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怒海争锋-8》



可是到了3月时，荷兰人又获得不少情报。在该年前三月，荷兰东印度公司在海上劫掠商船中取得不小的战果，共计拦截了九艘商船，其中六艘属于澳门，三艘属于马尼拉。在搜查被截船只的船员信件时，荷兰人获得重要情报：因为荷、英舰队的频频打击，西班牙人、葡萄牙人沮丧消沉，马尼拉与澳门损失惨重，“境况窘迫，甚至不敢派船出海。”在一封西班牙人写的信中，甚至预言荷兰人将直捣美洲墨西哥，使西班牙永无宁日。
这些信件改变了东印度公司的决心。经过评议会的反复讨论，东印度公司最终决定派遣一支舰队前往中国，目的是攻取澳门或是占据中国沿海某个地点，打开与中国的贸易大门。巴达维亚当局的计划是相当缜密，而且日后其在中国事务的发展，几乎都是沿着最初制订的计划有条不紊地展开。在作出派遣舰队北上的决定后，巴达维亚当局周密地考虑到几种可能：能攻占澳门是最好的结果，倘若无法攻克，则应该在中国沿海选择合适的地点修筑城堡驻扎军队，并派舰队监视澳门与漳州港，打击敌人商船，并通过各种手段获得与中国的贸易。
对于所谓合适的地点，巴达维亚当局的看法是，澎湖列岛最为合适。1604年韦麻朗就曾不费吹灰之力占据澎湖岛，评议会认为“澎湖有一个特别优良的港湾，而且该群岛距离漳州不远，我们认为极宜于驻扎，但缺点是这些岛屿多沙，土地贫瘠，也无石头。”

1622年4月，东印度公司出动了十六艘战船与一千多名士兵，由科纳里斯?雷约兹（Cornelis Reijersz）率领，由巴达维亚出发北上。对于是否攻打澳门，巴达维亚当局并没有给出明确的指示，而是交给雷约兹司令官自行决定。当荷兰舰队行驶至澳门附近时，雷约兹司令官决定攻打澳门。
雷约兹是荷兰东印度公司的重要人物之一，他被吹嘘为“最勇敢的海员之一”，“对公司贡献巨大”。他曾在1621年被巴达维亚当局任命为出征果阿（葡萄牙在印度的殖民地，亦是其东方贸易中心）的舰队司令，有丰富的指挥作战经验。此时正是荷兰的全盛时代，自挺进印度洋、太平洋后，荷兰人海上力量增长之迅猛实可称为奇迹，其海洋上的军事力量足以独步全球，大航海的先驱葡萄牙已经从领先者下坠为落后者，在海洋上失去同荷兰人争雄的资本，荷兰已取代葡萄牙、西班牙两国而成为新的海上霸主。
舰队司令官雷约兹对澳门的布防情况并没有获得足够可靠的消息，本不应该贸然发动进攻。可是这位“勇敢”的司令官为了体现他的“勇敢”，在不知对方底细的情况下，仍然坚持发动进攻。要知道澳门虽然是葡萄牙人的据点，却是属于中国的领土，而且中国人的数量是葡萄牙人的十倍以上。这次进攻本身是对中国主权的轻视，不过令人奇怪的是，中国方面似乎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反而成为战争的看客。
尽管荷兰人自视甚高，但在要陆地上击败葡萄牙人，事实证明是很困难的。战斗是在6月22日打响，雷约兹司令官为展示其勇气，亲自指挥登陆战，不料刚开打就受伤，又被送回海船上。两百名葡萄牙士兵在沙滩上挖掘一条濠沟，阻击六百名荷兰士兵登陆。在付出四十人伤亡后，荷兰人终于在海滩战稳脚跟，而葡萄牙人则退回城内，据险固守。雷约兹司令官对澳门的防御能力严重低估，登陆的士兵仅仅拉两尊大炮上岸，对澳门的城防工事破坏有限。澳门的葡萄牙士兵一面以大炮还击，一面将黑奴、仆役等人组织起来作为敢死队，拼死抵抗。尽管荷兰战船上的大炮起到一定的作用，向澳门城内发射了350发炮弹，但似乎效果有限。经过两个小时的激战，登陆的荷兰士兵弹药打光了，体能下降，开始疲备不堪，葡萄牙人乘机大举反击。雷约兹司令官似乎没有料到竟然是这样的结局，由于事先没做好准备，致使撤退时一片混乱，在葡萄牙人的反扑下，伤亡惨重。
进攻澳门一役，荷兰远征军遭到惨败，阵亡一百三十六人，受伤一百二十六人，被俘四十余人。

回复第47楼，@小李中飞刀

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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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见飞刀

