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3、胡耀邦为我平反冤假错案（1）

原题：郑仲兵:胡耀邦为我平反冤假错案
作者：郑仲兵

郑仲兵简历

1939年生于福建长乐市。1963年毕业于中央民族学院（现为中央民族大学）。“文革”中两次入狱，1978年平反。在胡耀邦平反的冤假错案里，郑仲兵的案子在知识分子中是比较靠前的。后调中宣部理论局工作。1995年出任中华文学基金会副总干事。主持名人口述史———《往事》。对于胡耀邦出任中宣部长以及平反冤假错案的历史，郑仲兵是亲历亲见者，着有《胡耀邦出任中宣部长记略》，主编了《胡耀邦年谱资料长编》。


郑仲兵坐在沙发上，语调平缓地讲述他在“文革”中两次入狱的遭遇。偶尔还会笑几声，为了那个时代的荒诞，让我看不出他内心的苦难，直到他突然忍不住哽咽着哭了。


在北京点击查看北京及更多城市天气预报功德林监狱，他和狱友每天两顿饭，各有两个小窝头可吃。有一次，端进牢房的窝头没有蒸过，是生的。“大家都傻了，说这怎么吃啊。刚好外头有一个解放军战士，走进来说：”你们还想吃蒸过的啊？你们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告诉你们，今天是五一劳动节，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他妈的，你们这群王八蛋还想吃他妈蒸过的窝头！你们想想，你们一个人一天四个窝头，八个人，四八三十二，这么多窝头拿来喂猪的话，能养活多少头猪，能为国家生产多少斤肉？‘说完以后把门又给锁上了，把我们都撂在里头。“郑仲兵说，他和狱友都相顾无言，特别难受，”那时候人们的政治信念、政治信仰特别强烈，五一劳动节可是我们自己的日子啊，这时候就听见呜呜咽咽的哭声。“


往事有些不堪回首。这不只是郑仲兵一个人经历的苦难。“文革”结束后，在胡耀邦主导下的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开始启动。据新华月报社所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至1982年底，全国共平反纠正了约300万名干部的冤假错案，数以千万计的无辜受株连的干部和群众得到解放。


平反冤假错案给予受迫害者久违的正义、拨乱反正，并为重塑政权合法性奠定了基础，对其意义怎样评估都不过分。但历史的确有其吊诡的一面。延续至今的主流话语仍是迫害者与被迫害者两极分化的脸谱化叙事模式，这的确有简化历史之嫌。也许在坚持基本的是非判断基础上，30年的时间可以让我们较为冷静地去还原那个癫狂年代的复杂性。


“我觉得我也好，其他许多受迫害的人也好，其实都整过别人，都做过荒唐事或者混蛋事。这其实是特定政治氛围里产生的现象。我父亲也老说他如何遭受”四人帮“迫害，我说你也搞过很多不对的事，要说就得全面地说。其实没什么了不起的，历史本来就是这样的。”晚年致力于口述历史工作的郑仲兵如是说。


“新中国最大档案抢劫案”


戚本禹说过：郑仲兵走得很远了，再走一步就会掉下万丈深崖，要粉身碎骨的


“文革”前，我就是所谓的“大红人”了。批“三家村”的时候，统战部成立了五人小组，我是小组成员之一。我很年轻，刚毕业的大学生，他们很重用我。大概在中学的时候，我就开始发表文章，我写过一篇《孙中山和列宁》，有一部分发表在当时的《学习》杂志（后来更名为《红旗》）上，当时别人都以为是我父亲写的。所以我十四五岁的时候，邓拓曾经想收我做徒弟，后来“反右”了，这个事没办成。


我1939年出生，1963年在中央民族学院毕业，就留在学校教西北民族历史。“文革”开始后不久，刘少奇、邓小平下令派工作组进校。民族学院也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我是学校革委会的副主任兼系里的革委会主任。


派驻工作组不久，有学生贴大字报，给工作组、统战部和民委提意见，说他们压制“文化革命”。工作组开会决定要处置这些学生，说他们是“右派”，要打成反党分子。我当时不同意，说了一些保护学生的话。工作组认为我是他们的后台，所以就冷落我，开始整我。但是说实话，整得不是很厉害，没有批斗，就是批判我，并且把我历史系主任、革委会的职务都撤了。开会什么的也不找我了。


后来毛泽东要求撤销工作组，学生就起来赶走了工作组，成立了要“自己来掌握自己命运”的“文革临时筹备委员会”，用巴黎公社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就把我选上了主任，因为他们知道我为学生说话受到“迫害”。我不肯当，就找一个学生当主任，我后来也同意了当副主任。


“文革”继续往前发展，大量的学生都去外地串联。我作为年纪比较大的、被学生选上的教师，觉得我就不用出去了，在家里守着。大概是1967年的1月初，突然有一天夜里头，有人给我打电话，说中国科学院学部、地院东方红这些组织抢劫了统战部和全国政协的全部档案，问我怎么办？没多久，他们把抢劫档案的几个负责人抓住了，问我怎么处理。我说这是违反党纪国法的，我们处理不了，把他们送到公安部去。他们确实就送去公安部，公安部把他们拘留了。


我们也很快把这个状况向公安部报告，公安部把这个情况向周总理报告了。周恩来就说，民族学院这些学生，制止抢劫档案的行为是很对的，这是建国以来最大的档案抢劫案，然后表示要接见我们。我们也觉得我们做了一件应该做的事。但是大概两三天后，突然间公安部发表了一篇“某负责人讲话”，高度肯定了抢劫档案这个行为，说他们实际上是保护档案，而把抢档案的人扭送到公安部的行为是当时“保守派”对“造反派”的反扑。当时没说某负责人的名字，但以公安部的名义，大家认为就是谢富治的意思吧，实际上后来知道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意思。


在这种情况下，有大批的队伍进来，就在民族学院把我给劫持走了，当时在京的民族学院“文革临时筹委会”的委员基本上都被劫持到大礼堂批斗，说我们迫害革命左派。然后他们就念了“公安部某负责人讲话”，把我扭送到公安部，我就被关起来了。这就是第一次入狱。


我父亲郑公盾就去找戚本禹。我父亲原来和关锋、戚本禹同事，都是《学习》杂志各组的组长，后来他俩把我父亲也拉到了“中央文革小组”，担任文艺组成员。我父亲当时也可能有解救我的意思，但是他当时就是跟戚本禹表示要跟我划清界限。然后戚本禹就说，郑仲兵走得很远了，再走一步就会掉下万丈深崖，要粉身碎骨的。又说，好吧，意思是还要救一救我的。大概过了十几天，这中间也提审过我几次，然后就说要放我出去。

144、胡耀邦为我平反冤假错案（2）


第二次入狱


我们很快就被打成“二月逆流派”，说我们反谢富治


出狱后，继续在民族学院批斗我。北京市十几个单位，把礼堂都坐得满满当当的。然后就宣布“中央文革小组”决定对我进行劳动改造，以观后效，说这是戚本禹同志的指示。台下跑上来很多人，把我救走了，跑到一个教室里，又遭到围攻。他们又从二楼教室上把我扔下去。底下的人接着我后继续跑。我实在跑不动，就躺在地上了，后来就嚷嚷我休克快死了，送到校医院，给我打强心针。折腾了一会，又把我送到北京医学院地下室藏了一段时间。后来他们就跟我说，他们也要成立一个组织，叫做抗大公社，想让我来当他们的负责人。我说无论从哪个角度我都不干了。耗了两三天，最后没办法我只有同意了。


接下来，全国在“中央文革”的号召下批“二月逆流”。当时我是不大同点击查看大同及更多城市天气预报意批“二月逆流”的，我当时也写了一张大字报，说他们原来一个个都是老帅老总，有错误可以批判，但如果一定一个一个都要打倒，不是把矛头实际上指向周恩来了么？在我的影响下我们这一派的人基本上是同意我的这个观点的。也不是说有多高的认识，就是没有另一拨人那么左。那个时候大家都要争着当“造反派”。包括被人家说成“保守派”时，我们自己都要申明我们是造反的。后来我们很快就被打成“二月逆流派”，说我们反谢富治。在这个过程中，北京市有很多组织就开始围攻了，就这么折腾，后来就开始武斗了。


1967年，我父亲写了一封信，告发“中央文革”文艺组和戚本禹，说他们反对周总理，干了很多坏事。我父亲当时是征求过我的意见的，我说不能寄给毛主席，那样的话江青他们也就看到了，戚本禹也就看到了。要寄给军队，我觉得军队可能不一样，当时毛主席要林彪“支左”，可是军队“支左”却经常是支持“保守派”，不去支持“造反派”。我们相对来说属于保守一点的。所以他就给林彪写了一封信，没想到叶群（林彪的妻子）把这封信给江青了，江青又把这封信给了戚本禹。


接到这信以后，可能是第二天，“中央文革”就开会。江青讲我父亲：20年了，没想到是个两面派。她说，听说郑公盾这个人很坏，尽通过两个儿子干坏事。这些话他们都传达了，当时消息都特别灵通。当天晚上我父亲就被隔离了，关在现在《求是》杂志那个红楼，然后大概过了一天就转进秦城监狱了。我哥哥当时在音乐学院当老师，听到这个消息就跑到宁夏去了。我当时没想跑，后来就被抓了。


我被隔离，关在一个小屋子里，中央当时有一个“三办”，来提审我，问我对谢富治怎么看。那时候人都想要表现自己的英雄豪气，根本不会转而吹捧谢富治，我就说，谢富治不适合留在“无产阶级司令部”。然后又问我对戚本禹的看法，我说戚本禹更不适合。我说我是拥护林彪的，对江青我是尊重的。


后来我就被送到北京功德林监狱，这里又叫北京市模范监狱。在被抓之前，我去参加过一个“中央文革小组”接见红卫兵代表的会议，江青主持。当时我很注意江青的一句话：不要以为军队在他们手里，只要毛主席一声令下，军队都会跟毛主席的。我当时在会场觉得这里头不得了，军队不是在林副主席手里么？当时我就马上闪出这么个念头：“中央文革”和军队有矛盾，林彪和江青有矛盾。平时我也有这个感觉，林彪和江青他们两个不是很对付（不是很合作的意思）。


我不敢告诉别人，当时我有一个女朋友，我就跟她说了这个想法。我被捕后，也要她交待问题，揭发我。她就说了。不得了，我这是分裂“无产阶级司令部”。好像第二天，她就翻供了，说是瞎编的，但是已经晚了。这个事他们一开始没问我，到监狱里头才问我。我没承认。后来我在中宣部工作的时候，她找过我一次，我们那时都结婚了，她说她一直很痛苦，看《天云山传奇》时，觉得里面那个跟“右派”划清界限的坏女人就是她。


在狱里待了一年吧，监狱提审员告诉我，总理说了放我。好像当时周恩来说，我可以算是一个可以改造好的子弟吧，周恩来知道江青对我们家的评价。我们都是保周恩来的，他也肯定会知道。
[

耀邦同志非常重视


“不要交给任何人，因为中组部的情况现在很复杂”


出狱以后先到学习班学习了一个月。从学习班回去的时候，学校还派小汽车来接我。学校都被军管了，当时军管第一把手的儿子还亲自来见我，跟我说：现在中央有一个工作就是修杨守敬的历史地图，由你负责。参加的人有人民大学的戴逸、民族学院的费孝通等，都是原来被打倒的但是都很有名的专家学者。我当时还很奇怪，我那么年轻怎么叫我负责？我到现在还想不明白。我现在想很可能是周恩来的意思，因为我当时研究过中俄边界关系，写过《中俄经济关系300年考察》。当时修这个历史地图也和“反修”有关系，包括中苏边界什么的要通过地图搞清楚。


但是没有过多久又不让我负责了，后来又不让我参与了。后来我在湖北潜江的干校里被关了几年。那里比监狱里还残酷，自己单独劳动，不能和别人一起劳动。而且还挨打，打得最厉害了。后来一直到干校撤销，才回到北京，名义上是回到学校，但还要接受隔离审查，因为还是“现行反革命”。


我父亲在邓小平第一次复出后（1975年5月）就已经获释了。当时有很多这样的人。当时虽然没有给他平反，但好像他的问题已解决了似的。我几次要求军代表给我解决问题。我说我父亲都解决了，我的问题怎么不解决？他就说：国民党大人物是战犯，后来都当政协委员了，但当过连长营长的小人物都被枪点击查看QQ秀毙了，你就属于小人物，不能因为你父亲的问题解决了，你就希望你自己的问题能解决。他挖苦我。


我当时也是走投无路，怎么办？那时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没开，1977年底（12月10日），胡耀邦出任中组部部长，很快名声大噪。很多老干部说，到中组部就像当年回到了延安点击查看延安及更多城市天气预报一样，中组部是干部之家。


我不认识胡耀邦，但是我打听到了一个中组部的总机电话。打过去，是一个女孩子接的。我说我找胡耀邦同志，她说你等一下，当时我的心就一下子跳了起来：哎呀，让我等一下，那太好了！


过一会，她说耀邦同志刚出去开会去了，你找别人行不行？我说有谁能代表胡耀邦？她说副部长陈野苹，我说可以。陈野苹就来接电话。我说我是中央民族学院一个年轻的教师，我在“文革”中曾两次被抓进监狱，现在这个“现行反革命”的帽子还摘不掉，我就把反谢（富治）的情况简单说一下。


陈野苹说，你反映的情况非常重要，我一定转告耀邦同志，你等着，我们要找你谈话。过了几天，突然间，民族学院就用高音喇叭广播要我马上到学校的党委办公室，我就去了，根本没跟中组部这事联系起来。他们说中组部要找你，请你过去一下。


中组部办公楼当时就在西单附近。有个局长跟我说，本来今天耀邦同志要见你，因为临时有事，派我来见你。耀邦同志非常重视，你回去以后写一个情况说明，特别是关于谢富治的情况，好好写这个东西，一定要交给我，一定不要交给任何人，因为中组部的情况现在很复杂。他还告诉我，在胡耀邦之前的中组部部长郭玉峰，他的势力还很大。我说好吧。我当然太高兴了，我大概用了一个晚上的时间写了两三千字，交给了这个人。

145、胡耀邦为我平反冤假错案（3）

“纯属冤案，彻底平反”


在胡耀邦平反的冤假错案里，我在知识分子中是时间比较靠前的


此后不久，有一天学校党委办公室通知说，公安部要找我。当时我听到这个消息特别紧张，以为公安部又要把我抓进去了。当时我就跟我的老婆说，吉凶未卜。她说要陪我去。我说如果我进去一个小时还不出来，估计就是又被抓进去了。当时脑中老有不安全感。


她在公安部门口等着，我进去一看有十几个老头。没想到他们一个个都跑过来跟我拥抱。他们说：你做得好，以后再遇到这样的情况，你还要坚持原则。我说，以后再遇到这样的事我就不干了。他们说：这有什么，我们都是被谢富治关进监狱的。


后来我才知道他们基本都是公安部下面的局长。然后他们就给我念我的平反书，说盖公安部的章，以公安部的名义给我平反，这样的规格是非常高的，和“文革”前北京市副市长、公安局局长冯基平一样。他们说我的专案组组长是当时公安部副部长凌云，他亲自主持。


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受重视，或许和我反谢富治有关，另外这是胡耀邦亲自过问的，当时公安部部长赵苍璧也直接过问了这个事。在胡耀邦平反的冤假错案里，我在知识分子中是时间比较靠前的。那时候全国刚刚开始平反，包括我父亲都还没有被平反。大规模的平反冤假错案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开始的。


平反的结论很好，大概是：郑仲兵同志两次被拘留审查，经查是由林彪（其实林彪和我没关系）、“四人帮”及谢富治迫害所致，纯属冤案，彻底平反，材料销毁，受株连者予以妥善解决。


后来不久，就开始审判“四人帮”、谢富治等人。在发给省军级的材料里面就有我给胡耀邦写的材料作为附件，材料里说，郑仲兵同志是民族学院的青年教师，中共党员，“文化革命”中受林彪、“四人帮”迫害。


紧接着民族学院也给我平反了。不过那个结论写得水平很低。说我反对林彪、江青，经查，查无实据。我说这什么意思啊，如果有证据我就还是反革命吗？


中宣部成思想解放之地


大家不愿意找中组部谈、不愿意找“中办”谈，更愿意找中宣部的人谈话


我被平反时，爱人在武汉点击查看武汉及更多城市天气预报艺术学院当老师，中组部同意把她调回了北京。还有许多部门想调我过去。中组部要调我到中组部，人民日报要我去人民日报，后来要恢复中宣部，也说让我去中宣部。中央民族学院当时的院长是一个延安的老同志，他不同意我到人民日报，说那是是非之地，你别去。后来去中宣部，他觉得可以：你还是去吧，你这个人能够团结人，有胸怀，到中宣部后多关心自己的学校。我就去了中宣部。


1979年初，那时候是胡耀邦当中宣部长。除了部长，整个中宣部只有一个局长，叫洪禹。其他都是干事。我才30几岁，算是年纪比较轻的。过了一段时间，我成了理论局学校教育处的处长。


当时中宣部还是非常难得的，因为胡耀邦当部长嘛。我觉得胡耀邦非常明智，当时大家对他印象非常好。当时我们到各地方去，人家对我们都特别信任，而且我们那时候作风也特别好。大家不愿意找中组部谈、不愿意找“中办”谈，更愿意找中宣部的人谈话，因为觉得我们能理解他们。中宣部一周要开一次例会，有关无关的单位、中央各部委都挤破头要来参加。因为当时各个部委都存在打破框框的问题，都需要思想解放，这是很有意思的。胡耀邦当时是主张要把中宣部变成一个思想建设之地、思想解放之地。所以，我们当时的思想解放还能影响别人的思想解放。


我记得当时洪禹局长带我们五个人到福建去，在厦门点击查看厦门及更多城市天气预报大学作报告，鼓动大家解放思想，受到师生特别热烈的欢迎。当时福建省委书记叫廖志高，思想比较保守，他找我们谈话。他说，包产到户，一年行，两年行，三年就不行，现在思想解放都把人搞乱了。他本来挺重视我们，说你们应该跟福建省的厅局级干部作一次报告。后来听说我们在厦门大学讲这些话以后，就派他的秘书去通知我们说，北京来的同志你们太累了，回北京去休息吧。把我们赶走了。后来派项南去了福建，代替了廖志高。项南在福建就搞得非常好。


那时候还有很多人找胡耀邦，跟意识形态有关的领域，作家、还有各地方的一些教授，会找中宣部平反冤假错案。我们有时要走出去给人家解决问题。但比较大的案子都得经过中央，我们也解决不了。比如说，我们到福建的时候，福建有建国前的地下党组织在“文革”中被说成是特务组织，与内蒙古的“内人党”案类似，很多人都被抓进去，在上世纪80年代初，还没放出来。我们回北京以后，向胡耀邦报告，向中央报告。派项南去了福建以后，就全部都解决了。


1980年5月，我们去广州点击查看广州及更多城市天气预报小岛宾馆。那是军队很大的一个招待所。中央领导人去广州，都住在那里。当时招待所里头有个抗日战争时期参加工作的女军医，一定要跟我悄悄说话。


她说你能见到胡耀邦吗？我说可以啊。她说，如果你能见到胡耀邦，我就跟你说个情况，广东有些高干子弟住在小岛宾馆里头，用飞机搞一些走私活动。当时广东有几条渠道，是可以走私的。这些高干子弟就把走私来的录音机什么的用飞机运到北京，比现在的走私和贪污腐败差远了，就是小打小闹。她说公安部门车开不进来，因为那是解放军的管辖范围，一到这里就不让进来。究竟怎么解决？这些大案要案啊，牵涉高干，后来胡耀邦也因为这个好像得罪了很多人。

146、胡耀邦为我平反冤假错案（4）

历史其实不是太难懂的


很多人年纪大了，现在不抢救一下是不行的


1987年，我要求到《新观察》杂志去。我去了之后，因为我的关系，和很多老同志联系，准备搞一个新观察基金会。首钢、全国最大药厂———广东白云山制药厂，这些国内大企业的领导，还有大邱庄的禹作敏、广东蛇口工业区负责人袁庚这些人，都拉来当我们的理事。他们每个人给了十万，当做我们的发展基金，差不多有100多万吧，这在当时就很厉害了。这些钱用来做基金，另外还可以再给我们其他钱。


