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怒海争锋》




第一章 荷夷东来





2010年的某日，荷兰一位历史专业的大学生在北部小城霍伦的西弗里斯档案馆埋头翻阅资料时，无意中发现了一张古老的股票凭证。古董总是能令人产生兴趣，不仅仅是因为收藏价值，也在于历史价值。这张几乎被遗忘了的古老股票，曾被拥有者视为珍宝，因为它不是普通的票据，而是吸附了点石成金的魔力，它会年复一复地支付股息，如滚雪球一般地越来越大，拥有了它，就如同拥有了未来。不过，所有欣欣向荣之物总有被雨打风吹去的一天，当魔力卡失去了魔力，便形同废纸，经过几代的周折，终于消失在人们的视野，被人很不经意地扔进图书馆的某个角落，见不到阳光，沾满尘埃。可是很久很久以后，当它从沉睡中舒醒时，发现世界已经全然变了模样。
事实上，这张古董凭证令人兴趣的是，它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所发现的最早的一张股票，发行日期是1606年9月9日，面值一百五十荷兰盾，发行者是荷兰东印度公司。可以肯定的是，这并非该公司最原始的股票，因为东印度公司成立的时间还要更早，是在1602年3月20日。这个曾经显赫一时的东印度公司早已是昨日黄花，埋进发黄的史册中了，可是它发行的股票却能重见天日，有趣的是，股票上面还写有分红的信息。
倘若这只是一家普通的公司，也不足以引起人们十足的兴趣，事实上它绝不普通。它不仅是世界上第一家股份公司，而且这家公司的经营范围之广足以令人目瞪口呆，除了你能想象到的各种生意之外，它还拥有征兵、宣战、缔结和约甚至是铸造货币的权限！这些貌似只有国家才能行使的权力，荷兰东印度公司都拥有！——这怎么能叫公司呢？分明是国家的第二权力中心。
鉴于该公司在本文中充当一个重要的角色，有必要简单介绍其背景。

1581年，荷兰人经过长期的武装反抗，从西班牙人的统治下独立而出，成立“尼德兰联省共和国”，即荷兰共和国，这也被认为是世界上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这个面积并不大的国家，却能很快崛起，在世界范围里刮起一股“荷兰旋风”，这得益于赶上一个好时代，即“大航海时代”。
大航海时代让欧洲小国拥有了无限的雄心。第一个吃到甜头的是葡萄牙，这个毫不起眼的弹丸之国创造了令人不可思议的奇迹。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葡萄牙的船只在惊涛骇浪的大洋深处横冲直撞，出现过迪亚士、达伽马、麦哲伦这样伟大的航海英雄。在创造历史的同时，海洋也给葡萄牙带来了源源不断的财富，冒险家与商人远涉重洋，贸易与掠夺开创了殖民新模式。
葡萄牙的模式显然成为荷兰模仿的对象，只是精明的葡萄牙人并不愿将他们一百年来所积累的航海秘密无偿地与他人分享，他们要贪婪地把东方的财富握紧在手中。荷兰人只能吃残羹剩饭，他们需要的东方货品只能从葡萄牙人手中购买。可是就在荷兰走向独立时，葡萄牙却被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统治，这注定荷兰人要倒霉了。1594年，荷兰的船只被禁止驶入里斯本，这无疑切断了荷兰人获取东方物资的途径，这个新兴国家也不禁要狗急跳墙了。
荷兰人袖子一卷，索性自己单干了。
航海家巴伦支别出心裁地要从北极海域开辟一条新航道前往东亚，理论上是可行的，但实际上难以上青天。巴伦支的尝试未能获得成功，这位年仅二十七岁的年轻人最后死在探险途中。尽管葡萄牙人想保住东方航线的秘密，可是就在1595年，曾追随葡萄牙人在印度生活七年的荷兰人范?林索登别有用心地泡制一本《旅行日记》，以日记的方式将航海纪录公之于众，自此葡萄牙人的秘密不再是秘密了，一切都曝光了。这本日记的横空出世，如同黑夜里的一盏明灯，为荷兰人的航海事业开启导航的信号。同年，荷兰的船队绕过非洲南端的好望角，了望见了波涛浩缈的印度洋，通往远东的冒险大门已经开启。
在之后的几年时间里，荷兰人从印度、东南亚的贸易中捞到了巨额财富，短短几年便冒出了十四家相互竞争的公司，都是以东印度（南亚、东南亚、东亚）贸易为主业。精明的荷兰人意识到，与其这样竞争，倒不如合并为一个垄断的组织，于是在1602年，东印度公司应运而生了。从一开始，这个公司便不是纯粹的商业组织，而是一个由荷兰政府认可的殖民色彩浓厚的海外商业武装集团，并很快成为亚洲地区的一支有着重要影响力的政治力量，其贸易往往是建立在武力压迫的基础之上，并且拥有广阔的殖民地。荷兰国家议会授权给这个特殊的公司，拥有自好望角到麦哲伦海峡广阔海域的贸易独占权，可以组织雇佣军、发行货币并在殖民地上有统治、外交缔约的权力。这是特殊时代产生的特殊公司，在中国没有类似的组织可以类比，在当代也没有这样的公司了。

