丰收已成事实」。5月26日，县委认为「小麦生长普遍良好，它具有籽粒饱满、穗大、均匀的特点，丰收已成定局，特别是出现了丰产方、卫星田，只要作到颗粒还家，42，000多万斤粮食是有把握的，除去三项扣留完成徵购任务以外，尚有社会余粮1，300多万斤，这是完成徵购任务的雄厚物质力量。」276月中旬，淮阳县委虽然承认了「丰收的不平衡性」，但同时强调指出「坚定指导思想，对大丰收不要怀疑和动摇」28在灾情较为严重的情况下，县委对秋季产量作了较高的估计，县委估计，「全县秋季粮食总产将达26，226万斤，其中纯粮总产10，334斤，红薯总产15，892万斤。粮食总产量减去徵购、三留共需的25，739万斤（其中，需纯粮10，334万斤，需红薯15，505万斤），尚有余粮387万斤。」298月，县委再次对秋粮的产量作出了较高的估计，认为粮食总产将达26，150万斤，其中纯粮11，733万斤，红薯折粮14，417万斤。预计徵购纯粮400－500万斤，红薯折粮徵购3，000－3，500万斤，口粮、饲料、种子合计应留纯粮11，031万斤，红薯折粮10，123万斤，粮食总产减去三留、徵购粮后，将还有上千万斤的余额。由於淮阳县委没有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更由於来自上面的徵购压力（1959年夏季国家实际统购6，840万斤，加上公社自筹粮240万斤，共计7，080万斤，1960年徵购任务增加到7，800万斤），继续购过头粮，粮食的短缺使情况进一步恶化。即使麦收刚过，农民的飢饿状况也没有明显减轻，1960年6月1日至10月30日共发生各种病48，138人，佔全县总人口的7.3%.其中：浮肿病2，980人，佔发病人数的6.2%，佔全县总人数的0.45%，疟疾3，327人，痢疾4，389人，白喉446人，伤寒1，403人，妇女子宫下垂6，354人，其他疾病8，787人。3010月下旬，全县缺粮人口达到159，240人，共缺粮458.9万斤，折款366，000元，缺燃料折款432，002元，缺食盐折款212，055元，修建房子需款650，029元。31
4.「大跃进」列车的停驶
1960年11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於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11月中旬，中共中央工作组组长江文率领省、地工作组来到淮阳，传达贯彻中共中央《关於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即十二条）、《关於彻底纠正五风问题的指示》和中共河南省委的《十五条》，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中的严重失误。11月21号，县委第一书记乔慕东召开小队以上电话会议，传达了省、地委规定的有关政策，主要内容有：（1）从11月15日起，坚持半日劳动半日休息，每月男女社员放假4天。（2）允许社员家里有小锅，以前把社员家里的小锅拿走了，现在要还给社员，已经打了的要赔偿。（3）社员家里的粮食归社员所有，不允许到社员家里搜粮食，更不能反瞒产。（4）自留地坚决分，现有的食堂菜地不动，从耕地中拿出2.5%分给社员，愈快愈好，并且要帮助社员解决採种问题。（5）过去罚社员的钱，拿社员的东西，立即退还，并向社员道歉。在这之前，面对极端困难的情况，生产救灾工作已经开始进行了。10月下旬，淮阳县召开了生产救灾会议。会议对缺粮人口进行了统计，全县缺粮人口达159，240人，共缺粮458.9万斤。会上制订了以下一些措施（1）县、社分别建立了生产救灾委员会，下设办公室。（2）要求各部门要以生产救灾为中心，大力支援灾区。要求商业部门投资灾区1，000万元，并对灾区的农副产品的收购和生活、生产用品的供应加以适当照顾；银行向灾区增加投放贷款50万元；粮食部门除保证安排好灾区粮食外，并在加工运输方面予以适当照顾。（3）突出搞好灾区当前生产，保证收净、收细，颗粒归仓，种足种好，寸土不闲，特别要管好种好冬菜，除要求对现在蔬菜加水、加肥，加强管理以外，灾区每人再种8分到一亩混播菜，保证每人蔬菜面积达一亩以上。大搞小秋收运动，大搞代食品，大搞增产节约。（4）进一步做好灾区的劳动力调配工作，坚决贯彻执行劳逸结合政策，保证不夜战，保证社员有8个小时的睡眠和足够的休息时间，并在秋收麦种之后实行半日劳动半日休息的制度。
随着中共中央《关於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即十二条）、《关於彻底纠正五风问题的指示》和中共河南省委的《十五条》等档的贯彻和执行，淮阳县农业大跃进基本结束，淮阳县大跃进也进入了尾声。1961年1月举行的中国共产党八届九中全会正式确定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大幅度压低了1961年的国民经济计划指标，中止了大跃进运动，淮阳县大跃进也宣告结束。

