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正是粉碎“四人帮”以后，大家都干劲冲天。公社里忙着修水库，大队里忙着洋瓦厂。一九七七年，我们深二大队要修建一座洋瓦厂，作为社队企业，以壮大集体经济，因为大家都懂得“无工不富”这个浅显的道理。
对全大队的社员来说，这是一件兴师动众的大事。洋瓦厂的砖瓦窑用青砖累砌，在外面用泥土夯筑，像一只鸡蛋。大家都很佩服特意从嘉兴请来的砌窑师傅的本领，没有任何仪器，只凭经验和目测，就将窑壁砌得椭圆。外层累积的泥土，当时没有挖土机，都是社员们用扎箕从附近的田里挑来的。当时，姆妈经常去砖瓦窑挑土，挑一担泥土得到一根竹签，最后折算成公分，而分签的是我大哥（大伯伯的大儿子）。
当时没有压土机，泥土全靠夯锤夯实。所谓夯锤，就是一块正方形的厚石板，四周安装了四个铁环，每个铁环上各系一条粗麻绳，四个人同时拉起麻绳，夯锤离地跃起，同时放松麻绳，夯锤自然落下，从而压实泥土。夯锤夯土的关键在于步调要一致，所以必须喊劳动的号子：“杭育，杭育，杭育……”我因人太小，泥土跳不动，喜欢凑热闹拉锤夯，号子喊得比大人还要响。

砖瓦窑砌好了，正式投产。大人们忙着工作，我们小孩子忙着游戏，把它作为一个“游乐场”。
第一个好玩的地方是取土处。烧砖瓦的泥土，不是田地表层的黑土，而是深层的粘土。工人们剔除表层的浮泥，像蚂蚁搬家一样，一锄头一锄头，慢慢地把粘土挖走。天长日久，本来是平整的稻田或者突兀的高地，变成了一个池塘，我们曾经在里面捉过鱼，真有点沧海桑田的味道。这种粘土因为韧性好，不易开裂，正好适合给小孩子做泥手枪。于是，我们也去凑热闹，用小锄头挖一些粘土，捧回晒场，不断摔打，使其坚韧，然后用铅笔刀割成泥手枪，最后用碎碗片刮平、磨光。小孩子人手一把泥手枪，学着电影里的小兵张嘎，瞄准一个“坏蛋”，“嘌——嘌——嘌——”连开三枪，神气活现。
第二个好玩的地方就是和泥处。把粘土摊成一个圆饼形，先泼上适量的水，然后牵来一头水牛，让它在粘土上踩踏转圈，一圈、两圈、三圈……不知道要转上几百上千圈，直踩得脚下的粘土“熟透”为止，有点像用牲畜拉磨。我们从小只知道水牛会耕田，想不到居然会踩泥，兴味盎然，经常围着转圈的水牛傻看，待上老半天。
第三个好玩的地方是烧火处。烧火工人把整捆的松枝或者麦秆扔进砖瓦窑的炉口，燃起熊熊大火。还有一个专门的烧火师傅，根据瓦坯的干度、季节的气温和湿度以及燃柴的烈度等多种因素，判断闭窑的火候。
在烧火之前，在砖瓦窑顶部的圆形天窗上盖一块水泥板，用泥土围好，上面放水，叫做“天池”。炉火一烧，水泥板受热，“天池”里热气腾腾，小孩子纷纷上前围观，既好奇又害怕，只怕掉进天池。有一次，烧火师傅喝醉了酒，在“天池”察看的时候，不慎掉了进去，烫坏了一大片皮肤。
除了看窑顶“天池”上冒出的腾腾热气以外，我们在砖瓦窑的外面跑上跑下，比谁跑得快。这里种植了密密麻麻的白杨树，摘下叶子，扯去叶面，只剩下一条筋，在汤罐里面浸上半天一天，捞出以后，柔韧无比。小孩子就比谁的筋韧度强，就用两根筋对拉，这是当时有趣的游戏之一。
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浙江萧山一带建房流行用洋瓦。盖好之后，瓦跟瓦之间互相勾连，联成一起，雨水顺着凹槽往下流，既不怕风，也不会外面下大雨屋里下小雨，尤其是翻漏时很方便，因为人可以从上面踩过去，哪片瓦破了换哪片就行。后来，农村里开始建平顶的钢筋水泥房，洋瓦顿时英雄无用武之地。不知过了几年，大队里的洋瓦厂倒闭了；又过了几年，废弃的砖瓦窑也倒塌了。
（《最喜小儿无赖—一位六O后的成长史》一书即将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敬请期待）

