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代周人君主，是公刘的儿子庆节。《史记》说庆节的时候，周人在豳地正式建国，“周部族”终于升级为“小邦周”。不过从周人先君的称呼看，庆节的父亲“公刘”是周人先君称呼中第一个带“公”字的，这个“公”应该就是“公侯”的“公”。也就是说，“公刘”的本名只是叫“刘”，因为他第一个称“公”，或者后世周人尊他为周族的第一个“公”，所以他才有了“公刘”的称呼。故而从称呼看，周人从部族变成国家，很可能不是太史公所说的庆节在位时期，而是在公刘在位时期。
庆节之后，从皇仆、差弗、毁隃，一直到公非、高圉、亚圉、公叔祖类，这一连7代周人君主，史书上又是只有人名，没有记载他们任何事迹。史书中提到的下一位既有名字、也有很多事迹的周人伟大君主，就是公叔祖类的儿子公亶父了。

3，太王迁岐

周人第十三代君主，《诗经》和《史记》中称之“古公亶父（dǎn fǔ）”。这称呼听起来有点怪怪的，其实“古”就是“古代”的意思，“公”代表他是国君之意，“亶父”则是他的名或字，“父”又作“甫”，是古代对男子的美称。所以严格说，这位周人先公应该称作“公亶父”，表示“古代”之意的“古”字应该拿掉。《诗经》中称“古公亶父”是为了凑足四字一韵，太史公却不察，不但错称人家为“古公亶父”，还愣是简称人家为“古公”，这就有些不该了。后来周人得了天下，追封祖宗为“王”，于是“公亶父”又升级被叫做“大王亶父”。上古大、太两字不分，都是一个字（都是大字），因此“大王亶父”也被后世写作“太王亶父”，简称“太王”。如果说大家不清楚太王生活的具体年代，那我告诉您他就是周文王的爷爷，大家应该就能了解个大概了。

太王的一个重要事迹和公刘类似，就是带领族人迁徙到一个更好的地方——即从豳（又作邠）地迁徙到“岐邑”（又称岐周、岐阳、岐下），也就是《封神演义》里常说的西岐。前面说过，周人始祖后稷（弃）所居的“邰”、二代周君不窋所窜的“戎狄之间”、四代周君公刘所迁的豳（邠），这些地方究竟在哪里，现在一直有争议没法定论。不过这个岐邑在哪，却是从古到今没有任何争议的，它就是在今天陕西省宝鸡市岐山县和扶风县一带。而且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考古学家在岐山县、扶风县接壤附近，发现了达20平方公里的先周和西周遗址，其中包括大型宫殿、宗庙遗址，手工作坊遗址，周人墓地，并出土了大批西周青铜器，证明这里就是周人的龙兴之地岐邑无误。

不过既然公刘迁豳后，周人的小日子过得不错，太王为什么又要从豳地搬家呢？很多古籍，如《孟子》、《庄子》、《吕氏春秋》、《淮南子》上，都记载了一个大同小异的故事：
太王这人非常仁义，发扬了后稷、公刘的功业（应该主要还是说他种地种的好吧），而且品德高尚，周族人都很拥戴他。但是可恶的野蛮人戎狄（据说是犬戎）却不断来骚扰豳地。太王爱好和平，不喜欢打打杀杀的，给他们财物想委曲求全、避免战祸，但是这些野蛮人却蹬鼻子上脸，还要周人的命根子——土地。豳地的人很愤怒，都要跟狄人拼命。众志成城，按理该开打了吧？可太王却说：“要大家为我打仗送命，我实在于心不忍，还是我自己走吧。至于你们，做谁的臣子不是做呢？”太王于是带了一些自己的亲信，偷偷离开豳地，一路跋涉，迁徙到了岐山脚下。豳地的老百姓见太王为他们的安全居然能舍弃君位，都感动得稀里哗啦：“这真是个世间罕有的仁义人啊！”于是大家纷纷扶老携幼一路跟进，尾随太王来到岐山。甚至其他地方的不少老百姓，听说太王的仁义，也纷纷前来投奔。