【李学峰：淮阳县“大跃进”运动研究】注：基层的样本-7
二、淮阳县大跃进的后果

（一）疾病蔓延，出现非正常死亡
淮阳县共13个公社，273个大队，2，842个生产队，635，517人，1959年10月至1960年10月10日，先后共发生各种疾病62，216人，佔总人口的9.8%.其中：浮肿病8，573人，佔总人口的1.35%，佔发病人数的13.7%.在此期间共死亡11，967人，佔总人口的2.5%，占发病人数的19%.其中因浮肿病死的1，455人，佔死亡人数的12.2%，因干部作风死亡的371人，佔死亡人数的3.1%，其他疾病死亡的9，011人，佔死亡人数的75%，中毒死的14人，佔死亡人数的0.12%，因其他方面死亡的1，116人，佔死亡人数的9.3%.从死亡年龄来看：老年3，474人，佔死亡人数的70.7%；青壮年2，366人，佔死亡人数的19%；小孩1，227人，佔死亡人数的10.2%.从死亡时间上看：属於1959年冬死亡的2，867人，佔死亡人数的24%；属於1960年春死亡的5，575人，佔死亡人数的29.4%.从发生疾病的范围上看：全县13个公社，276个大队，或多或少、程度不同的先后都有发生。32在郑集公社和林蔡公社情况尤其严重，从1958年10月1号至1960年10底，郑集公社共2，606人死亡，其中正常死亡的1，537人，非正常死亡1，069人，佔全公社人口的1.9%.从非正常死亡的原因上看：因扣夥饿死140人，因打致死的80人，因生活死亡333人，因害病该治未治死亡的219人，因传染病治不好的219人，其他方面死亡112人。33从1959年10月至1960年10月底，林蔡公社共死2，061人，佔总人口的3.44%，其中正常死亡的1，255人，非正常死亡的807人（这只是档案数位，实际情况可能更严重）。其中死人佔4%以上的13个大队外流1，034户，佔总户的6.89%，1，548人，佔总人口的2.54%.34
从1950年至1956年，除1953年外，淮阳县人口每年增长都在15%以上，而1958年至1961年，由於大跃进的影响，人口增长率都在9%以下，1960年人口净减8，117人，负增长12.03%，这是淮阳县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唯一的一次人口负增长，死亡16，205人也是1950年以来年死亡人口最多的。大跃进造成多少人非正常死亡，现在已不可能获得一个准确的数字，但下面的例子足以说明饿死人情况的严重。现王店乡李庄自然村在大跃进期间百十口村民中共非正常死亡30人，具体死亡情况如下：于天祥之子四顺；于全勤的三个男孩；于全友的三个男孩；于全河之女尾儿；于全明之女篮儿；于振启父母；于振江一女；李明仁一子黑尾巴；李守仁一子心意、一女银；李义仁的三个男孩；李春花的两个男孩心胜、心旺；李友仁父亲；李东仁的父亲和女儿慈；李春杖妻子和儿子铁蛋（送人后被饿死）；李太阿之女雪；李成仁的祖父；李春玉的父亲；李会仁的祖父。另外村民李好仁的兄弟送人后死活不知。在死人情况最严重的1960年春，惨象令人触目惊心。在西王楼联队，村民于全洼和李金堂一晚埋了三个。埋了一个后，于全洼又叫李金堂埋人，李金堂说：「表叔，你咋光叫我耶？」于全洼说：「我不叫你叫谁耶，村里人（指青壮年男子）都挖河去了。」出了门后，于全洼对李金堂说：「咱抬俩还是抬一个耶？」李金堂后来说一听到这吓得他腿都软了。当时饿死的主要是老人和孩子，飢饿使父子不能相顾。35
（二）生产遭到严重破坏
首先，粮食作物亩产下降，总产量降低。淮阳县1958年－1961年粮食生产情况见下表。

从上表可以看出，由於大跃进的破坏，从1958年到1961年虽然播种面积逐年增加，粮食单产和总产量却连年下降。其次，畜牧养殖业也遭到破坏。1958年后，由於实行人民公社化，大牲畜以生产队为单位合槽喂养，在粮食紧张的情况下，饲料、饲草不足，再加上实行「大兵团作战」，对牲畜无代价调用，牲畜体质差、劳役过重，造成部分牲畜死亡和繁殖力下降，一些地方出现了以人代耕的现象。
林业也遭到很大程度的破坏，1958年，由於并村迁户，树木很多被砍伐，加之公共食堂烧柴，树木滥伐严重，毁树200多万株。造林面积1957年、1958年、1959年、1960年和1961年分别为22，500亩、8，400亩、5，800亩、2，800亩、2，000亩，逞逐年锐减的态势。造林株数1957年、1958年、1959年、1960年、1961年分别为400万株、200万株、100万株、80万株、和70万株。林业遭到破坏不仅使财产受到损失，生态环境也遭到很大破坏。