到江西去打工

改革开放前，乡人纷纷去江西打工，那里幅员辽阔，土地肥沃，觅食的机会较多；改革开放后，江西人纷纷来家乡打工，作为沿海地区，工商业较发达，就业机会较多。这正因了那句古话：“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到了七十年代，解放以后出生的孩子纷纷长大成人，要房子，要妻子，前提是要票子，如果光靠生产队里的分红，无疑是杯水车薪。穷则思变，于是村人想法设法地区赚钱，单身小伙去江西打工，成家男人到山里贩树，以积蓄资金，改善生活。
在家乡，一般儿子养到十八岁，父母算是尽了养育之责。盖房子、讨老婆等人生大事，都是儿子自己的事情，要靠自己的本事去赚钱，然后请父母负责具体操办。男子十八岁以后，年年过了元宵节，就要出去打工，直到寒冬腊月才回家。周而复始，年年如此，一直到结婚，才能安居乐业。当时的打工者，也是亲带亲、邻带邻，一去就是一大帮，不是亲戚朋友，就是隔壁邻居。
打工者的首选之地，是西南边的江西。在计划经济时代，江西幅员辽阔、土地肥沃，堪称鱼米之乡，觅食的机会较多；而家乡地处山区，人多地少。浇薄的土地养活不了那么多人，只能外出打工。而在市场经济时代，家乡位于沿海地区，得改革开放的风气之先，尤其是临近素有世界超市之称的义乌小商品市场，工商业发达，就业机会较多；而江西地处中部地区，作为传统的农业大省，工商业欠发达，反而成为劳务输出大省。这正因了那句古话：“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当年，我因为年幼无知，对于打工者的生涯，没有目睹，只是耳闻，从他们回家以后语焉不详的交谈中，得知一麟半爪。听得最多的，是把他们从家乡运到打工地的那条浙赣铁路，以及沿途火车站的站名：上饶、鹰潭、贵溪、向塘、弋阳、萍乡等一长串。成人以后，我乘火车经过江西，亲眼看到这些站名，似曾相识，分外亲切。原来，在我的少年，曾经反反复复听村里的打工者提起这些站名。
当然，跟这些站名关联的，并不是愉快的事情，而是灰色的记忆。那时的火车票虽然便宜，但对打工者来说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回家乘火车的车费，能省就省，能逃就逃。平时，打工者聚在一块，最喜欢吹的牛皮，就是自己如何的机灵，是怎么混进起点站的，怎么混出终点站的，一毛不拔，神气活现。相对老实一点的，在起点站买一张短途票，中途并不下车，等到快到终点站的时候，再补一张短途票，而把中间大部分里程逃掉，就可以堂而皇之地进站、出站。当然，列车员也不是吃干饭的瞎子和聋子，经常搞突然袭击——查票。逃票的打工者即使被查到了，只是补票而已，要罚款是难上加难，因为他们囊中羞涩，没钱。假如真的碰到身无分文的主，要钱没有，要命一条，列车员也是无可奈何。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铁路线上，一次又一次地上演了“猫捉老鼠”的游戏，表面上是打工者个人的诚信问题，实际上是社会上普遍的贫困问题。在那个食不果腹的年代，善良淳朴的人们逼良为娼，想出了种种逃票的歪点子，从中透露出民生的艰困。

