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黑兰、雅尔塔，实际是美苏妥协，美国人一厢情愿地绥靖苏联，甚至是牺牲盟友中国的利益绥靖苏联，来换取苏联人合作，共享世界和平。但苏联人却一再突破雅尔塔底线。

中国人要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国共两党当时就要放弃意识形态分歧，一致对外。实质上，两党在内战前夕的党派之争中，明的暗的，都是党派利益至上的。仅批国民党是不客观的。

47年1月8日，调停失败后，马歇尔发表了一封措辞强烈的个人声明，要点如下：

首先，和平最大的障碍在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的相互猜疑和完全不信任，这种猜疑和不信任几乎是无法阻挡的。

一方面，国民政府领袖强烈反对共产主义政治制度。另一方面，共产党直言他们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并且要为在中国建立共产主义政治制度而奋斗，即使要先经过美英的民主政治形势。

我认为，导致最近何谈破裂的最重要因素有以下这些：在国民政府一方（实质上即国民党），存在着一个由反动分子组成的统治集团，他们几乎反对我为促进成立一个真正联合政府而做的一切努力。

彻底的共产党人则毫不犹豫地采取激烈措施以达其目的，例如，阻断交通来破坏中国的经济生产、从而颠覆、瓦解政府，而不顾有关民众直接承受的苦难。

.....政府内的反动分子显然指望美国能提供雄厚的支持、但又不干涉他们的行动。共产党人显然指望以一场经济崩溃导致政府垮台，他们不愿考虑民众的利益而做出妥协.......

国共双方对马歇尔离华声明的反应，都是选择性地宣传对自己有利的部分。

美国人46-47年的对华政策，就是受制于战后复用的压力，国内”孤立主义“再次抬头，政策底线是军事上不卷入。
今日东亚的格局，本质是美国人二战后，“孤立主义”抬头，对苏联势力的扩张估计不足，种下的果子。


而中国内战能打起来，苏联人是第一推手，国共双方，谁打第一枪，反到不重要。
没有苏联这个积极的推手，国共双方，即使打N枪，也大打不起来

胡乔木回忆，延安时期，毛最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国共反映美苏”。

战后的中国大陆，就是“美苏国共”的四方演义。其中，中共实力最为弱小，有严峻的生存压力，因此也是最有冲动打破既定格局的一方。但中共当时毕竟弱小，必须依靠苏联支持，因而抗战结束前后，中共政策战略的忽左忽右的摇摆，实际是受苏联对华政策的左右，而被动的在调整，毛的愤懑，主因在此。

抗战后，我党的战略是“向南发展”还是“向北发展”，如无外界干扰，本来不是个问题。有过南方7年苏区经验的中共高层，都清楚国民党的统治基础在南不在北。

抗战后期，大致42年左右,毛就提出了向东北发展,以奠定全国胜利的思想。此后,从44年六届七中,到45年七大,毛又再次明确指出:“东北四省极重要”,“有了东北四省,我们即有了胜利的基础”,“即有了巩固的基础”，为此当时我党在思想、干部和部队上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

再看44年底，以359旅为主力，组建南下支队，去而复返，东北战略的摇摆，实际都是中共在获知雅尔塔密议内容，苏联与国民政府即将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内容，移交东北行政管辖权于国民政府后，自己被迫做出的政策调整。

毛的策略很简单：如果苏联不支持中共大规模进入并抢占东北，则中共就积极向南发展渗透，如果苏联支持中共的东北战略，我方就集中最精华的力量，投入东北战略。

最近怎么每发一贴，都要审核？大家是不是都这样

从国共和谈开始，美方，最大的判断失误是，认为"中共非共"，美国人在周相的宣传下，一面认为中共不过是一群民族主义者，另一面则对蒋政权不满，希望压国共双方共组联合政府，调处失败后，对中共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一味压国方，将美援与国民政府的民主宪政改革挂钩，实际等同于抛弃国民党，袖手旁观内战。
美械是好，但对弹药补给要求也高，抗战末换装美械36个师，一旦禁运武器，岂不等于为国军精锐挖大坑。

而蒋最大的问题，则是对苏联遵守雅尔塔体制，不干涉中国内战心存幻想，即使在苏军东北暴行，和雅尔塔密约内容两次被媒体曝光后，仍然不敢抓住机会，发送彻底的反苏宣传，反而主动压制当时激烈的国内反苏浪潮。

对中共，基于对苏联的幻想，也是“战和”不定，尤其是在战场形势对国方有利时，不能一直追剿到底，反而在各方压力下，开始谈判，企图招安。执政的包袱，真不是一般的大。

遵义会议上，毛泽东等人并没有对博古等人的政治路线提出任何质疑，而是把矛头指向军事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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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闻天的延安反省日记中，最遵义会议前，毛和他的之间的妥协有记载。

毛表示不翻苏区时批毛的路线错误的账，遵义会议就是团结一致，集中解决军事路线问题。

@总机叫汉口 2016-11-24 16:08:54
中共党史宣传很多年都不明说，延安整风是反苏修及其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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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话不完全对。

毛本人38年被共产国际指定为中共领袖，这是苏联最后一次，直接指定中共的最高领袖。只能说“反前代理人”。

在自己实力不强大时，毛从未反过苏联。

沈志华：炮击金门幕后：毛泽东玩弄中苏同盟种下分裂恶果（1）

1958年8月23日17时30分起，解放军3万多发炮弹猛轰金门，震惊了全世界。关于这次军事行动的目的，历来众说纷纭。
通过梳理史料和思考，笔者认为，毛泽东决定采取这次军事行动真正的和唯一的目的，就是希望仅仅通过炮轰的方式来封锁金门，造成一种气势和压力，迫使蒋介石主动放弃金门，从而实现收复全部沿海岛屿的既定军事战略和安全战略。
要实现这一目的，有两个前提条件：第一，蒋军缺少斗志，无心守岛，否则只能使战争升级，采取空中轰炸和强行登陆的办法，而这是毛泽东不愿意也不准备实施的；第二，美国置若罔闻，无意干涉，否则中国采取的行动非但无法达到目的，反而会引火烧身，造成严重后果。
然而，对于这两点，毛泽东实在没有把握。7月15日中东危机爆发，毛泽东抓住机会，立即做出反应，于次日晚对炮击金门做出明确指示：以地面炮兵实施主要打击，第一次打10万至20万发，以后每天打1000发，准备打两三个月；空军两个师同时或稍后转场南下，分别进驻汕头、连城。命令下达后，毛泽东冷静地思考了几天，7月27日突然决定暂时停止炮击金门的行动。从命令中所说“等彼方无理进攻，再行反攻”一句可以看出，他应该是对敌方作何反应，特别是美国对炮击行动是否做出激烈反应有所顾虑。
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想到了要向美国人显示一下中苏同盟的力量，而7月21日苏联驻华大使尤金提出的关于中苏共同建立海军舰队的建议，恰恰提供了一个机会。

