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复第88楼，@hui85201

额，看来楼主已经放弃此贴可。可惜啊！

[消息来自掌中天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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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放弃的

前段时间出门玩没更新

《怒海争锋-16》




可以看出，自南居益到任后，福建军方在防御上有了很大的改进，兵力不足的荷兰人也难以获得可以吹嘘的战果，这无疑大大鼓舞了南居益收复澎湖的决心。
天启四年（1624年）正月初二，旧历新年的第二天，收复澎湖的军事行动展开了。
福建水师从漳州、泉州起航，登陆澎湖列岛中的吉贝屿与镇海屿，并在镇海屿上修筑起一座石堡，作为进攻荷兰人的前线基地。荷兰人的基地设在澎湖岛，这个岛也是澎湖列岛中最大的岛屿，这里有个海湾称为风柜仔，红毛城就修筑于此。对于这次军事行动，南居益的定位是以武力威慑为主，以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只要荷兰人放聪明点，知难而退，自动放弃澎湖岛，那么就大功告成了。因此，尽管中国军队摆开大举进攻的架式，但实际上就只是架式罢了，除了零星的交火外，并没有大规模的交锋。
可是荷兰人未没有知难而退的迹象。中国军队虚张声势地发动佯攻，希望以这种威慑手段吓唬荷夷，但效果微乎其微。福建水师的行动持续了一百天，到四月份，南居益开始感到担忧：一则是师久无功导致士气下降，二则是因为缺乏足够的军费打一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巡抚大人亲自渡海抵达前线，重新制定武装收复澎湖岛的计划。他仔细查看地形，拟定一个方案：一部分军队在澎湖岛登陆后，威胁荷兰城堡与战船，水师则在镇海港严阵以待，等待有利风向出现时，与陆师合力夹击。
此时中国军队在数量上要远远超过荷兰人。据《巴达维亚日记》中的记录，南居益已经集结了一万名士兵与两百艘船，包括运兵船、炮船与火船。更可怕的是，这次军事行动得到朝廷的支持，除福建外，包括广东、南直隶的水师也在做准备，一旦有必要也将投入到战争中。
荷印巴达维亚总部方面作出了如下评估：“我们考虑到中国人的坚强决心，及兵力之强大与我方力量之弱小，考虑到如下决心等待到最后，将会发生极大的困难而无法解救；另外也考虑到我方船舶在澎湖湾内无法避开中国的火船。他们派船前来，不仅我方无法在陆上守住城堡，在水上亦将被围，且因有炮船和火船，我船非冒巨大危险不能开进湾内，这样守城士兵将完全与船隔绝，即使暂时可守住城堡，终将被围而陷落……因此，决定在与中国兵开火前先自澎湖岛退出，……我们决心作出即使蒙受巨大耻辱、损失和侮辱这样的让步。”

在这个关键时刻，荷印巴达维亚总部做出一个决定，由马尔登?宋克接替雷约兹，接管了澎湖列岛的事务。这大概是公司总部担心雷约兹司令官狂妄自大，擅自做出与中国军队全面开战的决定。宋克抵达澎湖时，发现这里已经像是一个大火药桶了，随时都可能引爆。他及时地把自己到任的消息通知中国一方，并且请求谈判。中国谈判代表坚持荷兰人必须要拆毁城堡，离开澎湖，倘若做不到这点，那就在战场上见分晓。宋克也明白，要守住澎湖实际上是不太可能了，但这个狡猾的狐狸仍然希望能捞到些好处，他提出撤出澎湖岛的条件：中国方面允许与荷兰人在台湾大员与巴达维亚开展贸易，并禁止商船开往马尼拉等西班牙、葡萄牙控制区。
这里值得注意的一点是，福建当局对于荷兰人撤往台湾大员沙洲是持默许的态度。不过也有反对者，代表人物便是俞大猷的儿子俞咨皋，他曾多次要求荷兰人完全撤出澎湖与大员。但大多数官员显然明白，荷兰占据澎湖两年，绝不会空手而返，如果不能给他们提供一个去处，这群强盗是不会心甘情愿返回巴达维亚的。倘若可以稳操胜券，南居益自然也不愿意让荷兰人呆在大员，卧榻之旁有人酣睡着是不舒服的。可是巡抚大人尽管摆开进攻的架式，却没有勇气发起象样的进攻。原因很简单，在将近两年时间里，除了一次不太光明正大的算计之外，福建水师从未打败过荷兰舰队。
尽管有些数据对比让人很不舒服，可是我还是罗列出来。荷兰在福建沿海两年遭遇的伤亡人数，还不如进攻澳门时两个小时的伤亡人数。在澳门与葡萄牙人两小时的战斗中，荷兰战死一百三十八人，被俘四十余人，而在与福建军队的交锋中，死亡与被俘人数不会超过一百五十人，这里还包括非战斗性的死亡人数。

《怒海争锋-17》



文人出身的南居益没有郑成功那样坚不可拔的决心，否则他就是旷世英雄了。只是人的成就决不会逾越其心灵的高度，南居益的内心高度远不及郑成功，因此决定他的成就也无法望其项背。能收复澎湖，对他来说就万事大吉了，说到底他还是帝国老官僚，倘若他非要把荷兰人赶出台湾大员，那么红毛势必要狗急跳墙，拼死一战，这样鹿死谁手就难以定论了。

