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阳和造反英雄战斗队的红卫兵在雪山里为立新开了追悼会，赞扬了他对毛主席的无限忠心。井冈山接待站办公室为了平息红卫兵们的愤怒，给向阳开了一张“证明”，说立新是毛主席说的“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希望立新户藉所在的有关单位追认他为烈士。
埋葬好了弟弟，在坟头上插上“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木牌子，向阳跟着造反英雄战斗队下山了。向阳跟着造反英雄战斗队到海南岛和南京串连后，就再没有跟去，而是顺道回家了。
向阳一大早在红卫镇，也就是县城下车，就觉得家乡又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镇上大大小小各个单位的门前，都高高地矗立起了一尊毛主席的巨幅石膏塑像。那塑像，两米到三米高，大小不等，形态一样，大都为白颜色，大都在周围绕上一些花草用以点缀。各单位还在最醒目的地方垒起一个巨大的影壁墙，上面画着毛主席的巨幅画像。从门口可以看到，各单位的办公室里，办公桌上，都有毛主席的光辉形象，或者有小型的石膏塑像，或者有镶嵌在镜框中的毛主席像。

本来向阳觉得自己见多识广，他跟着造反英雄战斗队串连，和所有的红卫兵战斗队一样，他们除了批判还有一项重要使命，就是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毛泽东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他们一次次发誓，要把全国变成一所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变成一片不掺任何杂质的红彤彤的汪洋大海，要人人佩戴毛泽东像章，手捧毛主席语录，每到一地，把大小街道的店铺门面、房屋墙壁统统涂上红色油漆，写上巨幅标语，大门也刷成了鲜红的颜色，要求由居民委员会负责，每条街道都要设立语录板，家家户户都要挂主席像和毛主席语录，公园里要多设立主席语录，汽车售票员，火车列车员应把宣传毛泽东主义，读毛主席语录当做自己的首要任务，印刷社要大量出版主席语录，并在各书店出售，做到全国人手一册，现有自行车，三轮车，要挂主席语录牌，汽车，火车要挂上主席像和漆上毛主席语录，信封，邮票一律不许印资产阶级的东西，一定要突出政治，每个信封要印上毛主席语录或英雄人物的豪言壮语，可是，现在看来，家乡的“红海洋”并不比全国的著名城市逊色。其实，向阳没有想到，全国的红卫兵不只是他们串连的红卫兵，红卫兵到处都是。
向阳本来以为这次经历后回到家乡，应该有他大展拳脚的地方，假如这样，死去的表妹和弟弟在地下也会欣慰了，现在他倒是担心自己没有用武之地了。假如这样，他和弟弟、表妹的这次外出意义就要小多了。他们是去见毛主席的，但是他们没有真正见到面，更不要说握手，更不要说谈话，更不要说把礼物交给毛主席了。
乘汽车到一个小站下车，向阳走在机耕路上。他看到每个村庄的前面，都竖起了一块红色牌坊，书写着毛主席语录。这也是他们串连的红卫兵到农村时要求各村搞的。他看到在绿色的田野上，一队队社员背着锄头，跟着前面扛红旗和扛毛主席画像的人，唱着语录歌从村庄出来。到了田里，插上红旗和毛主席像，排队站好，大家高举着语录说着什么。当然，向阳知道他们在说什么。这是红卫兵串连所到之处指导各单位搞的“早请示晚汇报”中的“早请示”。当看到这样的景象时，没有了用武之地的担心更是增长了。
当然，向阳也为在偏远的家乡，在全国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能得到如火如荼地发展而高兴。当经过一个向阳所在的东方红村的临村的村口时，他遇到了一群扛着红缨枪的红小兵，他们都是小学学生，他们拦在路口，要过路的人背诵毛主席语录或“三忠于”“四无限”。这也是搞串连的红卫兵到各单位时要求别人做的。向阳当然不在话下。他背了一条“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的语录，接着说道：
“‘三忠于’就是‘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四无限’就是‘我们对毛主席、对毛泽东思想、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无限忠诚，无限热爱，无限崇拜，无限信仰’。”
向阳后来还是成了当地的名人，后来成了公社革委会主任。这是后话。