从《新观察》退下来后，1990年，《人民日报》的总编辑、社长秦川，当时搞了一个杂志叫《精品》，要我当主编，他当社长。《精品》有点像《新观察》，社会性、历史性比较强。当时我给刊物提出一个基本的编刊思想，就是每期都要有一个有世界影响的中国主题。比如，我们第一期做厦门经济改革，第二期做大上海点击查看上海及更多城市天气预报的发展。那时候还没有确定怎么发展上海浦东，当时我们考虑了几种发展方向，包括向苏州发展。还做了一期中国农业问题。我当时还提出，刊物要办得生动，要雅事俗说，俗事雅说。


项南当时已经到北京来了，担任中国扶贫基金会的会长。他很早就提出要解决中西部发展差距问题，所以就要成立一个中西部发展研究中心，专门研究中西部差距怎么缩小的问题。在这之后多少年，中央才提出中西部发展战略。我就参加了，担任基金会下面的中西部发展研究中心的总干事，后来项南下台了，而且原来的中宣部副部长翟泰丰要我回作协工作，我就离开了。那大概是1995年左右。


《新观察》在作协名下，我的人事关系本来就在作协，是司局级。我就到作协下的中华文学基金会担任副理事长。中华文学基金会的名誉会长是巴金，但是巴金不管事。我起先挺认真在那里做事，但其实没给我什么权。原来名下有几个国字头的企业，钱都糟蹋掉了。我在经济上提了意见，他们不愿意听，那我也就没兴趣了。在那待了5年，我就申请退休了。


搞口述史是我离开基金会以后。一开始，我想搞中国十个思想家的评传：杜润生、李锐，于光远……我当时觉得，很多人年纪大了，现在不抢救一下是不行的，所以要搞口述史。之前看胡适口述，我觉得这可以做，大概从2000年或者更早之前就萌发了这个想法。开始到处和别人说，没有什么行动，包括丁东也是和我一起吃饭，他说郑老师你想干什么，我说我想做口述史，我还给他们介绍了一下。后来，他们搞口述历史，还邀我当他们的编委。但是实际上我没有参加过一次他们的会。


后来有一个美国老板支持我。但是我发现具体做事的那个人不大老实，老是和美国老板说别人要钱。我怕扯不清楚，就不做了。后来有一个原来在中西部发展研究中心的年轻人，他做企业发了财，就说郑老师你一年不就需要那么点钱么，我来帮你。他就成了我的搭档，现在他生意也不做了，就提供资金支持，当我的助手，和另一个人一起编《往事》。


现在我主要就是做《往事》。主要就是想反映一点想法：对历史，应该还原它真正的面貌。时至今日，应该怎样解读历史？历史其实不是太难懂的。


“中宣部一周要开一次例会，有关无关的单位、中央各部委都挤破头要来参加。因为当时各个部委都存在打破框框的问题，都需要思想解放，这是很有意思的。胡耀邦当时是主张要把中宣部变成一个思想建设之地、思想解放之地。所以，我们当时的思想解放还能影响别人的思想解放。”


●1977年12月10日
任命胡耀邦为中央组织部部长。此后胡耀邦遵照党的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率领组织部全体同志，打开了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工作的局面。


●1978年12月25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确定胡耀邦为中共中央秘书长兼中央宣传部部长。


●1980年2月23日—29日
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重新设立中央书记处，选举胡耀邦为中央书记处总书记。其中宣部长一职由王任重接任。


采写/摄影：南方都市报记者 韩福东 实习生 陈雅婷

147、手抄本小说《第二次握手》劫难纪实（1）

来源：生活时报

“文化大革命”后期，故事梗概完全相同而文字长短不一的一本小说，有多种手抄本在中国成千上万的青少年中秘密流传。它就是后来光明正大地正式发行的《第二次握手》，并被拍成了同名电影。但这部作品产生的过程，及其作者遭受过何等劫难又如何获救，恐怕知之甚详的人就不是很多的了。

作家张扬，1944年出生于湖南。新中国建立后，他的家庭由于阶级出身的差异，属于抬不起头、过着凄苦日子的那一类。1963年初，19岁的张扬奉父母之命，去天津探望由天津公安局帮助查找到的从未见过面的亲伯父，顺路经北京看望唯一的舅父——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的一位成果丰硕的化学家。

张扬临离长沙时，他的姨母和母亲说起他从未听说过的关于舅舅的一段往事。其大意是：1951年的一天，舅舅下班回了家，舅母将饭菜端上桌，推开书房门叫舅舅吃饭，只见舅舅的全身像凝固了似的，全神贯注地脸向着窗外。舅母返身拉开客厅门，发现外面站着一位素未谋面的女客人。女客人很有礼貌地说出舅舅的名字，问是否住在这里，舅母答“是”，并邀请她进屋。但这位女客人逊辞，站了一会儿便向外走去。她走了几步又在门口停下脚步，转身询问随后相送的舅母：“请问：您是他的夫人么？”舅母答道：“是呀！”女客人轻叹一声——“您多幸福啊”，转身离去。

舅母回屋，在饭桌上问舅舅：“刚才那位女客人是谁？”舅舅说：“她就是×××呀！”舅母恍然大悟：“原来是她！唉，你为什么不请她进家来呢？”

……

这个曲折离奇的爱情故事，深深打动了他。回到了长沙，张扬就着手写他已构思好的小说。他写了一万多字，只是个短篇，取名为《浪花》，意为洁白的浪花即意味着水的纯净。

1965年9月，张扬到湖南省浏阳县大围山区的中岳公社南岳大队书塘生产队插队。由于家庭窘困，亲友给他凑了以备急需的零花钱。虽这只有寥寥的十四元钱，却是他个人二十年的生命史上从未拥有过的最高额财富。他一边从事繁重的“与天斗、与地斗”，一边从这点“财富”中挤出几个钱买点儿纸，充实改写他的《浪花》，一下扩展成十万字，易名为《香山叶正红》。他在扉页上录下了恩格斯的一句话，“痛苦中最高尚的、最强烈的和最个人的——乃是爱情的痛苦”；同时改变了原来悲剧性的结尾，着力描写了周恩来总理与我国科学家群之间，情真意笃的笑语交融。因为很多真实的故事使他深深地感受到，周恩来总理十分关心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十分尊重和爱护广大的知识分子。他认为在他这部有关科学的作品中，出现周总理的这种形象，是自然而然的应有之笔。

他对这一次的充实改写很满意。但他只给为数寥寥的几位好友浏览消遣，根本没有发表的意念。因为“千万不要忘记”又愈演愈烈，越来越多的文化人和文艺作品，成了“阶级斗争”的活靶。尽管他的这部小说，是歌颂共产党、赞颂社会主义的，但那些被“批倒批臭”的作品，有哪一部不是歌颂共产党和赞颂社会主义的呢？只要有人存心让一位作者下地狱，从这位作者的某部作品中，总会挑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骨刺来。

1967年夏，武斗的枪炮声响遍三湘四水。张扬躲在生产队的一座土屋中，改写了这部作品的第三稿。其时他的那笔“财富”已一个子也不剩。他帮附近小镇上的一位被欺侮的裁缝师傅写了个状子，这位师傅要酬谢他，他只要他买了一本廉价的“内查外调”的材料纸，以供写作之用。

1968年，浏阳的一名既敏感又偏激的中学生、又是一名红卫兵小头头，给张扬写了封信。他在信中猛烈抨击了“非神学的圣经”、“林立的偶像”和“蒙泰里尼式的红衣大主教”。

据分析，所谓“林立的偶像”，是指林彪搞起来的个人迷信狂潮；“蒙泰里尼大主教”，本是世界名著《牛虻》主人公牛虻的非婚生父，在这里也指的是林彪；“非神学的圣经”，则指的是“三忠于”、“四无限”、“早请示、晚汇报”、背诵“老三篇”等等的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罢了。张扬给他回了信，表示同意他的观点。但张扬提醒他：为防不测，不得保存信件。

1969年冬，“一打三反”轰轰烈烈。浏阳县早就密切注意这位中学生“反动言行”的人们抄了他的家。谁知他并未接受张扬的劝告，一千多封“黑信”被抄走了，其中包括张扬的几封回信。这位中学生和他的一些“红卫兵同伙”成了“现行反革命小集团”，统统被抓了起来。张扬闻讯自知在劫难逃，立刻披星戴月“潜逃”。他逃到长沙，得到一些“哥儿们”的掩护，在工厂、旅店、农村东躲西藏。

一天又一天地过去，他觉得如此逃亡实在枯燥乏味，索性用他弟弟的一位同学送给他的黑塑料皮的笔记本，改写他的那部作品。路灯下，小镇旅店的小油灯下，车站候车室，工厂宿舍的犄角旮旯，得空就写上几行。

1969年除夕到1970年元旦后的那几天，他躲在汨罗县智峰公社山区的一位友人家。这位朋友也穷得叮当响，屋子又小又暗，连条凳子也没有，甚而也没窗，又点不起一盏小油灯。此刻屋外积雪盈尺。张扬突然想起“萤火雪光”的古训，连忙推开门扉，借屋外的雪光写作。双脚冻麻，手也抖索个不停，他也咬牙坚持着写……

这第四稿比前两稿精练了许多，由十万字上下精练成六七万字，恰好写满那个塑料皮笔记本的最后一页。他把书名改成《归来》，意即于海外学成业就的许多科学家，都陆陆续续地回归已是社会主义的祖国，将自己的一切奉献给国家和同胞。

1970年2月下旬的一天，张扬从长沙去别处看望一位朋友。他预感可能出事，便将随身藏着这部书稿的挎包，存放在一位姓陈的知青伙伴家，身无“牵挂”地去看望那位朋友。果不其然，浏阳来的警察正在那位朋友家等着他。

随后，他被警察押解到浏阳蹲大狱。虽然，他从未见过拘留证或逮捕证，但罪名却有了一大串——“恶毒攻击林副统帅”、“恶毒攻击文化大革命”、“货真价实的现行反革命”……

他白白地被关押了两年又十个月，有冤难申。

他又回到了浏阳县在大围山区的中岳公社南岳大队书塘生产队。他一不做二不休，用弟弟那位同学又送来的两个黑塑料皮笔记本，改写起第五稿来。由于有了两年又十个月的炼狱奇获，他这次写得特别谨慎认真，一丝不苟。又由于他学过画，会写美术字，这第五稿从头到尾都是齐刷刷的方块美术字，还绘制了书中女主人公丁洁瑶教授在首都机场的手捧鲜花的油画做封面，并将全文扩展到二十万五千字。

这时候，张扬颇有成功在望的内心之喜，却不知一场更大的灾难即将临头。自从他1970年2月，被两个警察铐进浏阳大狱之后，他的弟弟从陈姓知青朋友家中取回第四稿《归来》，并未“嚓嚓”地撕个粉碎，而借给了自己的一位好朋友，而这位好朋友又有好朋友。他们爱不释手，有的照抄《归来》，有的讹抄为《归国》，手抄本越传越广，有人把它们传到了北京。传到北京标准件厂机械修理工刘展新手中的一本，都已破得没有了封面。他细心地通读了全文，又多次悉心研究，自个儿给这部书稿起了个名字，叫《第二次握手》。《第二次握手》被传抄到华北、东北、西北，传看的人越来越多。

148、手抄本小说《第二次握手》劫难纪实（2）

1974年，邓小平复出，并代替病情日趋严重的周总理主持国务院日常事务。湖南省有关部门在其《情况简报》中，反映说《归国》是一本“坏书”，但并未导致大搜查大搜捕。同年10月初，《北京日报》在其第960期《内参》上，反映了《第二次握手》广泛流传的“严重情况”。姚文元看了这份《内参》后，于10月12日打电话给《北京日报》说：“请找一份给我，并查清作者在哪里。”《北京日报》立即给他送去了一个手抄本。

10月14日下午四点钟左右，姚文元再次给《北京日报》打了电话。他说：“我翻了一下，这是一本很坏的东西，实际上是搞修正主义，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它写了一个科学家集团，如郭尧、吴有训。写了许多人。如果不熟悉情况，不可能写出来；还写了与外国的关系，如写了吴健雄。这不是一般的坏书。要查一下作者是谁？怎么搞出来的？必要时，可请公安部门帮助查！”

姚文元的这个“指示”，很快就被转送到了“四人帮”死党刘传新掌管的北京市公安局。北京市公安局立即成立了《第二次握手》专案组。《专案组》查明了张扬的下落，即刻给湖南公安局发出如下公函：“按照姚文元同志的批示，我们对反动小说《第二次握手》作者进行了查找。现已查明，这本反动小说是你省浏阳县的一个插队知识青年张扬所写。现将情况函告你局，（望）及时处理。”

湖南省公安局接到北京市公安局的公函后，经报省委常委会讨论同意，于1975年1月7日上午逮捕了张扬。

1976年3月24日，正当“四人帮”猛烈“反击右倾翻案风”之际，中共湖南省委才批准省公安局，将已“拘留”了一年两个月又十七天的张扬正式予以逮捕。同年6月18日，天安门广场“四五运动”被疯狂镇压后的两个月零十三天，省公安局对张扬的预审终结，并开始制作《起诉书》。

这份以长沙市公安局名义起诉的《起诉书》，历数了“被告人”张扬的“罪恶”，“被告人”简直死有余辜。称他为“不可救药的反革命死硬派”，要求给予“严惩”。

对“不可救药”者的“严惩”意味着什么，是不言而喻的。

1976年7月28日，省法院不能不收下省公安局送达的这份《起诉书》，及其附来的一大摞案卷，法院刑事审判庭审判员李海初研读了《起诉书》，又认真阅读研究了《归来》的各种“版本”的手抄本，然后才认真研究了预审阶段的全部案卷。这位已达知天命之年的老法官得出的结论，与《起诉书》截然相反，认为这是一本好书。如果经他的手，判处这本书的作者以死刑，那么晚年回首平生，他会感到自己做了一件泯灭天良的事，是犯了滔天罪！但他其时只能默默地思绪万千而守口如瓶。他只能先把这个案子压了下来，实行当时唯一能够采取的妥善策略——“拖”！

“拖”到1977年8月8日，李海初认为根据形势的大变，某些人原来“内定”的要张扬的脑袋是不可能的了，可以把案子拿出来按法定手续公开研究研究了。8月10日，省法院刑事审判庭进行了研究；12月7日，刑事审判庭向法院党组作了汇报；第二年7月4日，省委政法领导小组也做了研究。

1978年7月4日，全国广泛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已近两个月。省政府领导小组听取了汇报后的研究结果是：把《归来》鉴定一下，请文联提一提意见。

将这部作品送请省文联鉴定，是李海初老法官首先提出的建议。他的本意是，借助文联的权威意见，抵销当年以省师范学院中文系为突击队的那场“人民战争”。其时主持湖南文联的，是著名作家康濯。他和文联的许多同志认真审读了这部手稿，向法院写了正式书面意见。这书面意见是：

——《归来》是好书、不是毒草。主题是好的，爱国的，健康的；故事曲折，不一般化，吸引人。文笔流畅、浅通；情景交融，人物都有些性格特色。作者的知识
面比较广泛，人物插图也画得不错。作者如是一位青年，应给予培养。只要给作者提供一定的条件，这部小说未必不会成功……

当康濯等同志得知这位青年作者正是为了这部小说，身陷囹圄已近四载，他们都悲愤莫名，立即与文艺界许多人士一道仗义执言，为《归来》及其作者的安危而奔走呐喊。

一天，中国青年报编辑顾志成去中国青年出版社看望一位部队作家，聊起了这个手抄本，引起在座的出版社文学编辑室主任王维玲的兴趣。他从《中国青年报》借来手抄本也一口气读完，直读到次日凌晨三点。一大早，他就从家里赶到出版社，把手抄本往该室副主任李裕康面前一放，急切地说：“这个，你看看。”说完就转身，没说第二句。

第二天，李裕康一见到王维玲，只说了一个字：“上！”

从此，中国青年出版社决心为出版《第二次握手》奔走。《中国青年报》也决心为这本书及其作者的平反而忙碌。

1979年1月7日，复刊后的《中国青年报》第三十六期《青运情况》，以《〈归来〉是本好小说，作者张扬应予平反释放出狱》为题，简单报道了张扬及其作品横遭诬陷摧残的情况，强烈呼吁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党中央和各有关领导部门，火速平反这起波及全国的文字狱。

这一呼吁，率先得到了共青团中央的老领导、其时已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秘书长、中纪委第三书记的胡耀邦的响应。他在电话中要求中国青年出版社，也给他写个简洁的书面材料。他还说，在对这个书面材料作出批示后，报社和出版社就可以先用电话通知长沙，尽快结案放人。

1月18日下午三时许，鹿洞里看守所长长的甬道中的一个铁门哐啷一声打开了。好老头“典狱长”领着张扬默默地向外走。张扬的整个神经立即进入了高度戒备状态。他准备高呼一声“共产党万岁”紧随枪声而仆。他跟着“好老头”在直桶桶的甬道中一直向前走。他们越过了一个又一个审讯室，最后走进一间办公室。

于志副局长满脸堆笑，还给张扬递上一支烟并点上火，然后才向张扬宣布说：“经过我们四年多的反复调查研究，现在终于作出了结论：你写的《归来》是一部好书……张扬同志，你平反了！……你准备回家吧，汽车在门口等着……希望你今后为社会主义文艺事业贡献聪明才智，写出更多的好作品……”

极度衰弱的张扬一字一句地听着。他用双手撑着沉沉欲坠的脑袋，似有一股热泪要向外涌。他连忙紧紧地闭上发热的眼睛，并刹那间想起那句忠正铮铮的话：“历史是这样的无情和公正！”

1月22日，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李硕儒带着张扬，登上由长沙直达北京的列车。

他被暂时安置在青年出版社。一连几天，驱除“重感冒”的一切药物都用到了，他仍高烧未减。这时，人们才耽心他很可能另有重症在身。李硕儒立即陪他去崇文门附近的北京医院，作多种手段的诊查。结果胸部X光片表明他果真已“病入膏肓”了：左右两侧肺叶均已布满“粟粒状”结核病灶，左侧还患有胸膜炎；胸腔的三分之二积有液体，心脏被这种液体压向右旁，猛一看，胸片左侧大部呈灰白色……

令人触目惊心！长年的饥饿，冤狱之苦，极度的营养匮乏，多次的绝食（最长的一次长达十四天），连续五十二天的重感冒，是感染肺结核并使之日益恶化的根本原因。一位医学专家惊叹道：“如果再在监狱中呆两个月，不，一个月，就绝对没治了！”

摘自《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

149、我为什么永远感激胡耀邦（1）

原题：邱会作之子：我为什么永远感激胡耀邦
作者：邱承光
编者注：邱会作是林彪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


有一个人让我永远不能忘记，他是中共中央前总书记胡耀邦。这是出于公心，但也有点“私利”。

事情要从1978年说起。

1971 年“九一三事件”以后我因父亲邱会作受到株连，在广东的部队度过了几年不自由的生活，1978年夏天叫我转业离开军队。按国家“从哪里来回哪里去”的政策，我可以回北京。但是上级通知，不准备那样安排我，并解释说，只是因为名额太少，但我可以回爱人的家。我爱人家在江苏无锡。

我想回北京，我的家人亲友多在那儿，是家乡，但我预感到期望是徒劳的。这些年来组织上对我的“安排”，事先都有周密的考虑，凡是有利的事，不会落到我的头上，而伤害我的事，都被说成是组织的“关怀”。这让我想起了这些年来我的经历：

1971 年10月初，我被抓起来，押到广州去办“学习班”，接受审问和批判。陪同外宾到访广州的周恩来总理知道了此事，说“要一视同仁，不要搞株连”，我才回到部队并“恢复工作”，在外表上看起来的“正常”工作和生活之外，多了两条：一是按月有情况报告由保卫部门上送，二是没有让我离开过部队，也不许外边的人来找。

1974年全国“批林批孔批周公”时，广州军区掀起了抓“林彪死党”的风暴，军区党委常委绝大多数人被揪，我也受到无辜的指责被关押了十个月。后来中央进行了纠偏，不允许打击面太宽，我才被释放了出来。

1975年我利用假期到河北农村看孤身一人被搞到乡下的才十六岁的妹妹，1978年到陕西大荔县看了正在那里监督劳动的近六十岁的老母亲，这些本是人之常情，可是反映到了部队，都受到严厉批评并警告“下不为例”。

