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里斯认为，特别是从16世纪初期的多铎王朝起，英国的无土农民增加得最为迅速。掠夺和剥削变得赤裸裸，宗教也在发生变化；一边是对公共建筑的下流破坏，一边是对公共土地的窃取，这些因素都促成了艺术在新的劳工条件下不断堕落。“当我们想到要让一位古希腊工人去建造一栋哥特建筑或是一位哥特时代的工人去建造一栋古希腊建筑时，我们就会发笑，但是，我们却不会认识到，要让一位维多利亚时代的工人制造一栋哥特建筑该是多么荒谬。即便是我们今天找到了文艺复兴时期的所有工种，这些工人，在那些学院派和修复派的眼里，理论上是能够摹仿出古典时代的作品的。然而，事实是，他们摹仿出来的东西却顽固地反映出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并以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推导出古代的优点。我们的特征有个古怪的东西，就是令我们极度灰心的艺术中的所有弱点”[1]。莫里斯的这段演讲在传记人汤普森（E.P.Thompson）看来，是他对建筑史学一个相当大的贡献[1]。

--建筑史学不是建筑考古学，前者还是现代西方的学术产物，后者则肇始于中华古建筑的深厚积淀。

莫里斯是少数几位敢于对主流社会的时尚说“不”的人⑥，并且可以义正词严地写信敬告教堂主教不要铺张浪费。一方面，他反对在保护中造假，如果可能的话，在维护的时候要小心、谦逊、充满爱意。这样的维护才裸露出他所希望看到的“真实和真诚”；另一方面，莫里斯牢牢地捍卫着集体对古代建筑的所有权，他告诉那些教会的主教们，那些古老的大教堂“不是教会自己的玩具”，而是整个民族的文化遗产，因此，这个民族的任何一份子都有权利、有义务去保护这些古建。1877年的4月，在莫里斯的大力倡导下，英国出现了第一个“古建保护协会”，这可能也是现代意义上的第一个以保护古建为第一要义的协会组织。这是130年前春天发生的事情，也是莫里斯对英国民众发出的一次恳请。莫里斯从此就开始了反文化造假的战斗，并把这场战斗一直坚持到了生命的终点。

--主流社会的时尚就是法国学派，创造一个想象的辉煌文明和艺术形象，白皮的爹就是这么制造出来的。

至于晚来的意大利派，相对比较进步和科学一些，他们认为“不能像杜克大师那样去‘创造’原本不存在的风格。”虽然在19世纪末也有改造案例如米兰斯福尔扎城堡（ Castello Sforzesco ）等，但那时候英法的地位和话语权要强大得多，19世纪重建罗马凯旋门那也是有法国佬参与的。威尼斯宪章？那是1964年的事儿了，正式名称是《国际古迹保护与修复宪章》。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复兴”在许多国家轰轰烈烈地进行，西欧、北美都曾进行过对旧城大拆大建的“城市改造”，由于战后大规模的重建，许多珍贵的城市历史环境消失了。随着人们怀旧情绪逐渐加重和对文化多样性的珍视，经过60年代的反思，城市保护运动在各国兴起，才有了宪章的发布。

--新思想理论在我国的实践之一是天津意大利建筑风貌区的修复与再开发，去年在现场考察了一下，具体数据不便谈论，从布局到细节乃至防水与地基处理，还是有一些值得商榷之处的。

一般说来，当一个国家还比较贫穷落后的时候，人们的主要精力集中于追求温饱，当然就很少有闲情逸致去欣赏古旧建筑，也不可能拿出充足的资金用于古建的更新与保护。而当这个国家变得比较富裕时，人们的精神文化追求也相对增加，开始喜爱古建筑，把它们当作祖先的馈赠、民族的骄傲。对于这一点，欧洲各国成为了很好的先例，如何由贫穷到发迹，如何开始对建筑进行保护，又如何加以保护。

--从找爹到造爹，那些所谓的古希腊古罗马建筑和虚拟的那个时代究竟有多大的交集，在没有中华建筑考古学者全面参与的前提下，只能是一种幻想。顺便提一下，那些中世纪的历史著作如英法的教会史、君王志等追究起文献源流来，也都是些文艺复兴以后才大行其道的玩艺。

以上主要是英国古建筑修复流派初创时期和法国学派的斗争史。恰恰是在白皮内部的矛盾中，我们能够发现所谓的古建筑“修旧如旧”是个什么玩艺。

在建筑艺术上来说，白皮那段时间的建筑是一种创造，但按照建筑考古学的概念，这是一种伪造。18-20世纪，白皮包括其影响下的殖民地政权，类似的重建或是修复很多，其中就包括那些印度古代建筑。后面再说。

思路越来越明了了，建筑和雕塑的发展史，是与材料与工具的发展史成长的。欧洲的水泥技术，与对中国瓷器中高岭土及岩土烧制工艺的研究应用有关；而石料开采，更离不开炸药和钢铁工具。所谓的风格，只是附着在材料生产技术上的皮毛。正是欧洲人过去吹嘘文艺复兴以来的所谓艺术风格，令其艺术头重脚轻，破腚百出。

所以有理由怀疑所谓古罗马混凝土的真实性，那些所谓的古希腊古罗马建筑不是文艺复兴以后老建筑的近代改建，就是近代全新创造的梦想中的仿古建筑，所谓的古代希腊罗马建筑风格在其本土的那个年代没有存在的可靠证据。造伪证，证伪史，而已。

混凝土学名叫砼，是现代材料学名，是水泥：水：骨料=1:3:3的人工配合材料。关键是水泥，材料的核心是高岭土、石灰和石膏焙烧而成。高岭土又称粘土，主要化学成份是三氧化二铝，即铝土。白皮无法从中国获得瓷器的原材料配方，借助化学分析法获知核心材料，已经是近代的事了。罗马人神了，会制造水泥？哈哈

质疑白皮伪史，还是要准确一点。所谓的“古罗马”砂浆用的一般是80-85%的维苏威火山灰，900度以下火炉把贝壳烧制为石灰，加上砂子组成，但按照建材国标和实验研究，这个配合比难以用在承力结构上，只能作为砌筑砂浆。所以想说那不叫混凝土，混凝土已经是人造石材了，包括水泥也叫人造石材，同瓷器的材料类别一样。

关于印度的古代遗址，随便引述几篇小文，老规矩，摘引原文，下面点评。

首先是佛教遗址和中华的关系。

踏着玄奘足迹，探寻佛教遗迹

2015/11/24

驻印度大使乐玉成

著名的那烂陀大学遗址占地一平方公里，红色砖石建筑群蔚为壮观，现有6座寺院和11处僧房遗存。全盛时期的那烂陀大学绵延十公里，拥有大小十余座佛寺，1500多位教师和1万多名印度和外国学生。可惜后来多次毁于入侵的穆斯林之手，尘封于地下数百年无人知晓，近代人们根据玄奘的《大唐西域记》才将其发掘出来。

那烂陀佛教大学，潘特校长告诉乐大使，印度佛教遗址有80%是根据《大唐西域记》的记载挖掘的。英国历史学家史密斯评价玄奘说“中世纪印度的历史漆黑一片，他是惟一的亮光。”

--（点评）就是俺提到过的英国军事工程师、考古学家、印度考古局首任局长亚历山大·卡宁厄姆（1814-1893）。他根本就没理会什么两大史诗和四大吠陀的内容，手里拿的是《大唐西域记》，印度佛教遗址的80%来源于此。问题来了，为什么英国考古专家如此信任中华1400年前一位云游高僧的游记呢？

在佛祖圆寂后260年，孔雀王朝的阿育王为纪念佛陀悟道，在此建摩诃菩提寺。最初是圆塔，后来演变为方尖塔。千百年来该塔历经坎坷，屡遭损毁。14世纪后，塔身又被洪水泥沙埋没数百年。直到19世纪中叶，人们根据《大唐西域记》的描述才重新将其发掘、重建，为此，泰国、缅甸的佛教徒捐资无数，现在的塔尖金光闪闪，正是泰国信徒捐了200多公斤黄金将其包裹所致。