没有文化，没有技术，村里人到江西去打工，卖的是力气，干的是重活，有的到煤矿挖煤，有的到林场伐木，有的到工地挖土。譬如去工地挖土，打工者用的是原始的运输工具双轮车，一车要拉一千五百斤泥土，可见劳动强度。一无专业技能，二无防范措施，因此打工者的伤亡事故屡屡发生。我的一位堂兄曾与人结伴去江西伐木，几个伙伴一起把一颗大树锯断了，轰然倒下，砸中其中的一个，当场毙命。
辛辛苦苦打了一年工，节衣缩食，年底结算，运气好的略有结余，也不过几十元最多百来元钱，运气差的，颗粒无收，混个肚皮。临近年关，要回家过年，有的打工者没有盘缠，只得向同伴借，借不到的话，只好把铺盖卖了，作为路费。我的一位邻居兴冲冲到了江西，因为思念朝夕相处的妻子和呱呱坠地的女儿，还没有开工就要回家，只得把铺盖卖了做盘缠。
除了西南边的江西，另一个打工者的“淘金地”是南边的福建。福建境内崇山峻岭，尤其是闽北山区，生活格外贫困。当时，有的娘亲吓唬年幼的女儿：“再不听话，把你货（即“卖”）到福建去。”这绝非危言耸听，我的一位表伯父，因为生活所迫，就把年幼的女儿卖到福建。
我从同村的打工者口中听到的两个火车站名，是福建的光泽和邵武，位于闽北的山区，山高林密，人迹稀少。去福建的打工者更加辛苦，一天到晚翻山越岭采草药，采来的草药卖给当地的供销社。据姆妈说，我的一位堂伯父当时常年在福建采草药，一半靠力气，一半靠运气，因为赚不到钱，连续几年都不回家，留下妻子儿女一大帮，日子过得比人家更苦。
改革开放以后，家乡出门打工的人少了，做手艺的人多了，有木匠、泥水匠、补鞋匠等，不再局限于江西和福建，足迹遍布全国各地。当然，跟纯粹卖力气的民工相比，他们都有一技之长，境况自然改善了。更为有利的是，他们走南闯北，见多识广，看到同一种商品在不同地区的差价，从中发现了商机，找到了致富门路：把家乡廉价的服装和小商品贩卖到外地，比做手艺赚钱更快、更多，于是纷纷弃工从商。他们“走千山万水，说千言万语，吃千辛万苦，想千方百计”，搞活流通，促进经济，从中也赚到了自己创业路上的“第一桶金”，成为浙商的雏形，也成为创富的英雄。

单身的小伙子出门去江西打工。成家立业以后，在家里守着老婆孩子，不再外出打工了，平时参加生产队劳动，农闲时搞一点副业，以改善生活。贩树就是其中的副业之一，村里几乎家家户户都干这个营生。
家乡的地形分成两大部分，东南部是盆地，俗称山外，西北部是山地，俗称山里，一座大山横亘其间，分出两个世界。山里山外人员和商品的交流，要翻山越岭，即使修了公路，也是盘山而建，险象环生。山外人建房屋、打家具都要消耗大量的木材，需要从山里贩运，贩树（即“贩木材”）行业应运而生。
当时贩树的主要运输工具是独轮的手推车，一者适合在崎岖的山路上推行，二者装载量不大，适合小商贩的小本生意。前一天，村里的小商贩推着一辆空空的独轮车，往山里去，带上两条云片糕，作为干粮；第二天，村里的小商贩推着满满一车木头，汗流浃背，气喘吁吁，从山里回来。据说，小商贩一路进得山去，一路收购木材，近的要走二三十里山路，远的要走五六十里山路，一个来回，路程还要翻倍。
从山里贩来的木材，运到集市上销售。在赶集的前一天，为了卖一个好价钱，小商贩预先要对木材进行一番“梳妆打扮”。尤其是比较弯曲的木材，要找一个平整的侧面，进行砍削，找到一个好的卖点。最有意思的是椽子，大小不一，粗细不均，不太好看。为此，有人将四脚长凳倒过来，在两条凳脚之间放上比较粗大的椽子，用藤条捆扎牢固，然后将弯曲的或者细小的椽子塞进中间，忽悠买主。

一头愿卖，一头愿买，小商贩连接生产和消费两端，对搞活木材流通、满足市场需求，功不可没。但是，那时政策不允许贩运木材，把它当作投机倒把进行查处。在连接山里、山外的盘山公路上，森工站设置了检查站，汽车或者拖拉机运载的木头，如果没有有关部门的证明，要被拦下，轻则罚款，重则没收。
小商贩的独轮车，适合在山路上推行，可以避开设在盘山公路上的检查站。每个小商贩贩运的木材量不大，天长日久，积少成多，也是一个不小的数目。后来，森工站的工作人员改变在盘山公路上守株待兔的办法，主动出击，往往在晚间到一些小商贩经常路过的山坳里突查。一个要追，一个要逃，于是上演了一场猫捉老鼠的“游戏”。
不过，这场“游戏”很不公平。作为强势的一方，森工站工作人员带着手电筒徒手追赶；作为弱势的一方，小商贩要么推着一车木材，要么扛着一根木材，在崎岖的山路上，黑灯瞎火，深一脚浅一脚地逃跑，万一跌落山沟，那就万劫不返了。小商贩拼着老命，也要保住这点血本，艰难险阻都已置之度外了。
贩树的利润，当然比种田可观得多，但这是百分之百的辛苦钱。村里有人从年轻时候开始，长年累月贩树，平时失饥伤饱，提心吊胆，年过四十，落下一身伤病，无钱医治，一时想不开，就喝下农药，告别人间。
（《最喜小儿无赖—一位六O后的成长史》一书即将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敬请期待）

