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本身是一个纯粹源自于西方的观念。毛与鲁迅在中国如何现代化上，思想可能不一致，但在对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关系的看法上，却是基本地一致，毛认为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是尖锐对立的，必须抛弃。

其实，毛和鲁都是古典文化学养很深的人，但鲁却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之一，在文革中毛走的更远。

吊诡的是，文革中，一面是破四旧反传统，另一面，文革也彻底走向了对科学、民主、理性的发动面，离现代化渐行渐远。

从文革全社会铺天盖地对领袖“四个伟大”宣传和顶礼膜拜看，一种可能是，毛试图通过把自己置于“造物主”的神位人，然后借神之力开创一个全新的理想社会！

而悲剧在于，现实中没有神，现实中创造出了的神，从来都是脱离现实、反现实的。这注定了毛本人在文革中，越走越孤独，这是不可逆转的结局。

50年代，彭老总先后两次在西楼政治局会议中，倡议开会不要唱“东方红”，遭到的却是某些人的冷嘲嘲讽。

虽然最后，大家都悲剧了，但老总的人品境界，可垂范万世。

@lc2115000 2017-12-17 10:49:54
戚驸马回忆录里鼓吹毛的科学知识水平党内第一，第二周总管。
说周总管懂些科技方面不假，原子弹等等都是周总管抓的。说老毛第一，大跃进时期，大炼钢和亩产万斤把老毛的脸丢光了。就这样还第一？在讽刺老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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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经典理论倡导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强调“经济”的计划性，要害就是计划的科学性与合理性，才能避免自由竞争下的生产过剩导致的“经济危机”，为转嫁“经济危机”，而导致的帝国主义间争夺殖民地以及经济霸权的战争。
简言之，“计划经济体制”，客观上要求专家治国，实际比“自由市场经济”对管理者的要求更高。

在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国家，保障计划经济体制运作的科学性和计划性，专业人才条件和技术条件都是具备的。

毛和他的战友们是革命家，搞经济很外行，搞“计划经济”对人的专业性要求更高，而毛的团队能力上显然是不及格的。

实际在经济计划的科学性上，苏东各国，都比毛团队做的好。

伟大导师斯大林说：“要按照一定可以办到的原则来做计划......”

摘自师哲回忆录。

北京大学校徽蔡元培1916年担任北大校长时，邀请鲁迅先生于1917年8月设计完成的。 “北大”两个篆字的上下排列，其中“北字”构成背对背的两个侧立的人像，而“大字”构成了一个正面站立的人像。校徽突出的理念在于，要“以人为本”，象征意义在于，北大当肩负开启民智的重大使命。
上图为1917年鲁迅原设计，下为现在的北大红

每个人其实都是复杂的多面，鲁迅先生也是。如果用道德楷模或圣人的标准去看一个人，哪里没有瑕疵。

鲁是当时上海左翼文坛的旗手，但左翼的主张并不能代表鲁迅的全部。我不是专研鲁迅的，且引一片陈丹青纪念鲁迅的文章【仅摘录部分涉及上海生活的段落吧】

“大家知道，“四一二清党”的发端就在上海，同时，发布清党命令的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刚刚和宋美龄在上海结婚；大家又知道，鲁迅痛恨帝国主义，各国帝国主义当时在中国最密集的地方，正是上海。问题来了，痛斥政府清党杀人、痛恨帝国主义的鲁迅，为什么反而去上海？
原因很简单，大家也知道：上海有租界。租界的意思，就是发生灾难，有租界，你可以躲藏，可以逃避。我在当年的纪录片看见日本人攻进上海，租界的巡捕把铁丝网打开，指挥人山人海的上海难民往租界里逃；南京没租界，1937年兵败沦陷，大屠杀发生，不少洋人的教堂、医院、慈善堂，救了许多难民的性命。

鲁迅有幸，生前不曾遭遇八一三淞沪战争和南京大劫难，但他因为和左翼的关系，也在租界躲藏过。我读到一位日本青年的回忆，说是在个粗陋的民居邂逅躲藏的鲁迅，两人坐在楼梯角落天天说闲话，后来才知道这个留胡子的中国人就是鲁迅，逃难过后，鲁迅还请他去家里玩，写字送给他。

外国的租界，是中国人的屈辱。鲁迅到上海的种种考虑和真实原因，却是因为上海有租界，而且特意选择日本人聚居的虹口区。这一层原因，鲁迅不好说，也不愿说，因为这是屈辱。怎么表达这种屈辱呢？他将“租界”二字各取一半，写成“且介”，作成文集的题目，表示他躲在租界，是一个半殖民国家的奴隶。所以在选择“地利”时，鲁迅既是个民族主义者，也是个现实主义者。说他是民族主义者，因为鲁迅一步也不肯离开中国，在他危险时、生病时，宋庆龄、蔡元培、史沫特莱，还有延安来人，都劝他出国去，可是鲁迅不肯，连他当时向往赞扬的苏联，他也不去。说他是现实主义者，他明白上海，尤其是上海的租界，是当时中国各地的最佳选择，在上海待下来，他可以有一个进退回旋的余地。