--（点评）19世纪中叶以后的发掘与重建，那时候还没有建筑考古学的概念。

塔的西侧便是著名的菩提树，佛陀即在此树下得道成佛。这棵树也是历经磨难，曾多次毁于异教徒之手和暴风骤雨之中，但如同佛教精神辗转山川河谷，生生不息一样，这棵启迪佛祖的菩提树也不断被信徒来回移植，香火从未断绝。现在的这棵树是1870年从斯里兰卡移植来的，100多年后的今天它又枝繁叶茂，根基交错，展现出佛教旺盛的生命力和感召力。

--（点评）1870年从斯里兰卡移植来的菩提树，是否要追溯到佛陀时期呢？

考古学家根据《大唐西域记》，在古老的印度大地上按图索骥，陆续发掘出鹿野苑、菩提伽耶、拘尸那迦、蓝毗尼等众多佛教圣地和历史古迹，其中也包括印度的国家象征——阿育王柱的雄狮柱头。玄奘的名字屡屡出现在导游讲解中、历史故事中、遗迹遗址中，这个事实本身就让乐大使十分惊异和震撼。

鹿野苑发现的阿育王石柱。原柱高有15米，现存仅一截雕有4只雄狮的柱头。4只雄狮背对背蹲踞，威风凛凛，怒吼四方，象征自豪、信心、勇气和力量。狮子下方刻有象、马、牛、狮4只动物，彼此间以法轮相隔。整个柱头华丽而完整，原来十分粗糙的红砂岩被打磨得如玉一般光润。那时打磨红砂岩的工艺已经失传，现代工艺难望其项背。印度人十分引以为傲，其中雄狮柱头于1950年被确定为印度国徽，成为印度民族象征。而上面的法轮图案也上了印度国旗。

--（点评）印度中北部遍布红色砂岩，这也是那些石窟和后期佛像的基础。天使兄如果看俺原文的话，就会发现对于克石工具材质的推测，建立在岩石材质的基础之上。砂岩的材质是疏松的。中华四大石窟，除了龙门是石灰岩以外均为砂岩地质。阿育王石柱，那也是砂岩，何况该柱头断代并无可靠依据。

早期佛教石窟

印度的很多石窟没有留下纪年题记，其具体的建造年代不明确，因此只能根据石窟建筑的形式变化进行分期，目前最普遍的观点是，忠实反映木结构建筑而平面较简单的石窟年代较早，这一观点的前提是最初的石窟建筑由地面上的木质建筑发展而成，后来逐渐形成石窟特有的装饰和结构。

最早的石窟是比哈尔邦格雅城北的巴拉巴尔石窟群﹐开凿年代约在前3世纪的孔雀王朝时代。印度孔雀王朝早期的建筑和艺术品多为木制。木料成为孔雀王朝时期最基本的建筑材料。古华氏城内的柱子和防御工事均为木制，它们体现了较高的工艺水平。巴拉巴尔石窟群其中主要者为洛马沙梨西石窟。佛教兴起之初﹐佛寺建筑皆为木构茅棚﹐最初的石窟即仿木构形制。

洛马沙梨西窟单穴一门﹐高仅4米﹐石穴为椭圆形﹐实为单人修隐之处。其门面完全按当时木构僧舍凿刻﹐在拱形门楣上加以茅棚式顶﹐柱﹑梁﹑檩﹑椽皆无遗漏﹐门楣还刻有一道装饰浮雕﹐以群象礼拜佛塔(窣堵婆)为题材。它的凿石技术和精心修饰代表著印度石窟艺术传统的开端﹐直接影响于日後的石窟。

现存早期佛教石窟中﹐最早的佛殿式石窟以位于孟买东南的巴查石窟为代表。该窟既有佛殿也有僧房﹐约凿于前2世纪初。殿堂高约8米﹐进深21米﹐宽9米﹐门面高10米﹐殿内排列八角形石柱27根﹐柱高4米﹐上承茅棚式拱顶﹔殿堂终端呈半圆形﹐正中立佛塔。门面凿出窗﹑露台等﹐可能还有一木构的殿堂正门。其结构仍多沿袭木构寺庙。到公元1世纪前後﹐逐渐抛弃仿木结构而自成一体﹐其杰出代表就是卡尔利石窟的大佛殿。

--（点评）首先，包括比哈尔邦在内的佛教石窟分布区盛产砂岩。其次，佛教石窟从前3世纪完全仿当地木构建筑，逐渐演化到公元1世纪完全石构化，是一个完整的演化链条。希腊化的影响？请先把古希腊的和印度当时类似结构的木构建筑遗址挖出来检测碳十四再说哈。

--高大上的古希腊艺术，难道只有雕像技巧影响了犍陀罗一地，伟大的花式柱廊呢？漂亮的大理石呢？不要和俺说印度不是盛产优质大理石的国家哦！泰姬陵的主材是什么？

--当然，白皮专家认为，随着亚历山大大帝东征，波斯帝国的帝陵建筑形式传至印度，对印度石窟的造型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难道没有亚某的基佬马兵，波斯艺术就不会东传么？再说，亚某应该是传播古希腊的建筑艺术啊！

————————————————————————
英国ＢＢＣ还居心叵测说中国兵马俑一比一真人人俑是受到罗马艺术的影响，推论是说中国其他朝代并没有一比一人俑出现，呵呵~~~
汉代一样有等比例人陶俑，秦制沿革了很长时间，所以今天称秦汉。汉以后规模更大，但不是武士俑了，换成了佛像，代代都做，民间土地山神佛像均以泥陶烧制而成，绝对海量！一直做到文革《收租院》，止！三星堆可比白皮伪造出来的古希腊的爹迈锡尼早一点。

所以中华子嗣一定要遍览自家历史，才能正确分析别人历史的真伪。

接下来就是佛塔了，还是专家的论文。

印度早期佛塔信仰起源与流变

北京师范大学 湛如法师

据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卷六载：迦罗迦村驮佛城东北行三十余里，至故大城，中有窣堵波。是贤劫中人寿四万岁时，迦诺迦牟尼佛本生城也。东北不远有窣堵波，成正觉已度父之处。次北窣堵波，有彼如来遗身舍利，前建石柱，高二十余尺，上刻狮子之像，傍记寂灭之事，无尤王建也。

玄奘的记述使我们获得了有关过去佛的塔信仰的初步情况，至于Kon kamana佛塔的详细报道尚不清楚。而引文中提到阿育王小石柱的法敕内容，在其它资料有相类似的提及，但现存的石柱已经折断为二，柱头已失，未载寂灭之文。两者是否出自同一石柱，还不能断定。阿育王小石柱中的佛塔一语是现存碑铭中较早出现的用例，如：

天爱喜见王，灌顶十四年后(约公元前255年左右)，使Kon kamana佛塔增大两倍。然后，于灌顶二十年后，亲自来到此地对塔拜祭，并建立石柱”。

而东晋时期西行的法显在《佛国记》中也提到了Kon kamana佛塔，并指出是位于舍卫城的附近，但与阿育王相关的报道则不见记载。

--（点评）两位高僧的纪录是有矛盾的，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所谓无忧王，或是阿育王，其传说可能出自法显西行之后。佛塔和石柱历经破坏与重建，其原始形制已难考证。

到目前为止，过去佛塔的研究资料还有很大的局限性，只有迦叶佛塔的资料相对清楚，律藏中仅有几处对毗婆尸佛塔、迦孙陀佛塔、拘留孙佛塔有简单记载，因此对释迦佛以前的佛塔信仰解明，还有待考古学等关联学科的共同努力。

--（点评）老话，假说并非定论。

2、迦叶佛塔的信仰及构造

《五分律》认为，经过佛陀允许后，诸比丘用泥为迦叶建造的塔，是阎浮提地上的最初起塔。迦叶佛塔作为印度地上的最初塔，可能由于年代久远的原因，长时期埋藏于地下。经过释迦佛的神秘力量使之重现于世，但也明确表明了佛塔信仰状况的隆盛。“虽得阎浮檀，百千金宝利，不如一团泥，为佛起塔庙”的偈语则直接透露了佛塔最初时期的若干信息，或许可以窥知泥土堆积的佛塔中并无舍利，仅为礼敬的象征物。加之风雨侵蚀，使泥土建造的佛塔出现毁坏。佛塔的建造初期主要以泥土、砖为主，至少在阿育王时代以前应是如此，前文提到阿育王曾对迦叶佛塔进行过增广与加固，即说明了这一点。