借联合舰队发难，诱赫鲁晓夫上钩

毛泽东对联合舰队这个有待商讨的建议大动肝火，态度粗暴，不仅令苏联使馆和赫鲁晓夫本人如堕五里云雾，也让后来的研究者难以理解。显然，民族感情受到伤害或个人脾气秉性的因素，都不足以解释毛泽东的行为，至少不是主要原因。因此，完全有理由相信，毛泽东这样做是借题发挥，别有用意。笔者详细阅读了7月21日至8月3日毛泽东分别与尤金及赫鲁晓夫的全部谈话记录，并由此断定，毛泽东在共同舰队和长波电台问题上向苏联发难，其主要目的就是把赫鲁晓夫本人引到北京，并与他签署一个公开的联合声明。
7月22日与尤金的第二次谈话是毛泽东约定的。在滔滔不绝接连几个小时的讲话中，毛泽东严厉地指责了苏联人对中国的一系列错误言行，令尤金感到问题十分严重。最后，毛泽东把态度缓和下来说：“这次没谈通，可以再谈”，“我也可以去莫斯科同赫鲁晓夫同志谈。或者请赫鲁晓夫同志来北京，把一切问题都谈清楚”，“他来，我们还可以发表个声明，吓唬一下帝国主义”。
7月31日，惴惴不安的赫鲁晓夫秘密飞抵北京。在当天的会谈中，赫鲁晓夫不厌其烦地向毛泽东解释苏联所提出的建议，一再保证绝无侵犯中国主权的意图。谈话间，毛泽东不经意地提到：“我们应该就会谈发表一个公报，也许我们可以吓唬一下帝国主义者。”惊魂未定的赫鲁晓夫很容易就上钩了，他马上答道：“这是个好主意。让他们猜一猜赫鲁晓夫和毛泽东究竟谈了些什么。”毛泽东接过话茬，不无用意地说：“他们只知道发表了声明，不知道葫芦里装的什么药。第一，要斗争；第二，要讲策略。现在的形势对我们有利。”赫鲁晓夫当时没有听出这里的话外之音。
在8月3日的最后一次会谈中，毛泽东又提出了另外一个想法。关于苏联代表团回国的问题，毛泽东说：“我们想组织一个比较隆重的欢送仪式，搞上四五千群众，排出仪仗队，再邀请各国使节参加，你看如何？”赫鲁晓夫有些惊讶地说：昨天已经谈好，还是像来的时候那样安排我们回去。又说，我来之前我们也是这样商量的。毛泽东说：我本来提出了三个方案，公开来，公开去；秘密来，公开去；秘密来，秘密去。但公报是每一个方案都要搞的。赫鲁晓夫还是坚持不要公开，以免给敌人提供造谣的材料。毛泽东则认为，来时应该秘密，走时就不必了，但可以简单些。
结果，前往南苑机场送行的只有中国领导人和苏联代办。不过，同时发表的会谈公报称：“双方在极其诚恳、亲切的气氛中，就目前国际形势中迫切和重大的问题，进一步加强中苏友好同盟互助关系的问题以及为争取和平解决国际问题、维护世界和平而进行共同奋斗的问题，进行了全面的讨论，并且取得了完全一致的意见。”
回到莫斯科后，赫鲁晓夫还没有想到毛泽东的用意，他在第二天召开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得意洋洋地报告了中国之行的成果，会议一致认为，“这是一次富有成效的、良好的访问”。为了表示与中国的团结一致，在会谈公报刚刚签字后，莫斯科时间8月3日上午10时，苏联电台便中断了预定的节目，开始广播赫鲁晓夫与毛泽东会谈的消息，随后又反复播报会谈公报。苏联各大报也对中苏会谈反应热烈，大肆报道，强调这次会谈具有历史意义，充分显示了中苏之间“坚如磐石”的团结。
苏联这些举动正中毛泽东下怀。其实，毛泽东无非是想给外界造成一种印象，中国日后采取的行动是经中苏双方协商决定的。果然不出所料，公报发表后，在北京的各国使馆都猜测，“两国军方可能会采取某些行动”。蒋介石的高级顾问陶希圣称，赫鲁晓夫飞往北平，是指示中共如何在亚洲发动新的骚扰，新任参谋总长王叔铭预感“显有重大事件”发生。蒋介石则在当天的日记中认为，“此一行动乃为九年来俄共与毛匪双方勾结之最重要”的会议，并告蒋经国，中共“进犯台湾之期在即”。美国的情报机构和媒体也十分关注，并纷纷猜测。杜勒斯认为，会谈公报是中苏在合伙试探美国是否会在苏联拥有弹道导弹的情况下在某些地区表现出软弱。

沈志华：炮击金门幕后：毛泽东玩弄中苏同盟种下分裂恶果（2）

骗招蒙了苏联，唬住美国

毛泽东这一“骗招”果然唬住了美国人。
8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动炮击金门战役，杜勒斯判断，中共对金门的军事行动“很可能是毛泽东与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7月末在北京会晤时达成的一致行动”。中央情报局则断言：“我们有证据表明苏联没有鼓励中共挑起危机，但苏联显然默许并支持了中共的炮击行为，因为苏联人相信这不会导致中共和美国之间的大规模敌对行动。”蒋介石也认为，这次行动是赫鲁晓夫与毛泽东会谈时做出的“郑重决定”。在采取军事行动时，让对手感受到中苏同盟的存在和中苏团结的力量，这正是毛泽东所期待的反应。
然而，赫鲁晓夫却像傻子一样一直被蒙在鼓里。赫鲁晓夫访华期间，毛泽东根本就没有提到台湾问题。事后毛泽东在一次党内会议上不无得意地谈到：“在有些人的印象里，好像炮轰金门是我们跟苏联商量好的。其实，赫鲁晓夫在7月底8月初到中国来的时候，根本没有谈什么金门问题。如果说了一句话也就算谈了，但是一句话也没有谈到。”
炮击金门的行动对莫斯科确实是很突然的。面对毛泽东的“突然袭击”，莫斯科当然十分恼火。当时赫鲁晓夫不便公开暴露盟友之间的矛盾，但他心中的恶气终于在一年后与中共领导人会晤时发泄出来。赫鲁晓夫不仅表示反对中国处理沿海岛屿问题的做法，而且埋怨毛泽东事先没有告知这一情况。毛泽东对来访的赫鲁晓夫解释说，美国人“以为我们在炮打金门问题上达成了协议。其实，那时我们双方并没有谈这个问题。当时所以没有跟你们谈，是因为我有这种想法，但是还没有最后决定。我们没有想到打炮会引起这么大的风波，只是想打一下，没曾想他们调动这么多兵舰”。
尽管毛泽东进行了辩解，赫鲁晓夫仍然赌气地说：“我们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同意不同意，那是你们的事。”他一再强调，苏联很不了解中国在国际问题上的政策。赫鲁晓夫这样说，是因为莫斯科当时承担着社会主义阵营盟主的责任。当中国面临危机时，国际主义的理念和义务要求苏联必须出面保卫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安全和利益。