本贴曾以《凋落郁金香：从明荷战争到解放台湾》为题，用“大汉唐蒙”马甲发过，现改名重发，是因为“台湾”二字太敏感了，书商望而却步，故而改了个不温不火的题目。

回复第2楼，@ywy365

@醉罢君山 2012-1-31 8:22:00
《怒海争锋》
第一章 荷夷东来
2010年的某日，荷兰一位历史专业的大学生在北部小城霍伦的西弗里斯档案馆埋头翻阅资料时，无意中发现了一张古老的股票凭证。古董总是能令人产生兴趣，不仅仅是因为收藏价值，也在于历史价值。这张几乎被遗忘了的古老股票，曾被拥有者视为珍宝，因为它不是普通的票据，而是吸附了点石成金的魔力，它会年复一复地支付股息，如滚雪球一般地越来越大，拥有了它，就如同拥有了未来。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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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怒海争锋-2》





掌握了东方航海图后，荷兰人以惊人的速度将其势力渗透到亚洲。
荷兰船队进入印度洋后的最初几年，并没有与中国有过直接贸易。捷足先登的葡萄牙人有澳门作为贸易基地，自然是近水楼台先得月，独揽与中国贸易之利。对于欧洲这些新兴海洋国家而言，中国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这个古老大帝国生产的丝绸、茶叶、瓷器等走俏欧洲，利润惊人。可是对欧洲人来说，这个神秘帝国又是难以交往的，帝国的最高统治者高高在上、目空一切。在中国人眼中，似乎除了本土之外，世界上其余地方皆是蛮夷之地。
从表面上看，中华帝国大得惊人，拥有广袤无边的土地，数以亿计的人口，甚至还拥有上百万的军队，光从数据来看足以吓退任何想打坏主意的蛮夷。可是荷兰人肯定从葡萄牙商人那里得悉不少帝国的内幕，在过去一百年的时间里，帝国的海域始终风起云涌，来自日本群岛的倭寇与中国的海盗持续成为帝国东南边疆之患，当然，葡萄牙人也并非袖手旁观，他们有时也会插进一脚，干些偷鸡摸狗的勾当。
在荷兰人挺进到印度洋乃至太平洋时，东亚一场战争不可能不引起他们的注意，这就是发生于1592年至1598年的朝鲜战争。这场战争让风雨飘摇中的帝国保住了一些面子，大明军队挫败了日本人在朝鲜扩张的企图，特别是最后一役——露梁海战——中国舰队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证明了老大帝国仍然拥有不俗的武装力量。
据《明史?和兰传》的记载，在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荷兰人“驾大舰，携巨炮，直薄吕宋，吕宋人力拒之，则转薄香山澳。”当时西班牙人据吕宋（菲律宾马尼拉），葡萄牙人据澳门。荷兰人想挑战吕宋的西班牙人，但失败了，便北上澳门，打算寻求建立与中国的贸易关系。此时的澳门虽然为葡萄牙人所据，但仍是中国政府管辖的领土。税使李道同意荷兰人入城，呆了一个月，可能是因为葡萄牙人从中作梗，荷兰人的主张并没有被上报给朝廷。葡萄牙人对荷兰人的防患心很强，担心他们发动突袭，故而严密防守、无懈可击，荷兰人最终一无所获，只得悻悻而去。

