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的官方评价，小议周、邓关系】
对周的评价，主要问题还是出在文革中，其思想和行为活动怎么认识和评价，争议很大。
权威、官方公开正式的评价周，最值得留意的有两处。

1、1980年8月21日、23日，邓同意大利记者法拉奇谈话
在采访中，法拉奇提出了一个当时西方世界按政治常理看非常迷惑的问题。她问：“在中国有这么一个人，他在任何时候都没有被碰到过，这就是周恩来总理。这个情况如何解释？”

法拉奇提出这个问题的确很难回答。对于国内外有关周在“文革”中的作用的争论，邓也略有耳闻。
邓当时回答：“周总理是一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工作的人。他一天的工作时间总超过十二小时，有时在十六小时以上，一生如此。我们认识很早，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住在一起。对我来说他始终是一个兄长。我们差不多同时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是同志们和人民很尊敬的人。”
在谈到“文革”时，邓说：“‘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这些人都下去了，幸好保住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

【邓的回答很艺术，什么都说了，有什么都没说。要害在：”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也就是说周，说了很多错话，干了很多错事，但是并非是出自本心，可以谅解】

2、一年后，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其中文革部分，专门对周相给予结论：

周恩来同志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鞠躬尽瘁。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处于非常困难的地位。他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为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为保护大批的党内外干部，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费尽了心血。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他的逝世引起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无限悲痛。

【这一处，负责起草决议的胡乔木，就比邓更艺术了，用”他顾全大局，～～～～为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为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给周文革中所有不好解释的言行，由官方给出解释，予以背书】

这两处，都是带有鲜明邓特色的评价。这样也无可厚非，1980年代，是邓在当家，思路就是团结一致向前看。

邓和周相识于1920年赴法勤工俭学期间，当时邓才16，周也不过22。应该说进入苏区前，周、邓由于旅法的因由，关系密切。
邓是1927年春，离苏回国，受中共派遣到冯玉祥的国民联军工作，开始自己的革命生涯。
大革命失败后，邓27年12月到上海，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秘书长，主要协助周等中央领导处理日常工作。周当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中央军委书记，29年8月底，周派邓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领导广西党的工作，最后参与组织了白色起义。

31年8月，邓再入江西苏区，任瑞金县委书记，33年5月，因抵制“左倾”错误，邓被划为“毛派”人物，受到党内“最后严重警告”处分，撤销职务后，被派往乐安县所属的南村区委当巡视员。之后一直到文革成为“第二号走资派”被打倒前，邓是公认的毛派，而非周派。进入苏区后，路线斗争上，邓是支持毛的。

毛最看重的三个嫡系罗荣桓、林彪、邓小平，罗帅去的早。毛对邓、林寄予了无限期望，希望二人精诚团结，奈何两人就是闹不到一起。文革之初，倒刘之前，毛并不想彻底打掉邓，希望继续用邓，为此，毛曾找邓谈了一次话。据邓后来回忆：“‘文革’开始的时候，主席找我谈话，要我跟林彪搞好关系，我答应了。但与林彪谈了一次就谈崩了。”

即使如此，毛给邓的"定性"仍然是:错误严重,但与刘少奇不同，对邓手下留情。
在嫡系林“913”后，72年8月14日，毛阅读了邓从江西写给他的检讨信以后，非常兴奋，一如59庐山，毛接到彭电话，表示要认识错误做检讨时一样，立即做重要批示：

“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指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笔者注）印发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指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笔者注）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出面整他的人是张闻天。（二）他没有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做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

林还是太傲了，“913”中，如果冷静下，现在彭的策略，一不跑，而不自杀，三不检讨，文革这盘棋，毛71年就下不下去了。““913”飞外蒙，林是选择了让所有人政敌解脱的一步，当然或许也让毛解脱了。
林当时即便选择自杀在家中，文革后，也极可能很快平反吧。

文革中，是周刻意保护邓，还是周意识到毛对邓的态度后，顺势尽力保护邓？其间微妙处，只有当时人毛、周知情吧。但73年邓的复出，75年邓的全面整顿，没有周全力支持，几乎是不能的，我想这也是邓记周情的很重要的因素。

但同样文革初的打倒”刘邓“，之后的”红卫兵运动“，老革命与文革派激烈冲突的”二月逆流“事件中，周的言行就充满争议而复杂。

@最爱天边的晚霞 2016-09-20 18:47:49
请教，毛文革的目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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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家为什么要发动文革，发动以后目标有没有变化，当年的一手文献最真实。
到底为什么发动？自己解读原始文献。

文献1：五一六通知

五一六通知全文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各部门和各人民团体党组、党委，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
中央决定撤销1966年2月12日批转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所谓“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是根本错误的，是违反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路线的，是违反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的指导方针的。这个提纲，对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和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对毛泽东同志在1965年9月至10月间中央工作会议上（即在一次有各中央局负责同志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关于批判吴晗的指示，阳奉阴违，竭力抗拒。
所谓“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实际上只是彭真一个人的汇报提纲，是彭真背着“五人小组”成员康生同志和其他同志，按照他自己的意见制造出来的。对待这样一个关系到社会主义革命全局的重大问题的文件，彭真根本没有在“五 人小组”内讨论过、商量过，没有向任何地方党委征求过意见，没有说明要作为中央正式文件提请中央审查，更没有得到中央主席毛泽东同志的同意，采取了极不正当的手段，武断专横，滥用职权，盗窃中央的名义，匆匆忙忙发到全党。
这个提纲的主要错误如下：