短命的沼气池

变废为宝的沼气池，诚然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把好事办好，还要因地制宜，科学论证，先试验，后推广。凭着一股为民办好事的热情，匆忙之中在盆地地区推广沼气池，成了无米之炊，结果一阵风上马，一阵风下马，房前屋后到处留下废弃的沼气池。

自从村里通了电，照明用上了电灯，可当时没有电饭煲和电炒锅，烧饭做菜依然用柴火，还是不方便。
七十年代末，村人突然听说有一种清洁能源——沼气，既可以照明，又可以烧饭，而其原料就是野外随处都有的青草，可以变废为宝，化腐朽为神奇。电力需要花钱，而沼气不要花钱，这是它的魅力所在。村人为之欢欣鼓舞，于是在短短的几个月里，村前屋后一下子冒出了许多沼气池。
沼气池是一个圆柱体，大约两米直径，三四米深，用来积聚发酵沼气的有机物。圆柱体的一侧有一个与之相连的斜向圆洞，像与喷壶相连的喷壶嘴，新的草料从这里源源不断地塞进沼气池，在沼气池里腐烂发酵，源源不断地产生沼气。

想当年，修建沼气池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江南水乡，泥土挖到半米，就遇到地下水。越挖越深，地下水越涌越多，汩汩滔滔，舀不胜舀，抽不胜抽。尤其是在做池底的时候，地下水源源不断地涌上来，要用300号和400号的普通水泥及时封堵，使其凝固，事后还要防止渗漏，可麻烦了。沼气池的池壁，使用预先用钢筋水泥浇好的圆筒，从下往上垒起来，还算便当。好在这一切由技术娴熟的师傅坐镇指导，麻烦归麻烦，不会出什么大问题。
当时，建一个沼气池需要的材料费，要二三十元钱，以购买力而言，或许相当于现在的两三千元钱吧。师傅的工钱由政府补贴，所有的帮工非亲即故，亲帮亲，邻帮邻，只管饭菜，不要工钱。
沼气池修好以后，因青草等有机物腐烂发酵产生的沼气，通过塑料皮管输送到室内，既可以做饭，也可以点灯。用沼气做饭烧菜，要配一个专用的沼气灶，跟现在的煤气灶相仿佛，转动阀门，“咔嚓”一声，沼气就从气孔里流出来，然后用火柴点燃。
最有意思的是沼气灯，灯外面套着一个纱罩，打开沼气的开关，将灯点燃，让纱罩全部着火燃红后，慢慢地升高或后移喷嘴，或开大风门，以调节空气的进风量，使沼气、空气配合适当，猛烈燃烧。在高温下，纱罩会自然收缩，最后“啪”的一声响，发出白光，即成沼气灯。

我在大伯伯家里看到连接沼气池的压力表，上面刻着度数，表示压力的大小。今天做了饭、烧了菜、点了灯，沼气消耗了，皮管内的压力变小了，度数就低了；过了一个晚上，新产生的沼气又补充进来，皮管内的压力又变大了，度数就高了。看起来，沼气真是一种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清洁能源。
正像自来水不是自己流来的，沼气也不是自己产生的，需要源源不断地补充原料。沼气池里的原料，底料是猪圈里的栏肥，数量有限，一年不过添加一次两次，更多的是依靠草料。可惜老家地处盆地的边缘，地势相对平坦，田间的草料有限。当时生产队里养了几头牛，几乎把路边的青草啃光了，哪里还有更多的青草去“喂” 沼气池这个大肚子的“无底洞”呢？总不能天天跑上三五里地，到山上去割草吧！就这样，割草成了一件不胜其烦的事情。“三天新鲜，四天厌倦”，渐渐地，主人懒得天天去割青草了。没有草料来发酵，沼气池就成了无米之炊、无源之水。
就这样，沼气池在家乡热热闹闹、风风光光地流行了一年半载，等这股新鲜劲过去之后，纷纷偃旗息鼓，就像夜空中一颗一闪而过的流星，只留下一点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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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上加亲六代亲

亲上加亲，这是几千年来形成的婚姻习俗。近亲结婚隐藏着极大的生育风险，夫妻频频生下痴呆儿，不利于人类的繁衍。好在如今科学战胜愚昧，近亲结婚终于成为一段不堪回首的历史。