十四　洪文卧轨成就大业　春桥冒险先斩后奏

毛泽东最后疲倦了，他不想再检阅红卫兵了。毛泽东过去是连外国人都不愿见的，现在在三个月的时间里，共八次接见红卫兵，完全是因为红卫兵是他的“兵”。但是，在外面站上六、七个小时，年轻人都受不了，更不要说七十三岁的人了。
向阳和弟弟离开北京去井冈山后，毛主席他老人家又四次接见了红卫兵，并采取了各种新的方式。第五次接见是两列队伍绵延在五十华里的长安街上，前面的席地而坐，后面的伸长脖子，等着领袖乘车检阅，只不过毛主席真的乘车来时，又乱了套，人群轰地一下涌向马路边。第六次接见红卫兵，人数比前几次都多，有二百多万人，参加接见的红卫兵都由接待站组织进行了两天军训，操练队列，先开大会，后游行通过天安门。第七次检阅，领袖不再坐车，而是由群众坐车，六十多万红卫兵分乘来自全国各地的六千多辆卡车，通过了天安门，车队长达三十多里地。第八次，毛主席乘车环城接见。

毛主席在第七次接见红卫兵后，焦急地问周恩来：
“我已经几次接见红卫兵了？为什么北京还有这么多红卫兵要接见？”
“你不见他们，他们不走啊。这些红卫兵已经来北京了，天气又渐渐冷了，北京市的压力很大，要尽快想办法见他们，让他们回去。”周恩来说。
于是，毛主席当即决定连续两天接见来京的所有红卫兵共二百五十万人。接见完毕后，中央便决定停止串联，并发出了关于停止全国大串连的通知，决定取消原定的春暖后进行大串连的计划，要红卫兵回原地闹革命，以后串联再不实行免费。也就是说，毛主席将不再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了。
毛主席不再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中央决定停止串联，只是因为毛主席疲倦了，国家承受不起经济压力，并不是文化大革命可以缓下来了。相反，根据毛泽东的决策，要文化大革命更加轰轰烈烈地撤搞下去。
毛泽东最后一次接见红卫兵后的一天晚上，一辆黑色轿车从北京花园村开出，车上坐着聂元梓。
车子在钓鱼台停了下来。聂元梓被领到乳白色的十一号楼，在一间宽敞的客厅落座。她局促不安，屁股只轻轻地落在沙发沿上，两手不停地在沙发上摩挲。一会儿，客厅另一端的门轻轻地转开，江青从里面出来。聂元梓慌忙起身，她的心似乎要从喉咙跳到外面。
“首长好！”聂元梓紧张得听不到自己的声音。
“请坐，请坐。”江青客气地说，一边在对面的单人沙发上坐下来。
“谢谢首长。”聂元梓说着坐了下去。
“毛主席和我对你都很信任。希望你再接再厉，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再立新功。”江青说着，又仔细打量了她一下。江青露出微笑。她看到聂元梓的发型后梳的发型和她完全一样，一身军服的颜色，也和她外出时穿的军服草绿色的深浅程度完全一样。
“是，首长！”聂元梓见江青仔细打量她，一时脸孔绯红。她不知道自己模仿她，她会是高兴还是不高兴。
“上海这所城市对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着至关重要的地位。听说那里的工人起来了，但还缺乏你们红卫兵的有力声援和支持。上海市委问题严重，问题没有揭露，张春桥在上海一直同他们斗。他现在有时在上海，有时在北京，很多事情顾不过来。”
聂元梓恭听着。江青接着说：
“要替他们找到突破口。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揪斗了工作组长邹家尤，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揪斗了工作组长赵如璋。毛主席支持红卫兵的革命行动。”
聂元梓知道了江青的意思。那就是要以打倒受上海市委派遣出任过北京大学工作队党委副书记的常溪萍为突破口，进而夺取上海市委的领导权。而且常溪萍在“四清”中曾保过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陆平。
中央决定撤出各大学的工作组后，很多学校红卫兵组织对工作组“乘勇追穷寇”，揪斗工作组长。北京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一千多人集合，步行到地质部大门前，坚决要求揪斗曾在北京地质学院工作组任组长的地质部副部长邹家尤。揪斗就是戴高帽、挂黑牌，架喷气式飞机等，地质部党委出于保护干部人身安全的考虑，没有交出邹家尤。一千多名红卫兵在地质部大门前席地而坐，宣布绝食。红卫兵高喊：“头可断，血可流，革命理想不可丢！红卫兵战友们，党和人民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红卫兵的绝食斗争惊动了上层。中央文革小组立即出来支持“东方红公社”的揪斗行动。地质部党委只得将邹家尤交出。“东方红公社”一战成名，其组织头头王大宾，成了北京市红卫兵著名的“五大领袖”之一。