第一这个提纲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用资产阶级世界观来看待当前学术批判的形势和性质，根本颠倒了敌我关系。
我国正面临着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高潮。这个高潮有力地冲击着资产阶级和封建残余还保存的一切腐朽的思想阵地和文化阵地。这个提纲，不是鼓舞全党放手发动广大的工农兵群众和无产阶级的文化战士继续冲锋前进，而是力图把这个运动拉向右转。这个提纲用混乱的、自相矛盾的、虚伪的词句，模糊了当前文化思想战线上的尖锐的阶级斗争，特别是模糊了这场大斗争的目的是对吴晗及其他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中央和中央各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都有这样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批判。这个提纲不提毛主席一再指出的吴晗《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问题，掩盖这场斗争的严重的政治性质。

第二这个提纲违背了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这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论点。
当报刊上刚刚涉及吴晗《海瑞罢官》的政治问题的时候，提纲的作者们竟然提出“在报刊上的讨论不要局限于政治问题，要把涉及到各种学术理论的问题，充分地展开讨论”。他们又在各种场合宣称，对吴晗的批判，不准谈要害问题，不准涉及1959年庐山会议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罢官问题，不准谈吴晗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问题。毛泽东同志经常告诉我们，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上的斗争，是长期的阶级斗争，不是匆忙做一个政治结论就可以解决。彭真有意造谣，对许多人说，主席认为对吴晗的批判可以在两个月后做政治结论。又说，两个月后再谈政治问题。他的目的，就是要把文化领域的政治斗争，纳入资产阶级经常宣扬的所谓“纯学术”讨论。很明显，这是反对突出无产阶级的政治，而要突出资产阶级的政治。

第三提纲特别强调所谓“放”，但是却用偷天换日的手法，根本歪曲了毛泽东同志1957年3月在党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所讲的放的方针，抹煞放的阶级内容。
毛泽东同志正是在讲这个问题的时候指出，“我们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要进行长期的斗争。不了解这种情况，放弃思想斗争，那就是错误的。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又说，“放，就是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们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这个提纲却把“放”同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反动立场的揭露对立起来。它的所谓“放”，是资产阶级的自由化，只许资产阶级放，不许无产阶级放，不许无产阶级反击资产阶级，是包庇吴晗这一类的反动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这个提纲的所谓“放”，是反毛泽东思想的，是适应资产阶级需要的。

第四 在我们开始反击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的时候，提纲的作者们却提出，“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
这个口号是资产阶级的口号。他们用这个口号保护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根本否认真理的阶级性。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同资产阶级以及一切剥削阶级的谬论的斗争，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根本谈不上什么平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无产阶级继续清除资产阶级钻在共产党内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代表人物等等，在这些基本问题上，难道能够允许有什么平等吗？几十年以来的老的社会民主党和十几年以来的现代修正主义，从来就不允许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有什么平等。他们根本否认几千年的人类历史是阶级斗争史，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革命和对资产阶级的专政。
相反，他们是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同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一道，坚持资产阶级压迫、剥削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他们是一群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他们同我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丝毫谈不到什么平等。因此，我们对他们的斗争也只能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我们对他们的关系绝对不是什么平等的关系，而是一 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而不能是什么别的关系，例如所谓平等关系、被剥削阶级同剥削阶级的和平共处关系、仁义道德关系等等。

第五 提纲说，“不仅要在政治上压倒对方，而且要在学术和业务的水准上真正大大地超过和压倒对方”。
这种对学术不分阶级界限的思想，也是很错误的。无产阶级在学术上所掌握的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毛泽东思想的真理，早已大大地超过了和压倒了资产阶级。提纲的提法，表现了作者吹捧和抬高资产阶级的所谓“学术权威”，仇视和压制我们在学术界的一批代表无产阶级的、战斗的新生力量。

文献1：五一六通知（续）

第六 毛主席经常说，不破不立。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破，就要讲道理，讲道理就是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在破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斗争中建立和不断发展起来的。但这个提纲却强调“没有立，就不可能达到真正、彻底的破”。这实际上是对资产阶级的思想不准破，对无产阶级的思想不准立，是同毛主席的思想针锋相对的，是同我们在文化战线上进行大破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革命斗争背道而驰的，是不准无产阶级革命。

（七）提纲提出“不要象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又说“警惕左派学术工作者走上资产阶级专家、学阀的道路”。

究竟什么是“学阀”？谁是“学阀”？难道无产阶级不要专政，不要压倒资产阶级？难道无产阶级的学术不要压倒和消灭资产阶级的学术？难道无产阶级学术压倒和消灭资产阶级学术，就是“学阀”？提纲反对的锋芒是指向无产阶级左派，显然是要给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戴上“学阀”这顶帽子，倒过来支持真正的资产阶级的学阀，维持他们在学术界的摇摇欲坠的垄断地位。其实，那些支持资产阶级学阀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钻进党内保护资产阶级学阀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才是不读书、不看报、不接触群众、什么学问也没有、专靠“武断和以势压人”、窃取党的名义的大党阀。