我想这次如果能回到江苏无锡，可以让我爱人与她的家人团圆。她受我的株连被部队处理复员，不许回原籍无锡，而是被“安排”到了苏北江都县，这次她可以按家属的身份随我转回家。想到这些，我被迫答应了不回北京，唯一要求是，先回一次北京。因为我在部队除了军人日常生活的用品之外，作为家的用物，我一无所有。今后我不再过军旅生活，要到地方安一个家，总得到家里拿一些个人用品吧，如被子、床单等都要布票，别人结婚都是家里凑起来的，而我没有。

部队批准了我的要求，因为其他转业干部也都批了假，有条件的可以与地方通融、安排的好一点，有的就是回去休息一下、作点搬家的准备。

1971 年“九一三”时我家被抄了封了，于是我向上面写了报告。久等之后得到批复，是中共中央副主席汪东兴批的。我到自己家里拿几件衣服被子，居然要中央批准，感到疑惑，后来才知道，汪东兴主管中央专案，办案人怕我从家里把什么东西拿出去，有碍于他们继续侦察破案，并不情愿。我到了北京遇到了麻烦，全家的东西早就被总后专案组查封了。他们不肯给，说是虽然上面批了，但什么东西可以拿，什么不可以拿；是一次性全部给我，还是分批分期地给，他们要具体请示，这明明是刁难。

我把情况写信告诉了部队，久不见回复，打电话回去问，原来中越边境形势紧张，部队出发了。好不容易找到留守的一位副团长，答复我说，既然是中央批了，总后正在办理，你听他们的安排，安心等吧。

就在同时，他通知了一个令我大吃一惊的事，我被安置到苏北的江都县农村一所中学里，这既违反了转业干部可以回爱人家落户的政策，也与我营级职别的安排不符。

我未婚妻1974年从军医大学毕业，被当成“有问题的人”在结业典礼那天宣布清理离队，押送到南京交江苏省革委会处理。因为她除了与我有恋爱关系之外，并无 “现行”，就按复员战士处理，本应回原籍无锡，但她父母受到批判后已从无锡下放到苏北东台县农村劳动，于是把她先临时放到南京一个单位的医务室工作。当她转正时，说了两条出路可选，一是断绝和我的恋爱关系，按大学毕业生转正为医生，留在南京。不然就到苏北农村基层，当工人编制的护士。他们说这是组织的爱护，并不违反政策。我未婚妻拒绝了“好的出路”要和我结婚，结果被分到了扬州地区县里的农村公社卫生院。天下毕竟是好人多，地区的人事部门接到这个棘手的事后，对我爱人非常同情，但又不能违反不许进城市的戒令，把她安排在离扬州仅十七公里远的江都县，而身份上，县人事局长以大学生当护士没有先例为由，安排她到县医院当了医生。

我没有想到，因我株连到爱人，不许她回城，然后再以让我转业到爱人家为名，放逐我到农村。当初我想转业回北京不成，退了一步，他们却进了一步，根据“政策”绕过来绕过去，陌生的苏北农村终被他们曲解成了我必须去的爱人的“原籍”。

当初，在转业干部会议上、在文件报纸上都说能安排照顾的要尽量地好一点。那么多农村来的干部被分进了大城市，而我来自北京，却要分到农村，我无论如何也不同意我在北京等候多时，个人东西迟迟取不出来，转业又不能回爱人原籍城市，我原以为文化大革命结束了，新的生活会来临，却没有想到株连远没有结束，我很沮丧。就在这时，我遇到了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高我几届的同学安黎和叶小楠，这是我多年来第一次见到同学，非常高兴。安黎的父亲、原中央组织部长安子文刚从放逐地安徽回来，暂住在前门饭店，她们请我在那聚聚。言谈之中，我才知道她们也在文化大革命中受了难，其间，安黎和同时受到株连的北京大学学生胡德平结了婚。

她们听到了我的遭遇，非常感慨。安黎建议我给德平的父亲胡耀邦写封信，要求落实政策。胡耀邦刚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兼任了国务院军队转业干部安置办公室主任，没有想到事情居然这么巧。

150、我为什么永远感激胡耀邦（2）

第二天傍晚，我到了北京东四的胡家住处。德平和安黎把我领到他们住的西厢房，德平是第一次见到我，但非常热情，问了我个人情况后看了我写的申诉信。我没有提任其他问题，只希望能按规定转业回北京或是到爱人家。他一边听一边说，到现在了还有此种整人的事，要把信送过去请他父亲看，叫我跟他过去当面说说。我跟随德平出了门口，我突然感到很自卑，我毕竟是一个被打倒的人的儿子，说我就不去了，回屋等吧。德平看出了我的心思，说他父亲和我父亲熟悉，不会有嫌弃的意思，但我还是返回屋了。安黎对我抱怨，你完全可以当面和德平爸爸讲讲嘛。我不吭气，等了一会儿，德平回来了，说他父亲一听就表示不应当这样，信他会批。

果然，胡耀邦于1978年9月27日对我的信作了批示：“要采取区别对待的方针，既把本人同父母区别开来，也把不同表现的本人加以区别。邱承光如分配北京不适合，我意可以分配去无锡，请你们考虑。”[注：胡耀邦批示件，存国务院军转办]

我得知消息后立即想告诉我的爱人，而且我还没有见过刚出生满月的女儿，想到江苏去看看他们并等进一步的消息。再说家里的东西也给了一些，我不想把它们拿回部队再从那儿转运回家，不如先直接运到江苏。我爱人听说了很高兴，因为这么高的主管领导有批示，落实起来应当没有问题。

但是事情并不是如我想的那么简单。11月16日，江苏省向国务院送上了报告，汇报了安置我的过程，认为是可以的，称“程光同志的工作，是否需要调整到无锡，请指示。”对于胡耀邦这么明确的批示居然会“反问”，其实就是不想办。他们也把这一想法通报了广州军区。

12月2日，广州军区向总政、国务院汇报了和江苏的协商情况，称“据说江苏省经国务院军转办写了报告，对邱承光的工作单位就不再变动了，我们意见程光暂缓报到，待国务院军转办明确后再定。”

12月4日，国务院军转办指示江苏。“根据胡耀邦同志的批示精神和本人的要求，程光同志可调整到无锡市工作，请你们再考虑一下，并将意见电话告我们。”

12月8日，江苏省回复国务院军转办：“……我们又研究了下，并报告省委领导，对程光同志的安置是可以的，不同意再作调整。”

为什么江苏省会持如此强硬态度？之后我了解到，原来是江苏认为，当初军队把这个“包袱”压给了江苏，事先没有商量，令他们为难，现在胡耀邦的批示让他们承担了“违反政策”的责任，再次叫他们为难，而军队倒成了好人，反而要江苏改正错误落实政策。他们不吃这个哑巴亏，要想重新安排，那就叫人离开江苏。12月13日，国务院军转办向中央综合报告了以上的情况后说：“我们曾向江苏省建议将程光同志调整到无锡市安排，江苏省军转办多次研究并请示省委，认为对程光同志的安置是是可以的，不同意再做调整。据此，仍请军队动员程光同志去江都县工作。”在这个请示中，用了很多篇幅说明江苏这么作，是为了当事人好，是“关怀爱护”。

毕竟，我只是个人，他们代表组织，掌握着向上汇报的话语权。

12月19日，胡耀邦对上报的建议报告批示，“要向本人作工作，如实地把组织上的考虑告诉他，使他能理解这么办是组织上为他着想的。”[注：胡耀邦批示件，存国务院军转办]

我急忙回北京赶到国务院军转办，他们说，江苏认为那样安排是对我最大的照顾。这话让我震惊，命运让我一生中接触了不少受过冤屈的人，他们都说，在受到不公正待遇甚至诬陷时，办案人对他们总有一句话，“这是组织对你的爱护。”

我把情况告诉了德平和安黎，他们非常吃惊，叫我再写信申诉。

1月16日，胡耀邦再次批示，“到底安排到哪，由国务院军转办定，但是不许搞远隔离政策。”[注：胡耀邦批示件，存国务院军转办]他的意思很明确，无论怎么安排，一定不许对我搞株连。

这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了，胡耀邦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书记，随后又出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他批示了别人的申诉，都是很快就解决了问题。而对我，没有想到就这么难。

我给上级写信反应情况，被当成是蔑视基层组织“坏人告状”。我被立即叫回了部队接受批判，理由是任何人都得服从组织，否则就是违反纪律。显然这是对着我个人来的，很多转业干部对安排不满意，就写信或到相关部门通融，一些有关系的或是理由充分的，进行变动的不少。

我刚回到部队就被监视了起来，不许乱走乱动，准备听从处理，首先是在全团干部大会批判，让其他人看一看，不服从组织分配会是什么下场。

对我是什么组织处分？我想很可能是批评教育一下，予以警告。我没有违反任何一条纪律，难道我向领导干部写了信就是有罪？我没有想到，一场风暴开始了，给我定的“罪名”叫我大吃一惊，说是我不到越南参战，拒不上战场，这是要上军事法庭，可以判处死刑的罪名。我被羁押在了招待所的一间小房子里，有如一个等待宣判的囚犯。之前，在我们这一批转业干部办理手续之际爆发了中越边境战事，我和所有转业干部一起向上写了决心书，要打好这一战再离队，但很快向我们传达了上级通知，本次已批准的转业干部一律不去越南参战。对我加上这个罪名，是要“一棍子打死”我。很快，这条罪状被军里的纪检部门否定，说没有依据。于是他们又抓我不请假久不归队，可是发现我的请假有人证明。他们又说我六个月没有交党费，自动脱党。我拿出了我回到部队领取工资后交纳党费的收据，他们强调那是补交的，强行退回了我交的党费。

部队里召开大会小会对我批判，我一遍又一遍地检讨也过不了关，一定要逼我承认自己是故意违反军纪犯法。这哪里还让我说话？只有认罪伏法逼人走上一条死路了。我深夜里偷偷跑到营房附近的水库边，想一死了之。我借着月光再看看相片中的妻子和襁褓中的女儿，和她们诀别。就在这一刹间，我突然想到，我撒手而去，妻子怨恨我，我只能下辈子当牛做马来报答她了，但是女儿长大以后，别人问起她，父亲是谁？她要整日遭受别人的冷眼，该多么可怜！谁也不能代替她亲生父亲的责任，为了幼小的生灵不受儿时丧父的委屈，我纵然受到千般折磨也要活下去！

151、我为什么永远感激胡耀邦（3）

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我先找了团里的领导，他们面有难色不吭气。我找到了师政委，办公室不叫我进，我就在他家门口，从白天等到晚上，久等之后他接待客人回来了。我向他深深地鞠了一躬，说“请放过我吧，我还有不满周岁的女儿。”他酒气冲天地骂了一句，“你比你的父亲还坏！”

我为了找条生路，只好再写信申诉，从师纪检委一直写到军，写到军区，还大胆地写给了中央军委。我发出信的三天后，师、军、军区的纪检部门陆续回复了，均称“你的申诉我们收到了，已交给你所在的部队党委处理。”此时我才发现，党的那么多检察机构没有自己的作为，只是为党委的行为作背书。

最后的时刻来了，部队召开了大会，说让我再当众作一次深刻检讨，就可以放过我，至少是可以结束这个折磨人的日子。好心的同志暗示我，只要做出“痛改前非”的样子，有正义感的同志们也好帮帮我，你家里还有老婆孩子，为了她们，要逆来顺受。

我在大会上那样作了，流下了眼泪，但不是要痛改前非，而是对这些年来我受到的种种迫害而感到无比悲愤。

团长是我办转业手续后新上任的，和我没有什么恩怨，他在会上总结说，“个人是斗不过组织的，组织只有对的，永远没有错的。”他宣布了上级要求把我清除出党的决心。原来是先引诱你作了“反面教员”，之后再置你于死地。

然而，那些和我相处的政治处的同事战友们，却不这样看，会后他们反应强烈，没有他们在支部大会上表决，不可能开除我出党。但他们无力阻止，因为师党委根据党章的“上级可以直接处分下级党组织的党员”的规定，直接做出决定把我清除出党，立即离开部队。

对我的处分下达了，团里通知，已经把我的工资和供给关系结算了，已转到了地方，这等于是强逼我立即离队。就在这个我走投无路的时刻，我爱人来信了，说在农村就在农村吧，以前那么艰苦的日子都过来了，我们只要人有口气，就克服困难活下去。

我打好了行装要走的时候，部队突然叫我暂缓。第二天，两名军区来的干部找我谈了话，问我对转业安排上有什么意见？我害怕再次挨整，只求能放我一条生路。当天晚上，一个战友偷偷找来，说军区来的人和以前不一样，不是只听领导谈我的“罪行”，而是找了批准我离队去北京办事的原来的团政委（他已调离了），看了同意我在京继续办事的副团长（已转业离队）留下的证明，还找了退了我党费的我的党小组长。

几天之后，军区来人又找我了，说，你向军委领导申诉的事实和对你处分决定的依据有很大的出入，你先安心学习，听候组织上的安排。你的事情中央军委领导知道了，很关心。

我急忙写信给北京我的同学耿志远，几天后他打来电话说，他的父亲、中央军委秘书长耿飚看到了我的申诉信，叫秘书向国务院军转办了解情况后，认为还是要按耀邦同志的指示精神办，并于7月2日作了批示，“请洪达、希庚同志按落实政策不牵连子女的精神解决。”[注：耿飚批示件，存中央军委办公厅。肖洪达，时任军委办公厅主任。李希庚，时任军委办公厅副主任。] 耿志远还说，他父亲的习秘书也曾受过株连，很理解你的处境，他会尽力催办的。我还得知，我的朋友陈小津、宋扬之找了江苏省委书记许家屯，请他对耀邦同志的批示的事过问一下。半个多月之后，我接到江苏省委和军区发来让我到无锡市报到的通知时，真是百感交集。但部队有些人还是不服气，他们为了证明自己的一贯正确，临行前给了我“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抢先寄给了江苏。有了它，地方部门就不再按同级别干部安排，让我到了一家只有一百多人的小工厂里。虽然事后军区复查我的案子时，发现了这个补加的处分，责成撤销。但部队并没有通知我和我所在的工厂，让我在两年的留党察看期内，只能在生产车间打杂。三年之后，我所在的单位才接到那个迟来的纠正通知。这段往事已经过去三十年了，我再翻阅胡耀邦等领导对我的批示抄件时，还十分动情。在胡耀邦参与中央工作的六年里，可谓日理万机，却在百忙当中批示申诉冤情的部分群众来信两千多封，这其中就有我的两次申诉。

我要感谢胡耀邦，他不仅是关怀过我，更是关怀过无数的受冤屈的人。他不仅平反了冤假错案，而且阻止了新的冤假错案的发生。在当年“公审”之前的特殊气氛下，对我们这样受牵连的子女，有的人是想怎么整就怎么整，谁敢为之说话，但胡耀邦的批示让我们从无辜的株连中得到比较妥当的安置。

文化大革命中我曾在受迫害的深渊中挣扎，深感纠正文革错误长期而又艰巨。历史常延续着原有的惯性，专案制度陋习更是如此！胡耀邦拨乱反正，常遇到阻挠，有些乱，他拨不动，纠不正，反而遭到忌恨。胡耀邦以平反冤假错案开始，最后自己倒陷入了困境。。。一些批判胡耀邦的人在文革中受过冤屈，此时却重新拾起他们曾经痛恨的文革手段，对待的正是解救他们摆脱冤案的有恩之人。


敬爱的胡耀邦去世二十年了，过早地离开了热爱他的人们。我一直怀念他。当我在写这段记忆，去寻找他的相关史料时，发现他的影像记录、文字文稿，都从公开发行的党的历史资料文献中很难找到，他的传记和对他的回忆至今在主流媒体上看到的也很少。然而，当年他离开我们时，成千上万的老百姓自发地走上北京街头，排成数十里“人街”为他送行，之前这样的情境，只有“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逝世才有过。我真希望有朝一日，各新闻媒体和电影制片厂能把胡耀邦总书记的影像和当年人们送别他的历史瞬间还给人民，让敬爱他仰慕他的老百姓再看到他的音容笑貌和那悲壮的一幕。

我要一生感谢胡耀邦，他是中国历史上的伟人，尽管我认为他还没有出现在党史、国史应有的位置上，但他在人民心中那崇高的地位，谁也无法抹去。这已经足够了！因为，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

——作于2009年
http://www.sohu.com/a/151908239_799980

156、“塞外救星”胡开明（1）

1959年9月19日，河北省委正式通知，因犯有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撤销葛启的张家口市委第一书记职务和史万修的市委书记处书记职务。
张家口市委（当时地市合并，整个张家口地区统一由市委领导）一下子揪出了两个主要领导，群龙无首，工作受到严重影响，不得不向省里紧急要求派人下来主持工作，稳定局面。
派谁去张家口好？省委认为张家口的问题严重，必须派一个得力的干部去领导反右倾运动。胡开明参加了酝酿人选的常委会议，出人意料，他主动提出自己带工作组去张家口。
张家口地处河北省西北端，人民生活极端贫困，民风极端淳朴。胡开明知道那里的干部出了名的老实、听话。老葛一向对党忠心耿耿，干嘛要反党，反三面红旗呢？老葛一倒，还不知道要牵连多少人。为了正确展开反右倾运动，尽快稳定局面，经过反复思考，他才向省委提出到张家口工作的要求。
1959年9月下旬，省委派出工作组赴张家口指导反右倾运动。胡开明为组长，省监委书记裴仰山为副组长。

