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谟的公鸡与薛定谔的猫
诸善皆非自由。你对他人心存善意，并且愿意自己的行为能够对他人产生助益。但是，如果你不择手段地达到善的目的，例如强迫他人服从你的支配、按照你的意愿去做；或者没有达成助益他人的预期目的，也就不能说你是一个“善人”，甚至会被他人看作是口惠而实不至的“伪君子”。这就是说，诸善都必须保持手段与目的的一致性，并且是从结果出发做逆向判断的。例如，你不能以污染环境的生产方式为消费者提供有效用的产品，如果你的产品对消费者没有效用，你的生产方式即使是无污染的，也是无意义的了。这就是所谓的“主观意愿与客观效果的统一”。但是，这种辩证法原则却不适用于“自由”！个人在发挥自身能力以求达成某个目的的过程中，只要他的行为不对他人产生不利影响，他就可以“不择手段”地尝试各种可能，这种“不择手段”恰恰体现了个人在活动中的自由度。而且，个人在某项活动中没有达成预期的目的，并不意味着他在活动中就不可能有自由。譬如说，某人想要寻求一种生产全过程都没有污染的生产方式，包括原材料的提取、设备的制造等，他为此付出最大的努力也没有达成这个目的，但是他在努力的过程中把自身的能力发挥到极致，对现有的各种生产设备、生产方式的了解超过了任何人，并且做出了一些新的发现或发明，这样，他就实现了非同寻常的自由。我们不要以这种意愿“不现实”为由去反对这个人的努力，这种意愿恰恰是人具有想象能力的体现。即使某人想要制造“永动机”，只要他为了达成这个目的而努力，掌握了许多物理知识和工艺技能，他就有可能做出新的发现或发明，这样，他没有实现目的，却实现了自由。自由之所以是超功利的，就在于自由的实现总是先在于目的的实现。
“正义优先于诸善”（罗尔斯）作为一个原则，可以约束“诸善”（各种价值），却不能约束自由。自由并非诸善之一，自由不是一种价值，更不是与其他价值平权的价值，自由超越了价值的范畴。优先于诸善的“正义”，只能是自由的化名。诸善以实现个人自由为唯一目的，各种价值都是实现个人自由的条件（或曰手段、途径）。不以自由为目的的价值，必定是伪价值。例如，平等作为价值之一种，以保障个人自由为目的，是实现个人自由的条件之一，也就不存在“要平等还是要自由”的选择，如果某人宣称，他为了平等而舍弃自由，把平等说成是高于自由的一种价值，这样的人必定是伪善者，历史上的腐儒以及现代社会的政客们往往就是这么做的。在各种价值亦即自由的各种条件中，法律是自由的必要条件，即：有法律未必有自由，没有法律必无自由。法律的作用就是，以强制手段禁止任何个人以损害他人利益的方式实现个人自由。如果法律以维护诸善的“正义”为名去约束自由，要把自由与各种价值平权对待时，就会导致这样的一种情形，即：个人实现自由的行为必须对他人产生有利的效果。这样一来，诸如寻求一种生产全过程都没有污染的生产方式、制造“永动机”之类的行为，就要以法律强制手段予以禁止了。这种披上了“正义”面纱的法律，充当起自由的充要条件，即法律=自由，这样的法律不过是最大的恶法。例如，以法令形式禁止克隆技术运用于人类的实验，便是一个恶法。恰当的做法是分阶段限制，使得这项技术的发展具有可控性，如同对待转基因技术那样，而不是一刀切式的禁止。
即使假定人的全部活动都是有规律的、人的全部行为都是有规则的，也仍然存在着活动和行为的目的是外在的还是内在的问题。也就是说，人的活动和行为以其产生的客观效果为目的，这样的目的是外在的；以运用和发展人自身的能力为目的，这样的目的是内在的。这里的区别用通俗事例来说就是，个人在选择职业时，是以挣钱多为标准还是以利于自身能力发展为标准？或者说，是为了挣钱而工作还是为了兴趣而工作？在挣钱多却没有兴趣的工作与有兴趣却挣钱少的工作之间，你选择哪样？做商人还是做学问？挣钱既多又有兴趣的工作，这种理想情形是可遇不可求的。“遇”不仅仅是偶然的遭遇，其中还有着个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因素，即“际遇”。