三年后（1604年），已经组建的东印度公司更是迫不急待想打开中国的贸易大门。这时荷兰人在东南亚已建有多个贸易据点，其中之一是大泥。大泥是中南半岛上的古国，位于今泰国南部北大年（Pattani）一带，拥有天然良港，在明季时为东南亚著名贸易港。
大泥有不少华商侨居，其中有几位与荷兰人颇多商业往来。海澄人李锦与潘秀、郭震人都长期寓居大泥，与荷兰首领韦麻朗也混熟了，便积极为他出谋划策。李锦的家乡漳州海澄即是明代惟一对外开放港月港，因而他建议韦麻朗说：“若欲通贡市，无若漳州者。漳南有彭湖屿（即澎湖岛），去海远，诚夺而守之，贡市不难成也。”
对中国政治懵然无知的韦麻朗觉得很奇怪，荷兰人要是占据澎湖岛，难道中国官方就不过问吗？于是他问题：“守臣不许奈何？”对地方官吏贪污腐化深有体会的李锦献计道：“税使高寀嗜金银甚，若厚贿之，彼特疏上闻天子，心报可。守臣敢抗旨哉？”（《明史》“和兰传”）
高寀是一名太监，是皇帝派往福建的税监。当时税监可以称得上是臭名昭著，这些太监靠着皇帝撑腰，为皇室敛财，因而地方官员往往只得听凭其胡作非为，遂使吏治更加恶化。当时全国各地爆发不少抵抗、反对税监的暴动，可以看出这些生理残缺的太监们多数情况下是社会毒瘤，危害极大。他们自卑的同时，以横征暴敛来支撑变态的自尊与傲慢。
李锦所说的高寀，是一只肥大的毒硕鼠。据《闽书》所记，这位税使太监的倒行逆施曾引起福州商民的强烈不满，遂自发集结前往其行馆请命，但是高寀却毫无人性地采取高压手段大开杀戒，致使百余名商民伤亡。福建当局根本不敢得罪高寀，这就是专制制度下的怪胎。一位卑贱的奴才只因仗着皇帝主儿的面子，就可以践踏省级政府的尊严，甚至草菅人命，凌架于法律之上。这就是腐败帝国的真实写照。正因为如此，李锦才向韦麻朗献策，只要打通高寀这一关，事情就可以办成。

这是一段不为人知的历史，可是你无法想象其精彩。

《怒海争锋-3》






韦麻朗心领神会。李锦等人开始积极为荷兰人出谋划策，他们以大泥国王的名义写了三封信，分别交到税使高寀、兵备副使与漳州守将手中，打算打通关节，为荷兰人谋求利益。不料事情却节外生枝，守将陶拱圣收到书信后，深感责任重大，不敢自作主张。根据明代制度，中国并不是跟任何国家都要贸易的，如果不是朝贡国就没有互市的特权。
关于中国的贸易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涉及的方面很多，但有一点是值得关注的，中国官方的外贸原则是厚往薄来，说白了，就是吃亏做生意。这点是现代人不容易理解的，中国一直以天朝上国自居，对外邦一概视为蛮夷，所以便有“怀柔”、“羁縻”这样的国策。外国的东西进来，我们就视为是对中国的“朝贡”，获得一种心理上的优越感。为了显示大国气度，官方经常以远高于市场的价格买下国外“朝贡品”，还要免费招待“朝贡国”商团的吃住。这分明就是花钱买面子，时间一长朝廷自然也觉得有点吃不消了，因此如果不是朝贡国，就不允许通商，以节省费用。
尽管在隆庆元年（1567年）开放海禁后，帝国的贸易政策出现转折，“朝贡贸易”渐渐被边缘化，迅速崛起的民间贸易成为主流贸易方式。不过帝国对允许“互市”的国家与地区仍有严格的限制，但是事情也有例外。在荷兰人之前，葡萄牙人成功地在澳门建立一个贸易基地，澳门很快就成为远东重要的商业重镇，葡萄牙人也因此大发其财。对荷兰东印度公司来说，他们迫切要与中国“互市”，并且要像葡萄牙人占据澳门那样，在闽海澎湖地区占据并建立起一个贸易基地。
荷兰人的要求把陶拱圣吓坏了。这可不是小事！再说了，荷兰是个什么国家，陶拱圣完全没有概念，反正就是蛮夷罢了。为蛮夷说情者，必定是奸商，于是他毫不犹豫地将前来送信的奸商潘秀逮捕下狱。
根据事先的约定，一旦事成，潘秀将立即发船通告韦麻朗。可是他被逮捕入狱后，音讯全无。韦麻朗望穿秋水，也没有等来好消息，迫不急待的他不想这样坐等下去，索性带着三艘巨舰（此处从《谕西夷记》、《却西番记》等，《明史》记为两艘），直接从大泥开抵澎湖。荷兰人的机会挑得不错，澎湖岛上原本是有中国守军，但现在正好是两拔人次换防的中间空隙，前一批驻军撤回了，而后一批驻军还没进来，澎湖的守备处于真空时期。

