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it2015 2016-09-25 10:38:04
出生富家,年幼时对于经济窘迫的生活没有感受,成家后又成为所谓的职业革命家,所以对于经济的运行没有什么概念,对于日常用钱没有概念.
其当家后,部队会出现财务问题.
老西则相反,斯诺的西行漫记中反映,徐是红军将领中唯一穿皮鞋的.
彭主政太行时,管理八路的全部开支,尽量压缩支出,勉强维持距面. 换作,经济早破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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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虽然农民家庭出身，但一直读书是个书生，对具体经济、农业怕是一知半解。

薛暮桥大跃进期间是国家统计局长，97年出的《薛暮桥回忆录》中记载，当年有一些省的统计局长对国家统计局局长薛暮桥说：省委要统计局报假账，不报就要受处分，如照省委的意图报，又违反统计纪律，怎么办？
薛说：现在只能听省委的话，将来总有一天中央会问你们真实数字，你们仍要做好准备。随时可以把实际数字拿出来。

此颇能放映当时地方干部的”造假“时的纠结无奈。

【四川省宣汉县干部群众抵触1959年粮食生产指标和万斤亩运动，地委负责人指示宣汉，“对顽抗消极的，实行上边压，下边挤，内外夹攻，互相呼应，田头院坝开展大辩论”，“实行火线整风”。】

上面一段中的“实行火线整风”，对58年军委扩大会熟悉的朋友，一定能想到6月9日，黄克诚传达的毛关于反对教条主义的指示：“把火线扯开，挑起战来，以便更好地解决问题。”

其实58年“大跃进”对军队的思想冲击也很大，只是彭谨慎地给压住了。
58年5月，八大二次会议后，就有部队给他写信，要求军队成立公社，甚至还有几位团政治委员联名上书彭，要求部队立即实行供给制。

彭当时回信明确表示：
“社会分工不同，军队是一个承担战斗任务的军事组织，把军队改为人民公社的组织形式是不恰当的。”

“现在军队内部实行供给制的想法也是不现实的。不能把我们过去采用的军事共产主义和未来的共产主义’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制度混淆起来。我们现实的分配原则，只能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

@lc411100 2016-09-24 19:26:41
@wgljw2000 4840楼 2016-09-24 18:41:00
看来延安时代的毛彭之争，寓义深刻。党内关于民主政治体制度之争，从延安时期到今天，似乎都没有停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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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粉们眼里除了毛，其他人都是坏人！这个和毛的判断也一样。貌似除了康生，其他重量级人物毛给他们的罪名和判断都很有意思。
不禁为毛主席难过。和黑司令一贯反毛的老朱；经验主义，投降主义，党内第一号右派，苏联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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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讨论钱老的帖子，资/社之争的帖子，转眼就给删了，崖叔也是敬业。

@lc411100 2016-09-26 09:52:22
@lc411100 2016-09-24 19:26:41
@wgljw2000 4840楼 2016-09-24 18:41:00
看来延安时代的毛彭之争，寓义深刻。党内关于民主政治体制度之争，从延安时期到今天，似乎都没有停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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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粉们眼里除了毛，其他人都是坏人！这个和毛的判断也一样。貌似除了康生，其他重量级人物毛给他们的罪名和判断都很有意思。
不禁为毛主席难过。和黑司令一贯反毛的老朱；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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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害是毛知道大家在造假后的心态。

当时的情况，如由他本人出面来揭穿，一方面要重新制定总路线和大跃进的各种指标。而毛在”反反冒进“很批周、陈时，如林彪日记所言，毛把话说的太满，太绝了，另一方面，按政治原则，毛承认错误，就要同时承担政治责任，毛得考虑退路。

各种大跃进弊端、问题暴露后，到了59年4月的上海会议，毛言“我也头脑发热的3-4个月”，毛心中非常后悔，已经很明显了，想找台阶下台，不然不会在会上失态，痛斥众人无能，无法帮助其实现理想。

然而周、陈榜样在前，毛又经常反复，领袖心迹，此时已无人敢冒险一猜，也就无有心人适时出面，给毛递梯子下台。

实际上，党内“言路”的断绝，始于57年开始的“反反冒进”，而非59年的庐山会议。
周、陈二位都是八大选举的党的副主席，何等地位，与毛意见不一致，万一错会领袖，或领袖改变思想，提意见人会有什么后果？每个人党内人中高层都可以掂量掂量自己，与周、陈比，分量如何？

客观讲，“反反冒进”中，毛对陈的批，还是远轻于周的，承担的压力也就小于周，面对高指标，陈这样地位的人敢不敢说话？是个什么心态？

58年8月北戴河会议前后，薛暮桥等人曾私下劝陈向毛进言，陈说：”现在热度太高，提不同意见没人听”。
58年12月，陈觉得，六中全会提出1959年1800万～2000万吨钢的指标太高，他要胡乔木向毛反映，不要公开发表这个数字，乔木不敢去说。《陈云年谱》中卷，第439页。
胡后来解释说，这是为了保护陈。1959年1月18日，在毛召集的一个小会上，陈云说，武昌会议制定的指标过高，难以完成。
毛泽东听后说：“那就拉倒，甚至于这个总路线究竟正确不正确，我还得观察。”非常不耐烦。
其实，以陈云的政治智慧和性格，不摸毛的底，断不敢完全表达意见，更不会坚持，之后不久，陈还给毛泽东做了一个检讨。
直到59年4月初上海八届七中全会期间，当计划无法完成已成定局，毛对公布1959年高指标后悔了，后悔没听陈云的建议。毛反过来又倡导“海瑞精神，还给彭总一本《明史·海瑞传》建议彭读，又问周看过没有，周表示说看过了。

毛对彭、周二位够分量的党内大佬，此时又是寄予厚望，希望他们不计前嫌讲真话吧。

@exit2015 2016-09-26 16:38:54
毛彭关系,就是袁绍和田丰关系的翻版.
大跃进前,彭提出反对意见,庐山上上书提意见,大跃进惹祸后,决定不给彭平反.
袁绍在决定和曹操决战后,田丰反对,官渡中间,田丰从狱中给袁绍上书,袁绍兵败,杀了田丰.
这二者是不是很相像.
唯一的区别是毛的权力没有田丰那么大,直到文革开始,才将彭关进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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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袖心态上是有很像，都想以举国之力，建立令百世敬仰之伟业呀。
炀帝即位后三征高句丽，太宗晚年三伐高句丽，谁都不敢劝，都是这种心态。

@甄宜嘉 2016-09-26 20:20:16
作者：exit2015 时间：2016-09-26 16:38:54
毛彭关系,就是袁绍和田丰关系的翻版.