深入调查研究

胡开明到张家口后，首先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传达了省委反右倾的精神。
10月8日，又在市委召开了三级干部会议。他代表省委宣读了对葛启和史万修的处分决定。葛启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保留市委委员；史万修被定为阶级异己分子，开除党籍。
会议开了10天。 讨论、学习、座谈、批判、揭发。
会后，全张家口地区立即掀起了一个反右倾机会主义的高潮。各机关、厂矿、学校发动干部群众相互揭发，大鸣大放和自我交心，并对572人做了重点批判。
11月初，又在农村公社干部中确定了10133名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作为批判对象。
张家口反击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搞的轰轰烈烈。
市委召开的揭批葛启的小型会议，胡开明几乎每次都去，他既听同志们的批判，也听葛启本人的申辩。
在深入实际的调查中，在大量事实面前，胡开明变得阴郁了，他紧皱眉头，陷入深深地思索。葛启的问题，原来不甚了解，一听了他本人的申辩和解释，才觉得人家说的干的都很有道理。
除了在办公室里开会，听汇报，胡开明深入到全市重点单位一个一个地了解反右倾情况。他先后找了十几名犯错误的县社干部谈话，耐心倾听他们的申诉。另外也邀请了一些反右倾的积极分子座谈，平等地交换意见。
晚上回到家，胡开明还神色凝重，不苟言笑。秘书曲维镇是刚来的，不知道怎么回事。人们都说胡省长开朗乐观，为人随和，好说话，现在为什么整天板着脸孔，让人不敢接近？
那一阶段，胡开明一天到晚就是找人谈话，了解情况。
秘书做梦也没有想到，胡开明通过这些天的深入调查，与葛启的那些“错误言论”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他越了解情况，越感到葛启没有错。
葛启批评张北县三天就公社化时说：你们跟群众商量了没有？这是代表了群众意见，还是强奸民意？
有何错误？
葛启针对有些人只说空话，不顾实际，一味迎合上面，批判道：有人抱着乌纱帽不放，抱住“方向”不放。地里打不出粮食，你吃啥？方向能当饭吃？
话是尖锐了一点，但有啥不对呢？
葛启说大 跃 进的教训是血淋淋的，是胜利冲昏了头脑。
多么一针见血。
对史万修的批判也如此。因为不同意省委分配给张家口8亿斤的增产指标，争辩了几句，就说他对抗省委；因为对下面的强迫命令和不切实际地大搞夜战进行过批评，就说他压制群众的冲天干劲；因为反对虚报浮夸，提倡讲真话，就说他反对大 跃 进。并把他去张北县整社指导工作，说成是凌驾在地委之上……
理由也非常牵强。
老史工作认真，脾气不好，对不正之风嫉恶如仇。下张北县蹲点时，狠整了一批搞五风的干部。毫不客气的把那些违法乱纪，打骂群众的基层干部抓了一批。
可能也有些过火，弄得不少公社、大队干部一提起史书记，都发怵，谈虎色变。但从大的方面说，他坚决纠正了原张北县委左的错误，这是主流。可省里不但没肯定，却把他开除了党籍。
一次在与秘书曲维镇聊天时，胡开明历数1958年以来发生的主观主义、瞎指挥、高指标、浮夸风、一平二调、大办食堂、共产风以及全民大炼钢铁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十分激动地问：你说这一切到底是右？还是左？能都怪下面基层干部吗？老葛说的那些话符合事实，句句都在理，都有根有据。他的用心是好的，就是在省里讲的话太多太冒了，让人给抓住辫子。
曲秘书这才明白胡省长总阴沉着脸，心情不好的原因。
胡开明是奉命下来指导反右倾的，批判葛启的错误是他的主要任务。他表面上必须执行省委组织决定，但内心又觉得葛启的话没有错，这就使他非常矛盾，非常痛苦。
一方面，葛启已定性，不能硬抗，形式上还必须批判他。另一方面，又必须掌握好火候，采取治病救人的态度，不能对葛启伤害过重。这真要很费一番脑筋。
临来张家口前，他特地拜访过省委书记处书记张承先，请教下去怎么批葛启。张承先出了个主意：重点从世界观上批，这样就可以绕过一些具体问题，绕过一些不好反驳的事实。
于是他就照此办理，对葛启批是批，但侧重于理论，少谈具体工作，尽量缓和气氛，减轻压力。
在批判过程中，还多次允许葛启本人申辩，说明实情。他在大会上还是称葛启为老葛。生活待遇一切照旧，不歧视，不疏远，该打招呼还打招呼。
秘书提醒他，市委批判葛启的大会很快就要开了，发言稿须赶紧敲定。他这才把发言稿拿出来看，字斟句酌地修改。
为了这篇稿子，他着实费了心思，一遍一遍地改，连个标点符号也精心琢磨。定性是省委定的，他无权改变，就只好在语言措辞上下功夫，尽量委婉，尽量全面。连着干了好几个通宵。
他这么苦心积虑地修改，用意是既让上面挑不出毛病，又能最大限度地减轻对葛启同志的伤害。
……
自古以来，上面下来的钦差大臣，都是以杀人、整人来树立自己的权威的。这是效忠皇上，获取重用，升官晋级的最佳良机。而胡开明正处此位置，代表省委来张家口全权监督反右倾工作。
可他享有大权却不用，甚至或明或暗地软化斗争烈度。
11月中旬，胡开明决定去张北县，了解那里的反右倾斗争情况。这是全省闻名的粮食高产元帅县，大 跃 进时的一个先进典型。曾与徐水县并列，在全河北省最先人民公社化。
坝上的11月已非常寒冷，早晚都要穿棉袄了。
胡开明走进县委宿舍，一眼就看见了原县委第一书记刘文达，主动与他打招呼：老刘！
没料到，刘文达看见了胡开明却低下头，扭身就走。胡开明在察哈尔工作多年，与刘文达很熟悉。他有些不悦，又大喊一声：刘文达！谁知刘文达闻声跑了起来，一直跑进里院的一间屋子。
胡开明生气了。怎么连起码的礼貌都没有！他迅速追了过去。到了那间房门口，一推，里面插着。胡开明伸出拳头，使劲擂门，喝道：开门！开门！
刘文达不得不打开了门，哭丧着脸。胡开明气冲冲地质问：你为什么躲着我，我是狼，还是老虎，要吃你呀？
刘文达沉痛地说；胡省长，我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啦！
“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也要见人，也不能跟你打招呼，理都不理，追你还跑，还把门插上，你这是搞什么名堂呢！”
刘文达嗓子哽咽着说不出话，长叹一声：“胡省长，我这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当得不明不白哇！”
胡开明问：你说说，你犯了哪些右倾错误？
“我刚刚调来，今年4月份才上任，也不知道自己犯了哪些右倾错误，才几个月的功夫就稀里糊涂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这位前县委第一书说着说着流了泪，最后索性嚎啕大哭。
从刘文达房子出来，胡开明又去找张文光，这也是他很熟悉的一个老部下。县里同志说：他因为组织反党集团，已被隔离反省。
见了张文光，胡开明开门见山问：你组织了反党集团？
对。
怎么回事？
大 跃 进时，原来的县委第一书记胡子奇提出粮食亩产400斤，我说这在坝上根本做不到，是浮夸。后来，刘文达来当第一书记后，我又降低了粮食指标。
就这些吗？
我们三个主管农业的书记常在一起研究讨论，反对高指标，所以不仅被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还被打成了反党集团。
那这里一亩地到底能产多少斤粮食？
平均不到100斤。1959年上面要继续搞大 跃 进，县委准备开会研究农业问题。我们分管农业的书记为了县委研究方便，事先碰了碰头，准备了个意见。
在开会讨论时，我们对1958年全县亩产400斤提出了不同看法。认为那是假的，欺骗了上级和报社记者。
事实上全县共有200万亩土地，那总产量是200万亩产的。但为了争先进，就少说了110万亩地，说全县有90万亩土地，这样亩产就达到了400斤。
我们认为1959年不能再这么干了，应实事求是制定计划。就为这个，我们被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我还被定为反党集团的首领。
胡开明问：张北亩产300斤行不行？
不行。
亩产200斤行不行？
够呛。
那一亩地到底能打多少？
平均超不过100斤，弄好了，100多斤。
从所谈情况看，胡开明感到张文光是有头脑的，实事求是的。
随后，胡开明又去县城附近的海流图公社，见到一个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公社副书记，这是一个很老实的农村干部。
胡开明问他：为什么把你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他说：上面嫌我胆子小，暮气沉沉，不敢放卫星。

他来到了黄盖淖公社食堂，每人四颗焖土豆，一锅酸溜溜草汤；而胡开明手里的材料上，赫赫印着：黄盖淖公社平均亩产４１０斤。
胡开明满腹忧虑，情况远比他想象的要严重得多，他心急如焚，觉得再不能这样搞下去了。
在和市委有关领导商量并征得同意后，在有全区上万名基层干部参加的电话会议上，胡开明果断地宣布反右急刹车。
与此同时，胡开明还在市委常委会上郑重提出了给敢于讲真话的张北县委书记刘文达、张文光等一大批犯了所谓“右倾”错误的同志平反，让他们重新出来工作。
他利用手中的权力，果断决定公社一级的反右倾运动立即停止，保护了一大批基层干部。

解散食堂

胡开明到蔚县西合营调查时发现，非正常死亡的人数逐日增加，他亲自数次到省里反映情况，提出减少纯调出粮食数量，要求增加救济粮指标。
他还一次又一次给省政府主要领导打电话，提出杀一批过冬的弱牲口渡饥荒。但省领导总感到事关重大，不敢贸然批准。
直到毛主席１９６０年冬到天津视察，河北省委领导小心翼翼地给毛主席汇报了张家口想杀老牛和瘦羊的事。
正为老百姓饿饭而犯愁的毛主席不加思索，大手一挥。说：“救人要紧，杀就杀吧”这一举动使张家口不少人得以活命。
１９６０年冬，河北省委决定全省农民口粮从１２月开始日均２两５。胡开明多次向省里反映２两５的定量不够吃，张家口气候寒冷，不能搞一刀切，并曾与省委某领导发生激烈辩论。
他说人不是鸡，鸡每天吃２两５还差不多，但人绝对不行。经过艰苦的工作，最后终于争取到了日均３两７５。
胡开明允许集体牲畜私人圈养；允许个人开荒自救，谁种谁收；批准搞包产到组等等。这些措施后来都成了他的罪状。
不仅如此，胡开明还领导全区人民开展自救运动，他组织各级领导干部筹措粮食，搞代食品、采集野菜，尽可能地保证全地区人民的最低生活。
在采取种种措施渡过饥荒的过程中，胡开明通过调查发现，１９５８年以来开办的农村公共食堂不仅不利于克服饥荒，反而更加剧了困难。
张家口大多数地方人烟稀少，一个村几十户人家，住的相隔四五里，每天去食堂吃饭，路上耽误不少劳动时间；加上粮食定量低，大锅饭难得分均匀乃至出现多吃多占，产生不少矛盾，严重影响群众生产自救的积极性，要是各户自己开伙，可以省柴、省粮、省工。
面对这种情况，胡开明根据广大群众的意愿，向省里提交了《解散农村公共食堂试点情况的报告》，明确提出“在目前物质基础不具备的条件下，勉强办公共食堂对生产不利，食堂势在必散，而且散得越快越好。”
到１９６１年５月，中央和省委正式发出《关于解散公共食堂的通知》时，张家口的食堂已大部分解散了。
胡开明对整人从来没有兴趣。在上级的一再逼迫下，他不得不展开“反坏夺权斗争”，但竭力缩小打击面，结果受到省里批评，说他“不抓阶级斗争”。
他长期从政，饱经风霜，却还像孩子般纯真，对上不谄，对下不欺，没有一点看风向，上面喜欢什么就说什么的陋习。
有些省领导虽然不喜欢他，下面却眷恋他。他调回省后，张家口地区的１３个县委书记联名给省委写信，挽留胡开明同志，舍不得他走。这在全河北省史无前例，全国恐怕也少见。
省委第一书记林铁很器重他，原来内定他回来当常务副省长。但上任前，林铁让他代表张家口地区出席华北局工作会议。他在会上逆着潮流，又公开宣传包产到组的主张，受到了批判。
省委立刻让他写检查，写了一遍又一遍。常务副省长自然泡了汤，以后一直坐冷板凳……受到了残酷的批斗，甚至还被假枪毙过。

把基本核算单位放到小队

通过一段时间的实际调查，胡开明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要想从根本上摆脱贫困和饥饿，必须把生产搞上去。
一个偶然的机会，胡开明看到了由苏联奥斯基柯等写的《集体农庄的生产组织》一书，对该书讲到的农庄内实行的小组地段责任制和定产到地、责任到人的制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他带领工作组参加郭磊庄大队的一次妇女座谈会，则使胡开明大受启发。
在会上，大家告诉胡开明，二队曾死过一头大骡子。这头骡子又高又大，拉车很有劲。可大家听说它死了，却高兴得眉开眼笑。跑到二队等着分骡子肉。
胡开明问：“为什么？”
他们说：“这么大的队，还不知道少谁的呢，心疼啥。”
胡开明说：“如果是你们小队死了牲口，你们高兴吗？”
妇女们七嘴八舌：“那不和自己家的牲口差不多吗！恐怕哭还来不及呢。”
听了大家的话，胡开明好久没有做声，他想了很多：
建国十多年来，从互助组到初级合作社，这一段生产是上升了，但到高级社，特别是人民公社化以后，生产开始下降了。
一个公社或大队，有几十个村，自然条件、劳动情况差别很大，但在分配时，却以公社或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干多干少一个样，结果必然挫伤广大群众的生产积极性。
可是这种“共产风”长期以来却被当作“一大二公”的优越性予以肯定。问题的症结找到了。他痛心地对工作组的同志说：“再也不能叫他们盼着吃骡子肉了。”
胡开明立即找来了村干部和一些社员，进一步倾听他们的意见。经过与大家的反复讨论、酝酿，最后商定把基本核算单位放到小队，变“大公”为“小公”，以此来纠正平均主义的“共产风”。
他带领一个工作组到郭磊庄大队蹲点，吃住在农民家里，专门搞生产队的收益分配“大包干”即以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试点工作。经过两个多月的准备，郭磊庄顺利实现了基本核算单位下放。
根据郭磊庄的经验，胡开明亲自起草了《关于郭磊庄分配大包干的调查报告》，并立即上报给省委。
就在这个时候，省委主管农业的书记又给胡开明打来了电话说，省委主要领导在广州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会上已议过关于是否以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问题，但没有做出结论。省委主要领导要求转告胡开明，张家口最好就不要再扩大试点了。
对此，在地委常委会上，胡开明明确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还是干！咱们自己推广。”这个意见得到了绝大多数同志的支持。于是，全地区各社队的核算单位下放工作逐步推广开来。
同时，一份要求在张家口地区各生产队因地制宜地推行“分配大包干”的请示报告再次上报省委。
1961年８月２４日，中央二上庐山，在庐山召开工作会议。
第二次庐山会议结束后，９月２７日下午，毛主席乘坐的专列到达邯郸，听取河北省委的汇报。省委主要负责同志及分管农业的书记，张家口、保定、石家庄、邯郸地委书记参加了汇报。
汇报的重点，还是围绕着核算单位下放的问题。听完汇报后，毛主席当即表示：原来的“三包一奖”是个大问题，不以脚为基础，以腿为基础，闹平均主义，脚在生产，腿在分配。随后，毛主席又问，是否有具体的试点材料，刘子厚把张家口和保定的材料递给毛主席。
毛主席一边看，一边在张家口的材料上批示：
“中央政治局：这个材料请你们看看，我认为基本核算单位还是下放到生产队好，请你们讨论决定。”
毛主席批示时，胡开明就在毛主席身旁。胡开明的心随着毛主席的一笔一划而跳动。当毛主席写完最后一个字时，胡开明的眼眶里已经充满了泪水。
９月２９日，毛主席将这次谈话的记录转送给政治局常委其他同志时，又写道：
“农民说，六十条就是缺了这一条。这一条是什么呢？就是生产权在小队，分配权在大队，即所谓‘三包一奖’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农、林、牧、副、渔的大发展仍然受到束缚，群众的积极性仍然要受到影响。”
“我的意见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即基本核算单位是小队而不是大队。……我以为非走此路不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过去过了六七年之久的糊涂日子。从１９５６年高级社成立时起，第七年应该清醒过来了吧”
１０月７日，中央发出了《关于农村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指示》，将郭磊庄报告列为附件。
中央这一指示指出：“农村基本核算单位究竟是以生产大队好，还是以生产队好，很需要研究。并要求各级党委调查研究，以便中央做出决定。”
１９６２年２月１３日，中央发出《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要求当年春耕前后，把基本核算单位调整为生产小队的工作做完。
当时，在南方养病的省委第一书记林铁兴奋地打来电话：“开明同志，毛主席说了基本核算单位还是放在小队上好。这件事你是有功的呀”
新闻热线：0313-2011753 广告热线：0313-2051987 | 设为首页 收藏 2018年5月8日 星期二

第三十一章 试行“三包到组”
农村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小队，这固然是个进步，但农民们并不满足。
当时，在市委机关就流传着这样一则传闻：市郊区的一个蔬菜队，蔬菜种得特别好，走到这个队的菜地，一片葱绿，而周围生产队的菜地简直无法与之相比。
听到这些议论后，胡开明立即找来了地委农工部长，向他询问了有关情况。随即和政研室的几个人，赶奔传闻中的大镜门外的孤石一小队。
一来到大镜门外的这个生产队，映人眼帘的就是一片长得格外喜人的蔬菜，见到这些，胡开明心里有底了。
这个队叫孤石大队第一小队。在田间、地头，他和社员、队干部亲切交谈，队干部吞吞吐吐地告诉他，他们是私下把蔬菜包给了作业组，作业组是自愿组合的，菜地包到组，工分、产量也包到组，叫做“三包”到组。
现在，人们出工早了，收工晚了，干活细了，上粪多了。他还指着邻队长得稀稀拉拉的菜地说：“这些菜地是四队和别的大队的，他们没有包，早一个月我们的菜地长得也是这个样子。”
从孤石大队回来，胡开明立即向书记处汇报了了解到的情况。胡开明建议进行“三包到组”的试点，如果效果好，就在全区推广。
地委书记处研究决定，按照中央开展调查研究的要求，地、县两级领导下去，进行“三包”到组的试点工作。
1962年7月下旬，中央给在1959年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干部平反，原张家口地委第一书记葛启同志官复原职，省委决定把胡开明调回省里工作。
胡开明回到了省里。这时华北局正准备在北戴河提前召开一个农村工作座谈会，为中央北戴河会议搜集材料。
省委第一书记林铁很器重胡开明，原来内定他回来当常务副省长。但上任前，他建议胡开明作为河北省北片的代表，仍以张家口地委第一书记的名义，参加华北局的农村工作座谈会，要求在会上如实反映下边的情况，提出自己的建议和看法。
胡开明接受了任务后，立即赶回张家口，召开各类座谈会，个别谈心，阅读材料，每天都是到下半夜才睡觉。经过紧张的调查、整理，形成了一份《关于推行“三包”到组的生产责任制建议》。
这份报告很长，长达七千字。《建议》明确指出：目前农村劳动管理制度非改不可。平均主义的计酬方法已经阻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是非改不可的了。
《建议》认为：
“农村人民公社，实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以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比以前高多了，但是还没有充分调动起来。这主要是由于还存在三方面的问题：
“一是国家的粮食征购任务过重，而且不大稳定，群众说我们的粮食征购政策是‘鞭打快牛’的政策；
“二是国家的价格政策不合理，粮食与工业品交换不等价，与其他农副产品的比价也很悬殊。所以群众说：‘以粮为纲不合算，干什么也比种粮食强’；
“三是生产队没有建立起生产责任制，计算劳动报酬的方法有问题，不能很好体现按劳分配。”
报告提出了实行“三包”到组的方法，来解决实行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后农民生产积极性仍然不高的问题，
“报告列举了“三包”到组的七大好处。胡开明要在北戴河开会时把《建议》拿出来。
然而这时，也传来了一些不同的消息，在农村生产责任制这个问题上，各地情况不同，中央也是有意见分歧的。
在这种情况下，在华北局会议上，有人劝胡开明说，“三包”到组的“包”字太敏感，最好把“三包”字改为“三定”。
但胡开明坚决不同意，他说：“包就是包，提建议就是要一目了然，旗帜鲜明。”
后来，胡开明把这个建议又认真修改了一遍，去掉了一些无关紧要的字，旗帜更鲜明了。
7月30日，胡开明在华北局农村工作座谈会上做了《关于推行“三包”到组生产责任制的建议》的发言。
1962年８月８日，胡开明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
毛主席：
关于如何巩固集体经济，加速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问题，我于７月３０日华北局农业工作座谈会上，作了一个发言，提出了推行“三包”到组的生产责任制的建议。发言稿已由华北局抄送中央一份。现在我又把它打印了一份，特再送您一份，请予抽空审阅为盼。
谨致
布礼
张家口地委第一书记
胡开明
一九六二年八月八日
这封信给他带来了厄运。
在将《建议》上呈之后，胡开明于８月１８日，又给主席写了封信，附上了他和秘书经过调查研究后写成的《关于农村口粮分配办法的意见》的材料。
这份材料的中心思想是，在生产资料都归公之后，在大家口粮分配水平都很低的情况下，一味强调按劳分配是不行的，为此他提出了“基本口粮和按劳分配相结合”的建议。
这个建议，得到了毛主席的首肯。
据省委书记刘子厚说，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后，主席对他讲：“看来口粮问题，不要强调按劳分配了，否则会打击农村‘四属’军、烈、工、干家属户。”
可是，他的第一份上书就没有这样幸运了。８月１６日，主席在胡开明的信上批示：
印发各同志讨论。
毛泽东
８月１６日
毛主席对这份建议的批示很简单，看不出什么倾向性，胡开明给毛主席的信还被列为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文件下发。