关于迦叶佛塔所在地点的问题，律藏的记述也不一致，有的说在拘萨罗国的一个无名村落，并与一个农夫及婆罗门有关，而另一说法则在迦尸，但两国距离较近，佛陀时代的迦尸被拘萨罗征服。而玄奘与法显在各自的行记中均做了记载，《大唐西域记》卷六：大城西北六十余里有故城，是贤劫中人寿二万岁时迦叶波佛本生城也。城南有窣堵波，成正觉已初见父处。城北有窣堵波，有迦叶波佛全身舍利，并无忧王所建也。玄奘与法显均记载了迦叶佛塔位于拘萨罗的西北处。

--（点评）肯定不是古希腊的影响，初期的佛塔就是土堆而已。迦叶佛塔渺然无踪。

最后就是佛像了。

佛教自创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在佛教雕塑艺术作品中，没有出现使用具体“人”形象来表现释迦牟尼，而是使用象征性手法，通过佛足印、法轮、菩提树、宝座等来替代性地表现。

大约在公元1世纪前后，在贵霜时代的犍陀罗地区和摩菟罗地区几乎同时出现了具有“人形”的佛教雕塑创作。犍陀罗佛教雕塑是在印度土着宗教信仰的基础上采用希腊罗马雕塑的雕刻技术来塑造佛陀形象，身着罗马长袍式厚重僧衣，面部造型具有西方雅利安人的特征，造像整体呈现出庄重沉稳、静穆内敛的气度。摩菟罗佛教雕塑与印度固有的药叉像一脉相承，身穿薄衣，偏袒右肩，面部造型呈现东方印度本土人的特征，造像整体强劲有力充满活力。

公元一世纪，在北方以中亚的犍陀罗为中心，就是喀布尔河下游的白沙瓦，兴起了月支人的贵霜帝国，公元一世纪末在犍陀罗产生了佛像。很多西方论文认为是希腊化的结果，具体内容不作赘述。

--（点评）希腊化，呵呵。公元前四世纪据说有个亚某带着一伙基佬亲卫来打劫过，带走的是财富和女人，留下的是艺术和科技？

--公元一世纪末在犍陀罗产生了佛像。这个希腊化影响的反射弧长达数百年啊！呵呵。

在公元一世纪贵霜王朝时期的犍陀罗地区诞生“人形”的释迦牟尼造像的同时，位于犍陀罗以东的印度北部恒河支流的耶木纳河西岸的摩菟罗地区，也开始进行具有“人形”的佛陀造像创作。摩菟罗位于今恒河中游西北，新德里南。这里的佛像一般由红砂岩雕凿。佛像以印度气质为主，体格健壮，与犍陀罗有明显区别。

摩菟罗的佛教雕塑是在继承印度本土本民族的药叉像基础上进行创作的。现存于萨尔纳特考古博物馆的《摩菟罗菩萨立像》是摩菟罗早期佛教雕塑的代表作品之一（图3）。由摩菟罗特有的红色砂岩雕成的菩萨像虽然失去了右臂，眼、鼻、嘴等五官的损坏也比较严重，但是从其粗犷雄武、强劲有力、充满体量感的造型来看，与印度固有的药叉像一脉相承。这可以从出土于帕尔卡姆，收藏于摩菟罗博物馆的《药叉立像》得到印证。摩菟罗佛教造像是以印度本土人为模特进行创作的，面部造型呈现印度本民族的特征。乔巴拉出土保存在摩菟罗博物馆的《佛陀头像》是典型的摩菟罗式造像（图4）。此时菩萨像也产生了。菩萨像的特点是装饰品多，如项链、臂钏、裙子，有的左右两指夹净水瓶，手中有轮相。

--（点评）特有的红色砂岩，不是花岗岩、闪长岩之类的硬质岩石。印度文明看来落后么，先进的古希腊古罗马冶金技术怎么就没有传播给印度文明呢？为什么印度那时候就没有古罗马混凝土和古埃及方尖碑花岗岩的技术呢？看来希腊工匠一定是藏私了，花几百年功夫才教会印度的一部分地方学会希腊雕像，还不给青铜技术。摩菟罗地区为什么就是一脉相承的发展链条呢？

关于浮雕中的佛教题材，二世纪初至二世纪中无佛像，只有佛的象征物。大约在第三期首先在佛传故事浮雕中出现佛像，单体佛像身体细高、脸颀长，袒右肩，衣纹是较均匀的平行线，表情温顺。

--（点评）在浮雕艺术中，这个希腊化影响的反射弧比独立造像还要长近百年。俺的问题是，希腊化的工匠寿命会不会很长？

--推测，所谓犍陀罗艺术很可能是佛教早期造像艺术在贵霜人群中的创造与发展，可能涉及东西两个佛教流派的对立竞争。至于什么古希腊风格，难道只要是写实主义就是古希腊么？中华西周以前的各类文物有话要说的。

犍陀罗造像这是个疑点，所谓的亚某东征再到犍陀罗造像的诞生差了好几百年了，这几百年干嘛去了？
上述英国古建筑、波斯楔形文字摩崖石刻和早期佛教建筑的帖子里有不少质疑，慕洋犬们是没法正面回答的，因为很多正规的论文大多是可能，推测，就是学术假说。拿着假说当定论来忽悠老百姓的，不是走狗便是蠢猪。

顺便看看大同云冈石窟的砂岩：

大同年平均降水量400毫米。印度佛教建筑比较集中的北方邦就是新德里东部那块，500毫米。至于孟买，濒临阿拉伯海,属于典型的热带季风气候,年均降水量约有2041毫米。

1500年来，云冈石窟区域的气候变化、水土流失，使石窟环境变化严重。

石窟雕刻受风雨的冲刷、气温的变化、岩体渗水、地震等破坏，许多精美造像已面目皆非，甚至崩塌。历史上云冈石窟曾进行过多次修整，最大规模的修整在辽代。据《金碑》记载：“辽重熙十八年（公元1049年）母后再修”，“清宁六年（公元1060年）又委刘转运监修”。研究资料表明，辽代云冈的工程主要是于石窟前增建木构窟檐而成云冈十寺，它们分别为“一通乐，二灵岩，三鲸崇，四镇国，五护国，六天宫，七崇福，八童子，九华严，十兜率”。这是辽兴宗、道宗崇佛、在西京建寺的最大工程之一。第13窟“修大小一千八百七十六尊”为辽代题记。第11窟西壁七立佛中的北面两尊（毁于抗战时期）及中心柱面二胁侍菩萨、第35窟东壁释迦塑像和纲目纹石绿背光等均是辽代修整后遗迹。寺成不足百年，“亡辽季世盗贼群起，寺遭焚劫，灵岩栋宇，扫地无遗”。

清代对云冈石窟也进行过大规模的修整，据《清代大石佛阁碑记》，清顺治八年（公元1651年）重建了云冈5、6两窟窟檐。又据《重建云冈寺记》“于康熙三十七年（公元1698年）四月五日起工至八月终告竣，修饰庙宇，庄严佛像其颜料价值并匠、工价，共用银一千六百两四钱七分”。乾隆三十四年（公元1769年）《重修云冈石佛寺记》载“又历多年，其所续建以及金装佛像，移素诸佛，金身重整”。同治十二年（公元1873年）《重修庙宇碑记》载：“废者修之，坠者举之，金装佛像，以迄过殿，无不焕然一新”。

1920年的《重修云冈石佛寺碑》记载“光绪十七年装彩五佛洞，并修饰东西两楼，金装大佛全身”。现在还看到古代修整石窟留下的痕迹，许多洞窟的色彩和包泥佛像以及岩壁上凿的圆孔均为古时维修所留。其方法是：圆孔内插入木桩，用麻绳相连成网状，再填泥塑像，最后贴金上彩。据推测这种方法早在辽金时期就在修整云冈石窟中应用。

“庄严佛身，消除残缺”是古代历次对云冈石窟修整的原则。

至于砂岩风化侵蚀的状况，请诸位有兴趣的自己买票参观，切记要到东西两侧的那些小窟去看看。

所幸云冈石窟虽然经历了千年漫长的地质营力侵蚀和人为破坏，然而，贵在原址未变，其存在环境和材料基质尚在，所以，石窟内的雕塑就具有还原其历史本来面貌的基本条件，这是西方的“文物”不能类比的。

