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的时候，其实新加坡与中国大陆如北上广深这样的一线城市的差距已经不是特别大了，只不过当时的京叔还没有意识到。我们经过近二十年的追赶，已经从望尘莫及，到可以望其项背了。京叔的父亲曾经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早期访问过美国，从他的描述中，中美之间的差距可以用天壤之别来形容。印象最深的是父亲描述说美国人家里，不光客厅里有彩色电视机，每个卧室里也有彩色电视机，甚至有些家在厨房里也有彩色电视机，这对于当时刚由于父亲出国家里才换成彩色电视机（记得当时的一台20寸的彩电大约需要一个普通中国人一到两年的工资吧）的京叔来说，几乎和童话中的世界一样。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京叔访问德法瑞，当时中欧之间德差距可以用望尘莫及来形容，当时京叔的同龄人中几乎没有一个奢望在有生之年能够看到中国人也能过上欧洲人那样的生活。本世纪第一个十年的中期，京叔到访了日本及新加坡，虽然当时的中国社会与日本及新加坡还是有不小的差距，但是已经是可以望其项背。他们有的，我们基本上也已经拥有了，或者是将要拥有了。而当京叔在本世纪第二个十年的中期在到访德法新日等国家德时候，中外之间已经几乎可以用并驾齐驱来形容了。在硬件方面，已经很难在国外发现中国社会所不具备的东西了，而在软件方面，也可以用互有短长来形容。大胆地设想一下本世纪的第四个十年的中期（大约十五年以后），京叔认为中国社会应该已经全面超越绝大多数的外国社会，在那时，也许能与我们互争长短的对手已经寥寥无几了。也许有的朋友可能会认为京叔过于乐观，不过好在十五年并不长，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回到2006年的新加坡，像京叔这样到访新加坡的中国大陆的人依然下意识地认为我们是发展中国家，而新加坡是一个妥妥的发达国家。中国人依然是以仰视来看新加坡，而新加坡人依然以俯视的角度来看中国大陆。当京叔以及京叔的中国同事在与新加坡同事的公事中，我们依然保持着一种十分谦逊的态度。如果与新加坡同事有不同的看法，我们也总是下意识地首先审视自己是否有什么疏漏的地方。

客观地说，美国急于复工，也有其道理。美国有相当一部分家庭几乎没有贮备，如果失去收入超过三四个月，真得有可能出现没钱吃饭的现象。纽约发放免费食品也有这方面的考虑。

最新数据，全球新冠确诊病例数2,016,305例，已超200万。

新加坡其实是一个相当奇特的国家，在这样一个弹丸之地维持一个高度发达且与周边广大地区有明显差异的城邦国家，是需要相当高的技巧与管制能力的，这使得新加坡这个国家具有了许多与众不同，有时甚至有点自相矛盾的特点。
首先，新加坡是全世界唯一一个华人占主导地位的非大中华地区社会，而且是被包围在周围马来人社会中的一个孤岛。众所周知的是，新加坡曾经长期是英国的殖民地，是大英帝国在远东的重要据点。但可能有些朋友不知道的是，刚从英国对立的新加坡曾经是马来西亚的一部分。而且新加坡于1965年从马来西亚的独立并非出于自愿，而是被马来西亚驱逐出来的。刚独立时，几乎没有人看好这个小小的国家，新加坡国父李光耀在其所著的《风雨独立路》中写道“前途是渺茫的，…, 新加坡没有腹地，就连我们的饮用水也来自于柔佛州，该怎么生存下去？”。李光耀独立后，其两大邻国印度尼西亚与马来西亚均是以马来人为主体的国家，而且均对华人抱有很深的芥蒂，甚至是敌意。而在新加坡国内，虽然华人占绝对多数，但还是有接近三分之一的人后是马来人、印度裔等非华人。
这种特殊的历史与国际国内状况，使得新加坡虽然毫无疑问是一个华人占主体，继承了中华文化的华人社会，但是却时时刻刻，方方面面均强调其非中国属性。新加坡的官方语言是英语、马来语、汉语、泰米尔语，汉语仅排在第三位，而且事实上新加坡政府的工作语言是英语。虽然新加坡的实际领导人，新加坡总理，自独立以来均为华人（李光耀、吴作栋、李显龙），而且政治权力毫无疑问是掌握在华人的手中，但是其名义上的国家元首，新加坡总统，确是以非华人占绝对多数（独立至今共有8位总统，非华人总统共有5位）。
李光耀在回答记者的提问时，也曾说到： “我不是中国人，就如肯尼迪总统不是个爱尔兰人。慢慢的世人会知道，新加坡华人在外表上是中国人，说着华文，然而却与中国人不同。我们不否认有中国人的血统，但重要的是，我们以新加坡的立场思考，关心新加坡的权益，而不是以中国人的立场，为中国人的权益着想。”