（八）提纲的作者们别有用心，故意把水搅浑，混淆阶级阵线，转移斗争目标，提出要对“坚定的左派”进行“整风”。

他们这样急急忙忙抛出这个提纲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整无产阶级左派。他们专门收集左派的材料，寻找各种借口打击左派，还想借“整风”的名义进一步打击左派，妄图瓦解左派的队伍。他们公然抗拒毛主席明确提出要保护左派，支持左派，强调建立和扩大左派队伍的方针。另一方面，他们却把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修正主义者、叛徒封成“坚定的左派”，加以包庇。他们用这种手法，企图长资产阶级右派的志气，灭无产阶级左派的威风。他们对无产阶级充满了恨，对资产阶级充满了爱。这就是提纲作者们的资产阶级的博爱观。

（九）正当无产阶级在思想战线上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发动一场新的激烈斗争刚刚开始，而且许多方面、许多地方还没有开始参加斗争，或者虽然已经开始了斗争，但是绝大多数党委对于这场伟大斗争的领导还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的时候，提纲却反复强调斗争中要所谓“有领导”、要“谨慎”、要“慎重”、要“经过有关领导机构批准”，这些都是要给无产阶级左派划许多框框，提出许多清规戒律，束缚无产阶级左派的手脚，要给无产阶级的文化革命设置重重障碍。一句话，迫不及待地要刹车，来一个反攻倒算。提纲的作者们对于无产阶级左派反击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的文章，已经发表的，他们极端怀恨，还没有发表的，他们加以扣压。他们对于一切牛鬼蛇神却放手让其出笼，多年来塞满了我们的报纸、广播、刊物、书籍、教科书、讲演、文艺作品、电影、戏剧、曲艺、美术、音乐、舞蹈等等，从不提倡要受无产阶级的领导，从来也不要批准。这一对比，就可以看出，提纲的作者们究竟处在一种什么地位了。

（十）当前的斗争，是执行还是抗拒毛泽东同志的文化革命的路线的问题。但提纲却说，“我们要通过这场斗争，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开辟解决这个问题（指“彻底清理学术领域内的资产阶级思想”）的道路”。
毛泽东同志的《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著作，早已在文化思想战线上给我们无产阶级开辟了道路。提纲却认为毛泽东思想 还没有给我们开辟道路，而要重新开辟道路。提纲是企图打着“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这个旗帜作为幌子，开辟一条同毛泽东思想相反的道路，即现代修正主义的道路，也就是资产阶级复辟的道路。 总之，这个提纲是反对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反对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文化革命路线，打击无产阶级左派，包庇资产阶级右派，为资产阶级复辟作舆论准备。这个提纲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同这条修正主义路线作斗争，绝对不是一件小事，而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的命运，关系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将来的面貌，也是关系世界革命的一件头等大事。

各级党委要立即停止执行《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全党必须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使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这个通知，可以连同中央今年二月十二日发出的错误文件，发到县委、文化机关党委和军队团级党委，请他们展开讨论，究竟那一个文件是错误的，那一个文件是正确的，他们自己的认识如何，有那些成绩，有那些错误。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由毛主持起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通知》宣布撤销《二月提纲》和“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提出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会。《通知》罗列了《二月提纲》的所谓十大罪状，逐条批判。

通知的要害是：提出文化革命的目的是对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进行批判。

《通知》最搞笑地是：批驳《二月提纲》中提出的有破有立、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等正确观点。有错吗？跟当年批彭总太行高干讲话的逻辑如出一辙。

毛在修改《五一六通知》时，加写了几段火药味异常浓厚的话：
中央和中央各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都有这样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卧榻之畔，岂容他人酣睡？”
“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是指谁？

文献2：给江青的信 （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全文崖叔禁止,贴不出,要害有几点]


江青：
～～～～～～～～～～～～～～
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

我的朋友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
~~~~~~~~~~~~~~~~~~~```

以上写的，颇有点近乎黑话，有些反党分子，不正是这样说的吗？但他们是要整个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

~~~~~~~~~~~~~~~~```而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所以我的这些近乎黑话的话，现在不能公开，什么时候公开也说不定，
~~~~~~~~~~~~~~~~~~

~~~~~~~~~~~~~~~~~~~~`

毛泽东 1966年7月8日

【注：我的朋友指林彪。】

给江的信要害有三句话:

[1]"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

[2]"有些反党分子，不正是这样说的吗？但他们是要整个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

[3]"而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

老人家几个意思,不是很明确了吗?

但如此重要敏感的政治话题,尽然先跟自己内人江密信,而不是中央一线的领导人?岂非太不正常!

此信写成后,在武汉给周相和当时的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看过,却没给其他中央一线领导人看。

因涉及批评我的朋友林彪，周在征求毛同意后，转告了林彪内容，毛随后将原件销毁。

此信内容太敏感，从信内容和老人家的处理方式看，以毛的标准，中央一线已经跟洪桐县差不多了吧。

信能给周看，就是表示文革周可信赖，同意给林看，就是说林改进缺点错误，文革亦可依赖～～～～～～～～～～

文献3：《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66年8月5日张贴在中国政治生活的心脏中南海大院里，全文如下: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这一篇大字报和这篇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大字报要害是：“～～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

文献4：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

（1966年8月8日）

一、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

当前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说过，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作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实践证明，毛泽东同志的这个论断是完全正确的。资产阶级虽然已被推翻，但是，他们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无产阶级恰恰相反，必须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挑战，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二、主流和曲折

广大的工农兵、革命的知识分子和革命的干部，是这场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他们有魄力、有智慧。他们用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大鸣大放，大揭露，大批判，坚决地向那些公开的、隐蔽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进行了进攻。在这样大的革命运动中，他们难免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沿着这个大方向继续前进。