唯一的区别是毛的权力没有田丰那么大,直到文革开始,才将彭关进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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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毛的权力没有袁绍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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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不同了，也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了。

@甄宜嘉 2016-09-26 19:52:30
彭元帅不光打仗有一套，而且具有民主思想。在抗战时期就对民主宪政这一套表现出很浓厚的兴趣，这点在军队高层中最为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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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更深层的问题是：当年国民党和共产党，在政治目标上，核心的差异到底是啥？。

在我党的字典中，国民党+右派，是一个概念，就是国民党右派。
彻底否定国民党的一切，包括文化和政治追求中合理的部分，彻底否定中国文化中的一切。

然后，在一张白纸上重塑社会主义新社会，全新的政治伦理，全新的社会道德规范、和价值观。

彭总59庐山上书本身是偶然事件，但“书”的内容代表的是党内的一群人。
上书前，彭考察了西北，湖南、等地，与地方省委领导人如周小舟等有深入地交换意见。
在政治局、国务院系统，也与周相、陈云、薄一波、李富春、张闻天等看法一致。
放到59”庐山会议“的召开的背景下看，政治上”毛刘周“，军事上“林贺徐”，是否合伙倒”彭“，分析起来或许有些眉目吧。 毛是个很敏锐的人，庐山会议前，党内重量级人物对总路线大跃进的态度，他是很清楚的，还形象地分成了所谓“促进派”，“观潮派”，和“怀疑派”。

从庐山会议中的发言看 ，无论刘周，还是林徐，批彭时，都未对大跃进表态，这几个人都不是促进派，是观潮派还是怀疑派？我猜“刘周林徐”，都是怀疑派。 而贺，应该是个“观潮派”，其实军方的人，业务上不直接相关，高层大多数是观潮派和怀疑派，贺总批彭的发言，很有特色，7月21日，贺在小组会上谈了对当前形势的看法，明确表态支持毛的继续跃进：“目前的主要问题是干劲不足，而不是头脑发热和虚报。我们的缺点还不到一个指头。这么大国家，这么多人，工作上有一点缺点、错误，有什么奇怪的？而且缺点、错误很快纠正。” 对于出现问题的原因，贺龙认为:“我们去年出现的一些‘左’的偏差，也只是在克服了右倾保守错误、执行总路线取得了伟大胜利中，工作方法上有些缺点所产生的。既是这样，就谈不上什么小资产阶级的疯狂性和什么难于克服的错误。” 因此，他对彭德怀的信的评价是“我对彭总给主席的信，觉得在总的估计上是不恰当的，是把问题说得过于严重”，“彭总信上说，今年不可以继续大跃进，这个看法我也不同意”。 说贺发言有特色，是因为有记录的将帅发言中，贺是唯一旗帜鲜明地肯定大跃进的。

徐上了山，但看不到如何发言记录。 林是7月下旬，被毛拉上山的，更多是理解毛后，为毛撑场子，表态占队。但关于大跃进本身，未见致词。 彭的上书，是偶发事件，以上诸人只是在毛表明态度后，被动选边站队，不太可能合伙。

军队内部，尤其是抗战期间老太行山的人，除了贺龙、罗瑞卿外，其它人很难真心实意批彭。

@ywujun1969 2016-09-28 12:38:00
彭总59庐山上书本身是偶然事件，但“书”的内容代表的是党内的一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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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行健乾坤 2016-09-28 17:04:31
贺龙这么起劲的理由是什么？年轻时候被老彭揍、后来又被夺了兵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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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心难料，贺、罗二人59年后一起上台掌军，66年文革初又一起倒台，也算是命里的缘分吧。

解放战争中，西北最终彭总领军一事，根本谈不上彭夺了贺的兵权。
已披露的资料可知，在46年10月，我军即获知胡部很快将重点进攻陕北！而胡部发布正式进攻命令是在47年3月10日。如此长的一段时间，选择一个合适的人统帅西野拱卫中央，并无困难。换句话说，如果毛属意彭、贺二人之一，早就该让让他们挂帅了。后续的剧情发展，证明毛最初根本无意让彭、贺任何一人陕北挂帅（原因不讨论）。
战前，为保卫延安应对胡宗南的进攻，除陕北原有警卫部队（警1，3两旅）外，外调了晋察冀的教导旅，太行军区新四旅，以及晋绥军区358，359，独立1、4等四个旅。359旅和独四到的晚些。
47年2月10日，胡军进攻前夕，中央军委决定成立西北野战集团军时，最初辖6个旅：独1旅，358旅，新四旅、教导旅，警备1、3旅。任命张宗逊为司令，习仲勋为政委。
因此6个旅中，晋绥部队占2个，张宗逊是老358旅长，本身井冈出身，深得毛信任，任陕甘宁野战集团军司令员，无不妥，唯一值得怀疑的，是张军事指挥能力，历史上从无出彩之处，就是毛信任而已。
上述部队中，“独”字头的属八路军120师系统分兵发展扩编的部队，“新”字头的则属129师系统分兵发展扩编的部队，而“教”字头的则属115师系统分兵发展扩编的部队。
要注意的是，王震359旅是归属120师，但该部却是中央苏区6军团发展而来，并非贺龙嫡系，如果深挖6军团的源头，则是由湘赣红军苏区红八军，红十六军为主成立，而湘赣苏区却是红三军团一手创建的，是其老家呀，一次反围剿前，三军团主力东渡赣江时，并未全走，而是留下了部分骨干支撑湘赣、湘鄂赣苏区地方红军的发展。
如果算上晋察冀的教导旅（此部为杨得志勤王留下的精锐）和太行来的新四旅，这样再看西野构成，贺部嫡系成分达到1/3都是高的，关键是战斗力如何？更何况两个主要军事干部，一纵司令张宗逊，二纵司令王震，红军时期都在三军团彭总麾下干过。因此客观说，彭夺了贺的兵权，很难成立。

真让贺来指挥这支实际上来自三大八路山头的部队，会是个什么结果？还真不好说就是喜剧。
另外，从抗战后期至解放战争初期的军事将领的人事安排看，毛用将思路是很清晰的：曾经的军中大佬，威加一方的方面军大佬级人物，如朱彭贺徐四人，原则上是不会再给予外出掌军一方的机会了。尤其是彭总43年调回中枢后，45年8月起任命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摆明了是要放在中枢参赞军务了。
陕北战场，假如张军事能力过硬，基本可以肯定，就没彭什么事了。但张指挥西野3月4日首战西华池，就打了个烂仗，陕北的情况也没时间给张上将练手。彭的机会就这样来了。
实际上，如果毛用人上个人感情再少一点，下一层的将领中，陈赓是一个最佳人选，关键是毛在延安整风后，怎么看陈赓。因为陕北打仗，拱为中央，很多时候，是要死扛的，就是要打政治仗，陈赓有事不够很，其实张宗逊更狠不起来，指挥经验和灵活性差陈就更远了。