这是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的七月，荷兰人不动一枪一炮，轻而易举地占领不设防的澎湖岛。这一切实在太顺了，连韦麻朗都觉得有些意外，因为他们对付的可不是南洋海岛上的土著人，而是一个庞大的帝国。很快，这群入侵者做好了殖民的准备，他们砍伐树木，筑建房屋，打算长期在这里住下去了。
这个时候，为韦麻朗打通关节的李锦也悄悄潜入漳州府，探听风声。可是他运气不好，早就上了官府的黑名单。尽管他极力狡辩是被荷兰人抓住后逃出来的，可是官府并不是傻瓜，毫不客气地将他拿下入狱。在对待外夷这件事上，官府显然并不愿意大动干戈，最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于是便给被捕入狱的李锦、潘秀等人一个立功赎罪的机会，让他们前往劝说荷兰人离开中国。
可是李锦等人见了韦麻朗后，不敢明说官府拒绝与荷兰人贸易往来，只是吞吞吐吐地撒谎称中国方面还没有作出最后的决定。这样韦麻朗当然不会离开澎湖岛，他耐心地等着来自大陆的消息。
尽管没有官方的同意，荷兰人的生意还是敲锣打鼓开张了。福建的走私贸易向来猖獗，现在荷兰人急需中国的货物，这不是一拍即合么？于是沿海的渔民、商人偷偷把各种货物载往澎湖，与荷兰人做生意。尝了甜头后，韦麻朗更不想走了，没有中国政府的允许，还是有生意可做，只要在这里开辟一个新的贸易点，就可以从葡萄牙人手中夺取更多的贸易份额。
专制的国家总给腐败者提供温床。税使高寀竟然向荷兰人打出明码标价的赂款，他派心腹周之范秘密会晤韦麻朗，只要荷兰人支付三万金给税使，便可为其争取合法贸易（贡市）。当然这是一笔数额不小的钱财，但与准许入市所能得到的高额利润相比，实在微不足道。西洋人在贿赂一事上与东方人心照不宣，这笔交易算是达成了，高寀便费尽心思要为荷兰人争取互市的权利。

《怒海争锋-4》





作为税使，高寀在福建为非作歹，福建当局不敢治罪。可是他虽然一手遮天，毕竟也只是一个太监，没有向朝廷奏请与荷兰人“互市”的权力。按照明代的制度，省一级的官员，只有巡抚、巡按才有奏请权，而与夷人开市是一件重要的事情，还得反复讨论验证才可以上报，整个程序是很复杂。
高寀收了韦麻朗的贿赂，就开始四处活动。这位大太监权力熏天，有自己的关系网，他找好友朱文达帮忙。朱文达是帝国军界元老级人物，原是戚继光的部将，这时官拜福建总兵，在福建政坛上也是重量级人物。他与高寀的关系可不一般，他的儿子认高寀为干爹，两人的关系是相当铁的。高寀把朱文达请出来，想通过他游说福建巡抚、巡按，以达成与荷兰人通商的目的。
朱文达四处活动，吹嘘荷兰人的实力是如何如何厉害，他是这样说的：“红夷勇鸷绝伦，战器事事精利，合闽舟师不足撄其锋，不如许之。”要知道打从戚继光时代始，福建水师一直是帝国海军的精锐，要是连福建水师也无法抵挡荷兰战船，那么荷兰人可以随心所欲在中国任何沿海横冲直撞了。
福建总兵朱文达的话当然是别有用心，他以这种威吓的语气来怔慑其他官员，目的就是帮助高寀，逼迫福建巡抚向朝廷奏请与荷兰人通商。不过我们也应该看到，朱文达所说的，也不完全是胡说八道。作为老大帝国，中国在新式武器的研究上已经远远落后于欧洲的新兴国家，这是不争的事实。无论在战船或者火炮上，明朝军队都与荷兰军队都有很大的差距。可以说，韦麻朗舰队的到来引起了福建当局的震惊，确实中国人感觉到了自己在军事装备上的落后。
我们引用一些历史文献，来看看时人对荷兰的认识。
池浴德在《怀音记》中是这样描述荷兰战船：“其船十倍戎艘，内格三层，外附铁板，铜铳金刀，精利甲于被边。”并且有如下的判断：“我之舟与器皆不及夷。”其实只要不是盲目自大，很容易就可以看出差距所在了。
在《谕西夷记》与《却西番记》中，对中国与荷兰在武器上的差距有着更为清晰的表述。
陈学伊的《谕西夷记》写道：“（夷）舟长二十余丈、高数丈许，板厚二尺有咫，内施锡片。舟旁各列大铳三十余，铳中铁弹四五具，重三四十斤，舟遇之立粉。水工有黑鬼者，最善没，没可行数里。诸凡器械巧诈非诸夷可比，即称强如佛郎机者，且敛手避，殆未易以中国长技敌也。”在荷兰人到来之前，葡萄牙人的坚船利炮已令中国人大开眼界，可是与荷兰战船装备相比，葡萄牙人已经落后了。
李光缙的《却西番记》中也有类似的纪载：“舟长二十余丈、高数丈，双底。木厚二尺有咫，外鋈金锢之。四桅，桅三接，以布为帆，……中横一杆，桅上有斗，斗大容四、五十人，系绳若梯，上下其间，或瞭远，或有急掷矢石。舟前用大木作照水，后用柁。水工有黑鬼者，最善没，没可行数里。左右两樯列铳，铳大十数围，皆铜铸；中具铁弹丸，重数十斤，船遇之立粉。它器械精利，非诸夷比。”
从陈学伊与李光缙两人的文章中可以看出，荷兰战船坚固而精巧，船板很厚，中间夹有金属片，外面也用金属固定，这在当时几乎是难以摧毁的。夷船不仅自身防护卫很强，更厉害的是它的攻击力，如《谕西夷记》所记，在船的左右两樯各有三十门大炮，共计有六十门炮，而且都是重炮，炮弹有数十斤重，足以把一艘普通船只击得粉碎。其实荷兰大炮还有一些优点，两人没有提及，比如射程远、射击精度高等等，这些在海战中将占尽优势。