回复第48楼，@ruirui1689

@醉罢君山 2012-1-31 8:22:00
《怒海争锋》
第一章 荷夷东来
2010年的某日，荷兰一位历史专业的大学生在北部小城霍伦的西弗里斯档案馆埋头翻阅资料时，无意中发现了一张古老的股票凭证。古董总是能令人产生兴趣，不仅仅是因为收藏价值，也在于历史价值。这张几乎被遗忘了的古老股票，曾被拥有者视为珍宝，因为它不是普通的票据，而是吸附了点石成金的魔力，它会年复一复地支付股息，如滚雪球一般地越来越大，拥有了它，就如同拥有了未来。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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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第50楼，@titanj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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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怒海争锋-9》




根据战前的计划，一旦荷兰舰队无法夺取澳门，下一步将在中国沿海寻找一处合适的地点建立一个基地。这个合适的地点，应该是广州或漳州附近。科恩的意志是不可改变的，这次荷兰人绝不会象1604年那样空手而返。舰队司令雷约兹更倾向于在海上建立据点，而非在陆上，澳门之战已经证明荷兰人在陆地上的优势远不及海上，于是澎湖岛又一次进入雷约兹的视线内。
这并非雷约兹第一次到澎湖。
澎湖岛是澎湖列岛中最大的一个岛屿，这里有一个海湾，能避各方来风，极宜泊船。事实上早在几年前，身为船长的雷约兹就曾经到过澎湖并尝试与福建当局交涉通商事宜，可是未获成功。如今的雷约兹已经是舰队司令，况且有野心勃勃的上司科恩总督的鼎力相助，他是铁了一条心，此次前来，不达目的不肯罢休。当荷兰舰队出现在澎湖诸岛时，这里的中国渔船仓惶而逃。据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报告，当时在澎湖海域有十艘中国战船，他们与荷兰人有一些交涉，具体说了什么就不清楚了，之后这些中国战船就离开了。
澎湖岛尽管有良好的港湾，但不适合居住。岛上没有食品，食品都要从大陆运过来，而且也缺乏淡水。因此荷兰人把定居点选择在了台湾西南的大员岛，这里距澎湖岛并不远。
大员岛今天与台湾岛连为一体，位于台南市安平区，可三百多年前却是一个沙洲。当时这一带海面自南而北，绵亘七屿，称为七鲲身。大员沙洲就是“七鲲身”中的“一鲲身”或者叫“大鲲身”。这里是台湾开发较早的地方，当时已经有一些中国人定居在此。1601年倭寇侵扰中国沿海时曾占据此地，后沈有容挥师渡海作战，在澎湖海域打败他们，大员的倭寇明白不是明军的对手，遂落荒而逃。
荷兰人选择澎湖岛作为贸易基地，显然是有卓越的战略眼光。澎湖列岛是入台湾岛的大门，扼闽海通道，其重要的地理位置是不言而喻的。荷兰人一边在此修筑城堡，一边派人前往福建沿海的贸易港漳州，与当地官员交涉。

在荷兰文献中，漳州港很多时候指的是厦门港。自明帝国隆庆元年开放海禁后，漳州的海澄成为惟一的贸易港。漳州港只是一个内河港，航道不宽，大船不易驶入，并非一个天然良港。当年明帝国之所以把对外贸易港设在漳州海澄，只是考虑到内河港便于管理，因此这个港口从一开始便重大的缺陷。随着商业的发展，漳州海澄港显然无法满足对外贸易的急剧增长，因此这个贸易港便逐步外移，拥有优良港湾的厦门自然后来居上。
8月6日，荷兰舰队司令雷约兹派人送一封用中文写就的信给漳州（或厦门）官员，提出两点请求：第一，准许荷兰人前往漳州贸易；第二，准许荷兰船只在适当的地方驻扎。福建地方官员收下这封信，并口头承诺五十天后给予答复。在这五十天的时间里，福建当局显然又遇到了与十八年前相似的问题，不同的是，当年韦麻朗舰队只有三艘战舰，如今雷约兹却拥有十几艘战舰。
对福建当局来说，这显然是一大考验，五十天过去了，还没商量个好办法出来。一直拖到了10月1日，官方才派人给荷兰人送去一份最后的决议。这份决议是福建巡抚、海上游击及其他将领多方商议的结果，拒绝荷兰人的贸易请求，并要求他们撤离澎湖岛。为了虚张声势，福建派出的特使警告荷兰人，如果不从命，皇帝将会派兵攻打。
对这样的结果，可想而知雷约兹压根不会接受。他傲慢地告诉福建特使，拒绝荷兰人的贸易请求，就是在挑起战争。他当场宣布，正式向中国宣战。这位特使没有当年沈有容的胆量，他一听吓坏了，因为一旦危机演变为战争，届时朝廷很快便会降旨惩罚。可是在咄咄逼人的荷兰人面前，战争已是不可避免。

回复第53楼，@ruirui1689

好帖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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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

回复第56楼，@titanjack

在当时漳州厦门地区不少的走势贸易做很红火，此贴必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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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手