3月16日，胡部突破我军第一道防线后，由于陕北的特殊地位，中央以及军委，当然包括毛本人都不淡定了，张显然不再被信任，彭主动向请缨，表明的也是不放心。
但彭知道延安整风和华北座谈会后，二人之间和平共处、互相合作的底线是什么，如果自己不主动给毛台阶，毛恐怕很难主动请彭出山，朱周任刘的心理都门清，这个事只能是彭、毛间自己解决，因此彭主动提出时，仍带着十二万分的小心：“贺龙同志忙于晋绥事务，远离延安，陕北现有的几个旅，加上后勤部队也就两万多人，是否由我暂时指挥？“

无它，就是向毛表态，事急从权，我无意于打破之前的默契，谋求重获军权。
上述彭总危机时刻主动请缨时，对毛说的话，彭应该很清楚毛对他的戒备。
彭朝战后52年回国，周提议彭掌军，彭开始不接，还专门找毛谈，推荐高、邓，大概也是这个心理。

跟华东战场不可同日而语。华东共军供述，1947年歼敌几千人的战报（西北大捷的档次）已经无人要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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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命兜底，东北战场重要性第一
争霸天下，华东战场重要性第一
这个是共识。

不过从西北、华东两战略区军事主管的选任上看，毛看军事干部，水平一般，就是战时不行了就改，还算从善如流。

党史上有些事件，有时是惊人地相似和重复。
43-45年延安整风期间，是先斗周，再斗彭。建国后，57～59年，又是先斗周，再斗彭。

建国前延安时期周彭被斗时二人的反应，与建国后竟然也是几乎一丝不变，唯一的变化就是我党执政了，革命成功了。

@一贱霜寒十四州 2016-09-29 23:55
但是，彭老总个人 非常正直的人，快人快语！ 不过 政治上比较“幼稚” 性格上有“跋扈 刚愎自用” 再好听点说，就是 霸气！难听点说， 飞扬跋扈！他这种性格，得罪的人很多，以至于 到彭老总 挨整的时候 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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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组织的批斗活动中，很难拿被批斗人的性格说事。
刘修养倒台，狂批刘，林顶峰倒台狂比林…等等，给这类人安什么性格。

人无完人，但彭若无自身的人格魅力，无超常人的才干，革命年月拉不起队伍，也活不下来。

@wgljw2000 2016-09-30 07:35
@lc411100 4923楼 2016-09-29 22:28:00真假不清楚：其中原因，据当时流传的故事说，是因为当时地院“东方红”从四川把彭德怀押回北京，红卫兵的头头们在大会批斗前秘密预审彭德怀，彭将自己同毛在庐山会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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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成都揪彭的朱等人，包括王大宾等都写有文章，回忆录，国内公开发表。这些红卫兵与彭总深入交流思想后，纷纷倒戈。坚定认为毛被某些人蒙弊。
原因无它，红卫兵本身都经历大跃进，基本事实都清楚，文革前党内批彭不公开，文革开始后批彭，又不敢公布万言书。

换一个人的视角看彭总，引一段【高华-红文中描述彭总在延安整风中的境遇的】人名简了：

在紧张、高压气氛下召开的1943年9月至1944年4月中央政治局整风会议，基本实现了毛所要达到的目的，从周恩来开始，重要的领导干部一个接一个检讨、反省。然而，唯有彭与众不同。

彭于1943年10月上旬奉命返抵延安，此时距抗战初期出师山西、华北已近六年。彭回到延安后，参加了1943年秋至1944年春由毛主持召开的政治局整风会议。他虽然也作了“自我批评”，但是秉性倔强的彭，并没有像其它高级领导人那样，做违心的自我鞭挞。对于这一切，毛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毛一向对彭存有芥蒂，将彭的直言、坦荡、自尊视为对自己的冒犯，因此执意要将“火”烧到彭的身上。

彭与一般中共高级将须确实有所不同，他所关心的问题远远超出军事斗争的范围，还涉及到政治、经济、教育、妇女等广泛领域，并不时就某些涉及全党的重大战略问题向毛提出自己的建读，颇有军人政治家的风采。1942年12月18日，彭就中共与国民党的斗争及根据地工作问题致电毛泽东，提出：国民党有长期历史影响，且有一定社会基础，战后我党与国民党的斗争仍是长期的。战后中国人民的政治动向是“自主自由”，“和平建国”，谁能满足这一愿望，谁将取得最后胜利。
1943年2月8日，彭又在中共北方局太行分局高干会议上发表有关民主教育问题的谈话，认为民主教育在今天中国来说，就是反对封建的教育，而民主革命的共同口号则是“自由、平等、博爱”。彭认为中共应建立起一个完整的制度，在人与人之间发扬互爱、互敬、互助，“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保障自由、平等、博爱成为合法的束西。目前则要进行“自由、平等、博爱”的启蒙教育，灌输科学精神，反对封建迷信。 在返回延安后，彭又于1944年5月4日致信毛泽东，就边区财经问题发表意见，认为延安“对这方面还欠明确方向”，并写了一篇〈论公营商店〉的文章，希望毛修改后，“最好以社论名义发表”。 凡此种种，都引起毛的不快，在毛的眼中，彭的这些言行足以说明他不守本份，有非分擅权之念，已对毛构成了“压迫”。故毛在1943年6月6日电示彭，明确表示不同意他的有关民主教育问题的谈话，批评彭的讲话“从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的定义出发，而不从当前抗日斗争的政治需要出发”。 毛且将彭的〈论公营商店〉一文转贾拓夫、高岗、贺龙、陈云讨论，结果是，“实行彭文方针似不可能”， 此文最后也未能正式发表。

但是如何处置这位为中共立下汗马功劳的彭，毛泽东又颇为棘手。毛既要倚重彭为自己打江山，又要削弱彭在军队中的巨大影响，杀一下彭的傲气，以树立毛本人在军队中的绝对权威。于是从1945年2月1日至7月25日，以召开华北地方与军队工作座谈会的形式，时断时续地开会四十馀次，对彭进行了为期四十三天的斗争。