文化革命既然是革命，就不可避免地会有阻力。这种阻力，主要来自那些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时也来自旧的社会习惯势力。这种阻力目前还是相当大的，顽强的。但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毕竟是大势所趋，不可阻挡。大量事实说明，只要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这种阻力就会迅速被冲垮。

由于阻力比较大，斗争会有反复，甚至可能有多次反复。这种反复，没有什么害处。它将使无产阶级和其它劳动群众，特别是年轻一代，得到锻炼，取得经验教训，懂得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不平坦的。

三、“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

党的领导敢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将决定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命运。目前党的各级组织，对文化革命运动的领导，存在着四种情况。

（一）能够站在运动的最前面，敢于放手发动群众。他们是“敢”字当头、无所畏惧的共产主义战士，是毛主席的好学生。他们提倡大字报、大辩论，鼓励群众揭露一切牛鬼蛇神，同时也鼓励群众批评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这种正确领导就是由于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由于毛泽东思想领先。

（二）有许多单位的负责人，对于这场伟大的斗争的领导，还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因而处于软弱无能的地位。他们是“怕”字当头，墨守旧的章法，不愿意打破常规，不求进取。对于群众的革命新秩序，他们感到突然，以致领导落后于形势，落后于群众。

（三）有些单位的负责人，平时有这样那样的错误，他们更是“怕”字当头，怕群众起来抓住他们的辫子。实际上，他们只要认真进行自我批评，接受群众批评，是会被党和群众谅解的。不这样做，就会继续犯错误，以致成为群众运动的绊脚石。

（四）有些单位是被一些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持着。这些当权派极端害怕群众揭露他们，因而找各种借口压制群众运动。他们采用转移目标、颠倒黑白的手段，企图把运动引向斜路。当他们感到非常孤立，真混不下去的时候，还进一步耍阴谋，放暗箭，造谣言，极力混淆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打击革命派。

党中央对各级党委的要求，就是要坚持正确的领导，“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改变那种处于软弱无能的状态，鼓励那些有错误而愿意改正的同志放下包袱，参加战斗，撤换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那里的领导权夺回到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

四、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

要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要去掉“怕”字。不要怕出乱子。毛主席经常告诉我们，革命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温良恭俭让。要让群众在这个大革命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去识别那些是对的，那些是错的，那些作法是正确的，那些作法是不正确的。

要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以便群众阐明正确的观点，批判错误的意见，揭露一切牛鬼蛇神。这样，才能使广大群众在斗争中提高觉悟，增长才干，辨别是非，分清敌我。

五、坚决执行党的阶级路线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当领导的要善于发现左派，发展和壮大左派队伍，坚决依靠革命的左派。这样，才能够在运动中，彻底孤立最反动的右派，争取中间派，团结大多数，经过运动，最后达到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极端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充分地揭露和批判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把他们最大限度地孤立起来。

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注意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同拥护党和社会主义，但也说过一些错话，作过一些错事或写过一些不好文章不好作品的人，严格区别开来。

注意把资产阶级的反动学阀、反动“权威”，同具有一般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人，严格区别开来。

六、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必须严格分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还是敌我矛盾？不要把人民内部矛盾搞成敌我矛盾，也不要把敌我矛盾搞成人民内部矛盾。

人民群众中有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现象。几种不同意见的争论，是不可避免的，是必要的，是有益的。群众会在正常的充分的辩论中，肯定正确，改正错误，逐步取得一致。

在辩论中，必须采取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的方法。对于持有不同意见的少数人，也不准采取任何压服的办法。要保护少数，因为有时真理在少数人手里。即使少数人的意见是错误的，也允许他们申辩，允许他们保留自己的意见。

在进行辩论的时候，要用文斗，不用武斗。

在辩论中，每个革命者都要善于独立思考，发扬敢想、敢说、敢做的共产主义风格。革命的同志，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不要在枝节问题上争论不休，以便加强团结。

七、警惕有人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

有些学校、有些单位、有些工作组的负责人，对给他们贴大字报的群众，组织反击，甚至提出所谓反对本单位或工作组领导人就是反对党中央，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就是反革命等类口号。他们这样做，必然要打击到一些真正革命的积极分子。这是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决不允许这样做。

有些有严重错误思想的人们，甚至有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利用群众运动中的某些缺点和错误，散布流言蜚语，进行煽动，故意把一些群众打成“反革命”。要谨防扒手，及时揭穿他们耍弄的这套把戏。

在运动中，除了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破坏、盗窃国家机密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处理外，大学、专科学校、中学和小学学生中的问题，一律不整。为了防止转移斗争的主要目标，不许用任何借口，去挑动群众斗争群众，挑动学生斗争学生，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运动的后期酌情处理。

八、干部问题

干部大致可分为以下四种：

（一）好的。

（二）比较好的。

（三）有严重错误，但还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四）少量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在一般情况下，前两种人（好的，比较好的）是大多数。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要充分揭露，要斗倒，斗垮，斗臭，肃清他们的影响，同时给以出路，让他们重新做人。

文献4（续）
九、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开始涌现了许多新事物。在许多学校、许多单位，群众所创造的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等组织形式，就是一种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新事物。

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是群众在共产党领导下自己教育自己的最好的新组织形式。它是我们党同群众密切联系的最好的桥梁。它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权力机构。

无产阶级同过去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遗留下来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斗争需要经历很长很长的时期。因此，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不应当是临时性的组织，而应当是长期的常设的群众组织。它不但适用于学校、机关，也基本上适用于工矿企业、街道、农村。