祸从天上来

1962年8月6日至8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即“北戴河会议”
8月6日，即会议开幕的第一天，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了阶级、形势、矛盾三个问题。
毛泽东：
现在有一部分农民闹单干，究竟有百分之几十？有说百分之二十，安徽更多。就全国来讲，这时期比较突出。究竟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农村合作化要不要？‘包产到户’，还是集体化……现在就有闹单干风，越到上层越大。
有阶级就有阶层，地、富残余还存在着，闹单干的富裕阶层，中农阶层，地富残余，资产阶级争夺小资产阶级搞单干。如果无产阶级不注意领导，不做工作，就无法巩固集体经济，就可能搞资本主义。
8月9日，毛泽东在中心小组会议上说：
单干势必引起两极分化，两年也不要，一年就要分化……1960年以来，不讲光明了，只讲一片黑暗，或者大部黑暗。
思想混乱，于是提出任务：单干，全部或者大部单干。据说只有这样才能增产粮食，否则农业就没有办法，包产40%到户，单干、集体两下竞赛，这实质上叫大部单干。
任务提得很明确，两极分化，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讨小老婆，放高利贷，一边富裕，而军、烈、工、干四属，五保户这边就是贫困。
毛主席批评了有些地委、省委书记，代表富裕农民，搞单干，或者大部分单干。说赫鲁晓夫还不敢解散集体农庄，我们有的干部还主张包产到户，退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
显然毛泽东是动气了。在会上，毛泽东还点名批评了胡开明，说胡开明是“胡”开明。后来毛主席在胡开明的信上批示：
印发各同志讨论。
毛泽东
8月16日
随着会议风向的转变，一些原来支持胡开明意见的同志也不敢讲了，有的干脆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
会后，河北省委开始了对胡开明的批判。1963年1月5日，河北省委将关于胡开明问题的报告及其检查上报中央和华北局。报告认为，胡开明犯有方向性错误，但基本属于认识问题，工作上尚未造成严重损失。
1963年10月，胡开明在省直机关接受批判。
1964年8月，张家口地委召开全地区各级干部参加的双千人大会，根据省委指示，公开点名批判了胡开明，认定张家口原地委犯了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并把张家口原地委打成了“以胡开明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然后把胡开明下放到唐山地区搞“四清”。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他受到严重迫害。在5至7月的华北局工作会议上，给他戴上了“以胡开明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以胡开明、葛启、解峰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阴谋集团”的帽子、“以胡开明为首的前张家口地委修正主义反党集团”的帽子。
并与林铁、裴仰山同志联系起来，说他们是河北的“修正主义集团”，成为河北省第三号走资派。
从此胡开明离开了家，离开了心爱的孩子和患难与共的妻子，一个人走过了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的漫漫历程。
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后，《河北日报》点名批判胡开明同志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并说胡开明同志是“叛徒”。
1966年8月至1975年10月，他在石家庄、张家口等地接受巡回批斗、在沙岭子农场和汉沽农场“劳动改造”，接受审查。
1975年10月至1977年7月，他又被下放到沧州地区青县大盘古村劳动。
但无论经受怎样的磨难和痛苦，他都挺着胸膛做人，笑对人生。造反派称他是“快乐的黑帮”。
他坚信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对党、对人民是问心无愧的。当接受批斗后，吃到埋在酸菜下面的腊肉、豆腐时，当三更半夜干部和乡亲们来看他，安慰他时，他更坚信，是非功过，历史终会作出公正的回答。
1977年6月，党的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夕，胡开明作为“可以争取的力量”，离开了下放农村劳动的沧州青县大盘古村，到省委党校学习。
在学习班上，他又对党的“十一大”公报中肯定“党的十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这个的观点，提出异议，并对2月7日人民日报上发表的“两个凡是”的社论提出质疑。
河北省委认为胡开明“顽固不化”，决定把胡开明分配到沧州市（县级市），任最后一位，即排名第八的革委会副主任。
在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的安排下，经过与刚刚就任安徽省委书记万里同志的商议，胡开明被任命为中共安徽省委常委，省革委会副主任。
关于他在“文革”中所经受的精神折磨和肉体痛苦，凡经历过那个时期是人，都是可以想象的，这里就不再详述了。

难忘的三年(我在张家口的经历)——困难时期我在张家口工作的经历
来源：张家口新闻网
自荐赴山城
1959年9月下旬，我和河北省委常委兼省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裴仰山受省委委派，到张家口任指导整风反右工作组的负责人，同去的还有省纪委几名干部。
我去张家口前，河北省委常委召开了扩大会议，会议的议题是传达庐山会议精神。传达之前，给每个与会者发了一份彭德怀元帅在庐山给毛泽东同志写的信，让大家看。这封信是对是错，却没有讲。
我被分到张家口小组，我和组里的同志一样，反复阅读这封不足4千字的信。
一天晚饭后，张家口市委(当时，张家口是地市合并，市委直接管辖各县)第一书记葛启约我和张家口市委书记处书记张何明出去散步。葛启问我们：“你们看彭总的上书有什么问题?”我摇了摇头说：“看不出来。”“我也看不出来。”张何明也回答。心直口快的葛启叹了一口气说：“我总觉得这个会开得有名堂。如果说彭老总的上书有什么问题的话，那么咱们都是一条道上的人。他说的话我都说过，有的比他说的还重呢。”
听了葛启的话，我心头不禁一怔。对葛启，我是了解的。他对党忠心耿耿，工作兢兢业业，思想敏锐，敢于负责，也勇于发表自己的意见。难道，彭老总的信真又要引出一场运动吗?
葛启的推理和我的担心果然成为事实了。
9月上旬，在省委一届八次全会上，省委点名批判了葛启，印发了《葛启右倾言论集》，组织与会人员对葛启进行批判斗争。16日，省委全会作出《关于葛启同志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决议》，指责葛启从1959年1月开始，“对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和省委直到中央，进行了连续地、越来越猖狂地进攻。这种攻击延续到7月，葛启在《大海陀》(张家口市委内部理论刊物)发表文章和在市人民代表会上的讲话，达到顶点。”就这样，葛启的市委第一书记的职务被撤掉了。
葛启的文章和讲话，我早已读过，那篇文章是他为理论刊物《大海陀》所撰写的署名评论，题目是《坚持社会主义原则，认真改进工作作风》。其中有这样一段话：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都是社会主义的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迟早，取决于生产发展的水平和人民觉悟的水平这些客观存在的形势，而不能听凭人们的主观愿望，想迟就迟，想早就早。”我个人理解，由生产队(原高级社)所有制向公社所有制变化，也要有一个过程，也不能性急，它的变化迟、早、快、慢，同样也是取决于生产发展的水平和人民的觉悟水平，不能只凭我们的主观愿望办事。在谈到集体和自由问题时，他认为两者是一致的。所谓大集体，不是没有自由，而是在集体利益一致的前提下，有更大的目由。应当肯定，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日趋集体化，自由是越来越多，决不是越来越少。在总结工作中，既要看到九个指头，又不可用九个指头掩盖住一个指头，更不可夸大一个指头否定九个指头。
在市人代会上，葛启针对某些新闻记者一味猎奇，夸大其词甚至无中生有编造新闻的恶劣倾向，辛辣地讽刺说：“他们认为说牛尾巴长在牛屁股上没希奇，非要说牛尾巴长在牛脑袋上才有新意。”这些议论都体现了葛启敢说真话的精神。
我对张家口和那里的干部，是比较了解和熟悉的。为了及时解决反右倾中一些实际问题，尽快改变那里贫穷落后面貌，我经过反复思考后，主动向省委提出到张家口工作的要求。这个举动，使很多人难以理解。
一是不理解高职低就。明明是副省级干部，偏偏要去当地市一级的书记，这不是自己降了自己的职吗?二是不理解边陲“发配”。张家口和承德是河北的边陲区，那里自然条件差，生活水准低。在有些人看来，省委里的干部只有遭贬才会被派到张、承地区，哪有自己要求“发配”的!三是不理解自讨烦恼。不仅葛启同志犯了“错误”，市委农业书记史万修也被打成“阶级异己分子”，整个张家口市委受到了批判和指责，在这种形势下，任何一个新上任的市委书记势必要受到上面与下面的各种压力，况且，这里各级干部我又是那么的熟识，这不是自讨烦恼?针对一些人的议论，我和省委第一书记林铁作了一次推心置腹的谈话，居然说服了这位在河北工作几十年的老书记。
我说的第一条理由是感情。我在张家口工作多年，1945年8月，我军第一次解放张家口，就在晋察冀中央局办的《晋察冀日报》社任副社长。1946年10月，我随部队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撤出这座山城。1948年12月张家口第二次解放，我又是首批进城，担任察哈尔省委宣传部长，省政协副主席。1952年察哈尔省建制撤销，当时华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找我谈：“察哈尔省撤销，很多同志不安心工作，你是察哈尔省的老同志了，你先留张家口市工作一段，对稳定干部队伍会有好处。”这样，我就留在张家口市委任第一书记，半年后才调河北省委工作。这次如组织能批准我的要求，那将是我三进塞外山城了。这一条提的真诚，记得林铁书记马上就赞同了。
我说的第二条理由是在省里工作矛盾不好解决。我当时任常务副省长，在1958年大跃进时兼任省大炼钢铁指挥部总指挥。这之前，我还任过省委工业部部长，对全省的工业实际状况比较清楚。所以，在讨论上报全省钢铁指标时，我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因之与省府主要领导发生分歧。一年后，全省所炼钢铁的实际数字又证实我坚持的意见是正确的，但那些年月讲大话讲空话盛行，我同顶头上级矛盾不好解决，我要求下去也是解决矛盾的一个办法，也为省委书记林铁解决了一个工作上的困难。
我说的第三条理由是责任。从我的潜意识说，面对即将开始的反右倾斗争，张家口市委班子出了“问题”，自己原是察哈尔省的干部，对那里是人地两熟，自己去可能多保护一些干部。这一条，我没有多说，但林铁也是同意的。
还有一条，就是我在省里工作，究竟下边存在什么问题不大了解，我想很有必要去实地主持一个地区的工作，全面调查研究1958年以来党的工作的经验教训，扎扎实实地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我毛遂自荐要去山城的请求，最后得到了省委的同意。
9月下旬的张家口，已有初冬的寒意，身体弱的人早晚已穿上了棉衣。然而，此时一场反右倾机会主义的风暴已伴随着塞外的寒风，席卷着张家口地区。

“暴雨”化“蒙蒙”
我和裴仰山带工作组到张家口后，市委首先召开了三级干部会议，市委代理第一书记刘一鸣主持会议。我代表省委工作组传达了省委常委扩大会批判葛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决定和对史万修批判的情况。在会上，一些同志对葛启及史万修进行了批判发言。当时，在市委召开的一些内部会议上，我也随声附和地曾对葛启进行过批判，但在深入实际的调查中，在大量事实面前，我感到对葛启他们的批判是错误的。
为了解真实情况，我决定亲自到下面去看看。我去的是坝上大张北(大跃进时，将坝上张北、商都、沽源、尚义、康保五县合并为张北一县)
我一进县委宿舍，一眼就看到了县委第一书记刘文达。我高兴地喊道：“老刘!”没有料到，刘文达竟然连头都不抬。我有些生气地放开嗓门，又喊了一声“刘文达!”喊声刚落，刘文达扭头就跑，一直进了里院的一间房子。我真生气了，就“蹬蹬蹬”追过去，一推门，里边插着。我伸出两个拳头，擂起门扇来。门开了，刘文达垂着头站在门边。我气冲冲地问道：“我是狼?还是老虎?叫你不应，追你就跑，还把门插起来，搞什么名堂?”刘文达抬头看了看我，哭丧着脸说：“我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啦!”话刚说完，就嚎陶大哭起来。我说：“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也得见人哪?你说说，你犯了哪些右倾错误?”刘回答说：“我刚调来，情况也不了解，我也不知道自已犯了哪些右倾错误。”
从刘文达房里出来，我又去找张文光，这也是我熟悉的一个老部下。正在县里主持工作的一位同志告诉我，张文光组织右倾反党集团，已被隔离审查。
见到张文光，我开门见山问他：“你组织了反党集团?有什么事实?”张文光说：“原来的县委领导做粮食生产计划平均亩产400斤，我说在坝上地区根本做不到，是浮夸，同时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后来刘文达来当第一书记，我又降低了他提出的指标。”我问：“就这些吗?”张说：“我们几个主管农业的书记常在一块讨论，反对高指标，所以不仅被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还被打成了反党集团。”我又问：“那到底一亩地能打多少粮食?”张文光说：“平均超不过100斤。”
随后，我又去县城附近的海流图公社，见到一个公社副书记，这是一个老老实实的农村干部。我问他：“为什么把你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他回答说：“人家说我胆子小，暮气大，不敢放‘卫星’。”
次日，我又到几个“高产”社队了解情况。
黄盖淖公社食堂，每人4颗焖土豆，一锅酸溜溜(草)汤，人们一口汤，一口土豆。而我见到的材料上，赫赫印着，黄盖淖公社平均亩产410斤，创历史最高产量。
大囫囵村，刚刚秋收一个月，生产队、大队的库房就只剩下一个粮底子，社员家中几乎无存粮。而按上报的“卫星”，这里的粮食早已成10倍地超出了库房的储存能力。
狼窝沟村一户社员，孩子饿得直哭，母亲把干瘪的奶头塞进孩子嘴里，却挤不出一滴奶水。
难道这就是闻名全省的粮食高产“元帅县”?难道这就是出席全国农业社会主义建设先进代表会获得表彰的典型?本来，在到张家口之前，对于这里的困难情况和反右倾问题，我是有充分思想准备的，但面前的现实已远远超过我的想象。
张北县地处内蒙高原南缘，古长城以北，平均海拔1500多公尺，地处高原，丘陵起伏，地广人稀，土壤贫瘠，气候干燥，风多雨少，十年九旱。冬季时常冷到零下30多度，地冻五六尺，立夏才能消融。有人作诗形容这里的气候和景象是：“狂风起处飞黄沙，少见行人不见家，晚秋末完冻先结，初夏不见桃杏花。”无霜期只有90多天左有，农作物生长期极短，产量低而不稳，1949年全县粮食平均亩产只有55斤。解放后，在党的领导下，生产力有了较大发展，粮食亩产平均达到100斤左右。
然而，在“大跃进”的浪潮中，张北县的主要领导在全省由上至下放“卫星”的影响下，在上级的一再催促和号召下，昏了头脑，提出了“实现亩产400斤，争当粮食元帅县”的“左倾”口号。当时，许多人认为，张北气候寒冷，条件恶劣，这个指标达不到。但是，张北县委不但没有采纳，反而发动全县，在全民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基础上，展开了大辩论。从党内到党外，从干部到群众，开展了两条道路、两种思想的斗争，插红旗，拔白旗，大反所谓的右倾保守思想，促进人们的思想“跃进”。当时墙壁上贴的标语是：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只有低产思想，没有低产土地”。
“天冷冷不住决心，地冻冻不住恒心”。
“苦干硬干拼命干，严冬寒春变夏天”。
为了实现“元帅县”，张北县和其它县一样做了很多“左”得可笑的事情：狗打死了，猫杀掉了，抓蛤膜、捞蝌蚪、逮草鱼、找毛毛虫，为的是煮肉汤追肥，还将44000斤食用麻油和牛奶施在试验田、丰产田;农民的菜缸、水缸都被收去当尿缸，衣柜、衣箱则成为运送肥料的工具。
1958年10月，中央发出了召开社会主义建设先进代表会议的通知后，张北县委总结上报：全县放出了亩产莜麦3012斤，亩产马铃薯24000斤，亩产小麦1176斤，亩产蚕豆2600斤等高产“卫星”，共21颗。全县9万亩粮薯作物基本田，平均亩产412斤，比平均亩产81斤的1957年，跃进4倍多。加上草粮田，粮食总产量达4亿余斤，比1957年提高1。75倍。油料总产量达4038万斤，比1957年增长88%。全县23万人民，每人平均占有粮食1770斤。其实，这一年的粮食亩产只有110斤，成绩被近4倍地虚夸和扩大了。
张北县委就是这样，在“大跃进”“左”的思想指引下，不顾客观条件盲目蛮干，急躁冒进，违背了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虚报浮夸，瞎指挥，酿成了当年高产获奖励，翌年就闹粮荒的被动局面。然而，骑在马背上的“元帅”却下不了马，1959年又是浮夸，群众又是缺粮，恶性循环。
张家口市区的情况比我想象的严重得多，全区70%的社队缺粮;寒冬已经到了，而很多社员还没有一件象样的御寒棉衣。在“死宝变活财”、“砸锅炼铁”的口号下，搬空了人们家中的什物。浮夸风、高指标使国家征购任务成倍增加，而实际产量与征购数几乎相当，二百多万人民生活没有着落。面对这种情况，我感到很痛心。解放10年了，我们的人民还过着这样的日子，我们共产党的干部没能带领群众脱贫，却带头吹牛皮说假话，这怎么对得起人民呢?可眼下更糟糕的是，除了经济、生活上的困难外，正直、敢说实话的共产党员正被当作“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遭到批判。
葛启、史万修的问题找管不了，那是省委定案并报中央批准了的。整个“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我也阻止不了，但对张家口地区的事情我不能不管。我几经反复思考，就在张北县拿起电话，要通了市委书记处书记兼专员解蜂，我尽量平和地叙述我在调查研究中了解到的情况，心里告诫自己：“刚刚来，要小心!要谨慎!”但说着说着，我究竟没能控制住自己，当说到很多敢于讲真话、实话的同志正在被当成“右倾”分子受到批判时，我激动了，高声地说：“老解啊，下边的反右倾不能再搞了，这样搞，谁还敢说真话?我要在张北开全区的电话会议，宣布反右倾刹车!你能支持我一下吗?”
多年之后，解峰回忆当年接到我电话时的情景说：“当时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因为，老胡是省委派来指导整风反右倾的工作组组长啊!但张家口的实际情况我是清楚的，那时，我听到他的指示，心里很有同感，所以我很果断地表示：同意老胡的意见和作法。”
电话会议召开了。全区上万名基层干部聚精会神地听着我代表省工作组和市委的讲话，一大批干部被解脱了，一场“急风暴雨”的“反右倾”斗争被化成了“蒙蒙小雨”。
解放干部
1959年12月11日，中央正式批复，我任张家口市委第一书记。一瞬间，我突然觉得自己身上压着一副沉重的担子，甚至怀疑自己这个常务副省长能不能干得了市委书记。但我眼前浮现出一批批干部受批判的情景，浮现出饿得直哭的孩子时，一切顾虑就全打消了。
我上任后，首先与张家口地区各级领导干部广泛接触，调查研究，与他们逐个促膝谈心。从第二书记刘一鸣(我来前，曾代理第一书记)以及书记处书记兼专员解峰、工业书记王云、城市公社书记张何明，到一些县委和公社书记逐个地谈了。我和解峰的倾心长谈是在去省里汇报情况的路上和住招待所时谈的，话题是如何汇报“批葛反右”的情况。
在省委召开的情况汇报会上，解峰同志做主要汇报发言，对所谓葛启的错误，他显然是字斟句酌，十分慎重的。但是，对葛启的称呼，他仍象过去那样随便，一口一个“老葛”。中央一位听汇报的领导同志打断了他的话，严肃地说“不要老葛老葛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实质上是敌我矛盾，只不过是当做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解峰沉默了一下，继续汇报。这回，不是称呼“老葛”了，而是改称“葛启同志”。散会以后，我找到解峰，坦率地说：“我同意你的称呼，葛启还是个好同志，怎么能划到敌我矛盾呢?这种形势咱们不必紧跟。”解十分感动地说：“老葛根本不是右倾，要说检讨，我和老葛都应该检讨。这两年时间，我们脑子发热，办了许多极左的事，只不过在两次‘郑州会议’后老葛对这一点认识的早，他想纠‘左倾’，倒成了‘右倾’。你对张家口基层的反右倾斗争‘急刹车’，解脱了不少基层干部，但反右倾的大气候你是抵御不了的。”我接着说：“不光是老葛，还有承德的王克东、唐山市的刘汉生、省里的杨英杰，都不是右而是‘左’，就是‘左’的不如别人厉害罢了。至于反右倾的大气候，我一个人顶不住，但还有你，还有一鸣、何明、王云，还有全市280万人民，咱们要尽最大的努力抵挡‘左’的干热风!”
有一次，我找来了市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于力耕，这是个很有思想的同志，可是在批葛反右的风浪中，却变得小心谨慎，生怕由批葛而“殃尽池鱼”，因为葛启的那些右倾言论很多都是出自他的调查汇报。
我对于说：“找你谈话，不是谈一般话，大众话，是和你谈心里话，真心话。你大概想，胡开明会不会抓我的辫子?你可以放心，我胡开明决不会抓辫子的，不抓你于力耕的辫子，也不想抓葛启的辫子，当然，你也不会抓我的辫子。说实在话，对葛启我早就反不下去了，因为他说的那些话都对。我虽然解决不了他的问题，但我也不受批葛的影响，这就是我的心里话。”于听我说的话，连连点头说：“葛启虽然说犯了‘右倾错误’，可他说的句句是实话……‘五风’刮光了社员的家产，有的社员家中只剩下一铺一盖、一碗一筷……”我们从傍晚谈到半夜，于详细介绍了全区农村的真实现状，我不时地插一两句话。
第二天，我又到了张北县，找到了张文光。我风趣地对他说：“我想听听你这个‘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高见。”张回答：“我说的还是‘右倾’言论”。我说：“那好啊，在反右的时候能听到右倾言论可不容易呀。说实在话，我跑90里上坝，就是为了听你的真话。”张文光抬起头，看着我真诚而又恳切的神情，才下决心说：“大跃进再也不能继续搞了。今年秋收前，张北全县234112人，就有213965人缺粮，占农业人口的93%，缺粮数达2889万斤。秋收后，缺粮问题暂时缓解了一点，但现在才过了3个月，离明年秋收还有9个月，而粮食已经吃得差不多了。明年的形势会比今年严峻得多，可是，直到现在，还有不少同志头脑在发热，还在叫嚷‘形势大好’，还在那里反‘右倾保守’，而没有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想方设法克服困难，这样下去，明年不知要饿死多少人啊!”张文光不知是怎么想的，说着说着话就象拐了弯似的自相矛盾起来：“我是犯了右倾错误的人，您上次来张北宣布反右倾刹车，使我少受了很多批判，但现在的气候，我的右倾帽子是摘不掉的，您也不必为我费心，我刚才说的尽是和大好形势唱反调的泄气话，谁处在您的位置上，也不会欣赏这些右倾言论的。”说着，他痛苦地低下了头。我接着说：“张文光，你前面说得很好，可这几句话说错了，我欣赏的就是你能讲真话!你要是不敢说真话，那我就不为你费心了，可你还是说了真话。帽子能戴上去，就一定能摘下来，况且是顶不合适、不公正的帽子，你要相信党中央，相信毛主席，相信我们市委，振奋精神，准备继续为党工作。”
我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有时先实地察看，与群众交谈，再听当地领导汇报;有时先听汇报，再去实地在群众中验证这些领导汇报的究竟是真是假，这样既是在考察干部，又是在纠正错误，寻求正确的方针政策。在调查的过程中，我唯一感到欣慰的是，尽管处在“整风反右”的形势下，但仍有不少干部敢于抵制和批判“左”的错误，敢讲真话、实话。为了调动广大干部的积极性，再不能让讲真话的干部坐冷板凳了，我在常委会上郑重提出了给张文光、刘文达、白玉等一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定为犯了右倾错误的同志平反，和给他们安排工作的问题。我说：“对这些干部的情况，大家比我更了解，更熟悉。我认为，这些同志说过这样那样不适时宜的话，但是，给他们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帽子，是搞错了，搞过了。我们党历来是坚持实事求是的，如果搞错了，就一定要纠正。这不仅是解脱几个负责干部的问题，还在于使广大干部都能说真话，说心里话，恢复党内民主作风，否则，敢说真话的人都戴上了帽子，那以后我们还怎么能听到真实的情况呢?我建议，该平反的平反，该工作的工作，不要再让这些同志背着包袱了。”会场沉默了。这也难怪，多少年了，大家习惯于听上边的，上边怎么说就怎么干，现在，中央和省里没有平反的指示，无论是上边来的红头文件，还是人民日报、河北日报核桃大的标题都是“反右倾鼓干劲，再创新跃进”，市委要给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平反、安排工作，能这么干吗?大家以怀疑的态度掂量着这件事的份量。
一阵沉默之后，书记处书记张何明首先说：“我也做了些调查。开明同志说的很对，我们不能再让说真话的同志受委屈了，我同意给他们平反，安排工作。”何明的发言，无疑在常委会上带了个好头。对于何明我是十分了解的，他资历很老，又素来以“好脾气”著称，他对同志的热情关怀和真诚，他处理事情的公道、正派，使他在干部中有很高的威望。他又是一个硬骨头，省委全会上对葛启的处理决定表决时，别人都举了手，唯独他不举手。
书记处书记解峰接着说：“我完全同意开明、何明同志的意见，但在方法上，我建议分两步走：第一步，首先全部分配工作;第二步，分期分批地甄别平反，这样可能更稳妥一些。”
书记处主管工业的书记王云也表态了：“解峰的意见很好，工作可以先安排，平反可以分批。象烟厂厂长白玉这样的，只是不同意耽误纸烟生产去炼钢铁，并没什么别的问题，就可以立即恢复工作。”
三位书记的明确发言，使常委会顿时活跃起来。虽然有的同志一再提醒，这会不会右了?会不会犯错误?但还是以多数通过了决议。一项项任命通知发下去了：张文光任中共张家口市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刘文达任中共张家口市委农村工作部部长;白玉任国营张家口卷烟厂厂长……