华北工作座谈会开始之初，薄一波被推举为会议主席，彭在其所作的关于华北七年抗战的报告中，检讨了受到毛批评的他在1943年4月发表于《新华日报》(华北版)上“关于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讲话。彭表示自己原先的观点基本是错误的，并对自己在华北工作的其它缺点也“进行了严格的白我批评”。彭还回顾了他对毛认识所经历的三个阶段：大哥--老师--领袖。他说，自己早已认识到毛泽东是中国人民的领袖，发展了马列主义，今后要向毛学习。 尽管彭已对毛表示了心悦诚服，毛却不准备让彭过关。在1945年3月后，对彭的批评突然升级，为了打击彭的威望，毛有意将会议规模扩大。毛派康生、李富春等十几位在中央机关和其它大区工作的负责人前来参加会议，对彭的批评指责已突破华北的范围，变成了对彭的总清算。

对彭的指责包罗万象，从攻击彭领导平江暴动是抱“入股”目的，“投机革命”，到内战期间拥护王明、博古。康生等更将斗争矛头指向彭领导的华北军分会在1937至1938年制定的“运动游击战”方针，指责彭执行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康生声称彭德怀背着中央发动“百团大战”，从而“暴露我军力量，导致华北根据地遭到日军巨大压力，根据地大大缩小”
显然没有毛泽东做后盾，康生绝不敢公然攻击像彭这样声望卓著的军方重要将领，并重点指责由彭领导的“百团大战”。其实由康生嘴里讲出的指责“百团大战”的话，最早也来源于毛。毛其人讲话经常前后不一，出尔反尔。1940年7月22日，八路军总部以朱、彭、左权的名义下达战役准备命令，并报延安军委，8月20日，战斗打响，毛闻捷报，大喜过望，给彭打电报，谓之“百团大战真是令人兴奋，象这样的战斗是否还可组织一两次?” 1940年12月22日，毛致电彭，叮嘱“百团大战对外不要宣传结束”，因为中共要“利用百团大战的声势”去反对蒋介石的反共新高潮。 然而毛说变脸就变脸，当1943年底，八路军主要领导人陆续返回延安后，毛在和军方主要将领的谈话中就开始表达他对彭领导的百团大战的不满。毛指责对“百团大战”的宣传，“暴露了我们的力量，引起日本侵略军对我们力量的重新估计，使敌人集中力量来搞我们。同时，使得蒋介石增加了对我们的警惕”。 毛在1945年重新挑起“百团大战”的话题，只不过是为了在更大的范围打击彭的威望。

华北座谈会对彭的斗争是有目的、有预谋和有组织的，彭参加中共革命以来的历史及功绩，几乎被全盘否定，彭被指责为“一贯反对毛主席”(证据之一是彭在讲话和文章中，很少引用毛泽东的话)。彭的人格也受到恶毒的污辱，彭是中共及军队高级领导人中生活艰苦、节俭的典范，竟被指责为“虚伪”。彭原名“彭得华”，也被罗织为其志在“得中华”，即意欲与毛一争高低。 由于得到毛、刘少奇等的支持，许多与会者都参加了对彭的斗争，罗瑞卿即是其中最积极的人之一。
对于横加在自己头上的各种罪名和指责，彭并未接受，他说，“毛泽东同志有百分之九十九点九是正确的，难道就没有百分之零点一的错误吗”?中共七大期间，彭在大会发言中，对领导八路军的“缺点”、“错误”作了检讨，却仍然不被毛放过。
毛在和师哲谈话中，说彭的检讨是“勉强的”--毛对彭确实非常了解，彭只是为了党的团结才违心地做了检讨。
毛泽东一语道出他对彭的不满，“此人刚愎自用，目空一切”。 事实上所有对彭的批判，斗争，就是因为彭不能像其它识时务的领导人那样，对毛诚惶诚恐，毕恭毕敬，因为毛决不能忍受在中共军队内有彭这样一个具有强烈自尊、且享有巨大威望的统帅人物。正是毛泽东的狭隘和嫉妒心理作祟，在“七大”闭幕以后，又继续对彭进行斗争，直到日本投降前夕，中共面临国内局势的剧烈变化，必须全力对外，这一斗争才停止下来。
当毛泽东打击了彭的傲气，在军队领导干部中搞臭彭的目的初步实现后， 面对新的形势，毛仍不得不起用彭，致使一些原先积极参加批彭的人都一度迷惑不解，“没想到彭德怀又起来了”。

【我参与的揪彭德怀行动：陈永迪】

1966年12月，彭德怀从成都被揪回北京批斗。关于彭德怀被揪回北京的具体过程，存有多种说法。我作为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红卫兵“揪彭德怀行动”的参与者，愿意提供我所了解的内容。

1 王大宾接到北京指示

当时我是北京地质学院66届学生。1966年12月，我和几位同学步行串联到重庆。16日晚，我们去了“北地东方红”驻渝联络站。联络站设在市中区临江门附近沧白路街边的一座小楼（文革前的重庆市政协办公楼）里。上楼的时候，偶然遇到北地东方红负责人之一的王大宾，他很热情地招呼我。

我和王都是1961年考入北京地质学院的四川老乡，文革前就比较熟悉。他问我从哪里来，我说从成都来，王大宾立即表示有要事和我谈。
在二楼的一个会议室里，王大宾告诉我，东方红驻成都联络站和驻重庆联络站都接到朱成昭（北地东方红的主要负责人）从北京打来的电话，传达党中央、中央文革的指示，要我们把彭德怀揪回北京。他问我：“听说彭德怀在成都，不知道他住什么地方，有没有可能藏在军区大院？”我母亲在成都军区作军医，我们家就一直住军区大院。王大宾向我提出这样问题，当然因为彭德怀是元帅，曾担任国防部长，很自然会想到他在成
都会住我所熟悉的军区大院。

我告诉他“：成都军区机关已经开展‘四大’，大院内战斗队林立，抄家之风盛行。军区主要机关分布在北较场和西较场，还有一些直属单位分布在成都各地，这么大的范围要藏个把人不难。但是，彭德怀这样的大人物，要安全保密地藏起来很难，除非军区领导对他采取特殊保护措施。可是司令员黄新庭、政委郭林祥已经被批斗了，主要罪状是紧跟贺龙、罗瑞卿执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他们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没有心思也没有能力去保彭德怀这样的‘死老虎’，彭德怀如果还藏在军区大院，早就被机关的战斗队抓出来了。”
王大宾将我介绍的情况详细记录在本子上，还告诉我，说他10月下旬和十多位同学到外地串联，准备先到韶山和井冈山，然后沿红军长征的路线步行。可是他在火车上生病了，只好在武汉下车，住了一个多月的医院。上大学后就没有见过面的母亲知道他生病了，一定要他回老家德昌养病，于是他买了船票回四川。不想遇到这么一个突然情况，要他在四川抓彭德怀。

