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宽先生的这种想法，其实也是人们（包括笔者）研究历史常犯的一个毛病，那就是按照后来的历史结局，来逆推当时历史人物的心态、想法或动机。就如同有些人看到司马家后来篡夺了曹魏天下，就把司马懿当成一贯阴险狡诈、图谋篡位的小人的一样。其实要不是曹家几代皇帝短命，哪里有司马懿什么事儿？司马懿虽不是善茬，但他最初出仕时，应该只不过是想在乱世中保全自身和家族而已，后来的事情只是看一步走一步，恰巧碰到某一天时机到了。他在曹操、曹丕和曹睿手下干的时候，肯定还没有、也不会有什么不臣之心。再比如1644年满清入关夺了天下，但是往前推不到三十年，努尔哈赤在1616年起兵时，能想到会有这一天吗？努尔哈赤起兵时，能想到成功霸占东北，估计就够他乐呵的了。就算是古今杰出的政治家，往往也很难预料到数十年后的事情，太王又怎么可能会预料到百年后周人取代商朝的结局？又怎么会为灭商兴周提前做“战略布局”？

@netnap 2017-09-29 01:01:58
楼主分析得有据有理。就是得加油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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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史异说太多，有时候面对那些不同的资料该如何讲述，本人也很头疼，有时候睡觉也在想……

有人问了，既然你说这也不是，那也不是，那太伯、虞仲到底为什么离开父亲太王，跑到吴（虞）地建国呢？解释这个问题笔者也没有什么过硬的文献或考古证据，下面说的也只是个人的一种猜测：
我们知道周人受到戎狄威胁从豳地迁出时，本来前途未卜，并没有具体的目标、方向。出于“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的思考，可能他们从豳地出走时就选择了兵分两路——太王带了年纪尚小的小儿子季历和大部分族人走一路，太伯和虞仲这两位成年兄弟带领少部分族人走另一路。分成两路走的好处显而易见，假如有一路没找到“乐土”或者中途遇敌覆没了，还有另一路做“备份”，周人不至于全族灭亡。我们知道，最终太王和季历是辗转走到了岐山脚下，而太伯和虞仲可能从豳地走出后误打误撞，走到了今天山西的平陆县，也即上古时代的虞地。最初到达各自的落脚地时，两路周人应该并不知道对方走到了哪里；后来逐渐联系上之后，太伯、虞仲说不定也不想再劳苦奔波西进去找父亲、三弟了，于是就在山西平陆“自立门户”。毕竟当时的周国其实只是个大点的部族，这周君之位太伯估计也不那么在意，再说他“自立门户”之后照样也算是“一国之君”了。太王知道后，也就承认了大儿子、二儿子的分家举动，毕竟不承认也没办法。后世周人就把太王的这种“承认分家”，美称为“分封”，于是有了《穆天子传》中“大王亶父之始作西土，封其元子吴太伯于东吴”的“记载”。

既然已经对“太伯奔吴”的原因作出自己的“猜想”了，笔者就不妨继续讲讲本人对吴国历史的“认定”：
太王去世后，季历和文王先后继位，在他们进军东方的过程中，多得山西虞国的帮助（后面本人会具体讲述）。太王迁岐近百年之后，武王伐纣成功，正式以天子名义封当时的虞国国君为“诸侯”。紧接着，武王崩逝、三监叛乱、周公东征，周人将势力推进到东方。按宜侯夨（读侧）簋记载，周康王时，为了加强对东南方向的统治，康王又从山西虞国分出一个分支，封建到今天江苏镇江丹徒一带立国，国号为“宜”，又作“吴”，这就是后世的江南吴国。因为吴国之君也是太伯、虞仲的后代，再加上上古史料匮乏，于是西周后期或东周初期逐渐就有了太伯、虞仲直接奔到江南吴地建国的传说。而到了孔子所处的春秋时期，因为当时礼崩乐坏，天下大争，“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孔子出于“正人心”、“止纷争”的目的，于是大力颂扬太伯的“让国至德”。到汉初，太史公出于同样目的，将“太伯让国奔吴”的传说记载入《史记》，并把《吴太伯世家》列为世家第一。孔子和太史公，不一定不知道“太伯建吴”的其他版本说法，只不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他们最终还是选择“相信”符合自己理想的那种“让国”的版本，以实现自己“教化世人”的目的。我们不能说孔子和太史公错了，但是今天我们研究历史，已经不需要再以“教化”为目的，而是应该探索历史的真相了。