美国有限介入

炮击行动开始后，苏联的反应很平静。直到8月31日，《真理报》才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指责美蒋“在远东地区组织实施了军事挑衅行动”，并表示了支持中共的立场：“解放台湾及其他所有属于中国的沿海岛屿是中国人民的内部事务”，“如果今天有谁企图通过侵犯中华人民共和国来进行威胁的话，那么他不应该忘记，这是在威胁苏联”。莫斯科迟迟不以官方名义对危机做出反应是可以理解的——这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苏联人不知道应该做些什么。况且，事态的发展也没有那么严重。
然而，几天后美国做出的激烈反应就令苏联紧张起来，也让中国人感到不安。炮击金门前，毛泽东思考再三，犹豫不定，就是担心这次行动会导致美国的干预。但是炮击开始后不久，毛泽东还是看到了他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经过反复研究和争吵，白宫终于亦步亦趋走上了有限干预的立场。
炮击的第二天，蒋介石就要求美国总统发表声明，“表明美国对外岛局势的坚定立场”。8月26日美方通知蒋介石，太平洋战区司令根据美军台湾协防司令史慕德的建议，同意驻琉球海军陆战队、空军第二全天候战斗机大队即调往台湾；第六舰队艾塞克斯号航空母舰和4艘驱逐舰自地中海调来台湾，加入第七舰队，另调中途岛号航母和驱逐舰若干自珍珠港来台。9月2日美方又通知，美国海军可以在三浬之外海面为蒋舰护航，空军则接防台湾，蒋军空军可增援金、马。
实际上，此时美国已经制定了应急计划。8月29日，艾森豪威尔召集会议专门讨论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的应对危机的行动计划。会议确定分三个阶段对中共的军事行动做出反应：1.只要中共不企图攻占任何主要岛屿，美国将只坚持在国际海域护航；2.如果中共发动大规模进攻，美国军队很可能需要给蒋军以直接的援助，包括攻击沿海空军基地；3.如果中共进攻台湾和澎湖列岛，美国军队将适当扩大行动范围，并由总统决定是否使用核武器。9月2日，美国军方甚至向国务卿说明了在未来危机升级的情况下，美国将如何使用核武器、使用哪种核弹头的问题。
美国人越来越明显的强硬态度，让毛泽东感觉到依靠武力是无法取得金、马的——只用炮击吓不走蒋介石，采用空军轰炸和陆军强攻，又会导致战争升级，引来美国人。9月3日，毛泽东下令炮击暂停三天，责成中央军委起草了《对台湾和沿海蒋占岛屿军事斗争的指示》，指出炮击金门“是一种持久的斗争”，并规定：目前不宜进行登陆作战；炮击也要有节奏，打打看看；海空军不得进入公海作战；不准主动攻击美军。9月4日晨，电台广播了中国政府声明，宣布12浬领海线。在当天召开的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提出，美舰入侵我领海，我有权自卫，但不一定马上打炮，可以先发出警告，相机行事；同时准备与美国恢复谈判，还要开展宣传攻势，但不要说过头话。
显然，毛泽东变得谨慎了，并且已经准备好退路。宣布扩大领海权，不过是最后一次警告美国不得为蒋军护航。但是在白宫看来，这是试图迫使美国放弃已经做出的决定。于是，9月4日杜勒斯发表声明，宣布美国“认识到确保和保护金门和马祖已经同保卫台湾日益有关”，并且已经做好军事部署，以便一旦总统做出决定时立即“采取既及时又有效的行动”。台湾报纸也跟着鼓噪：美国正在考虑对台湾海峡的军事冲突采取从护航直至“投掷原子弹”等“五种行动”。台海局势顿时紧张起来。

沈志华：炮击金门幕后：毛泽东玩弄中苏同盟种下分裂恶果（3）

莫斯科给北京打开核保护伞

这一下轮到莫斯科着急了。9月5日赫鲁晓夫打电话给驻华使馆，说他准备派葛罗米柯秘密去北京，通报苏联对台海局势的看法。苏联政府正在起草一封措辞强硬的赫鲁晓夫致艾森豪威尔的信，希望就此与中国同志交换意见。9月6日葛罗米柯到达北京，并分别会见了周恩来和毛泽东。
关于这两次谈话，目前尚未发现档案文献，但有双方当事人的回忆录。葛罗米柯回忆毛的说法大意是：美国可能冒险，中国已有考虑；如果美国进攻中国，甚至使用核武器，中国的策略是诱敌深入，待美军进入华中地区后，苏联再使用一切手段对其实施打击。陪同葛罗米柯访华的魏列夏金回忆说：毛泽东表示，中国不怕核讹诈，如果美国实施核打击，中国政府将退守延安继续斗争。
阎明复当时担任毛泽东的翻译，他的回忆比较详细：当毛泽东说到如果与美国作战将采取关门打狗的做法时，葛罗米柯说，对你们的这种战略我不能评论，但是要考虑现在是原子弹时代。这时毛泽东回答说：“原子弹有什么可怕？我们现在没有，将来会有；我们没有，你们还有嘛。”又说：我们的方针是自己承担这场战争的全部责任，不要你们参加。我们不同于国民党，不会拖苏联下水。至于同美国作战，那是将来的事情，不是当前的问题。当前我们不会打台湾，这点请转告赫鲁晓夫。
笔者判断，中方的回忆比较全面和准确，而葛罗米柯显然是按照他当时的理解或事后的需要，过分强调了毛泽东要求核保护的意愿。从危机前后发展的过程看，毛泽东的确没有想过甚至力图避免同美国发生军事冲突，一旦美国参与进来，中国也会想方设法化解危机。但在表面上，中国一定不能示弱。这当然就需要显示中苏同盟的力量，就需要苏联给以援助。不过，毛泽东所需要的只是一种威慑力量，这种威慑即使不能阻止美国参与，至少可以防止事态扩大。因此，苏联政府和领导人的介入，还是必要的，对于赫鲁晓夫信函的内容，毛泽东也是满意的。
9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周恩来的声明，宣布愿意恢复中美大使级谈判。同一天，赫鲁晓夫在给美国总统的信中打开了核保护伞，他“呼吁美国政府采取明智态度，不要采取可能招致不可挽回的后果的步骤”。在评价美国的声明时，赫鲁晓夫指出：“在目前美国早已不是原子武器的垄断者的情况下，它想用原子武器来吓唬其他国家的企图完全是徒劳的”。他要求美国“立即停止干涉中国内政”，并郑重声明：侵犯中国也就是侵犯苏联，苏联将尽力维护中苏两国的安全。应该说，这个表态对于制约美国的决策，不是没有作用的。大敌当前，一致对外，莫斯科似乎已经忘却了对中国擅自采取军事行动的不满。
赫鲁晓夫的信件于7日晚交给美国，同时在电台播出。根据俄国的档案，当天周恩来与葛罗米柯还有一次谈话。周恩来转述了毛泽东暗示的意思：在炮轰金门时，中共中央已经考虑到美国在这一地区发动局部战争的可能性，包括使用战术核武器摧毁我们的城市。这时苏联不必参战，只需对美国发出严重警告。只有在美国动用更大的核武器并以这种方式冒险扩大战争的时候，苏联才应该使用核武器给以报复性打击。
9月27日，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感谢中国不使苏联卷入战争的“高尚气节”，并表示在中国遭受敌人进攻时，苏联不会袖手旁观。“苏联拥有不仅能制止战争，而且能够毁灭我们共同敌人的可怕的武器”，如果在中国受到核打击时苏联却不来援助，那将是“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大灾难”。10月15日，毛泽东给赫鲁晓夫亲笔回信，信中说，中国领导人被“你对马列主义和国际主义原则的无限忠诚深深地感动了”。应该说，毛泽东这次接受苏联的帮助，并非虚情假意。