这一层，后来一位人物的选择有点相似，就是大学者陈寅恪。出于民族主义和现实主义，1949年前后他不愿留在清华，决定远离即将成为全国政治中心的北京，他也不愿去英国人治下的香港，或者跟着国民党去台湾，做流亡者。他选择了广州。虽然广州的“地利”适合他的病，广州的“人和”，譬如省委领导陶铸他们十分礼遇他，可是“文革”爆发，“天时”大变，他选择的广州埋葬了他。他死于承平时代的乱世，远远没有辗转于乱世的鲁迅在上海那么幸运。

八十年前的中国，有租界的城市不止上海，天津有租界、武汉有租界，鲁迅为什么不去呢？原因也很简单，因为上海是大世界，不但是中国第一新兴大都市，也是亚洲第一大都市。鲁迅选择上海，说明鲁迅在情感上的民族主义、生存上的现实主义之外，他的文化立场是一位世界主义者、现代主义者。这样一位具有世界眼光的大人物，当时的北京、天津、武汉、广州、厦门，都不能满足他，不能最大限度成全他的观察和言说，只有上海，中国第一座具有世界意识与现代规模的大都市，才是最佳选择。用今天的话语说，上海代表当时中国的“先进文化”。

其实在1927年鲁迅到上海之前，各路新派人士就络绎来到，藏身上海，而且谋反。先有清末的康有为、梁启超，后有民国建立之前之后的孙中山、宋教仁、陈其美、于右任，再后来，就有江亢虎、陈独秀、毛泽东、周佛海等等早期共产党人……总之，上海是这些革命党流亡和举事的乐园。至于来上海办学，公开宣扬新学问、新思想的大人物，更是不胜枚举，最著名的当然是出掌上海公学的胡适之。

可是历来描述鲁迅居住过的那个上海，都将上海的生态几乎全部肃清、抹杀，只剩个鲁迅，加上几位左翼青年和地下党在那里偷偷见面，开黑会。为了衬托这些革命人，作为反派，偌大的上海似乎也只剩下一群军警、特务和检察机关，一天到晚忙着搜捕、暗杀、查禁，整个大上海在我们的教科书里不过是这些正派反派的舞台，没有其他人、其他事。其实，鲁迅本人和左翼朋友们，才是当年上海真正的反派。

今天的新上海，没有反派人物了，治理得非常好，除了前年被双规的一大群贪官污吏，新上海住满了密密麻麻的顺民和良民。所以我愿意想象在鲁迅迁来上海之后，三十年代的上海，和他一起住在这座大都市的，是些什么人——除了老百姓，当年上海真正的主流人群是帝国主义分子及其买办，是高等华人、白领职员、民族资本家、各路生意人，此外，住着掌控部分上海社会资源的大流氓如黄金荣、杜月笙——这些人，鲁迅的文章几乎不提到他们。另一份长长的名单，是许许多多文化艺术界人士，这里只能扼要谈几位代表人物。譬如出版界的王云五和邹韬奋，报界的史量才，戏剧界的梅兰芳，电影界的郑正秋，演员那是太多了，鲁迅迁来上海前后，正是中国第一代电影演员出道之时，譬如著名花旦阮玲玉和胡蝶，著名小生赵丹和金焰，著名青衣上官云珠和秦怡……美术界的人物，我可以多说几位，譬如徐悲鸿和刘海粟，是在上海码头上船出去留洋，林风眠和颜文樑从国外回来时，也是在上海码头接受同行的致敬，然后分别去杭州苏州开办艺术学院。活跃在上海本地的艺术家，有去日本留学的陈抱一、关良和关紫兰，有第一代都市漫画家叶浅予、张光宇，有日后去了延安，建国后设计国徽的张仃……可是这些人鲁迅或者不知道、不认识，或者不感兴趣、不以为然，文章里也几乎不写到这些人，只是略微讽刺过梅兰芳、徐悲鸿、刘海粟，而阮玲玉自杀后，他却认真地写了那篇著名的《论“人言可畏”》，说的既不是电影，也不是阮玲玉，而是媒体和舆论的问题。
整个中国二三十年代的文艺史，可以说，就是上海文艺史。上海文艺史，从时间上对照，几乎密集发生在鲁迅来到上海的那十年。那十年，海派文学起来了，一长串名单，以前不提，这几年总算提起了，譬如实验小说作者穆时英、戴望舒、施蛰存、刘呐鸥、叶灵凤等等，加上更早期的鸳鸯蝴蝶派如张恨水，再加上后来左翼的那帮人，这才构成上海文学三十年代的全景观。在这全景观的深处，我有兴趣的是，当鲁迅在虹口往来于大陆新村和内山书店时，年纪青青的傅雷先生已经从巴黎回来了，年纪更青的张爱玲正在圣玛丽亚女中读书。那时鲁迅哪里晓得有个才气横溢的小姑娘住在沪西呢？按年份算，当时十几岁的张爱玲已经发表了处女作，领到第一笔小稿费，当她拿着稿费立刻上街去买口红时，鲁迅很可能正在虹口区的马路上，和西装笔挺的四条汉子闹别扭，或者，正在家里请萧红萧军吃夜饭。