@gxq1024 2017-09-29 10:30:23
对于泰伯奔吴、吴国起源问题，我也表达下我的观点与猜测：
古公亶父迁到岐山后，周族开始逐步繁荣昌盛，但是毕竟只是开始，所以外部形势还是很严峻的。
这时，嫡长子继承制虽已出现，但仍未成为绝对主导。武丁之前的商朝，兄终弟及很普遍。这应该与生产力的水平、国家的大小有一定关系。周族仍然弱小，生产力低下，所以当时周族仍需要一个强势的首领来领导，嫡长子继承制并没有那么理所当然。
从季历后来经常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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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仲就是仲雍，这不是我的猜测，而是传统史书都是这样认为的。而且我引用过《逸周书世俘解》的史料（史学界均认为该篇是西周流传下来的堪比《尚书》的重要史料），其中介绍武王伐纣成功后回去在周人宗庙祭祀先人，祭祀的对象有“太王、太伯、王季、虞公、文王、（伯）邑考”。太王、太伯、王季、文王、伯邑考是谁，这个大家都知道，不用介绍。唯独里面有个“虞公”，他不是仲雍是谁？武王祭祀先人，总不会祭祀有虞氏的虞国国君吧？这里面的虞公只能是武王的二伯父仲雍。也就是说，武王的二伯父仲雍早就已经是虞国国君了。所以太伯、仲雍（虞仲）建国，在武王伐纣前，而不是武王伐纣后分封诸侯，才把仲雍之后“虞仲”分封为虞国君主。至于夨国，早就说过史学界普遍认为它是姜姓之国，如果如您所述，太伯、仲雍跑到夨国没建国，不是夨国君主，夨国君王另有其人，这哥俩只是在那流亡暂住，仲雍怎么会有“虞公”的头衔？
而且《诗经》里有“帝作邦作对，自大伯王季”等语，一些史家认为这就是说季历的周国和太伯的吴（虞）国是一对兄弟之国。这也说明，太伯、仲雍立国，与季历同时，而不是武王时才封仲雍之后“虞仲”为君主立国的。还是那话，如果朋友您认为太伯、仲雍所奔的是夨国，夨国本有姜姓国君，一国不容二主，太伯、仲雍如何立国？

所以，虽然西周史的史料残缺、异说很多，但本人认为朋友您的猜想，与史料抵触太多。

上面说错了，仲雍是武王的二叔祖，不是二伯父。

@gxq1024 2017-09-29 10:30:23
对于泰伯奔吴、吴国起源问题，我也表达下我的观点与猜测：
古公亶父迁到岐山后，周族开始逐步繁荣昌盛，但是毕竟只是开始，所以外部形势还是很严峻的。
这时，嫡长子继承制虽已出现，但仍未成为绝对主导。武丁之前的商朝，兄终弟及很普遍。这应该与生产力的水平、国家的大小有一定关系。周族仍然弱小，生产力低下，所以当时周族仍需要一个强势的首领来领导，嫡长子继承制并没有那么理所当然。
从季历后来经常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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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忘了说，《穆天子传》也说“太王亶父之始作西土，封其元子吴太伯于东吴”，这句也表明，吴国（虞国）立国很早，在太王时期。
《穆天子传》、《诗经》、《逸周书》三种史料异口同声说太伯、仲雍立国很早，不是武王时才封的。所以朋友您的猜测是有问题的，跟太多史料抵触，你总不能说人家这些史料全错吧？
所以太伯、仲雍跑到陇县吴山下的夨国的说法，最大的问题就是，人家夨国本来有君主，而且夨国一直存在到西周中后期，太伯、仲雍无法在那里立国。