中苏分歧潜伏同盟危机

周恩来的声明和赫鲁晓夫的信函并没有使危机平息下来。由于美国军舰按原计划进行护航，9月8日国共之间再次爆发大规模炮战，蒋舰被击沉、击伤各一艘，美舰不战而退。9月11日，因蒋军炮击厦门大学和美舰再次护航，解放军开始了第四次大规模炮击金门，发炮2.5万余发。同一天，艾森豪威尔发表电视演说，宣布美国无法接受让其撤军的建议，表示美国在“武装侵略”面前决不后退。军事冲突显示出加剧的趋势。
为了缓和局面，9月13日，毛泽东指示炮击改为“打零炮”，“使敌昼夜惊慌，不得安宁”。15日，中美大使级会谈开始，但很快就陷入僵局。次日，赫鲁晓夫在克里米亚接见中国大使刘晓，除对台海紧张局势表示不安外，还提出一个建议：为打破美蒋在太平洋地区的海空优势，苏联打算向这一地区派遣一支空军部队，帮助中国制止美蒋的侵略阴谋。赫鲁晓夫的建议并非只是说说而已，9月25日苏联军方报纸报道说：我们的战士已经做好准备，一旦需要即可提供援助消灭侵略者。但在中国人看来，莫斯科似乎是不怀好意。毛泽东给赫鲁晓夫回信，婉言谢绝了苏联的建议。
10月4日赫鲁晓夫又来信，提出向中国提供导弹部队问题。毛泽东考虑的方针是：“地空导弹应卖给我，由我使用，他们派少数人来教。”事隔两个月，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说，苏联要派导弹部队和空军到福建前线，我们没有同意，因为他们说这些部队要由他们自己指挥。看来，他们还是想控制我们的沿海，控制福建，就像美军驻扎在台湾一样，以后我们有什么动作都得问他们。
中国的拒绝令赫鲁晓夫十分不满，而且随着事态的发展，中苏在如何利用外交手段消除危机方面的分歧也逐渐加深。中国主张通过中美及国共之间的直接谈判解决问题，赫鲁晓夫为了在苏联的参与下尽快消除危机，决定把台湾问题国际化，他反复呼吁由联合国或多边国际会议处理危机，并暗示可以召开多国会议，通过“共同努力”消除远东危机。
9月27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讨论了苏联政府关于消除远东紧张局势的措施，即争取10月初在新德里召开包括中、苏、美在内的十国首脑会议，讨论台湾问题。10月5日，周恩来正式向苏方讲述了中国政府的立场和态度，即决定暂不收复金门，准备发表一个告台湾同胞书，从10月6日起，停止炮击7天。迫于中方的态度，苏联不得不收回自己的建议。
10月6日，彭德怀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后，台海局势便渐趋缓和。从危机全过程来看，毛泽东事先有意对苏联隐瞒这次军事行动，后来拒绝苏联派军队到中国参战，反对苏联召开十国首脑会议的建议，处处都以实际行动显示中国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具有独立行事的地位和能力，挑战莫斯科的领导地位。中苏之间由此种下的分歧给同盟关系笼罩了一层阴影，最终导致同盟破裂。

我买过一本沈教授的《中苏关系史纲》。沈志华、杨奎松是研究国史的新实证派人物，文笔虽不如高华的读起来酣畅淋漓，但都很有料。

沈志华个人经历很有意思，父母都是公安部官员，标准的红二代吧。从名牌小学到高干子弟云集的北京四中，文革前一帆风顺。

“文革”爆发时，深上初三，应征入伍，成了一名海军航空兵。本来顺风顺水，先是父母接连因为政治问题被调查。接着在1971年，正准备入党、提干的沈志华突然被要求复员。
原来，一个与他素昧平生的中学生，指认他打死了人。最后虽查无实据，但也算有了“污点”，沈只能复员到当了工人。

78年，沈考入了中国社科院，攻读世界现代史硕士研究生，专注研究苏联史。没想到，。在毕业论文答辩前十几天，因为涉及政治案件，被投入监狱2年。原因据说是向美国学者提供了十几本社科院农业经济研究所办的不公开发行的学术刊物，沈被审讯了整整10个月，确定的罪名是“泄露国家重大机密”。

出狱后恰是80年代改革开放之初，沈投入市场，卖水果，办工厂、农场，倒钢材、摩托车，玩股票，最后靠做黄金生意赚得了一笔不小的财富。

1996到2002年，俄罗斯公布了一批苏联档案，美、日等国的学者纷纷购买，有眼光又不差钱的沈志华个人出资140万元，在时任社科院副院长王忍之的帮助下，专程赶到俄罗斯购买与中国相关的苏联档案，后来又去了美国，搜集俄国解密档案。

在俄罗斯期间，复印档案的费用高得惊人，每页1到2.8美元不等，复印1万份档案至少需十几万美元。沈志华一边摘抄、整理，一边聘用俄罗斯人以“国内价”复印档案，回报是几百美元劳务费和茅台、二锅头酒。在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查阅档案时，沈和朋友把6台复印机用得出了故障。

经过努力，沈志华搜集、保存了苏联历史档案1.5万余件，比国内任何一家图书馆、档案馆的都多。2002年，以他所藏档案为基础，翻译、整理的《苏联历史档案选编》出版，共34卷、36册、227个专题、近2000万字，给学界立下一块巨石。社科院一位苏联史专家说：“有了这批档案，不仅苏联史要重新认识和书写，对20世纪世界史和国际关系史也要重新思考和评价。”

沈所藏不仅限于中苏关系档案，朝鲜战争、苏朝关系、上世纪50年代台海危机、60年代中印冲突等丰富史料，都被他收入囊中。在此基础上，他写了《中苏关系史纲》、《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等书，从细节出发，颠覆了以往结论，不但获得了学界认可，也吸引了大批民间历史爱好者的眼光。

2005年，沈志华重新回到正规的学术体系内，现在是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教授。

下面是另一篇，沈考据的建国后中共处理边界纠纷的文章，资料很细。

【沈志华：事与愿违：冷战年代中国处理陆地边界纠纷的结果（1）】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中共中央对中国与周边邻国边界存在的未决问题采取了“暂维现状的方针”。1950年代中期，为了稳定周边环境、突破帝国主义的封锁和包围，中国被迫开始解决边界问题，并在周恩来的主持下制订了通过和平谈判、依据国际惯例解决边界纠纷的基本方针。应该说，中国政府最初设定的解决边界问题的原则和方针--在“和平共处”对外政策的基础上，根据“平等合作、互谅互让”的精神，采取和平谈判的方式，遵守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和惯例，承认以往签订的边界条约，维护国家正当利益，逐步解决与邻国的边界纠纷--还是合理的、务实的[1]。
然而，当时中国提出解决边界问题的出发点，主要是基于国际政治和国内建设的需求，即在美国、苏联两大阵营对抗的冷战背景中，试图通过解决边界问题突破帝国主义的封锁和包围，缓和与周边邻国的紧张关系，而不是把保证和维护国家的领土主权作为边界谈判的主要目标。其结果是，一方面，在双方的交涉和谈判中，中国几乎没有例外地是主动或被迫做出让步的一方;另一方面，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特别是中国对内对外政策的转变，最初设定的解决边界问题的方针和原则，未能贯彻始终，在有些情况下甚至被放弃。
从1957到1962年，中国的对内对外政策完成了根本性转变。在对内政策方面，随着反右运动的深化、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失败，毛泽东改变了中共八大路线，重提“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经济建设被抛掷脑后，政治斗争和备战成为主要任务。在对外政策方面，毛泽东对美国采取“战争边缘政策”，开始制造紧张局势;对苏联以反修防修为主导，争夺社会主义阵营领导权;对周边民族主义国家再次实施“革命输出”，号召“世界革命”[2]。
在这样的政治背景和一整套激进政策的指引下，中国政府着手解决边界冲突问题，导致了两种结果：一种是通过外交谈判划定了边界，即分别与缅甸(1960年10月)、尼泊尔(1961年10月)、朝鲜(1962年10月)、蒙古(1962年12月)、巴基斯坦(1963年3月)、阿富汗(1963年11月)签订了边界条约或协定;另一种则是因边界纠纷引发了军事冲突。1962年10月，中印边境战争爆发，虽然战火很快停息，但领土纠纷问题却搁置至今。1964年8月，中苏边界谈判中断，1969年3月，中苏边境武装冲突爆发，10月重开边界谈判，但直到苏联解体，拖拖拉拉，无果而终。
本文梳理冷战时期中国透过外交谈判与周边国家解决边界纠纷的经过和结果，以考察真正对中国领导人处理边界问题形成挑战的原因。