荷兰人在中国军队的重重包围之下，仍然狮子大开口，这令明荷双方谈判陷入僵局。在这个时候，有一个人出面了。
这个人在荷兰人的记录中称“支那甲必丹”，这其实是日本人对华人海商头领的一种称呼，这位甲必丹是大海商李旦。李旦是一个很传奇的人物，他原本是泉州人，早年在吕宋（马尼拉）经商。1603年西班牙殖民者担心吕宋华人势力太强，大开杀戒，约有二万五千名华人死于非命。在这次事件中，李旦侥幸未死，但被西班牙人投入监狱并没收财产。后来李旦到了日本平户，东山再起，成为华人海商集团领袖。由于荷兰人与西班牙人势不两立，他自然选择与荷兰人结为盟友。雷约兹的舰队占领澎湖后，扰掠福建沿海，曾邀请李旦相助，李旦派出自己得力的助手、义子郑芝龙以翻译的身份前往澎湖岛打探虚实。南居益主事福建后，也积极争取李旦为己所用（《明史?南居益传》），这位大海商是明、荷双方都极力讨好的人物，因而他便成为明、荷谈判调停的最合适人选。
李旦对宋克提出建议，在谈判条件中删去“禁止中国商船开往马尼拉”这一条，因为这一条款是对中国方面的威胁，南居益绝不可能答应。特别是明军在兵力上居于绝对优势的情况下，中国一方更不可能作出让步。荷兰人不再坚持己见，同意拆毁城堡，退出澎湖列岛。值得注意的一点，中国方面并没有与荷兰人签订任何书面上的条约或协定，这无疑令荷兰人很不习惯。宋克曾派人与明军代表谈判，想签订正式的协定，可是中国代表认为毫无必要，因为有信件与口头承诺，这已经足够了。

大明帝国在外交上与欧洲国家有着很大的差别。欧洲国家十分注重签订条约，并对细节严加推敲，未来若出现纠纷，则以条约文本为准则。大明帝国的外交思维则是不同的，很少对细节有明确的规定，弹性空间比较大，这种不够审慎的粗放型外交为日后的争端留下很大的后患。对南居益或福建当局来说，不愿意与荷兰人签订详细的条约，而只是以口头约定的方式，除了外交方式不同外，或许还有避重就轻的想法。
在两个重大问题上，福建当局的态度都是含糊不清。第一个问题，中国与荷兰是否达成正式的贸易伙伴关系呢？在荷兰人撤往台湾大员后，福建当局遵守承诺，发商船往大员贸易，但是这种贸易仅仅是福建当局默许下的贸易，并不具备坚定的合法基础，因此在后来，双方关于贸易仍然残留很多问题，最后不得不又通过战争的手段来解决。
第二个问题，便是荷兰占领台湾大员的问题。对于福建当局来说，他们意识到要彻底把荷兰人赶走是很费力的事，因此便想了一个折衷方案，把中国的土地分为“汛守之地”与“非汛守之地”，如果是“汛守之地”，便不充许荷兰人驻留，这包括所有大陆部分与沿海岛屿，而“非汛守之地”则是孤悬海外又无驻军的岛屿，这又以台湾岛为代表。对南居益来说，台湾不过是未开化的地区，即所谓的“未化大岛”，不妨暂时借给荷兰人停泊。在一份奏搞中，南居益是这样写道的：“（荷夷）寄泊东番（即台湾）瑶波碧浪之中，暂假游魂出没，不足问也。”

回复第104楼，@暗自流泪的崇祯

我想问下楼主，你的郑成功怎么还没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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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成功的电视剧都不能播,书没出版实属正常

《怒海争锋-18》



允许荷兰人撤退到台湾，这么一个重大事件，在南居益看来却成了“不足问也”的小事。这可以看出当时官员对台湾岛的认识有其局限性，认为不过是个荒岛，对其战略、经济等意义严重估计不足。在这一点上，南居益与前任巡抚商周祚是不谋而合的：“但不系我汛守之地，听其择便抛泊。”这种说法含糊不清，后来差点导致台湾从中国领土分离出去。显然福建官方的态度避重就轻，从文字表面意思来看，是允许荷兰船只停泊，可是既然船只可停泊，那势必荷兰人就可以长期呆在这里，而且对荷兰人在台湾的行动有哪些限制，都没有做出严格的规定。西方国家在条约或协定中，对细节十分注意，往往考虑十分周到，而明帝国这种粗放式的辞令，埋下无穷的后患。
后来荷兰人宣称“台湾土地……是属于中国皇帝。中国皇帝将土地赐予东印度公司，作为我们从澎湖撤退的条件。”把中国方面允许的“择便抛泊”理解为土地割让或赐予，显然与事实相悖，明显是荷兰人的胡说八道。但是这种胡说八道的背后，却可以看出中国在外交上的被动。日后郑成功收复台湾之时，便警告荷兰人，台湾向来是中国的土地，中国不用时可以借给他们用，要用的时候就要讨回来。