@姜文宣 2017-09-29 16:06:21
说一下我的猜测。
周文明跟商文明，应该不是一个文明。
周文明的根本，是农业。
国，这个字，就是周人，用城墙围起来田地，纵横交错，周人种地的样子。
最开始的农业生产，是在城里面。
那时候周国人，分成农民和贵族。
贵族负责打仗，农民负责种地。
一个贵族带很多家农民。农民种完了自己的地，要给贵族种地。
也就是井田制了。
这样周人通过封土建国，建立了一个又一个的武装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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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赞同。但是要说“国”是在城里种地，就不对了，因为金文里“国”就写作“或”，一些学者认为“或”（国）其实就是“域”的意思。而且周代的城，比如最早的都城岐邑，后来的都城丰镐，以及再后来的东都成周，据目前考古发掘，都是没有外城的，只有宫城。（上世纪后期成周城挖出了西周时期的外城，2014年在周原考古中也挖出了周代外城，但是时代都晚至西周晚期。应该是西周晚期外敌入侵严重，周人才开始给都城筑外城。）

回过来再说太王为什么要传位给三儿子季历。说了上面这么多，这个问题其实已经很简单了。因为按照本人“周人兵分两路从豳地迁出”的猜想，太王的三个儿子，只有小儿子季历跟着太王一起到了岐山，那么太王迁岐后立世子，也就只有立身边的季历了。
话说太王迁岐后既然把季历立为世子，作为父亲，他就要好好栽培这个“储君”。除了历练季历的能力外，太王还为他结了门好亲，也即给他找了个好老婆——后来文王的母亲太任。西汉《列女传》说太任端庄有德，怀文王时她“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淫音，口不出敖言”。当然我们在此想详说的不是太任的“德行”，而是她背后的家世。
说起这太任，那可是颇有来头。《诗经·大雅·大明》有云：“挚仲氏任，自彼殷商。”原来季历的老婆太任，是任姓挚国的二女儿（“仲”就是老二的意思）。任姓，是传说中夏代车正奚仲的后代。任姓虽是东夷之后，但是很早和商朝的关系就很好。据《左传·定公元年》载，任姓的薛国君主仲虺（读灰）曾经担任过商汤的左相，仲虺的后代臣扈、祖己又先后在商王太戊、武丁时担任商朝大臣。而挚国，就是仲虺的一个名叫“成”的子孙建立的。挚国在商朝时是王朝的畿内诸侯，一些史书说它位于今天河南平舆县。不过实际上平舆很有可能只是周代时挚国的位置，因为平舆距离商人都城安阳殷墟较远，已经出了商朝王畿圈了。至于商代挚国在哪，我们现在已经无考了。不过这个问题不重要，我们也无需纠结。我们想强调的是，当时迁到岐山后的周族，作为中原人眼中的西北边鄙之人，能和商王畿内任姓挚国通婚，显然是“高攀”了。挚国虽然并不属商王族，但是作为商王畿内颇有权势的的贵族，他们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方面，可比周人先进得多。当时的小邦周和商朝挚国联姻，对于提升周国的政治影响力，学习先进文明，自然是大有益处。太王作为一个父亲、作为一位国君，显然是用心良苦、眼光长远，要知道以前姬姓周人基本都是跟西部的姜姓部族通婚的。当然另一方面，挚国当时肯同周国结为姻亲，也可看出周人迁到岐山后经过多年发展，实力和影响力确实有不小增长。
有人可能会说，什么，那个时候，周人与殷商就已经有联系了？很多人想必会接着问，周人是何时与殷商建立关系的，周人与殷商又是怎么样的关系呢？下节，我们就将讲讲商周关系，尤其是介绍一下商朝的概况，让大家了解一下当时的“国际形势”到底如何。

