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从我本人说的官方出版的资料，正史，以及真相，老L、私淑等人的争论所摆出的尖锐对立的资料。
客观说，毛时代的执政，也主要是国家意志（更多的是执政党）的体现，看不到多少人民意志，或者说占90%人口的农民意志的体现。
1962政策放松后，让基层自己选择是否解散公社和食堂，90%以上的一哄而散，实际就是对毛在58年北戴河会上说的话的真假的回答：


物极必反，评判一项政策制度的好坏，需要标准，但不需要复杂，用二代的话：发展才是硬道理，稳定压倒一切。
换言之，好制度的标准，一要能促进经济发展，二要能保持内部和谐问题。

@小马甲之三十八 2018-01-31 11:02:45
60年前中国航空发动机竟想产量翻五翻：强行试制结果惨不忍睹！
1954年，中国开始在苏联提供资料的基础上，开始仿制涡喷-5发动机。到了1958年，涡喷-5的仿制基本成功，也进入到了批生产的过程中，部队作为使用者，感到质量也很稳定。但到了1958年，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为标志的错误思想严重泛滥，导致涡喷发动机的生产，走了一段很大的弯路。
首先就是错误认识发动机生产的严格管理制度。当时一些厂子，轻率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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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呵，大跃进～～～很多人不理解跃进目标的程度有多荒谬
实际上把1958年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的1958年的钢产量目标1070吨，与周相1956年八大政府报告提出的1962年钢产量1100吨目标一对比，就知道是要一年干五年的活。
最终1962年的钢产量只有667万吨，连周氏的二五计划都没能完成，遑论毛氏的跃进计划。而这个数字，还是以巨大的人力物力浪费，再赔上执政党和领袖的信用为代价。

上图是转自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韦森教授的一篇文章"从宏观数据看中国经济的当下格局与长期增长前景".

从图中可以直观地看出，从1952年到1978年这27年中，中国经济总量几乎没有多少增长，只是到1978年之后，三次市场化改革，孕育了三次高速经济增长.
当然，韦文没有说明数据的来源。但可从国内市场的丰富程度，收入水平的提高，是可以直观判断的。

全面国有化和几乎全部国计民生物资的“统购统销”后，毛时代全国本质上，就是一个农庄，一个工厂、一个商店。

从工人，到农民，完全的配给制，所有的东西都需要凭票证购买。这种情况只出现在中苏两国，在战乱不休的民国也没有出现过。

@lc2115000 2018-01-29 11:15:46
胡子也是被人故意搞死的，但胡子起码没被拉过去批斗。这个比彭刘等人好多了。林彪是一定要胡子死的，周为何不死保胡子？胡子背叛她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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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宇 2018-01-31 11:34:40
胡子是“整风”时看场子的，正是其和修养的文武佩合才使阿东顺利登上了“一言九鼎”的宝座。“整风”的激烈你前边贴过资料，可惜被删了。虽激烈但没出大乱，所以胡子武卫之功不显。阿东心里却清楚，所以胡子才躺着进元帅第四。正是由于这份“扶龙升天”的功劳，胡子才敢在同僚面前挤兑林……。
也正是“整风”之后周相开始了漫长的“自我检讨”的生涯，所以文格中，无论周相对胡子做什么或不做什么，都没有对不起他，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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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没注意到一点，贺就是在整风时，和刘开始了初次亲密地合作。毛晚期疑心很重。而大家的历史他又很清楚，这一点，很容易被其贺刘的政敌利用。

（续上2 范老文)

5 土改中，陈永贵挺起了腰
1946年至1947年昔阳的土改是在“急风骤雨”中进行。离县城十几里的大寨也在清算自己血泪史。大寨村只有64户，193口人。按当时划分的阶级成份：贫下中农44户、富裕中农16户，地主富农4户。全村土地700多亩，40多户贫下中农只有144亩劣等山地，就是说，60％的耕地归地主富农所有。领导大寨土改的贾进财、贾承福，他们按照党的政策，通过民主讨论，把土地、浮财分给了贫下中农。
陈永贵以一个“赤贫”的“无产者”身份积极参加土地改革，和贫雇农一样分得了土地、房屋和浮财。政治上抬起了头，他响应党的各项号召，主动报名参加民工支援前线。新旧社会对比，激发起他对地主富农的仇恨，对穷哥儿们的同情。他说：“现在翻了身，就要革命。”“宁死在马前，不死在马后”。他认为地主、富农本性难移，“狼就是狼，变不成羊”。他的极“左”情绪开始暴露。一户富裕中农是军属，也分到一份浮财，他质问贾进财：“土改是给穷人的，为什么分给富裕中农？”贾进财只好收回这份浮财。