澎湖之役有得有失。
这次由中国军队发动的军事威慑行动，从天启正月初二持续到七月十三日，历时约六个半月。其间只有小的军事冲突，并没有酿成大战。从战略上说，夺回澎湖岛当然具有重要意义，因为这里位于台湾海峡之中，扼东西 、南北水道，倘若有所闪失，将对福建沿海重要贸易基地漳州港、厦门港构成巨大安全隐患。荷兰人退出后，这条航道才是安全的。从这点上看，南居益是有功绩的，他对此显然也得意洋洋，在写给朝廷的奏疏中仍流露出自负的神情：“向非本院排众议于纷纭，独建渡澎之策，运神机于帏幄，屡尽推毂之奇，何以能蓦奏肤功，复祖宗百年疆土，弘敷远略，舒庙堂宵旦焦劳，有如今日者哉？”
可是澎湖之役并不是一次彻底的胜利。
这次战役雷声大、雨点小，并没有给荷兰殖民者予沉重打击。福建水师出海六个月，只是虚张声势，根本不敢大张旗鼓地展开军事报复。可见南居益对荷兰人的坚船利炮委实有很深的畏惧，在兵力与船只都超过对手的情况下，仍然缩手缩脚。
这位进士出身的巡抚大人在奏疏中却体现出他的文笔绝对比船炮还要锐不可挡，缩手缩脚的战术在纸上谈兵的吹嘘中演变成了完美的战略：“是役也，不折一矢，不缺一刃，徒以命将出师，声灵遐鬯，能使数年逋寇，一旦惊逃，海波不扬，边鄙无耸，视彼功成而骨为枯、虏灭而水尽赤者，不啻倍之。”倘若真的是做到“不战而屈人之兵”，固然是善之善者的战法，可惜的是，事实未非如此。荷兰人撤离了澎湖，却没有离开中国，而是拉开其统治台湾三十八年的序幕。这群侵略者们非但没有遭到重创，反而因祸得福，若不是后来有大英雄郑成功横空而出，台湾岛恐不复是中国土地矣！
其实也不能怪南居益没能使结局完美，大明帝国已是风雨飘摇，非但是外患重重，国内反叛力量也此起彼伏。在过去一百年时间里，无数的叛乱被镇压，同时无数的叛乱又兴起，帝国早已是焦头烂额。尽管武器上与荷兰人有差距，但这个差距并不象1840年时的满清军队与英国军队的差距那么大，若是仗着人海战术，还是可能有胜算的。但我们不要忘了，荷兰就十几艘船、一千余人，竟然占据澎湖三年之久，令福建的防务、经济、贸易、航运等等都陷入无比尴尬的境地。
我仍然引用南居益的一句话，从这句话中，可以看出即便这场不彻底的胜利，都是多么来之不易：“同思数年枕戈露宿于鲸涛鳄浪之中，不知死者几人，生者几人，才为国家复得澎湖一块疆土，为闽人除却百年隐祸。”复澎湖一块疆土是没错，除百年隐祸却未必。事实上仅仅十年后，荷兰人便又一次对中国沿海发动大规模的进攻，令福建损失惨重，而澎湖实际上又被荷兰人控制了。这是后话，留到后面说。

回复第108楼，@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好久没来看醉罢君山的帖子了
今天专门搜了一下，发现这个“新帖”还没看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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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英雄兄

@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2012-03-25 11:42:36
历史课本上都有郑成功收复台湾啊，为什么现在就连电视剧都不能播呢
如此英雄国之脊梁当今多数人都不知道，真是国之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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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坚持不懈地写国姓爷的故事，付出甚多，收获甚少。

@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2012-03-26 21:19:54
君山楼主：
后面的怎么不继续发呢？
当今的政府不允许宣扬这样的英雄人物，当今的价值观也不屑这样的英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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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继续发的。
为什么郑成功会被冷落，原因很多。对郑成功驱逐荷夷，收复台湾的伟大功绩，是各方都肯定的。但复杂的历史背景是，其一，当年国民党败走台湾，以郑成功为榜样；其二，别有用心的人把郑成功当作台独的先驱；其三，郑成功抗击满清的故事，对民族团结不利。大陆的看法，以康熙收复台湾为伟业，而台湾当时正是郑氏政权。抗清的事业，最好就不要提了。

《怒海争锋-19》




第四章 台湾岛上的“三国演义”