这样想象着，鲁迅的那个上海这才活起来，假如我们再来发动想象力，应该记得穷凶极恶的张春桥姚文元，当时住在哪条小弄堂，还是文艺小瘪三，轮不到周扬夏衍的资格，去和鲁迅打交道。
时间不够了，我应该快点结束这篇讲话。总之—
所有关于上海历史的记忆和研究，公认上海的黄金时代是上世纪三十年代，而民国年间唯一短暂的承平时期，也是三十年代。鲁迅在上海的十年，正是三十年代。三十年代的上海要是没有鲁迅，那是寂寞多了，失色多了，三十年代的上海文化因为有鲁迅在，就有了不可取代的分量，有了文化的制高点。前面说到的文艺界名流或者小瘪三，不论是左翼右翼，不论是中间派逍遥派，不论文艺的主张或主义，不论是喜欢鲁迅还是不喜欢，大家全都在乎鲁迅的大名，要么敬佩他、追随他，认他为精神领袖，要么拉拢他、利用他，换取党派的利益，要么攻击他、撩拨他，引他注意，自抬身价，要么对他敬而远之，走自己的路……可是在鲁迅的文章、书信和日记中，那十年除了写作，就是带孩子、见朋友、逛书店、看电影，有时参加集会，经常躲避追捕，再就是躺在那里生病……总之，鲁迅处于文化争议的旋涡之中，又置身于上海的主流生活之外，他在上海期间的全部作文，没对上海说过多少闲话，就是说了，也没几句好话，在私人信件中，他对上海的世相，语多讥讽，对文人的百态，心存鄙视，上海的文界，大致不入他的眼，以上海市井的粗话说，上海各路文人大致是“阿乌卵”，我们在他这些文字中，几乎看不到那个黄金时代的上海文化。”

如果鲁迅活到“反右”或者“文革”，会怎样呢？这恐怕是每个历经民国和新中国两代文人，内心最纠结的一个问题吧。到底会怎样，给出了可能的答案。

鲁迅之子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中写到，1957年罗稷南在一次座谈会上向毛泽东提出了一个大胆的疑问：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不料毛主席对此却十分认真，深思了片刻，回答说，以我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



上图为1957年，毛泽东与上海各界知名人士座谈照片。就在这张照片的聚会中，罗稷南先生有“鲁迅要是活着”之问，毛答以“沉默”或“坐牢”。罗稷南是领袖湖南老友，著名翻译家，因而才敢“在反胡风”的敏感时期，斗胆一问。
赵丹遗孀黄宗英的回忆证实此说，照片中，坐于另桌的赵丹即位于毛的后方。

@lc2115000 2017-12-17 21:54:44
四一二貌似蔡元培也有份。孔老二早就说过，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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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呀，四一二中，张静江、蔡元培、吴稚晖、李石曾是蒋“清党”坚定的支持者。
蔡元培可以说是鲁迅最早的伯乐。而吴稚晖、李石曾则是毛、周早期革命的领路人，吴稚晖、李石曾也是旅欧勤工俭学运动的发起人资助者，吴稚晖非常欣赏周相，一直要把周搞进国民党。
毛与这些人的交集是“无政府主义”，五四后，毛转向社会主义，与吴等人分道扬镳，也最终放弃了去欧洲勤工俭学的机会。