【李学峰：淮阳县“大跃进”运动研究】注：基层的样本-8
三、天灾抑或人祸

（一）不能归罪於天
《淮阳县志》大事记里这样记载：「6月至9月，108天无雨，乾旱严重。」在淮阳县档案局的档案档里也多次提到108天无雨，彷彿108天无雨是凿凿有据的了，但事实却完全不是这样。在《淮阳县志》里清楚记载着1956年6到9月的降水量分别是114.8毫米、30.7毫米、12.2毫米和50.8毫米。所谓108天无雨是夸大灾情，推脱人责、归罪於天的弥天大谎。1958年、1959年、1960年的年降水量分别是787.8毫米、492.3毫米和626.3毫米，三年中即使是年降水量最小的1959年的降水量也大於1966年的423.6毫米和1986年的484.3厘米。再从粮食实际产量来看，1958年、1959年、1960年的粮食总产量分别是1，6058.5万公斤、13，234万公斤和12，894万公斤，三年中产量最低的1960年的粮食产量也远远高於1963年的7，452.5公斤。所以，把1959年和1960年出现的严重困难局面归罪於天是错误的。
（二）竭泽而渔酿恶果
淮阳县在1959年和1960年出现严重困难局面主要是竭泽而渔的结果。1958年、1959年、1960年三年的粮食徵购量分别达到8，532万公斤、5，655万公斤、和2，866万公斤，分别达到当年总产量的53%、43%和22%，粮食的徵购量远远超过了农民的承受能力。由於高徵购，造成许多食堂停夥，从1959年冬到1960年春，发生食堂停夥的共113个大队，佔全县276个大队的40%；小队595个，佔全县小队的21%；食堂616个，佔全县食堂的19.3%；人口122，299人，佔总人口的18.8%.36为了活命，老百姓只得吃到处搜寻野菜、树叶、烂菜叶，连黄花菜根的老母子都挖出来吃了，这种东西吃就拉肚子。即使不停夥的时候情况也不乐观。「大夥上的馍洋火盒，大夥上的麵条捞不着，筷子沏猛子捞个红薯梗子，筷子一撅捞个红薯叶。」这是当时淮阳的一个民谣，也是当时农民生活的一个真实写照。不仅徵购方面竭泽而渔，而且在劳动方面也竭泽而渔，农民们不仅要在白天劳动，晚上也要加班；除了要干农活，还要修水利、除四害等。一些干部为夺红旗，争先进，以劳动不积极、不跃进、右倾为名对群众进行打骂，捆绑。37社员即使生病也要上工。1960年2月贫农社员葛照祥，72岁，因病不能上工，被小队长张尚德打得头破血流，昏倒在地，被人架回家死去。4月贫农社员葛应修腿肿流血不能上工，张尚德强迫其劳动，葛提了他的意见，被拳打脚踢，因伤重而死。381960年3月因贫农张复健有病不能上工，项金高（黄集公社双庙刘大队项庄村小队队长）跟副队长张传志说：「咱俩是个灵先生，给他治治病！」进行拳打脚踢，拧耳朵，因打得过重二十天死去。自1959年10月至1960年9月，项金高以社员上工晚为理由，共殴打社员31人（中贫农27人，地富4人），被打致死的2人，打伤的3人。39在粮食十分紧张的情况下，「饿饭」也成为干部「督促」社员劳动的重要手段。社员即使生病也要参加劳动，不参加劳动，干部就不让吃饭。王店公社劳桥大队支书业茂中规定病人不能干活不叫吃饭，饿死6人。在「大跃进」时期，整个淮阳县「违法乱纪」情况十分严重，干部对群众採取多种手段进行摧残，真可谓无所不用其极，达到令人发指的地步。其方法有：捆绑、吊打、脚踢、拳打、辩论斗争、箩面战、推、拿架子、打肉夯、坐老虎凳、跪砖头、跪坷垃、拔鬍子、拔头发、扣饭、停餐、罚款、罚劳役、罚吃大辣、罚晒太阳、罚站、罚吃屎、罚头顶裤裆、挎砖头、双羊顶头、扣发工资、扒衣服冻、打花脸、戴绿帽子、游街、针扎嘴、拧耳朵、顶风跑、踢阴道、雨淋、扣押、翻搜、拘留、割耳朵、活埋等50余种。40
在强制之下，农民从事着高强度的劳动，他们夜以继日的劳作，没有星期天，甚至春节也不能休息。1958年春节前，县、乡、社、队召开群众会，提出打破常规过春节，春节不停工，提前实现水利化，宣誓的人在12万人以上，春节一天出动劳动力425，000人，完成土方127万方。411959年冬和1960年春，在群众生活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全县水利工程仍在进行，先后完成蔡河、淮南、淮北三大引水渠，并完成34条支渠，200条斗渠，2，500条农渠，31，500条毛渠，总长5，642公里，开挖5，627万土方。42在衣不能蔽体，食不能果腹的境况下，农民们日以继夜地从事着高强度劳动，这不能不损害社员们的身体，不能不影响他们的生产积极性，也不可能不影响生产。

【李学峰：淮阳县“大跃进”运动研究】注：基层的样本-9
四、反思

中国曾经有过极其辉煌的历史，但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她经历了长达一个世纪的屈辱历程。优秀的中华儿女浴血奋战，不断探索，终於找到、走上了一条适合中国发展的道路，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毛泽东和他领导的中国共产党雄心万丈，矢志在较短的时间把中国建设成一个富强的国家，但二十世纪50、60年代的中国还是一个农业国，生产落后，工业基础薄弱，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需要长时间、几代人的不断努力。毛泽东和他领导的政党显然对於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和艰巨性缺乏足够的认识，革命斗争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济的迅速恢复、建设的顺利进行、抗美援朝的胜利，这都使毛泽东和他领导的政党对建设充满信心，他们相信中国能够迅速发展，在不太长的时间就能赶上甚至超过一些先进国家，大跃进就是一种尝试──一种破除迷信（包括对苏联的迷信）、一种打破一切常规（包括苏联和我们曾经有过的成功经验）的尝试。大跃进是由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但这并不代表有这种想法的只有他一个人，这种想法在中国共产党各级干部当中是相当普遍、很有市场的！
没有人能够阻挡大跃进的巨流，淮阳县自然也被卷入到这一洪流当中。当时的淮阳县基本上可以说是中国的一个缩影，农业生产十分落后，几乎没有任何工业，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淮阳县开始了「大跃进」。淮阳人民是吃苦耐劳的，为了改变贫穷的面貌，他们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农民们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他们没有星期天，没有节假日，甚至春节这一天也得不到休息，他们夜以继日地劳作，而他们的生活却是每况愈下，经常处於食不果腹、缺衣少穿的悲惨境地。共产风颳走了农民的屋、家畜家禽、树木，使本来就不富有的农民变得几乎一无所有，这不能不影响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於是干部的强迫命令就变本加厉，採取暴力手段督促群众劳动，干部和群众的关系空前紧张。
淮阳县大跃进不能说没有一点成绩，1959年在旱情极其严重的情况下亩产达到58.5公斤，比1953年的亩产58.31公斤、1954年的46.48公斤还要高，这不能不说是大跃进的成绩。但大跃进的得是远远小於失的，大跃进使农业生产受到严重影响，土地荒芜，亩产量降低，总产下降，人民（尤其是农民）生活困难，体质下降，人口外流，疾病流行，甚至出现了人口的非正常死亡。
淮阳县的情况在全国不是孤立的，是相当普遍的。
大跃进的发动旨在发展生产，改变落后的面貌，使国家迅速强大，人民们迅速过上幸福生活，结果却事与愿违，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实在令人痛心。
要避免大跃进的悲剧重演，决策者的决策在推行之前要经过充分论证和试点总结，决策者在决策的时候要充分考虑到人民的个人利益，政策要有延续性，不能靠颳风式的运动来搞建设，还有要加强民主和法制建设，这样大跃进中种种违法乱纪现象才能在很大程度上被减少，干部草菅人命、随便虐人至死等惨剧才不会再次上演。