吃饭成了大问题
在三年困难时期，我作为市(地)委第一书记，感到最棘手的要算是解决群众的吃饭问题了。“民以食为天”，它关系到全区人民的性命问题。1960年初的冬天特别寒冷，食不果腹的人们在严寒中挣扎着，我一天要接十几个来自各县的电话，而内容几乎无一例外，都是要粮食。多少年过去以后，人们仍然忘不了那恶梦般的困难时期：饥饿，象一个恐怖的恶魔，威胁着每一个人的生命，以至有人一听说农业歉收的信息，就囤积粮食。人们实实在在是饿怕了。
造成大饥饿的原因很多，首先是高指标，虚报浮夸。1959年，全国粮食实际产量是3400亿斤，这个数字比1957年的3900亿斤还低了500亿斤，人均占有粮食560斤。但是，中央在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上确定的1959年的经济计划，粮食要求达到8000-10000亿斤，后来又正式确定对外5000亿斤，对内的第二本帐为10500亿斤，这完全是一个脱离实际的空想指标，直到现在，我国的粮食年产量还没有达到过10000亿斤的指标。但是，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鼓动下，各级层层加码，特别是在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谁也怕当彭德怀第二，结果，汇总到国务院的数字不仅达到了计划中提出来的数字，而且超过了它。
由高指标和虚报浮夸而来的，就是高征购。既然农村生产了这么多粮食，当然要多收购一些。从各地报的产量看，征购的粮食并不多，但实际上，很多地方连种子粮和饲料粮都交了征购，更不要说基本口粮了，这岂有不饥饿之理?与虚报浮夸结伴而来的另一个孪生兄弟是浪费。人们沉浸在大丰收的喜悦之中，中央接连发出指示，强调向公社所有制过渡，全国到处大办水利，大办县社工业，大办交通，大办文教。不少地方搞“一平二调”，胡吃瞎喝，在农民还饿肚子的情况下，相当一部分粮食过早、过多地转化为工业原料。
从1959年到1961年，老天爷也不帮忙，连续三年自然灾害。张家口是风灾、旱灾、雹灾、水灾、病虫害五灾齐全。1959年，全市受灾面积近1000万亩，约占耕地面积的60%。1960年，自然灾害比1959年更为严重，全区有1010个生产大队遭灾，占总队数的68。84%，其中重灾队230个，遭灾人口占总人口数的54。11%。1961年再次重演前两年的惨景。三年的自然灾害，再富庶的社队也经不起这连续的折腾呀。
1960年1月，党中央在上海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认为，经过反右倾以后，现在的情况是国内形势极好，决定1960年继续“跃进”。
6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作了《十年总结》的讲话，指出在过去十年的革命和建设中，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末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在今后的实践中，要继续去调查它，研究它，从而找出它固有的规律。但党所面临的问题，当时没有得到解决。
直到12月的北京工作会议和1961年1月的八届九中全会，党中央和毛泽东才决心停止“大跃进”，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其中头等重要的就是解决6亿人口的吃饭问题。而到了这时，连续三年的大跃进和连续两年的自然灾害已经使农业生产遭到了严重破坏。
1962年1月，我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扩大会议(七千人大会)。会上刘少奇曾讲：“我们所以发生相当大的困难，一方面是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的影响;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们工作上和作风上的缺点和错误所引起的。”他借用湖南农民的话说：产生困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并说，“你不承认，人家不服”。
刘少奇对三年困难的原因分析是完全正确的。遗憾的是，当时，这个分析并未被全党真正接受。那时，我对形势的分析也有同感。在省及华北局召开的一些会议上，我曾几次讲过，全国的经济形势，我不清楚，但就河北、张家口而言，我看困难并没过去。我认为张家口地区乃至全省，几年来农村生产力破坏严重，难以很快恢复，做好工作，也需要三四年的时间。
1958年是丰收之年，张家口总产粮食16。5亿斤，人均550斤左右，低于全国人均水平。1959年到1962年，粮食总产在10亿斤左右徘徊，人均只有350斤左右，更是大大低于当时全国人均水平。当时，全国人均是450斤左右。
作为市委第一书记，我耳闻目睹，面对这场灾难性的饥饿，我了解的更深，更细。
我来到蔚县西合营，这里的人饿到了什么程度呢?春播时，前边播上种，后边有人就把种扒出来吃掉。队里没办法，把种籽通通拌上毒药，并通告全体社员，可是饥饿难忍的人们对粮食的需要大大超过了对毒药的恐惧，种籽照样被扒出来吃掉，只不过增加了一道工序，即把扒出的粮食先在土里边搓搓，然后迫不及待地塞进嘴里，仅此而已。
由于粮食的极度缺乏，造成非正常死亡人数大大增加，甚至活着的人没有力气把死人从屋里抬出去。
市委派去下乡的工作队员由于吃不饱，相当多的队员得了浮肿病。市妇联主任梁国英给市委写一份工作报告，饿得手发抖，握不住笔，写了几天，歪歪扭扭的字没有落到纸上多少。我得知这个情况后，立即下令，将所有的工作队员调回，整顿半个月，住招待所，实际上就是让他们休养。可是，全区200多万农民群众又该怎么办呢?
1960年冬天的一个深夜，宣化市委书记芦起打电话报告，由于饥饿，许多哮喘病人往往在黎明前死去，他要粮食，还要治哮喘病的大烟土。据说只要将大烟土和一点食物一起吞服下去，就能治疗或减轻哮喘。这个机灵鬼早就打听到，地区公安处就有解放初期收缴的大烟土。
大烟土，这个已经绝迹10年的东西，要把它从公安处的仓库发放出来，虽然说是作为治疗哮喘病的特效药，然而，谁又能保证不会出现吸食大烟的丑恶现象呢?我考虑再三，把解峰和公安处长孙凯找来，试探地问：“宣化县因得哮喘病死亡人数日益增多，如果由我来负责任，给哮喘病多发区发放一些大烟土当做药急用，行吗?”解峰马上说：“我和开明同志共同负责!”孙凯感动得连连点头说：“行，行，我马上回去安排发放。”大烟土发放了，缓解、救活了许多群众不得而知。
我还听说过宣化市委书记芦起挨骂的事。芦起到农村调查，看到一个老人躺在坑上，他问：“大爷，您是不是病了?”老人没有回答。芦起又问：“大爷，您病了吗?”老人看了看他，仍然没有回答。芦起以为老人没有听清，又提高声音问：“老大爷，你是不是病了?”老人突然用力撑起身子，怒气冲冲地说：“我没病，给我吃饱什么都好了。”随行的大队支部书记说：“这是市委芦书记……”老人说：“我骂的就是他!”大队书记还要说话，芦起用手势制止了他，用沙哑的声音对大队书记说：“赶快想办法给他解决点粮食”。
老人的话象针一样扎我的心，我似乎觉得那个老人就站在自己面前，他骂的不光是芦起，还有自己……
1960年，省委做出了日吃4两口粮的新规定。当年全省秋粮歉收，口粮标准降低些，是为了来年的生产，这是可以理解的，可全省不分地区，一刀切地都吃4两，张家口的寒冬是很不容易度过的。为了让各地、市落实这一指示，省委同时提出了“吃4两，晒太阳”的口号。
1960年11月9日，我主持召开县(区)委和公社党委第一书记会议，传达了省委会议精神，集中讨论了生活问题，进一步强调了“低标准”、“瓜菜代”的政策。12月4日是个星期天，市委书记处书记王云、市长刘谦和全市4万多名工人、学生、机关干部、城市居民，利用公休奔赴山川，采集各种野生杂物。在领导的亲自带动下，不到10天，仅张家口市区就有50多万人，参加了采集代食品的活动。山坡上长的，平川里埋的，水底下游的，全部采集了回来，共获得代食品5500多万斤。而全市的代食品原料己达到2。3亿多斤，其中的主要品种有玉米棒子芯、高梁穗、土豆藤、萝卜缨、榆树叶等，26400多台加工机械昼夜运转，粉碎这些原料。
代食品在缓解粮食紧张状况方面起了一些作用，然而，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吃这样的代食品出毛病也就不奇怪了。病号日渐增加，最常见的是肠梗阻，有的人死于低血糖休克。
在宣化西望山大队召开代食品吃饭大会时，我的司机吃了两个代食品窝窝头。那还是拿到会上的展览品，在代食品中属于“优质产品”。散会刚刚把车开上公路，他就觉得肚子沉堕堕的，越走肚子越痛，象刀绞一般，汗水直往下掉，车子开得摇摇晃晃的，我问他怎么了，他一只手指着肚子，说不出活来，叫他停车，他怕耽误工作，咬着牙不肯停，坚持开回市委大院。一开车门，便“哇”地吐了一地。门诊部的医生说，亏了车子颠簸，把这些东西吐了，要不然积在肠道里，非出大毛病不可。
严重的困难威胁着人民健康，也考验着每一个干部。那时，省委为了来年的生产，定下日吃4两的规定是不能逾越的。为了对全区人民负责，对党负责，为了维持全区人民最低的生活，我多次向省领导反映情况，提出建议。我对要求突破4两界限，可能要戴一顶非马列主义的帽子是有思想准备的。
作为第一书记，我再也坐不住了，我直奔省会找省政府主要领导说：“请你们下来看一看，一天4两粮食怎么活下去?”这位领导也很干脆：“全省都是吃4两，又不是光你张家口!”我说：“可张家口情况更严重，你看看，你这窗外是什么气候，可张家口是什么气候?那么冷的地方，吃4两粮怎么能果腹?你再看看，你这窗外的树木和草地是什么样子，可张家口的树木和草地又是什么样子。塞外高原，气候严寒，代食品也少，不增加粮食老百姓怎么能过下去呀!”那位领导似乎也“感动”了，他走到我身边，用恳切的语气说：“老胡呀，我也想增加指标，可是没有呀。”我针锋相对地说：“不是没有，指标就在你们手里，关键是敢不敢负责!”这是实话，省委确实掌握着一批由省调配的机动粮，但是，却没有人敢于向下负责，把它用到最需要的地方。
与省里某些领导的态度相反，在蔚县的一个公社，出了一位秘密放粮的公社书记武万升。在省委提出吃4两标准以后，蔚县县委主要负责同志与省委驻蔚县工作组共同研究，为了模范地执行上级党委指示，做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决定再压低一两，规定日吃3两粮食，这个标准降到了一只鸡一天所需食物以下。即使这3两粮食，也是由公共食堂统一管理，造成非正常死亡人数大大增加。1960年10月，死亡人口为0。29%，11月为0。49%，12月上升到0。99%，进入1961年1月，死亡人口猛增到1%。
武万升所在的东城公社情况也很严重，很多人得了浮肿病、夜盲症。武万升带着公社干部深入各家各户了解生活情况，查看病情。每到一户，人们都拉着他的手，流着热泪说：“你什么时候再来呀?咱们再见上一面吧，要不，怕就再也见不到了”听到这样的话，武万升就好似有一把刀子扎在自已心上。回想自己参加革命以来所学的马列主义革命道理，反复思索着：“马列主义不是要我们为人民服务吗?马列主义不是要我们关心群众生活吗?马列主义不是要我们解救群众疾苦吗?看着群众饿死不采取措施，那半点马列主义也没有!乌纱帽可以不要，党籍也可以开除，但人不能不救!‘跳水救人’再也不能迟疑了!”
武万升冒着对抗上级指示，冒着戴“非马列主义者”帽子的危险，秘密召开东城公社书记和大队书记会议，做出了秘密放粮的决定：第一，从公社掌握的储备粮中给全社每个人分10斤粮食，增产队可以分15斤，这些粮食不交食堂，由社员拿回自己家食用，预计全社要放粮40万斤。第二，从入库粮中拨出白面和玉米面5000斤，与中药材混合制成消肿点心，分配给病人食用。第三，国家干部带头，每人捐献一个月的工资，救济严重困难户和重病人。在会上武万升将自己开会前刚领到的88元工资，全捐献了。
粮食是第二天晚上分的，群众背着粮食，一迭连声地说：“这真是救命粮啊!”很多人感激地称武万升是共产党的好干部，是东城人民的“武青天”。武万升尽管是秘密开仓放粮，但还是引起连锁反映，相邻的公社也都先后发放了一些粮食。
1961年初，鉴于蔚县死人太多，省委工作队队长李芳林和地委第二书记刘一鸣来到蔚县，主持召开三级干部会，调查解决饿死人问题。他们惊异地发现，在大多数公社死亡人数急剧增加的情况下，阳原片却死人很少，特别是东城公社情况最好。事情的真象弄清楚了。武万升淌着眼泪向刘一鸣如实汇报了群众生活困难，及自已擅自决定“放粮”的经过。当他表示罢官、坐牢任凭组织处理时，刘一鸣紧紧握着武万升的手说：“不，你做的对，我支持你，地委知道了也会支持你的。我现在就向省委工作队李芳林如实汇报，有什么问题我们顶着!”
武万升这样的公社干部，是多么好的基层干部啊!他心中装着人民，一切为了人民，这才是真正的马列主义者。我在地委常委会上讲：“就是要表扬宣传这样的好干部。应该了解一下，除了‘武青天’，还有没有‘张青天’，‘王青天’，‘刘青天’。共产党的干部都应该成为关心群众疾苦的‘青天’。”一年以后，蔚县分为蔚县和阳原两个县，刘一鸣提议，将武万升提拔为阳原县委书记处书记，我头一个举手赞成。
1960年冬，我又一次打电话找到省政府主要领导，详细汇报了张家口市广大农村的饥荒，提出要杀一批过不了冬的老弱牲口度荒，请省领导开绿灯。我想，“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保住百姓的生命是最重要的。我的请示使省主要领导又一次陷入为难之中，反复掂量，总感到此事关系重大，不敢贸然批准。谁料就在这时，毛主席来天津视察，于是省领导小心翼翼地给毛主席汇报了张家口想杀老牛和瘦羊的事。毛主席几乎没有思索，手一挥，说：“救人要紧，杀就杀吧!”一道指示传下来，杀了一批老弱牲畜，缓解了我区一些困难，救活了多少人却很难统计。
我仍在不断向省委汇报张家口的真实情况。每天早上，我第一件事就是向主管生活的副秘书长询问死人情况。有一天，办公室的同志怯生生的请示我：“饿死人的数字是不是可以不报或尽可能少报一点?”我不明白地问：“为什么要少报?”办公室的同志讲，最近了解到，有的地区死了人不报告，结果，不但受到上边的表扬，而且死了的那份口粮还可以继续领，这叫吃空额。而张家口，死一个报一个，报一个死亡减一份口粮，报一次死亡受一次批评。我听后半晌没有说话，直到办公室同志再次请示是否据实汇报时，我斩钉截铁地说：“一个都不要漏掉，是怎么回事就怎么汇报，如果大家都说假话，中央怎么能知道下边的真实情况，怎么能制定出符合实际的方针政策呢?”为此，我还为张家口日报写了一篇社论，题目是《说老实话，如实反映情况》。文章中我指出：
“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基本的思想路线和根本的工作态度。向党如实反映情况，说老实话，是共产党员必须具备的唯物主义的根本立场，是衡量党员干部坚持实事求是的第一个标准，是每个共产党员、干部必须具备的最起码的条件和应该尽到的最起码的职责。是党员党性是否纯正的具体表现。更重要的是，它是关系到党中央实行正确领导的大问题，是关系到党的事业成功与失败的根本问题。
如实反映情况是实事求是的第一步，如果隐瞒和歪曲事实真相，就根本就谈不上实事求是。对于全党来说，党员和党的基层组织，及时向党组织和上级党委如实反映本地区、本单位的实际情况，对于帮助党的领导机关坚持实事求是，实现正确的领导关系极大。因为党制定政策、部署工作、解决问题都是以实际情况为依据的。实际情况从何而来?这除了党的领导机关派干部下去调查了解之外，主要靠党的基层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把本地区、本单位的情况反映上来。各地的工作情况，成绩、困难和问题，都是全党全国建设的一个分子，都是客观存在的实际。党员和党的基层组织如果能够做到如实反映情况，党的领导机关就能够从客观地反映的情况中，求出事物发展的共同规律，从而制定出正确的方针、政策，对各地工作实行正确的领导。反之，如果不反映实际情况，或不讲真话，党的领导机关就会因为没有实际情况，或实际情况不足，或把假相当作真相，而作出错误的决定。如果党和人民群众在这个错误决定的基础上行动起来，就会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严重的损失。
1960年秋后，宣化市委向地委汇报：在省委规定吃4两以前是5两左右，当时农村非正常死亡就已经不少，1960年10月前，平均每月死460多人;省委“一刀切”规定口粮指示后，12月比10月前平均每月死亡人数增长1倍多。1961年初，我和地委赴宣化工作团团长与省委赴宣化工作团一位领导一起听宣化市委书记芦起汇报工作。芦说：“粮食指标太低了，浮肿病十分严重，死人在逐月猛增。”我说：“那你说要吃几两?”芦说：“6两!”我说：“6两能过去吗?依我看，7两能过得去就不错。问题是地委没有粮食，增加粮食指标得请示省委批准。”芦说：“我去找省委阎达开书记，阎书记不批，中央我也敢去去。”我制止道：“你不用说了，这些问题地委已经向省委反映了。”
春节前几天，我和解峰、王云接到省委紧急通知，赶到天津参加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会议中，突然省委通知芦起大年初一赶到省城，这使我颇费猜测。初一下午，会议正在进行，芦起和宣化市委农村工作部部长张凯元走进省委会议室，会场气氛立刻紧张起来。原来，芦起是这次会上将要被解剖的“麻雀”。
一位省委领导首先发言，他指着芦起说：“宣化市为什么死那么多人，原因是什么?”芦要求做系统的汇报，省委主要领导紧接着说：“不要说情况，只说原因。”这种方式的开场白，又当着这么多的省、地、市领导，一下子把芦起弄得蒙头转向，他只好概念性地汇报说，死人多的原因主要是：口粮指标太低;地方性的哮喘病流行;代食品加工粗糙;还有坏分子当道四条原因。当芦汇报到省委下达的日吃4两不行，就是吃5两也不行，至少需要6两时，省委主管生活的领导便大发雷霆说：“好，就你芦起马列主义，难道省委不知道吃l斤比吃5两好?为什么你们光强调粮食指标?5两过不去是错误的!”紧接着，这位领导又责问说：“为什么你芦起对省委深恶痛绝，竟敢向中央告省委!”话说到这，他扭过头来对我说：“芦起之所以胆子那么大，那么固执，是因为你老胡支持他要粮食的。”我承认我支持并据理力争。最后省委领导宣布：“全省部分条件差的地区(占20%)口粮指标提高2两，但不是采取宣化的计算办法，而是经过算帐后省委决定提到6两。”我听到这个决定，长长出了一口气。
这件事对我印象甚深。记得1962年1月到2月，在北京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上，我主持张家口地区小组讨论，芦起就此事对省委提出尖锐的意见。当时，因中央规定主持人不能纠正别人发言，所以我并没劝阻。1964年上半年，省委对此问题查对，我为此专门给芦起和早已调甘肃省工作的张凯元写信核实。
口粮提高到6两以后，我仍把自己的心思用到了解决280万人民的吃饭问题上。在一些会议上，我多次讲了解散食堂，鼓励开小片荒，尽力做了自已职权范围内所能够做的一切。工业生产上的事基本上交给了书记处书记王云，为此王云有意见，多次找我反映，希望我这个第一书记多关心一下工业，我笑着说：“老王，陈云同志都表扬你是工业专家，你就大胆干吧，我现在主要是管吃饭。”