在朱文达四处活动时，韦麻朗也不断向福建当局施加压力。他派出几名翻译传话给当局，倘若拒绝互市的要求，荷兰战船只要一夜的时间便可抵达福建海岸，发动进攻。这种骄横的态度令福建当局大为震惊，对荷兰人互市通商的要求，是同意呢，还是拒绝？显然不同的倾向决定了不同的立场。
沈有容将军是少数具有非凡眼光的将领，在他看来，事情绝非贸易通商这样的简单。荷兰人狼子野心，醉翁之意不在酒，他的判断是：“夷意岂在市？不过悬重赂饵我，幸而售，将鼾睡卧侧，踵香山澳故事，睥睨中土尔。”香山澳就是澳门，有葡萄牙占据澳门的先例可鉴，不论荷兰人是否通商，只要他们占据澎湖，便是在埋下祸端，下一步便是要窥视中国更多的土地。
朱文达的游说遭到了福建军方强硬派的抵制，除了海军将领沈有容之外，福建副总兵施德政也旗帜鲜明地表示反对。不仅军方反对，当时中国向来向来视海外为夷人，这种天朝的优越感也使得福建高层官员不肯自掉身价，对荷兰人坚船利炮的威胁也嗤之以鼻。施德政对朱文达鼓吹“合闽舟师不足撄其锋”的说法相当愤怒，自然成为主战派的急先锋，力主驱逐荷兰人。尽管高寀动用种种关系企图让荷兰人互市通商的要求得到批准，但最终并没有获得成功。
福建当局最后做出决定：将荷夷驱逐出境，倘若遇到抵制，不惜以武力围剿。鉴于沈有容将军熟悉澎湖一带的地形并有丰富的海战经验，当局指派他负责指挥围剿行动。

谢谢江老弟,混个脸熟啦:)

回复第16楼，@二手忽悠

兰芳共和国有没有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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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不同时代

回复第16楼，@二手忽悠

兰芳共和国有没有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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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不同时代

回复第17楼，@vvking2000

君山兄又出新作，必将洗目恭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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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新作,是旧作

《怒海争锋-5》




沈有容是一名干练的军官，他的故事富有传奇色彩。
他早年从军，驻守北疆与鞑靼人打过仗，曾加过万历朝鲜战争。不过最值得一提的是在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时，他率水师渡台海驱逐倭寇。那一年倭寇袭扰海疆，沈有容当时是镇守浯屿、铜山的海军将领，他果断率领舟师阻击倭寇于海上。倭寇被击退后东撤到台湾大员岛。沈有容穷追猛打，率二十一艘战船横渡台湾海峡。尽管在途中遇风浪有七艘船只损毁，但他心坚如铁，不为所动，以剩余十四艘船继续航行至澎湖列岛附近，终于与倭船遭遇，在台湾岛西部海域展开一场海上厮杀。在这场激战中，沈有容身先士卒，与倭寇肉搏并手刃数敌。是役共焚毁倭船六艘，斩首十五级，焚死溺毙不计，解救被倭寇俘获的中国平民三百七十余人，可谓居功至伟。澎湖海战失利后，日本人自忖无法在台湾久居，便主动撤离，故而沈有容实有恢复台湾之功。
鉴于沈有容胆识俱优，且对澎湖一带环境极为熟悉，福建副总兵施德政把驱逐荷兰人的重任交给他，但这并非一桩容易的任务。
作为一名海军将领，沈有容对荷兰人在武器上的优势是有清醒的认识，所以他的原则是：和平谈判是上策，武力解决实属下策。这位抗倭名将认为，荷兰人初来乍到，主要目的是为求开市：“彼来求市，非为寇也，奈何剿之？剿而得胜，徒杀无罪，不足明中国广大；不胜，则轻罢百姓力，贻朝廷羞，不如谕之。第令无所得利，徐当自去也。”这时韦麻朗舰队虽然占据澎湖，但并没有杀人放火，谈不上有什么恶行，故而沈有容力主以外交手段解决这次危机，这是很明智的。
有一点需要注意一下，沈有容在不同场合时说的话有自相矛盾之处。在这里他说“彼来求市，非为寇也，奈何剿之？”而在私下的场合里，则说“夷意岂在市？……睥睨中土尔。”不过如果我们这样解释也许就迎刃而解了：求市通商是荷兰人的短期目标，而窥视中土是其长期目标。
很显然，荷兰人是有“睥睨中土”的野心，可是他们跟倭寇不一样。倭寇来的时候根本不会跟你打招呼，四下杀人放火、打家劫舍，掠夺完就一走了之。荷兰人还没这样明目张胆充当强盗，显然他们互市通商的意愿还十分强。尽管韦麻朗在口头上施加威胁，可毕竟没有造成武装冲突，因此沈有容寄希望于和平解决。可以设想的情形是，荷兰人的坚船利炮也令沈有容颇为震惊，以前他与倭寇的交锋中，在武器装备上向来是占据优势的。作为一名经久沙场的战将，他很明白武器的重要性，倘若冒冒失失与荷兰人开战，并没有胜算。