看到这里，诸位看官是不是隐约想起一个人来？对了，那就是《三国演义》里的刘备刘皇叔。古籍中这样描写太王，当然是为了颂扬他的仁义。但现在人读起来，是不是总觉得有点装过头的感觉？说周人被狄人威胁而迁徙，这个原因可能是真的。但是太王说的那番话，带有十足的后世“儒家味道”，明显就有点穿越了。再说当时的社会，还是处于部族时代，所谓国家不过就是大点、文化先进点的部族。当时每个人都是部族人（或者是普通部族成员、或者是族长），每个人都要依靠部族生存，因而对本部族的认同感是很强的。这和秦汉以后，朝廷委派的流水的官员与地方百姓之间的关系是不可同日而语的。那会儿一个部族首领，如何会轻易说出放弃部族族人的话？部族族人，又怎么会甘心轻易接受异族统治呢？要说太王是对自己族人玩欲擒故纵的手段，应该也犯不着吧？所以太王的那番话，显然是后世春秋战国时代的人编的，为的是把太王塑造成一个儒家君王的形象。但是这种塑造，有点太过了，就像鲁迅先生评《三国演义》写人的手法，“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智而近妖”。

在《诗经》里也有一篇诗专门提到太王迁岐的故事，那就是《大雅·緜（同棉）》。不过这篇史诗只是记载了太王带领族人迁到岐山这件事，并没有明讲太王为什么要从豳地迁出，当然更没有记述太王的那些“仁义”之语。显然，《緜》这首诗创作的时代，还没有编出“太王为了族人安危、宁愿自己不当君长”的儒家化的仁义故事。不过《大雅·緜（同棉）》这首诗的后面提到一句“混夷駾（读对）矣，维其喙矣”。翻译成白话文，就是说太王迁到岐山之下后，“混夷”这敌对势力就被吓退，跑得气喘吁吁的了。也许《诗经》是用这种隐晦的形式，说明自己祖先太王当初迁出已经居住多代人的豳地，确实是被戎狄野蛮人逼迫的吧。（祖先曾被人威逼得背井离乡的糗事，后世周人当然耻于讲明了。）

那太王带领族人离开豳地后，为什么选择岐山南麓这个后来被称为“岐邑”的地方定居呢？
我们前面说过，太王是被戎狄侵逼，才被迫背井离乡的，所以周人找新家首先肯定要找一个有利于防御的安全地方。而岐邑北面是山势险峻的天然屏障岐山，南面是滚滚渭河，北方的戎狄难以入侵，南面如果有敌人也不容易过来，从军事上看自然是块易于防守的较理想地方。
其次，周人或者其他任何部族寻找发展之地，肯定要找土地肥沃、富有水源的地方。而岐山以南，渭水以北，东起现在的武功县漆水，西到凤翔汧水（现写作千河），当时正是一块南北宽30多公里，东西长80多公里的广阔肥沃平原。《大雅·緜》一诗中称这块平原叫“周原”，这也是传世古籍里首次提到“周原”一词。据气象学家分析，商周之际正处于气候学上所谓的“仰韶温暖期”（距今8500-3000年间）的末段，气候要比今天温暖，那时的这块陕西大平原，温度比现在要高2℃左右。而且不像唐宋以后此地植被遭到破坏、水土流失情况严重，导致现在沟壑众多、支离破碎，当时的周原广袤平坦、水系纵横、植被茂密、动物成群，是块不可多得的适于人类居住和发展农业的好地方。《大雅·緜》一诗中甚至说，这里土地肥沃得流油，连长出的苦菜都是带甜味的（“周原膴膴，堇荼如饴”）。这样有利于农业牧业的地方，太王当然是求之不得了。（在此多说一句，后来的秦人也是占据了周原这块地方，才逐渐兴旺发达起来的。）