解散农村公共食堂
公共食堂，是“大跃进”中产生的事物。在1958年8月29日，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中给以充分肯定：“公共食堂、幼儿园、托儿所、缝衣组、理发室、公共浴堂、幸福院、农业中学、红旗学校等等，把农民引向了更幸福的集体生活。”从而预言，“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号召全国人民“积极地应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
在党中央、毛席的号召下，全国掀起了大办人民公社、大办公共食堂的热潮。这一年的12月10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决议》宣布：“公社适应广大群众的迫切要求，创办了大量的公共食堂、托儿所、幼儿园、敬老院等集体福利事业，这就使得几千年来束缚在锅灶旁边的妇女得到了彻底的解放而笑逐颜开;很多公社在农业巨大丰产的基础上，实行了工资制和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广大的男女农民开始领到自己的工资，而过去经常愁吃愁喝、愁柴米油盐酱醋菜的家庭，从此可以‘吃饭不要钱’，也就是说，得到了最重要的和最可靠的社会保险。”
全国大办食堂，张家口也不例外。据当时专区妇联的报告，截止1958年9月25日，全区已基本实现“四化两院”，即食堂化、托儿化、米面加工机械化、缝纫集体化，妇产院、幸福院。共建公共食堂1600多个，有85%的农业人口入伙……
一开始，农民对“吃饭不要钱”欢欣鼓舞，好多是在锣鼓喧天中参加了公共食堂，开始吃松心饭了。1958年农业大丰收，一实行吃饭不要钱，农民在收秋时，也就不那么精心了。在收花生中，改变了用镐刨、仔细捡的收秋方法，而是用犁一岔了事，好多花生果丢在土里，甚至有的生产队种的白薯多了，人们怕食堂老吃白薯，连收也不愿收，送别的村收获。中国有句俗话：“不当家不知道柴米贵”，农民们都成了吃现成饭的人了，对于一年的生活安排就不作考虑了。虽然那年庄稼丰收了，但是没有很好地收获，出现了丢、烂、糟踏的现象。一到了1959年，粮食出现了不足，公共食堂的饭食标准越来越降低，“吃饭不要钱”的公共食堂，不能保障人民吃好、吃饱了。人们吃不饱肚子，便产生了怨言。
1959年，在这种严重挫折面前，身为张家口市委第一书记的葛启，总结了这一经验教训。他为了顺应民意，提出入堂自愿、出堂自由的办食堂的主张。结果，在张家口地区，大部分公共食堂解散了。其它省市也出现了食堂解体的现象。庐山会议之后，全党大反右倾，中央提出公共食堂是社会主义阵地，把巩固食堂提到维护“三面红旗”的高度。葛启顺应民心，将公共食堂大部解散，便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罪行之一，受到撤职的处理，下放劳动改造。
1960年2月26日，中央批转了贵州省委“关于目前农村公共食堂情况的报告”。6月，中央再次批转这一报告，要求各省“一律仿照执行”贵州经验，“不应有例外”。并接连转发河南等省办农村公共食堂情况的材料。中央还公布了各省参加食堂人数的统计表。河南、湖南等七省市90%以上的人口参加公共食堂;甘肃参加公共食堂的在50%以下;内蒙只占16%。
我对照张家口地区的实际情况，反复思考：为什么甘肃、内蒙这些地广人稀的省份，参加公共食堂的人少呢?这与本地的地理和生产条件与其它省市不同有关。张家口的坝上与内蒙毗邻，和南部平原不同;葛启解散食堂到底是顺应民心，还是违背民意?违背民意的事办它干什么?可省委工作组在涿鹿县西二堡搞调查，给公共食堂总结出十大优越性，引证了群众对公共食堂的赞美话，这引起了我的怀疑。我立即给涿鹿县委书记王洁波打电话，请他马上组织几个敢说真话的，实事求是的同志，在不带任何偏见和框框的思想指导下，到西二堡再搞一次调查，叫社员们把办公共食堂的优点、缺点如实地讲出来并向我汇报。
王洁波接受了这个任务，一个星期以后，一份详尽的报告送到我的办公桌上。
报告上说：西二堡的公共食堂没有什么优越性，倒是存在着十个缺点。与省委工作组的调查结论相反。
我征询解峰、张何明等书记处同志的意见，他们早在1959年就看到了公共食堂的种种弊端，因为中央和省委一再强调保卫三面红旗，怕说了实话被扣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
听了地县级领导对食堂的反映后，为了亲耳听听群对公共食堂的反映，亲眼看看公共食堂的情况，我便驱车来到坝上，单等吃饭的时候挨个看各个食堂的伙食。
顶着“白毛风”，我来到康保县的一个村。食堂设在一座破庙里，百十个社员蹲在背风的角落里，就着天上飘飞的雪花和冷风，吃着糠菜饼子。
来到狼窝沟下，见一个十几岁的孩子从公共食堂提来半罐子糠菜糊糊，吃力地往坡那边走去。我叫秘书追去问他为什么不在食堂吃饭?孩子说：“爹娘和妹妹病在家里，这是给他们领的饭。”又问他：“你家不能做饭吗?”孩子说：“不能，粮食都在食堂里哩，锅也砸了炼钢铁了。”
我听了秘书和孩子的问答，不由心中一阵酸楚，站在那里久久没有说话，直到目送那个提着瓦罐的孩子一步一步翻过山梁，消失在坡那边，才去看别的食堂。
我用几个月时间，亲自调查了近几十个公共食堂。从食堂的组织，食堂的管理，到食堂的帐目，做了全面的了解。我亲自和数百名干部、社员交心倾谈，终于掏出了群众的心里话。
无须再调查了。很明显，无论从人们的心理、习惯以及物质基础等各方面来说，当时的中国农村，特别是张家口坝上地区，还不具备办公共食堂的条件。人们的生活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生产、居住条件，物质条件各不相同，生活方式不应强求一律。生活方式的改变一定要以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为基础。人为的、强制的大办公共食堂，不符合中国的国情，不符合群众的意愿，只能挫伤群众的积极性。特别是在严重受灾、粮食紧缺的情况下，坚持大食堂、大锅饭，将进一步加剧粮食分配不合理，乃至出现多吃多占现象，造成更大的灾患。
我承认解峰、何明同志的话很有道理。中央、省委要求巩固扩大，我们要解散、压缩。但是，在巩固扩大公共食堂与解散压缩公共食堂之间，实在找不出可以使二者统一的办法。
在省委常委会上，我有选择地汇报了自己了解的一些情况，在不涉及全国、全省大办公共食堂伟大成绩的前提下，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张家口的情况比较特殊，天气冷，饭一出锅就凉;食堂又没有足够的房子，坝上地区更是人烟稀少，一个村几十户人家，住的相隔四五里路，每天去食堂吃饭，路上耽误时间不少;加上粮食定量低，大锅饭很难分的均匀……因此，请省领导考虑，是否可以停办公共食堂。”
省委领导对我的发言反应十分干脆：“公共食堂是社会主义阵地，张家口情况再特殊也不能不要社会主义阵地。因此，只能改进、提高，不能停办、解散。”省领导还提出办好食堂的十四字诀，即“共产党员进食堂，支部书记来掌勺”。据说照这十四字诀，就可以把食堂办好。可我听了并不死心，又找了涿鹿县县委书记王洁波，鼓励他在省委三级干部大会上把涿鹿县西二堡公共食堂的十条缺点说出来，打算引起省领导的重视。如果省委认为我调查有片面性的话，那么，县里同志的意见总该考虑考虑吧。我怕王洁波有顾虑，就旗帜鲜明地表态说：“你那十条我是同意的，如果今后有什么问题我承担责任。”
王洁波确实在会议上讲了。会议简报将王洁波的发言摘要登了出来，不过，换了两个字，把食堂的十大“缺点”换成了食堂的十大“罪状”，把王洁波个人发言改成了“张家口地区认为”。这样一来，张家口就有攻击人民公社之嫌了。我气愤地对省委副秘书长说：“王洁波说的是食堂的缺点，你们却改成罪状，这个责任完全由你们来负!”把企图向王洁波兴师问罪的人堵了回去。
看来请示省委马上下令解散食堂是不可能了，可我还是想向上反映这个问题。当时有些老熟人说我：“你老胡真不会当官，没见过象你这么死心眼的!”可我想，我怕啥?想当年“一二·九”运动时，我两次被捕，被关在死牢里，早已做好了为国家为民族牺牲的准备;西安事变时，我带领万名西安学生、市民到临撞向蒋介石请愿，死都不怕;现在，我这个共产党的地委第一节记，就不敢如实反映人民群众的愿望吗?老熟人的劝阻，还是没能改变我这死心眼。中央和省委不解决办公共食堂的问题，我自己解决，管它落个什么后果，无非是摘掉“乌纱帽”，和葛启一道去劳动改造。于是，我选中了郊区永丰堡村的公共食堂，先由这个村做起，因为这个村是张家口三大红旗食堂之首，是全省挂了号的典型，它的兴衰，对其它食堂有重要的示范作用。
我来到这个村，叫干部将全村人都集中在永丰堡学校的院子里。我开始讲话：“社员同志们，今天我是专门来和你们研究公共食堂问题的。你们谈心里话，吃公共食堂到底好不好?好在什么地方?”群众中不知谁嚷了一句：“好!省柴、省粮、省工”。我说：“依我看，不是省柴禾，而是浪费柴禾。这么冷的天，你们谁家不烧炕呀?可公共食堂做大锅饭烧的柴，暖不了你们各家的炕，各家还得烧柴禾暖炕，这不是浪费了柴禾吗?”人们说，是这洋。我又针对食堂省粮食的说法向大东算细帐：“咱们村210户人家，要是自家做饭，谁家不是算计着吃，节省着用?这一顿剩下，下一顿热热再吃，刷锅洗碗是泔水还用来喂鸡喂猪。那时，谁家都养十来只鸡，一两头猪。今天没有东西喂鸡喂猪，全村连鸡打鸣也听不见，猪也只有集体养的百十头。大食堂做几百人的饭，做少了不够;做多了剩下，给谁谁也不愿吃，就得扔掉。这不是浪费吗?”我针对大食堂省工问题，又讲：“单从做饭的人数讲，全村只用大食堂做饭，是比家家户户做饭人数少了，可是过去各家做饭没有用整劳力的，全是些不出工的婆婆媳妇们。可现在，全村5个食堂，就用25个壮劳动力专门做饭，到底是省劳动力，还是浪费劳动力?”经我这么一讲，人们说，这个理我们也懂，可是我们不敢说呀!要是说心里话，吃食堂我们早就不愿意了。我说：“你们早就不愿意了，就按大家说的办，解散!”这时，人们高兴了。一位老人擦着眼泪对我说：“胡书记，你句句话说到我们心眼里了，可得谢谢你呀!”我说：“谢谢毛主席吧!是他老人家叫我们调查研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我是按毛主席指示办的。”可大队书记郝永昌却担心地说：“葛书记解散食堂受了撤职批判，我们也受了株连，您又解散食堂，将来……”我说：“你们就往我身上推，我不怕。群众不拥护的事办它干啥!”我亲笔修改了向省委上报的解散公共食堂的报告。报告中说：“绝大多数群众不愿意把食堂再办下去。永丰堡大队的三个食堂，是全区办得最好的红旗单位，一宣布停办食堂，全村210户，全部高高兴兴回家做饭了。崇礼县下窝铺大队638口人，宣布自愿参加食堂后，只剩下10人，其中单身汉7人。各地群众普遍认为，办食堂弊多利少。不仅浪费大，增加了社员负担，降低了劳动日值，而且引起干群之间、群众之间的关系紧张。”报告还指出：“在目前物质基础不具备的条件下，勉强办食堂对生产不利，食堂势在必散，而且散得越快越好。”
到了1961年的5月，中央和省委正式发出《关于解散公共食堂的通知》时，我们张家口的公共食堂大部已经解体。5月17日，张家口召开电话会议，指出：解散食堂是群众迫切要求，一搞试点就闻风而散。会议统计，已有5200个食堂停火，90多万人回家做饭，其中自动解散的食堂就有4713个。实践证明，食堂解散得越快群众越满意。