那么，彭德怀是怎么到四川的？到底是谁要把他揪回北京呢？

2 揪彭指示从哪里来

1965 年 9 月，毛泽东亲自找彭德怀谈话，要他到四川任三线建设指挥部副总指挥（总指挥是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本来彭德怀不愿意去，毛泽东为让彭德怀能接受安排离开北京，当面甚至还说了诸如“也许真理在你那一边”这样的话。彭德怀于当年11月28日下午离京赴川。在他行前的11月10日，由毛泽东亲自布置江青组织炮制的影射彭德怀搞翻案的文章——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已经在上海《文汇报》发表。此文后来被视为点燃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11月30日，即彭德怀到达成都当天，《人民日报》转载了姚文元此文。一到成都就忙于工作的彭德怀是在12月4日看到的，当即大怒，说这是打了自己一耳光。（王春才：《元帅的最后岁月——彭德怀在三线》，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但他不知道，12 月 21 日，毛泽东在杭州谈到这篇文章时又说了：“缺点是没有击中要害。《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嘉靖罢了海瑞的官，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就是海瑞。”

1966 年 5 月 27 日，彭总正在前往贵州六盘水的路上，车到四川大足县被西南三线建委以传达“五·一六”通知精神的名义召回成都。
传达会很快变成了批判会。会上，有人指责他“到处放毒”、“收买人心”、“小恩小惠”、“伪装艰苦朴素”、“攻击毛主席，攻击‘三面红旗’”、“翻案”等等。彭德怀说明、检讨，三次不能过关。继而，又追问彭德怀和彭真的关系，要彭德怀交代“反党小集团”和“里通外国”问题。会后，西南局书记处指示，以简报的形式向中央文革报告批彭的情况，并将这一简报在党内各级组织传达。李井泉的报告一箭双雕：既证明他贯彻了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又表示他已经和彭德怀划清了界限。

1966 年 12 月 13 日，在周恩来等人召见首都几大院校红卫兵领袖的会上，江青突然说“：你们不是很能吗？你们为什么不去抓海瑞？听说他在四川经常上街看大字报，与人谈话，很逍遥自在么！应该把他抓回来，要他交代问题，接受群众批判！”

1966 年 12 月 15 日，戚本禹又对北航红旗的负责人韩爱晶说：“告诉你们，彭德怀现在在成都，是三线副总指挥，在那里没有人敢动他。要把他抓回北京，打倒在地。这是首长的指示，已经毛主席同意。”

当年的中央文革成员王力在其所著的《王力反思录》中提到将彭德怀从四川抓回北京是在周总理主持下召开会议决定的，书中这样写道“：我从秦城出来后，北京市公安局的同志来找我，他是王稼祥的女婿。他坦率地说，判戚本禹判不下去，有些事情难定。如到四川揪彭德怀，戚本禹说他是执行中央的决定，是中央开会，总理主持作的决定。我说，中央开会我都参加的，这个会我没参加，大概不是中央的会，是专案组的会。他们说问过汪东兴、杨成武，是不是中央的决定，他们说是的。”

这就有了朱成昭接指示后给北地东方红驻成都和重庆的联络站打电话，传达中央揪彭指示的事

【我参与的揪彭德怀行动：陈永迪】续上

王大宾决定暂不揪彭王大宾到了重庆联络站才知道中央指示，于是决定：在渝的同
学除办展览的留下，其余全部到成都集中。同时又通知在成都联络站的同学，抓紧时间了解彭德怀的下落，准备行动。

12 月 18 日，在四川省地质局会议室，北地东方红在四川联络站的几位负责人：钱辛、王大来、谭保华、陈保堂、张华清、郑文卿等，向王大宾详细汇报了几天来的进
展。正在众人为寻找彭德怀而绞尽脑汁时，郑文卿巧遇彭德怀在街上看大字报。据郑文卿介绍：他和另外一位同学根据彭是三线建委副主任的线索，专门到三线建委办公地门外守候。守到天黑，看见一老一少从三线建委大院出来，年老的有点像彭德怀，于是紧随其后。这两位一路走一路看大字报，捡传单。因为天黑看不清面目，郑文卿跟得很近，听到了老者的咳嗽声，由此判断老者感冒了，可能会到药店买药。于是他抢先来到附近的药店。这一老一少果然进来买药，郑文卿在灯光下清清楚楚辨认出这位咳嗽的老者就是彭德怀。


郑文卿回来一汇报，钱辛、王大来等人很高兴，决定找彭谈话。第二天来到彭总住地，彭和身边的工作人员很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彭总很希望与红卫兵交流。话题范围很广，从他当放牛娃开始谈到领导平江起义，再到井冈山和朱毛会师的过程，谈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历次重大战役的情况。话题的重点主要围绕庐山会议和文化大革命。彭总反复强调他不反毛主席，说他和毛主席的争论是建设速度快一点还是慢一点的问题，毛主席的话不说100%正确，也是99%是正确的。
（我们注意到，彭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说过：毛主席的话是最高指示，是马列主义的顶峰。）谈到文化大革命，彭说：他拥护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对于反修防修非常必要，群众发动起来了，通过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辨明是非，非常正确。他1965年3月4日，不怕群众，不怕红卫兵。此前，西南局保卫部门的领导劝他到内江躲一躲，他坚决不去，他说，哪有共产党怕群众的道理。还说庐山会议后长期闲居在京郊吴家花园，盼望为人民做点事。
谈话的气氛友好，我们的人还不断起身给彭总的杯子倒水。谈到大串联，彭总对着地图给我们的人指长征串联的路应该怎样走，路上要注意什么事。
谈话结束时，彭总把大家送到门口，并表示欢迎再来。钱辛将谈话记录交给王大宾看，谈到“老头子”（即彭德怀，下同），都说印象非常好；“老头子”畅所欲言，对自己的功过认识很清楚，是个很直爽的人。

是否揪彭？有两种对立的意见。反对揪彭占主流，王大来（北京地质学院探矿工程系团总支书记，最早加入北地东方红的教师之一）的发言最有代表性，他说：“‘老头子’是革命功臣。刚到四川一年，表现很好。最重要的是‘老头子’拥护毛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支持红卫兵运动，赞扬青年学生的革命精神。认为发动文化大革命对防止
共产党脱离群众很有必要，中国有希望，过去解决不了问题，现在可以解决了……‘老头子’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比我们还深刻，他不仅支持红卫兵而且理解红卫兵的过火行为。他还强调：你们要注意政策，要团结多数。”王大来还说：“庐山会议的事是老账了。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讲的是实际情况嘛，高指标、浮夸风就是不对，亩产万斤
是吹牛，下面的人欺骗毛主席，‘老头子’讲的才是真话。在‘老头子’面前我们没有批判能力。”

听到这里，王大宾有感而发，他说：“1958年高一，我当班长带领全班同学种试验田，挖地3尺，积肥十万斤，誓要小麦亩产上万斤。在生物老师的指导下，一亩地播了60斤种子，结果收了不到200斤，全班同学在试验田大哭一场。”

经过一番辩论，双方都认可由王大宾作最后决定。王大宾说：“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我们根据实际情况办事。‘老头子’又没有什么新问题，他拥护毛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支持红卫兵运动。可能党中央和毛主席还不了解他现在的情况，他又不是刘少奇司令部的人，不忙去抓。”

会上决定暂不执行中央指示，派王大来、郑文卿立即飞回北京汇报，重点讲明彭德怀拥护文化大革命的情况.