亲戚，又叫姻亲。女儿出嫁，儿子娶妻，才有亲戚。寻踪溯源，亲戚只有姑表、姨表两条线，其他亲戚关系都是这两条线的延伸。
小时候，因为亲上加亲的缘故，我不太搞得清亲戚之间的关系。就拿舅舅来说吧，结婚以后，见了他的丈人叫“表叔”，见了他的丈母娘叫“小姑”，弄得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后来，姆妈告诉我两家的亲缘关系：“我的姑婆嫁给了黄宅夜渔市村的一户黄姓人家，生下一个儿子，比我爹爹小，我们叫表叔；后来，我的小姑嫁给表叔，表哥表妹做夫妻，我们还是叫小姑；再后来，表叔和小姑生下一个表妹，长大以后嫁给我的弟弟，也是表哥表妹做夫妻，我们还是叫表叔和小姑。”
原来如此！第一代、第二代嫁过去，第三代嫁过来，三代血缘，亲上加亲。本来都是亲戚，相互之间知根知底，肥水不流外人田，干脆内部组合，所以表哥、表妹结婚的现象屡见不鲜。亲上加亲，成为家乡的一种婚姻风俗，一直延续到我的童年。
舅舅与舅母两家的三重亲缘，还不算多，我们王家与上祝村的叶家甚至有六重亲缘，“真是一部十七史，不知从何说起”。

清朝末年，上祝村的一户叶姓人家，薄有田产，膝下却没有一男半女。于是，从兄弟家过继了一个侄儿，作为儿子，还想再领养一个女儿，儿女齐全。恰在那时，后郎村的一户张姓人家，正在为家里两个待字闺中的女儿发愁，又添了一个孙女，三个都是“赔钱货”，如何嫁得起！经人牵线搭桥，后郎村的张家将这个三个月大的孙女，送给上祝村的叶家做养女。
到了民国初年，等叶家这个过继的儿子长大以后，娶了我们王家的一个女儿，就是我的大姑婆。这是王、叶两家的第一重亲缘。
大姑婆为了照顾贫穷的娘家，将三弟叫到夫家，帮他们放牛，既能减少一个“食口”，还有一点收入。后来，叶家领养的女儿长大了，就许配给放牛娃弟弟，这就是我的爷爷嬷嬷。这是第二重亲缘。
到了第二代，大爷爷的大女儿长大了，嫁给大姑婆的大儿子做媳妇，表哥表妹做夫妻。这是第三重亲缘。作为交换，大姑婆的小女儿嫁给我大爷爷的大儿子，也是表哥表妹做夫妻。这是第四重亲缘。
大约是大姑婆特别恋家的缘故，又从娘家娶了一个远房侄女，做另一个儿子的媳妇，姑侄关系变成了婆媳关系。这是第五重亲缘。
到了第三代，大姑婆的大女儿许配到山雅畈村黄家之后，生了两个外孙女。大外孙女长大以后，许配给三弟的长子，表舅舅、表外甥女做夫妻，便是我的大伯伯和大伯母。这是第六重亲缘。
在民国的近四十年时间里，王、叶两家你嫁我娶，你娶我嫁，亲上加亲，层层叠叠，居然缔结了六重亲缘。

还有一种亲上加亲的现象，是姐妹俩先后嫁兄弟俩的。我的二爷爷和小爷爷是亲兄弟，二嬷嬷和小嬷嬷是亲姐妹，小爷爷和小嬷嬷的婚姻，就是二爷爷和二嬷嬷撮合的。
小时候，我亲眼看过相互换亲。黄宅公社有一个叫做小毛师的篾匠，常年在我村做生活，一来二往，混得熟了，热心人便主动给他家里的一双儿女牵线搭桥。正好我的堂伯伯也有一双儿女，年纪般配。双方大人同意了，还要征求儿女本人的意见，两对兄妹便在公社里相亲，俗称“看人”，一见钟情，定了终身，结为连理。
在我的少年时代，小姑姑老是念叨着娘家的亲人，依然热衷于亲上加亲。她主动找大伯母商量，想把大表姐许配给大哥。大哥不乐意，小姑姑的主意落空了。等大哥订婚的时候，小姑姑又来找大伯母，想把大表姐许配给小哥，提议兄弟俩的订婚仪式一起办。小哥也不乐意，小姑姑的主意又落空了。
遗传科学表明，血亲过近的亲属间通婚，容易把双方生理上的缺陷传给后代，影响家庭幸福，影响民族健康。有一年，我跟姆妈去邻村的碾米机房碾米，看到一对中年夫妻，人家在背后对他们窃窃私语，原来丈夫是嫡亲小舅舅，妻子是嫡亲大外甥女，家中养了一窝痴呆儿，不胜其苦，真是前世不修，今世作孽。
为了优生优育，一九八○年新修订的《婚姻法》规定，除了禁止直系血亲结婚以外，又明确禁止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通婚，从法律上彻底杜绝了近亲结婚现象。
（《最喜小儿无赖—一位六O后的成长史》一书即将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敬请期待）