江青没有说假话，毛泽东确实支持红卫兵揪斗工作组组长的革命行动。紧接着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步“东方红公社”的后尘，来到国防科委门口静坐，要求交出在北航担任过工作组长的国防科委局长赵如璋。国防科委将情况报告林彪，特别说明“赵的健康状况不好，如果交学生批斗，后果不堪设想”。林彪没有任何答复。此后，国防科委又多次将红卫兵静坐的情况及时向林彪报告，请求指示，但均得不到答复。中央文革小组将这一新动向报告给毛泽东，毛泽东认为揪工作组不仅应该，而且很及时，派陈伯达接见北航红旗战斗队的红卫兵，极力赞扬他们。陈伯达还亲笔写下“军令状”：要赵如璋“以普通劳动者的态度，同北航学生聚谈或者同住几天，科委的干部，如果被杀死或杀伤，陈伯达情愿抵偿性命。”国防科委交出了赵如璋。北航红旗战斗队的红卫兵从此也一举成名，成了红卫兵运动中的另一面旗帜，其组织头头韩爱晶，也跃为北京红卫兵“五大领袖”之一。
聂元梓从钓鱼台出来，当夜回到学校，召集了她的手下，传达了江青的密令。第二天，她就带着她的一个男手下，乘特别快车去上海。
聂元梓一到上海北站，中央文革小组驻上海记者站的人就来接车，接车的人想给他们找个好点的招待所安置下来，聂元梓把手一挥，用江青的腔调说：
“我们没那么娇贵，我们到学生、工人中去，这样可以多了解情况，便于发动群众。”
第二天，聂元梓在记者站的小楼上同张春桥密晤。那天张春桥刚处理完安亭事件回来。双方一拍即合，立刻决定：
“以打倒常溪萍为突破口，红卫兵联合工人阶级，夺取上海市委领导权！”

“你必须马上跟王洪文见面。他是‘工总司’的头头。”张春桥说。
王洪文何许人也？
王洪文原是长春人，一九三五年出生在长春郊区一户农家，现年三十一岁。他十多岁的时候，父亲病故，他的上面有一个姐姐，下面还有两个弟弟，母亲拉扯他们四个孩子艰难度日。王洪文因家贫自幼给当地富裕人家放猪，只念过三个月的私塾。一九五一年四月，王洪文十六岁，这年，他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不久，朝鲜战争爆发，他随部队被派往朝鲜。他先是当警卫员。王洪文天性好动贪玩，喜欢下河摸鱼，又懒散，喜欢睡懒觉，几次三番后，首长就叫他到通信科当通信员。在通信科，他常常在点名时受到机关协理员的批评。王洪文又是个很倔的人，总是当场跟协理员吵起来。因为这个缘故，他没有和其他人一样火线入党——在朝鲜战场上没有入党，那就是个最硬的证明。朝鲜战争结束回到国内后，他才凭着参加战争的荣耀，凭着自己能说会道，稍加规范表现自己，才得以拿到了那张党票，成为了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参军五年半后，他复员了。他被分配到上海东北角的一个叫杨树浦的工业区的上海第十七棉纺织厂──人称“国棉十七厂”。这是一个有近万名职工的大厂。

报到的那天，他特意穿上了一套”军官服。他没有当过军官。一九五六年，当他随部队到南京参加军事集训的时候，每个学员可以置一套解放军战士服，他就想方设法买了一套军官服。军服肩上有一根挂肩章用的布条，这能唬不知他底细的人，别人会以为他退伍之前是个军官。他觉得凭他参加过朝鲜战争，又是党员，厂里大小也得给他个官当当。出乎他的意料的是，厂里分配他到该厂的第二纺织工厂当保全工！他不得不脱下心爱的军官服，穿上胸前印着“安全生产”的蓝色工作服，成天价跟满是油泥的纺织机打交道。从此也对厂党委埋下了不满的种子。
二十一岁的王洪文在嘈杂的车间里，总是坐在用废旧梭子做成的椅子上，面对满是油泥的纺纱机、织布机叹气。师傅叫他认真学，他说：“师傅，谢谢你的好意。打开天窗说亮话，我不想吃技术饭，我想吃政治饭！”
王洪文每天看着厂领导坐在宽敞明亮的办公室里，在绿树摇曳的影子里，在鸟儿欢乐的鸣叫中，领导们对着一杯清茶，吸着一枝香烟，翘着二郎腿看着报纸，觉得自己完全是吃政治饭料，自己这个人才是被埋没了。师傅说：
“要吃政治饭也得好好干！”
可是王洪文并没有理解师傅的意思，越来越变得消沉了。他下班后要么沉入酒中，要么和人一盘接一盘地下象棋，要么困大觉，以此来打发时间。好在不久他恋爱了，才使他又振作起来。