一 外交谈判：对周边民族主义国家的领土让步
先看中国与南面及西南面四个民族主义国家(缅甸、尼泊尔、巴基斯坦、阿富汗)解决边界纠纷的经过。
中缅边界情况比较复杂，双方争议地区也不确切，至新中国成立初期，按照相关地图和文件中各种不同的说法，中缅争议地区的面积从1到18万平方公里不等。不过，到1956年11月中缅政府开始谈判时，有学者统计，确定的争议地区总计1，909平方公里。1960年谈判的结果是，中国只得到历来属于中国的片马、古浪和岗房的部分地区，班洪、班老部落地区，以及其他两个村寨，其面积总计只有争议领土的18%。重要的是，中国放弃了自己的一贯主张，即在承认英帝国主义者乘人之危、胁迫国民政府签订的“1941年协议”的同时，却无偿地放弃了该协议规定的中国参加经营缅甸炉房矿产企业的权利。此外，由于接受了缅甸从英国那里继承下来的按照分水岭划界的主张，致使中缅边界北段与麦克马洪线的走向相吻合，并与之相接。这不仅意味着新中国政府放弃了清朝及中华民国半个多世纪以来坚持对伊洛瓦底江上游地区的领土要求，而且给人造成一种印象，即中方是可以接受麦克马洪线(称其为“习惯线”)的主张的。对于最初制订的边界谈判原则而言，“继承旧条约”是坚持了，“寸土不放”却放弃了。这个结果在当时引起民主人士和云南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的普遍不满，政府下了很大功夫做安抚工作。中国在谈判中做出如此重大的让步，主要目的是希望与缅甸建立起友好关系，促成中缅签订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突破美国对中国的包围和封锁，同时表明中国的诚意，并以此为榜样，解决与其他民族主义国家的边界纠纷[3]。
在中缅进行外交接触时，中国已经看出“缅甸表示愿迅速解决边界问题但对缔结友好条约却不积极”，“奈温〔缅甸总理〕要我接受其边界问题方案作为访华条件”，却还是因急于稳定周边局势而于1960年1月28日签订了《关于两国边界问题的协定》，10月1日又签订了中缅《边界条约》[4]。然而，事情的结果并不如愿。一方面，答应缅方的边界要求促成了双方《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这在当时的确把中缅友好关系推至顶峰，但不到两年，1962年2月，奈温发动军人政变成功，面对美国的压力和缅共的活动，缅甸新政府对中国产生疑虑。尽管中国方面尽力维持，双边关系到1967年6月还是全面破裂[5]。另一方面，中缅边界协定和《边界条约》签订的结果对中尼、中巴和中阿边界谈判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负面影响，实际上为中国解决同其他邻国的边界纠纷增加了压力和障碍，这恐怕也是中国政府在谈判中频频做出让步的原因之一。
中国与尼泊尔边界争议地区共11块，面积达2，476平方公里。在谈判中，尽管中方已经察觉尼方“想乘机多占地方，一直抓住争议地区不放”，“要我多做让步”，但最后还是遂其所愿。1961年10月5日签署中尼《边界条约》时，除珠穆朗玛峰自峰顶划界各占一半外，争议地区领土中国只得6%[6]。这显然不是“互谅互让”的结果。
中国与巴基斯坦的边界争议地区在克什米尔。从法律上说，在克什米尔归属印度或巴基斯坦的问题尚未最后解决之前，中巴之间并不存在“共同边界”。1960年2月，巴方提出进行边界谈判，中方有意拖延。直到1962年2月，外交部认为巴基斯坦的政治立场有所改变，为了进一步加深美巴和印巴之间的矛盾，中国政府才正式表示愿意进行边界谈判。谈判涉及争议地区8，806平方公里，其中中国实际控制7，252平方公里(占82%)。根据1963年3月2日双方签订的《关于中国新疆和由巴基斯坦实际控制其防务的各个地区相接壤的边界协定》，中国虽占有争议领土的60%，但实际上是出让了自己控制的1，942平方公里土地，而巴基斯坦放弃的只是地图上的部分要求[7]。如此看来，实际控制线在谈判中已经失去了主导作用。
中国与阿富汗的边界最短，只有92公里，也是未定国界。中阿边界谈判于1963年6月开始，仅用一个半月的时间就达成了协议，中方同意照顾阿方，完全按照实际控制线划界。11月22日双方签订《边界条约》，中国放弃了对瓦罕走廊的全部领土要求，所有争议地区7，281(一说6，270)平方公里土地均划归阿富汗[8]。在这里，中国轻易地放弃了历史上一直坚持的领土要求。

【沈志华：事与愿违：冷战年代中国处理陆地边界纠纷的结果（2）】

二 处理“内交”：以领土换取兄弟国家的政治支持
在与北方两个社会主义兄弟国家(朝鲜和蒙古)的边界谈判中，中国做出了更大的让步。
自明末清初以来，中朝之间的边界争议主要在图们江的江源地区。1909年的《间岛条约》已将长白山主峰和天池(火山湖)划归中国，但朝鲜人始终认为白头山(即长白山)是他们的圣山。直到1960年初，中国政府关于解决中朝边界问题的立场是：第一，中朝边界的划分并无重大问题，且因有《间岛条约》为据，故不以为会产生重大争议;第二，认为存在不少枝节问题，主要是界河改道和淹没区形成的划界问题，对此可提出局部解决方案;第三，已经感觉到“长白山地区的国界线划法”可能有麻烦，而这些问题一时不易解决。因此，为避免影响中朝关系，中国确定的方针是：边界问题的总体解决尚待时日，先着手解决临时性和局部性问题，并为此开始做准备。1959年朝鲜表示边界问题“暂不宜于解决”，但1962年2月却突然提出能否通过内部协商(即不公开谈判、签约)解决中朝边界问题。中国立即表示同意，4月双方开始谈判。中国原以为中朝边界不存在大问题，因此没有足够的准备，对朝鲜提出的解决边界问题的方案感到意外;同时又认为，中朝之间完全是同志关系、兄弟关系，没有外交，只有“内交”，所以边界问题容易解决。10月，中朝《边界条约》顺利签订，确定了包括长白山在内的中朝边境地区1，334公里的分界线，以及鸭绿江和图们江中岛屿和沙洲的归属。其结果是，中国放弃了《间岛条约》的规定，基本上接受了朝鲜提出的领土要求。原本属于中国的长白山南麓的大片领土让给了朝鲜，位于中国境内长白山主峰的9.8平方公里的天池，54.5%归属了朝鲜，而中国拥有的面积只占45.5%。关于两条界河，条约中没有使用国际条约通用的以主航道中心线划界的方法，而是规定双方共同拥有，共同管理，而处于中间的岛屿和沙洲，则由双方协商解决。最后，451个岛屿和沙洲，中国拥有187个，朝鲜拥有264个。鸭绿江口外两国海域的划分也有利于朝鲜[9]。显然，谈判双方对于原有边界条约已完全视而不见。
至于中蒙方面，1945年8月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时，中苏两国政府在承认蒙古独立的换文中规定：“以其现在之边界为边界”，但当时没有实地勘定，也没有附图作为根据。新中国成立后，中蒙多次发生边界纠纷，蒙方于1956年在阿勒泰专区所属西岔河、红山嘴一带进占中国领土720平方公里。后经协商，两国政府同意通过外交途径解决边界问题。然而，蒙古方面的领土要求不仅没有收敛，反而节节攀升。1958年7月，蒙方发照会提出的边界线大大超越了1945年中苏换文时中蒙的实际交界线共约43，876平方公里，其中已为蒙方实际占有者约17，490平方公里。此后，蒙方又逐渐转向阿勒泰专区青河县辖境，打伤中国边民，强占中方领土。对此，中国政府一再忍让。在这种情况下，蒙方要求尽早全面划定两国边界。中国对于中蒙边界的实地踏勘和校正工作于1958年开始，但直到1962年4月仍感历史资料不足。尽管如此，在中苏关系恶化的背景下，为了安抚蒙古，中国不得不接受对方的要求。1962年10月，中蒙双方在乌兰巴托开始边界谈判，12月缔结《边界条约》。其结果是，中国放弃了大部分要求收回的领土，在谈判中涉及的16，808(一说16，329)平方公里争议领土中，中国只占35%[10]。在此，已经很难看到中方最初确定的以实际控制线为谈判基础和民国政府管辖土地“寸土不让”的方针了。
中国对朝鲜和蒙古做出重大领土让步的目的，一是在中苏两党发生分歧的情况下，争取把这两个周边的社会主义国家拉到自己一方，二是想促进与印度、苏联边界争端的解决。然而，这两个目标都没有实现。朝鲜在得到其梦寐以求的白头山主峰后，确有一段时间积极追随中国，对苏联的号令不大理睬，甚至公开指责苏联。但是好景不长，1965年以后，随着赫鲁晓夫(Nikita.Khrushchev)下台和苏联对朝政策转向积极进取，朝鲜便渐渐倒向莫斯科;加上文革初期中国对外政策日益激进“左”倾，终于导致中朝关系走向破裂[11]。而蒙古长期依赖苏联，在中苏争吵之际暂时保持中立只是为了眼前的实际利益。1962年12月26日，即中蒙《边界条约》签订的当天晚上，来访北京的蒙古领导人泽登巴尔(Yumjaagiyn Tsedenbal)与周恩来进行了一次“火药味儿很浓”的会谈。当周恩来谈到中苏之间的分歧时，泽登巴尔表示了坚定支持苏共中央的态度。会谈结束后，泽登巴尔明确告诉身边的蒙古人，边界条约的签署并不能改善蒙古与中国之间的关系[12]。