【关于鲁迅，且看民国人物的肚量风骨、和评说，恩恩怨怨如过眼烟云】

林语堂：鲁迅之死
民廿五年十月十九日鲁迅死于上海。时我在纽约，第二天见Herald－Tribune电信，惊愕之下，相与告友，友亦惊愕。若说悲悼，恐又不必，盖非所以悼鲁迅也。鲁迅不怕死，何为以死悼之？夫人生在世，所为何事？碌碌终日，而一旦暝目，所可传者极渺。若投石击水，皱起一池春水，及其波静浪过，复平如镜，了无痕迹。唯圣贤传言，豪杰传事，然究其可传之事之言，亦不过圣贤豪杰所言所为之万一。孔子喋喋千万言，所传亦不过《论语》二三万言而已。始皇并六国，统天下，焚书坑儒，筑长城，造阿房，登泰山，游会稽，问仙求神，立碑刻石，固亦欲创万世之业，流传千古。然帝王之业中堕，长生之乐不到，阿房焚于楚汉，金人毁于董卓，碑石亦已一字不存，所存一长城旧规而已。鲁迅投鞭击长流，而长流之波复兴，其影响所及，翕然有当于人心，鲁迅见而喜，斯亦足矣。宇宙之大，沧海之宽，起伏之机甚微，影响所及，何可较量，复何必较量？鲁迅来，忽然而言，既毕其所言而去，斯亦足矣。鲁迅常谓文人写作，固不在藏诸名山，此语甚当。处今日之世，说今日之言，目所见，耳所闻，心所思，情所动，纵笔书之而罄其胸中，是以使鲁迅复生于后世，目所见后世之人，耳所闻后世之事，亦必不为今日之言。鲁迅既生于今世，既说今世之言，所言有为而发，斯足矣。后世之人好其言，听之；不好其言，亦听之。或今人所好之言在此，后人所好在彼，鲁迅不能知，吾亦不能知。后世或好其言而实厚诬鲁迅，或不好其言而实深为所动，继鲁迅而来，激成大波，是文海之波涛起伏，其机甚微，非鲁迅所能知，亦非吾所能知。但波使涛之前仆后起，循环起伏，不归沉寂，便是生命，便是长生，复奚较此波长波短耶？
鲁迅与我相得者二次，疏离者二次，其即其离，皆出自然，非吾与鲁迅有轾轩于其间也。吾始终敬鲁迅；鲁迅顾我，我喜其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大凡以所见相左相同，而为离合之迹，绝无私人意气存焉。我请鲁迅至厦门大学，遭同事摆布追逐，至三易其厨，吾尝见鲁迅开罐头在火酒炉上以火腿煮水度日，是吾失地主之谊，而鲁迅对我绝无怨言是鲁迅之知我。《人世间》出，左派不谅吾之文学见解，吾亦不愿牺牲吾之见解以阿附初闻鸦叫自为得道之左派，鲁迅不乐，我亦无可如何。鲁迅诚老而愈辣，而吾则向慕儒家之明性达理，鲁迅党见愈深，我愈不知党见为何物，宜其刺刺不相入也。然吾私心终以长辈事之，至于小人之捕风捉影挑拨离间，早已置之度外矣。
鲁迅与其称为文人，不如号为战士。战士者何？顶盔披甲，持矛把盾交锋以为乐。不交锋则不乐，不披甲则不乐，即使无锋可交，无矛可持，拾一石子投狗，偶中，亦快然于胸中，此鲁迅之一副活形也。德国诗人海涅语人曰，我死时，棺中放一剑，勿放笔。是足以语鲁迅。
鲁迅所持非丈二长矛，亦非青龙大刀，乃炼钢宝剑，名宇宙锋。是剑也，斩石如棉，其锋不挫，刺人杀狗，骨骼尽解。于是鲁迅把玩不释，以为嬉乐，东砍西刨，情不自已，与绍兴学童得一把洋刀戏刻书案情形，正复相同，故鲁迅有时或类鲁智深。故鲁迅所杀，猛士劲敌有之，僧丐无赖，鸡狗牛蛇亦有之。鲁迅终不以天下英雄死尽，宝剑无用武之地而悲。路见疯犬、癞犬、及守家犬，挥剑一砍，提狗头归，而饮绍兴，名为下酒。此又鲁迅之一副活形也。
然鲁迅亦有一副大心肠。狗头煮熟，饮酒烂醉，鲁迅乃独坐灯下而兴叹。此一叹也，无以名之。无名火发，无名叹兴，乃叹天地，叹圣贤，叹豪杰，叹司阍，叹佣妇，叹书贾，叹果商，叹黠者、狡者、愚者、拙者、直谅者、乡愚者；叹生人、熟人、雅人、俗人、尴尬人、盘缠人、累赘人、无生趣人、死不开交人，叹穷鬼、饿鬼、色鬼、谗鬼、牵钻鬼、串熟鬼、邋遢鬼、白蒙鬼、摸索鬼、豆腐羹饭鬼、青胖大头鬼。于是鲁迅复饮，俄而额筋浮胀，睚眦欲裂，须发尽竖；灵感至，筋更浮，眦更裂，须更竖，乃磨砚濡毫，呵的一声狂笑，复持宝剑，以刺世人。火发不已，叹兴不已，于是鲁迅肠伤，胃伤，肝伤，肺伤，血管伤，而鲁迅不起，呜呼，鲁迅以是不起。

廿六年十一月廿二于纽约

@瀚海沧澜 2017-12-19 08:33:08
喜宇兄，鄙人所藏关于鲁迅先生的大部资料因重装系统，已遗失。如今找到的这篇文章，因篇幅过长，故仅截图若干。若有不满，我抽时间再给您找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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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宇 2017-12-19 11:02:08
鲁迅在《伪自由书》里谈“一二八”事件时，说到：
“看过去年此时的上海报的人们恐怕还记得，苏州不是有一队飞机来打仗的么？后来别的都在中途‘迷失’了，只剩下领队的洋烈士的那一架，双拳不敌四手，终于给日本飞机打落，累得他母亲从美洲路远迢迢的跑来，痛哭一场，带几个花圈而去。听说广州也有一队出发的，闺秀们还将诗词绣在小衫上，赠战士以壮行色。然而，可惜得很，好像至今还没有到。”
讽刺文笔确实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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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不是不能批，但你在批鲁迅时，你看过你摘过来的鲁迅原文吗？
就就那么相信网络上一个匿名作者“摘出来的鲁迅的只言片语”，就是鲁迅的观点？

@瀚海沧澜 2017-12-19 08:33:08
喜宇兄，鄙人所藏关于鲁迅先生的大部资料因重装系统，已遗失。如今找到的这篇文章，因篇幅过长，故仅截图若干。若有不满，我抽时间再给您找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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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宇 2017-12-19 11:02:08
鲁迅在《伪自由书》里谈“一二八”事件时，说到：
“看过去年此时的上海报的人们恐怕还记得，苏州不是有一队飞机来打仗的么？后来别的都在中途‘迷失’了，只剩下领队的洋烈士的那一架，双拳不敌四手，终于给日本飞机打落，累得他母亲从美洲路远迢迢的跑来，痛哭一场，带几个花圈而去。
讽刺文笔确实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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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些战斗上海各报刊也多有报道，海内外反响也十分强烈，鲁迅不可能视而不见吧？自己躲在敌人间谍保护伞底下寻欢作乐，却造谣我英勇抗击的空军将士，做人怎么能如此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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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伪自由书》全文。可以反鲁迅，批鲁迅，但最好不要断章取义。