以外在的目的是否达成来判断自由的有无，就如同我们做拼图游戏时，缺了几块图片，也可以拼出整个图像的大致轮廓，多出了一块图片，并且围绕着这个多出的图片去拼图，就会使得拼图活动要么难以为继，要么拼出怪异的东西。目前AI在视觉技术开发的进展状况是，喂给AI上千万张猫咪的图片，让AI以自动学习的方式去发现猫咪们的一些共性特征，由此形成一个标准猫咪的识别模式，准确率达到了90%。但是，实验人员在一张猫咪图片的脸上涂上一个不大的斑点，AI却开启了抓狂模式，它围绕着这个多出来的斑点去判识图片，也许是由于运算功能太强而不能自动死机（=自杀），也许是出于“爱面子”不愿交白卷，它最终给出的答案是：兔子！对此，那些患上了AI恐惧症的人们，意不意外，惊不惊喜？但是，先别捉急高兴，人类对自己也一直在犯着认猫为兔的错误，这种错误在自由观上的表现就是，以功利主义去理解自由主义（始于密尔），以活动结果是否符合预期效果来判断活动过程中有无自由，“活动是否取得预期效果”便是拼图游戏中多出来的那块图片。我对人类未来还是很有信心的，只要我们以史为鉴，“认猫为兔”就会跟“指鹿为马”一样成为一个成语，而不会再犯这样的错误——至少在自由观上。
每一种价值的实现都是有成本的，每一种活动的自由都是以个人能力为根据的。
自由是目的本身，这个目的的内容就是个人能力的运用和发展。
秦有：量子不思议，只有猜猜猜。
现在的确只能这样，但是猜想不是遐想更不是瞎想，我们需要做并且能够做的是，如何打造出一个新的逻辑工具去理解量子
范跑跑行为的并行逻辑分析
在本能与理智之间存在着多种可能状态，当大地震袭来，有的人撒腿就跑，有的人腿肚子转筋跑不起来，有的人慌不择路爬窗跳楼，有的人吓懵圈了呆若木鸡，如此等等，不胜枚举。受过地震防护训练的人，是无法预知自己会做出怎样的应激反应的。即使受过地震防护训练，每个人理智支配本能的水平，也是有着很大差异的。只有那些受过严格的专项训练的人员，才能克制本能做出理智选择。例如，里根遇刺时，周围人都惊呆了，只有他的两个保镖做出理智反应，一个救护里根，另一个去制服枪手。
如果范美忠没有接受过地震防护训练，当他下一次遭遇大地震时，会做出怎样的应激反应，他自己也是无法预料的。他既可能再次撒腿就跑，也可能做出谭千秋那样的壮举（姑且不论谭老师事迹的报道有多少夸张成分）。我们不能从“本性”上去认定范美忠是怎样的一个人，然后以因果律去解释他的行为，即：因为范美忠是本性极端自私的人，所以他成为范跑跑是必然的。
人脑的神经元活动具有自发性，这种自发性被有些人引为“人有自由意志”的科学依据。不经过专项训练，神经元活动的自发性是无法得到控制的。
逻辑的作用就是，使得神经元活动受逻辑规则的控制而形成一定程度的有序化状态。理性，就是借助一定的逻辑工具有使得神经元有控制地进行活动。理智，就是这样的神经元活动对输入的信息做出的决策。
但是，没有什么逻辑工具能够使得神经元活动实现完全的可控性，即使是AI也做不到这一点而是要在各种可能状态中进行几率分析、价值选择，例如阿尔法狗。
“跑或不跑”（a∨﹁a），这是基于传统的二值逻辑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跑且非跑”（a∧非a），这是基于现代的多值逻辑的多状态并行思维方式。
郭跳跳比范跑跑的危害性大得多。跑跑儿只是亵渎了“自由”这个概念，以“自由”之名为他的求生本能辩护，从而会导致“本能也有自由”这样的荒诞情形。对此，我们需要以跑跑儿为戒，理智地分析和认识“什么是自由”，为以后遇到类似的人和事，能够理智地对待。