6 “我要向毛主席请罪！”
虽然陈永贵成了高举“三面红旗”的旗手、“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先锋，但他对历史问题心里很虚，到关键时刻就慌了神。
党的“九大”召开前，中央责成山西“支左”部队党委审查出席“九大”的山西代表，谢振华当时是第六十九军军长，后为省委第一书记，是审查小组负责人。陈永贵是“九大”代表，他知道此决定后，主动找谢振华交待他这段历史问题。
《谢振华回忆文集》写道：“当时我约他在迎泽宾馆六层中间靠左边的一个房间里和他谈话。他一坐下，痛哭流涕地说：‘我有罪，我要到北京向毛主席请罪’。我说：‘不要着急，有什么问题可以详细谈出来。’他说，‘我在抗日战争的1942年，被日寇抓去后，被迫自首了，后来还被迫参加了日伪情报组织‘兴亚会’，给日寇送了情报。我是三人小组的负责人。’我又问他，送情报和什么人联系？陈回答：‘是和日本驻昔阳宪兵队的清水大队长直接联系，规定每周去送两次情报。’”
《谢振华回忆文集》又写了向上反映的经过和自己的看法：“陈永贵的历史问题被发现以后，于1968年9月，我即派当时出席‘军工会议’的李金时（六十九军副军长）将陈永贵的问题呈报周总理。周总理当即指示：‘六十九军的同志要顾全大局，不要扩散，影印件可报中央。’
“遵照周总理指示，1968年12月，以六十九军党委名义正式上报北京军区党委转呈中央。
“周总理陪外宾参观大寨时，我又当面向他作了请示。总理说：‘要维护大寨红旗，作为历史问题，仍可让陈永贵当代表出席九大，但只当代表’。”

《历史不再徘徊—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兴起和失败》 作 者：凌志军
出版社：人民日报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1 年 5月

这本书的第七章，对大寨完全是否定的评价，定性是欺世盗名。

在经济落后的基础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问题上，个人观点是，毛采用的方式是“社为体，资为用”，即直接跳过“跳过资本主义”，搞工业化。


说白了，就是抛弃资本主义制度，只要资本主义技术，用“不断革命”来实现“直接过渡”，一切有可能鼓励和扩大私有化，导致个人先富的制度措施，都被无情打击，批判为资产阶级法权～～。

毛认为，用革命的方式即可解决建设的问题，解决生产力大发展的问题。这个问题可以讨论，但现实中，毛的实践是失败了。

除非毛用实践证明了自己是对的，否则毛氏“社为体，资为用”改革和清末“洋务运动”的实质无区别。

二代上台后，坚持四个原则不动体制，“摸着石头过河”搞改革，是渐进改良的方式，走一步看一步，实际的工业化轨迹，相当于搞了一个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的“逆向工程”，第一步，先买来技术，很快碰到瓶颈，第二步，再引入管理制度，搞国企改革
，又很快碰到瓶颈，第三步，改经济制度，引入市场机制，又很快碰到瓶颈，基本上就是到了当前的时间点，后发优势基本耗尽～～～