《大雅·緜》接着介绍，太王迁岐后，带领族人开辟田野，整修田亩，发展农业，建立民居。同时他还命司徒和司空建造宫室和社庙。诗中描写，“乃立皋门，皋门有伉；乃立应门，应门将将”，意思是周人宫城的皋门和应门修筑得十分高大庄严。这不是诗人夸张，周人到岐邑后的建筑水平确实有了很大提高。1976年考古学家在岐山县凤雏村发现的商末周初大型宫殿遗址中，发现了少量的瓦片。前面我们在介绍公刘迁豳的时候提到，夏商时代连王室的宫殿都还是“茅茨土阶”，也就是草顶土墙。而1976年那次周原出土的少量瓦片，可能是中国发现的最早的瓦片。说明那时的贵族宫室，已经开始在屋顶的重要位置少量加瓦了。自此，中国的建筑史翻开了一个新的篇章。

周原不愧是水草丰茂之地。在定居后的岁月里，周人的老本行——农业生产蒸蒸日上，畜牧业也十分兴旺。1976年考古学者在周原遗址的一个制骨作坊里简单挖掘，就出土牛、马、羊、猪等动物的骨头1万多公斤。生产发展，人口自然增长，周国的国力也逐渐充实强大，再不是当年那个戎狄想欺负就欺负的弱小国家。后世周人认为太王迁岐是周族历史的转折，是他们走向兴盛的开始，十分推崇太王，因此追封他为周人第一位王。《诗经·鲁颂·閟宫》甚至说“后稷之孙，实维大王，居岐之阳，实始翦商”，把太王说成是周人最早开始进行翦商大业的君主。这种说法当然太夸张，是姬家子孙的溢美之词，毕竟在豳地时周人实力还弱小到被狄人欺负得背井离乡，就算到岐山后势力开始壮大，太王也不可能脑子发热，一下子就冒出灭掉大国商朝的想法。但是太王来到土地广阔肥美、战略相对安全的岐山下，为周人的发展找到一块风水宝地，奠定了未来兴盛的基础，被周人认为是首位“圣王”，则是毋庸置疑的。

本节的最后，我们再来说说“周人”、“周国”的得名时间。上面刚讲过，《诗经·大雅·緜》一诗在传世古籍里首次提到“周原”一词。因此自古以来史家都说，这周人、周国的“周”，就是太王带领族人迁到岐山下的“周原”而得名的。其实啊，古人是没见过甲骨文。近现代考古发现，比公亶父（太王）早百年的商王武丁时期的卜辞里，就已经有“周”、“周方”的记载了。


周方其弗有（祸）

显然，周人没到岐山周原的时候，就已经叫“周人”了。我们在本书第一节曾介绍过，甲骨文里的“周”字就像划好的田界里，长着很多庄稼。所以周人是因其特长得名“周”，而非得自地名。相反，地名“周原”，才是因为周人而得名——周人居住在哪块原野，他们自己和其他部族，就称那块地方为“周原”。岐山“周原”绝非第一个被命名为“周原”的地方，应该是周人迁到岐山南麓的这块平原后，把原居住地的地名“周原”又带到新地方而已。这种情况在中外历史上也都常见。众所周知美国有座著名城市叫“纽约”，英文写作New York，就是最初到北美的英国York郡人，把York的名字又带到新大陆，只不过前边加个“新（New ）”字。美国城市波士顿，也是这样的情况，波士顿本是英国英格兰东部林肯郡的一座城镇，这里的英国人移民到新大陆之后，就把“波士顿”的名字也带了过来。现在大家提到“波士顿”就想到美国城市，殊不知英国也有一个波士顿，而且这才是原版。