【我参与的揪彭德怀行动：陈永迪】续2
来了个“钦差大臣”

12 月 22 日上午 11 点，东方红总部派“作战部副部长”胡乐成飞到成都。胡乐成身着军大衣，趾高气扬，盛气凌人，俨然一副钦差大臣的架势，一到会议室就开骂：“你们都是饭桶！右倾机会主义！连彭德怀都揪不回京！我奉中央指示：立即把彭德怀揪回北京！”他还传达周总理给朱成昭的三点指示：
“一，为了确保安全，彭德怀同志回北京不能坐飞机只能坐火车；
二，要和成都军区一起护送，途中要确保安全，随时向中央报告；
三，不要在成都开批斗大会。”

胡乐成自恃有尚方宝剑，对众人嗤之以鼻，也不把王大宾放在眼里。他宣布“：中央首长说：王大宾犯了严重的右的政治错误，被彭德怀征服了。”
胡的宣布使会场炸了锅，场面一时混乱。

王大宾站起来反驳：“我是东方红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就是地院的老保也尊重我的人格，轮不到你来骂我们是饭桶。我们按照党的组织原则办事，没有执行上级指示，及时向上级汇报了没有执行的理由，这有什么错？你是钦差大臣，这事我不管了，你自己办好了，我要回家看老母亲去了。”
在场的师生大部分支持王大宾，对胡乐成的骄横极为不满，双方争执不下。此时，探工系的刘志耕老师出面相劝，他说：“这是大事，千万不得有半点差错，万一出点什么事，你王大宾是没法向中央和总理交代的。”

刘老师的提醒使大家冷静下来，揪彭是中央的决定，不办不行。既然胡乐成是专门来办
这个事的，就由他负总责，我们配合他安全地把彭总护送回北京。为了落实总理的三点指示，当时还决定由谭保华、陈保堂、张华清立即去成都军区联系护送事宜；由地质局机关车队队长徐彬和地院同学一起去成都铁路局联系回北京的专列。

下午，谭保华等人回话：成都军区已得到总理指示，决定由军区的一位二级部长负责与地院学生联系，成都军区派部队护送彭德怀回北京。铁路局也同意：安排专列送彭回北京，地院的学生可以同车前往。王大宾准备事办完就回老家德昌养病。

揪彭中的波折
12 月 23 日凌晨约 3 点，我正在睡梦中，听到有人在耳边喊：“快！起来！去抓彭德怀！”听说抓彭德怀，我像弹簧一样跳了起来，这时房间已灯火通明，旁边的几位同学也都兴奋地爬了起来。

天漆黑，寒风飕飕。一辆“嘎斯51”苏式卡车在路上疾驰，凭直觉判断车子正往城里开，不到20分钟停在一条小胡同。我观察周围的建筑，很快认出这条街是永兴巷。永兴巷长不足200米，街的西边可以看见位于署袜街的成都市邮电局，那是一栋由英国人建于1901年的很有特色的西式建筑，在一片低矮瓦房的胡同里鹤立鸡群。永兴巷7号离
西南三线建委办公的地方不远。
进永兴巷7号的大门往东大约30米还有一道小门，里面是占地约一亩的小院，大树的遮掩使小院显得很幽静。靠北有一栋别墅式的小平房，只见小平房客厅的大门洞开，昏暗的灯光照着一个人的身影，走过去才发现那人正在用手绢擦眼泪。我猜是一位三线建委的工作人员，后来才知道他是彭德怀的秘书綦魁英。客厅里空空荡荡，客厅东侧是彭
德怀的办公室兼卧室，卧室里摆着一张普通的办公桌、一把椅子、一张部队营房里常见的硬板床，我特别注意到墙角放着一只箱子。除了正在伤心啜泣的綦秘书，房里不见有其他人，我问他：
“彭德怀在哪里？
“人已经被你们抓走了！”
“被谁抓走了？抓到什么地方去了？”
“不知道！”
我很吃惊，彭德怀被谁抓走了？除了我们北地东方红谁还会把他抓走？此前，彭德怀已被我们东方红的人盯上了，每天晚饭后他和警卫员景希珍准时出门，彭戴着大口罩，一边走一边看大字报，有时候还要伸手抢漫天飞舞的传单。行走的路线也很固定，从永兴巷到春熙路，沿东大街、盐市口、人民南路广场，再原路返回。可以说彭德怀已经在我们的掌控之中，凭着御封的“左派”名声和当时北地东方红在成都的影响力，没有哪
个红卫兵组织敢向我们挑战。

就在我们迷惑不解的时候，有消息灵通者报告：彭德怀已被北航红旗的人抓到成都地质学院了。我们赶紧乘车向位于城东北郊的成都地质学院进发，到了地院天已大亮。车开到一栋教学楼前，听说彭德怀就在二楼的一间教室里。楼里挤满了人，大家都想看看大名鼎鼎的元帅。我好不容易挤到二楼楼梯口就再也无法前进了，楼道里乱哄哄的，人们议论纷纷，但是没有人喊“揪出”“打倒”“炮轰”“火烧”之类的口号，实际上大
多数人的心情是好奇，对彭德怀个人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仇恨。下一步怎么办？把彭德怀关在寒冷的大教室显然不合适，北地东方红的人主张把他拉到地质局去，那里是我们的地盘。又听说王大宾、胡乐成正在和北航红旗的人谈判……

不知什么时候嘈杂的楼道突然安静下来。有人说彭德怀出来了，我的视线扫过去，看见一间教室的门被打开，楼道里的人群开始向两边闪开，谭保华等人先从教室里出来，我一眼就认出紧跟其后的是彭德怀。此前没有亲眼见过，但是他身着元帅服的照片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彭德怀是方脸，厚厚的嘴唇憨厚而耿直，下塌的眼角略带疲惫，身着黑色呢子大衣，个头没有我想象的高大，神情平静。