荷兰人把台湾岛称为“福尔摩沙”（也有译为“福摩沙”或“福摩萨”），这最早是葡萄牙人的叫法。在万历年间时，葡萄牙的船只航行东海时，途经台湾岛北部，远远望去，山岳如画，树木青葱，不禁手舞足蹈，称其为“福尔摩沙”，意为“美丽之岛”。
有一些读者总有一种错误认识，以为荷兰人是撤离澎湖岛后，才到了台湾。这是不对的，在1622年雷约兹舰队抵达澎湖时，他们同时也到了台湾西南的大员沙洲。当时大员还是一个小岛，现在已经成为与台湾岛连为一体了。南居益允许荷兰人的船只停泊在中国的非军事区，而荷兰人却大肆宣称“中国皇帝将土地赐予东印度公司，作为我们从澎湖撤退的条件。”并以此为依据，开始其在台湾岛长达三十八年的殖民统治。
荷兰人的这种说法，中国方面当然不予承认。但不得不说，大明帝国就是实行“鸵鸟政策”，把脑袋往沙里一埋，装作没看见，因为帝国的事情太多太乱了，多一事不如少事，只要荷兰人不惹事生非就万事大吉了。
当然，并不是所有人对荷兰人退居台湾的危险都视而不见。福建人沈鈇就上书福建巡抚南居益，指出“红夷潜退大湾，蓄意叵测”，不过考虑到澎湖之役刚结束，财政上捉襟见肘，“征兵调兵，殊费公帑”，他建议“移檄暹罗，委官宣谕，约为共逐。”当时荷兰的贸易基地除中国台湾外，还有暹罗治下的大泥（北大年），故而沈鈇提议中国与暹罗同时发难，共同驱逐荷兰人。可是这个建议被南居益拒绝了。
到了崇祯八年（1635年）时，给事中何楷给朝廷上了一折靖海之策，他写道：“台湾在澎湖岛外，距漳、泉止两日夜程，地广而腴。……近则红毛筑城其中，与奸民互市，屹然一大部落。……必严通海之禁，俾红毛无从谋利，奸民无从得食，出兵四犯，我乘其虚而击之，可大得志。红毛舍此而去，然后海氛可靖也。”这道奏折提出将荷兰人赶出台湾岛的主张，比起奉行“鸵鸟政策”的官员来说，何楷的勇气是值得尊重。但是他罗列的手段毫无可操作性，此时的大明帝国已处在崩溃的边缘，倘若“严通海之禁”，岂不是雪上加霜？因而这个建议也没有得到重视。
偌大的帝国都要土崩瓦解了，还有谁去关心小小的台湾岛呢？
正是大明帝国的无所作为，使得荷兰人成为台湾岛上的土皇帝。尽管东印度公司宣称拥有统治台湾岛的权力，但实际上一直到被赶出中国前，他们也仅仅只能控制台湾岛的部分地区罢了。马尔登?宋克被东印度公司巴达维亚总部任命为台湾总督，他抵达台湾大员后，便修筑起一座城堡，并命名为“热兰遮堡”。“热兰遮”是一艘荷兰战舰的名字，宋克便是搭乘“热兰遮”号战船从巴达维亚前往中国的。热兰遮堡是一个象征，它的建立象征着荷兰殖民统治的开始，它的陷落则意味着结束。

尽管荷兰人宣称拥有统治台湾岛的权利，可实际上他们的殖民统治并非一帆风顺。除了土著部落外，台湾岛上还有三大势力，分别是汉人、日本人与西班牙人。汉人势力的核心人物是颜思齐与郑芝龙，后者成为荷兰人最头疼的对手。关于颜、郑两人的故事，留待下一章介绍，这一章先说说岛上荷兰、日本与西班牙之间的三国演义。
日本人到台湾岛的时间比荷兰人要早得多。明朝嘉靖年间，日本正处于战国时代，各路军阀混战，国内政局动荡不安。这个特殊的时代背景促成了海寇的兴起，很多日本武士、浪人或商人便出海劫掠中国沿海，成为令大明帝国头疼不已的“倭寇”。倭寇袭扰的主要目标是浙江、福建两省，而台湾便成了一个中转站。当时在台湾岛上，有一个倭寇往来的据点，称为打鼓山麓，这个地方很美，白沙青松，跟日本的高砂有几分相似，倭寇便称台湾为“高砂国”或“高山国”。

《怒海争锋-20》



丰臣秀吉一统日本后，于1592年发动侵朝战争。这位野心勃勃的日本大将军不仅想吞并朝鲜，也想把台湾岛划入日本版图，故于1593年派使节原田孙七郎到台湾，要求台湾本地土著居民要向日本朝贡，“若是不来朝，可令诸将攻伐之。”这是赤裸裸的威胁。对日本的阴谋，大明帝国还是有所警觉。在朝鲜战争爆发后，朝廷得悉日本人可能入侵台湾的淡水、鸡笼，便商议在澎湖岛驻扎军队。后来日本在朝鲜的扩张由于中国军队的参战而受阻，侵略台湾一事也只好作罢。1597年，明军正式在澎湖设防，次年由于丰臣秀吉的突然去世，日本军队从海外大举撤退，侵台一事终于没能成为现实。
自倭患以来，明帝国断绝日本的贡市，这使得地瘠物贫的日本急需重建与中国的通商，然而大明朝廷显然对此并不热衷。德川家康执掌大权后，对海外贸易非常重视，给出洋的日本商船颁发朱印状以保护其权利。1615年（明万历四十三年），德川家康颁给村山等安“高砂渡航朱印状”，村山等安的任务是经略台湾并谋求与中国通商。但是村山等安并没能如愿以偿，在淡水、鸡笼等地，由于遭到当地居民的反抗而屡屡受挫。他的手下桃烟门率几艘船往掠浙江、福建沿海，结果在1616时被明军一网打尽，三船被击沉，包括三名大头目在内的六十七人被明军俘虏。值得一提的是，指挥这场战斗的明军将领，便是在1604年以三寸不烂之舌折冲樽俎、谕退荷夷的沈有容。
村山船队尽管在经略台湾上遇到挫折，但并非一无所获，他们最终选择了台湾大员岛作为一个与中国贸易的中转站。大员的重要性渐渐显露，后来历史学家有一种看法，认为“台湾”一词的来源就是“大员”演化而来。在闽南语中，“大员”与“台湾”是同音的，而在当时人的称呼中，还有称“大湾”、“台员”等，这些都是同音的。大员是台湾一个优良的港湾，荷兰人曾经考察台湾岛上的港湾，最后认为大员湾的地理条件是最好的。实际上福建商人早就意识到这点了，在荷兰人到来之前，这里就居住了不少福建商人，村山船队来了之后，大员的商贸渐趋热闹。
日本是明朝政府严禁出口的国家，因而在大员展开的贸易，都是走私贸易。在此之前，日本要取得中国的商品，多数要从吕宋（马尼拉）中转，中国的商品运往吕宋，再从吕宋运到日本，不仅增加流通环节的成本，提高了商品的价格，同时也要多花费更多时间。显然，如果在台湾进行贸易，日本商人可以节省更多的成本，同时获得更大的利润。