反观跳跳儿，却挥舞着道德大棒，把跑跑儿定性为“品质恶劣的人”甚至是“畜生”，把每个人面临大地震时的本能反应，以“道德”之名规定为只有“跑或不跑”两种选择。这样，就使得每个人尤其是中小学教师陷入道德地震的恐慌境地，产生了道德自谴、道德自卑，甚至道德自虐，直至道德原罪。因为，汶川大地震时，大多数老师都是处在“跑”与“不跑”的中间地带，当跳跳儿在媒体上挥舞着道德大棒，许多老师都暗暗称幸自己当时惊慌失措中没有“跑”。
当道德与本能对立起来，个人道德的完善就必须去本能，这就是道德阉割。道德原罪就是，把人自身的本能当作不道德、反道德的根源。道德自虐就是，个人无法消除自身的生存本能，就只能以各自方式去抑制它扭曲它。最极端的情形就是像阉割除去性行为那样，成为道德太监。但是，即使是太监也有性欲。郭跳跳割掉了命根子，操练起道德大棒，他也无法做出担保：大地震袭来时，绝不会像范跑跑那样撒腿就跑。
可以设想，谭老师与范老师一样，在大地震之前没有接受过专项培训，那么，谭老师舍身救护学生的行为就可能是出于“一时冲动”，这种“一时冲动”并不会抵消行为产生的效果——令人敬佩。但是，我们不能由此认定谭老师就具有“舍己为人”的“本性”，因为，如果谭老师没有死，或者说到了另一个平行世界，他在此遭遇大地震时，会不会再做出舍身救护学生的壮举，是没有因果必然性的，除非假定人的“本性”与人的行为之间具有线性因果关联。
企图从人的“本性”中找到某种不变的东西，以此来规范人的不确定性行为，这是历来的道德学家们所追求的目标（例如高隐的“绝对道德真理”）。
郭跳跳用道德想象割掉了自己的命根子，成了道德太监。高隐用口头表达隐去了睾丸，成了道德无性人。范跑跑试图把本能自由化，睾隐试图把本能道德化，以“本性”取代本能。
保镖是在后天严格训练（不是阉割本能）中培养出来的，一个合格的保镖在突发事件中，能够有效地抑制自己的求生本能反应，把被保护对象的安全放在第一位。我们不能因此说，保镖是道德完人，每个人都要成为保镖那样的人。并非每个人都有成为保镖的心理素质，也没有什么绝招能够使得每个人都成为保镖式的“道德完人”。尽管历代都不乏道德妄人（古有孟子，今有睾隐）会有这种意愿，实现这种意愿的难度不亚于秦始皇寻求长生不老术。
道德是使得人类行为有序化的一种规范，正如逻辑所起的作用，既不是人的“本性”所固有，也不自然提供的。
生命是逆熵体，只能做有序化活动，不能无序化、非线性的活动，比方说旋涡式活动。人类理性受制于肉体，也同样只有把非线性关系转化为线性关系才能进行分析和理解，正如化圆为方，才能进行计算，这是人类的“宿命”。
所以说，道德规范恰恰是反自然的，呵呵
范老师的行为发乎自然本性，谭老师的行为才是有违自然的自由。心智正常的人们，怜悯跑跑而崇敬千秋。
令人不齿的是，有些人以谭老师舍身救护的学生有没有生还，来判断谭老师的行为是否有效，这就是认猫为兔的认知错乱
嘿嘿，你说的是老子之道，我说的是庄子之道，老庄有别，是我最想告诉大家的，请你移步学术中国栏目，看看我发的《自由思想史的中国资源——<庄子>中的道技关系》
庄子给后世留下的观念，的确正如你所说的。
我则发现了庄子的一个“秘密”：自然规律是要借助器（工具）去把握的，人道（人类活动规律）是在人自身、天道（自然规律）、人造之器、活动对象以及各种活动条件相互作用中形成的；没有不变的天道，也没有不变的人道；哪些自然物成为人类的活动对象，取决于人造之器是怎样的；人类能够发现和利用怎样的天道，也是取决于人造之器是怎样的。用清末明初王夫之的话来说就是，“先有其器而后有其道”，“先有弓箭而后有射道”。
周人已经开辟出开物制器的发展道路，可叹的是，老子和孔子把中华文化的发展之道引向了歧途，老子主张以天道代替人道，由周人的后天八卦退回到之前的先天八卦，孔子更是丢弃了天人关系，专注于人际关系，于是乎，道德过度彰显而科学不得萌发。墨家的形式逻辑和实验科学是先秦中国的科学萌芽，却在儒墨之争中夭折了，切齿痛恨啊！
运动与规律
霍金的最后一篇论文在他逝世后发表，他在该文中再次修正了他以前的一些观点，其中一个就是：存在着无限多个平行宇宙，各个宇宙的物理、化学规律可能是不一样的。