其实《伪自由书》一文，很能反映鲁迅的个性：一篇歌功颂德中，他总是唱政府的反调的之一。同时宣誓自己一贯的“民本”主张。

如何人都可以不同意鲁迅的主张，但有些网文断章取义的批法，实在无聊。

“航空救国三愿”一文，意思本来很明白。且看点题的e最后一段：
“还有更要紧的一层～～～～那时战士技痒了，而又苦于英雄无用武之地，不知道会不会炸弹到落到手无寸铁的人民的头上来？”

谁可以让战士技痒，而又“英雄无用武之地”，很难理解嘛？

这就是在批政府的“口头抗日”越来调门越高，实际却不敢抗日，庙堂肉食者一旦真打起了，多数是抛下战区民众先行“战略转移”，喊打喊杀时，谁考虑底层民众的生命？所以才会最后一句点题“莫杀人民”。

喜宇转我看的那篇批鲁迅的网络文章，刻意为批而批，水平太差，不再置评。

《伪自由集》“伪自由”三个字戳的“很”，执政者谁会喜欢？以鲁迅的性格，谁执政恐怕就会戳谁的画皮。仅此而已。

后来者搞了几十年，谁敢说1949后就真自由了？

喜宇： 举报 2017-12-19 14:19:25 评论
评论 ywujun1969 ：鲁迅嘲笑这种坑日，那种抗日……。他自己到青莲阁抗日了（“妓”会否是男的？……），呵呵。是我的语文不好还是你的历史很烂，不是告诉你了鲁迅的文字在诬蔑那些航空勇士。你心中的“民族魂”在诬蔑自己的民族英雄，你应该去医院检查一下自己是否得了“精神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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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往青莲阁饮茗,邀一妓略来坐,与以1元”。阁下的“想象力”真丰富，鲁迅未记的全靠你脑补。

青莲阁是一茶楼，公开的茶楼。在你发挥想象力的时候，也提前搞清楚明清民国的青楼文化，文人士大夫一般交际应酬的风俗场所，娼与妓有什么差异。

在公开的茶楼，请一妓略来坐,陪聊或清唱，与以1元，文人与青楼，前清民国城市士大夫的流行文化，今天也可说是陋习。鲁迅最多是不能免俗，鲁迅敢记，还怕你说？
你不了解民国，不了解当时的上海而已。

@喜宇 2017-12-19 17:07:16
这是彼举报了吗？
如果可以发言就再写一段，上世三十年代中国文艺的繁荣是建立在民国经济“黄金十年”的基础上的，当年最畅销的作家是张恨水。当时的文艺繁荣是全体文化人共同耕耘的结果，鲁迅只能说是多他一个不多，少他一个也不少。至于说“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就只能呵呵了。
为了保存前面的链接就暂时不发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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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天涯回复自动加的“举报”二字。
我同样不认为鲁迅是道德楷模，但也不认为鲁迅如网上批鲁的人所言的一般。

你说的：“鲁迅只能说是多他一个不多，少他一个也不少。至于说“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就只能呵呵了。”这个结论只是你没有根据的个人看法。
我认为，你对新文化运动中鲁迅的地位，鲁迅在同时代大师心中的地位，并无了解。

1935年，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出版了一套《中国新文学大系》丛书，请沈从文先生做序推介，沈在1935年，无需看鲁迅的脸色吧，良友公司也不是鲁迅自家开的。