@行者逍遥松 201楼
大作，一个时代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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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你的鼓励和鞭策！

大爷爷和小姑婆

人生的不幸，莫过于“幼年丧父，中年丧偶，老年丧子”。大爷爷和小姑婆这对百余年出生的同胞兄妹，一辈子勤劳节俭，却历经家庭的变故和社会的动荡，是一个世纪以来苦难国人的一个缩影。

俗话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大爷爷在十四岁那年临危受命，稚嫩的肩膀毅然担负起一个大家庭的千斤重担，实是情势所迫，事出有因。这不由勾起了我的一段家族痛史。
我的太太公（即“高祖”）王有泮娶妻郑氏，生了大太公（即“伯曾祖”）王可托和太公（即“曾祖”）王可鉴。大约是一八六一年前后，一度占领金华的太平军（俗称“长毛”）已被清兵打得溃不成军，纪律涣散，见人就杀，见房就烧，老百姓深受荼毒。在兵荒马乱中，太太公不幸被“长毛”所杀，留下了孤儿寡母三个人。
屋漏偏逢连夜雨。太太娘（即“高祖母”）郑氏惨遭丧夫之痛，看着两个年幼的儿子，痛不欲生，终日啼哭。这时，在一旁的小叔子发话了：“你再哭也没有用，有泮（太太公的名字）活不转来了。给你两条路：一条是我们两家并作一家，你给我做小（老婆），你的儿子就是我的儿子；另一条是你改嫁，你的儿子由我来抚养。”
太太娘不甘忍受做小老婆的屈辱，在与丈夫死别以后，又与儿子生离，改嫁到十里外的泉塘沿口村。从此，两个年幼的孤儿跟随叔叔一起生活。后来，孤儿之一的太公王可鉴长大成人，生了四个儿子和四个女儿，大儿子就是大爷爷，三儿子就是我爷爷，小女儿就是小姑婆。
一九O八年，太公王可鉴因病去世，留下孤儿寡母一大群，除了稍大的三个姑婆以外，大爷爷才十四岁，二爷爷和爷爷这对双胞胎才十二岁，小爷爷才十岁，小姑婆才八岁。就这样，我家连续两代都是孤儿寡母，太太公死于战乱，太公死于疾病。命运的无情，让十四岁的大爷爷早早地当了家，成了一家之主。

说是十四岁，十足才十三周岁。要是今天这个年纪的独生子女，还是个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毛毛头”。太太（即“曾祖母”）是个小脚女人，不能下田，当不了家。大爷爷是家里的长子，长子如父，他不当家谁当家？
别看大爷爷年纪小，可自幼早慧，刻苦耐劳，也算是一个年轻的“老把式”了。当年太公上山砍柴，大爷爷也囔着要跟去，居然砍了小小的两把，挑回家来，那年他才七岁，相当于如今幼儿园大班的孩子。看着太公下田犁地，大爷爷也囔着要耕田，居然耕得像模像样，那年他也才九岁，相当于如今的小学一年级的孩子。
大爷爷一生勤劳，却屡遭不幸，少年丧父，中年丧妻，独自把四个儿女拉扯大，很不容易。据说，当年大嬷嬷在世的时候，大爷爷把银元给她用。过了几天，大嬷嬷把银元如数奉还，因为她智商低，不认识钱。勤劳能干的大爷爷，少了一个聪惠的内当家。
当我记事的时候，大爷爷已经是年近八旬的驼背老人了，岁月的沧桑在他的身上烙下了深深的印记。当时，他的牙齿都掉光了，一天三餐吃稀饭。整粒米烧的稀饭，不容易煮烂，也浪费柴火，所以事先把大米捣成碎米。他每天都驼着背，来到我家，把一小碗米倒进木臼里，然后慢慢地捣碎。
当时，大爷爷还参加生产队的田间劳动。按村里的规矩，老人家都是五分工，相当于壮劳动力的一半。他挣的工分，养活自己绰绰有余。他一辈子都在积蓄，晚年除参加生产队劳动以外，还四处寻找荒地，或者是溪滩上，或者是道路旁，或者是坟地边，能够开垦的，都要开垦，种上棉花，收获以后卖给供销社，成为主要的副业。
俗话说“养子防老，积谷防饥”，大爷爷把子女们都拉扯大了，自己也老了，却不要他们赡养一分钱。因为他的勤劳肯干，生活节俭，进多出少，积少成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有点像葛朗台，所以腰包里的钱永远也用不完。
我八岁那年的夏天，像牛一样耕耘了一辈子的大爷爷病倒了。在病榻上，捱了一段炎热的时光，他像一盏耗尽了油的灯，走了。他留给子女们的是几百元钱，这在七十年代中期的乡村，是一个天文数字。