回复第56楼，@titanjack

在当时漳州厦门地区不少的走势贸易做很红火，此贴必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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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手

@以言相许 2012-02-20 14:46:18
不错的贴子，从我觉得明朝对外来新鲜事物的态度要比后来的清朝好一些，但都不及日本，荷兰也在日本驻兵，后来还发展成“兰学”，这中间的原因主要有哪些，不知楼主能否详细讲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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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我的拙见，主要原因，大约是日本是诸藩制，类似于中国的春秋战国，各藩之间竞争比较大，所以学习西方的力度会比较大一点。中国的老大心理太强了，抱残守缺。

《怒海争锋-10》




10月18日，荷兰人突袭漳州以南的六敖，明荷战争爆发。
雷约兹派出八艘战舰从澎湖出发，由于遭遇到强烈风暴，有三艘战舰被迫转向返回东南亚去了。剩余的五艘战舰挺进到漳州以南的六敖港，当时港湾内停泊许多帆船，雷约兹司令官决定发起突袭。据《东印度事务报告》所记，停泊于此的中国船只被摧毁了八十多艘，其有二十六艘战船，其余为商船或渔船，中方有八十人被俘虏，六十门火炮被缴获。
这场战斗结果令人吃惊，荷兰人仅以五艘战舰便取得如此辉煌的战果，可见当年沈有容的担忧并不是没有道理。武器的优势足以弥补其数量上的绝对劣势。在参加此役的荷兰人中，有一人叫威廉?庞德古，他写有《难忘的东印度游行记》，对此役的纪载是，中国船只被摧毁六、七十艘，比东印度公司的报告要少一点，但仍然是大获全胜。
与中方损失相比，荷兰人的损失微乎其微。在战争爆发后二十天里，仅损失一条小艇与五十人。这五十名死亡的荷兰人中，多数还不是被中国军队杀死的。其中有二十三人劫获一艘中国帆船后，被突如其来的风浪卷走，其中十几人被中国军队所俘杀（庞德古的记载是全部被中国军队俘虏，这里参照中方资料）。另有十八人是乘坐一条小艇，试图拦截一批中国帆船时，被风浪卷走，葬身海底。
我们再来看看中国方面的记载。福建巡抚商周祚的奏搞是这样写的：“（荷夷）突驾五舟犯我六敖。六敖逼近漳浦，势甚岌岌。该道程再伊、副总兵张嘉策多方捍御。把总刘英用计沈其一艇，俘斩十余名。”这种官样文章掩饰了遭遇袭击的窘态，根本掩盖了自己的巨大损失，所报的战果倒是很实在，没有太多弄虚作假，甚至比荷兰人自己承认的还谦虚点。

在六敖海战后，双方交战主要是围绕厦门、漳州两地。
荷兰人的主力仍然是那五艘战舰，于11月25日又耀武扬威到厦门鼓浪屿上扫荡。当时鼓浪屿住有几位巨商，都是在马尼拉做生意而发家致富，他们的帆船还停靠在港口装卸货物，荷兰人“将村庄、房舍和众帆船，无论大货船还是战船均焚烧殆尽”，并抢走了二十箱的绞丝与绪丝。厦门守军以火船战术迎击，九艘火船逼近荷兰战船，但并未烧着。11月28日，荷兰两艘战船以大炮轰击中国守军一个拥有七门小炮的阵地，这次战斗没有纪录双方的伤亡，荷兰人自称烧毁了四艘中国帆船，没有注明是兵船或商船。
商周祚的奏稿称：“中左所（今厦门思明区）为同安、海澄门户，洋商聚集于海澄，夷人垂涎。又因奸民勾引，蓄谋并力，遂犯中左，盘据内港，无日不搏战。又登岸攻古浪屿（即鼓浪屿），烧洋商黄金房屋船只。已遂入泊圭屿，直窥海澄。我兵内外夹攻，夷惊扰而逃。已复入厦门，入曾家澳，皆实时堵截，颇被官兵杀伤。”
值得注意的是，殖民者的强盗本质在这场战事中暴露无疑。庞德古的日记中甚至把暴行当作值得庆贺的胜利。11月29日，七十名火枪手闯进一个村庄，“居民都跑到一个碉堡里，我们也追到那里去，……他们拼命想冲出来，但被我们挡住了，我们用刀砍他们的头……我们又把中国人赶回碉堡，把他们全部杀死在那里。”这个碉堡里藏的只不过是当地村民罢了，全部被屠杀。类似的纪录很多，比如，“12月2日，我们再次登陆去掠夺另一个村庄，同样把它烧掉。”
由于时处冬季，天气越来越寒冷，荷兰人在食品上的补给越发困难。从12月份始，他们针对的目标几乎都不是军事目标，而只是掠夺财物，越发变本加厉。庞德古写道：“我们带着二十七名火枪手，分乘小艇和小帆船去作一次远征。我们来到一个村庄，那里的人都逃了，……我们带走了十七头水牛、四只猪与许多鸡回船。”“他们走到内陆的两个村庄，那里的人都跑了，他们就放火把这两个村庄烧掉……”，类似的纪录还很多。尽管频频地打家劫舍，但收获并不多，这点荷兰人也承认：“我们大部分日子是用小帆船、小艇去冒险袭击渔船和帆船，但一无所得。”
福建巡抚商周祚在奏稿中称荷兰人“进无所掠，退无所冀”，这大概是实情。然而与荷兰人相比，福建当局更为窘迫，因为面对这伙强盗无休止的扰边，几乎没有任何办法制止。荷兰人要求互市通商，一方面是要获得经济上的利益，另一方面是要压制葡萄牙、西班牙的贸易，因为这两个国家是荷兰的死敌。
由于双方都陷入到困境中，谈判便成了可能。