且看同时代的沈大师怎么说：






文人相轻，有时是个文人们的通病，但文人之间的矛盾，通常是一个巴掌拍不响，也无需上纲上线。

上述十人，每个都配享民国时代的大师吧。

吴组缃：敬悼佩弦先生（注：佩弦即朱自清先生，吴是朱的学生）

近年来心情常在焦躁沉郁之中，做人也不知不觉得格外简淡起来。因为无善可陈，话也不知道从哪里说起，许多的师和友，久已音书断绝。虽然心里总是怀念着他们。
还是抗战胜利的那年夏天，和朱先生在成都匆匆见了一面，这以后信也没写过一封。恐怕我现在在哪里他都未必知道。八月十二日报载朱先生胃病又发，正在医院里行手术。我就觉得不很好。因为我知道他“拖”着十二指肠溃疡的病在身已经多年了，若不是到了严重地步，是不会进医院去开刀的。果然，第二天报上就传来他的死讯了，说行过手术之后转成肾脏炎，因为体力太弱，终于不救。
朱先生的死，细想起来真是所谓“势所必至”：以他那样认真不苟的人，处在这样的时世和境况，拖上了这样的病，不能休息，不能医治，只是听天由命地拖着，那结果早就可以预料的。看到报上所传的噩耗，当时只悲慨地说：“唉，他才只五十一岁啊！”但心里实在没有感到多大的震惊。
叫我大大震惊了的，倒是在成都的那次会面。那时朱太太带着小孩住在成都，朱先生趁着暑假从昆明回来。我路过成都，从叶圣陶先生那里打听到他们的住处，特意去看他们。那地方可不容易找，是在望江楼附近名叫报恩寺的一座小尼庵的院落里。他们住着几间没有地板的小瓦屋，简陋，但很整洁。我先看见一位小弟弟，紧凑的个儿，清秀的苹果脸，穿着黑洋布褂裤，在小巷寮檐下阴处一张小竹凳上坐着，聚精会神地看书。看这小弟弟的形貌神态，简直是个具体而微的当年的朱先生。我走了许多冤枉路，找得满身汗，这一下知道找对了。但等到朱先生从屋里走了出来，霎时间我可愣住了。他忽然变得那等憔悴和萎弱，皮肤苍白松弛，眼睛也失了光彩，穿着白色的西裤和衬衫，格外显出了瘦削劳倦之态。十一年没见面；又逢着这艰苦的抗战时期，变，是谁也要变的，但朱先生怎样变成这样了啊！我没有料到；骤然吃了一惊，心下不禁重甸甸的。
朱先生一手拿着书，一手握着笔，穿得衣履整饬，想必正在房里用功；看见我，很高兴，慌乱的拖着椅子，让我到房里坐。一会儿工夫，又来了六七位男男女女的客人，他们都喊他“朱大哥”，坐满了屋子，大声地说笑着。朱先生各方面应酬着，作古正经，一点不肯懈怠。我在那些客人前面，是个生人，于是他还不时“张罗”我参加谈话，像他做文章，不肯疏忽了一笔。但我看到他多么疲乏，他的眼睛可怜地眨动着，黑珠作晦暗色，白珠黄黝黝的，眼角的红肉球球凸露了出来；他在凳上正襟危坐着，一言一动都使人觉得他很吃力。客人散了之后，朱先生和朱太太留我吃午饭。朱先生吃得很少，说吃多了就发胃病；而且只能吃面食。
我知道他患了胃病，是余冠英兄的信上告诉的。我也患过严重的胃痉挛病，属于神经性的，痛起来面无人色，话也说不出，满床乱滚。但一不痛，就食欲亢进；吃了东西，又是痛。后来承阳翰笙先生介绍，服了一瓶鹿茸精，掉了两颗大牙，病却从此没发了。当时我曾主观地设想朱先生的胃病和我的相同，把病状和治法写信告诉了他。他回信说：“我也要试试看。”又一次的信说：“我的胃病时好时坏，难在有恒的小心。但以后得努力，不然日子久了，拖坏了身体，到了不大能工作的地步，那就糟了。”但以后的信上就没再提过胃病。我还当他慢慢好了。这次见面，才知道他患的是十二指肠溃疡，不但没有好；而且已经把人拖成了这样。
吃过饭，他废了午睡，同我谈到两三点钟，叫我多多“囤积”生活经验，将来写些出来；又谈他自己研究和写作的计划。而后一路出街，同去看了几个人，参加几处聚会。吃完晚饭散席不久；就大雨滂沱，我料他那天老远的赶回家一定淋得浑身透湿。
“这个病，目前我没办法，只好不要去管它。”这是当时他轻描淡写地说的一句话，到现在还清清楚楚留在我耳里。他好像对他的病满不在乎。但显然的，他原先信上说的“有恒的小心”和“以后得努力”的话，这次不再提起，而且根本抛开不顾了。我明白他那句轻松的话里的沉重意味，当时什么话也没说。
还在小学时，我就在新杂志上读过朱先生的诗文。俞平伯、朱自清，那是当时齐名的两位新诗人。民国十八年我进清华，知道朱先生任此间中国文学系主任。当时我们青年学生持一种奇怪的信条，以为求学当拿一科作为太太，另外一科作为爱人。我是把文学当作爱人的，因为我从小喜欢它；进的却是经济系。入校后最初半年，虽同在一个园子里，我没有和朱先生识过面，也没有想到去拜访他。这年冬季，一天刚忙完大考，和同学到大礼堂门前晒太阳，
慢慢的台阶上一层层挤了近百的人。有些喜欢胡闹的，每见面前路上有人走来，大家就齐生对他喊“一二一，左右左”，此时那人的脚步即无法抵御，不自禁合上节拍，走成练兵操的步伐，对着这人多势众，惟有窘得狼狈而逃。正在这样笑闹着，大路上来了一位矮矮的个儿，脸色丰腴红润，挟了大叠书在手，踅着短而快的步子，头也不抬的匆匆走了近来。同学们照例向他喊起“一二一”。最初他还不在意，仍是一本正经的走着。但随即他就理会到了，一时急得不知所措，慌张的摘一摘呢帽子向台阶上连连点着头，满面通红的逃开了。这人很年青，看去比我们大不了多少。我还当他是高班的同学。但是他走过之后，有些同学耸耸肩头，顽皮的伸舌头了。其中一位告诉我，这就是朱自清先生。