尽管没有交过手，沈有容对荷兰人的实力绝不敢低估，在他看来，荷兰人比倭寇要难对付得多。在万历二十九年与倭寇的澎湖之役中，沈有容的舟师在武器上居于绝对的领先，这点可以参看陈第《舟师客问》中的记录：“今（倭）贼之船，夺商及渔，不如我兵之船坚且大也。贼之利器，鸟铳、百子，不如我兵之神飞炮、佛郎机，又练之熟也。”该文收于《闽海赠言》一书，作者陈第为沈有容之师友，是这场战争的见证者。倭寇的船只是由渔船、商船改造而来，武器是鸟铳、百子炮，而中国方面则是佛郎机大炮（葡萄牙式的大炮）与神飞炮，火力要明显强于倭寇。可是与荷兰战船相比，福建水师除了拥有数量优势之外，质量优势荡然无存。
在与荷兰人进行交涉之前，沈有容拜访了友人池浴德。后来池浴德在《怀音记》一文中记下了他们间的对话：

一日，将军造余告别，余问何往？将军曰：“业已买粮给兵，约二十艘，开缆直抵彭湖，用圜陈批杀之法。”余愀然曰：“非策也！我之舟与器皆不及夷，杀之是往遗之禽也。”将军笑曰：“果不出所料，但恐人飞报红夷，故以杀为名耳。至则谕以理、惧以祸，令其自疑。兵有先声而后实者。夫敌弱则用实，敌强则用声，况彼前有译使在狱，当路议污萧斧以断其后，昨已极言欲逸之去，示以恩威，用为反谍，陈说利害，彼之胆未有不寒而思脱者。”余曰：“此甚得操纵之宜，但利速发，不利久需。”

谢谢

《怒海争锋-6》




从这段纪录可以十分清晰地看出，在沈有容眼中，荷兰人绝对是个强敌。尽管韦麻朗只拥有三艘战船，但绝对不能小觑。这位勇敢的将军深知武力是谈判的基石，要在口水战中占上风，要折冲樽俎不仅得有软实力，也要有硬实力支撑。因此他将二十艘战船开抵澎湖附近，摆开一决死战的架式。可是友人池浴德提醒他“我之舟与器皆不及夷，杀之是往遗之擒也。”对此沈有容并没有否认，但他非常聪明，他要发动的是一场心理战、外交战。