4，太伯奔吴真是“让国义举”吗？
上一节我们讲过，太王对周人的一大贡献是带着周人从豳地迁居到土地肥美、战略环境相对安全、发展空间广阔的岐山。太王的另一个重要贡献，则是和老婆太姜一起（注意可见周人与姜姓部族的通婚关系），生了三个有名的儿子，也就是太伯、虞仲（仲雍）和季历（王季）这哥仨。
太伯和虞仲，可能很多人听说过，尤其是现在苏南苏锡常一带的吴地人对这两个名字特别熟悉。因为据传统史书记载，太伯和虞仲就是江南吴国的开国始祖（苏锡常一带是春秋后期吴国的核心区域），最为人称道的事迹则是“让国”的“至德之举”。
史书称，太王家的三兄弟中，数老三季历最贤德。而且季历娶了一个叫太任的贤惠媳妇，给太王生了个孙子（即后来大名鼎鼎的周文王），居然天降瑞兆。刚出生的小婴儿，能有什么瑞兆呢？史书上语焉不详。不过《淮南子·修务训》上曾说，文王是长了四个乳房的。这用现在的医学术语说，好像叫长了副乳，是病。但在古人看来，可能觉得这象征着生殖力强、预示族人兴旺吧。于是太王非常高兴，就给这个宝贝孙子起名叫“昌”，还说：“我们周族日后必当兴起，大概就应在昌身上吧？”因为喜欢这个孙子昌，太王就想让他以后能继承君位。而要昌日后继位，那他爸爸季历，也得先成君主才行。所以太王就有了立季历为太子、好让昌最终能坐上周君宝座的心思。
传统史书接着说，太伯和虞仲这哥俩也是孝顺孩子、老实人，一见这情景，得嘞，为了成全父亲，咱就让贤吧，就一起逃走了。而且说太伯和虞仲从陕西西部的岐山，一口气向东南逃出几千里远，跑到当时还是蛮荒之地的江南，靠感化当地人，建立起了一个新国家——吴国。于是太伯也因此被后人尊称为“吴太伯”。

不过，太伯和虞仲这哥俩，能在3000多年前交通极其不便、并且隔着商朝这大国和林立的小国的情况下，一口气跑到江南那么远并建国，是十分令人怀疑的事情。要知道，3000多年前的中国，大部分地区还是原始森林，各地山川阻隔、沼泽密布。在这2000多里的旅途上，就是随便来场泥石流之类的自然灾害，或冒出几只猛虎、窜出几条毒蛇，就足以送那哥俩提前上天堂报道（参见现在经常见于报道的驴友探险遇难的新闻）。这还没说，当时部族林立，很多野蛮部族恐怕还有吃人的遗俗，说不定哪眼看不顺，就把路过的那哥俩给绑了吃了。退一步讲，就算太伯、虞仲福大命大，能够安全地通过危险的自然山川池泽、敌对的国家、食人的部落，跋涉2000多里到达今天的江南，但作为西北人的他们，跟当时的江南部族语言不通、习俗各异，江南之人连他们的话都听不懂，怎么可能“被感化”而拥立两个外来人为君主呢？有人圆场说，太伯和虞仲作为后稷的后代，应该是农业技术能手，又掌握较先进文化，江南落后的蛮族见了他们，肯定就像现在穷地方的乡下人见了城里来的教授专家，自然会“崇敬”无比。其实这种说法也是站不住脚的。因为考古已经证实，江南一带早在六七千年前就开始大量种植水稻，农桑发达，商末的江南并不像古人想象的那样是蛮荒之地。所以太伯、虞仲这哥俩肚子里的文化不见得比江南土著先进，尤其是他们掌握的种植粟、麦等干旱作物的农业技术，在种稻的地方更完全没有用武之地，人家江南人凭啥“崇敬”他们，还尊这两个外来汉做君主？又有人说，人家太伯、虞仲南行应该不是只有两个人，肯定还带着部分族人。江南当地土著不服，就自己打出一片天地呗。其实这也说不通。当时周人本是小部族，太伯、虞仲能带走多少人？而且太伯、虞仲若带着小规模“远征军”横穿中原，首先就会引起商朝和中原各国、各部族的怀疑甚至阻击。就算这支小规模“远征军”能以较小的损失到达江南，但是远离本支数千里，毫无补给，能在江南站得住脚吗？所以这种军事征服的设想从后来的历史看，只有在未来周公东征、周朝的势力逐渐东扩、南扩以后，周人才能有力量在遥远的东南方——江南，建立诸侯国。
除了不合情势，现代考古发现也不支持“太伯、虞仲江南立国”的传统说法。现代考古学者在传统史书所说的太伯之都——无锡梅里的吴城遗址进行挖掘后，发现出土遗物多是西周的，商末周初的遗存几乎没有。
所以综合当时情势和现代考古发现来看，太伯、虞仲直接跑到江南建国一事，应该是后世吴国迁到江南后才在东周时期兴起的传说，并非真实的历史。鉴于当时的政治背景和客观条件（交通与周人实力），这哥俩最初建立的吴国，必然不会离陕西岐山太远。
所以综合当时情势和考古发现来看，太伯、虞仲直接跑到江南建国一事，应该是后世吴国迁到江南后才在东周时期兴起的传说，并非真实的历史。鉴于当时的政治背景和客观条件（交通与周人实力），这哥俩最初建立的吴国，必然不会离陕西岐山太远。