新加坡独立以后，长期奉行亲西方的立场，与美国关系十分密切，基本上可以算成美国在东南亚的铁杆朋友。同时，新加坡与T·W也维持着相当友好的关系，新加坡军队长期利用位于T·W的训练设施进行军事训练（前不久，新加坡军队的装甲车结束在台训练后运回新加坡的途中，还被深圳海关扣押了一段时间）。

作为对冷战时期站队西方以及支持美国的褒奖，新加坡虽然也是父·传·子的J·天·下（吴作栋时期的新加坡，实际上还是由作为“内阁资政“的李光耀掌握实际权力），其实与朝鲜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但西方社会却从来没有对此有任何异议。同时，新加坡虽然在名义上是议·会·共和制，但事实上自从其独立以来，一直是人民行动党执·政，是事实上的一·D·制（新加坡的F··D·D虽然也被允许参选，也有极少数能进入议会，但是由于各种或明或暗的限制，绝没有上·台··执·政的可能。事实上，西方社会政经研究界也一直将新加坡归类为W·Q·政·治。），但西方社会也从来没有要求新加坡做任何改变。

今天的一半帖子被删了多次，算了，放弃了

新加坡常驻人口有500多万人，其中拥有新加坡国籍的“真正“新加坡公民有300多万，拥有”PR“即新加坡永久居民权的约有50多万人，其余还有100多万外籍人口。可以看出，新加坡是一个相当国际化的城市。300多万新加坡公民中，华人约占四分之三（据说新加坡Z·F希望将华人比重保持在70%以上，由于华人的生育率在新加坡各族群中最低，新加坡不时需要从国外输入华人人口以保持这以比例）。其余的人口主要是马来人及印度裔。
前面提到过，京叔的小学同学、中学同学、大学同学、研究生同学均有人移民新加坡。这些同学中，有些加入了新加坡国籍，但更多的选择了保持中国籍但取得新加坡永久居民权，最近几年，更有人选择了回国发展。这些同学们从内心来说，大部分还是认为自己是中国人。而这些同学们的儿女们，由于从小在新加坡长大，对于中国的感情便淡了许多，基本上认为自己是新加坡人，对于中国并没有太深的感情。
新加坡的治安非常好（新加坡是少数让京叔感到安全，可以一个人半夜独自在街上四处乱逛的外国之一），城市管理也非常良好规范。良好治安与城市管理的背后，是新加坡的严刑峻法。新加坡的严刑峻法是相当有名的，以京叔之见，其特点主要有三点。第一，其法律非常细致完备，许多很小的细节（如随地吐痰、闯红灯、乱扔垃圾等）均有法律规范，甚至连用完公厕必须冲水都有法律规定。在新加坡如果用完公厕不冲水，都有可能受到处罚。第二，其法律的处罚措施非常严厉，甚至在有些地方可以说是“残酷“（新加坡是为数不多的还保留有鞭刑这种肉刑的现代国家之一），而且对于”小错误“的惩罚非常严厉（例如在巴士转换站、终点站停车处乱穿马路，可处500新元（大约2000多人民币）罚金。严重者如被控上法庭，可处1,000新元罚金或3个月监禁；再犯处2,000新元罚金或6个月监禁）。第三，是执法严格，没有转圜余地。2005年，25岁的澳大利亚籍青年阮祥文在新加坡过境运输毒品而被逮捕，并判处死刑。为了营救阮祥文，澳大利亚总理曾亲自出面说情，达５次之多，外长唐纳更是紧张活动，但一切努力均无效果，阮祥文最终还是被处死。