【沈志华：事与愿违：冷战年代中国处理陆地边界纠纷的结果（3）】

三 武装冲突：与印度、苏联的边界争端不断激化
至于中印和中苏关于边界的争议和谈判，则完全走进了死胡同，双方最终走上了诉诸武力的道路。
中印边界问题在1959年中国平定西藏叛乱后逐渐升温，其时中印关系已趋向恶化。在领土问题上，印度积极进取，中国则尽力维持现状。武装冲突发生后，中国主动后撤20公里，并提出谈判解决问题。1960年4月，周恩来在访印期间提出各自让步、和平解决领土争端的主张，实际上是有意用东段麦克马洪线以南约9万平方公里土地(为印度占领)换取西段阿克赛钦地区约3.3万平方公里土地(为中国占领)，表现出极大的宽容(中段2，000平方公里争议土地未提及)。但印度根本不承认有边界争议，而且采取步步紧逼的“前进政策”。中方忍无可忍，终于导致1962年10月的中印边境战争爆发。在取得军事进攻的胜利后，中国政府主动宣布停火，并将军队撤退至1959年11月实际控制线以后20公里处。在印度政府拒绝中国提出的谈判要求后，中印关系陷入僵局[13]。

中国当时的注意力本来就在东方而不是西方，对印度也确有在领土问题上忍让以求边界安稳之意，结果好心未得好报，反而被对方误解。印度政府采取得寸进尺、咄咄逼人的立场，固然与总理尼赫鲁(JawaharlalNehru)受其国内右翼政治势力挤压逼迫有关，但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被中国在边界问题上一再表现出来的“宽宏大量”的做法所鼓励，错误地认为只要不断施加压力、坚持强硬立场便能如愿以偿。而1960年以后中国的对外政策转向激进，已经视印度政府为“反动派”，自然不可能对领土问题再做任何让步。
中苏边界纠纷由来已久，但在1950年代中苏友好时期双方采取宽松、谦让、回避的方针，没有发生重大问题。正当1958年中国启动解决中苏边界问题的步伐时，中苏两党之间开始出现分歧，边界纠纷事件也频频出现。随着中苏关系日益紧张，中国关于边界谈判的指导方针也发生了变化，即从意识形态斗争出发，在解决具体问题之前，要苏联先承认以往的条约都是不平等条约。
1964年2月，中苏边界谈判正式开始。毛泽东提出，签约的前提是苏联原则上承认沙皇俄国倚仗不平等条约侵占了中国领土。因此，前两轮谈判完全是在进行空洞的意识形态辩论。直到第三轮会议，在周恩来的主持下，谈判才进入实质性问题。由于双方都同意按照国际惯例以主航道中心线为界划分边界，所以除黑瞎子岛问题悬而未决外，东段边界问题很快得到了解决。苏联同意将黑龙江、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的400多个争议岛屿(含珍宝岛)及600平方公里争议水面划归中国，苏方控制的额尔古纳河地段200余平方公里岛屿也归还中国。然而，就在中苏边界协定草案送双方高层审阅、苏联代表团去北戴河休息的时候，7月10日毛泽东接见日本社会党代表团，提出了一百多年前俄国占领中国领土的旧账和外蒙古回归中国的问题。毛的谈话完全破坏了中苏边界谈判刚刚形成的和谐气氛，以至苏联代表团中途回国，谈判中断[14]。当然，毛并不是真的想收回中国在沙俄时期失去的领土，而是有意激怒赫鲁晓夫，其目的就是不希望中苏边界谈判取得成果，并由此带来中苏关系的缓和。因为只有如此，才能继续把苏联作为意识形态斗争的靶子，才能保证他所设计的反修防修政治大革命顺利启动。如此看来，解决边界问题在这里又是为实现意识形态目标而采取的一种手段或工具[15]。

四 领土观念：中国领导人的天朝观念和革命思维
纵观冷战时代中国解决边界问题的过程和结果，可以看出，国务院最初制订的解决边界问题的合理方针在很大程度上已被放弃，或没有完全执行。于是，凡通过外交谈判签订的边界条约或协定，或多或少都是中方做出了让步，而唯一一个对方做出让步的边界协定草案(即中苏边界协定草案)，却因中方的有意破坏而未能签约。究其原因，大概有两点：第一，谈判时机掌握得不好。中国集中解决边界问题的时间在1960至1963年，而这段时间正是中国内外交困的艰难时期。国内出现经济危机，外交陷于被动局面，在这个时候急于解决或被迫处理边界纠纷，自然是力不从心，主动权掌握在别人手里;第二，与此相关联，中国的做法实际上是以出让领土换取边境安全和邻国的友好相待。中国解决边界问题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获取本该属于自己的领土，维护国家主权，而是为了摆脱外交上的困境，领土不过是一种筹码：解决边界问题就是实现某种外交政策或政治目标的手段。
在某种特定情况下，为了实现长远的对外战略目标，在局部边界问题上做出让步，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合理的选择。但是，这里有两个前提必须考虑：其一，对外战略目标的设定是否正确，是否符合本国的长远利益;其二，以领土让步换取的安全环境和友好关系是否有实际保障，是否具有可持续性。如果只是为了摆脱眼前困境而出让长远的国家利益，如果只是满足于对方口头或文字上的政治表态，那么最后的结果很可能就是竹篮打水，事与愿违。还是那句老话：在国际关系中，只有永恒的利益，没有永久的朋友。其实，在条件和环境不利于己时，未必非要马上彻底解决边界问题。后来中国自己的经验证明，搁置主权争议、先解决最迫切问题，可能是一种明智选择，如1970年代中日恢复邦交时对钓鱼岛问题的处理方式[16]，又如1990年代中国分别与印度和不丹签署在边境地区保持安宁与和平的协定[17]，都是很好的案例。