@gxq1024 2017-09-27 14:48:00
现在说到吴国，楼主能发表点观点么？
泰伯奔吴建立吴国这传说是站不住脚的，泰伯所奔的地方，基本不会超过陕西山西范围。那么吴国的起源，楼主是什么观点？宜侯夨簋又是怎么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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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太难，太伯跑到什么地方，目前有四五种以上说法，各种说法其实都有漏洞。只能简单说一说，不能在某个问题上考据过多。否则这部西周史写百万字也写不完。

太伯、虞仲最初所奔的“吴”既然不在如今的江南，那应该是在现在哪里呢？
一些史家认为，太伯、虞仲所奔的“吴”，就是今天陕西陇县西南的吴山一带。但西晋时跟《竹书纪年》一起从战国魏国古墓出土的古代文献《穆天子传》却说：“大王亶父之始作西土（指初迁岐邑），封其元子吴太伯于东吴”。显然按《穆天子传》的说法，吴国是在岐山以东的，那么岐邑以西的陇县吴山，在方位上就不对。所以笔者以为，陇县吴山为太伯、虞仲所奔地的说法是不成立的。
史学大家杨宽、王玉哲等人则考证说，最初的吴国其实就是后来春秋时期的山西虞国，即今山西平陆县。首先从古文字方面来说，在古文中吴、虞是相通的。其次再说文献记载。第一，据《左传·僖公五年》，春秋中期晋国向虞国借道讨伐虢国，虞国大夫宫之奇力劝虞君拒绝时，曾回忆本国来历说：“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从，是以不嗣。（太伯虞仲是太王的儿子，太伯不从太王，因此没有继承君位。）”显然宫之奇认为，太伯、虞仲就是本国虞国的先公。第二，《逸周书·世俘解》也说，武王伐纣成功后，回到周国祖庙，曾经祭祀“太王、太伯、王季、虞公、文王、（伯）邑考”等六位先祖，这六位先祖中的“虞公”显然就是虞仲（仲雍）。虞仲（仲雍）既然被称为“虞公”，那他自然就是虞国的君主。这再次证明，山西平陆的虞国，就是太伯、虞仲（仲雍）所奔之“吴”。笔者赞同杨宽先生“吴国最初即山西虞国”的说法。
有人说，这不对啊，因为按《史记·吴太伯世家》的说法，平陆的虞国是武王伐纣后与江南吴国打通了联系，因而把当时吴国君主周章（仲雍的重孙子）的弟弟虞仲又分封到山西所建的啊！其实《史记》的这种说法，整个把事情弄反了，而且出现了两位“虞仲”。真实的历史应该是先有山西虞国，后来又分出一个支系江南吴国，而不是先有江南吴国，又分出一个支系山西虞国。首先从地方远近讲，周人自然是先封一个离周人本土近的国家，再分出一个支系到远离周人本土的地方建国，没道理反过来。其次，上世纪50年代的考古，也能证明是先有山西虞国，后有江南吴国。
话说1954年，有农民在今天江苏长江南岸的镇江丹徒发现了一件一般被认为是周康王时期的青铜器——宜侯夨（读侧）簋。该簋记载了周康王将“虞侯夨”改封到宜国的史事。很多史学家考证后认为，古代宜、吴音近相通，这镇江附近的“宜国”，应该就是东周时期吴国的前身。所以东周时期的江南吴国，大约是周康王时期才从山西虞国分出去的一个分支国。