王洪文白面，五官端正，身材也很好，颇有女人缘。厂里有好几个漂亮的姑娘青睐他，但王洪文偏偏看上一位相貌并不起眼的托儿所的保育员。原来，王洪文只身到上海，住的是集体宿舍，厂里没有能力安排婚房，而保育员家在紧挨着工厂的一条叫“定海路”的短小的马路上，有二十多平方米的平房的前半间可以给他作婚房。在上海，能有这个住所是十分难得的，很多人家几口人还没有这么大的住所。王洪文头脑活络，在厂里休息天人少时，买通传达室里的人，把厂里的黄沙、水泥直至门上的弹子锁偷去，给这前半间房好好装饰了一下，同时又从堆放在定海路上的公家木料中扛走了一根最粗的，到锯木厂冲成板，做了一张木板床，就结了婚。
“大跃进”后，原棉供应不足，上海国棉十七厂开工不足。这时正赶上上海市政府组织十万围垦大军，奔赴附近的称为“上海的西伯利亚”的崇明岛，围堤造田，国棉十七厂就抽调一批干部、工人，参加围垦大军。在围垦人员名单之中，有王洪文。
这段历史对王洪文很重要。王洪文小时候替富人放过猪，却从来没有种过田。因为有了这段历史，毛泽东后来称赞他说：“王洪文种过田，当过兵，做过工，工农兵都齐了。”
但当时王洪文知道自己要被“下放”，怒发冲冠。觉得这是厂党委存心对他这个东北人过不去。到了崇明岛，王洪文开始消沉，后来又自找乐子。崇明岛上的河里，有很多鲜美的野鱼，崇明岛上的海滩上，到处有又肥又大的螃蟹，崇明岛上的芦苇丛中，到处有可作美餐的黄鹂、布谷……只要挨过干活的那几个小时，王洪文就投入到自己的乐子里，钓鱼、抓蟹、打鸟。他打鸟的武器比当地的农民先进，用的是他从上海带去了的小口径步枪。
尽管如此，王洪文还是厌恶这里的泥巴活，他觉得自己和罪犯“劳动改造”没有两样。他一回家去看望家人就打电话给领导说自己生病了，“病”了好久才回崇明。领导要在党员中提拔农场干部，有人说王洪文说希望自己吃“政治饭”，领导便找他谈话，他说：“我逃也要逃回上海去！”
两年后，王洪文终于“解放”回到了上海，回到了厂里。这次，他因祸得福，领导见他在崇明岛上拿着一杆枪像只猎狗一样地跑，又见他不是一个能够老老实实劳动的人，就安排他到国棉十七厂第二纺织工厂当治保委员。王洪文觉得这下应该好好表现了。他于是努力规范自己，在领导面前也装得非常服贴的样子。两年后，他被调到国棉十七厂（总厂）的保卫科，当上了保卫员。厂里还让他担任了基干民兵连连长，负责训练厂技校的学生。那时候，保卫科科长的位置空缺，只有一位代科长。王洪文一心向往能得到这个位置。