与大爷爷一样，一辈子历经劫难、饱经风霜的，还有他的小妹妹，也就是我的小姑婆。在人生的最后时刻，大爷爷油尽灯枯，得以善终，而小姑婆却是愤而绝食，含恨而死。
记得儿时最开心的是春节去小姑婆家拜年。小姑婆家在西南面的前陈公社钟村大队，离家有十里路，算是我最远的亲戚了。每年去她家拜年，一路的风光，都让我这个从不出远门的“洞里狗”大开眼界。
当时，小姑婆已经是一个七十来岁的老太婆，满脸都是密密麻麻的皱纹，粗糙得像松树皮。小姑婆年纪虽老，人还不服老，那双先裹后放的小脚像萝卜棰（清洗萝卜的一种木制工具，纺锤形），走起路来“噔噔噔”地像一阵风，不输年轻人，身子骨非常硬朗，说起话来中气十足，声若洪钟，没有半点衰老的疲态。看得出，小姑婆跟大爷爷一样，在艰难困苦中，早已练就了一副钢筋铁骨。
据爹说，小姑婆苦哈哈地过了一辈子。年轻时嫁了一个泥水匠，丈夫半路撒手人寰，留下两男一女，小姑婆又当妈又当爹，一个人独自把他们拉扯大。一般的女人生育以后，坐月子时，不能吹风，否则会终身落下头痛病。而小姑婆生育的第二天，便自己下床，用一块围裙将孩子裹好，扎在背上，拿起一把竹耙，外出筢垃圾，作为柴火烧，没有休息，没人服侍，更不用说吃补品了。而她一辈子无病无痛，老了身子骨依然很硬朗。

拜见了小姑婆后，我跟着爹来到大表伯伯家吃中饭。大表伯伯患有黄疸肝炎，脸部浮肿，面色蜡黄，平时不能干重活，只有半歇半作。看到我们，他一脸微笑，慢条斯理地说：“亮（爹的名字），我想造两间新屋，你来做木工。”爹为了不扫他的兴，随口应承。因为大表伯伯夫妻俩都有肝病，无钱医治，只得熬着，把三个孩子拉扯大已是不易，哪有余钱造房子？或许只是他自我安慰的美梦吧！
此后，我年年跟着爹去小姑婆家拜年。过了几年，大表伯伯夫妻先后因肝病去世。再过了几年，他的儿子、我的表兄弟海江长大成人，娶了妻子，生了女儿。第二年，海江也跟大表伯伯一样，因肝炎不治身亡。
人生的三大不幸，莫过于“幼年丧父，中年丧偶，老年丧子”，小姑婆不幸都碰到了。她八岁的时候，父亲死了；二十多岁的时候，丈夫死了；七十多岁的时候，儿子死了；八十多岁的时候，孙子也死了。在她的晚年，丧了儿子丧孙子，这是不幸中的更不幸。她一生中最亲近的四个男人，没有一个能够安享天年。按乡下的迷信说法，是她的命太硬，不仅克夫，连儿子和孙子都被她克死了。
“该死的不死，不该死的都死了。”到了耄耋之年的小姑婆，在送走长孙以后，失去了生命中最后的一根支柱，心灰意冷，决然绝食。一个礼拜以后，一辈子劳作不息、无病无痛的小姑婆，带着伤心，带着悲痛，带着绝望，结束了多灾多难的一生，离开了这个灰暗冰冷的世界。
（《最喜小儿无赖—一位六O后的成长史》一书即将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敬请期待）

送嬷嬷灵魂“上路”

在乡村流传千年的丧葬习俗，繁文缛节，禁忌多多，折射出古人重鬼神的生死观。痛失亲人，家属理应以悲痛为主，而不是讲排场、比阔气、争面子。移风易俗，应该从提倡重养轻葬做起。