宜侯夨簋

宜侯夨簋铭文

@gxq1024 2017-09-28 12:25:49
“一些史家认为，太伯、虞仲所奔的“吴”，就是今天陕西陇县西南的吴山一带。但西晋时跟《竹书纪年》一起从战国魏国古墓出土的古代文献《穆天子传》却说：“大王亶父之始作西土（指初迁岐邑），封其元子吴太伯于东吴”。显然按《穆天子传》的说法，吴国是在岐山以东的，那么岐邑以西的陇县吴山，在方位上就不对。所以笔者以为，陇县吴山为太伯、虞仲所奔地的说法是不成立的。”
既然是魏国版穆天子传，时间在战国中后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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陇县吴山的说法，他们的根据我没有细说，因为细说字数太多。既然朋友问，我就细说一说。

他们的根据1，就是吴山名叫“吴”山。但是还有学者考证，吴山上古时不叫吴山，而叫汧山。如果吴山名称的出现晚到秦汉之后的话，那就不能以山名来说这是太伯所奔的地方了。这个根据的最大问题是，商周之际吴山到底叫什么，是不是那时就叫吴山，这个是不好考证的，因为那座山上面又没有刻字，说我上古时到底叫啥名。

他们的根据2，上世纪70年代，考古学家在陇县发现了带有“夨伯”铭文的青铜器。之前，考古学家还在当地发现了带“夨王”铭文的青铜器，史学界一般认为夨国是姜姓之国。但主张太伯吴国在吴山的人，说夨通吴，夨王是姜姓，夨伯是姬姓的太伯或其后。上面这个逻辑太弯弯绕。夨伯是夨王的属下这种理解，不是更顺畅吗？你凭啥说夨伯和夨王不是一个族属的呢？主张夨伯是吴太伯或其后的史学家，也说不出夨伯青铜器和夨王青铜器在器形或花纹上有什么重大区别，足以判定这是两个部族制造的。

他们的根据3，江南吴国的青铜器上，常把吴国写作“攻吴”。上世纪70年代，考古学家在宝鸡市区及渭河南岸发现一个国家，叫（弓鱼）国，那是一个字，打不出。主张吴国最初在吴山的史学家，说太伯、虞仲最初所奔的就是（弓鱼）国，（弓鱼）就是“攻吴”的来历。这个逻辑也很扯，太伯虞仲为什么要把自己所奔的国家名字，一路带到江南去？再说（弓鱼）在青铜器里是一个字，“攻吴”是两个字，说“攻吴”通（弓鱼），这说法也太勉强了。

他们的根据4，山西虞国离岐山较远，不如吴山离岐山近，故而虞芮之讼时，虞国应该在吴山，而不在山西平陆。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但是平陆到岐山也不算太远，从平陆派个使者到岐山，也是可能的，所以远点近点，不是否定吴国最初在平陆的充足理由。

所以说太伯所奔之吴是陇县吴山的“证据”，没有一样靠得住的，全是猜测，而且猜测的不少逻辑都很弯弯绕。而说山西虞国是太伯所奔之吴的说法，逻辑是很直很简单的，就是吴、虞相通（这个通是公认的），而且虞仲又叫虞公。