王洪文的心在这时也膨胀起来，他的目标当然不仅仅是这个小科长。科长只不过是阶梯的一档。每当厂里说要有外宾来了，王洪文总是把自己料理得干干净净，把四六分的小分头弄得油光闪闪。外宾到了，作为保卫员理应规规矩矩地站在边上，他却抢前一步上去握手，外宾离去，他也要跑上去握一握手。搞得保卫科代科长总是提醒他：保卫员的职责只是保卫外宾的安全，接待外宾是厂领导的事。
王洪文的妻子接连生了一女两男，夫妻双方的父母又要赡养，家里常常入不敷出。王洪文又开始长吁短叹，脾气也变得很坏。他觉得要走出这个困境，唯有升官。可是，正当他做着科长梦的时候，上海市委“四清”工作队开进了国棉十七厂。“四清”之一就是“清经济”。有人向工作队反映了王洪文在装璜新房时偷厂里的黄沙、水泥、弹子锁和木头等，又有人向工作队反映王洪文在外宾走后，在接待室里悄悄地把剩下的高级香烟塞进自己的衣袋。更让王洪文难堪的是，一个和王洪文有过节的人当着工作队的面，说王洪文穿在里面的衬衫，是用厂里的花布做的，显然是偷的。王洪文辩解时，那人说“有种你现在脱出来让大家看看”。弄得王洪文抓耳挠腮下不了台。
王洪文就连保卫员的位置也要丢了，还想当什么保卫科长！他对揭发他的人恨之入骨，尤其是揭发他偷木头的定海街道第五里委会第二居民小组长余凤珍。他发誓有朝一日要余凤珍“好看”，因为木头的价值比较大。
也是王洪文时来运转，这时，文化大革命爆发，聂元梓等七人被毛泽东誉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大字报从广播电台，从报纸传到了国棉十七厂。王洪文正有一肚子的对现实的不满，他马上联络保卫科保卫员孙一中、内勤董秋芳以及厂党委组织科档案管理员唐文兰一起，决定向厂党委开火。

王洪文这些人躲在档案室里，写出了《剥开党委画皮看真相》大字报。他们认为，这是“上海国棉十七厂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为了和“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一样有七个人签名，他们又拉来了另三个人，凑足七个人签了名。王洪文的名字签在第一个。他们把大字报贴在医务室旁墙上。为了壮声势，王洪文还提议在上方贴上三条大字标语：
“坚决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
“坚决打倒资本主义当权派！”
“坚决挖掉修正主义老根！”
大字报共分三个部分：（一）厂党委不抓阶级斗争；（二）执行修正主义路线；（三）把群众意见当耳边风。
大字报一贴出，立刻观者如云。周围墙上马上有几百张大字报贴出来，有支持王洪文他们的，也有对他们的大字报进行反击的。
“造反有理”的口号声和歌声响彻在神州大地，王洪文喜之不胜，变得空前的活跃。他意识到，有他用武之地的时代到来了。他平常不读书、不看报，现在他开始钻研报纸，捕捉中央动向。他对姚文元的文章，《人民日报》的社论，以及两报一刊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如江青化名“高炬”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等，看了又看。

那段时间，王洪文总是称病在家。他和他的造反派战友们，每天聚在他在定海路的小屋里，策划着战斗。因为小屋和国棉十七厂近在咫尺，周围又住着同厂工人，怕引起注意，他们又把转移到外滩的黄浦公园。王洪文作出两项决定：第一，到中共上海市委和纺织局党委去告状；第二，继续写大字报揭发厂党委。
去告状毫无结果。于是王洪文再一张接一张地写大字报。反击他的大字报也随之升级。有人贴出了《向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王洪文猛烈开火！》的大字报。双方总是进行面对面地辩论，还发生了肢体冲突。
王洪文搅得上海国棉十七厂一片混乱，使这家九千人的大厂，成为上海纺织系统最乱的一家工厂。全厂贴出批判厂党委的大字报达七千五百二十五张！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动向，引起了中共上海市委的注意。上海纺织工业局党委决定，派出了以女队长施惠珍为首的市委工作队进驻国棉十七厂。施惠珍是上海市总工会副主席，四十多岁，留着齐耳短发，她带领着从上海市纺织、公安、工会等各机关抽调的一百多名干部，组成了上海国棉十七厂新的领导核心。
施惠珍进厂之后，就着手了解王洪文，摸清此人的情况。可是她还没有站稳脚跟，在厂门口热烈欢迎市委工作队的横幅边就出现了王洪文的大字报：
《市委工作队滚回去！》
王洪文掉过炮口来，开始轰向工作队。
北京的声音传到上海似乎要很长时间。其实，施惠珍带领工作队进驻国棉十七厂前一天，从外地回到北京的毛泽东，就明确地指出：“派工作组是错误的！”中共上海市委竟没有像王洪文那样专注于来自北京的最新消息，竟把一碗馊掉的粥掇到了桌面上，竟让王洪文添了一分反工作队造反资本。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十六条”下来了。国棉十七厂工人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向厂常委夺权。只要成为“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也就是“文革主任”，王洪文就是厂里的太上皇了。他和厂里另一派造反派的头头竞争这个位置。可是，就在这节骨眼上，那个曾经揭发他偷过木头的余凤珍又在厂门口贴了他的大字报《王洪文的十大罪状》，揭了他的老底，让他竞选失败。
王洪文正感到失落请病假在外滩晃悠时，红色电波传来了北京的“特大喜讯”，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接见百万红卫兵！一个叫宋彬彬的红卫兵把一只红卫兵袖章戴在毛主席左臂上！王洪文立刻回到厂里，发出倡议：在国棉十七厂的民兵中成立红卫兵组织。王洪文自己也参加了红卫兵——毛主席都戴上了红卫兵红袖章！
可是不久，来了个文件，参加红卫兵必须在三十岁以下，王洪文三十一岁，只得失望地摘下袖章。
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后，上海外滩和各街道不断出现来自北京的红卫兵，他们大多穿着宽大的不带领章的军装，戴着军帽，腰里扎着皮带，手里拿着毛主席语录本。
这天，王洪文看到一群队旗上写着“清华大学《送瘟神》战斗队”的红卫兵，用长梯子爬上挂着“中国共产党上海市委员会”和“上海市人民政府”白地红字牌子的大厦，刷上一张大字报《给上海市委一记响亮的耳光》
大字报说上海市委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理由是：一，没有在市委大楼前挂毛泽东画像；二，街上冷冷清清，没有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燃烧起来。