5，商朝概况及先周与商朝的关系（上）

在说先周和商朝的关系之前，咱们其实有必要先来简单了解一下商朝的历史和概况。因为只有了解了商朝的情况，才能明白那时的周人处在一个怎样的“天下”中。
据《史记》记载，商朝的始祖是一个叫“契”（读泻）的部族首领，他的母亲、有娀氏（娀读松）之女简狄是帝喾的次妃。与后稷不是帝喾的亲儿子、而是他妈踩大脚怪脚印怀上的说法一样，《史记》又说这契其实也不是帝喾的亲生儿子，而是他妈简狄吞了一枚天上掉下来的燕子蛋，然后受孕生下来的。这就是所谓的“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传说。
当然我们最初在讲周人始祖后稷的出身时就分析过，古书中关于帝喾娶了四个妃子、分别生了周人始祖后稷、商人始祖契、五帝之一的唐尧以及上古帝王帝挚这四个儿子的故事，完全是后人附会编造的。帝喾本是商人心中的“上帝”神、“宇宙”神，商人在举行祭天的“禘礼”中祭祀它，他显然并不是契的父亲。在商人最初的始祖神话里，其实也只有简狄吞燕子蛋怀孕生下契的说法，并没有帝喾啥事。也就是说商人始祖契也和周人始祖后稷一样，要算是个“没有爹”的孩子，这同样反映了商契时代的商人，可能正处在从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变化的阶段，所以只知其父不知其母。当然古代各部族、各国家的社会发展程度不一样，同是从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转化，但商契的时代，应该远远早于后稷的时代，因为商人的文明化显然远早于周人。

历史上商族人的起源地和最早活动区域，在中原的东北方向，具体来说也就是现在的河北地区或东北地区。不过因为早期商人的经济形态尚处在游牧和“刀耕火种”的游耕阶段，所以他们的部族一直迁徙不断，几百年间大概迁了有7个地方。到了公元前1600年前后的夏朝末年，契的第14代孙成汤（又名大乙、金文里多写为成唐），又带领族人迁居到中原的“亳”这个地方。关于商汤所居的中原“亳”地最初在哪，自古众说纷纭，传统认为在河南商丘，但笔者更倾向于在河南省东北部的内黄、濮阳一带的说法。这时本是“七十里”小国的商国，在成汤的英明领导下，逐渐东征西讨强大起来。而此时立国于豫西、晋南地区，以伊洛盆地的斟鄩（据说即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为都城的夏朝，在末代君主夏桀的昏聩统治下，却日益没落。最后成汤于今天山西运城市附近的“鸣条之战”中彻底击败了夏桀，并把夏桀流放到南巢（今安徽巢湖）。从此，商人取代夏人成为中原霸主，商国也升级成为“商朝”。

当时的小商国为什么能打败大夏朝呢？传统史书上当然都是从夏桀暴虐、商汤修仁政，以及商汤派大臣伊尹到夏朝内部做间谍等方面来说的。不过真实的历史上，商人击败夏人，可能是由于其掌握着当时最新的“战争技术”。
据先秦古籍《世本·作篇》记载，商人早在契的孙子相土时期，就已经由部族首领相土发明了用马来拉车的驾车方式（“相土作乘马”）。这个记载真实不真实虽然不好说，但至少考古证实，安阳殷墟中就已经挖出两马拉车的车马坑，这是目前中国发现的时代最早的车马坑。而被很多人认为是夏朝都城“斟鄩”遗址的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中，不但未发现车马坑，连马的骨头都没发现一块，只发现了几道1.2米轮距的、可能是人拉车的车辙痕迹。其实不但在二里头遗址，在殷墟以前的中国各地文化遗址中，也极少发现马骨。这意味什么呢？这就表明：1，夏朝人虽然有了轮车，但还没有马，自然也未掌握马拉车技术（可见夏代“奚仲造车”的传说是不可信的）；2，商人可能是中原最先拥有马，并掌握了马拉战车技术的民族。当然，因为马拉战车是当时的最新技术，所以商朝军队也是以步兵为主的，马拉战车只是少量使用。但就是这样，在与敌方作战时商人也足够取得相当技术优势，尤其是心理优势。在这里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在三千几百年前的中原古战场上，商人武士威风凛凛地驾着两匹马拉的战车（考古证明殷墟车马坑里还没有四匹马拉的战车），猛冲其他国家、部族的纯步兵方阵，那简直就如猛虎入羊群，无异是大屠杀。这可能就是商人能够灭夏，能够征服周边异族，并称霸中原、建立庞大王朝的原因。而且诡异的是，殷墟车马坑里的车马，一开始出现就是一副成熟的样子，好像传说中的老子，从娘胎里一生出来就是老头的模样。这表明商人的马车技术应该不是自己一点点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复杂发展起来的，而是借鉴别人的比较成熟的技术。那么很多人想必想知道，商人的马拉战车技术到底是从哪里学来的呢？现在世界上一般认为马拉车技术起源于东欧的南俄罗斯草原或西亚，因为在这两个地方都发现了距今约4000年的车马坑遗迹或表现马拉车的壁画、雕像，马车在这两地实际出现的时间应该比发现的车马坑遗迹和艺术作品还要更早一些。所以商人几乎突然冒出来的马拉战车技术，应该就是源自上述地区。来自中原东北方向的商人却比中国西北民族率先使用战车的事实，证明东欧南部和西亚的战车技术，显然并不是直接从新疆、甘肃这一条西北通道传到中原的，很可能是先通过蒙古高原东传到现在的蒙古国东部和中国东北一带，然后再由当时生活在那里的商人带入中原的。事实如果真的是我们猜想的这样，那么起源于东北方向、掌握马车技术的商人统治中原，应该就是最早版本的“北方游牧民族入主中原”了。