《汉书》这段记载打烂了慕洋犬伪历史迷的脸：

——自大宛（即今奥什）以西至安息，其地无丝漆，不知铸铁器，及汉使亡卒降，教铸作它兵器。

看清楚没有，西域当年的文明程度，在汉朝人眼中还不如野蛮的匈奴。当时中亚西亚的文明恰恰是被匈奴驱除西去的大月氏人从中国西北甘肃带去的。

另外，后汉书中记载的大秦根本不是什么罗马帝国，当年甘英可能不愿去秦国，所以向班长官汇报了假的消息，把明明在某西南方向的大秦说成西极之地。事实上大秦经过考证，实际上在今天印度东北那一带，人种和文化全是中国人。



这是日本人近年编的两汉时中西亚地图，大秦的位置就在印度东北。

这个大秦国，很可能就是当年灭亡的南越国遗民西迁所建。看记载就清楚，其物产特别是蚕桑是中国人的技术。

小亚细亚半岛上一系列古代人类活动的遗迹是真的，但传说中那个甲兵强盛战车千乘善于冶铁的赫梯帝国肯定是假的。整个“赫梯”境内出土的金属器物少得可怜，马车遗迹更是一辆都没有。说西方人在十九世纪发明历史一点都不冤枉他们，而中国人对这种伪史不加思考地接受更是一种悲哀。那些遗迹是谁的现在没人说得清楚。

赫梯从《旧约》中寥寥数行的传说摇身一变成冶金技术高度发达，战车纵横驰骋，威震中东西亚几百年的军事帝国，仅仅是一百多年前的事情，也就是说在三千年时间内整个中东并未有过任何有关赫梯的历史记载。赫梯为什么会在一夜之间出现在世界历史的版图上，跟赫梯身上的“印欧人建立的第一个文明古国”的标签有很大关系。印欧语系，印欧人等概念的提出本身就是为英国殖民印度背书，政治意义远大于历史学术意义。西方历史中的赫梯是冶铁的发明者，是人类第一份和平协议《卡迭什和约》的缔约方，塑造赫梯这样一个古国可以则为“印欧民族”的历史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赫梯历史的重构完全依靠20世纪初古城哈图沙遗址的发现和从中发掘出土的多达三万块的楔形文字泥板。刚出土的时候这些文字无人能读，破解的过程则颇为传奇。一位捷克学者首先从密码般的楔形文字中找出了一句被他突然读懂的话——“现在吃面包喝水”。令人乍舌的是在西方历史学家眼中，死亡两千年以上的楔形文字的读音似乎不存在任何问题，这位捷克学者先用拉丁字母标注发音，然后在“印欧语系”的各种语言中寻找相近的词汇来破译失传3000年的赫梯语。其中 "nu" 因为长得像拉丁文'nunc'所以是“现在”。“wa-atar”因为长得像water所以叫水。"e-ez-za-at-te-ni"因为长得像德文“essen”所以叫“吃”。"e-ku-ut-te-ni"被翻译成"喝"因为和拉丁文中水"acqua"相近。这段叙述可疑之处太多，本人不是语言学专业出身，在此只能提出三个浅显的疑问：

1. 假定楔形文字被英国人罗林森以贝希斯敦铭文为基础破译的事情真实无误，楔形文字并非严格意义的拼音文字。即便使用拼音文字，同一套拼音系统，不同语言甚至同一语言经过较长历史时期后，发音都会发生深刻改变。罗林森破译了公元前500年贝希斯敦铭文的楔形文字，后世学者如何能通过这套文字给公元前1500年的赫梯语注音？

2. 西夏文女真文距今不到1000年，都是死文字，文字的意思现在能基本解通，但如何确定发音是重大难题，至今无人能够复活这两种死语言。女真人和党项人的近亲今天依然活着，赫梯人早在3000年前就消失在了历史的深处。

3. 破译“现在吃面包喝水”这句楔形文字的过程中学者分别参考了拉丁语和高地德语的发音。这两种语言同属所谓的“印欧语系”，但二者之间的差别已经相当大，三千多年前的赫梯语如何就结合了这两种语言共同的发音特点？

4. 如果几万块楔形文字泥板为真，“现在吃面包喝水”这样一句再通俗不过的话语不可能孤立地存在于某个十分高深的语境中，也就是说那些泥板中会有大量这样意思简单的话语，按照这位捷克学者先注音再联想的方法，破译这些泥板上的文字将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拖了那么久颇有一些故弄玄虚的味道。

再退一步，就算上述疑问都能够被现代语言学完满解释，历史书中那个盛极一时的赫梯帝国依然显得虚无缥缈。

1. 赫梯号称金属冶炼极其发达，发达到可以出口整个中东文明世界。赫梯的都城哈图萨，相当于我国商朝的殷墟，与殷墟出土成吨的精美青铜器不同，整个“赫梯墟”经过一个世纪多的考古发掘，除了一块巴掌大的刻有楔形文字的铜牌，从未出土什么像样的金属器物。土耳其安纳托利亚历史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太阳盘，据说是赫梯文物，但并非在哈图沙出土。赫梯青铜器与我国殷墟周原出土的同时期青铜器相比，无论数量还是工艺都判若云泥。西方历史学家如何根据这些寥寥无几的器物断定赫梯金属冶炼发达？赫梯人号称最早发明了冶铁，铁器确实不如青铜器易于保存，但以中国出土铁器文物的保存状况看，如果赫梯盛产铁器，不可能一点痕迹都不剩。

2.根据西方历史书的记载， 那个号称签署了人类最早一份和平协议的卡迭石之战，埃及和赫梯双方出动了大量战车展开厮杀，战争过程中既有死间的计谋，又有那个时代最先进的战车武器，显得十分高大上。但是问题来了，根据现有的考古结果，赫梯全境未曾出土一辆实物战车残骸，各种兵器也很少见，请问赫梯高达三十万的军队规模是怎么估算的？赫梯的铁制战车现在何处？那么多的金属兵器又在何方？全部连渣都不剩了？历史可以全凭埃及神庙上的雕像发挥联想？我国的历史从不敢如此信口开河。《史记》借孔子之口说“殷路车为善...”后来发掘殷墟妇好墓，果然出土一大批陪葬马车，从车体车轮到马匹尸骸再到作为武器的青铜短剑和箭簇一应具全。现在很多人都接受一种说法，即殷商时期中国遭到了一支古印欧人的入侵，这群古印欧人虽然文化落后，但武器先进，装备有大量金属武器和战车，妇好率领商军打败了这群危险的敌人，捍卫了初生的中华文明。但这种说法的根据是什么？如果说赫梯代表了那个时代印欧人武力和文明的最高程度，根据赫梯那少得可怜的金属器物和根本不存在的战车，我们完全可以断定，作为青铜文明高度发达，战车技术高度成熟的商朝，即使遭到印欧人的入侵，战争也将是一场商朝军队对印欧人的无情碾压。

小亚细亚半岛上确实存在一系列古代人类活动的遗迹，但传说中那个甲兵强盛战车千乘善于冶铁的赫梯帝国应该是杜撰的。无他，最核心的论据就是整个赫梯“帝国”版图内出土的金属器物乏善可陈，马车遗迹更是一辆都没有。要推翻这个论断就必须拿出实实在在的出土器物，在没有足够实物证据之前，我们不能单单相信西方历史学家的一面之辞。

十九世纪的欧洲人为何热衷于吹捧中东的古文明？瑞士历史学家布克哈特说得很清楚：“环地中海和远至波斯湾的各民族实在是一个生机勃勃的存在，是最优秀的活跃人群。 在罗马帝国中，这一存在果然达成了一种统一... 在与日耳曼民族新的融合之后...这一活跃的人群重新脱颖而出，它消化了美洲，而今即将彻底打开亚洲。 还有多久，一切消极的存在都将被它征服和浸透。非高加索人种抵抗、屈服、灭亡。 埃及人、巴比伦人、腓尼基人，那时已为这一征服世界的力量奠定了基础...我们在精神上与他们联系在一起。能够从属于这一活跃的人群，实乃幸甚” 这里面充斥着欧洲种族主义的论调，毫不掩饰当时欧洲人在即将征服世界时刻的狂妄和兴奋。说西方人在十九世纪通过发明历史为侵略殖民行径背书并不冤枉他们，而中国人对这种伪史不加思考地接受更是一种悲哀。