正如司马迁所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荷兰人是冲着利益而来，现在要赶他们走，首先得断了利益的源头。福建当局为配合沈有容的外交交涉，严禁商船、渔船下海，以断绝荷兰人的商品及食品来源。为了与韦麻朗谈判，沈有容释放了被官府抓获的荷方翻译林玉，带其一同前往澎湖岛上荷兰人修建的营地。
见到韦麻朗后，沈有容要力争在气势上压倒对手。他一开始便以软硬兼施的语气告诉荷兰人：福建当局委派我率舟师前来围剿，考虑到你们还算中规中矩，不必劳师征伐，只是要告诉你们，不要久留我们的地盘，你们互市的要求是无法达成的。对此韦麻朗并不认同，这个红发碧眼的欧洲人一定也察觉到了中国政治有很复杂的一面。税使太监高寀每每派人前来通告，总称事情可成，可是正式前来交涉的沈有容却否认有通商的可能性。韦麻朗索性把事情挑明：“有当事者为我地，将军未之知也。”暗示有重要人物收受他的贿赂，可是沈有容并不知晓。
沈有容厉声道：“当事者皆朝廷臣，肯受郎金？言受金者，诒汝也，法应斩；且奏请权尝在抚、按，互市事至巨，必院、道熟议方敢上闻，畴能自擅？”（语见《却西番记》）其实他未必不知道高寀收受贿赂的事情，因为这个太监之贪婪早已是众所皆知。他警告韦麻朗，所谓“当事者”只不过给他一个空头承诺。即便象税监这样势大权大的太监，也决不可能有奏请互市的权力，奏请权在巡抚、巡按之手，而且还要通过复杂的审议后方可以上报给皇帝，这不是单凭个人就能办成的事情。虽然帝国内部腐败不堪，象高寀这样的太监尽管能为祸一方，可是想一手遮天却还没这个本事。
显然，李锦、潘秀等人从一开始便试图为韦麻朗打通高寀这个关节，可是他们毕竟是商人，只看到高寀权力熏天的一面，却不了解通商程序的复杂。经沈有容一解释，韦麻朗总算听明白了，这个计划从一开始就找错人了。这下子这位身材高大的荷兰人气坏了，他要求高寀派去联络的心腹周之范归还所贿赂的三万金。事情败露的高寀不敢不送还，这不是他的一惯作风，可是要知道一旦惹怒夷人而导致战争，那他的罪就大了去了，难到皇帝少了他一个奴才就活不了吗？韦麻朗还算客气，收回贿款后，送给高寀一些玻璃器皿、西洋刀、西洋酒等小玩意，算是给大太监一点面子。
尽管通商不成，可是荷兰人却压根不想走，赖在澎湖岛。韦麻朗可不想这样轻易离开，有这么个据点，迟早都会有用的。刚开始沈有容只是点明利害：“今令若守空岛中十余年，终无所市，留无益也，不如去。”可是这个说法根本没法送瘟神，因为谁都知道，要长期禁止沿海商船、渔船与荷兰人进行走私贸易是不可能的，因此韦麻朗一点也不为所动。
怎么办？
沈有容有战船二十余艘在澎湖附近监视荷兰人，可是一个月快过去了，荷兰人老赖着不走，这事不能再等了，必须要给一个最后通牒。他故意让二十艘帆船调转船头，扯起风帆，摆出要返航的样子。这一异常的举动引起韦麻朗的注意，他亲自搭一小艇前往沈有容座舰，打探中国舰队返航的原因。
这位精明而严厉的中国将领故意以气愤的语气说道：福建当局力主武力围剿，是我力保你们，并释放贵方的翻译，告诫你们速速离去，可是你们不听我的，滞留到今日还不走。沈有容以诀别的口气道：“吾今行矣，不可再见矣。”这摆明是最后通牒。很显然，一旦沈有容的舰队返航，即是宣告和平交涉失败，必定只能以武力解决。
韦麻朗听了也不免一怔，尽管他拥有坚船利炮的优势，可是只有区区三艘战舰。倘若福建水师倾巢而出，以多打少，荷兰人也无胜算可言。对于沈有容来说，也不希望开战，一旦开打同样没有把握，打赢没有好处，打不赢更加没面子，能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惟有表示不惜一战，才可以避免战争爆发，只有强硬，才能挺立腰杆，沈将军以强横的语气道：“郎不去，恃汝舟大与？壑可藏、力可负、凿可沉、撞可破，而舟何可恃耶？郎不闻沈将军破倭奴东海上，海水尽赤？”
沈有容打出自家招牌——俺也不是吃素的，货真价实的灭倭英雄在此！尽管船不如你高大结实，炮不如你精巧，可是就算用凿的、用撞的这种土办法，也势必要拼死一战。韦麻朗不得不要认真考虑后果了，倘若现在与中国开战，显然后果是严重的。要知道荷兰东印度公司才成立不到三年时间，从南亚到东亚还有极大的拓展空间，而这个区域里中国是最有潜力的贸易国家，如果太早得罪乃至兵戈相向，只会给捷足先登的葡萄牙人更多的机会罢了。
在权衡利弊之后，韦麻朗终于放弃了屯兵澎湖的想法，卷铺走人。这场由于荷兰人求市引发的冲突，赖沈有容处理得当，最后得以圆满解决。荷兰人的战船终于扬帆而去，澎湖岛复归于平静，然而这也仅仅只是暂时的，该来的总会来的。