殷墟车马坑，注意是两马拉车，而非四马

商汤在灭夏后，为震慑夏人，西进迁都到“西亳”。一些史学家认为，20世纪50年代在今天河南偃师县西2公里处发现的“偃师商城遗址”，就是商汤灭夏后所居的“西亳”。此后几百年，商朝都城又因为政治军事重心迁移、贵族内乱等原因，先后迁到隞（今河南郑州）、相（今河南内黄）、刑（今河北邢台）、奄（今山东曲阜）等四个地方。直到公元前1300年前后，商王盘庚迁都到今天的河南安阳殷墟，商朝的都城才固定下来。（当然当时的“殷墟”还不是废墟，我们为了方便，才提前几千年称它“殷墟”。）因此古人说“商人屡迁，前八后五”，就是说商人灭夏前迁都八次，灭夏后迁都五次。过去史家都说，因为今天的河南安阳在盘庚时叫做“殷”地，所以商朝自此又名“殷商”，或单称“殷”。但近现代历史大家经过研究甲骨文，发现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因为甲骨文中商人一直自称“商”，从不自称“殷”。所以“殷”这种说法其实是别人对商朝的称呼，周人就是以“殷”称呼商朝的。但是和一些人想象的不一样，“殷”不是周人对商朝的贬称，而是“尊称”。因为在古代，“殷”有“盛”、“大”的意思，周人称商朝为“殷”，实际就是“大国”的意思。这是与周人自称“小邦周”相对应的。

提到一个王朝，我们一般要介绍它的“版图”。商朝的疆域，大致可以分为两部分：一是被称为“内服”或“王畿”的区域，这个区域基本由商王直接控制（当然王畿内也有一些畿内封国），是一个基本成片成面的地区。二是被称为“外服”的区域，它由隶属、臣服于商朝的众多小国组成。这些臣服商朝的国家，少部分是商王朝直接分封子弟功臣建立的诸侯国，更多的则是因为军事压力等原因降服商朝的原有方国或部族。商朝的外服区域它就像王畿外面的一个“环状带”，围在王畿外面一圈。不过大家不要以为这个“环状带”是“实心”的，其实这个“环状带”里还有与商朝敌对或不臣服商朝的方国，它们与臣服商朝的诸侯国、方国混在一起，呈犬牙交错的状态。如果再说细一点，上古时代地广人稀，除了臣服商朝的方国和不肯臣服商朝的方国外，当时还有很多无人居住的空白地带。史书载，一直到春秋后期，中原郑国和宋国之间，都还有六块无主空地，商代可想而知。所以如果画一个示意图来表示商朝时期的天下，大致应该是这样的。