小亚细亚半岛上一系列古代人类活动的遗迹是真的，但传说中那个甲兵强盛战车千乘善于冶铁的赫梯帝国肯定是假的。整个“赫梯”境内出土的金属器物少得可怜，马车遗迹更是一辆都没有。说西方人在十九世纪发明历史一点都不冤枉他们，而中国人对这种伪史不加思考地接受更是一种悲哀。那些遗迹是谁的现在没人说得清楚。

赫梯从《旧约》中寥寥数行的传说摇身一变成冶金技术高度发达，战车纵横驰骋，威震中东西亚几百年的军事帝国，仅仅是一百多年前的事情，也就是说在三千年时间内整个中东并未有过任何有关赫梯的历史记载。赫梯为什么会在一夜之间出现在世界历史的版图上，跟赫梯身上的“印欧人建立的第一个文明古国”的标签有很大关系。印欧语系，印欧人等概念的提出本身就是为英国殖民印度背书，政治意义远大于历史学术意义。西方历史中的赫梯是冶铁的发明者，是人类第一份和平协议《卡迭什和约》的缔约方，塑造赫梯这样一个古国可以则为“印欧民族”的历史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赫梯历史的重构完全依靠20世纪初古城哈图沙遗址的发现和从中发掘出土的多达三万块的楔形文字泥板。刚出土的时候这些文字无人能读，破解的过程则颇为传奇。一位捷克学者首先从密码般的楔形文字中找出了一句被他突然读懂的话——“现在吃面包喝水”。令人乍舌的是在西方历史学家眼中，死亡两千年以上的楔形文字的读音似乎不存在任何问题，这位捷克学者先用拉丁字母标注发音，然后在“印欧语系”的各种语言中寻找相近的词汇来破译失传3000年的赫梯语。其中 "nu" 因为长得像拉丁文'nunc'所以是“现在”。“wa-atar”因为长得像water所以叫水。"e-ez-za-at-te-ni"因为长得像德文“essen”所以叫“吃”。"e-ku-ut-te-ni"被翻译成"喝"因为和拉丁文中水"acqua"相近。这段叙述可疑之处太多，本人不是语言学专业出身，在此只能提出三个浅显的疑问：

1. 假定楔形文字被英国人罗林森以贝希斯敦铭文为基础破译的事情真实无误，楔形文字并非严格意义的拼音文字。即便使用拼音文字，同一套拼音系统，不同语言甚至同一语言经过较长历史时期后，发音都会发生深刻改变。罗林森破译了公元前500年贝希斯敦铭文的楔形文字，后世学者如何能通过这套文字给公元前1500年的赫梯语注音？

2. 西夏文女真文距今不到1000年，都是死文字，文字的意思现在能基本解通，但如何确定发音是重大难题，至今无人能够复活这两种死语言。女真人和党项人的近亲今天依然活着，赫梯人早在3000年前就消失在了历史的深处。

3. 破译“现在吃面包喝水”这句楔形文字的过程中学者分别参考了拉丁语和高地德语的发音。这两种语言同属所谓的“印欧语系”，但二者之间的差别已经相当大，三千多年前的赫梯语如何就结合了这两种语言共同的发音特点？

4. 如果几万块楔形文字泥板为真，“现在吃面包喝水”这样一句再通俗不过的话语不可能孤立地存在于某个十分高深的语境中，也就是说那些泥板中会有大量这样意思简单的话语，按照这位捷克学者先注音再联想的方法，破译这些泥板上的文字将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拖了那么久颇有一些故弄玄虚的味道。

再退一步，就算上述疑问都能够被现代语言学完满解释，历史书中那个盛极一时的赫梯帝国依然显得虚无缥缈。

1. 赫梯号称金属冶炼极其发达，发达到可以出口整个中东文明世界。赫梯的都城哈图萨，相当于我国商朝的殷墟，与殷墟出土成吨的精美青铜器不同，整个“赫梯墟”经过一个世纪多的考古发掘，除了一块巴掌大的刻有楔形文字的铜牌，从未出土什么像样的金属器物。土耳其安纳托利亚历史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太阳盘，据说是赫梯文物，但并非在哈图沙出土。赫梯青铜器与我国殷墟周原出土的同时期青铜器相比，无论数量还是工艺都判若云泥。西方历史学家如何根据这些寥寥无几的器物断定赫梯金属冶炼发达？赫梯人号称最早发明了冶铁，铁器确实不如青铜器易于保存，但以中国出土铁器文物的保存状况看，如果赫梯盛产铁器，不可能一点痕迹都不剩。

2.根据西方历史书的记载， 那个号称签署了人类最早一份和平协议的卡迭石之战，埃及和赫梯双方出动了大量战车展开厮杀，战争过程中既有死间的计谋，又有那个时代最先进的战车武器，显得十分高大上。但是问题来了，根据现有的考古结果，赫梯全境未曾出土一辆实物战车残骸，各种兵器也很少见，请问赫梯高达三十万的军队规模是怎么估算的？赫梯的铁制战车现在何处？那么多的金属兵器又在何方？全部连渣都不剩了？历史可以全凭埃及神庙上的雕像发挥联想？我国的历史从不敢如此信口开河。《史记》借孔子之口说“殷路车为善...”后来发掘殷墟妇好墓，果然出土一大批陪葬马车，从车体车轮到马匹尸骸再到作为武器的青铜短剑和箭簇一应具全。现在很多人都接受一种说法，即殷商时期中国遭到了一支古印欧人的入侵，这群古印欧人虽然文化落后，但武器先进，装备有大量金属武器和战车，妇好率领商军打败了这群危险的敌人，捍卫了初生的中华文明。但这种说法的根据是什么？如果说赫梯代表了那个时代印欧人武力和文明的最高程度，根据赫梯那少得可怜的金属器物和根本不存在的战车，我们完全可以断定，作为青铜文明高度发达，战车技术高度成熟的商朝，即使遭到印欧人的入侵，战争也将是一场商朝军队对印欧人的无情碾压。

小亚细亚半岛上确实存在一系列古代人类活动的遗迹，但传说中那个甲兵强盛战车千乘善于冶铁的赫梯帝国应该是杜撰的。无他，最核心的论据就是整个赫梯“帝国”版图内出土的金属器物乏善可陈，马车遗迹更是一辆都没有。要推翻这个论断就必须拿出实实在在的出土器物，在没有足够实物证据之前，我们不能单单相信西方历史学家的一面之辞。

十九世纪的欧洲人为何热衷于吹捧中东的古文明？瑞士历史学家布克哈特说得很清楚：“环地中海和远至波斯湾的各民族实在是一个生机勃勃的存在，是最优秀的活跃人群。 在罗马帝国中，这一存在果然达成了一种统一... 在与日耳曼民族新的融合之后...这一活跃的人群重新脱颖而出，它消化了美洲，而今即将彻底打开亚洲。 还有多久，一切消极的存在都将被它征服和浸透。非高加索人种抵抗、屈服、灭亡。 埃及人、巴比伦人、腓尼基人，那时已为这一征服世界的力量奠定了基础...我们在精神上与他们联系在一起。能够从属于这一活跃的人群，实乃幸甚” 这里面充斥着欧洲种族主义的论调，毫不掩饰当时欧洲人在即将征服世界时刻的狂妄和兴奋。说西方人在十九世纪通过发明历史为侵略殖民行径背书并不冤枉他们，而中国人对这种伪史不加思考地接受更是一种悲哀。

放几张屈指可数的赫梯“文物”图片，尺度都在30厘米以下，其制作水准让各位自己鉴别。





在同一个时间段，也就是公元前11-13世纪，传说的古埃及、赫梯没有发现一辆出土的原始马车，结果就被西方人包装成“马车千乘”、“中东大国”，相反在中国殷墟大量马车出土，结果殷墟的马车还被认为是从西亚传过来的，的确匪夷所思（相信白皮和洋奴会说，那是因为小亚细亚的工匠来到了商朝王廷帮助搞定的，别忘了兵马俑的新故事，白皮洋奴无耻无下限的。）

看这明显造假或年代提前的文物其造形也能分析也是出自中国陶范法浇铸打磨而成，疑点就在于材料来源，很可能是晚近白皮还没有青铜冶炼配方，把中国流传过去的青铜器重铸制成的，所以器形小。没有矿物开采，大器物是造不出来的。那么问题来了，如果白皮敢取样化验分析的话，如果青铜材料的配方与中国文物一致，那就尴尬了。哈哈。