霍金在晚年还明确表示，时间箭头在宇宙坍缩阶段也是不变的。对此，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即：热分子运动形成了由热区趋于冷区的规律性，而且这种规律性的形成过程是不可再现或重复的，因而也就是非循环的。能量结成物质（由“气”到“形”）的过程是随机的，并没有预定的规律来决定这个过程。
我们可以进一步推想：我们这个宇宙的下一次膨胀—坍缩期的物理、化学规律，不同于我们现在所处周期的物理、化学规律。
其他宇宙不是我们这个宇宙的重复，不是所有的宇宙都有着相同的物理规律，不是所有的宇宙都有相同的基本粒子。换个角度来说，并非只有我们这个宇宙的基本粒子才能形成物理规律，其他宇宙的基本粒子我们这个宇宙的基本粒子不同，会形成有别于我们这个宇宙的物理规律。
目前已知的物理规律在“奇点”处失效了，是因为“奇点”处还没有形成物理规律。其情形就如一个处于均衡态的热分子气箱，是没有规律可循来判断单个分子的运动轨迹的。凡规律必有运动，凡运动却并非皆有规律。[汉语有“音近义同”的训诂规则，“奇”与“起” 音近，其义也就是：凡起点皆神奇。例如生命的起点就很神奇。]
“奇点”处只有纯能量（所谓“热”），大爆炸引发空间膨胀，就是由于能量级较低的那部分纯能量结合能量子（量子），能量级最高（“最热”）的那部分纯能量转为量子的基态即真空，从而为量子提供了扩散（辐射）的余地。用老旧的话来说就是，“热”是排斥的形式，“力”是吸引的形式（见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散热”之后才能“冷凝”，空间膨胀之后才会有基本粒子的形成。
即使可以设想，所有的宇宙都起源于“奇点”大爆炸，各个宇宙大爆炸会产生哪些基本粒子，并不存在一个唯一的模式，只要初始条件发生极其微小的偏差，就会形成不同的基本粒子。只要基本粒子有任何一点不同，就会形成不同的物质结构和形态，它们之间相互作用所形成的运动就会有显著差异，从而在运动中形成的规律就会显著不同。因此，即使某种数学（如十进制的、二进制的）适用于所有宇宙的物理运动的描述，也不可能决定每一个宇宙的物理规律都是一样的。
即使假定我们这个宇宙的膨胀—坍缩是周期性的无限循环，也推不出每一次循环期的物理规律都是相同的、不变的。时间箭头不变的意味就是，坍缩过程的物理规律不是膨胀过程物理规律的镜像（反向再现）。时间箭头不变在宇宙学中的地位，相当于光速不变在相对论中的地位。时间是运动过程的量度，一个过程结束后，不会遗留下时间。
规律是事物相互作用即运动所形成的稳定或恒常的关系，当运动结束时，规律并不会继续存在，正如运动过程结束后，运动过程形成的时间不会继续存在。即使可以设想某个个体（如上帝）能够不与外界发生任何关系而有自身的运动，这样的个体也是没有规律的，否则就会产生悖论：上帝能不能使自己的活动也受规律支配？如果上帝能够使自己的活动受规律支配，那么上帝就不是万能的；如果上帝不能使自己的活动受规律支配，那么上帝也不是万能的。其情形正如“上帝能否创造出一块自己也举不起来的石头”。在基于集合论的数理逻辑面前，上帝也要与康德一样，陷入自由与规律（自由律与必然律）的二难困境。
“规律先于运动并且决定运动”，是宗教信仰在自然科学领域中的残余，这种观念把“规律”的形成看作是外在于运动、与运动无关的，是先于运动并且绝对支配运动的。
霍金一生不断修正自己的宇宙学观点，丰富和完善他的宇宙学理论，却没有实现最终的突破，即：在思维方式上抛弃“规律先于运动”的传统决定论，确立“运动先于/形成规律”的量子物理学观念。
回形镳，我刚才又得到一个新见解，与你共赏：
休谟在《人性论》中有一个推论：“理性是且只应当是激情的奴隶，并且除了服从激情和为激情服务之外，不能扮演其他角色。”→“我宁愿毁灭世界也不愿划伤自己的手指，这与理性并不冲突。”
其意是说，基于因果律的理性无法成为人的行为的动力因，这一点不幸被康德遭遇到，并且困顿康德终身。人的感性提供了人的行为动力，却不负责指导行为。