也就是说，上古时代，由于人口稀疏，生产力低下，交通原始落后，那时一个王朝的版图，还不像近现代国家版图一样，有一个明确的边境线，边境线内的所有土地都归属这个政权或国家所有。上古时期的王朝的疆土，实际上是由核心（都城）附近的一小片，外加周边的一些点、块构成的，全国还不能连成一个整片。其实不但商朝的疆域可以用上图表示，周代的疆域也可以用上图表示。商代和周代都是“复合制”国家，只不过周代由于政治上分封制的成熟，人口的繁衍和交通的进步，对诸侯国的控制力度更高一点，对土地的利用更多一些而已。

说完了商朝的“疆域”概念，大家想必要问，商朝到底多大呢？这个问题很复杂，因为商朝存在五六百年之久，疆域即内外服一直随着国力强弱而不断变化，尤其是外服中那些臣服商朝的方国，相当部分都是叛服无常的。我们这里就只讲商朝后期的疆域情况。商王朝后期的“王畿”或“内服”的地区，根据史书记载和考古鉴定，大概北到河北定州、曲阳一带，东到山东泰安、泗水一带，南到河南淮阳、郾城一带，西到山西翼城、洪洞、灵石一带。不过商朝外服地区有多大，因为与敌对势力犬牙交错，而且臣服商朝的方国很多都叛服无常，我们却很难准确勾勒出。只能说大概北到现在京津一带，南到现在汉水上游、武汉一带，东到山东潍河流域，西到渭河平原一带，这个区域内很多诸侯国和方国都是商朝的臣属国。



此图只是示意图，注意岐山周国在商朝外服圈外，这对周国的兴起极为重要


所以有的人说商朝很大，有的人说商朝很小，其实就看你怎么算。单算商朝直接控制的王畿地区，范围确实是很小的，约合现在一个河南省大。但是加上外服区域，商朝就很广阔了，大了几乎2倍有余。但是我们一再强调的是，你看到的王畿这个圈和外服外圈之间的环状地区，并不都是商朝的属国，这个圈内有大量的不臣服商王朝的方国，只有这个环状地带内臣服商朝的那部分国家，才算在外服之内。而且就是这个环状带内臣服的方国，很多也是时降时叛，故而外服极不稳定。所以很多史书把商朝的疆域吹得多么辽阔也是不对的，因为里面水分是极大的。