继续更新

《怒海争锋-11》




1623年1月，荷兰舰队司令官雷约兹与福建南路副总兵张嘉策在厦门岛会晤。张嘉策开门见山，质问雷约兹，荷兰人前来中国，是来挑衅呢？还是为了友好的贸易？雷约兹回答道，荷兰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为了与中国贸易，而且二十多年来一直如此。根据史料，荷兰人最初是在1601年前往澳门与中国接触商谈贸易之事，距此时已有二十二年。
张嘉策告诉雷约兹，只要荷兰人还占据着澎湖岛，中国方面绝不会与之贸易，倘若在中国行政权力管辖范围之外的地点，则可以考虑。雷约兹扛出一块挡箭牌，称没有得到巴达维亚总督的命令，他不能擅自撤出澎湖地区。张嘉策表示，既然雷约兹没有权限，他可以派两条船前往巴达维亚的东印度公司总部，直接与总督谈判，并且要求在这一段时间里，荷方不得袭击任何中国船只。可是狡诈的雷约兹却不同意，除非中国船只不驶向西班牙或葡萄牙控制的地区。荷兰人的这个无理要求遭到张嘉策的强烈不满，他警告雷约兹，荷兰人无权限制中国船只的去向。
这次谈判最后不欢而散。
在这次谈判中，张嘉策表现很强硬，可是这并不表明他的爱国立场坚定不移。据后来披露出来的消息，张嘉策曾经收受荷兰人三万金的巨额贿款。根据他对雷约兹态度的变化来分析，大约是在厦门谈判失败后，荷兰人暗地里塞了巨款，他便建议雷约兹前往福州会晤福建巡抚商周祚，并且自愿陪同前往，“在各方面提供方便”。
到了福州后，张嘉策先去试探巡抚商周祚的口风。自荷兰人发动战争以来，商大人焦头烂额，找不到解决的良方，如今雷约兹找上门来，正是求之不得呢。但是不扔给荷兰人几根肉骨头，这些饿狗是不会跑开的，对雷约兹贸易的要求，要如何来应对呢？这难不倒巡抚大人，他查找古今事例，终于在脑海里有个明确的想法。
在大明帝国以往的海外贸易点中，大泥（北大年）与咬留吧（雅加达，即巴达维亚）这两个地方已被荷兰人所控制，实际上中国商船是与荷兰人有过贸易的。不过自从马尼拉港崛起后，中国商船纷纷驶往马尼拉，不愿意前往大泥与咬留吧，因而荷兰人要得到中国的商品很困难。商周祚对张嘉策说，可以答应雷约兹，福建将派商船前往巴达维亚，与荷兰人贸易，但前提是雷约兹必须先从澎湖撤兵。
张嘉策把巡抚大人的话转述给雷约兹，雷约兹仍以未有总督的命令为由，拒绝撤离澎湖岛。雷约兹的强硬立场，令谈判再陷僵局。倘若荷兰人不承诺撤离澎湖岛，福建巡抚商周祚就拒绝与之会晤。
这时，包括张嘉策在内的几个官员急了，跳出来向雷约兹献策。在他们看来，荷兰人简直是花岗石脑袋，没有一点政治智慧，不懂官场学。这些深谙官场学的福建官员说，无非就要是给巡抚大人一个面子，一个台阶下了罢了。只要荷兰人做出拆毁澎湖岛上城堡的样子，也不用全部拆毁，只要拆一小部分就行了，做什么用呢？应付检查呗。巡抚派人去检查，一看，行，真的在拆城了，回去一报告，这事就算结了。等检查人员离开后，再把城堡重新修复就行了。
为什么有人为荷兰人出这种有损中国主权的歪主意呢？除了有一部分官员收受贿赂之外，还有一个原因。福建作为中国对外贸易的大门，商人云集，这也形成一股政治力量。这些商人以营利为目的，对荷兰人占据澎湖岛一事政治后果估计不足，还认为这是一件好事，不出国门就可做生意，便捷而且安全性高，何乐不为呢？因而他们怂恿一些官员同意与荷兰人贸易，对澎湖岛的得失根本就不关心。
在这些为荷兰人出谋划策的人中，张嘉策是关键人物，他的弄虚作假以及受贿后来成为丢官的原因。雷约兹同意了张嘉策等人的建议，声称要拆毁澎湖岛上的城堡。福建巡抚商周祚对雷约兹的表态相当满意，后来他在奏章中用“遣人请罪，仍复求市”这样的表达，显然认为荷兰人被天朝的威严震慑住了。这位平庸的巡抚大人一心期待着红夷的离开，因为澎湖是福建的管辖范围，只要荷兰人拆城离去，他就算完成任务了。