从更深的层面考察，出现上述情况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当时中国领导人的边界意识比较淡漠，领土观念比较模糊。或者说，在共和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里，中国领导人还没有形成现代民族国家的整体意识和观念。就领土和边界问题而言，在他们头脑中占主导地位的，一个是中国传统的“天朝”观念，一个是外国传入的“世界革命”思想。
早在1935年10月，毛泽东写下的诗篇《念奴娇.昆仑》，便显示了他的“天子”气派和天下观：“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18]如果当中更多地表现出毛作为诗人的浪漫气质，那么当他处于国家领导人地位时的所作所为，则确实在把这种诗情画意付诸实践。在这方面，毛对中朝和中印边界问题的谈论具有典型意义。
1958年11月25日，毛泽东在与来访的金日成谈话中提出：“历史上中国对朝鲜是不好的，我们的祖宗欠你们祖宗的债。……你们的祖宗说，你们的领土是以辽河为界，现在你看，把你们挤到鸭绿江边去了。”[19]1963年5月底金日成访问北京时，毛又说到：整个东北是朝鲜的大后方，将来一旦战争爆发，这个大后方就交给金日成同志“统一指挥”[20]。1959年中印边界发生武装冲突，就在周恩来忙于应付危机时，毛泽东于11月接见了印共总书记高士(AjoyK.Ghosh)和印共左派代表团。谈到中印边界纠纷时，毛说：一旦印度人民掌握了政权，中国不仅会承认麦克马洪线，而且将把该线以南9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让给印度[21]。这些讲话不由得使人想起昔日中国皇帝对待周边疆域的态度。
1728年，安南国王“具奏陈辩”，要求把120里与云南有争议的领土划给安南。雍正帝让出80里后，国王仍不满足。于是雍正有云：“朕统御寰宇，凡臣服之邦皆隶版籍，安南既列藩封，尺地莫非吾土，何必较论此区区四十里之地?”得知国王“奉敕悔罪”，上奏表示忠诚后，雍正又云：“此四十里之地，在云南为朕之内地，在安南仍为朕之外藩，一毫无所分别”，遂大笔一挥，将此地完全赏赐安南国王，命其世代驻守[22]。此种思维方式与毛泽东上述的讲话何其相似[23]!毛不过是把中国历史上传统的“天朝”观念纳入了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理论的语境而已。
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中，革命首先会在一些最发达的国家同时爆发，并由此引发世界革命;国家机器将在革命过程中被打碎;无产阶级的国家在革命成功以后很快就会自动消亡[24]。因此，在刚刚夺取政权而信奉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执政党看来，或许国家(包括民族)只是一种暂时的现象，是很快就会伴随着世界革命成功而消亡的历史现象。国家尚且如此，作为国家主要特征之一的边界似乎就更没有什么意义了。从观念上讲，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自然无法容忍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
另一方面，在很长一段时期，“世界革命”和“不断革命”的思想主导了中国的对外政策，而“和平共处”方针只是作为一种暂时的策略。在试图通过领土让步稳定与周边邻国关系的同时，中国政府却不断输出革命，鼓励和援助邻国的反政府武装，这种二律背反的政策取向必然导致中国与邻国关系经常处于紧张和不稳定状态。
总之，在上述两重观念的指引下，或许对于中国的“天朝”(或革命阵营)而言，边界从来不是问题，甚至不存在;只要归顺“天朝”(或革命阵营)，给你再多的疆土也没关系，因为你本身已经属于“天朝”(或革命阵营)了。正因为如此，1957年中国政府才会轻易将白龙尾岛赐予“同志加兄弟”的越南;1959年毛泽东才会向印度共产党表明“麦克马洪线”没有任何意义;1962年中国领导人才会认为与朝鲜进行的边界谈判只是在办“内交”而不是“外交”。实际上，真正对中国领导人处理边界问题形成挑战的，不是别人，而是他们自身的中央王朝观念和世界革命理想。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认为，至少到1970年代，中国现代领土属性转型的历史过程尚未彻底完成，中国与周边邻国的关系也没有正确地定位于现代民族国家关系，即一种正常的国家关系。

@lc411100 2016-11-27 17:58:48
【周总理告诉我们：这是主席决定了，不向日本索赔了】。为什么不索赔呢？实际上因为我们中国也吃过赔款的苦头，赔款都是从老百姓的腰包里取出来的。中国人民在那么穷困的情况下，比如庚子赔款为一亿三千零三十七万两。庚子赔款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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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的观点，现在的一手史料开放程度，还不到客观研究周相的时候，季羡林表示看不懂周相。

@骑士_中世纪 2016-11-28 17:52:53
@wgljw2000 3066楼 2016-07-08 17:04:00
下午三时许，彭德怀、左权、罗瑞卿等在南艾铺村外的树丛中紧急商量后，彭德怀下令开始突围：总部和北方局由左权率领向西北方向突出；野战政治部由罗瑞卿率领向东南青塔方向突围；杨立三部长率后勤部向东北羊角方向突围。时任769团1营营长的李德生在他的回忆录中记述了当时感人的一幕:彭德怀要左权带海凤阁的通讯科突围，左权十分着急，催促说：“事关重大，你是副总司令，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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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彭传的记录是，突围后，左权发现挑着总部文件箱的人没跟上，就命令警卫员反身去找。恰在此时日机来袭～～～～～～～

邓乾元关于湘赣边界五月至八月工作对中央的报告

(1929年8月)

2、关于军事的。
1)五军——五军是去年由平江方面被压迫过去的，到边界时即于四军统一指挥，五军名义不再存在，总称四军，归前委指挥。敌人第三次围攻大小五井时，四军军部出发赣南，留五军归特委指挥，留守大小五井，五军当时有枪不足500支，五井失守，五军败往赣南与四军会合，受前委指挥。4月奉前委之命回边界(收集残部报已[恢]复边界政权)。前委对于五军指挥权，规定在前委不能指挥时归特委指挥，从5月起至现在五军是归特委指挥的，五军从赣南回时，所有枪支好坏约在400上下，边界武装编入五军在400以上，五军的编制当其初由赣南回时，称四佐。①李灿同志副之。经过安福战争后，因为贺国中同志阵亡了，同时还伤亡许多下级干部，士兵也无法补充(边界农民不愿当兵)，因此将五六两个纵队合并成叶纵队，仍以王佐为司令官。纵队之下设两支队，一个支队长是李灿同志，一个是秉生同志，支队之下设两个大队，每个大队以90杆好枪编成之，军部有个特务队，其余传令兵勤务兵等俱背枪。党的组织共分三级，每大队设一支部，辖于支队队委，支队委归纵队委管辖。纵队委书记是刘宗义同志，纵政治部主任是滕代远同志，两个支队党代表，一个是何长工同志，一个是刘宗义同志。队伍中有才有能及对党忠实的全方(才)还是算彭德怀同志。其余负党责任的忠实而努力的很有几个，但大都缺少工作能力，这是五军的主要缺点，因此政治工作不十分有成绩，党务工作也不大振作，军官更加缺乏，彭德怀以下，简直没两个较行的军事人材了。因此有些将官虽然不大行，但他有时偏要发生骄兵悍将的恶习气，因为没有人，所以党纪及军纪都不能执行，这是五军的危机，现时还能相安的原因，完全是彭德怀一个人的关系，此事彭德怀同志曾与我很沉痛的说过几次，我此次随来此，更信彭言之不谬。士兵有士兵委员会的组织，其成份尚有约1/5是彭德怀以前的老兵，这些老兵多少含有点流氓意味，五军党对于这些人不能领导，但是这些人对于老彭个人却很好，他们很服从老彭，其余4/5的士兵多是平江及赣西的农民。官兵伕的待遇，绝对平等，因此队伍中最苦要算上级负责人，最闲的遂是勤务兵。最近四五个月来每人可以发响10元至12元的饷金，但有时也会一个钱也没有发的。2)各县赤卫队——永新现有好枪约200支，己集中百四十支，编成两连，总辖于营，营设营委，直归县委管理。每一大队立一支部，辖于营委，士兵成份，全是永新农民，其战斗力可胜保安队，与大军战则无把握。军官有外县的有本县的，比较还好。莲花现有枪百十余支，有约百支是集中的，编成一个大队。大队设支部，直辖于县委。士兵多本地农民，有小部是敌军反水过来的，关于反水过来了愿当兵的，则厚赏以换农民。军事长官对党忠实。茶陵约有30支枪，编成一赤卫队，士兵全是茶陵农民，官长也是茶陵人，赤卫队设一支部，直辖于茶陵特区委(茶陵无县委组织)。霊县有枪约20支，分散在同志手里，有事则集合工作，无事则分散隐匿目标。特委还有百支枪(多是九响，单响五响的很少)，是五军最近交来的，特委准备将这些枪发给永茶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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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当时是湘赣边特委书记，我摘录了涉及红五军的部分。
从这个报告中，至少可以看出，邓乾元写还是尽量很客观的。
从报告内容看，邓对彭，还是非常尊重和服气的：