注释
1《为实现中央40条农业发展纲要号召全党动员全民动手迅速开展农田水利运动的意见》，淮阳县档案局档案县委卷，档案案宗号228.
2《关於组织全民学习讨论〈1956年至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意见》，淮阳县档案局档案县委卷，档案案宗号228.
3《中共淮阳县委第二次促进会议的总结报告》，淮阳县档案局档案县委卷，档案案宗号277.
4《中共淮阳县委第二次促进会议的总结报告》，淮阳县档案局档案县委卷，档案案宗号277.
5《淮阳县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基本总结》，淮阳县档案局档案县委卷，档案卷案宗号277.
6《淮阳县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基本总结》，淮阳县档案局档案县委卷，档案卷案宗号277.
7《中共淮阳县委关於冯塘公社干部违法乱纪情况给地委的报告》，淮阳县档案局档案县委卷，档案案宗号406.
8《关於郑集公社五风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淮阳县档案局档案县委卷，档案案宗号392.
9《毛泽东同志视察河南农村》，《人民日报》，1958年8月12日第1版。
10《关於郑集公社五风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淮阳县档案局档案县委卷，档案案宗号392.
11《在县委召开公社第一书记和答对支书会议上的材料汇集》，淮阳县档案局档案县委卷，档案案宗号392.
12《中共淮阳县委关於整党整社和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初步小结》，淮阳县档案局档案县委卷，档案卷宗号337.
13《中共淮阳县委三级干部会议总结提纲》，淮阳县档案局档案县委卷，档案卷宗号334.
14《关於贯彻中共八届八中全会的报告》，淮阳县档案局档案县委卷，档案案宗号334.
15《中共淮阳县委关於59年四季度工作安排和60年跃进规划》，淮阳县档案局档案县委卷，档案案宗号338.
16《中共淮阳县委三级干部会议第一阶段总结》，淮阳县档案局档案县委卷，档案案宗号334.
17《中共淮阳县委关於召开三级干部会议期间几项工作的安排》，淮阳县档案局档案县委卷，档案案宗号338.
18《关於去冬今春以来对粮食生活安排教训和违法乱纪的情况的初步检查、检讨报告》，淮阳县档案局档案县委卷，档案案宗号406.
19《关於去冬今春以来对粮食生活安排教训和违法乱纪的情况的初步检查、检讨报告》，淮阳县档案局档案县委卷，档案案宗号406.
20《中共淮阳县委关於冯塘公社违法乱纪情况的检查处理报告》，淮阳县档案局档案县委卷，档案案宗号406.
21《中共淮阳县委关於冯塘公社违法乱纪情况的检查处理报告》，淮阳县档案局档案县委卷，档案案宗号406.
22《中共淮阳县委对林蔡公社普查情况的报告》，淮阳县档案局档案县委卷，档案案宗号392.
23《中共淮阳县委监察委员会关於丘成礼等七人严重违法乱纪情况的处理报告》，淮阳县档案局档案县委卷，档案案宗号406.
24《关於郑集公社五风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淮阳县档案局档案县委卷，档案案宗号392.
25《中共淮阳县委关於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人民公社促进生产大发展保证实现一九六0年持续大跃进的报告》，淮阳县档案局档案县委卷，档案案宗号394.
26《中共淮阳县委关於开展以保粮保钢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的方案》，淮阳县档案局档案县委卷，档案案宗号394.
27《县委第一书记乔慕东同志在县委扩大会议上的总结报告》，淮阳县档案局档案县委卷，档案案宗号390.
28《乔书记在县三级书记会议上的总结》，淮阳县档案局档案县委卷，档案案宗号390.
29《初步试算五笔帐》，淮阳县档案局档案县委卷，档案案宗号399.
30《关於去冬今春以来对粮食生活安排教训和违法乱纪的情况的初步检查、检讨报告》，淮阳县档案局档案县委卷，档案案宗号406.
31《关於生产救灾会议情况报告》，淮阳县档案局档案县委卷，档案案宗号399.
32《中共淮阳县委监察委员会关於一九五九年十月至一九六零年十月十号各种疾病和死亡情况的检查报告》，淮阳县档案局档案县委卷，档案案宗号419.
33《关於郑集公社五风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淮阳县档案局档案县委卷，档案案宗号392.
34《中共淮阳县委对林蔡公社普查情况的报告》，淮阳县档案局档案县委卷，档案案宗号392.
35根据李庄自然村村民皮梅英口述整理。皮梅英，71岁，当时是王店公社王楼大队社员。
36《关於去冬今春以来对粮食生活安排教训和违法乱纪的情况的初步检查、检讨报告》，淮阳县档案局档案县委卷，档案案宗号406.
37《在县委召开公社第一书记和大队支书会议上的材料汇集》，淮阳档案局档案县委卷，档案案宗号392.
38《中共淮阳县委监察委员会关於冯塘公社刘陈大队严重违法乱纪的检查处理的通报》，淮阳县档案局档案县委卷，档案案宗号340.
39《中共淮阳县委监察委员会关於丘成礼等七人严重违法乱纪情况的处理报告》，淮阳县档案局档案县委卷，档案案宗号406.
40《中共淮阳县委监察委员会关於1959年10月至1960年10月干部违法乱纪检查处理情况的报告》，淮阳档案局档案县委卷，档案案宗号419.
41《淮阳县委工作报告》，淮阳县档案局档案县委卷，档案案宗号277.
42《中共淮阳县委关於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人民公社促进生产大发展保证实现一九六0年持续大跃进的报告》，淮阳县档案局档案县委卷，档案案宗号394.