王洪文对北京来的红卫兵敬佩得五体投地。以前每当走过市委大厦这里，他总是抱着一颗敬畏的心，像他这样的上海造反派，哪敢有如此举动！看来现在真的“造反有理”了，造反百分之百地有理了。什么人的反都可造得！
北京的红卫兵搬来了毛泽东巨幅油画像，把它高悬在上海市委大楼顶层。这时，北京红卫兵发现了上海市委更为反动的地方，北京各单位早已赶走了工作组，而上海各单位还在上海市委工作组领导之下进行文革。北京红卫兵马上把上海市委、市府包围了起来。上海市委叫施惠珍紧急抽调国棉十七厂七百多名工人组成纠察队，在市委门口打起人墙，以防冲击。
北京的红卫兵唱着“拿起笔，作刀枪”的造反歌，或高呼“炮轰上海市委”等口号，挥舞着红宝书，要求上海市委接见。上海市委只同意同代表谈话。双方僵持着。
那些天，王洪文没有参加纠察队，但他一直在市委、市府门口。当上海工人纠察队员和北京红卫兵发生了激烈争论时，他在一旁邀请北京红卫兵到国棉十七厂帮助他们搞文化大革命。于是，一部分北京红卫兵到了国棉十七厂和王洪文领导的造反派串连。
厂里的“保皇派”工人看到北京红卫兵耀武扬威地进进出出，就在门口贴了对联：
“大串连必需介绍信”，“斗批改全靠本单位”。横批是：“请君留步”。
王洪文立刻叫他的手下把对联和横批撕下来，在旁边贴上另一副对联：
“干革命何需介绍信”，“砸大门欢迎红卫兵”。横批是：“造反请进”。
双方发生了冲突，你推我搡。造反派毕竟是造反派，他们要比“保皇派”厉害，加上有北京来的红卫兵支援——那些红卫兵哪样的世面没有见过？哪样的战斗没有经过？于是，造反派保住了他们的对联和横批。于是，大批北京来的红卫兵进驻了国棉十七厂。

与此同时，上海市委和北京红卫兵的冲突传到了北京。从北京传来最新消息，毛主席在给林彪等的一封信中说：
“……组织工农反学生，这样下去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似宜中央发一指示，不准各地这样做，然后再写一篇社论，劝工农不要干预学生运动。”
毛泽东的意见，立即得到贯彻。中共中央又发出文件，指示各省、市党委不得组织工人、农民反学生。《人民日报》也发表了社论《工农群众和革命学生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团结起来》，指出“学生起来闹革命，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指向一切牛鬼蛇神。”北京来的红卫兵大获全胜，纷纷建立驻沪联络站。
北京红卫兵给上海带来了革命新气象，他们也让王洪文自感不如。王洪文在北京红卫兵的启发下，召集他的造反派中十四个得力的同伴到黄浦江边一只船上，提议决定了三件事。之所以到船上，是学习中共一大，也图个星火燎原的吉利。
哪三件事？一、造反派必须像北京来的红卫兵一样，有自己的组织，有组织才有力量，以后他们这帮人就叫“誓死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战斗队”。他们这帮人都没有什么学历，都同意了王洪文取的名字，有人说以后就简称“战斗队”，有人说现在“战斗队”大多了，还是简称“誓死队”，以和人家相区别，结果大家同意后者。大家理所当然推举王洪文为队长。二、到北京去。第一，去天安门广场去见红太阳毛主席，把革命的火种带回来，第二，告厂党委，告工作队压制文化大革命的状。北京来的红卫兵告诉王洪文：“中央办公厅、国务院都设立了接待站，专门接待上京告状的机关干部、工人。”第三，到北京其他单位串连取经。这一点，大家开始面有难色，但当王洪文说北京来的红卫兵告诉他去北京的红卫兵被称作“毛主席的客人”，白坐车，白吃饭，白住宿后，大家都欢呼起来。这时，有人提醒“我们不是红卫兵”，王洪文说，他早就想好了，到车站后就套上红卫兵袖章，谁还查得这样仔细。三、以“誓死队”的名义，写一封《给全厂革命同志的一封公开信》。作为誓死队的亮相，也告诉大家他们将去北京，以助声威。