1624年荷兰人从澎湖撤往台湾后，福建当局批准的中国商船可以渡海前来贸易，大员的经济地位增强了，这对日本人来说是一个好消息。但同时日本人也得到一个坏消息：荷兰人狮子大开口，要向他们征收关税。
当荷兰人征税的命令下达时，在大员的日本人一片哗然，他们认为自己比东印度公司早了六年就到此地从事贸易，荷兰人根本没有管辖他们的权利。显然日本人决不甘心无缘无故向荷兰人缴纳一成的税款，可是荷兰东印度公司坚称自己是台湾的新主人，一切居民都要向公司纳税。
很快，荷兰人与日本人便水火不容了。1625年，日本人采购了一批生丝，因拒绝纳税被荷兰当局没收。这件事引起日本江户幕府的关注，当时幕府官员对荷兰人强行向台湾的日本商人征税而表示强烈的不满。日荷矛盾与日俱增，而爆发于1628年的“滨田弥兵卫事件”，更把两者的矛盾推到极致。

回复第120楼，@虹飞大哥

君山兄，怎么没影啦？不要因为战国帖里出了根杂草，就不努力耕耘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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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虹飞兄。杂草对我一点影响也没有,主要是最近事多,很忙

狗的嗅觉很灵敏

我也是一时没忍住

《怒海争锋-21》



滨田弥兵卫是长崎商人，他幕后的老板是长崎代官末次平藏。关于这位末次平藏，连横在《台湾通史》中记载他曾“受幕府命，航海往福州，途次澎湖，为荷人所苦。归大愤，欲雪耻。”与荷兰人有过节。当时长崎在日本对外贸易中有着绝对重要的地位，长崎代官末次平藏对江户幕府也有很大的影响力。
1626年，滨田弥兵卫与荷兰人发生一些贸易上纠纷，他愤而归国，打算寻求幕府的支持。为了证明荷兰人根本没有统治台湾的权利，滨田弥兵卫别有用心地招罗了十六名岛上土著居民，打出“高砂国代表”的招牌，前往德川幕府投诉荷兰人的暴行。其实滨田弥兵卫的用意，不全在投诉荷兰人，而是想利用此机会，让日本幕府介入到台湾事务中。既然荷兰人都可以宣布拥有对台湾的主权，比他们早来六年的日本人也可以这样做，不是吗？
工于心计的滨田弥兵卫在末次平藏的支持下，对江户幕府施加影响。所谓的“高砂国代表”、台湾岛原住民都不承认荷兰人所谓“统治”的权力，更何况东印度公司还不是一个国家，仅仅是一个公司罢了，哪来的权力呢？没有权力，又凭什么资格向日本商人征收关税呢？滨田弥兵卫把事情捅到幕府那儿，是因为日本是东印度公司的最大利润来源，倘若荷兰人得罪了幕府，那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果然，江户幕府对荷兰人在台湾盛气凌人与指手划脚十分反感，拒绝接见前往日本的东印度公司代表团。

幕府的态度给滨田弥兵卫更大的勇气。
1628年，他率几艘船前往台湾大员，船上载有四百七十名日本人以及大量的武器。很显然，滨田弥兵卫试图寻找机会赶走荷兰人，独占大员岛。此时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大员岛上的热兰遮城堡内只有三百多名武装人员，而且在郑芝龙海盗军的打击下，海上力量几乎被摧毁了（关于荷兰与郑芝龙冲突，下章细述）。人数这么多的日本船队突然出现，令荷兰人倍感蹊跷，加上滨田弥兵卫的态度傲慢无礼，台湾总督纳茨（第三任总督）满腹狐疑，下令彻底搜查，结果从日船上搜出十五门大炮以及大量的长剑、长枪、短枪、刀、弓箭等。这位新上任的总督立即下令扣押这批武器，同时软禁滨田弥兵卫等数名日本人，并把前往日本告状的十几名所谓“高砂国代表”的土著居民以“背叛罪”逮捕入狱。
素负勇侠之名的滨田弥兵卫并不屈服，他狡辩船上的武器只是为了自卫。尽管讷茨并不认同滨田弥兵卫的说法，可是也没有证据表明这个勇悍的日本人要在这里造反，只能将其释放。但为了保险起见，荷兰人不仅不归还其武器，并且继续扣留日本帆船。滨田弥兵卫在大员呆了三个多月，走也走不了，时间一长，手下四百多号人的吃饭都成问题。他心中愤愤难平，困兽犹斗，恶从胆边生，决意要铤而走险。