1958年-1960年的三年“大跃进”，导致了1959年-1961年的“三年困难期”，其中1960年最苦。

按《当代中国的粮食工作》披露【赵发生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106-10页】，1959年到1961年，三年粮食的平均产量为3073亿斤，比一五计划收官之年的1957年减产21.2%。三年年平均粮食产量比1957年减少827.8亿斤，而平均每年征购的粮食则比1957年增加了95。8亿斤，粮食征购占总产量的比例平均高达34.4%，其中1959年高达39.6%。
1960年12月,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关于粮食和市场问题的汇报提纲》分析说：1958，1959两年大约多征购贸易粮200亿斤左右。这显然是执政者误判粮食生产形势，如果国内都大面积缺粮，还会用粮食做出口贸易吗?

连续三年的高征购，导致农村占有粮食大幅度减少。全国农村平均每人全年粮食占有量由1957年的589斤下降到1960年的429斤，重灾区每人每天只有几两口粮。

由于没有了饲料粮，牲畜大批死亡，1961年末骡、马、驴、牛的存栏数为6949万头，比1957年末的存栏8382万头减少17.1%；1961年末生猪存栏只有7227万头，比1957年末存栏14590万头减少一半以上。

农村集体化制度下，34%的国家征购与中国历代相比是个什么水平？

采钱穆《历代政治得失》的两个不同的例子，汉代“耕地归民间私有。既属私有，自可自由买卖。政府只管按田收税”，基本采用“三十税一”，“在文帝时，曾全部免收田租，前后历十一年之久。”，相当的低。

另一参照是唐代田赋制度，称为“租”“庸”“调”，其立意是防止汉代土地私有带来的兼并之祸，唐采用土地公有。钱穆书中介绍：
“租是配给人民以耕种的田地，年老仍缴还政府。在其授田时期，令其负担相当的租额。这是一种均田制度。
而均田则全属中央政府，即国家。均田是郡县制度下的井田，而井田则是封建制度下的均田。说到租额，则仅为四十税一，较之汉代三十取一，更为优减。

唐代租庸调制，最要用意，在为民制产，务使大家有田地，自可向国家完粮。耕种田地的自然是壮丁，便可抽出余暇，为国家义务服役。有丁有田，自然有家，农业社会里的家庭工业，最要的是织丝织麻，国家征收他一部分的赢余，也不为病。唐代租庸调制，大体比汉代定额更轻，说得上是一种轻徭薄赋的制度。而且租庸调项目分明，有田始有租，有身始有庸，有家始有调。此制的最高用意，在使有身者同时必有田有家，于是对政府征收此轻微的税额，将会觉得易于负担，不感痛苦。这是唐制较胜于汉制之所在。

历史上，土地公有，还是私有，中国人其实都有实践。

传统农业社会，经济发展受制于土地产出，本身就是一种短缺经济模式。

当和平日久，人口自然增长，而土地产出不足，无论土地公有，还是私有，都无法解决此问题。而中国皇权专制社会下，“重农抑商”的国策，又无法给丧失土地的农民，以及新增的人口在手工业和商业领域提供充分地就业，这个矛盾就更突出，治乱循坏由此产生。

而之所以抑制民间工商发展，皇权在上，只有一个原因“维稳”。任何专制下，都不会允许民间社会壮大，威胁皇权。

钢铁工业可以说是三年工业“大跃进”的核心,这一时期的钢铁工业固然取得了一些发展,但却付出了极为沉重的代价。

“大跃进”时期,提出了 “以钢为纲”的建设方针,钢铁工业被放在首要位置,因此,向钢铁工业的投资额迅速增加。1958年至1960年,钢铁工业部门基建投资额三年合计达到117.36亿元,是整个“一五”时期投资额的4倍。【《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资料(1950-1985)》,中统计出版社,1987年,第79-80页。】

1957年春夏之交,为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办钢铁的两个积极性,冶金工业部门提出了“二五”计划期间要搞“三大、五中、十八小”的建设方案。“三大”是指继续完成鞍钢、武钢、包钢三大钢铁公司的建设。“五中”是指把已有一定基础的太原钢铁公司、重庆钢铁公司、安徽马鞍山钢铁公司、石景山钢铁公司(后改名为首都钢铁公司),进一步IT建为年产能力50—100万吨钢的中型钢铁厂,同时在湖南新建中型规模的湘潭钢铁厂。“十八小”是指新建18个年产能力在10—30万吨钢的小型钢铁厂。按照规划,它们是:河北邯鄰、山西临纷、江西新余、广西柳州、广东广州、四川江油、福建三明、安徽合肥、新疆八一、贵州贵阳、浙江杭州、江苏南京、湖北鄂城、山东济南、湖南链源、河南安阳、甘肃兰州和吉林通化等18个钢铁厂。这个方案受到“大跃进”的冲击,有的项目延缓了建设进度,有的项目建设陷于停顿状态,如包钢等。