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的产生，要象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候选名单，要由革命群众充分酝酿提出来，在经过群众反复讨论后进行选举。

当选的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可以由群众随时提出批评，如果不称职，经过群众讨论，可以改选、撤换。

在学校中，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应该以革命学生为主体，同时，要有一定数量的革命教师职工的代表参加。

十、教学改革

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改革旧的教育方针和方法，是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

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必须彻底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

在各类学校中，必须彻底贯彻执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学制要缩短。课程设置要精简。教材要彻底改革，有的首先删繁就简。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也就是不但要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的斗争。

十一、报刊上点名批判的问题

在进行文化革命群众运动的时候，必须把对无产阶级世界观的传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传播，同对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的思想批判很好地结合起来。

要组织对那些有代表性的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阶级代表人物和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进行批判，包括对哲学、历史学、政治经济学、教育学、文艺作品、文艺理论、自然科学理论等战线上的各种反动观点的批判。

在报刊上点名批判，应当经过同级党委讨论，有的要报上级党委批准。

十二、关于科学家、技术人员和一般工作人员的政策

对于科学家、技术人员和一般工作人员，只要他们是爱国的，是积极工作的，是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是不里通外国的，在这次运动中，都应该继续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对于有贡献的科学家和科学技术人员，应该加以保护。对他们的世界观和作风，可以帮助他们逐步改造。

十三、同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相结合的部署问题

大中城市的文化教育单位和党领导机关，是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重点。

文革使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更加丰富、更加提高了。必须把两者结合起来进行。各地区、各部门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进行部署。

在农村和城市企业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地方，如果原来的部署是合适的，又做得好，就不要打乱它，继续按照原来的部署进行。但是，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提出的问题，应当在适当的时机，交给群众讨论，以便进一步大兴无产阶级思想，大灭资产阶级的思想。

有的地方，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中心，带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清政治、清思想、清组织，清经济。这样做，如果那里党委认为合适，也是可以的。

十四、抓革命，促生产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为的要使人的思想革命化，因而使各项工作做得更多、更快、更好、更省。只要充分发动群众，妥善安排，就能够保证文化革命和生产两不误，保证各项工作的高质量。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把文化大革命同发展生产对立起来，这种看法是不对的。

十五、部队

部队的文化革命运动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按照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的指示进行。

十六、毛泽东思想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行动指南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实行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要在广大工农兵、广大干部和广大知识分子中，开展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运动，把毛泽东思想作为文化革命的行动指南。

各级党委，在这样错综复杂的文化大革命中，更必须认真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特别是要反复学习毛主席有关文化革命和党的领导方法的著作，例如，《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党委会的工作方法》。

各级党委，要遵守毛主席历来的指示，贯彻执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先做学生，　后做先生。要努力避免片面性和局限性。要提倡唯物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和烦琐哲学。

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必将取得伟大的胜利。

注：八届十一中发布的《十六条》，就是要呼应毛8月5日《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的指责：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是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

《十六条》规定：
“文化大革命”的斗争目标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把领导权夺回到无产阶级手中来。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方法是运用“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是第十一条：“报刊上点名批判的问题”

～～～～～
其中明确规定“在报刊上点名批判，应当经过同级党委讨论，有的要报上级党委批准。”

此一条，是党内一直有明文规定的纪律，并非《十六条》首创。
这涉及到文革前批吴晗《海瑞罢官》一事，彭真做法的合法性。

吴当时是北京市副市长，上海市不跟中央和北京市沟通，点名批吴干部，本身就是严重违反党纪，彭抵制不发合理合法！
那个年月，刘主席都可以不经法律程序，吴的事，纠结就是个笑话了。

细看我党90多年来的历史，“成也群众运动，败也群众运动”，何解？

但有一点可以看清：革命年代时，依靠群众运动，革命成功夺取政权，和平建设年代，依靠群众运动，除了伤害自己、伤害国家，无一成功。这难道不知道吸取教训吗？


发动群众运动，目的是“破”，无论内容如何，本质都是以破坏和践踏法律为代价。
一旦发动很难善终，毛也不例外。

看毛主动的文献4，第八条：干部问题

“干部大致可分为以下四种：

（一）好的。

（二）比较好的。

（三）有严重错误，但还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四）少量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在一般情况下，前两种人（好的，比较好的）是大多数。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要充分揭露，要斗倒，斗垮，斗臭，肃清他们的影响，同时给以出路，让他们重新做人。”


出发点是好的，但怎么样的干部是好的、较好的，没有标准；右派分子当然也没有标准。
推到一切法律秩序，失去了准绳，又以群众运动的方式搞，出现“皆大欢喜”的结局，才真叫“天方夜谭”。

@lc411100 2016-09-21 15:36:50
@exit2015 4803楼 2016-09-21 15:05:00
第五次反围剿,神仙来也难胜利.
～～～～～～～～～～～～～～～～～～～～～～
以后由于蒋和地方的军阀的矛盾,没有集中精力消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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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不说，苏区吃盐都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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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次反围剿,也不能说完全没机会。
33年的十九路军的“福建事变”，就是天赐良机呀。
如果让周、王、彭完全做主，而不是莫莫鸡鸡的临时中央，坚决果断地与十九路军合作，打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旗帜，五次反围剿最后，很可能让36年“西安事变”的结局，提前到33年上演。