炎黄子嗣弘扬历史考据传统，把白皮伪造家谱的嘴脸扒出来，也算茶余饭后一大快事。

殷墟马车（BC.1300）：



白皮宣称的“古埃及”马车（BC.1300）：找不到一辆出土的原始马车遗迹，但是有壁画（信壁画得永生，笑）



赫梯帝国马车（BC.1300）：传说中“马车千乘，震慑西亚的超级强大均是帝国”，结果一辆马车遗迹都没找到。。。

开罗博物馆居然不准拍照，是不是做贼心虚？卡纳克神庙19世纪30年代发现的时候是一片废墟，柱子都是倒下的，不是立起的。公园游客中心有19世纪少量照片。今天看到的直立柱子是后来搭建。当时就怀疑这神庙在3千年前是否真的完全建成过

这些河畔神庙为何喜欢年年洪水浸泡的哏儿。“最近10年来，建筑盐碱化程度愈来愈严重，几千年历史的神庙群正被不断侵蚀，而同时，盐碱化也正在侵蚀立柱和雕像所使用的颜料。”所以说，您不必怀疑，这玩艺就是白皮伪造的货色。几座神庙朝向也不是一致的。

另外，前苏联和沙皇俄国的造假也是有深厚传统的。

有兴趣的可以去看看中亚古建筑巡礼，前苏联对以乌兹别克斯坦古建筑为代表的建筑遗址进行了大规模的所谓修复，看看那些簇新的冒着热气的所谓古建筑，周围平坦无垠的广场，呵呵。

至于俄罗斯当年，伊戈尔说唱的抄本俺也是扒过的。

随着社会发展，古建筑在俄罗斯也同样受到经济利益“侵蚀”。据俄官方数字，俄罗斯每年失去的历史文化遗产达数十个。以莫斯科为例，古建筑所在区域多是城市核心区，近年来地价飞涨，即便政府数次大幅提高破坏文化历史遗产的罚款，仍无法对此类行为形成强有力制约。

位于莫斯科阿尔巴特街附近的沃尔康斯基大楼，建于18世纪末，原属于俄罗斯文学泰斗列夫·托尔斯泰外祖父，曾出现在《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等名著中。2013年，这座古楼被修缮者伺机加盖两层，18世纪的外墙被拆除，整个建筑原貌遭到改变。据报道，加建的两层将用作出租，相较可观的租金，所缴罚款仍微不足道。

货真价实的古建筑？

阿尔巴特广场位于莫斯科的市中心偏西的位置，处于果戈理林荫道、兹那门卡大街、阿尔巴特大街交汇处，是莫斯科著名古迹之一。阿尔巴特广场在古代莫斯科就是繁华之地，以市场、教堂和古堡建筑闻名，在20世纪时又被称为果戈里广场。伴随着广场的改扩建及前苏联去宗教运动，广场上的很多老建筑都被摧毁，在1962年重新修复后，广场上几乎仅保留了一栋1883年的建筑及阿尔巴特地铁站，1997年，在广场上又重建了鲍里斯及格雷伯教堂。现为莫斯科著名的风景名胜之一，因小说《阿尔巴特大街的儿女们》变得更有名。

俄罗斯联邦文化部下属的文化遗产领域控制监管及许可授权局解释称，因博尔孔斯基大厦缺少确定其文化意义的正式文件，因此才会批准该项目。弗拉基米尔·茨维特诺夫指出了文化遗产对象保护的另一个问题并解释道：“虽然我们都知道列夫·托尔斯泰的祖父曾住在这座大厦，而且它有很长的历史，可是大厦没有任何证明文件，因此我们也无能为力。毕竟我们不是历史学家。”

在进行其他鉴定的时候，这个问题也经常导致专家之间的意见分歧。对此，我们可以举出有关所谓“虚假”史实以及不正确专家结论等事例。

据古建筑监督局Arkhnadzor工作人员介绍，这些非常因素导致了像“迪纳摩体育场”和“儿童世界”等诸多文化遗产遭到破坏的事件。

鲁斯塔姆·拉赫玛图(Rustam Rakhmatullin)认为：“不幸的是，不诚实的专业人士藉此发财。而有些时候不用歪曲事实，只需得出不正确的结论，就能达到他们的目的。比如圆形车站(列宁格勒火车站)就是如此。”他解释说，专家们在“改建”的幌子下批准了古建筑的拆除，而同时又指出，被拆迁的部分也在保护范围之内。

他认为，在国家历史文化专业文件中也有伪造史实的情况，其中有文件明确表述称，迪纳摩体育场四分之三的围墙建于20世纪20年代，而后在1980年奥运会之前就被拆除。而事实是“这四分之三的围墙确实被拆掉了，但不是在1980年，而是在2012年。”

俄罗斯对于古建筑的维护理念和我们不太一样，我们维护古建筑讲究”修旧如旧“，而俄罗斯的都是维修的像刚建成的，崭新崭新的样子。

大家去过那里的可以看看自己留下的照片，是不是这个感觉。

世界上最高的东正教教堂---救世主大教堂。

1812年拿破仑战争后，由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下令修建，其目的是为了感谢救世主基督“将俄罗斯从失败中拯救出来，使她避免蒙羞”，并纪念在战争中牺牲的俄罗斯人民。

十月革命后，莫斯科市政府于1931年炸掉了这座珍贵的古建筑，打算在原地造200余米高的苏维埃宫。

打了地基后发现设计有重大缺陷，只好停工，在地基上别出心裁地盖了座露天游泳池，这座游泳池的水大冷天也热得冒蒸气。

1990年2月，在救世主大教堂原址举行了重建奠基仪式。苏联解体后，莫斯科花了3亿美元和6年时间，重建教堂，于2000年8月19日竣工。教堂有5个镀金的葱头状圆顶，中央圆顶高102米。

不仅是苏联和俄罗斯，东欧国家和其他欧洲国家一样不是老喜欢修旧如旧的：

纳粹德国和墨索里尼的意大利，拆除古建筑，代之以宏大的新派“古建筑风格”的建筑物，其余国家也有类似建筑。

1977年罗马尼亚发生地震，很多古建筑被破坏。在大地震后的半年即1977年11月，布加勒斯特市有500公顷古建筑没被修缮而是被夷平，中心城区3万户的住宅建筑被同时强行拆除。在推平这些土地后，这里开始修建新布加勒斯特的最重要的象征—“人民宫”，建筑空间220万平方米的世界第二大行政建筑。

说了西边的，再来说东边的，俺前面也提过不少日本古建筑的内容，由于工作关系，和日本方面的相关业界、协会有点交流。在江南某新景点，就是日本某知名设计师事务所总设计的，所以大部分是仿古园林风格，仿唐风的。

日本近代新建复建了很多“古建”，而且其中大多数是钢筋水泥的，比如著名的四天王寺、浅草寺、大阪城、名古屋天守，都是当代水泥建筑，看上去自然很新。

最重要的一点，日本人有对传统木建筑大修甚至解体重构的传统，加上现代的富裕，使得近代可以把建筑维护在非常好的状态。注意，俺说的是“现代的富裕”，这个很重要！

这种做法会破坏建筑的原真度。一是解体重构的过程中会把部分腐朽的木头用新木头换掉。但是东亚木构的精华在于架构，加上木头本就难以持久，所以这一点不算什么，但另一个问题就大了，就是日本人解体重构的时候连架构有时候都会改掉，看下面的例子：

日本现存唯一一座真正由唐朝人修建的建筑可能就是鉴真东渡后修建的奈良唐招提寺的金堂了。

但是了解唐代建筑的看一眼现存的招提寺金堂就会怀疑这个玩意儿的原真度，因为唐代建筑屋顶坡度是很缓的。而现在的金堂屋顶坡度略微有些陡峭，问题就出在这玩意儿后世年大修了四次，千年前那次大修太久远，发生了什么不清楚，然后就是 18 世纪江户时代元禄时期的那次，把屋顶上架给改了，加装了日式和小屋，屋顶被垫高了 2.5 米。

后来明治大修和 1990 年代的解体重构，每次修完都和上一次架构不一样，现在的版本好像是比元禄时期的又矮了 1 米，而且已经不是纯木构了，加进了少量金属部件强化结构。俺前面贴子里有官方网页链接的，有中文版的哦。