《穆天子传》说吴国在东的这个证据，你说证据不足，你的理由我也想过，是不是《穆天子传》在战国成书，受到当时说法的影响。不过我倾向于吴国最初是山西虞国，不止这一个证据。还有一个理由是，后来季历继位后，一改太王的“窝囊”，大举对外用兵。据载，他攻打过义渠国，但更多地是对东方用兵，如攻打程国和山西境内的很多戎狄。山西离岐山较远，而且派兵打仗，不是虞芮之讼那样派个使者，需要较多的粮草，如果太伯之国在山西平陆，那季历远征山西，就能从哥哥那里得到支持。很难想象山西境内没人支援季历，季历能一下子就横行山西。如果太伯所奔之吴在陇县吴山，那么太伯之国对季历向东征伐，就起不到什么支援作用了。季历远征山西戎狄能成功，也就非常难以理解了。所以本人综合多方因素考虑，选择支持“太伯奔吴是奔山西虞国”的说法。季历的这些战事，我准备后来写的，朋友既然问，我就先简单说说。

有人可能会问，既然太伯、虞仲所奔的“吴”，不是传统史书所说的江南，而是山西平陆的虞国，那太伯、虞仲出奔的原因，是传统史书所说的“为成全侄子昌而自愿让国”吗？在说这个问题前，我们先说一说太伯、虞仲奔吴的时间和文王的年龄。为什么说这个问题，您马上就会明白。
还是据西晋考古资料《穆天子传》中那句“大王亶父之始作西土，封其元子吴太伯于东吴”。按这句的说法（注意“始”字），太伯跑到山西建立虞国，是太王刚到岐山时发生的事儿。那这个时候，太伯的三弟季历有没有生下儿子昌呢？依《古本竹书纪年》记载，武王享年54岁。按文王20岁左右生武王来算（文王还有长子伯邑考），武王去世时文王若还活着该有70岁上下。而后来我们会讲到，武王是文王去世后五六年驾崩的，那么文王的享年只在65岁上下。（西汉《小戴礼记》上说文王享年97，武王93，纯属胡扯，武王如果93岁才去世，他嫡长子成王继位时怎么能还年少？《文王武王享年考》）而史书一致说，文王在位50年，那文王继位时也就是十余岁。综合古今《竹书纪年》来推算，文王父亲季历在位至少一二十年，太王迁岐后也至少一二十年才去世，可见周人迁岐后太王和季历的总在位时间不低于二三十年。再减去文王继位时的年龄（约十余岁），所以太王初迁岐山时，文王压根还没出生（文王应是太王迁岐后至少一二十年才出生的）。我们前面引用《穆天子传》已经说明太伯奔吴的时间在太王刚到岐山时，那么当时季历肯定还没有生出儿子昌（文王）。所以“太王见季历的儿子昌有盛瑞、欲传位给季历把君位留给孙子昌，太伯、虞仲因而主动逃避让位”的传统说法，自然就是后世之人为给文王头上套光环而编造出来的神话传说了。众所周知，中国历代王朝的君王尤其是开国君王，都会被附会上很多神话和神迹，哪个君王身上要是没有什么神话，才是令人奇怪的事情。

太伯、虞仲奔吴（虞）既然不是为了成全父亲太王的心意而让位，那又是什么原因呢？历史大家杨宽分析说，这应该是太王的精心战略布局，也即太王让太伯、虞仲到山西去立国，是为兴周灭商布置前进的基地。但是笔者觉得，这种说法显然太高看太王了。我们知道，太王迁岐其实就是因为周人早年实力弱小，所以才被戎狄侵逼得背井离乡，不得不重新寻找部族谋生发展之地（所谓“太王仁义让出豳地”的故事不过是后人为太王遮羞的说辞而已）。当时太王连戎狄都对付不了，在他仓皇迁徙的途中、或刚找到新家园后，能有灭掉天下霸主、庞然大物的商朝的想法？这不是开玩笑吗！一个人连普通拳师都打不过时，能有击败拳坛世界冠军的豪情壮志？就算太王在水土丰美的岐邑发展一二十年，周人的实力大增，也只是相对在豳地时来说的，太王去世前应该也难有灭商兴周的想法。要知道后来武王灭商，发生在太王迁岐的近百年后，太王怎么可能会想到有朝一日自己会有个重孙子灭掉了令人畏惧的大商朝？所以杨宽先生的“太王精心战略布局分封吴太伯”的说法，本人难以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