不过如是这样发展，按当时苏区的权利格局，中共如后来掌权，就没老毛什么事了。
形成周、王、张、朱、彭长老会共和民主制，也未可知。

看看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可知，红军初到陕北，如没有最初彭总抛开意识形态，与东北军积极友好地接触建立关系，后面西安事变的合作，就几乎不可能。

@lc411100 2016-09-21 17:40:15
@lc411100 2016-09-21 15:36:50
@exit2015 4803楼 2016-09-21 15:05:00
第五次反围剿,神仙来也难胜利.
～～～～～～～～～～～～～～～～～～～～～～
以后由于蒋和地方的军阀的矛盾,没有集中精力消灭.
—————————————————
其他不说，苏区吃盐都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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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wujun1969 4819楼 2016-09-21 17:18:00
第五次反围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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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 毛在苏区时代，除了军事外，政治上同样是左。

他开始也不主张与第三党的陈铭枢、蔡廷楷等人的福建人民政府合作。

@exit2015 2016-09-21 21:00:15
毛给彭的定位是魏延的反骨,冯玉祥的伪装,朱可夫的党性,三者合体.
从另一方便来说,这个定位是这样的：魏延的桀骜不驯，冯玉祥的带兵手段，朱可夫的战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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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庐山上说此话时，我判断，完全是在发泄情绪。

发动“大跃进”后，问题丛生，毛58年末就应该意识到，可能会失败，但以老人家的个性，绝不会承认轻易承认失败。
并且很多执行中整出来的问题，确实刘和地方省市大员们脱不了干系，但毕竟是毛发起的呀，毛压力山大。
1958年，如此大规模的民力调用，如此大范围的社会改造，本身就潜伏着巨大风险。熟知历史的毛，不会没有风险意识，但还是想毕其功于一役！

但是当1958年底，一些地方出现饥馑、疾病和饿死人的现象。1958年秋天，安徽灵璧县、河北邯郸专区、云南省都有报告，已有饿死人，许多人卧床不起，云南全省浮肿病38万多人，死亡39万人。1959年初，新华社《内部参考》不断报道一些地区食堂停伙、浮肿病蔓延、大批农民向城市流动等现象。到1959年4月初，山东、安徽、江苏、河南、湖南、甘肃、贵州、河北等15个省区“无饭吃”的人口已达2517万人。问题已经很严重。这些省市的报告毛泽东不仅看了，而且都有批示，按照毛的习惯，新华社《内部参考》是必看的，因此说毛泽东完全不了解实情，绝对是胡扯。

毛无疑扛着巨大的压力，不愿承认失败。自1958年11月开始，毛泽东不断释放出某种要降温的信号。11月上旬至12月上旬，先后召开了第一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和八届六中全会，不但自己调研，也让自己信任的秀才田家英、胡乔木等下去调研。
大跃进有可能惨淡收场的情况，其实他还是有预感的，他对田、胡等形容自己的心情是“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私下给田家英等人说：“大跃进和公社化，搞好了可以互相促进，使中国的落后面貌大为改观；搞得不好，也可能变成灾难。”

59年4月上海会议，因调整不利，出的乱子太多，情况一步步恶化，毛敏感地觉察到党内反对意见的越来越浓，终于控制不住情绪失态过一回。
上海会议的4月5日，毛做了一个极具情绪化的长篇讲话，说谁也没有想到会刮“共产风”，出这么多乱子；责怪大家对他“封锁”消息，而说道自己的责任时，则只是轻描淡写地说“我的头脑也发热了三个月。”，然后以谈历史来证明他是一贯正确的，反对他的人都是不正确的。继而提出，权力要集中，“我为正帅，邓小平为副帅”。

现场的彭显然对毛东拉西扯，轻描淡写自己责任，不愿痛快承担的行径不以为然，当毛说这次要“我为正帅”时，终于没忍住，多了次嘴说“你不是早就挂帅了”，引发毛的彻底失态发飙。
毛先点射彭，毛说，他与彭德怀的政策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我若犯我，我必犯人”。

然后，对在场不在场的重高层进行机关枪扫射，历数与彭、周、刘、陈云、洛甫、朱德、刘伯承、林彪等党内重要领导人“吵架”的历史，说“我得罪了你们……你们全都不投我的票那也好，我无非是拉倒”。摘要如下：

“一个人没有人恨，是不堪设想的。我这个人是许多人恨的，特别是彭德怀同志，他是恨死了我的。是不是这样呢？不恨死了，也有若干恨。因为我跟他闹别扭闹得相当多。会理会议，延安会议，中央苏区江口会议，我们俩个人斗。我是寸步不让，你一炮来，我一炮去。我跟彭德怀同志的政策是这样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不仅跟彭德怀同志一个人的问题，跟其他同志也是这样。”

“我得罪了你们，全体不投票，一个也没有，包括刘少奇、周恩来、陈云、林彪、董必武、朱总司令，你们都不投我的票那也好，我无非是拉倒。我没有饭吃，我要饭讨米，为什么不可以？……”“我讲我跟一些同志的冲突，冲突过后我也过去了，我也不记仇，绝不报复。

我们这些老同志没有打过架的相当少，不打不成相识。你打过来，我打过去。我跟恩来打过架没有？跟彭德怀打过架没有？跟朱德打过架没有？跟你（指刘少奇）也打过架，就是合作化问题，对于洛甫的处置问题，翻你的案，也打过架。