到第二年，我受了余冠英同学的怂恿，决定和“爱人”结婚，正式转入中国文学系。我到图书馆下面系办公室去找朱先生办手续。他仔仔细细看我的成绩单，看了很久，说：“可以，我准许你。”于是拿起钢笔签了字。他座位的前后左右书架上都是一叠叠横摆着的书，多半是新书，很少线装的。他的案头也摊着好几本。面前有篇正写着的稿子，娟秀的小字，涂改得乱七八糟。他的矮小的个儿埋在座位里，精神很饱满，态度极庄严，但面孔发红，透着点忙乱神气，一点不老成。我想，大约这就是他的友人们所说的“永远的旅人的颜色”罢。
直到我离开学校，我记得一共选了朱先生三门课。一门是“诗选”，用《古诗源》作教本：实在没有什么可讲解的，但很花我们时间。我们得一首首背诵，上了班不时要默写。此外还得拟作，“拟曹子建名都篇”，“拟西洲曲”，还和同班合作“拟柏梁体”。朱先生改得可仔细，一字未惬，他也不肯放过。有一句好的，他也要打双圈。常常使我们拿到本子，觉得对他不起，因为我们老是不免有点鬼混。另外两门，一是“歌谣”，一是“新文学研究”。给我印象较深的是“新文学研究”。发的讲义有大纲，有参考书目，厚厚的一大叠。我们每星期得交一次读书报告。这种报告上若有什么可取的意见，发还的时候，他就告诉你说：“你这段话，我摘抄了下来，请你允许我。”他讲课也真卖劲。我现在想到朱先生讲书，就看见他一手拿着讲稿，一手拿着块叠起的白手帕，一面讲，一面看讲稿，一面用手帕擦鼻子上的汗珠。他的神色总是不很镇定，面上总是泛着红。他讲的大多援引别人的意见，或是详细的叙述一个新作家的思想与风格。他极少说他自己的意见；偶尔说及，也是嗫嗫嚅嚅的，显得要再三斟酌词句，惟恐说溜了一个字。但说不上几句，他就好像觉得已经越出了范围，极不妥当，赶快打住。于是连连用他那叠起的白手帕抹汗珠。
有一天同学发现他的讲演里漏了他自己的作品，因而提出质问。他就面红耳赤，非常慌张而且不好意思。半晌，他才镇静了自己，说：“这恐怕很不重要，我们没有时间来讲到，而且也很难讲。”有些同学不肯罢休，坚要他讲一讲。他看让不掉，就想了想，端庄严肃地说：“写的都是些个人的情绪，大半是的。早年的作品，又多是无愁之愁；没有愁，偏要愁，那是活该。就让他自个儿愁去罢。”就是这几句，我所录的大致没错。
他所讲的，若发现有错误，下次上班必严重的提出更正，说：“对不起，请原谅我。…请你们翻出笔记本改一改。”但往往他所要更正的，我们并未记下来。因为在我们看来，那实在不关重要；举个例说罢，他所讲的作家，照例要介绍几句籍贯和生平。一回，讲到刚出的小说作家张天翼，他介绍说：“这是位很受人注意的新作家，听说是浙江人，住在杭州……”第二次他更正道：“请原谅我，我上次说张天翼是浙江人，恐怕错了。有人说他是江苏人。还弄不清楚，你们暂时空着罢。”后来我到了南京，恰好认识了天翼，知道，他原籍湖南，父母住浙江，姊姊嫁江苏，他自己两省都长住过，还能说一口地道的湘乡话。我赶快写信告诉了朱先生，朱先生回信谢谢我。
在校数年，我很少单独去访朱先生。他总是那么庄敬不苟，又爱脸红，对我们学生也过于客气。比如说，他称呼我，总是“吴先生”，总是“您”，听着实在有点使人发窘和不安。（直到成都那次会画，他才叫我“组缃”）是后来余冠英兄接了家眷来，住在北院朱先生寓处隔壁的房子里，我常常到冠英兄家去谈天打桥牌，有时顶头碰着朱先生；我到他房里坐过几次。那时朱先生新结婚。朱先生对太太说话，也是非常客气，满口“请您”“请您”的，真所谓“相敬如宾”。那所房子我们取名“四个斋”，因为朱太太名竹隐，余太太名竹因，二竹已是四个“个”字，而朱余两夫妇又是四个人，他们合住着那所房子。在这“四个斋”里和朱先生的谈话，我现在记得几则。
一次是谈茅盾先生的《子夜》。那时《子夜》刚出版，朱先生推崇备至，说取材，思想，和气魄，都是中国新文学划时代的巨制。这才是站在时代最尖端的作品，没有办法，我们只有跟它走。“写小说，真不容易。我一辈子都写不成小说，不知道从那里下笔。也铺展不开，也组织不起来。不只长篇，连短篇也是。”这样的话，我不止听他说过一次。有人提到他的《笑的历史》和《别》。他似乎很生气地说：“那是什么！”随即就脸红起来。另一次谈及刚出版的郭沫若先生的《创造十年》；朱先生笑着说：“他说我这里有块疤。”用手摸摸他右鬓上面那块没长头发的大疤。但觉得这说得不好，于是脸又红了。还有一次是鲁迅先生到了北平，朱先生特意进城去请他到清华来讲演。他拿着清华中国文学会的请函去的，但结果碰了钉子回来。朱先生满头汗，不住用手帕抹着，说：“他不肯来。大约他对清华印象不好，也许是抽不出时间。他在城里有好几处讲演，北大和师大。”停停又说：“只好这样罢，你们进城去听他讲罢。反正一样的。”