6，商朝概况及先周与商朝的关系（下）

讲了商朝疆域后，咱们顺便再讲一下商王和商代诸侯、方国首领的称呼。
首先说商王的名号。商代帝王正式名号都是由一个天干用字（甲乙丙丁午己庚辛申癸），和另外一个（极少两个）表示区别的字组成的。表示区别的字在前，天干字在后，如大乙（成汤）、盘庚、武丁、武乙、文武丁、帝乙等等，史学界一般称这样的称呼为“日名”。商王称号中的这个天干字是啥意思，说法很多。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在上古，干支是用来纪日而不是纪年的。所以史学家们，有的说商王“日名”中的那个天干字代表他的生日，也有的说代表这个商王的死日。但是后来我们会讲到，商纣王是甲子日死的，但他的“日名”被称作“帝辛”，所以“死日”的说法肯定不对。现在又有一种新说法，说那代表商王下葬升天之日，可能比较符合历史原意。而商王名号中那个表示区别的字，有的好像表示辈分、排行，如太甲、小甲、仲丁、祖庚中的“大”、“小”、“仲”、“祖”等字；有的则有点类似后世的谥号字，如武丁、康丁、武乙、文丁等名号中的“武”、“康”、“文”等字。总之，商王的“日名”应是死后才有的称呼，要是哪部影视剧里叫活着的商王为“盘庚”、“武丁”、“武乙”，那就如电视剧《康熙王朝》里斯琴高娃自称“我孝庄”一样贻笑大方了。最后要多说一句的是，虽然商代帝王都以“日名”来称呼，但是“日名”却并不是商王的专属称呼，殷人文化圈的各级贵族死后也有“日名”。
据甲骨文和早期文献《尚书》记载，商王之下的外服诸侯有“侯、甸、男、卫、子、伯”等爵位或者说称号。不过这些爵位或称号，当时还没有体现出明显的等级差别。前面的侯、甸、男、卫，最初实际上都是商朝的官员，他们的名称原是指其具体负责的事务。“侯”在甲骨文中，是写作“矦”的，也就是像一支箭射到箭靶上。“侯”的本意，就是射箭的箭靶子，进而又引申为善于射箭的人。商代最初的“侯”，是指派到王畿之外为商王担任“斥候”（侦察）任务的武官。而“甸”，甲骨文中写作“田”，是商王派到新征服地区或外服方国内为他管理新开辟的田地的农业官员。“男”，又写作“任”，是为商王管理税赋的官员。“卫”，则是商王派出去负责边境保卫的武官。他们这些官员本是王朝的派出官员，只不过后来派出久了，“地方化”了，就变成外服诸侯的称呼，进而成为爵位。这就像明代的“巡抚”一样，本是朝廷临时派遣的巡查钦差，驻地方久了，就变成地方官员（相当于省长）了。成为外服封号后，商王又拿这些封号去分封一些臣服商朝的地方方国的首领。周人的首领称作“周侯”，就是这么来的。而“子”，最初是王室贵族子弟之意，后来他们这种身份的人分封到外服，就以“子”相称。最后说这“伯”，甲骨文卜辞里又称“方伯”，上古无唇齿音，“方”、“邦”同音（读帮），“方伯”即“邦伯”，是商朝对臣服或敌对的方国君主的通用称呼（而不是商末和周代所谓“一方诸侯之长”的意思），所以说它涵盖的范围是最广的。在商代由商王册封的诸侯中，以侯和甸的爵称最多，所以甲骨文中提到诸侯们，往往用“多侯”、“多甸”这样的说法。

3000多年前的商朝，不但是一个拥有最新军事技术——马拉战车技术的军事大国，众所知周也是一个文化科技经济大国，有成熟系统的文字——甲骨文、精美的青铜器、发达的农业和商业等等。当然，如果穿越到商朝，恐怕还有一点会让大家震撼，甚至是颤抖，那就是他们繁琐的祭祀活动，以及血腥的祭祀方式。商人信上帝，信各路神灵，当然更祖先崇拜。他们无论做什么事，大到战争、建城邑，小到鸟叫、刮风，都要求神问卜，看预示什么，问该怎么应对，所以留下了数量众多的卜辞。他们祭祀祖先，直系也祭旁系也祭（当然规格和用牲有差别）。到商末时，商人把先公先王周祭一遍要将近一年的时间，几乎每天必祭，因此从那时开始一年也叫“一祀”。尤其他们祭祀神灵和祖先，以及举行奠基礼、铸器开工礼等各种仪式的时候，每次都要大量杀牲畜和人（包括女人和小孩），或者是砍头、活埋，或者是割杀、腰斩、肢解、焚烧，极其惨烈吓人。考古学家在安阳殷墟的王陵区，发现的祭祀坑达2200多座。在殷墟祭祀坑里，一次用人牲几十上百人很常见，最多的一次达339人，用牲畜的数量更是几十几百很普遍（武丁时期卜辞有卜问用1000头牛祭祀的事情）。所以现在如果有作家敢写当今的美女穿越到商朝，大家可以直接在后面添一句话就让这部作品结束了——“美女偶观商人祭祀，受惊而卒。”

有人要急了，楼主别那么多废话，赶快说说先周与商朝的关系啊。别急，这就开始。
在文献上，关于周人和商朝的最早“联系”，就是我们先前说过的那个传说，即周人始祖后稷和商人始祖契有一个名义上的共同爸爸——帝喾。但我们也分析过，这绝不可能是真的历史。
文献上除了这个商契和后稷都是帝喾的儿子这种“联系”外，还有商朝曾册封周人几位首领为“侯”的记载。《今本竹书纪年》云：
祖乙十五年，命邠侯高圉。
盘庚十九年，命邠侯亚圉。
祖甲十三年，命邠侯组绀（即公叔祖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