我特别注意到，他的脸上也没有那个年代常见的被红卫兵抓住时的惊恐状。
我曾经见过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被四川红卫兵抓住时的情景，“李政委”（李井泉同时担任成都军区政委，他喜欢亲信称他“李政委”）满头白发，两眼通红，举步维艰，背驼成弯弓，下垂的双臂筛糠般抖动，脸上写满恐惧。

可这位为民请命心中无愧的彭大将军不一样，腰板挺直，面无惧色，气度不凡。他，毕竟是统帅过百万大军身经百战的元帅。
我们将彭总带到大楼外，送进早已准备好的一辆华沙牌轿车。轿车前有一辆宣传车开道，轿车后紧跟几辆装满人的卡车，浩浩荡荡向四川省地质局进发。车到成都地质学院大门时，遇到一小群不明身份的学生的阻拦，估计是北航红旗的支持者。他们人数太少势单力薄，抵不住我们的冲击，很快让出了通道。不久，队伍安全到达了地质局。

北航的韩爱晶低估了揪彭的难度，他只派出了区区五个人就想把彭德怀抓回北京。这五人到了成都，人生地不熟，两眼一抹黑，以为抓彭德怀很简单，五个对一个带上飞机了事。韩爱晶也不知道，同一项任务又派给了北地东方红，中央文革坐山观虎斗。两相比较，王大宾安排更周密，我们集中了北地东方红在四川的所有力量来完成抓彭任务。王大宾一面和北航的领头人谈判，一面又派人在成都地院寻找彭的下落。谭保华首先发现彭关在教室里，紧跟着我们的大部队就赶到了，将该教学楼围了个水泄不通，北航的
几个人哪里守得住，只有将彭拱手交出。此时，王大宾和胡乐成与北航红旗的人正在另一个神秘的地方进行艰难的谈判，有人悄悄地向他们报告大功告成：彭已被转移到地质局了。王、胡大喜，不再与北航红旗的人纠缠了，起身不辞而别。

彭德怀被我们转移到省地质局二楼的一间办公室，这里曾是地质局某局长的办公兼休息的套间。彭住里屋，学生住外屋，每间房的面积大约20平方米。里屋有床和沙发，外屋的地上铺干稻草代床。四川的冬天潮湿而寒冷，地质局机关车队队长徐彬还专门给彭德怀住的屋子端来了火盆。考虑到彭是上了岁数的老年人，不能吃大锅饭，专门给他开小灶。彭德怀到地质局机关后，成都军区就派部队守卫，一般人是不能进办公楼的。

【我参与的揪彭德怀行动：陈永迪】续3

元帅和红卫兵坦诚交谈

12 月 24 日上午，我挤进了那间办公室的外屋。大家席地而坐，围着彭德怀向他提各种问题，气氛轻松，没有什么人跳出来采取“革命行动”。
我好奇地问他多大年纪。
彭德怀用浓重的湖南口音说：“今年楼拾八，比李井泉大十一岁。”（湖南话将6念成“楼”，彭德怀1898 年生。）
有人问他怕不怕红卫兵。彭德怀说：“我不怕红卫兵，我愿意和红卫兵交朋友。”那个年代的当权派没有不怕红卫兵的，红卫兵被视为洪水猛兽，彭德怀不怕。
他接着说：“红卫兵响应毛主席的号召闹革命，大方向是正确的，但是你们也有缺点，不注意团结人，打击面过宽。当年在井冈山的红军也犯过打击面过宽的错误，红军曾经把中农当作革命的对象，烧过他们的房子。”
我赧然，这可是第一次听说。井冈山是我们心中的革命圣地，红军一贯纪律严明，居然还烧中农的房子！
还有人问他为什么要上街看大字报、捡传单。
他说：“‘五·一六通知’后，西南局停了我的文件阅读权，只有从街上的大字报和传单中了解运动情况。”

令人惊讶的是彭德怀分析街头信息的深度，虽然他看不到中央文件，但能准确地指出运动的矛头是对准刘少奇的。
说到文革，话匣子打开，有同学说：“我们的邻居北京钢铁学院院长高芸生经不起工作队的批斗跳楼了。地院同学怕我们院长高元贵出事，不少同学给他鼓劲：地院的大多数师生都是信任你的，千万不要出钢铁学院高芸生的事……”
彭德怀听了说：“五九年庐山会议后，我向毛主席作了三条保证，其中一条是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自杀，要相信人民，相信群众。”
当有同学说到地院党委副书记周某某生活作风不正派，搞婚外恋，文革开始后，这些事揭发出来，大家叫他“周八戒”。彭总听了后尖锐地批评了某些干部的恶劣作风。话题又扯到“猪八戒”身上，彭德怀说：“‘猪八戒’是天蓬元帅，还有点本事，除妖降魔是有功的，缺点嘛，好色！一见漂亮的妖精就迈不开步了。在信仰上不坚定，一遇到困难就发牢骚，想分东西回他老婆的高老庄，还有点小私心，大耳朵里攒私房钱……”
彭总幽默风趣的话，把大家都逗乐了。
王大宾和他说得最多，王大宾的老家在攀枝花铁矿的附近，彭德怀去视察过攀西地区，对那里的发展很感兴趣。
当探工系的同学说到地质部派的工作队打击一大片，以高元贵身为地质学院院长三年不进地质部的门为由罢了他的官，长工出身的院党委常委、保卫处长李贵去中南海上书，6月20日学生在学院内游行支持李贵，彭总插话：“看来李贵同志和我一样都是大老粗。”
我们也向彭德怀提庐山会议的事，他只是反复强调他不反对毛主席。他说：“毛主席的话不能说100%正确，也是99%是正确的。”
现在看来，在大庭广众之下要回答这样高度敏感的问题确有难度，他不愿意重复自己的观点，这会遭到红卫兵的反击；他也不愿意承认自己是错的，因为他没错。
只有一条可以强调，写那封给他带来灾难的信的初衷不是反对毛主席。
后来，有人又问朝鲜战争的事，听说他搞大国沙文主义，不能平等对待金日成。彭
德怀说：“志愿军和金日成的关系很好，完全平等，不存在大国沙文主义。双方也有些
分歧，例如志愿军的后勤调度权掌握在谁手里，金日成主张火车一过鸭绿江调度权归朝
鲜，我们主张过了鸭绿江也要归志愿军统一调度，分段调度会贻误战机，给志愿军的补给造成困难。”
后来金日成也同意了彭的意见。实际上，我听了彭的解释就觉得有道理，这是战争的规律决定的，哪里是什么大国沙文主义嘛。
彭德怀还说：“第三次战役结束后，志愿军已经连续作战了三个多月，非常疲惫。后勤补给很困难，前线战士吃不上饭，伤员送不下来，弹药接济不上，急需休整。我请示毛主席要求休整三个月，毛主席同意。但是，金日成和苏联顾问非常不满。说世界上哪有打胜仗的军队不追击敌人的，他们主张趁热打铁。我坚决不同意。后来，毛主席提出志愿军守在汉江以北，金日成带他的部队打到南方去。”金日成也不是傻瓜，孤军深入
的事干不得，最后被迫同意彭德怀的意见。
很遗憾当时没有详细记录，由于年代久远，他还讲过很多话都记不清了。我们还向他提过一些有关军内各山头派系的问题，就这样漫无边际地闲谈，突出的印象是：彭德怀的记忆力极好。近70岁的老人对往事发生的时间、地点、事情的来龙去脉说得清清楚楚。
彭德怀生活朴素作风廉洁是有名的。1959年庐山会议将他打成“反党集团头子”，除了“政治上反动”的材料外，拿着显微镜也找不到腐化堕落的事，于是给他扣了一顶
帽子——“伪君子”。对他的生活习惯我们也充满好奇，当天吃晚饭的时候，我在地质局机关食堂遇到一个穿便服的人，见他端了一碗清汤面正往办公楼走，他说彭总胃不好，平常就吃碗面条，生活很简单，彭德怀生活艰苦朴素的美名果然名不虚传。