谢谢上面二位的关注。

《怒海争锋-12》



关于这次谈判的结果，商周祚在奏稿中是这样写道的：“盖夷虽无内地互市之例，而闽商给引贩咬留吧者原未尝不与该夷交易；今许止遵旧例给发前引，原贩彼地旧商仍往咬留吧市贩。不许在我内地另开互市之名，谕令速离澎湖，扬帆归国。如彼必以候信为辞，亦须退出海外别港以候。但不系我汛守之地，听其择便抛泊。”这也是他对雷约兹的答复。
商周祚以为只要答应荷兰人，中国商船将前往巴达维亚与荷方贸易，他们自然会知足，自会按照双方协定的内容撤出澎湖岛。只要荷兰人撤走了，便可视为一大胜利。可是，在这里商周祚却留下一处致命的漏洞——“但不系我汛守之地，听其择便抛泊。”——问题便出在这里，这无疑给了荷兰人继续留在中国的理由。此时荷兰人不仅占据澎湖岛，也占据台湾大员沙洲，后者就不算是“汛守之地”，即中国军队没有驻守，商周祚显然默许荷兰人退往台湾。他莫非不知其中厉害么？当然不可能，说到底，这是地方保护主义思想的作祟。商周祚管辖的范围，就是到澎湖岛，只要自己的地盘平安无事，他就向朝廷交待得过去了。至于台湾会怎么样，巡抚大人自然会祭起舵鸟政策，头往沙堆一埋，便什么也看不见了。

然而朝廷对商周祚的碌碌无能显然十分失望。《明实录》中有一段话，颇可见朝廷对福建当局的不满：“诸将惧祸者复以互市饵之，俾拆城远徙，故弭耳听命：实未尝一大创之也。”福建官员与将领，并未尝给予荷夷重创，只是害怕惹祸上身，便以开通巴达维亚贸易为诱饵，只要能让荷兰人离开，就万事大吉了。这种毫不进取的消极态度，让朝廷有失落感。
一个月后（天启三年二月），朝廷在福建人事安排上做出重大调整，以作风强硬的南居益取代商周祚出任福建巡抚。在南居益到任前，仍由商周祚暂时代理巡抚工作。
接下去的几个月，是商周祚最为尴尬的一段日子。他心里还想着只要荷兰人拆了红毛城，退出澎湖岛，自己好歹能保住点面子。可是雷约兹压根没有想给巡抚大人面子，一个月过去了，两个月过去了，红毛城仍然耸立在海岛之上。不然如此，荷兰人还变本加厉地袭击中国前往马尼拉的商船。
4月17日，雷约兹派两艘战船在马尼拉附近水域截击中国商船，掳获三艘，抓获船上水手八百人；5月11日，在澎湖海域再拦截一艘中国商船，抓获二百名中国人。这两次抢劫四艘商船上的货物共计八万七千五百荷兰盾（一种金币）。这些被抓走的中国人，命运极为悲惨，后来南京湖广道御史游凤翔在奏章中称：“擒我洋船六百余人，日给米，督令搬石，砌筑礼拜寺于城中。”其实游凤翔对荷兰人抓获中国人的数量估计还是略有不足。据《东印度事务报告》的资料，被抓往澎湖服苦役的中国人共有一千一百五十人。其中有一半人在劳役过程被折磨致死，剩下五百七十一人送到巴达维亚贩卖。这些失去自由的中国人在肮脏恶臭的海船上生活环境极为恶劣，有四百七十三人死于途中，抵达巴达维亚时只剩下九十八人。而剩下的九十八人又继续被摧残，荷兰人提供不洁净的水，致使其中又有六十五人中毒丧命，最后活下来的仅有三十三人，仅占被俘人数的百分之三。这种死亡率，比二战时期日本在东南亚制造的臭名昭著的“死亡行军”还高。著名历史学家连横在《台湾通史》中也说“役死者千三百人”，这大抵是准确的。
荷兰人的强盗行径让商周祚颜面全无，他懊恼地写道：“红夷久据彭湖，臣行南路副总兵张嘉策节次禁谕，所约拆城徙舟及不许动内地一草一木者，今皆背之。犬羊之性，不可以常理测。”他想在代理福建巡抚的最后日子里，发动对荷兰人的进攻，以挽回面子。可是更尴尬的事情是，想出兵却没钱，“但师行粮从，无饷则无兵。”原因是新造兵船、大铳以及募兵，把钱都花光了。这是典型的临时抱佛脚，要打仗了才想起来要造船制炮募兵。