第二天，王洪文等十五人到厂医务室开病假单。厂医知道他们现在是造反派，不好惹，就都开给了他们——是不是有点像阿Q开始造反的时候。于是，他们在厂里请了病假出发了。出发前，他们在厂门口贴出了他们的《给全厂革命同志的一封信》：
“亲爱的同志们，战友们：
我们抱着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捍卫毛泽东思想、誓死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和必胜信念，暂时跟你们分别了。我们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中心、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身边——首都北京去了。……”
十月十四日凌晨，王洪文等十五个人随着红卫兵涌出北京站。他们直奔国务院接待站。接待站的人一听是“来京告状”的，马上给他们开了一张条子。他们便拿着这张条子住进了北海公园附近的北京商业招待所。第二天，他们便得到了接待。接待他们的是一个叫朱玉贵的男人。朱玉贵对他们反映的事进行了笔录。之后，王洪文等前往北京大学取经。
到北京大学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得到聂元梓的接见，能受到她的勉励。只是他们没有如愿。现在的聂元梓，已是高高在上的英雄，这十几个不起眼的工人要求接见，似乎还不够格——来自大上海又怎么啦！不过，在北京大学，王洪文一行还是受到了造反氛围的感染和激励。第二天，他们又马不停蹄到清华大学、京棉一厂、京棉二厂等取经。为了能给自己的上访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们这天和第二天又去了接待站。
十月十八日，也就是毛泽东第五次接见红卫兵，王洪文等夹杂在红卫兵中见到了红太阳。王洪文等人和千千万万红卫兵一样，在红宝书的扉页上写道：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八日下午一时二十分，我在北京和平街上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毛主席身着军装，站在敞篷车上，离我只有十五公尺。这是我一生中永远难忘的最最幸福的时刻！”

之后，他们和当时千千万万红卫兵的做法一样，到电报局去排队，向在上海的亲人和誓死队队员发去电报：
“我在十八日下午一时二十分见到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
上面有规定，红卫兵见到毛主席后拍电报是不用钱的。
在北京呆了十天，王洪文等每人背着一大包传单，带着记满了从街头和各单位墙上的大字报中摘录下来的造反语句的几本笔记本，回到了上海。
他们像英雄一样凯旋而归，在上海北站月台，受到国棉十七厂的造反派们的热烈欢迎。这时，王洪文发现，在欢迎他的造反派中，不光有印着“誓死队”的红旗，还有印着“永忠队”的红旗。
原来，由于“誓死队”的主力前往北京，厂里的造反派拉起了另一支新的战斗队，叫“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战斗队”，简称“永忠队”。许多誓死队队员也加入了永忠队。那么永忠队为什么会来欢迎王洪文呢？原来，永忠队成立，厂里的“保皇派”工人为了自己有力量，也成立了自己的组织“捍卫毛泽东思想委员会”，简称“捍卫会”。“捍卫会”得到了工作队队长施惠珍的支持。在成立大会上，施惠珍还上台讲了话，表示祝贺。由官方的支持，捍卫会显得非常强大，永忠队立刻感到自己势力薄，觉得有必要联合誓死队。
永忠队的成立，也架空了王洪文。王洪文当场讲话，晓以大义，建议造反派“捏成一个拳头”。