《怒海争锋-7》



第二章 明荷战争（上）

1619年，科恩（Jan Pieterszoon Coen）出任荷兰东印度公司第三任总督。此人为荷兰殖民史上最重要人物之一，他精力旺盛、野心勃勃，志在将东印度公司打造为一个前所未有的殖民帝国。这位好勇斗狠的总督首先将东印度公司的总部设在西爪哇北部的巴达维亚城。为了得到这个城堡，他不惜与统治西爪哇的万丹国大打出手，驱逐了万丹军队并独占巴达维亚，并将此打造为殖民帝国的政治中心。
殖民贸易的特点是充满暴力与血腥，为了垄断丁香贸易，科恩的殖民军将班达群岛上的居民杀死或赶走，公司的利润表上血迹累累。科恩并不满足于这样的“成就”，因为与中国的贸易大门还未打开，尽管通过一些私人贸易，荷兰人也获得部分中国商品，并捞得巨大的利润。譬如说，东印度公司贩往欧洲的中国生丝，利润便在300%以上。可以想象，如果与大明帝国通商，几乎就是开启了无尽财富的大门。
荷兰在东南亚的贸易对手主要是西班牙人与葡萄牙人。自荷兰脱离西班牙统治获得独立后，两国的敌对状态并未结束，在商业上是对手，在政治上是敌人。西班牙于1570年攻占马尼拉（即吕宋）后，这里逐渐成为中国商品的最大销售地之一，其销售额仅次于日本。此时的西班牙人在西半球的美洲血腥殖民，开采与掠夺大量的美洲白银，他们以这些白银大量购入中国丝绸等商品销往欧美，故而一时间马尼拉成为繁荣之都。

对于巴达维亚总督科恩来说，荷兰人不仅在财力上远逊于西班牙人，而且巴达维亚距离中国较远，显然马尼拉在贸易地理位置上更胜一筹。针对这一困局，科恩设想了三种解决方案：第一，在中国沿海选择几个地方作为贸易基地；第二，把中国商人招引到巴达维亚；第三，打击马尼拉的贸易，组织舰队拉截前往马尼拉的中国商船。
在科恩上台的这一年（1619年），荷兰与英国结为同盟，共同打击西班牙与葡萄牙。1621年与1622年，荷兰人与英国人两次在日本平户港组成联合舰队，开往马尼拉海域，打击往来船只，破坏西班牙与中国的贸易。
此时的中国政府虽然开放海禁，允许民间贸易，然而只管收税，对中国商船在海外遭受打击几乎是不闻不问。政府对民间贸易的消极态度造成很恶劣的结果。1603年，马尼拉华人遭到西班牙人大肆屠杀，约有二万五千人死于非命。然而屠杀过后，中国商人对马尼拉仍然趋之若骛，毕竟高风险高收益。以此我们可以了解到十七世纪的华人海商处境是何等困难，与西班牙人做生意，却遭到西班牙人的屠杀，还要被荷兰人、英国人在海上截杀，而高高在上的大明帝国，就只会坐在出海口处收税银罢了。正是帝国的消极无为，才最终导致外夷窥视中国土地。

在利益的驱使下，科恩开始谋求打开中国的大门。这位东印度总督的如意算盘是直接进攻澳门，只要打败葡萄牙人并且占据澳门，自然可以接管葡萄牙对华贸易权。
1622年1月的一份东印度报告显示，科恩开始考虑出兵攻打澳门，将其从葡萄牙人手中夺过来，这样便拥有一个中国贸易基地。这份报告分析道：“澳门是一处可随便出入的地方，无军队把守，只有几座炮和一些工事。我们如果派出1000至1500人的军队即可轻易夺取，再加强防守，可抵御一切外来攻击。”
根据荷兰人所得的情报，澳门约有七百到八百名葡萄牙人以及一万名中国人。自从荷兰与英国组成联合舰队在马尼拉一带巡弋后，葡萄牙人深恐澳门成为荷英舰队的打击目标，他们如坐针毡，加强了澳门的防御工事，并配置了十二门大炮，还将铸造五门大炮。尽管葡萄牙在澳门的防御很薄弱，这是一个发动进攻的良机，但科恩认为“我们人力、财力有限，不能付诸实施。”

@若朝露 2012-02-16　19:30:03
此时的中国政府虽然开放海禁，允许民间贸易，然而只管收税，对中国商船在海外遭受打击几乎是不闻不问。政府对民间贸易的消极态度造成很恶劣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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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出来了，楼主是在借史讽今！破坏和谐的伟大祖国形象。意图谋反！！！！
我当告发！有关部门请楼主去喝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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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免费茶点哦

@何况我辈孤且直 2012-02-16 20:59:15
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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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且直兄又来了

回复第38楼，@titanjack

坐看海上马车夫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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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第41楼，@rogerggg

写的不错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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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欢迎顶贴

回复第42楼，@lixin760823

呵呵 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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