谢谢上面二位关注

《怒海争锋-13》



第三章 明荷战争（下）



八月，南居益终于到任，而前任巡抚商周祚黯然离去。
换了巡抚，自然有人站出来理直气壮地批评上一届领导班子的软弱无能。最激烈的言论来自南京湖广道御史游凤翔，他并没有在福建任官，本不应该越权弹劾福建官员，可是作为一名福建人，他严厉批评前任巡抚商周祚被荷兰人所愚弄，致使荷兰人“非惟船不回、城不拆，且来者日多”，“进足以攻、退足以守，俨然一敌国矣”。
游凤翔将攻击主要矛头对准福建南路副总兵张嘉策，他显然收集了不少对方的罪证，指控张嘉策的三大罪状：第一，在厦门遭到荷兰人攻击时，他闭门自守，不肯应援；第二，欺骗福建巡抚商周祚，伪称荷兰人恭顺；第三，竭力为荷兰人争取互市，有通夷的嫌疑。
与此同时，新任福建巡抚南居益也弹劾张嘉策临阵畏敌，应当革去南路副将之职。在游凤翔与南居益两颗重磅炸弹的打击下，张嘉策注定倒霉，被朝廷革职查办。不仅仅是张嘉策一人，包括驻守澎湖、中左、浯屿、铜山等地的将领皆被深究战败的责任，显然朝廷已经表明立场与态度，对狼子野心的荷兰人，绝不能姑息。

南居益一到福建，就发现情况非常严重了。他后来回忆到：“其时红夷作乱，占据彭湖，筑城营垒，伪立不拔之基。乘汛出没，虏掠商艘，焚毁民庐，杀人如麻，与国为敌。沿海震惊，官兵观望，但恃抚谕一道，以图徼幸。而海上奸民，且利夷金钱，交通接济。法纪既已荡然，封疆几为沦没。当时南北台省交章论闽事者，无不谓东南半壁，岌岌乎有荐食之卢矣。”（荐食，意为‘不断吞食’，卢，疑为“虞”之误）
原南路副总兵张嘉策被撤职，改由俞咨皋接任。南居益认为“闽海利害，惟闽人能谙”，俞咨皋不仅是福建人，而且大有来头，他的父亲便是与戚继光齐名的抗倭名将，大名鼎鼎的俞大猷。显然新的福建巡抚对这位将门之后抱着极大的希望，希望他能扛起抗击荷兰人的重任。
雷约兹很快感觉到了中国人不友好的气氛，他带着四艘船前往厦门，打算会晤俞咨皋，试探一下这位新将领的心理底限。当他抵达厦门港时，看到这样的场面：“整个海岸聚集着黑压压的人群，而且延伸到陆地方向很远，多数人手持标枪长矛和其他武器，看上去中国人是想寻机报复。”
新任南路副将俞咨皋厉声警告荷兰人，必须首先撤出澎湖与大员，率全部船只返回巴达维亚，然后才可以商谈贸易事宜。这位名将之子威胁道：“你们国家弱小，而我们国家强大，你们人少而我们人多，我们是你们的长辈，你们是我们的后生，因此最好不要来骚扰我们，你们凭千余人与强大无比的中国作对是何等自不量力。”
荷兰人提醒俞咨皋，他们曾与福建巡抚商周祚签订有协议，这份协议写有荷方在接到巴达维亚总部的撤退命令之前，可以先暂驻澎湖岛，并允许在非汛守之地的大员停泊。显然，中国方面缺乏签约的经验，荷兰人在细节的地方做了手脚，要是根据这样的约定，只要巴达维亚总部迟迟不下达撤退令，荷兰人就可以一直占据澎湖岛了。
可是中国人有中国人的观念，俞咨皋傲慢地对荷兰人说，从前的事情不必提起，因为前任巡抚商周祚、副总兵张嘉策及其他官员均已卸职，新官上任，以前的协议均作废。这位新总兵的观点很明确，荷兰人必须与福建新任官员重新谈判。同时他再次重申，只要荷兰人撤出澎湖与大员，福建当局将派商船前往巴达维亚城贸易，而且会派出很多商船。
然而荷兰人的胃口之大，远远不止是打开与中国贸易的大门，而是要垄断东南亚的贸易，切断中国通往马尼拉的贸易线，打击西班牙与葡萄牙的势力，把中国商品的出口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因此他们绝不会放弃在中国土地上建立一个殖民据点，只有这样，才能左右中国商品的贸易，进而垄断中国商品。对此，巴达维亚当局的目标是：“把马尼拉与中国的贸易引至我处，以保证对大部分贸易的永久垄断权。”
荷兰人气焰嚣张地说：“只要中国人禁止我们在澎湖、大员或周围其他合适的地方贸易，他们在我们面前表现出的和气与友好均将失去根据而且令人无法接受。”这段话很明白地说明一个事实，中国人是希望和气而友好与做生意，可是残酷的现实却证明了一个道理，倘若不持剑经商，那么将一败涂地。遇到象荷兰或西班牙这种蛮不讲理的强盗，和气与友好如何？换来的只不过是自取其辱罢了。