日本人学中国建筑，其实并没有真正掌握核心的梁架结构，这也是为什么招提寺会遭到这么巨大的改动，以及为什么日本人几乎没有可以登临的多层楼阁。到了明清之后日本“和小屋”发展成成熟的“小屋组”结构后，和中国的明清时代梁架结构秉承唐宋并进一步成熟的木结构建筑已经完全不是一个路数了。

有兴趣的话，可以看看日文网站 http://chounamoul.exblog.jp/10119472
算是比较简单的介绍。

俺就懒得翻译了，因为看外文资料时候蛮容易理解，真的要认真翻译，还是需要时间和精力的，俺又不是那些拿钱发帖或者靠西方伪史吃饭的慕洋犬，俺还要看奥数呢！

日本唐招提寺的修复之金堂平成大修理 http://www.toshodaiji.jp/shuri_kako.html

不错的参考，官方网站。上面内容大多引自爱好者论述，比论文通俗。

所谓古埃及的南部敌人--努比亚文明，也是有疑问的：

在麦罗埃城外的两条沙脊上，麦罗埃历代国王和王后们建造了几十座金字塔，作为自己的陵墓。与埃及金字塔不同的是，它的侧面是陡峭的斜坡，金字塔前还附设祠堂，里面装饰着浮雕与题字。自从公元4世纪麦罗埃衰亡后，其踪迹也无从查考，直到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前，才被西方的考古学家重新发现。

因为现代学者至今无法解读麦罗埃文，如今人们所了解的有关库施君主的故事大多来自于一些古埃及文的铭文传记，其中有一部分是在散布于博尔戈尔山周围的遗址中发现的，还有一部分是来自博尔戈尔山附近的库鲁皇陵。在那里，埃及第25王朝的法老们及其王后，还有此后的努比亚历代国君都被埋葬在坡度陡峭的小型石筑金字塔中，时间跨度从公元前3世纪初直至公元4世纪。

与博尔戈尔山的金字塔一样，这里的金字塔相互之间距离很近，估计是因为沙脊顶部面积有限。沙脊顶部本身地势起伏，各座塔的高度也不相同，形成高低错落的格局。这些金字塔都用砂岩建造，里边都用沙子和碎石填充，塔的高度大致在一二十米之间，最高的可能超过30米，最低的只留下几米高的残基。这些金字塔都没有顶，即使看似有顶的塔，实际上顶也是平的。大部分塔前还保留着祠堂，但完整的很少，有的只剩下一圈墙基。2000多年的岁月风霜，已使他们表面风化，难见全貌，有的地方已部分倾塌，但还是可以辨认出所刻大多是墓主的形象。在一些祠堂的残基上还能看到用努比亚文字刻的铭文或题记。

这些金字塔多数已被发掘，有的墓室中的全部物品、包括壁画在内都已被运往英国、美国的博物馆。这些金字塔及神庙内所书的碑铭，为了解麦罗埃王国统治者提供了大量的珍贵史料。从这些碑铭之中，考古学家们不仅获得了许多君主的姓名，而且还了解到某些君主统治时期的历史事件。

1834年，一个名叫弗里尼的意大利探险者来到此地寻宝。他以为墓室就在塔中(其实是在塔下)，于是将其中的5座金字塔翻了个底朝天，只找到了一些马鞍、金属铃铛、一些人和动物的尸骨。弗里尼几次想要离开，心又不甘，后来，他在墓葬与神庙内的浮雕中，看到阿玛尼托王后和另一位名叫阿玛尼莎科海托的王后（公元前1世纪最后十年期间麦罗埃的统治者）的形象被刻画得极为刚硬、强悍，便想到了去发掘阿玛尼莎科海托王后的金字塔。果然，在她的金字塔内，弗里尼终于发现了一个藏宝之处，里面珍藏着各种精美的黄金玉石等珠宝首饰。更令这位探险家惊异的是，他在金字塔内发现了一些巨大的石块。他以为此地有可能蕴藏着更大的财富。为了保密，他辞退了大多数帮工。然而这群帮工觉得事情蹊跷，不但没有远走，还预备了长矛，准备用武力强行分享这些宝藏。为了保命，弗里尼带着阿玛尼莎科海托王后的黄金珠宝连夜逃脱，回到欧洲后，将这些不义之财分别卖给了柏林和慕尼黑的博物馆。直到1992年，这些稀世珍品才又获得团聚。

在努比亚的墓葬里，居然出土了据说是古埃及3800年前的一吨多重的花岗闪长岩贵族夫人雕像，现存波士顿艺术博物馆，妥妥的假货。

所有的博物馆没有一件所谓的古埃及真货，可笑不？。。。哈哈，希望有人能提供真货，可惜没有人能够提供。

对马丘比丘遗址谜团的怀疑

马丘比丘在奇楚亚语（Quechua）中为“古老的山”之义，考古学家无法得知它的原始名字，于是借用了附近一座山名，称其为马丘比丘。

--（点评）无名遗址，文献阙如。

马丘比丘是保存完好的前哥伦布时期的印加遗迹。马丘比丘是南美洲最重要的考古发掘中心，也因此是秘鲁最受欢迎的旅游景点。

绝佳的地理位置使马丘比丘成为了理想的军事要塞，它的位置也因此曾经是军事机密。

由于独特的位置、地理特点和发现时间较晚（1911年），马丘比丘成了印加帝国最为人所熟悉的标志。

人们认为马丘比丘是印加统治者帕查库蒂（Pachacuti）于1440年左右建立的，直到1532年西班牙征服秘鲁时都有人居住。在被西班牙征服后，这里成了Manco印加反抗军的要塞。

--（点评）问题来了，西班牙军队和该遗址的关系如何？这是个关键。其他的认为都是假说和推测。

考古发现（加上对早期殖民文件的解读）显示马丘比丘并非普通城市，而是印加贵族的乡间休养场所（类似罗马庄园）。围绕着庭院建有一座庞大的宫殿和供奉印加神祇的庙宇，以及其他供维护人员居住的房子。据估算，在马丘比丘居住的人数，在高峰时也不超过750人，而在没有贵族来访的雨季就更少了。

--（点评）没有印加文献，西班牙文献却又有记载，居住人数不多，推测可能是一座军营，西班牙建造的要塞，原址是印加抵抗者据点的可能性也是有的，但西班牙军队可能是真正的建设者。劳动力可能来自印加民众，下场难说，西班牙美洲殖民史不乏奴役当地民众建造军事据点的记录。

印加王国选择在此建立城市，可能是由于其独特的地理和地质特点。据说马丘比丘背后的山的轮廓，代表着印加人仰望天空的脸，而山的最高峰“瓦纳比丘”代表他的鼻子。印加人认为不该从大地上切削石料，因此从周围寻找分散的石块来建造城市。这些建筑全部用大块花岗石砌成，石块之间结合紧密，不用任何黏合材料，全是石匠们使用简单工具拼接垒筑而成。一些石头建筑连灰泥都没有使用，完全靠精确的切割堆砌来完成，修成的墙上石块间的缝隙还不到1毫米宽。磨光的规则形状的墙，以及美妙的接缝技巧，墙上石块和石块之间的缝隙连匕首都无法放进去，让人简直无法理解印加人是究竟如何把他们拼接在一起的。

建筑用的庞大数量石块究竟是如何搬运的至今是个谜。还有，虽然印加人不使用圆形，但却利用了斜坡。据信他们让成千上万的工人推着石块爬上斜坡。可惜的是印加人并未掌握文字的技巧而没有留下任何描述文字。

整个遗迹由约140个建筑物组成，包括庙宇、避难所、公园和居住区。这里还建有超过100处阶梯——每个通常由一整块巨大的花岗岩凿成。还有大量的水池，互相间由穿凿石头制成的沟渠和下水道联系，通往原先的灌溉系统。至今没人明白印加文明（公元前8000年）能够把重达20吨的巨石搬上马丘比丘的山顶。多少年来，考古学家对这个神奇的古城产生了众多的猜想。秘鲁科学家认为印加人并没有在悬崖峭壁上搬运巨石，而是在山巅就地取材的。他们在选定的山巅就地采集岩石制作砌块，在山顶开出了一片9万余平方米的开阔平地，垒筑古城。然后把剩余的石块、碎砾全部扔下了山崖，在山巅留下了这座奇迹般的古城。