《怒海争锋-22》



当时台湾总督讷茨正在城堡外的一所房子里会见十几名商人，在场的还有他的儿子以及一名翻译。滨田弥兵卫带了三个人，没有携带任何武器，要求与讷茨谈判，商谈归还船只、武器等事宜。事实上滨田弥兵卫是有备而来，他在房子外预伏援兵，一旦谈判失败，这些武士将会冲入房内。讷茨与滨田谈判许久，最终没有达成任何结果，他拒绝了日本人的要求。滨田弥兵卫大怒，仗着身手敏捷，一个箭步冲上前劫持总督并用绳索捆起来。埋伏在外的日本武士听见房内有异动，立即向里冲。此时守卫的荷兰士兵也发现情况异常，但反应略慢，当场被日本武士杀死两人，杀伤数人，其中一人被滨田弥兵卫的儿子滨田新藏斩杀。
城堡内的荷兰士兵担心伤着讷茨总督，不敢向房子开枪，只是向海港里的一艘日本小船开火，打死了数名日本人。荷兰人向滨田弥兵卫发出威胁，要求立即释放讷茨长官，否则将开炮。滨田弥兵卫又不是傻瓜，有人质在手，他才不畏惧荷兰人的威胁。他答复说，在答应他的条件之前，他是不会释放讷茨总督的。
滨田弥兵卫一行人将讷茨总督劫持到下住的旅馆。此时双方剑拔弩张，由于总督成了人质，荷兰人不敢轻举妄动，而日本人也不敢杀害讷茨。在这种情况下，讷茨表示要与滨田弥兵卫谈判，最后双方同意以互换人质这种原始方法解决危机。讷茨的儿子及其他四名荷兰人作为滨田弥兵卫的人质，滨田弥兵卫则以末次平藏的侄子等五人为人质。互换人质后，讷茨得以脱身，并按协议释放被抓捕入狱的所谓“高砂国代表团”成员，归还日方船只及其它财物，并赔偿部分损失。
可是讷茨低估了日本人报复的决心。返回长崎后，以强硬著称的末次平藏并不顾及有人质在荷方之手，毫不手软地将讷茨的儿子等五名人质投入监狱，之后又禁止荷兰人在长崎贸易。日本人还不肯善罢甘休，进一步否认荷兰东印度公司拥有大员的统治权，要求荷方将大员移交给日本，至少也应该拆毁岛上的城堡。在日本人强硬的反击下，荷兰东印度公司陷入非常狼狈的被动局面中。其实在这场狗咬狗的纠纷中，最尴尬的恐怕还是垂死的大明帝国了，自己的土地，居然被两个外夷争来抢去，而且没有丝毫的反应，好象一点也不关自己的事。十六年后，这个貌似庞大的大帝国终于崩溃，倘若从小处来看大局，台湾就是一面镜子，照出了老大帝国奄奄一息的真面目。

“滨田弥兵卫事件”中日本人强硬的态度，终于让荷兰人吃尽苦头，“自是日人之势力始震于台湾”。台湾总督讷茨在这一事件上自头到尾处理都不妥当，缺乏领袖才干，终被荷印巴达维亚当局撤职，并经审判后将其投入监狱。总部对这位不称职的总督评价是：“讷茨先生缺乏经验，性格暴躁，固执，胆小怕事，使公司屡遭损失与灾难。”
荷兰人为自己的傲慢付出惨重的代价，东印度公司尽管是在亚洲臭名昭著的殖民机构，可不要忘了它还是一家股份公司，追求利润是其首要目标，如今却要冒着失去日本市场的风险。东印度巴达维亚总部为了改善与日本的关系，不惜将讷茨当作牺牲品——倒霉的讷茨输得太惨了，他被引渡到日本并被监禁四年，直到1636年方被释放。从台湾总督到日本人的囚犯，讷茨的身价一落千丈。不仅如此，他的儿子被当作人质关押在日本，没等到出狱的那天便病死在异国他乡了，在这场同日本人的战斗中，讷茨最终输了个精光。

《怒海争锋-23》



不过在东印度公司看来，牺牲讷茨一个人，值。
经公司多方让步、诚恳致歉，再加上日本商界强硬派人物长崎代官末次平藏的去世，荷兰人终于恢复与日本的贸易。与此同时，日本的江户幕府开始封闭国门，从1633年到1639年连续发布五道锁国令，禁绝一切日本船只出海，海外的日侨也纷纷归国，日本的势力遂渐退出台湾，无法与荷兰人分庭抗礼。同时，日本断绝与西班牙、葡萄牙的贸易，只允许中国与荷兰商船前往长崎贸易。荷兰人终于在“滨田弥兵卫事件”阴沟翻船后成功翻盘，保住了日本这个东印度公司在亚洲的最大市场。