下一步，逆向工程，应该到了那一步，人人清楚，但没有药方。

@真相历史2015 2018-02-01 09:04:45
在延安召开的一次会上，有些同志对彭德怀搞“百团大战”提出了过火的批评，彭德怀十分恼火，他决心和毛泽东交换一下意见，并要求周恩来同志做中间人。
毛泽东曾向彭德怀承认错误作检讨一天晚上，在毛泽东居住的窑洞，三个人坐到一起。
谈话开始时，毛泽东首先说：“【咱们定下个君子协定：第一，把话讲透。第二，可以骂娘。第三，各自检讨，不准记仇，不得影响工作】。”
接着，毛泽东平静地对彭德怀同志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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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外私淑 2018-02-01 09:14:16
看得懂吗？下级找上级个人交换意见，还要找中间人、见证人，这不叫交流，这叫谈判
如果这个是真的，恰好说明在彭眼里周与自己都是独立与毛的力量，所以毛彭谈判要叫上周；似乎有细节是交流很长时间，参与者也不仅周，刘也去参加了，还有其他人；只不过说后面那句话时是刘少奇离开后彭对毛、周说他们三个人的，也是内含把刘当毛的人，毛态度就决定刘的作为了
不过这个故事虽然传播甚广，始终没有找到权威来源，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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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就是著名的延安“三人君子协定”，因为非正式，但应该是真的。否则华北座谈会无法收场，彭拒绝缴械投降，军队一批人等着看毛怎么公正处理（刘派上的太快，没道理），各方无法下台。

@真相历史2015 2018-02-01 09:12:14
1945年五六月间，在中共“七大”上，彭德怀作了专题发言，总结了八路军抗战的伟大成绩和几点经验教训，除谈到他个人方面的问题外，还检讨了“百团大战”的得失，承担了责任。
主席首先问师哲：“彭德怀那天在大会上的发言你听了没有？有什么认识、有什么感想？”
师哲回答：“他的发言我注意听了，觉得还好，谈到实质性的问题，作了自我检讨，承认错误的态度也是诚恳的……”
师哲的话还未讲完，毛泽东不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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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哲会回忆中，师哲都对毛批彭不以为然，在师的回忆中，对谁在批彭，对批彭不以为然的人，党内军内不止一人。

@真相历史2015 2018-02-01 08:52:29
至少彭是有问题的，军委电报还没有回复到达，彭就动手了，可以说这是一个挺严重的错误。
这符合彭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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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百团大战的发动问题上，指责彭老总违法组织纪律的人，既不了解抗战时期，中共后方与前方战略区领导人的职权分工原则，也把中共政治领导层在抗日救亡这个原则性问题上的思想境界，给彻底拉底了。

简单说就是：打日本，不需要请示，这是每个血性男儿的天职，前方报备中央即可；打顽（友）军，必须事前请示，待中央书记处批准后执行。

抗战中，中共政治领袖，赋予前方战略区领导人职权清晰而明确。

如果某些人还不理解：“打日本，不需要请示，这是每个血性男儿的天职，前方报备中央即可；打顽（友）军，必须事前请示，待中央书记处批准后执行。”

可以看中央书记处在百团大战发动后的再一次明文强调：

按官方毛年谱，毛传，彭传记述，百团大战的策划是朱彭左在1940年初就开始的，与晋西北、晋察冀、晋东南等战略区领导人做了充分的研究沟通。

朱在1940年4月返回延安总部，其过程后方毛等领导人，应该完全了解。
而以朱、彭、左名义发出的前总战役预备令是在7月22日发出，按彭传（当代版）记叙，此命令抬头就写着：聂、贺、关、刘、邓并报军委。

1959年庐山会议后批彭，从查到的延安收文原件抄呈圈阅情况，可以证明此件没有漏发漏送。这一注明“十万火急”的绝密电报发到后延安，立即被抄送毛泽东、王稼祥、朱德、洛甫、王明、康生、陈云、邓子恢、任弼时、谭启龙和作战局。

而战役的正式发起，是8月20号晚八时！期间有一个月的时间，供研究提建议、或明文终止战役。因此，只能是对前总的战役计划，后方没有不同意见，无更好地建议可提。

在7月22日～8月20日之间，毛在干什么，与后方的朱，前方的彭难道没有任何机会沟通，还是无须沟通？看看毛年谱就一清二楚。

下仅列军事相关：

此电是军委回复刘、陈29日电，该同意的同意，该指示的指示，非常迅速。


军委与前总之间，毛彭之间，沟通渠道很畅通。



对前方工作的意见和指示，很通畅



8月20日战役反动的前夜，还有电文。

资料就在那里，上述的事情，哪一个比百团大战更重要，需要指示，而百团不需要？应可以有个理性客观的判断。
要么是毛有明确的回电，同意发动，但因为政治原因，此电永远消失了；
而事实时，如我前文所写，从洛川会议，七七宣言，和成立前方（华北）军分会时的前后方约定：任何时候打日本，决定权在前方领导人，但需要报告后方，后方有建议权。