试行牲畜下放喂养责任制
60年代初的最困难时期，省委提出“要保证不饿死人”的口号。我这地委第一书记责任重大，心情是极为沉重的。怎么使群众吃饱肚子呢?必须使农民创造物质财富。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必须在张家口的山山水水上作文章。
张家口有山，但山是穷山;有水，水也不多。人们习惯地把张家口分为两个自然区：坝上为内蒙古高原南端，称张北高原，包括张北、康保、沽源、尚义、商都五县(商都1962年划归内蒙);海拔1300米至1600米，面积12520平方公里，占全区面积的36。8%;坝上地势南高北低，象波浪起伏，岗梁、淖泊分布其间;全年无霜期90至110天，降雨量340毫米左右，日照2700至3000小时之间，气温低，风沙大;土壤多为甸土和栗钙土，适合牧草生产，历史上就是较好的天然牧场。坝下面积为21520平方公里，山峦叠嶂，沟壑纵横，山地，丘陵相间，适合放牧的草山草坡至少有1000万亩。因此，张家口素为河北主要畜牧业基地之一。“张北马”、“阳原驴”、“草原红牛”、“坝上细毛羊”，是张家口畜牧业四大特产。
我来到张家口，首先对这里的畜牧业生产作了调查，向畜牧局要来了从建国以来的畜牧数字统计表。统计数字表明：从1949年以来，数字逐年上升，到1954年、1955年达到最高峰后，却又逐年下降。这是什么缘故?我把一直在张家口工作的原地委书记刘一鸣和专员解峰找来，诚恳地向他们请教。他们两个几乎是同声回答：“因为政策”。当时我想起毛主席那句名言：“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政策使这里的畜牧业生产下降，那一定是在本地不适应。我脱口说出：“政策不适合本地情况，为什么不改正呢?”我一提改正政策，刘一鸣、解峰都犹豫起来，好像是有些为难。在那个时候也难怪，不是象现在的人们，经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思想得到了解放。那时，经过反右派、反右倾等“左”的运动，在思想上都有些谨小慎微。我看到他们这种表情，便从抽屉里取出两份材料给他们。那是毛主席亲自主持召开的第一次郑州会议和第二次郑州会议的纪要。我说：“你们看，毛主席怎么论述纠正‘左’倾错误的。他老人家也在不断地调查、研究。当他发现错误的时候，就毫不犹豫地纠正。我们也该这样!”我走到墙上挂的地图旁边，指着张家口地形图对他们说：“张家口是农牧综合区，畜牧业的生产关系到张家口280万人民能否度过难关，关系到张家口社会主义建设的进展。为了制定一个畜牧业发展的正确政策，我恳请你们二位挂帅调查研究，向常委会提出方案……”
我对这两位老部下用了“恳请”两字，刘一鸣和解峰相望了一阵，终于痛快地接受了任务。两人立即带工作组，分别下乡调查去了。
刘一鸣到坝上的康保县，发现了屯垦公社达布沟大队这个典型。达布沟大队原来是一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由达布沟、孟家沟、卧虎石、王生贵营四个村组成，地处康保北边缘，与内蒙古接壤。全大队265户，935人，发展畜牧业有较好的条件。但是，由于羊只集体饲养条件不足，许多羊圈在一起，羊多圈小，晚上羊在一起压垛垛，母羊经常压得流产。特别是分配上的“大锅饭”，严重挫伤了饲养人员的积极性，而“一平二调”、“共产风”又限制和打击了社员家庭养羊。结果，每年羔羊繁活率只达40%，所以畜牧业生产连年下降。
为了解决羊只饲养中存在的问题，大队党支部和管委会发动群众讨论，最后形成了羊只分散管理办法的决议。具体方法是：集体所有的羊归大队所有，固定给生产队，由生产队组织放牧和管理，实行分户饲养。草料和放牧人员的劳动报酬完全由用户负担，按适龄母羊定产(一只适龄母羊一年生一个羔子)一年一分成，大队分三成，生产队分二成，饲养户分五成。达不到定产指标的由饲养户赔偿(每只羔羊赔4元钱，超产完全归养户所有)。群众把这一种方法叫“三二五”、“草伴羊(养)”。大队还规定，社员个人饲养集体的羊羔子，每只全年付给两个劳动日，饲养集体成羊的户，每只羊定肥两车，以质论价。群众高兴地说，“实行这种办法多好呀!”
刘一吗同志把达布沟的“三二五”向我作了汇报，引起了我的极大兴趣。1961年8月30日，我要地委农村工作部、政策研究室和张家口农业干校组成联合调查组，来到达布沟大队，专门调查“羊只草伴养”的情况。联合调查组在达布沟住了5天，于9月11日写成一份《关于屯垦公社达布沟大队发展畜牧生产的调查报告》和《张家口地区发展畜牧业生产的十项意见》，这两个文件摆在我的案头。
调查报告详尽介绍了达布沟大队实行“羊只草伴养”的原因和方法，肯定地指出：“‘草伴养’受到了广大干部和社员的拥护，仅一个多月时间，就显示出许多好处。一是社员养羊积极性高了。饲养员每天从地里往家捎草，准备冬季喂羊，每天往圈里垫土，把羊圈打扫得干干净净，各户还准备了过冬的暖棚，许多妇女社员把羊羔子当宝贝，抱到屋里喂，羊只膘情看好。二是大队对畜牧业生产的领导比以前加强了。大队和生产队都有一名干部主管畜牧生产，从政策上、经营管理上和技术上，扶持社员发展生产。大队、生产队和社员都积极执行有关规定和决议，并制定了生产计划、保留公约，从制度上进一步保证了‘草伴养’办法的顺利实施。三是干部、社员普遍要求不要再号召牧区开荒种地，要实行轮荒放牧制。”
说起号召在牧区开荒种地，也是因为缺少调查研究办出来的蠢事。省里一些部门，为了急切地搞粮食，便开来了大批拖拉机开辟草原，种粮食。他们只知道“有土就长庄稼”的一般道理，不知道坝上的地多是黄沙，水分稀少。塞外狂风又多，拖拉机把草根锄掉，大地没有野草固沙，狂风刮来，黄沙乱飞，不但长不出庄稼，还失去了天然牧草，把草场弄得黄乎乎一片，破坏了生态平衡。好心办成坏事，群众十分不满。针对这一问题，大队决定从1962年起，把现有耕地每年退耕四分之一，轮荒压青，逐步恢复放牧草场。
我看完这个报告，当天就拿到地委书记处会议上做了研究。大家一致认为这是一个好办法，是切实可行的政策。9月l2日，常委决定将这两份材料用最快的速度下发。经我亲自修改的《张家口地区发展畜牧业生产的十项意见》明确宣布：“集体所有的羊，目前可以普遍推行屯垦公社达布沟大队的办法，实行‘三二五’、‘草伴养’，使大队、生产队、社员逐步都有自已所有的羊。”
9月4日，当调查组离开达布沟的时候，达布沟的干部社员心里打着小鼓，他们不知道大队将要降福还是惹祸。9月12日地委发文的当天，我告诉秘书，先给康保县委打个电话，请他们转告达布沟的干部和群众：全区将要推广他们的经验，地委感谢他们。
电话传到达布沟，已是12日的晚上，大队支部书记、大队长给家家户户送去了这一喜讯，也送去了畜牧业政策的“定心丸”。两年以后的1963年底，这个大队的羊只存栏数增加了1。7倍，羔羊成活率达到95%以上。
解峰接受我交给的任务后，也在刘一鸣发现达布沟“羊只草伴养”的同时，向地委和我推荐了一份关于崇礼县白旗公社下窝铺大队把牲畜下放到生产队实行分户喂养的做法和经验。还是在这个典型刚刚露头的时候，解峰就敏锐地发现了它的价值。在祟礼县，他向县委领导、公社干部、下窝铺大队的干部社员都做了调查了解。因此，他的汇报，本身就是一个有根有据的调查报告。他说：“下窝铺大队是个不足200户的村庄，现有125头牲畜。从1958年以来，由于大牲畜集中喂养，不仅大队浪费了人力，而且由于责任不明，造成牲畜瘦弱以至死亡。仅从1958年到1960年就死大牲畜32头。社员形容，‘牛犊眼上戴了眼镜，嘴上戴了口罩’。”他看到有的同志不理解，又进一步解释说，“因为牛犊嘴眼附近的毛都脱落光了。这个大队的副大队长贾明彦说：‘这根本不象个庄户人养牲畜的样子。下得少，死得多，膘又轻，又费草，又费工。照这样再养两年，连牛毛也没有了。’社员们也非常担心，这样下去，大牲畜一年比一年少，小牲畜培养不起来，将来没法种地。”
我听着很感兴趣，插话说：“你了解得很细，再说细一点。”接着，解峰又讲了几个具体事例，他说：“第一件事，去年冬天，在拾掇莜麦秸垛的时候，从下面翻出一条死牛，可问哪个队也不承认是自己的，最后只好抬到公共食堂煮着吃了。不久，一头牛犊子半夜撒了野，被狼咬死了，饲养员还不知道，大队查问各个队，又没人认帐。第二件事，牛腿抽筋找人拽。由于集中饲养，各种劳动报酬不落实，天一下雨，牛圈里的泥水有半腿深，把牛蹄子都泡坏了。冬天牛棚里的尿结了冰，牛卧下着了凉，腿抽筋抽得站不起来。大队没办法，好几次找人拽牛腿治抽筋。”解峰接着说：“社员们很怀念过去分户喂养，他们说，分户喂养省工、省料;人人操心，个个负责。1957年他们分户喂养时，繁殖29头幼畜，成活了26头，达到90%。那时全大队146头大牲口，头头膘肥体壮。所以，经社员讨论，这个大队用保本保值的办法把牲畜放到生产队，实行分户喂养，使用喂养合一。为了明确负责，他们实行了‘七定’。”随后，他详细汇报了下窝铺大队实行分户喂养的具体做法。
解峰汇报完，我等不及先让常委们充分发表意见便站起身来，对常委们作了结论性的发言：“人吃食堂不行，牲口吃食堂也不行。分户喂养，使喂合一，这个经验好。检验一个政策好不好，就看它能不能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能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根本标准，没有其它标准。”
解峰说：“可是那里的群众有顾虑，担心被定成‘右倾’，担心给插上‘白旗’，担心被当作‘资本主义道路’批判。所以，我们要用文件、用政策肯定它，固定它，来消除社员们的担心。”
常委会开得十分热烈。第二天一早，地委派出工作组同崇礼县委农工部的同志赶到下窝铺，全面总结了把大牲畜下放生产队分户喂养的经验，随后经地委批转各地，很快在全区得到了推广。
短短几天时间，地委先后肯定批转、推广了一批发展畜牧业的典型经验。除了达布沟和下窝铺，还有沽源县高山堡大队牲畜经营管理办法的调查，万全县郭磊庄公社郭磊庄大队牲畜下放生产队的调查，赤城县东山庙公社南梁生产队集体养羊和社员家庭养羊并重发展的调查，赤城县马营公社高家天大队和阳原县东城公社五马坊大队发展社员家庭养猪的调查。这样一来，就使张家口的畜牧业出现了新的局面。
至今也很难忘记1962年春节前后，我到坝上四县检查工作时所见到的动人情景。在一个村庄，见到一个老太太把小羊羔抱在怀里，并撩开棉袄裹着羊羔，嘴里喃喃地说：“我的小宝贝，看把你冻成这个样子!”就象抚爱婴儿似的，用体温暖着羊羔。这类事例，我听过多次，这次亲眼看到了。我深切地感到，一项好的政策，会调动起劳动人民如此热爱畜牧，使社员产生了这样强的责任心。这使我更坚定了支持、推广“草伴养”、“分户喂养”等项政策的决心和信心。后来有人向我吹风说：“你推行这些政策，使集体、特别是大队的大牲口和羊只的头数减少了!”我说：“你给我报个集体加个体的总数，那就大大增加了。总数增加了，不正说明社会生产力发展了吗?”
这时，我再向张家口统计局要来统计表，那份《张家口地区国民经济统计资料》清楚地表明，光是羊只一项，1961年，牧业收入1753万元，占大农业总产值的11。5%;1962年牧业收入2320万元，占大农业总产值的14。9%;1963年牧业收入2854万元，占大农业总产值的18%，畜牧业的统计数字从逐年下降变为一年一层楼地上升了。

下放基本核算单位
我担任张家口地委第一书记后，经常下乡，访问了许多干部和群众，总想把这一地区的生产搞上去，摆脱穷困和饥饿。尽管我想尽办法，也没能使这个地区的形势得到根本好转。难道张家口地区280万辛勤的劳动人民的干劲与能力都在“大跃进”中耗尽了吗?为什么人们那么疲惫、麻木，生产的积极性怎么这样难调动呢?我冥思苦想，老是解不开这个谜。为了弄清“庐山真面目”，我决意广泛地进行调查研究，亲自到郊区的永丰堡、万全县的郭磊庄等社队蹲点。在我主持下，形成了有30多名基层社队干部、科技人员、劳动模范参加的“政策座谈会”，我聘请他们为地委的政策研究员。这个“座谈会”每月集中一次，加上农工部、政策研究室，初步形成了政策研究的网络。
我掉过头来看历史，逐年考察建国以来十年农业的实际成效，并学习了一些毛主席和马列主义的著作，看了一些理论文献，写下了一些有价值的笔记、心得。从1962年8月我在华北局农村工作座谈会上的发言中，可以窥见我这一段反思的成果。现将我的学习笔记、心得摘录几段如下：
“社会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适合生产力的需求;人为地、盲目地、无限度地变革生产关系，不但不会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反而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摆在我们共产党人面前的任务，就是要找到每个社会发展阶段上的与其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以最大限度的发展生产力，促进社会的进步。
“互助组到初级合作化这一段，生产是上升了。但到高级合作化以后，生产就开始下降了。……1958年农业生产好，群众认为主要是风调雨顺，再就是初级合作化时期打下了底子。这说明农业实现机械化以前，集体化程度不能太高，因为它受着生产力的制约;如果无限度地集体化，就会使生产力同生产关系不相适应。
“1955年冬一下子就高级化，时间很短，想一步登天。当时各方面的准备工作不足，没有一套制度和办法，曾发生破坏生产的现象。过去说，社会主义的原则是生产资料不能分红，到底有无充分理由，值得考虑。对资产阶级还实行赎买、给定息哩，对农民就不能分红?马列主义对农民是不能没收的。没有土地，劳动就没有对象，不种地，不会长出粮食。因此，土地、牲畜等生产资料不分红也有问题……所以，高级合作化时期的生产关系是否搞过头了，值得探讨。
“公社化更是搞得过急过粗了，超过了当时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超过了当时群众的觉悟程度。根本的问题是，我们对农业生产力的发展速度估计过快。这几年农业减产，总的说有天灾，具体到局部地区，没有天灾也减了产，这说明生产关系的变革搞过了头。”
我在省委常委一次扩大会议上，也列举了全省大牲畜从1955年逐年下降的事实，指出发生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是：“社员私有的牲畜折价入社后，……与他们的个人利益不直接了。所以爱护牲畜的人少了，群众说‘乔武举的毛驴，有人骑没人喂’”。后来，我不仅跳出张家口，还跳出了河北、甚至跳出了中国范围，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比较借鉴，研究、探求如何解决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问题。
1954年，东北人民出版社翻译出版了苏联奥沙基柯等著的《集体农庄的生产组织》一书。当时，我粗粗读过一遍，还没来得及更深的思考的时侯，在地委农工部副部长于力耕的书柜里我发现他也有这本书。更意想不到的是，他已对这本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写出了5000多字的读书笔记。
这份笔记的基本内容有六点：(1)苏联集体农庄的规模;2)苏联集体农庄的劳动组织和基本形式--工作队;(3)工作队中的小组，实行地段责任制，超产奖励;(4)在小组之中指定某一个人负责一小块地;(5)超额产量的超额报酬分配法;(6)实行按件计酬制。可见，于力耕的目的是要借鉴苏联在当时农庄实行的小组地段责任制和定产到地责任到人的制度。这份笔记我连看三遍，大声叫好。于力耕见我这种举动，却以为被我这第一书记抓住了自己的“隐私”而惶惶不安起来。原来，他听说苏联《真理报》已经发表文章，批判了这种做法，连苏联都在纠正这种属于资本主义的东西，还怎么能在中国拿出来呢?
我对于力耕说：“你不必为此惶恐，苏联纠正的东西不一定就是错误的。赫鲁晓夫撤走在我国的专家，纠正过去对中国友好的做法，不就是把正确纠成错误了吗?”
过了两天，我接到省里通知，去天津开会，我专门叫于力耕同我一块去。利用会议间隙，找了一位在苏联工作过几年，对苏联农业有研究的同志座谈。我对于力耕和那位同志说：“咱们现在就站在苏联的黑海之滨，先把这个海湾的美景看够了，看透了，再看咱们的‘庐山真面目’，这叫做‘外国人’看中国。”
我发现罩在庐山上的是“左”的迷雾，是对共产主义的片面理解。对中国国情的错误认识，导致了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急于过渡和经济建设方面的急于求成。这是问题的实质，是主要矛盾，应抓住这一主要一环，再不能零打碎敲，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了。
1961年3月10日，毛主席在广州主持召开了“三南”会议(中南、西南、华东)。同时，刘少奇在北京主持召开了“三北”会议(华北、东北、西北)，我参加了“三北”会议，并与河北省一些干部提出了将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脚”上(即生产队)，华北其他省区也都赞同。但是，东北、西北区有不同意见，仍坚持基本核算单位放在“腿”上(即大队)。
意见出现分歧，河北省委又决定派一位省委候补书记和唐山地委书记下去再做调查。两人归来，结论却是不约而同：群众认为核算单位还是放在大队好。这样，会上主张和倾向改变核算单位的同志就产生了动摇。
我仍坚持基本核算单位放在“脚”上，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纠正“五风”，彻底克服队与队之间的平均主义，解决生产和分配不相适应的矛盾，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想到这里，我立即给地委政策研究室主任齐建新挂通了电话，让他马上将万全县郭磊庄改变基本核算单位试点报告直送北京。
“三北”会议要结束了，我收到地委送来的材料。这时省委主要领导正准备去广州开中央工作会议，我将地委报告交给他，并说：“这个材料你看看，我觉得很有份量，能说明会上争执的问题。”
会后，我亲自带领一个工作组到万全县郭磊庄大队搞生产队的收益分配“大包干”试点，说得明确一点，就是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在这之前，收益分配是以公社或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一个公社几十个村，自然条件、劳动情况差别很大，然而，在收入上却是“一视同仁”。虽然这种“共产风”挫伤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但却被当作“一大二公”的优越性予以肯定。我要搞核算单位下放，既砍了人民公社的“大”，又砍了人民公社的“公”，说白了，也是变“大公”为“小公”。
我和郭磊庄的婆娘们有一段很有趣的调查对话。在一次妇女们参加的座谈会上，大家告诉我：年初时，二队曾死过一头大骡子，这头骡子又高又大，拉车很有劲，可大家听说它死了，却高兴得眉开眼笑，跑到队里等着分骡子肉吃。
我问：“为什么?”他们说：“这么大的队，还不知道少谁的呢?心痛啥?”我说：“如果以你们小队核算，再死了牲口，你们高兴吗?”婆娘们七嘴八舌：“那不和自己家的牲口死了差不多吗?恐怕哭还来不及呢!”我听了婆娘们的这些话，痛心地对工作组的同志说：“再也不能叫她们盼着吃骡子肉了。”
经过两个月的酝酿、讨论，郭磊庄顺利实现了核算单位下放。具体办法是：生产大队由生产小队提取公积金、公益金和管理费，生产队直接向国家承担粮食征购任务，其余收入归生产队自行分配。实行这种办法后，社员出勤多了，干劲大了，劳动效率提高了，生产队也发挥了积极性和自主权。群众一致拥护，唯恐再变成大队核算。
根据这条经验，我亲自起草了万全县郭磊庄分配大包干的办法，向省委的报告。报告说：“‘三包一奖’制一遇自然灾害就不能兑现，更难分清天灾和人为减产各占多大比重，而且‘三包一奖’手续复杂，讲不清，算不清;由大队统一核算，避免不了分配上的平均主义，不利调动社员和小队积极性。”
报告认为：在一部分或大部分地区实行“分配大包干”代替“三包一奖”有五大好处，即“将生产和分配统一起来，使社员感到个人与集体利害关系直接了;彻底解决了大队干涉过多和瞎指挥问题;能够发挥干部和社员的主动性、积极性，使生产真正做到因地制宜;大包干方法简单、好算好懂、好实行;从根本上避免了瞒产私分。此报告提交到省委召开的地、市委书记会议上，引发了各地区组争论。
大多数组认为：划小核算单位，集体的力量小了，影响集体经济发展。他们力图维护大队核算，实际上还是受”左“的束缚。
恰巧，这时省委主管农业书记给我打来电话，讲省委主要领导从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打来电话，让转告我，会上已议过关于是否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问题，但没有作出结论。其含义就是张家口不要再扩大试点了。
郭磊庄的经验被搁置了。
在地委常委会上，我提出自已的意见：“还是干!咱们自己推广!”得到了绝大多数同志的赞同，全区各社队核算单位下放逐步推开。同时，一份要求在张家口各生产队因地制宜地推行“分配大包干”的请示报告再次上报省委。
8月24日，中央在庐山召开工作会议，主要讨论工业问题和财贸、教育问题。但毛泽东的兴趣仍然在农村方面，他关注着农村“六十条”的命运。同时，对人民公社体制上存在的问题，即土地、耕畜、劳力归生产队所有，而分配则以大队为核算单位，所有权与分配权的矛盾，也一直揣在心里。这次会议上，他仍沿着这条思路进行探索。
省委那位主要领导从庐山给我打来长途电话，要郭磊庄分配大包干的试点材料。我和主管农业的副专员曹恒忱连夜赶写出来，派人送北京，由中央办公厅转送庐山。可惜，虽然这位领导及时拿到了郭磊庄的材料，但因摸不准“气候”，没敢给毛主席送上去。所以，庐山会议结束后，他又原封不动地将这份材料带下了山。
时隔几日，我去省里开会，遇见从庐山回来的这位主要领导。当我问起地委报告是否在会上送主席时，他讲：“报告我看了，感到理由不充分，就没有送上。”我仍然坚持应把基本核算单位放到“脚”上。他说：“老胡啊，你就是这个毛病，有错误还不纠正。”我说：“我还没有认识到错误，又怎么纠正呢?”
9月16日，仍在庐山的毛泽东写信给中央政治局常委及有关同志。毛泽东在信中指出：“农业方面严重的平均主义问题至今未完全解决，即‘三包一奖’，生产权在小队，分配权在大队。”他提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即基本核算单位是队而不是大队。他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过了6年之久的糊涂日子，第7年该清醒过来了吧。”
所以，庐山中央会议刚刚结束，毛主席就途经湖南、湖北做调查。当两省汇报核算单位还是下放到小队好时，主席当即表示同意。
陪同主席视察的中南局第二书记王任重，给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打来了电话，通报这一信息。李雪峰又立即给河北省委那位主要领导打了招呼。
9月26日，省委接到中央办公厅通知，主席途经邯郸，要听取河北省委的汇报。省委主要领导立即赶往邯郸，同时，打长途电话通知我连夜赶到邯郸。
次日中午，主席乘坐的专列抵达邯郸后，那位省委主要领导及分管农业的书记、张家口、保定、石家庄、邯郸地委书记参加了向主席的汇报。
汇报重点，还是围绕着核算单位下放问题。主席问是否有具体的试点材料，省委那位主要领导由于已摸到了主席的“底”，便把张家口这份材料和保定的材料递给主 从庐山回来，在沿途已有表态，所以一边看，一边在张家口的材料上批示：“中央政治局：这个材料请你们看看。我认为基本核算单位还是下放到生产队好。请你们讨论决定。”
毛主席批示时，我就在主席身旁，我的心随着主席手的一笔一划而跳动，当主席写完最后一个字时，我才发现，自己的眼眶里已充满了激动的泪水。29年过去了，我仍然清晰地记得这激动人心的一幕，记得这刻骨铭心的批示。
毛主席批示这份文件后的第三天，即9月29日，我们张家口地委召开县委、市委书记会议，做出了全面推行大包干的决定。
10月7日，中央发出了《关于农村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常委的指示，将郭磊庄报告列为附件。中央这一指示指出：“农村基本核算单位究竟是以生产大队好，还是以生产队好，很需要研究。请各级党委调查研究，以便中央做出决定。”
1962年2月13日，中央发出《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并要求在当年春耕前后，把基本核算单位调整为生产队的工作做完。
改变基本核算单位，是公社体制上的重大调整，是对农村“六十条”的重要突破。
对农村基本核算单位放在哪一层好的调查研究取得的结论，得到毛主席的赞同，这确实是件令人兴奋的事情。我们搞郭磊庄核算单位下放的试验，比中央正式文件通知将基本核算单位下放生产队的时间提前四个月。到1961年10月20日，张家口全区已有2278个大队实行了核算单位下放，占生产大队总数的59.6%，当时，在南方养病的省委第一书记林铁也兴奋地打来电话说：“开明同志，毛主席说了，基本核算单位还是放在小队上好，这件事你是有大功劳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