台湾岛已成为东亚诸多势力角逐的对象，除了老朽的大明帝国袖手旁观之外，荷兰、日本、西班牙都卷入到台湾统治权的争夺中。自荷兰从西班牙的统治下独立而出，这两个国家便是死敌。后来西班牙吞并葡萄牙后，西、葡两国都成为荷兰在东亚扩张的眼中钉。荷兰东印度公司多次进攻西班牙控制的马尼拉与葡萄牙控制的澳门，并试图切断这两个对手与中国的贸易通道。从国力上说，荷兰正处于上升阶段，而西班牙与葡萄牙则走下坡路了。
西班牙由于1603年屠杀华人事件而声名狼藉。在那次大屠杀中，有两万多名华人在马尼拉死于非命。可是华人海商并没有因此而中断与西班牙的贸易，因为马尼拉是东南亚最重要的贸易港之一，为了生存，生意还得照做。那个时代的中国商人是在非常艰难的环境下奋斗的，无论是合法或非法的贸易船只，都无法得到政府的保护。在《巴达维亚日记》中，纪录有荷兰人与一位中国商人的对话，当被问及中国船只如果遭遇袭击被掳获，中国官方会有什么反应，有引发什么外交问题时，这位中国商人非常无奈地回答说：“不会引起什么问题，这是受害者的不幸。”
西班牙人控制的马尼拉（吕宋）是大明政府准许中国商人前往贸易的地点之一，尽管出洋经商危险重重，诸多中国商人仍然义无反顾地出海。由于荷兰人的介入，使西班牙人感受到巨大的压力，为了吸引中国商人及垄断中国货物，马尼拉当局给予中国商人优惠措施，往往预付大宗款项，这样中国商人也觉得安心。可是在荷兰人占据台湾后，一切开始变化了，前往马尼拉贸易的中国船只越来越少，而前往台湾大员的船只越来越多。
这主要是两个因素决定的：第一个因素，虽然西班牙给出的条件还算优厚，可是问题是中国商船把货物运到马尼拉后，却无法满载马尼拉的货物返回中国，因此返程时往往无利可图。第二个因素，荷兰人以及他们支持下的海盗，频频在海上打击驶往马尼拉的中国商船，令马尼拉的贸易陷入十分萧条的尴尬境地。
长期以来，马尼拉的西班牙人严重依赖来自中国的商品贸易，可是如今这条贸易线在荷兰人的眼鼻底下变得越来越不安全了。就这样坐以待毙么？西班牙人显然不会善罢甘休，他们心里一啄磨：台湾岛你去得，我去不得么？强盗就是强盗，西班牙人也想在台湾岛上捞些好处。
1626年西班牙马尼拉当局派出一支由十四艘船组成的舰队北上，经略台湾岛北部。台湾岛北部除了土著居民外，别无其它力量，故而强盗们轻而易举占领鸡笼，并开始修筑城堡。两年后，西班牙人攻略淡水，同样建起一座城堡，与鸡笼的城堡遥相呼应，互为犄角。

@黄摩崖 2012-04-09 09:2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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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怒海争锋-24》




荷印当局委派的台湾总督讷茨尽管有优柔寡断地缺点，却颇有战略眼光，一眼便看穿西班牙人的战略企图：“毫无疑义，葡萄牙人与西班牙人在印度的惟一支柱是中国贸易。……如果我们能剥夺他们与中国的贸易，或减削这种贸易的利润，象我们在许多地方做到的那样，他们就会被迫放弃他们最好的立足地如澳门、马尼拉、马六甲、帝汶，他们在摩鹿加群岛的公司就会自行倒闭。马尼拉的当局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他们完全知道，只有设法占领福摩萨岛，才能挽回败局，此外别无他法。”
由此可以看出，西班牙被强大的对手荷兰逼入困境，如果要维持在远东的地位，必须与荷兰角力于台湾岛。1627年，即西班牙人登陆鸡笼后的第二年，他们集结了大批船只，打算一鼓作气拿下荷兰人控制的大员。这或许是一次好机会，因为这一年荷兰人被新兴的郑芝龙集团打得头破血流。可是对西班牙人来说，倒霉的是他们的舰队遇到了大风暴，进攻一事最后不了了之。
从欧洲到亚洲，西班牙与荷兰的战争无处不在。荷兰人早把台湾全岛视为自家的后花园，而咄咄逼人的西班牙人竟然割据北部，与之南北对峙，这自然是荷印巴达维亚当局所无法容忍的。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荷兰也派出军舰袭击西班牙建在淡水的要塞，但并没有取得成功。
尽管西班牙人控制了台湾北部的鸡笼、淡水，可是并没有捞到多大的好处。这两个地方基本上是未开化之地，那种原始丛林般的环境，令西班牙人吃尽苦头。根据荷兰人所掌握的情报，由于“气候条件不利于健康”，“已有250名西人与菲律宾人因而死亡。”连横的《台湾通史》记：“当是时，鸡笼、淡水均为荒秽之地，华人亦少至者，草茀瘴毒，居者辄病死，故西人亦大费经营也。”然而这并不是西班牙殖民者遇到的惟一问题，当地土著居民的敌视也使殖民者如坐针毡，在1627年，荷兰人便获悉“西人与当地人发生战争”。
到1628年底，西班牙殖民军在鸡笼、淡水等地共筑有四座城堡，由两百名西班牙人与四百名菲律宾人守卫。可是这里并没成为一个贸易中心，西班牙人显然没有意识到，鸡笼或淡水并不具备大员成为贸易中心的条件。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国官方的态度。荷兰人是通过三年的战争，才得到福建当局默许在大员贸易的权利，而西班牙人尽管也开辟了距离中国更近的贸易点，可是却没有得到中国官方的认可。也就是说，西班牙人在台湾北部只能吸引某些走私贸易。
福建当局允许中国商船前往马尼拉与西班牙人贸易，并不允许前往鸡笼。根据荷兰人的观察，仍然有一些不法商人前往鸡笼或淡水，他们写道：“有人违禁自福州前去贸易，另有人自中国北部地区运去许多瓷器。”西班牙开辟的台湾北部贸易基地，不仅生意清淡，而且又遭到荷兰人的围追堵截。譬如在1628年11月到次年1月，荷兰人出动两艘大船联合三艘中国海盗船，频频袭击前往淡水、鸡笼的中国商船。因此，西班牙人占领鸡笼、淡水之后，并未能如他们所设想的那样，在贸易上取得对荷兰的优势。