【我参与的揪彭德怀行动：陈永迪】续4

揪彭专列进京
回北京的专列定于 12 月25 日下午从成都火车站出发。专列是挂在去北京的 34次快车尾部的一节软卧，供彭德怀和护送的部队乘坐，软卧前面又挂了两节车厢供地院
师生乘坐。为了确保安全，出发前谭保华去火车站派出所.
称：有首长去北京，请准时打开首长专用通道。
首长的车到时按三声喇叭，请派出所所长亲自打开大门。
考虑到车过秦岭气温骤降，开车前谭保华还专门试了暖气，发现暖气管没有接通，立即要求铁路局派工人修复才出发。
成都军区用专车，在带队的谷参谋长和一个排战士的护送下，直接将彭总送进专列车厢。
有一个人不想上车，他，就是王大宾。我听见他给军区带队的谷参谋长说：“彭总就交给你了，你保护他回京，我的任务完成了。我要回家看老母亲。”谷参谋长坚持要王大宾一同回京，说：“总理知道你在成都，我们还是一起护送彭总回北京，地院的学生都听你的。”谷参谋长已经知道胡乐成骂王大宾右倾的事，怕没有王大宾在路上管不住那帮人。王大宾心里明白，真要出个什么事，他也不好向总理交代，于是在谷参谋长的
再三劝说下，很不情愿地上了专列。
那时中央已经下令停止串联。我也很想挤进专列，虽然红卫兵坐车不要钱，但是坐专列的滋味一定更好。可惜车厢里人满为患，我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也挤不进去，只好作罢。
后来，王大宾告诉我一路上护送彭总回北京的情况：火车走了两天两夜，一路上学生们对彭总很照顾，只要路过大站就有人下车去给彭总买好吃的，北地东方红到四川演出的宣传队也乘这趟车回京，他们主动提出给彭总表演节目，大家和彭总在车上相处和谐。

12 月 27 日下午 5 点专列到达北京站。此时，北京卫戍区副司令李钟奇已经站在车站的月台上，他出示了一个卫戍区的大信封，上面写着：
谷万才、王大宾同志收。王大宾打开信给谷看：
“奉总理指示，把反党分子彭德怀交卫戍区副司令李中奇同志……”谷和王按照总理指示，正要把彭德怀交给卫戍区时，朱成昭赶到站台，不同意将彭交卫戍区，要将彭带到地院。谷和王坚持要按总理指示办，朱看了总理的指示说：李钟奇的“钟”字写成了“中”，双方争执不下。李和朱都向上面打了电话，后来戚本禹决定：为了不影响
北京站的正常运行，火车开到西直门火车站。北地的几辆大客车接学生回校，小轿车送彭到北地。到地院时已经是晚上11点了，大食堂给彭总做了一碗鸡蛋面，在北地办公楼的一个套间（外面有沙发，里面有床铺）安排彭总休息。
过了 3个小时，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把彭总接走。
27 日晚回到地院后，王大宾见了朱成昭很不高兴。王大宾叫钱辛当面将成都带来的一个皮箱和清单交给朱成昭，里面有彭总写给中央的申诉信，要求他转交中央。
朱成昭，北京地质学院水文与工程地质系三年级学生，当时是北地东方红的一把手，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的发起人和主要领导人。

朱的父亲是新四军烈士，养父是他父亲的战友，时任上海市建工总局局长。此人性格刚烈，吃软不吃硬。在揪彭问题上开始很强硬，王大宾在成都决定暂不揪彭并打电话通知他时，他在电话里把王大宾大大地指责了一番，随后，派出“钦差大臣”胡乐成强行揪彭。在北京站和李钟奇对着干，不把彭带回地院誓不罢休。王大宾把彭总的申诉
材料交给他请他转交中央，他看了材料后的第三天，态度发生戏剧性转变，他向王大宾表示：你是对的！显然是彭总的材料改变了他。
其实，1966年底，文革正在如火如荼地燃烧时，朱成昭的态度已经悄悄地发生了改变。对他影响最大的是叶剑英的女儿叶向真，他们私下里议论中央文革极“左”，对打倒老干部不满。后来，发展成反对文化大革命的八大观点。江青和戚本禹曾警告他，要“悬崖勒马”。可是他绝不认错，朱和叶向真双双跑到广州，准备从香港出国。1967年3月4日，北地东方红的一把手换成王大宾。朱成昭后来被抓进监狱关到文革结束。

王大宾，北京地质学院探矿工程系五年级学生，当时是北地东方红二把手。王大宾性格温和，善于倾听不同意见，各派人马都愿意和他打交道。在揪彭过程中，他主持正义反对揪彭。
1966 年 12 月 27 日把彭总接到地院后，他就再也没有见过彭总，也没有参与过任何批斗彭总的策划或活动。1970年全国清查“5·16”时，王大宾成了“5·16”分子，其中一条罪状是反对揪斗“反党分子”彭德怀；1981年，王大宾被审，其中的第一条罪状是揪斗无产阶级革命家彭德怀。

【如上文列举的事实经过，则文革后，判王大宾罪状 “揪斗无产阶级革命家彭德怀”，就太冤了，王大宾毕竟与韩爱晶有很大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