1958年,在钢铁产量翻番的压力下,各地兴起了“小土群”的建设、大刮浮夸风,严重的冲击了大中型钢铁厂的建设。大型和中型钢铁厂的建设受到的冲击表现在:不顾质量,追求数量,生产了一些质量不合格的钢铁;拚设备,为了夺高产,连续三年突击生产,设备不能按计划检修,长期超负荷运转,损坏严重,最后不得不停产检修;在产量压力下,许多钢铁厂也抢建了一批“小洋群”的炼铁、炼钢设备,耗费了大量的资金、设备、材料，虽增产了一些不合格的钢铁,但最后不得不拆掉或改作他用;更为严重的是,在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的影响和冲击下,原有的管理制度受到很大的破坏。在片面追求产量的压力下,绝大多数大中企业管理松她,经济效益明显下降,产品质量差。

1959年、1960年,钢产量继续维持高指标,但是小土炉已生产不出铁水;“小洋群”生产的生铁质量不能保证,耗能又多,煤炭也供应不上。因此,1959年钢铁工业基本建设的主攻方向,已由“小土群”转向“小洋群”,并抓紧了“三大”、“五中”的建设,抢建各省市自治区的中小型钢铁厂(数量己从“十八小”发展到34个,规模也有了变化)。1960年钢铁工业基本建设的主要力量更是集中到大中型建设项目上。

钢铁工业的主要问题是铁多质量差,钢和钢材生产的少,引起了钢铁生产比例失调,也加大了钢铁工业同其他有关部门之间的矛盾。1958年全国钢产量为1130万吨,好钢只有800万吨;在1947万吨生铁总产量中,含铁在90%以上的二:类铁约1300万吨,仅占 68%。

从数量上看,1958年相比1957年年,钢增长107%,钢材增长42%,铁增长131%;从质量上看,合格的钢只增长58%,合格的铁只增长62%。1959年1-4月份生铁产量606万吨,大约有150万吨左右是不能使用的坏铁,占总量的1/4左右。而由于铁的质量低,许多铁未能成钢,钢与铁的对比中,铁的数量一直成增高之势。具体见表5

由于钢、铁和钢材比例扩大,不仅引起了钢铁工业内部的紧张状况,而且也扩大了钢铁同其他部门之间的矛盾。八大品种占钢材总产量比重有所下降,1957年为42.3%,1959年为42.9%,1960年为37.1左右。其中优质钢材占总产量的比重,1957年为9.9%,1959年为9.5%,1960年下降到8. 2%左右。

尽管如此,三年中,钢铁工业大中型建设项目尽管受到了“大跃进”的冲击,但始终没有停止。特别是经过后两年的奋斗,上海建成了一批转炉,形成了近300万吨的炼钢能力。天津建成仅百吨炼钢能力，北京建设了北京钢厂和北京特殊钢厂，也有几十万吨的炼钢能力。石景山钢铁公司建成30吨转炉炼钢厂，鞍钢建成了第三炼钢厂。武钢2座高炉、5座平炉也陆续建成。太钢、重钢、唐钢和一批特殊钢厂都扩大了生产能力。

各省市自治区的地方钢铁厂,建设得快的也初步形成了炼铁、炼钢和札钢能力。国民经济调整时期,钢铁工业是调整的重点。为了把钢铁工业速度压下来,冶金部采取了一些调整措施:精简职工,即停办“小洋群”,把人送回农村加强农业;压缩基建投资,停止大部分项目的建设;把钢产量指标降下来;关停并转,保护设备。通过调整,1963年以后钢铁工业重新步入正规,产量逐年增长。

总之,“大跃进”中大炼钢铁固然促进了钢铁工业的发展,但是耗费了巨大人力、物力、财力,过于高昂的付出和所得不成比例;致使整个工业也失去平衡,显得畸形,严重影响了工业的正常发展进程。

工业大跃进的严重后果

从1958年幵始的工业“大跃迸”,是在“反右”运动和批评“反冒进”的政治压力下骤然而起,不仅打乱了原有的经济体制,而且在“破除迷信”的口号下违背了经济运行的规律,其恶果十分严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工农业比例严重失调。

“大跃进”期间工业的畸形生产与建设超过了农业对工业的负荷能力,破坏了工农业之间合理的比例。从1957到1960年,我国工业总产值由704亿元增至1637亿元,增长32. 5%;而农业总产值却由537亿元减为457亿元,下降14. 9%。工业与农业的产
值比例由1.31:1变为3.58:1,工业的增长越来越超过农业的负担。粮食产量从1958年的20000万吨降至1960年的14350万吨,1960年粮食产量甚至低于1951年的14369万吨。1958年增产495万吨,但由于城镇人口增长迅猛,粮食需要量迅速上升,粮食收
购量提高到5876万吨,超过增产数一倍以上。1959年粮食减产3000万吨,但收购量继续增加864.万吨,收购量占粮食产量的39.7%。1960年粮食又减产了2650万吨,收购量减少了1635.5万吨。1其后果是,一方面,城市粮食供应很不稳定,京、津、沪、辽宁等大城市和工业区的粮食库存非常薄弱,相当一部分城乡居民患了浮肿病;另一方面,严重缺粮导致全国范围内出现大量的人口非正常死亡现象。原料的缺乏还使轻工业产值从1960年起大幅下降。

(二)工业交通内部各种比例关系严重失调。

一是轻重工业比例失调。本来“一五”时期就有重工业偏重的倾向,“大跃进”使得钢铁工业为中心,着重发展与钢铁有关的煤炭、电力、机械等部门,而与生活息息相关的轻工业受到挤压,出现轻重工业比例严重失调的局面。从1957年到1960年,轻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由55%降至33.4%,重工业由45%升至66.6%。2三年中重工业投资达545.7亿元,而轻工业投资仅为12%左右,同时为了保证钢铁生产,轻工业所需的燃料动力、刚才、木材等原材料以及运输能力经常被挤占,使其生产能力得不到充分的发挥。相对于重工业,轻工业的发展被严重滞后,不仅产品质量下降,市场供应也短缺,影响人民的正常生活。