@hui85201 2012-02-28 16:01:47
这帖子写得不错啊.
为什么这么久没有翻页.
不得不顶君山兄.
君山兄的 血战天下 我也很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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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题材大家不感兴趣啊，可是我自己很兴趣。

《怒海争锋-14》




雷约兹显然无法从谈判中捞取更多的好处，这位好勇斗狠的荷兰人决定再度对福建当局施加武力。1623年9月，占据澎湖已有一年之久的荷兰人迫不急待地想打开局面，决定“集中全部兵力对付中国”，“再次以武力对中国发起攻击”。
舰队司令官雷约兹下令出动五艘战船航至漳州、厦门海域，目的是控制中国商船不能开往吕宋与其它西班牙、葡萄牙人的控制区，同时武力压迫中国方面通商，“我们要先用和平友谊的办法去争取，如果中国人不答应，那就要以武力从海上和陆上进攻他们。”这就是荷兰人所谓的“和平方式”。
初来乍到的巡抚南居益很快就明白，福建这个地方非常复杂。他对荷兰人的强硬政策引起众多福建商人的强烈不满。自从荷兰人发动战争以来，福建商船损失惨重，被焚毁、抢夺许多，而无能的官府又无法保护商人的安全。在这种情况下，商人们强烈要求政府与荷兰人谈判，制止战争，否则沿海的商家将面临全部破产的厄运。大约有三百名商人联合起来上书巡抚，要求政府考虑与荷兰人通商。不仅是商人们的反对，南居益本人也感到了福建的经济正在恶化，由于海道被荷兰人所控制，运输中断，又造成物价飞涨，同时走私贸易又有猖獗的迹象，海盗活动开始增多等等。这一连串的反应令南居益忧心忡忡，是战还是和呢，如果选择战，又要怎么战呢?

转眼已是10月末，四艘荷兰船只在弗朗森的率领下抵达漳州湾。他的任务是先谋求与福建官方谈判，倘若谈判不成，则诉诸武力。这四艘荷兰船只停泊在浯屿，在岛上挂起白旗，表明谈判立场。厦门当局派出几批次的人，包括商人、民间人士及官员，往返于官府衙门与荷兰舰船之间。我们不太清楚中国一方谁是主要的谈判者，或许是俞咨皋，或许是别人，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厦门官员的立场，肯定是得到巡抚南居益的同意。
经过几个回合的磋商，厦门当局与荷兰人达成三点协议：第一，将出售足够的货物给居住在大员的荷兰人；第二，将派出特使与若干帆船前往巴达维亚会晤东印度公司总督；第三，在此期间内，将暂停商船驶往马尼拉、交阯、柬埔寨、北大年等地。

荷兰人对这样的结果欢欣鼓舞，厦门当局以签约为名，让弗朗森率两艘船只前往厦门岛。实际上强硬派人物俞咨皋根本不想与荷兰人签什么协定，他只是忽悠而已。当荷兰船只靠岸后，他便让手下在沙滩上搞了一个盛大的欢迎仪式，端上丰盛的酒食招待。荷兰人不知是计，开怀畅饮，喝得酩酊大醉。就在这个时候，俞咨皋悄悄地派出五十艘火船，忽然出现在两艘荷兰夹板船的周围。其中“麦登号”舰船被火船烧着，火焰又引爆了船上的火药，在几声巨响之后，这艘荷兰舰船沉入冰冷的海水中。另一艘荷兰舰船“伊拉斯莫斯号”则比较幸运，因为其船长比较早就回到船上，他指挥剩余船员把火扑灭后逃之夭夭。
呆在海滩上没有返回船上的荷兰船员，悉数成为俘虏。
这次不算光明正大的偷袭取得了明荷战争爆发以来最大的胜果：焚毁一艘巨舰，斩首八级，俘虏五十二人，其中包括荷兰将领高文律。这也是1622—1624年总共持续三年之久的澎湖军事冲突中，中国方面惟一焚毁的一艘荷兰巨舰。从后来南居益的奏搞中，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这次偷袭的设计者，便是这位新上任的福建巡抚。那么堂堂一位巡抚，为什么要使用这种并不光明正大的手段呢？