《怒海争锋-25》




1631年，以强硬著称的台湾总督普特曼斯向巴达维亚总部提出一个作战计划，要求提供一支一千三百人的精锐部队，他将一鼓作气将西班牙人赶出淡水与鸡笼。这一年，普特曼斯抓获了六名从淡水逃出的劳工，他们在淡水为西班牙人劳役两年，不仅分文未得，反而被西班人虐待，这些人向普特曼斯详细介绍西班牙人在淡水与鸡笼的军事布署、贸易及与土番的关系等情况。普特曼斯如获至宝，因而想一劳永逸地解决西班牙占据台湾北部的问题。
可是巴达维亚总部并没有批准他的请求，总部认为公司当前最重要的事情是与中国及日本贸易，扩展实力范围的时机尚未成熟，即便攻下淡水与鸡笼，也只会增加公司的负担。因而普特曼斯的主张被否决。
事实上，巴达维亚总部的判断是没错的，西班牙人在台湾北部一直麻烦不断。1632年（明崇祯五年），一艘西班牙的船只遭台风袭击，搁浅于蛤仔难海岸，为当地土番噶玛兰族居民所劫杀。西班牙人随之展开疯狂报复，摧毁了噶玛兰族的七个村落，然而仍然未能摧毁噶玛兰人的抵抗。1634年，西班牙新任驻台长官罗美洛以二百名西班牙士兵以及四百名土番兵再征噶玛兰，噶玛兰人最终战败，西班牙之势力遂扩展到东北海岸。
尽管西班牙人以武力占据台湾北部并且在打败噶玛兰族后声势臻于顶峰，可是难掩其尴尬：鸡笼与淡水的贸易迟迟未能打开局面，而殖民者也很难融入当地的环境。不仅是水土不服导致死亡的情况屡屡出现，西班牙人在宗教文化宣传上也遇到极大的阻碍，神甫屡屡遭到土番人的杀害。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从马尼拉移居到台湾的西班牙人，又纷纷撤回马尼拉。
西、荷在台湾岛上的角力，实际上是这两个近代欧洲强国在全球较量中的一个缩影。西班牙的霸业走向衰微，而荷兰则如日中天。此时的欧洲大陆正打得不可开交（史称“三十年战争”），荷兰与西班牙分属不同的阵营。在1639年的一场大海战中，西班牙舰队遭到惨败，海军主力被荷兰舰队摧毁殆尽，这迫使傲慢的西班牙人终于在次年承认荷兰的独立，尽管这时距荷兰独立已过去整整六十年的时间。欧洲战事的得失直接影响到两国在亚洲势力的消长，与此同时，马尼拉的西班牙人又要对付菲律宾南部难以征服的穆斯林教徒，只得削减驻台的兵源。到1640年，西班牙在台湾北部仅有约四百人的兵力，驻守鸡笼，显然难以抵挡荷兰人的进攻了。
欧洲战场的胜利对东印度公司来说显然是一剂兴奋剂，他们更不把西班牙人放在眼中，决意将其驱逐出台湾岛。台湾总督保罗?杜拉弟纽司（Paulus Traudenius，第六任总督）在1641年派三艘战船游弋于鸡笼港，并劝守城的西班牙人缴械投降，可是遭到拒绝。要解决西班牙人，看来还得诉诸武力。次年（1642年），七艘荷兰战船搭载约七百名士兵，从热兰遮出发，驶向鸡笼，对岛上的西班牙武装发动最后一役。经过几天的战斗，西班牙人放弃了抵抗，放下武器投降了。西班牙试图在台湾岛上建立殖民统治的美梦就此终结，而荷兰人的魔爪则从南部延伸到了北部。
日本人与西班牙人先后退出争夺，荷兰人独占台湾。然而他们并未能垄断台海贸易，他们最大的对手是海盗出身的郑芝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