跟陈云我们打过架。跟林彪也打架，我们在闽西一路合作得很好，遵义会议以后我跟你们两位,一个林，一个彭，都分裂了，搞了一个会理会议整你们。因为你们要把我们搞掉，要搞掉三个人，一个毛泽东，一个朱德，一个周恩来，你们要来组织司令部、你们没有纪律，你们是错误的，那得整。后来他们觉悟了，林彪觉悟得很快，而彭德怀觉悟得很慢，在后来似乎也觉悟了，总觉得耿耿于怀，会理会议批评了；一个百团大战批评也是耿耿于怀；一个王明回国的延安会议，首先我就批评他，我说你是错误的，你这个方针，军委会议的一个文件，我就指出这个文件是完全错误的，他那时答复一句话，他说，你这个人坐在延安，没有看见群众，你是脱离了群众。意思是讲我彭德怀在华北接近群众。等到王明回国，他就跑到王明那去了。……肖劲光我跟你打过仗没有？……

刘伯承同志我们两个不是斗得厉害？我还写了书，战略问题，那就是批评你的，你也没有答复。后来你在军事学院大概是想答复一下，没有尖锐地提出问题来批评，因为我那篇《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不能驳的，是驳不了的。那个里头批评了刘伯承，批评了任弼时，没有指名字。任弼时封我一个“狭隘经验论”；刘伯承封我一个“怕打烂坛坛罐罐，军事上不行。

……至于跟粟裕同志、萧克同志，还有陈伯钧，还有郭化若同志，我们几个人是历来斗的，他们是我的反对派。但是你们是反对派，你们的官还可以做，我不报复。去年报复一次，不是我的报复。去年报复是开军委扩大会议，四五百人，是你们犯了错误，把你们这一批评，我就开心了。


这一番话令在场众人倍感诧异震惊，毛在宣泄一种失望的情绪，埋怨下面没有很好地贯彻他的意图，实现他的抱负！
同时，他在向高层发出警告，不要趁乱挑战他的权威，尤其是你彭德怀！

随后的庐山会议上，彭显然没把毛的警告当回事，毛再次失态了。

如果大跃进经过调整情况好转，毛充满自信，则彭的信，断不会导致毛失态。

关于58年的军委扩大会，毛在上面59年4月上海会议的即兴演讲中，倒是坦诚地说了批刘、萧、粟等人的原因“

“ 刘伯承同志我们两个不是斗得厉害？我还写了书，战略问题，那就是批评你的，你也没有答复。后来你在军事学院大概是想答复一下，没有尖锐地提出问题来批评，因为我那篇《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不能驳的，是驳不了的。那个里头批评了刘伯承，批评了任弼时，没有指名字。任弼时封我一个“狭隘经验论”；刘伯承封我一个“怕打烂坛坛罐罐，军事上不行。

……至于跟粟裕同志、萧克同志，还有陈伯钧，还有郭化若同志，我们几个人是历来斗的，他们是我的反对派。但是你们是反对派，你们的官还可以做，我不报复。去年报复一次，不是我的报复。去年报复是开军委扩大会议，四五百人，是你们犯了错误，把你们这一批评，我就开心了。”

【毛强调：是你们犯了错误，把你们这一批评，我就开心了。】

毛对自己的家庭成份到不避讳。

1936年10月，毛与埃德加·斯诺谈话时说：
“我父亲原是一个贫农，年轻的时候，因为负债过多而只好去当兵。他当了好多年的兵。后来，他回到我出生的村子，做小生意和别的营生，克勤克俭，攒积下一点钱，买回了他的地。
这时我家有15亩地，成了中农，靠此每年可以收60担谷。一家5口一年共吃35担——即每人7担左右——这样每年还有25担剩余。我的父亲利用这些剩余，又积蓄了一点资本，后来又买了7亩地，这样我家就有“富”农的地位了。〔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12月版，第105～106页。”

网传建国初韶山老家涉及给毛家定成份，征求过毛本人意见：

早在29年4月，国民党反动政府就没收了毛泽东一家在韶山的全部房屋、家产和田地。
1950年，全国在广大农村开展土地改革运动，是根据解放前3年拥有的家产(主要是不动产)来划分家庭成分的。湖南是1949年8月5日和平解放的。湘潭解放的时间是1949年8月9日。韶山人民迎来解放大军的时间是1949年8月15日。韶山解放前的3年，即为1946年。那时，毛被国民党反动政府没收的家产仍未归还。据此，有人认为毛的家庭成分应为贫农。

有的人不同意这种观点。他们认为，毛的家产虽然早已被国民党反动政府没收，但他父亲健在时，置买了22亩田地，家中只有5口人，平均每人占有土地4亩多，而当时韶山平均每人只能占有九分三左右的土地。除此，毛的父亲还雇过长工。因此，毛的家庭成分应该评为富农。

毛的家庭成分到底应该评为什么呢?这事可把当时负责土改工作的韶山乡(当时为清田乡)农会主席兼乡长毛寅秋难坏了。因为他根本不知道毛早在1936年同斯诺谈话的内容，心想：按毛家原有的财产，应该划为富农。但把富农的成分划在一个伟大革命领袖家，怎么行呢?他左右为难，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写信请毛答复。

毛寅秋给毛写的信，大意是：家乡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在您的亲切关怀下，土改工作现已进入划成分、分田地的阶段了。您知道，韶山是山多田少，初步推算，每人平均九分三左右，不知您老家有几口人在韶山分田?特向您汇报，请指示。

乡政府的郭秘书看了毛寅秋写给毛的信，感到内容比较含糊，便说：“那成分的事，怎么没有讲呢?”