二是重工业内部比例失调。钢铁冶炼工业的独占鳌头,造成重工业内部加工工业和采掘工业的比例关系严重失调。采掘工业是原材料工业的基础,发展需要的投资大,周期长。在“一五”时期,采掘工业占重工业投资的28.6%,原材料工业占33.8%。“大跃进”三年中,釆掘工业的投资比重降至21.7%,原材料工业增至42.3%。这种不合理的关系,致使采掘的能力跟不上冶炼的需要,FI后的钢铁工业也举步维艰。煤矿的发展同样跟不上冶炼生产的需要原煤供应紧张,民众生活受到影响。

三是工业与交通运输比例失调。1957年到1960年,工业总产值增长了1.3倍,生铁产量增加3.6倍,铁矿石产量增加4.8倍,煤产量增加2. 03倍,而全国货运量只增加1. 1倍,满足不了煤、铁增长的需要。


(三)工业经济效益低下。

根据国家计委1962年的《十年计划工作经验总结(草稿)》,可以看出,三年的工业经济效益显著下降,浪费损失很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很多产品质量下降。例如生铁合格率由1957年的99. 4%下降到1960年的74. 9%,其中重点钢铁厂由99. 4%下降到85. 9%;中央直属煤矿的煤炭灰分,由第一个5年平均的21%提高到I960年的24%,等于损失煤炭397万吨。

二是劳动生产率降低。工业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I960年是7054元,比1957年的8005元下降12%;农业劳动生产率1960年是175元,比1957年的223元下降21.5%。工农业劳动生产率的下降,严重影响了国民收入的增长。

三是成本增加,物质消耗提高。全国工业企业每百元产值的生产费用从1957年的51. 4元增加到1960年的56. 4元,增加了 10%。工业企业的物质消耗提高,浪费增加,如每亿元工业总产值平均耗用的电力,从1957年的2501万度上升到1961年的3443万度,增加38%;每亿元工业总产值平均耗用的煤炭,1957年10万吨左右,1961年21万吨,多耗用了1倍以上。此外,由于经营管理不善,霉烂变质和损坏的物资很大,损失不小。

四是铺张浪费严重。在许多生产企业中,盲目加人,窝工现象严重,不讲经济核算,大量浪费人力。在基本建设方面,过多地占用农田好地,筹建机构成立过早,人员过多;不是直接为生产服务的非生产性建设搞的很普遍,标准高,浪费严重。

五是安全生产差,事故频繁,伤亡严重。1960年,全国各工矿、交通企业职工因事故死亡22511人，
1950年增加2.5%。其中,煤炭系统最多,死亡7081人,比1959年增加17%;冶金系统次之,死亡4556人，铁道系统死亡1595人,比1959年增加28%。此外,由于交通事故而死亡的非交通部门人员也增加，仅铁道部统计，即达5300人，比1959年增加46%.


(四)市场供应紧张,人民生活严重困难。

“大跃进”造成了市场供求紧张,全国城乡居民的消费水平明显下降。一方面粮食减产,另一方面企业职工人数迅速增加,粮食的消费量猛增。I960年粮食征购率达35.6%,当年的销售量却大于库存620万吨,全国出现紧张局面。1960年全国居民消费水平比1959年下降13.6%;人均主要食品消费量较上年的186.5公斤降到163.5公斤,下降12.3%;食油由2.25公斤降到1.85公斤,下降18%;猪肉3公斤下降到1.55公斤,下降48%。“大跃进”导致三年经济严重困难,1960年全国死亡率达25.43%。,该年人口死
亡率超过40%。省份就有5个:安徽、贵州、四川、甘肃、青海。估计前后人口减少3000万以上,造成空前严重的大饥荒。

轻工业的生产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一些日用商品,甚至如食用油、食盐、盆、锅、火柴、碗、筷之类的出现严重供应不足。至1960年9月,各地凭证、凭票供应的商品多达几十种。

如与国际上比较,三年“大跃进”,我国与世界的差距明显拉大,中日经济差距正是在这期间年迅速拉幵。1957年以前,我国的国民收入总值高于日本。当年我国的国民收入总值为369亿美元,日本为279亿美元。“大跃进”期间的大干快上造成国民经济
的混乱,之后经过数年的调整,经济增长缓慢;而日本却以14.2%的高速度增长。从1961年起,日本的国民收入总值超过了我国,自此之后,差距逐渐加大。

“大跃进”时期工业上固然也有发展,但这是相关人员在抵制“大跃进”与遵循经济发展规律上取得的,与“大跃进”运动并没有直接或必然的联系。事实上,我们完全可以通过遵循经济发展的规律,以代价小得多的方式取得经济建设和发展的更大成就。

市场供应紧张,人民生活严重困难。

“大跃进”造成了市场供求紧张,全国城乡居民的消费水平明显下降。一方面粮食减产,另一方面企业职工人数迅速增加,粮食的消费量猛增。I960年粮食征购率达35.6%,当年的销售量却大于库存620万吨,全国出现紧张局面。1960年全国居民消费水平比1959年下降13.6%;人均主要食品消费量较上年的186.5公斤降到163.5公斤,下降12.3%;食油由2.25公斤降到1.85公斤,下降18%;猪肉3公斤下降到1.55公斤,下降48%。

轻工业的生产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一些日用商品,甚至如食用油、食盐、盆、锅、火柴、碗、筷之类的出现严重供应不足。至1960年9月,各地凭证、凭票供应的商品多达几十种。