--（点评）印加人按照白皮的考古发现，仅仅有比较粗陋的青铜器，花岗岩的精细加工？请联系俺前面提到的论文，工具的材质与硬质岩石大规模精细加工以及铭刻之间的关系。这样开山以后的石材垒砌水平，不是什么谜团，而是工业革命的成果。

--按照白皮的套路，深度怀疑这座遗址原本很可能是西班牙人19世纪晚期废弃的军事据点，是否有混凝土的存在，花岗岩的大规模精细加工在19世纪科技水平面前的难度。

马丘比丘的再现，是根据耶鲁大学教授海蓝穆宾汉姆Hiram Bingham在1911年的一篇报道。Bingham想出了“失落的印加城市”这个吸引人的名字，并用作他第一本书的书名。把马丘比丘的发现归功于他，以及当地的文物的去向，都还是争论焦点。宾汉姆说，“我们所收集的都已经安全地运到纽海文（耶鲁大学校址），其中包括当时建造和居住在马丘比丘人的遗骨，青铜器和壶钵陶器等”。海勒姆·宾厄姆将5,000件古文物带回了耶鲁大学。在秘鲁政府长期要求之下，这些文物至今仍然未被归还。被宾汉姆拿走的部分文物一直到21世纪初，才第一次在美国展出。2002年，其他不为人知的二十世纪探险家留下的足迹被人发现，这些发现显示海勒姆·宾厄姆当初为了成为公认的马丘比丘发现者而故意掩盖了这些痕迹。

--（点评）这是个探险家、盗宝者和骗子，典型的白皮嘴脸。那些所谓印加文物是否在该遗址出土，只有这个家伙自己明白。

人类之所以用金属工具替代石器就是因为金属的韧性，进行石刻，是要用凿子不断敲击的，即便找到硬度更高的石质工具，石头工具会崩裂，根本刻不了字。

埃及地理环境，植被稀疏，很难相信炼铁是主流，如果燃料缺乏，应用就不会多，应用不多技术就更难进步。就更无法满足雕刻的需要。

炼铜、炼铁是需要高品质木炭或煤炭的，还要一个更重要的容器-坩锅，一是可以容纳金属溶液，二是隔热，可以给金属溶液持续升温。当然也不能忘了鼓风机，可以实现顶吹供氧。而这些完整的冶金工具材料，在春秋战国的文物中一应俱全。白皮的东西倒真没看到有任何干货。

懂工业技术的可以发现，其实现代工业的基础性工艺环节，在中国古代就一应俱全了，工业革命只是换成了钢铁机器大工业生产或自动化生产而矣。电磁技术、原子能技术和计算机技术才是这个时代的新突破。

来看看我国玉器时代早期的考古佐证和推测：

2016年12月，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教授邓聪的《东北亚史前玉玦研究新进展》以及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的《玉器起源探索》均赞同杨虎和刘国祥等先生的推测，即在距今8000年前后的兴隆洼文化的玉器应是日后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渊源。从8000 年前开始了东北亚的玉器革命，其后向东亚东边沿海地区发展和传播。兴隆洼遗址出土的直径6厘米最大的玉玦，为世界最古老的玦王。

--（点评）直径6厘米，这才多大啊！所以俺前面一直强调的是，大规模精细加工硬质石材！这才是关键。

通过玉玦开口剖面的微痕观察以及模拟实验的手段，认为兴隆洼文化的玉玦的制作过程中运用到了砂绳切割技术。红山文化、良渚文化以及朝鲜半岛和日本，甚至是香港等地区, 都曾发现过砂绳切割技术,都有可能是受东北亚的影响。邓聪提到了在香港出土的玉玦中的砂绳切割痕迹，是与良渚文化南下岭南相关。越南以及东南亚地区玉器出现较晚, 且距离长江下游空间太远, 因此并没有发现同样技术。

--（点评）这是中华玉器的早期加工技术，拿这个技术加工石碑，石像乃至摩崖石刻和石块城墙，那是白痴。

从兴隆洼出土的玉器来看，玉玦是最为引人注目的，从玉玦的加工痕迹可以明显地看到当时已经有了桯钻、管钻、皮绳线具、片切割、抛光等成熟的制玉技术。

从目前所遗存下来的、诸多玉玦的外形来看，特别是红山文化出土的早期玉玦，有很多玉玦的外部周边位置上，还留有原石的形状特点和没有被打磨下去的原石所带的痕迹。并且，在红山文化时期所制作出来的玉玦基本上都是根据原始玉料的大小所决定的，在兴隆洼和赵宝沟文化时期的玉玦多数都呈椭圆形，就是因为它多数都是根据玉石原有的形状来确定的。通过对所有红山出土玉器的观察与分析，红山玉器器型较大的玉件少之又少，基本都是些精小的玉件。而且，根据红山文化玉器所使用玉材的硬度、润度以及细腻程度，都可以证明所使用的玉材基本上都是河磨料。所以在红山文化的墓葬中出现了即使是在一个墓葬中的一对玉玦，也会有尺寸大小不一致和玉质不一样的状况。

红山文化玉玦所有打孔的工具归结起来有两种：桯钻和管钻。而且，桯钻和管钻带动解玉砂的旋转速度越慢，痕迹应该是越为突出的，呈现出我们现代快速和坚硬的工具所不能模仿的一种工艺特征。到了红山文化晚期，随着治玉工具的发展和完善，当时应该已经出现了砣具，而这个时期制作出来的玉玦开口，则呈外宽内窄的形状，就是用砣具由外向内切割而成的结果。

红山文化玉玦在制作过程中的工艺是朴拙的，制作出来的玉玦方圆规整，边缘平滑。而这恰恰凸显出了其在制作过程中所使用的工具特点，红山人除了有可能使用硬木、骨器等工具，最关键的是这些工具是借助于解玉砂一起来完成的。红山文化时期使用这些原始工具来琢磨玉玦，不仅是红山人对人类早期使用工具上的一种发明创造，也充分地表现出了红山人的聪明才智和创造能力。而且，这些工艺为辨别红山文化玉玦的真伪留下了科学的依据。

--（点评）“呈现出我们现代快速和坚硬的工具所不能模仿”、“为辨别红山文化玉玦的真伪留下了科学的依据。”同理，来鉴别一下那些所谓的古代文明硬质石刻，特别是那些所谓古埃及的浮雕，呵呵。

在没有金属工具的远古时代，我们会经常看到有很多原始人用玛瑙和石髓等坚硬的细石制作出来的刮削器，有很多人都会把这些坚硬的细石器看做是当时制玉的工具，我也查阅了很多出土数据和文献，发现这很有可能是一种错误的认识和判断。在当时，这些坚硬的细石器应该与渔猎部族是有关系的，它们很有可能是用来切割动物皮肉和日常渔猎过程中所使用的一种工具，或者它们就是箭头一类的狩猎武器。

日本人滨田耕作和水野清一在1935年对红山前后进行田野调查和发掘，在1938年时发表的《赤峰红山后》考古报告里面特意说到箭头多出土于男性墓葬中，而在所发掘的女性墓葬中却没有发现，而这些石质和骨质的箭头应该是代表男性身份的象征。比如说死者生前应该是猎人或者是一名武士。另外，如果用它们来加工硬度较高的玉材，这种坚硬的细石所产生的效果并不大，使用起来也并不方便，反而不如使用硬度较低但是韧性较好的材料，比如用动物的皮革制成的皮绳或者是植物纤维合成的绳子。

玉玦的玦口就是用皮绳由内向外拉切而形成的，很显然，玦口上下两面是凹凸不平整的皮绳拉切的痕迹，但是上下也是非常吻合的。而这，正是皮绳在拉切过程中的最好实证，这种拉切的痕迹，也是判断红山文化玉玦制作工艺的主要方法之一[5]。

--（点评）“坚硬的细石所产生的效果并不大，使用起来也并不方便，反而不如使用硬度较低但是韧性较好的材料”，太脆太小，和玛雅文明的工具材质是类似的，这玩艺连加工小型玉器都不适宜，遑论大规模精细加工硬质岩石？

--主要内容来自《研析红山文化玉玦制作的步骤及使用的工具》 作者：辛学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