近几日国内多地出现本地新冠病例，尤其是哈尔滨，一人传梁了几十人，抗疫不能放松呀。

新加坡的严刑峻法与新加坡国父李光耀的理念是分不开的。李光耀自幼接受英式教育，在留学英国初期，李光耀就读于伦敦经济学院。学习三个月后，李光耀转到剑桥大学攻读法律，并于1949年毕业，获得“双重第一荣誉学位”，1950年6月在伦敦获得执业律师资格。所以李光耀本人对于英国的法律极其运作方式有非常深刻的了解。
但是，新加坡严刑峻法的法治思想的源头却并不是李光耀的英式法律经历，而是来源于李光耀在日本占领时期的切身经验。李光耀在其回忆录《风雨独立路》中说到：“日治时期的三年零六个月，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阶段，它让我有机会把人的行为、人类社会以及人的动机和冲动看得一清二楚。” “日本军管政府的统治方式，是让你不寒而栗而不必借文明行为来伪装。严惩不贷使犯罪活动几乎绝迹。“ “有人主张对待和惩罚犯罪应该从宽，认为刑罚减少不了犯罪，我从不相信这一套，这不符合我在战前、日治时期和战后的经验。”
在李光耀的引领下，小小的新加坡以严刑峻法、重罪重罚著称于世。任何违法犯罪都要付出高昂代价，因此其法律极具震慑力。新加坡的严刑峻法与战国时期秦国的做法可以说有异曲同工之妙，严刑峻法使得整个社会秩序良好，运转高效。邓小平就曾提到：“新加坡的社会秩序算是好的，他们管得严，我们应当借鉴他们的经验，而且比他们管得更好。”
如前所述，新加坡是当今世界上坚持保留鞭刑这一肉刑的极少数现代国家之一。一鞭下去，屁股皮开肉绽，疼痛难熬。据说通常情况下，犯人在前三鞭时，每鞭下去都会拼命挣扎，三鞭之后，犯人的挣扎弱下来，因为他们已动弹不得了。超过三鞭的犯人在受刑结束后经常会休克，有的瘫倒在地。并且，鞭刑的鞭痕是除不掉的，将伴随受刑者一生，是他们一生的耻辱。这使得鞭刑不仅是一种刑罚，更是一种耻辱记录，类似于中国古代在囚犯脸上刺字的做法。据说，获鞭刑以后的人再次犯罪率很低，看来鞭刑还是很有效力的。
大赦国际坚决谴责这种刑罚，曾给新加坡政府写信希望废除鞭刑。但新加坡官方与民间坚决支持鞭刑，他们相信鞭刑是震慑犯罪的最有效手段。它能使更多的人不敢铤而走险，以身试法。

目前看来，美国新冠累计确诊数的增长趋势于整个欧洲的曲线相当吻合，只是落后约10天。照此趋势，如无有力措施，大约10天后，美国累计比例将接近或突破100万。

今天听说一个熟人的留学加拿大的儿子花了六十多个小时的旅行与昨天回到了中国。

一觉醒来，美国新冠死亡已破4万。川普总统不仅不抓紧抗疫，反而反复置疑中国新冠数据，认为中国死亡人数应该多于美国。真的无语，这可能也是天佑中华吧，让美国出现这样的总统。

试

新加坡虽然以严刑峻法、重罪重罚著称于世，但是D··B业与S·Q业却是可以合法经营的正规生意。在新加坡，合法的S·Q业有两处，一处在“小印度“（Little India），该处从业者主要是印度裔或印度人，一般来说，光顾该处的顾客也基本上是印度人，偶尔也可能有西方人，但是基本上没有华人顾客。该处的S·Q业相对不太出名，以京叔参观时的光景来看，生意似乎也比较清淡。另外一处位于名叫芽笼（Geylang）的地区，该处的从业者以东亚裔为主。在新加坡如果让出租司机带你去H·D区而不特别说明，都会被带到这一地区。以京叔参观时的光景来看，生意明显比”小印度“火爆。该处地区同时也是新加坡著名的饮食胜地，有大量的水果摊、饭馆、咖啡馆，吃喝玩乐在这一地区基本上都能解决。