朱先生工作的地处就是系办公室。除了吃饭、上课和休息，他总在那围着满架图书的座位里“埋”着。我到这里找他，多是为选课的事；他劝我多选外文系的课；劝我读第二年英文；我读了两年法文也是他鼓励的。但对别的同学，我知道他并不向此方面指引。想是因材施教的意思，他是决不牵着同学的鼻子向一方面走的。
有一天他坐在座位上非常生气。是有一位同学打电话到他家里，说有几本要看的书找不着，叫他立刻到图书馆书库帮他找一找。此意固然冒昧，大概说的话更不客气。“这是妄人，不理他！”他很厌恶狂妄不近情理的人。
后来为编年刊，向他索稿。到约定的时间去取，他还没有写完。于是叫我坐下等一等。我看见他埋头写着，很是着急；稿纸上涂了许多黑团团。终于脱稿了；把稿子交给我，指着说：“你看看这几句。”我记得那几句大意是：“诸位若因毕了业，就自以为了不得，那可不成。”等等。
我毕业那年，家境坏了；本想找个饭碗。照规例，要就业的到系里登记，外间来信要人，即为斟酌介绍。我登记之后，朱先生替我接洽好了两三次事，但到时心里又不甘愿，回说还是不想就业。那时我可以免考入研究院，就在学校里再赖了一年。可是拖着太太和女儿，靠研究院数十元津贴和一点不可指望的稿金，实在不易维持。于是朱先生又替我接洽职业。那是在寒假中；说河南有个大学要教员，后来打听，又说不是。记得一天早晨奇冷无比，我遇见朱先生冒着吹得倒人的大风到邮局里打电报通知那学校说我不去了。
朱先生主持的清华中国文学系，定立的方针是用新的观点研究旧时代文学，创造新时代文学。但这也不能立刻就做得合乎理想的。朱先生最感苦痛的是多年为系务缠住，自己没法用功。听说他年年打恭作揖，要求准许他放掉系主任之职。他说：“你看我什么学问也没有，什么也拿不出来，我实在非用用功不可了。”但我知道，除了休假，他一直到死都没有摆脱系务。
抗战期间，他从昆明写给我的一封信上说：
我这些年担任系务，越来越腻味。去年因胃病摆脱了联大一部分系务；但还有清华的缠着；行政不论范围大小，都有些烦麻琐碎，耽误自己的工作很大。我又是个不愿马虎的人，因此就更苦了自己。况且清华国文系从去年下半年起，就只剩了一个学生。虽不一定是我的责任，但我总觉得乏味。今年请求休假，一半为的摆脱系务，一半为的补读基本书籍。一向事忙，许多早该读的书都还没有细心读过；我是四十多了，再迟怕真来不及了。
下面说到他的工作计划：
我的兴趣本在诗，现在是偏向宋诗；我是个散文的人，所以也偏爱散文化的诗。另一方面，我的兴趣又在散文的发展。今年预定的工作，便是散文发展的第一个时期，从金甲文到群经诸子。这个范围也够大的，但我只想作两个题目。我还有一方面的倾向，就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中问题的研究，还有语文意见的研究。这些其实都是关联着的。
写作方面，我想写一部关于语文意义的书，已定下名字，叫“语文影”。已经发表过一些。第一篇得罪了人，挨了许多骂。但我用阿Ｑ的方法对付他们，一概来个不理，事情也就过去了。还想写一部，想叫做“世情书”。但担心自己经验太狭，还不敢下手。有人说中国现代，散文里缺少所谓Ｆｏｒｍａｌｅｓｓａｙ；这部书就想试试这一种体裁。但还得多读书，广经验，才敢起手尝试。
这信正是他带着严重的十二指肠溃疡的病，在我所传闻的，为了避空袭，背着仅有的一卷被子；进城去上课，住了几夜；又背着被子回乡下寓处那样的生活中写给我的。长有二千字；在此不必全部抄引了。
我不舍作评论，关于朱先生在文艺学术方面的成就，这里也不能道及。以上我只拉杂琐屑的把我所见的他“这个人”细略叙述了出来。我要指明的是，他不是那等大才磅礴的人，他也不像那等人们心目中的所谓大师。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是大时代中一名小卒，是个平凡不过的人。（见《背影序》）是的，他的为人，他的作品，在默示我们，他毫无什么了不得之处。你甚至会觉得他渺小，世俗。但是他虔敬不苟，诚恳无伪。他一点一滴地做，踏踏实实地做，用了全付力量，不断地前进，不肯懈怠了一点。也许做错了，他会改正的；也许力量小了，他会努力的。说他“老好”也罢，“随和”也罢，他可一直忠于自己的思想与感情，一直忠于社会与时代。他把牢了大处——
知识阶级的文人，如果再能够，自觉的努力发现下去，再多扩大些；再多认识些，再多表现，传达，或暴露些，那么，他们会渐渐的终于无形的参加了政治社会的改革的。那时他们就确实站在平民的立场，做这个时代的人了。
（见《标准与尺度》）
下面我再摘抄民国二十三年他二十六岁时所作的长诗《毁灭》中的末段：
从此我不再仰眼看青天，
不再低头看白水，
只谨慎着我双双的脚步；
我要一步步踏在土泥上，
打上深深的脚印！
虽然这些印迹是极微细的，
且必将磨灭的；
虽然这迟迟的行步！
不称那迢迢无尽的程途，
但现在平常而渺小的我，
早看到一个个分明的脚步，
便有十分的欣悦——
那些远远远远的
是再不能，也不想理会的了。
别耽搁罢，
走！走！走！
（原载１９４８年９月《文讯》第９卷第３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