如与国际上比较,三年“大跃进”,我国与世界的差距明显拉大,中日经济差距正是在这期间年迅速拉幵。1957年以前,我国的国民收入总值高于日本。当年我国的国民收入总值为369亿美元,日本为279亿美元。“大跃进”期间的大干快上造成国民经济
的混乱,之后经过数年的调整,经济增长缓慢;而日本却以14.2%的高速度增长。从1961年起,日本的国民收入总值超过了我国,自此之后,差距逐渐加大。

“大跃进”时期工业上固然也有发展,但这是相关人员在抵制“大跃进”与遵循经济发展规律上取得的,与“大跃进”运动并没有直接或必然的联系。事实上,我们完全可以通过遵循经济发展的规律,以代价小得多的方式取得经济建设和发展的更大成就。

工业经济效益低下。

根据国家计委1962年的《十年计划工作经验总结(草稿)》,可以看出,三年的工业经济效益显著下降,浪费损失很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很多产品质量下降。例如生铁合格率由1957年的99. 4%下降到1960年的74. 9%,其中重点钢铁厂由99. 4%下降到85. 9%;中央直属煤矿的煤炭灰分,由第一个5年平均的21%提高到1960年的24%,等于损失煤炭397万吨。

二是劳动生产率降低。工业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I960年是7054元,比1957年的8005元下降12%;农业劳动生产率1960年是175元,比1957年的223元下降21.5%。工农业劳动生产率的下降,严重影响了国民收入的增长。

三是成本增加,物质消耗提高。全国工业企业每百元产值的生产费用从1957年的51. 4元增加到1960年的56. 4元,增加了 10%。工业企业的物质消耗提高,浪费增加,如每亿元工业总产值平均耗用的电力,从1957年的2501万度上升到1961年的3443万度,增加38%;每亿元工业总产值平均耗用的煤炭,1957年10万吨左右,1961年21万吨,多耗用了1倍以上。此外,由于经营管理不善,霉烂变质和损坏的物资很大,损失不小。

四是铺张浪费严重。在许多生产企业中,盲目加人,窝工现象严重,不讲经济核算,大量浪费人力。在基本建设方面,过多地占用农田好地,筹建机构成立过早,人员过多;不是直接为生产服务的非生产性建设搞的很普遍,标准高,浪费严重。

工业交通内部各种比例关系严重失调。

一是轻重工业比例失调。本来“一五”时期就有重工业偏重的倾向,“大跃进”使得钢铁工业为中心,着重发展与钢铁有关的煤炭、电力、机械等部门,而与生活息息相关的轻工业受到挤压,出现轻重工业比例严重失调的局面。从1957年到1960年,轻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由55%降至33.4%,重工业由45%升至66.6%。2三年中重工业投资达545.7亿元,而轻工业投资仅为12%左右,同时为了保证钢铁生产,轻工业所需的燃料动力、刚才、木材等原材料以及运输能力经常被挤占,使其生产能力得不到充分的发挥。相对于重工业,轻工业的发展被严重滞后,不仅产品质量下降,市场供应也短缺,影响人民的正常生活。

二是重工业内部比例失调。钢铁冶炼工业的独占鳌头,造成重工业内部加工工业和采掘工业的比例关系严重失调。采掘工业是原材料工业的基础,发展需要的投资大,周期长。在“一五”时期,采掘工业占重工业投资的28.6%,原材料工业占33.8%。“大跃进”三年中,釆掘工业的投资比重降至21.7%,原材料工业增至42.3%。这种不合理的关系,致使采掘的能力跟不上冶炼的需要,FI后的钢铁工业也举步维艰。煤矿的发展同样跟不上冶炼生产的需要原煤供应紧张,民众生活受到影响。

三是工业与交通运输比例失调。1957年到1960年,工业总产值增长了1.3倍,生铁产量增加3.6倍,铁矿石产量增加4.8倍,煤产量增加2. 03倍,而全国货运量只增加1. 1倍,满足不了煤、铁增长的需要。

楼中有些人说我反毛，因为我对毛建国后功绩肯定的很少，就要扣给我这个帽子。我从不否认毛统一中国的历史贡献。但我认为，毛抗美援朝胜利之后，携巨大的威望和权力，拿一手好牌，却没打好。
我自己的观点，无需避讳。无论从中国历史的经验，还是西方文明崛起的历史经验看，无论大跃进、还是文革，理论上思想上都是陈旧落后的，只是在执行中表现出一种狂热的“革命性”，毛27年实践的结果也证明了这一点。
27年执政，时间不短吧。如果毛的理论和实践深入人心，符合中国实际，难道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是傻子？毛之后，只有王张江姚等少数人不傻？
如果27年执政，“人民真正当家作主”是事实，文革中高喊的口号“无限忠于”，“誓死捍卫”，当然也就自然必须是真心！那么，1976年主席大行之后发生的事件，该如果解释其荒谬？
如果假定“王张江姚”是毛路线的坚定捍卫者，那么事件发生后，当家作主的人民，无限忠于的军队在哪？肯定前者，就只能否定后者，即人民及军队“无限忠于”，“誓死捍卫”为假。反之，我们就只能否定前者。
而无论否定还是肯定前者，都无法从1976年的事件中证明，在当时，毛的理论和实践深入人心。

毛的社会改革，如果也是“人亡政息”，毛的制度建设贡献就是约等于“零”。

按真相历史的解释，军队是将领控制的，人民的民主力量也不够。毛直到去世前都是军委主席，军队中就没有至少一半人践行“誓死捍卫”的口号吗？

27年执政都不够，多长时间够?按毛1940年上台，37年培养不出一个忠于革命事业的党内的接班人,不是一个天大的笑话吗！

有些人，竟然说是毛不够狠,难道只有灭光所有党内军内民间的反对派，天下只剩一种声音，一个思想，才可能实现天下大同！这该是怎样一种颜色的大同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