关于百团大战评价的起起伏伏，真正的原因不在百团本身，而是因为毛彭之间的政治分歧产生后，才引起的不顾事实，颠倒黑白，这才是让人齿冷的地方。

@教外私淑 2018-02-01 13:18:35
毛泽东年谱，1938年3月8日记录：
３ 月 ８ 日 　关 于 中 共 中 央 军 委 指 导 问 题 ， 致 电 朱 德 、 彭 德怀 ， 八 路 军 各 师 及 晋 察 冀 军 区 ， 电 文 如 下 ： “ （ 甲 ） 军 委 指 导只 提 出 大 的 方 针 ， 由 朱 、 彭 根 据 此 方 针 及 当 前 情 况 作 具 体 部署 。 军 委 有 时 提 出 具 体 作 战 意 见 ， 但 是 建 议 性 质 ， 是 否 切 合情 况 ， 须 由 朱 、 彭 按 当 前 敌 情 情 形 加 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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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根本没搞清楚两件事：
第一，把1940年时大佬们的地位、权限完全没搞清，真相是在按1950年这个点看毛、朱、彭等的权利分工。
在1940年这个点，毛还不是全党的领袖，无论在书记处，还是在军委，毛说的话，就是代表个人，根本代表不了中央，或者军委。这是一个基本事实。
即使在军委，毛在军事上的权威，也没有树立起来，并不比朱彭更有权威，不然不会有洛川会议讨论军事战略，毛被孤立的事。

这也是那一段时间，毛给前方总部，还是长江局去电，多以个人署名，比较少的落款书记处，或军委。
客观情况时，战事全面展开后，12名政治局委员，1/3在长江局，1/3在前线，按组织原则，人数不过半的情况，留在家里毛，根本无权以中央的名义发电指示前方。
王明不客气地指出毛的这一点，虽然很伤毛情面，但这是组织纪律的规定和要求。

第二，根本没搞清1937年洛川会议后，成立的新军委中，毛的权责是个啥。
1937年8月洛川会议成立的新军委，委员11人中，毛为书记，朱、周为副书记（正式文件叫法），内部还是按习惯叫主席副主席，但明确书记是没有最后的决定权，执行的是委员会制。
同样尴尬的是，战事展开后，留在延安的只有毛和王稼祥两人，根本开不了军委会，制度上就更谈不上以军委名义指挥前方。

这也是要成立前方军委会的根本原因，因为朱、彭、任、聂、林、贺、关、刘等均在前方。
按洛川会议精神和大佬们达成的妥协，在战争条件下，前方分会和前总在一起，完全拥有战役决策权指挥权,和师以下级干部的任命权,事后报备即可,这个与出征前,古代皇帝授予前线统帅节钺,临机处置一切的专断之权一样.
何况,毛在1940年,是个什么地位?实际上当时,毛在军事上的威望,并无朱彭高。

上文的3月8日电，本身就是发生了陈光罗荣桓的任命“乌龙案”后，毛个人违反洛川会议的前后方职权约定制度，被迫做出的再次重申制度，并道歉而已。

@总机叫南京 2018-02-01 14:03:23
这才是百团大战战役发起的真相，也才是朱德明明在延安却没有为战役采取什么行动的原因：在前线，朱彭已经做出决定，战役发起除了告知军委一声，已经与军委采取什么态度无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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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和上报的是20个团
实战则是105个团
这属于八路军军部严重失职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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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机完全不讲理了，以当时的通讯指挥条件，总部能顺畅指挥到师一级，已经很不错了吧？
刘伯承129师更完全约束分散的各个根据地部队吗，同样也不行，晋察冀也不行呀。