毛寅秋回答说：“主席看了信，便会晓得我们的意思。”

果然，信发出不久，毛就趁毛岸英、毛岸青回韶山之便，向韶山乡转达了他的意见。具体说有以下三点：

一、所有财产分给农民。
二、划分富农，责无旁贷，付来300元作为退押金。
三、人民的政府执法不徇私情，照政策办事，人民会相信政府。

这样，韶山乡根据毛本人意见，把其家庭成分划为富农。但过去向到韶山参观的国内外人士介绍毛泽东的家庭情况时，一般仍不讲毛出身富农家庭，而说是纯朴的农民家庭或革命家庭。

@wgljw2000 2016-09-24 18:36:02
毛泽东与曾经追随他多年的党内多数元老的分歧，具有深刻的原因。这是一个坚定追求共产主义理念的理想主义者，与着眼于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现实认为民主主义和市场资本主义更适用于现实的现实主义者之间的分歧。后者，也就是毛所说的“党内民主派”或“走资派。”
这种分歧具有相当深刻的历史背景和政治渊源。甚至可以远溯五四时代的抽象民主理想，贯穿到延安时代毛泽东与彭德怀关于民主政治体制的争论，以及抗战胜利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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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个人理想”直接“浸入现实政治中，绝对是”无益“和危险的，失控导致的危害，大跃进/人民公社/文革这样的现实案例已给出了注解。

最高层领袖，越少以”政治学说和所谓信条“来画地为牢，则也有利于其思考。

其实大跃进中的造假、浮夸，谁不知道不可能？毛不知道？刘、邓不知道吗？

只是在最高领袖不明确表态之前，谁也不敢旗帜鲜明地表态吧了，”反反冒进“中，毛已经给干部准备拉三顶帽子：促进派，观潮派，和算账派。

主动表态，表什么态都是戴帽子，如果与毛意见不同，最好是先做观潮派吧。

大跃进期间，高指标的始作俑者是中央。
中央首先提出搞所谓的两本账。第一本的指标是公开的，必须完成的。第二本的指标比第一本高，但不公开，要争取完成。

中央有两本账，地方也有两本账，地方的第一本账就是中央的第二本账，地方的第二本账的指标比第一本要高，层层加码，不切合实际的指标高得吓人。还能公开报道就不难理解了。

而毛的态度则带有很强的两面性和矛盾，一方面希望干部学海瑞、讲真话，另一方面，则高指标不降，希望完成大跃进，对省市大员保持高压不减。

在1958年8月北戴河政治局会议上，毛说对完不成指标的官员要执行纪律，一警告，二记过，三撤职留用，四留党查看，五撤职，六开除党籍。毛甚至说：完不成生产或调拨计划，要按纪律办事，要铁的纪律不要豆腐纪律，马克思要与秦始皇结合起来！

毛给省级官员压力，省级官员就给地级官员压力，地级官员自然而然要把压力下移。例如，广东对大炼钢铁不那么积极，中央有人打电话催问陶铸：“为什么广东大炼钢铁放不出卫星”，于是广东宣布1958年11月1日一天广东炼出生铁878吨，炼出烧结铁、海绵铁1169吨。后来验证，广东1958年动员全省一半的劳动力，实际合格钢铁产量只有4.2万吨。
云南省委农村部多次打电话、电报催促昆明市，于是昆明郊区也仿效外地移苗并秧的办法，放亩产万斤的“卫星”。

省级领导浮夸少了也不行，1958年11月广州会议，湖南省委向中央上报全年粮食产量只增产两成。会上批评了湖南省委，并成为第一个被插白旗的省份。四川省宣汉县干部群众抵触1959年粮食生产指标和万斤亩运动，地委负责人指示宣汉，“对顽抗消极的，实行上边压，下边挤，内外夹攻，互相呼应，田头院坝开展大辩论”，“实行火线整风”。1958年7月云南蒙自县被上级送来一面白旗，因此蒙自县委提出，“用鲜血染红白旗的决心，送走白旗。”铺天盖地的浮夸宣传给基层官员的心理压力不小。据说湖北有一位县委书记，平日天不怕、地不怕，“大跃进”时期却怕看报。因为报纸上的宣传让他心慌，担心怎么赶得上。
高压的最终承受者是基层干部。安徽亳县一位生产队会计因报不出领导要求和产量而被斗争，报出高产后，又因此无法完成粮食征购任务被认为是瞒产被斗，从而被迫自杀。死后还被宣布为畏罪自杀。

此种态势下，干部该信哪一个中央、哪一个毛？

毛自己信不信？显然也是不信的，但为什么毛不惩罚明目张胆的造假者，这个疑问恐怕只有毛自己心里最明白，别人都是猜测。

1959年春，毛视察湖北孝感，有人向他汇报“亩产万斤”时，毛听了一笑说，派军队站岗放哨，一亩一亩的划下来，我亲自看过秤，我才相信你这个“亩产万斤”。当一些地区向毛汇报农民瞒产，正在进行反瞒产，毛说：“要是农民手里真正有瞒产，我高兴，我怕农民手里是没产可瞒呀”。

其他高层领导人，恐怕实际上人人都觉察到指标的虚假，但在公开场合却无人揭穿，不敢揭穿而已，彭也只是在自己的党内会议上揭开锅盖呀。1958年，邓总书记在广西视察时，对广西方面放给他的“卫星”，也同样只字不提，只是说“大家辛苦了”，一言难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