但是，与休谟同时期的亚当斯密从市场经济活动中发现，人的行为动机与行为效果并不具有必然一致性，自利的动机可以产生利他的效果。因此，休谟上述的两句话之间的因果关联不能成立。
自私是感性的，自利是理性的。人有追求更加丰富的外界关联形式，这个需要是人的感性中最主要的部分。人的理性正是在满足感性的需要而发展起来的，感性是目的，理性是手段。用已婚者易于理解的话来说就是，女人产生需要，男人满足需要。
在之后的作品《道德原理研究》中，休谟做出了修正：“道德区分是一种谴责或赞成的普遍情感。能够引起我们普遍赞同的，便是善；而引起我们普遍谴责或厌恶的，便是恶。而引起我们道德赞同的主要依据，就在于某种品质或行为所带给我们的有用性及愉悦性。也就是说，我们赞同的某种品质，要么是能直接给我本人或他人带来快乐的，要么是对我或他人来说是有用的。”
休谟的这个修正，很可能受到斯密《国富论》中那个面包师的启发。道德感起源个人行为在效果上对他人产生有用性及愉悦性，并且不论行为的动机是不是自利的。因此，符合道德的行为不必以道德规范为前提，道德规范并不是个人行为的动力因。个人的自利动机产生了利他的效果，斯密的这个发现能否证伪休谟的命题：事实判断（“是”）无法转换为价值判断（“应该”）？自利的动机是一个事实，这个事实只有转换为价值——在结果上对他人有利——才能得到肯定和实现。
法律不是道德意志的体现，法律并不追究个人的行为动机是否合乎道德规范，而是在人的行为结果上维护道德规范。你是否有心杀人，法律不能做诛心之问，神学家和道德家才会琢磨着如何把“不得杀人”作为戒律铭刻在每个人的心中。你一旦杀了人，法律才会追究你的责任，并且考虑你是故意还是无意的，亦即结果产生后，才能追问动机，蓄意杀人比过失杀人罪责重得多。
与之类似，面包师做的面包有利于他人，道德家会这么考虑：面包师的行为在结果上有利于他人，他的行为动机是不是利他的？为此，历来有着亚氏与康德两大派别的分歧。亚氏派认为， 无意为之的善才是真善；康德派坚称，只有有意为之的善才是真善。这两派实质就是本性善与理性善，前者侧重于行为的效果，后者侧重于行为的动机。
老子孔子等早期诸子，不做人性善恶的预设，只是到了晚期诸子，才开始有了这种预设，孟子预设人性本善，荀子预设人性本恶。老庄主张，无意为之的善才是真善；孔孟主张，有意为之的善才是真善。
我们从斯密的面包师那儿可以得知，老庄的善论才符合市场经济的实际情形，孔孟的善论形则是计划经济那一路。在逻辑上，孔孟的善论坚持动机与效果必须是一致的，即：自利的动机只能产生自利的效果，利他的动机才能产生利他的效果。因此，必须以“教化”的方式使得每个人做到动机善与效果善的一致，礼教由此形成。
逻辑可能情形的组合游戏：只有自利的动机才能产生利他的效果；产生利他效果的行为必定有着自利的动机。
逻辑本身是无法裁决人的行为在动机与效果关系上的实际情形的，人的行为的实际情形是：只有当你有做面包的能力，并且比他人的这种能力更强（不仅面包的质量更好，而且做面包的效率更高），你出售面包才能挣到钱，你的自利动机才能在利他效果的基础上得到实现。如果你没有这种能力，那就不论你的利他动机是多么真诚和坚定，你也是无法产生利他效果的。
所以说，道德意志代替不了道德能力，“红”而不“专”，就是个屁！在孔孟之道上行走的儒生，统统都是这样的屁。
逻辑不能规定动机与效果必须一致，更不能否定自利动机产生利他效果的实际情形。理性的亦即基于逻辑的道德和法律，也就不能追究一个有着利他效果的行为是否有着自利的动机。
法律只能由既发的后果溯因追责，道德则试图在动机上抑制行为产生恶果。但是，动机与效果之间没有因果律或别的什么规律所决定的一致性，而且人类理性也不足以预判人的行为可能产生的全部结果。所以，既不能法律道德化，更不能道德法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