@tendays2012 2012-02-29 00:02:01
刚才看台湾的新闻，说到了赤嵌楼。
赤嵌楼就是荷兰殖民者修筑的，后来郑成功先后包围了赤坎楼和热兰遮城，赤嵌楼道里的荷兰殖民军，两次出击，都参拜而归，被迫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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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嵌在攻台后几天就被郑成功占领了

《怒海争锋—15》




南居益上任之初，便明白这绝对是烫手的山芋。前任巡抚商周祚的下台就是个例子，不要看福建水师名声在外，号称中国最精锐的水师，其实压根不是荷兰人的对手。只要看看战例就知道了，在与荷兰的战争中，中国方面损失了数十艘的战船，渔船、商船更是不计其数，而荷兰人呢？一艘主力船也没有损失！就凭着五六艘战船就足以在福建海域里横冲直撞，如入无人之境，这是为什么呢？
就抚福建后，向以铁腕手段著称的南居益雄心壮志，第一反应就是要以武力解决，驱逐荷兰人。可是当他深入考察双方实力对比后，不禁倒吸了口气。荷兰人的坚船利炮名不虚传，南居益写道：“夷舟坚铳大，能毒人于十里之外，我舟当之无不糜碎。即有水犀十万，技无所施。”（《总督仓场户部右侍郎南居益谨陈闽事始末疏》）分析双方的攻守形势，这位新任福建巡抚并无十足把握：“而彼方依大海波涛之险，挟巨铳坚舟之利，盘据以筑城，勾连以内向。而我积衰之兵、不完之器，汪洋澎湃之中，一彼一此，能操其必胜乎？”（《福建巡抚南居益又奏（天启三年八月二十九日）》）
试想想，荷兰战船可以在数里之外发动攻击，每艘船单侧舷炮有二十至三十门，倘若以五艘战船来计，便有一百到一百五十门大炮，这些大炮轰出数十斤重的炮弹，足以将一般船只摧毁。荷兰战船可以远距离开炮，而中国战船却必须要近距离才能还击，这种武器上的巨大差距在第一年的战争中已经看出严重的后果了。
笔者看到有些著述家出于爱国之情，往往过分夸张晚明时期中国的军事力量。最有发言权的，当然是那个时代身处其中的人物。事实上彼时有责任心的人，都不会回避一个问题，那就是帝国的军队战斗力实在太差。南居益以“积衰之兵”“不完之器”的表述，正可说明帝国无论在军队士气上或武器上都无优势可言。尽管如此，面对傲慢的荷兰人，以外交途径逼迫其退出澎湖已是不可能，只能以武力解决。堂堂正正的对阵显然是吃亏的，因此南居益不惜使出诡计，以谈判为名，暗地里偷袭，终于焚毁一艘荷兰巨舰。这种偷偷摸摸的手段，对于天朝上国来说，未免算不得光明正大，可是南居益显然认为跟荷兰这种蛮夷讲礼仪仁义，未免对牛弹琴了，要对付船坚铳利的荷兰人，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先发制人、以计取胜。
对厦门之役的辉煌战果，南居益十分满意，令人恐怖的荷兰战船终于沉没于海底。他大造声势，大搞宣传，把荷兰战俘押往北京。明朝皇帝才懒得理会所谓的“大捷”是怎么来的，有俘虏送到，足以震慑百夷了，因而天子有模有样地搞了“祭告郊庙，御门受俘”的盛大仪式，倒霉的荷夷头目高文律被斩于西市，传首九边。

厦门之役后，荷兰人显然意识到低估了明帝国的抗战决心。尽管他们在武器上占有优势，可是要以区区千把人屈服一个大帝国，这无疑是异想天开。
这个教训让荷兰人不得不又做出第二种方案：贿赂。他们对中国官场的腐败风气颇为了解，通过福建商人池贵递交一封书信给南居益，另附上贵重的贿品。可是这回他们找错人了，巡抚大人当众将贿品烧毁，并将奸商池贵就地正法，以强硬的立场回应荷兰人，表明官方在澎湖问题上绝不会做出半点让步。后来荷兰人懊恼地说：“我们若只赠送重礼而无强权作后盾，也将一事无成。”
狗急跳墙的荷兰人又一次向中国宣战，派出三艘战舰沿着漳州港南下，沿途袭击多处军事据点，并登陆搞破坏活动。
“羁縻之术已穷，天讨之诛必加。”对荷兰人的进攻，南居益已做足充分的准备，“申明大义，奖率三军，就见在营寨之兵，聊为战守之具。檄行各道将，略抽水兵之精锐五千，列舰海上，以张渡澎声讨之势。仍分布水陆之兵，连营信地，以为登岸豕突之防。”
这些备战措施是到位的，荷兰人在沿海发动的进攻并没有取得任何成效，只是他们又一次扮演强盗的角色，在海上与陆上抓获了二百二十名中国人，其中有一百九十五人被押运至巴达维亚，其余二十几人估计又死于非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