总机完全不讲理了，以当时的通讯指挥条件，总部能顺畅指挥到师一级，已经很不错了吧？
刘伯承129师更完全约束分散的各个根据地部队吗，同样也不行，晋察冀也不行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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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机叫南京 2018-02-01 14:53:04
你的意思是，军部、师部这2级，都没法指挥各个团？原定20个团的作战计划，是如何下发协调的？？
既然知道电台缺乏，那样就更需要在预令中规定，并预先派出通信员送出鸡毛信，下令没有出击任务的团，只准睡觉或者围观，不得自行乱动了！
什么叫战役？
那是要有统一组织和指挥的作战行动
85个团，无组织无纪律，自发乱打，这怎么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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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日本，干部群众自发不可以吗？等报到总部等批准，战机早就没了。

@总机叫南京 2018-02-01 15:10:21
上级叫你单位派20个人出来扫雪
你就应该通知20个人按照规定时间和地点出来干活，再通知其余人坚守岗位不乱跑
结果你单位出来105人扫雪，85人是自发的。你不但不制止，还大吹大擂
表面上积极参与，实际耽误了正常工作。
你作为单位领导，肯定要挨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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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呵，第一，基层多出来了85人，基层不报，上级不可能知道。
第二，上级知道了，85人是干好人好人，难道上级要以批评为主，打击更了解前线情况的基层干部，他们又不是出来旅游捞好处，是去打鬼子，玩命。

其实，在1940年华北百团大战开打后日本的几乎同时，江北刘、陈、粟也在起劲地打，不过是打顽（友）军。

10月，先是陈粟打黄桥，然后，刘报请中央打曹甸，就是黄大将不同意，被批了几十年的那一仗。

有兴趣的网友，可以看下刘主席年谱11月～12月段，为打曹甸，毛朱王代表中央与前方的刘陈之间密切及时的往来沟通电文，有电必回，不会隔夜。

而百团预备令发于7月22日，而且电文明确告知，前方部队开始调动时间计划是8月10日。

无它，打友军，政策性很强很敏感，前线将领无权单独决策。另一个，刘陈二人的军事资历不够，毛可以对二人指示指挥，毫无违和感。

@总机叫南京 2018-02-01 15:10:21
上级叫你单位派20个人出来扫雪
你就应该通知20个人按照规定时间和地点出来干活，再通知其余人坚守岗位不乱跑
结果你单位出来105人扫雪，85人是自发的。你不但不制止，还大吹大擂
表面上积极参与，实际耽误了正常工作。
你作为单位领导，肯定要挨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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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wujun1969 2018-02-01 15:17:29
呵呵，第一，基层多出来了85人，基层不报，上级不可能知道。
第二，上级知道了，85人是干好人好人，难道上级要以批评为主，打击更了解前线情况的基层干部，他们又不是出来旅游捞好处，是去打鬼子，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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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外私淑 2018-02-01 15:29:36
没得跟总机争这个
百团大战打的主要是政治账，从一开始就要扩大影响；22个团是基本保证，往上越多越好，命令里本来就是除了22个团基本部队，各军区军分区组织可以参战的部队配合作战，这个命令的要求
其实批彭的那些是有道理的，就是彭的想法，只是把为谁打这仗从污蔑的帮蒋介石大忙改成为全国军民克服投降妥协歪风树立信心，就一切正常了
彭的问题，是从全世界反法西斯、中国整个抗战局势考虑的，也是他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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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总机在这一点上是胡搅了。总部下命令是只是到师一级，我就不知道了，命令该咋写。

难道左权起草命令给129师：“刘、邓集团以主力8个团附总部炮团一个营，破击平定（含）至榆次段之正太路，同时，分派部队对平汉、德（州）石、邯（郸）大（名）、同蒲、白（圭）晋（城）、临（汾）屯（留）路之指定地段进行宽正面破袭，阻止敌人向正太路增援，相机收复某些据点。”

难道非要加上严格的限制，必须只允许出动8个团，否则就军法从事这样的言辞到命令中

当时，恐怕是只恨不能把事情搞的更大，以扩大我党我军的影响，以干预汪精卫投降后的抗战时局，振奋民心士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