我读小学三年级那年，嬷嬷用她那双“三寸金莲”，走完了八十年的人生旅程，安详地合上了眼睛，仿佛是睡着了，没有呻吟，没有痛苦。
家里的大人，赶忙将嬷嬷生前床上垫的稻草、草席等遗物，全部搬到台门口，架在柴火堆上焚烧，加上烧纸和锡箔，上面还有一双草鞋，俗称烧“无常草鞋”。按乡间的说法，阴间的城隍老爷和判官掌握着生死簿，上面详详细细地记载了每个人的阳寿。阳寿一到，便差遣解差无常持牌传拘灵魂。所以，人死以后，就要将亡魂和无常送走，烧的烧纸和锡箔，给无常用，烧的草鞋，给无常穿，免得亡魂在途中受到无常的勒索和虐待。这时，我们子孙四代反穿衣服，作为临时的孝服，每人手持三支清香，一齐跪在台门口，嚎啕大哭，送嬷嬷的灵魂上路。
按家乡的丧俗，在老人临终之时，子孙必须侍立左右，直至断气，俗称“送终”。家里生了儿子，有了后代，便松了一口气，欣慰地说：“这下好了，将来有人‘送终’了！”似乎生子的目的就是为了有朝一日“送终”。
送走嬷嬷的灵魂，还要给她的遗体“穿衣裳”。当时，我看门口的天井里，放了一条四尺凳，大伯伯站在上面，嘴里咬着一只筷子。边上一个人正在给他套衣服，一件一件又一件，从夏天的汗衫，到春秋的夹衣，到冬天的棉袄，从贴身的内衣，到出面的外套，一年四季里里外外的衣服层层叠叠地套在他身上。只见套寿衣的人将大伯伯身上的所有衣服一齐脱下，手持没有秤锤的秤杆，假装称重，口呼：“千斤万斤，黄金万两！”让逝者穿这么多、这么重、这么值钱的衣服，以示子女的一片孝心。这时，听到楼上有人呼应：“千斤担由你挑去，万两黄金留给子孙。”大伯伯闻言，将嘴里的筷子折断，将四尺凳踢翻。
“穿衣裳”作为丧俗的一道环节，有迷信的成分，也有科学的道理。老人死后，身体僵硬，如果将一年四季的衣服一件一件地穿上去，不仅麻烦，还有可能将手臂折断。请长子作为模特，先一件一件套在他的身上，再一起脱下来，一次性套在死者的身上，就方便多了。至于孝子为什么要站在四尺凳上？是免得把逝者的寿衣弄脏，为什么嘴里要咬一只筷子，是不让孝子说话。

给嬷嬷的遗体穿好衣服以后，将其移到门板上，抬到堂楼，放进预先安排的棺材里，俗称“进棺”。在棺材的底部摊放木炭，放进稻草，垫好被褥，放好枕头、脚踏，盖上寿被，在嘴里放一点银子，俗称“含口银”，再放进石灰包，然后盖棺。木炭和石灰包可以吸附潮气，保持干燥。此时，棺材还留一条缝，希望奇迹发生，死者还能起死还阳。
但这样的程序也有例外的。一种是死在外面的，算“孤魂野鬼”，另一种是未满三十六岁，算“麻痘鬼”，死后都不能进堂楼，只能在村旁搭一个临时的棚子，上面用地垫覆盖，作为临时的停灵之所。
接下来是给嬷嬷布置灵堂。在堂楼里悬挂白色的孝帐，里面是棺材，外面是拜堂，摆设一张香几、一张漆桌和两把椅子，扎上白色的桌围椅披，香几上摆放遗像，漆桌上摆放香碗。堂楼的横梁上贴上白色的横批“当大事”，两边柱子贴上白色的挽联“日落西山不再回，水流东海知难返”，意谓人生的生老病死，就像日落西山、水流东海等自然现象一样，属于无法抗拒的规律。
接下来的两天时间，我们家属在灵堂里接受嬷嬷生前亲朋好友的祭奠。我们直系亲属要通宵守灵，俗称“守夜”。从一更、二更、三更、四更、五更，几位姑姑都要啼哭一次，好让嬷嬷知道时间的流逝。当年我还是十来岁的小孩，从来没有熬过夜，到了后半夜，瞌睡懵懂，老是问姆妈，快天亮没有。姆妈叫我跑到村东头，看看东方的启明星亮了没有，要是亮了，离天亮就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