“队伍中有才有能及对党忠实的全方(才)还是算彭德怀同志。”

“现时还能相安的原因，完全是彭德怀一个人的关系”，

“士兵有士兵委员会的组织，其成份尚有约1/5是彭德怀以前的老兵，这些老兵多少含有点流氓意味，五军党对于这些人不能领导，但是这些人对于老彭个人却很好，他们很服从老彭”


“官兵伕的待遇，绝对平等，因此队伍中最苦要算上级负责人，最闲的遂是勤务兵。”

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的报告
(1929年10月)

十一、湘鄂赣和粤北党的缺点

这几个区域的党，其组织非常疏松散漫，有些地方的党与群众的组织混合不清。党来包办苏维埃，或者党来命令政权机关，党权高于一切的口号已成了牢不可破的口头禅。而党在群众中只起核心和领导作用的方法，完全置之九霄云外。有些地方党的指导机关，系知识分子包办，以致争领导权;闹意气，种种弊端，转奇常闻。有些地方党的机关指导虽参加有工农同志，但近形式主义，不能起领导作用，且少实际训练。有些地方党的组织忽视秘密，负责人不参加生产(连同志也有不参加者)，服装好华美，好“鹤立鸡群”令群众，一见则知，并且自觉荣耀。有些地方党的地方观念特别浓厚，如甲区有钱剩，乙区无饭吃，倘向借措，甲必籍词推<诿>，甚至上级机关提拨之，亦同样应付，尤有“以金钱买党籍”，引起下级间特别纠纷。总括起来，以上弊端的结果，致使党不明燎群众意见，无异脱离群众，增加党内的纠纷，破坏党的组织，引起反动派的注意，便找目标，促使组织的危险和负责人经不过白色势力的镇压，增进同志的怀疑和发生不好的观念。这些弊端而整齐者，莫若宁冈，该地党员负责人，多有赌钱吸鸦片的恶习，以赤卫队为抢劫的工具，时常不管自耕农、小商人甚至佃农不分皂白的捉来，罚一二担米谷或数元或数十元始放。以致弄成有所谓半〔米〕土豪，谷土豪之讥消。对豪绅的真象异常模糊。还有更好笑的，什么宰牛政策，即是某乡的农民被土豪利用而不革命的，他们令其赤卫队率领赤色区域内的农民将那胖猪、耕牛、白羊以及鸡鸭鹅兔等物一概拿个干净，打成大包给牛驼回，甚至把人捉来，“有钱见父母，无钱见阎君”，使一般工农群众说是土匪，而不认为是赤卫队和红军。这种“抢产主义”的来源，就是王佐、袁文才二人的所赐，也是他二人造成井冈山土匪化和个人信仰唯一的良策。因他们在井冈山当大王已年深日久了，现在各个有经常老婆四五个，生活非常舒服。xxx①兄为第四军三十二团团长，四军离井冈山时，他任参谋长，到赣最危急时，他就私行回家，现任宁冈县县委书记。包办一切。xx②先为三十二团二营营长。五军离井冈山后，已把他的枪枝编了带到外面游击，欲分散他们的势力，然后图之。不料xx二人老奸巨猾，守山成性，受不过劳苦，打不破恶习，为私人的利益结好，消除旧意见，结成新团匪至五军<回>湘鄂赣边时，他更利用湘鄂赣边地方主义，造谣五军回平，不得来了，反被xx的老部下拖回枪枝近百数(内有一大队党代表乘打仗时拖去60多枝枪)，他仍旧独立行动，党无法制裁和指挥，反形成土匪的尾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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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分别指袁、王二人。

上文是彭代表五军党委写给中央的报告节选，可以看出彭对袁、王的态度，以及袁、王二人当时在井冈山的情况：

“这种“抢产主义”的来源，就是王佐、袁文才二人的所赐，也是他二人造成井冈山土匪化和个人信仰唯一的良策。因他们在井冈山当大王已年深日久了，现在各个有经常老婆四五个，生活非常舒服。”


“不料xx二人老奸巨猾，守山成性，受不过劳苦，打不破恶习，为私人的利益结好，消除旧意见，结成新团匪至五军<回>湘鄂赣边时，他更利用湘鄂赣边地方主义，造谣五军回平，不得来了，反被xx的老部下拖回枪枝近百数(内有一大队党代表乘打仗时拖去60多枝枪)，他仍旧独立行动，党无法制裁和指挥，反形成土匪的尾巴。”


可以看出，一方面，彭与特委对袁、王的态度是一致的；另一方面，根据邓乾元的报告内容，按约定，四军前委不能指挥五军时，则五军要接受特委指挥，且彭本人即为特委常委之一，特委的正式决定，必须执行。

红四军前委致中央的信①

(1929年4月5日于瑞金)

“军中状况。四军除小部分留边界外，大部分出来的计3600人，1100枪，在大余、信丰、寻乌损失约200支枪600个人(多数是作战时失联络)，真正被敌人拿去的不过几十枪，100多人，报纸所载那些骇人的消息，都是敌人欺骗的话，宁都、汀州二战之后，不但恢复原状，而且增长了些。全军现在编为第一、第二、第三，8个纵队，每纵队辖2支部〔队〕(等于营)，每支队辖3个大队(等于连)，每纵队约枪500余支，1200百余人，分兵游击时即以纵队为单位，分开出去，然后再分小支，分开集合，都很便利，彭德怀同志之第五军到井冈山者800人枪500支。此次到瑞金者600人400枪，现在编为四军第五纵队，彭同志以副军长名义指挥之。数日后须返湘赣边界，收集(旧》部，恢复政权，与赣南取得联络，仍属前委指挥，政治部已设立，军设政治部，每纵队设纵队政治部，政治部内设秘书处、宣传科、组织科(分职工、农民、特务三股)、政治保卫科，支队大队两级设党代表，纵队以上废除党代表，只有政治部主任。全军在汀做了整齐的服装，每人发4元零用费，给养已不成问题，士气非常振发，赣东黎川方面(与广昌接近)有两个部队想来接头。一是金汉鼎部下反叛出来的500多人300多枪，现编为第四纵队，纵队长田桂清，一是土匪300多人200多枪，到处被打无出路，现编为独立营，胡竹笙为营长。此两部约定4月14日后开到宁都编就训练。江西红军第二第四两团现在兴国一带，与我们联络很好。湘赣边界遭一度破败之后，现被到了恢复的机会，那边除王佐部200支枪系属红军第四军外，宁、永、莲、遂、鄙、茶六县赤卫队共800枪，在军阀棍战无力顾及的时候不但可以保守，且可以向外发展，彭同志率部回去，当更有办法。湘赣边界特委书记是邓乾元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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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描述中，一处描述四军在第一次围剿井冈山前的情况：

“军中状况。四军除小部分留边界外，大部分出来的计3600人，1100枪",

一处描写彭五军上山时的情况：

“彭德怀同志之第五军到井冈山者800人枪500支。此次到瑞金者600人400枪，现在编为四军第五纵队，彭同志以副军长名义指挥之。”

这些数字，应基本是真实可靠的。

【显然，彭部五军人虽少，却是精兵！】

极左病，意识形态至上，跟土改时搞阶级斗争，要肉体消灭地主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