与新加坡的任何事情一样，新加坡的S·Q业也有严格而详细的法律条款约束。所有的风·月··场所都必须登记注册才能营业，所有的从业人员也必须登记注册并取得相应证件（有效期为两年的“黄卡”）才能上。另外，每名从业人员必须每月接受身体检查，身体健康者才能继续从业，否则吊销从业资格。两年有效期期满后，外籍从业者就必须回到她们国籍所在地，并终身不能以同样身份重回新加坡。为杜绝这些从业者以各种手段留在新加坡，新加坡政府明令禁止这些从业者与新加坡本地居民结婚。

新加坡建国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是禁止D·B业的，李光耀甚至说，“新加坡要开赌场，除非跨过我的尸体”。但是，随着经济发展的压力日益增加，新加坡Z·F（包括李光耀）逐渐改变了立场，在京叔初次到访新加坡前的2005年，新加坡政府通过了赌场赌博合法化法案。遗憾的是，京叔到访的2006年，新加坡还没有赌场正式开放，所以京叔业没有机会体验新加坡赌场的风采（其第一家赌场于2010年开业）。

相对于D··B业与S·Q业，新加坡严禁毒品。年满18岁的任何国籍公民，在新加坡境内贩卖、制造、出入境15克以上的海洛因、或者30克吗啡、或者500克大麻，若被定罪，均会被以绞刑的方式强制执行死刑。而对于吸毒者及毒品拥有者将被判处最多10年监禁或两万新元罚款或两者兼施，可见在新加坡吸毒行为是犯罪行为，而不是一般的治安违法行为。新加坡对于毒品的打击力度，甚至可以说超过以打击毒品严厉而著称的中国大陆。

新加坡今天新冠新增1400多，总数超七千万，这多少令京叔有点意外。新加坡不应该如此呀，难道李光耀以后的新加坡退步这么大？

购买自有住房，在任何一个大型城市都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尤其是一些国际性特大型城市，如纽约、香港、上海、伦敦等等无不以高房价著称。与新加坡同为城市型社会的香港，其房价之高与住房条件之恶劣更是骇人听闻。但是新加坡却是一个另类，作为一个只有总面积仅有上海的十分之一多一点，有400多万公民与永久居民的海岛国家，其自用住房的拥有率竟然高达90%以上，这不可以不说是一个相当了不起的成就。更重要的是，绝大多数的新加坡人并没有由于购房而背上沉重地债务。
对于哪一个城市的房价是世界上最贵的，由于数据来源不同，有不同的说法。根据世邦魏理仕发布的《2019全球生活报告：城市指南》，2019年全球住宅价格最高的前十大城市依次是香港、新加坡、上海、温哥华、深圳、洛杉矶、纽约、伦敦、北京、巴黎（其他的统计在排位上可能有所不同，但大体上差异不大。在长期调控的情况下，中国大陆仍有三座城市上榜。）。其中香港均价2091美元每平方英尺（大约每平方米15到16万人民币），新加坡均价1063美元每平方英尺（大约每平方米8万人民币），上海714美元每平方英尺（大约每平方米5万多人民币）。
在如此高的房屋均价的基础上，新加坡是如何让绝大多数的居民以相对低廉的成本解决了住房问题的呢？新加坡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其非常有特色的组屋制度功不可没。在新加坡，解决住房问题主要有两个途径。其一，是和绝大部分城市一样，购买可以自由买卖的私有住房。（上面说到的每平方米8万人民币均价的便是这种住房）。其二，便是通过“组屋“的方式获得住房。组屋是由新加坡建屋发展局承担建筑的公共房屋，为大部分新加坡人的住所（约80%的新加坡人居住在组屋）。每个家庭综合收入低于一定限度（现在好像是每月12000新币，大约是5万人民币）的新加坡家庭（必须是新加坡公民，永久居民可以买二手组屋，但不能买新组屋），均可申请购买一套组屋。组屋的价格基本上只有同等地段自由买卖住房价格的一半，而且新加坡Z·F还会提供许多的优惠和资助。基本上，一个中等收入的新加坡人一个月的收入就可以购买约一平方米市区组屋，一套约110平米的组屋大约需要十年的收入便可以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