永忠队的头头看来是真革命，同意合并。条件是要用他们的旗帜，也就是合并后用“永忠队”之名，王洪文当场同意。接着当然是选举头头了，王洪文先不提这个，而是从挎包中掏出刚从北京带来的传单，要对大家传达。大概现在不是长篇大论作报告的时候，就又把传单放了进去。他站到月台座椅上，大声说：
“毛主席说，工作组起坏作用，阻碍运动，应当统统驱逐之。康老说过：‘毛主席一个工作组也没派’。陈伯达同志指出：‘工作组是障碍物！’江青同志在批判工作组时指出：‘要甩掉保姆，踢开绊脚石，自己解放自己彻底革命！’”
这些话己都到王洪文肚子里了，要知道王洪文小时候只读过三个月的书，真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王洪文接着大声说：
“在我们的首都，工作组早已被抛进历史的垃圾堆。可是，在我们上海，在我们厂，还是工作队的天下。‘保皇派’成立‘捍卫毛泽东思想委员会’，其实是‘捍卫工作队委员会’！今天，我们成立‘永忠队’，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赶走工作队！”

他带领大家呼口号。
接着，王洪文向大家传达见到红太阳毛主席的激动人心的一刻。全场欢呼起来。
最后，王洪文提议大家选永忠队头领。王洪文上面的讲话都是为了自己能当上永忠队的头领。王洪文的目的达到了，他挟到祖国心脏串连和见到红太阳之强势，自然当选为永忠队队长。
永忠队造反派扛着印有“永忠队”的队旗，敲着锣鼓，排着队，雄赳赳、气昂昂地地从火车站出来。王洪文等永忠队头领意气风发地走在前面。
到了厂里，永忠队行动起来。他们在厂里的各个地方，都贴上大幅标语：
“火烧施惠珍，炮轰工作队！”
“彻底打倒以施惠珍为首的执行资反路线的市委工作队！”
……
接着，他们包围了施惠珍的工作队办公室，他们手中拿着《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战斗队宣言》，要求施惠珍签字，再由厂广播台广播。
施惠珍拒绝他们的要求。永忠队呼喊着口号，他们卷袖子捋胳臂要揪斗施惠珍。亏得捍卫会的工人冲上来，这才把施惠珍救出。

捍卫会的人上次在门口的对联上吃了亏，这次是有备而来，又多是上海到市委市府去过的工人纠察队队员，好像是自己见过世面胆更大，永忠队的人一时退却。王洪文陷入了捍卫会的包围之中。很多人推搡他，质问他为什么不上班。幸亏技校的“革到底”红卫兵战斗队及时杀到，他才突出重围。
晚上，乘着捍卫会的工人下班回家，王洪文带领永忠队闯进工作队办公室，拿走了所有材料。
第二天，永忠队和捍卫会斗争白热化。最后永忠队胜出。他们强占了厂“大字报管委会”办公室，夺走所有大字报底稿，强占了厂广播台，一遍一遍地播出《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战斗队宣言》以及叫工作队“从今天起靠边站”的《“永忠队”通令》。他们把施惠珍拉到会堂进行批斗，很多人对她施以拳打脚踢。
王洪文们已经见过世面，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斗争，现在觉得再也没有什么可怕的了！最后施惠珍幸亏被捍卫会中几个会武术的工人把她越窗救出，才得以少受肉体之苦。
王洪文夺了国棉十七厂的权，他又到过北京，虽然不像毛主席那样放眼世界，不像中央领导那样胸怀祖国，但至少是放眼上海了。
他站在厂门口，看着一辆辆载重卡车呼啸而过，看着穿着胸前印着“安全生产”的蓝色工作服的人们来回走动着，又看了一眼灰蒙蒙的工厂的围墙，目光就顺着一根根高耸的烟囱，放眼浓烟背后的蓝天。他王洪文，得到的不应该是国棉十七厂这地盘，应该是整个上海这片天地。
就在这时，他收到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驻沪联络站”派专人送来的“邀请函”，请他去参加“上海工人串连交流经验会”。
第二天下午，王洪文把四六分的小分头梳得苍蝇打滑，穿上了那件平时不舍得穿的军官服，把红宝书拿在手里，踏上了八路有轨电车，前去开会。

“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虽说是“总司令部”，习惯上大家还是叫它“首都红三司”。首都的大专院校红卫兵原先以学校为单位相应成立组织，现在则逐步形成了跨校系的派性体系，先由最先造反的红卫兵成立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骨干多是高干子弟，其特色是坚持“老子英雄儿好汉”的血统论。接着又有人成立了一个司令部，与这抗衡。这样前一个红卫兵司令部称为“红一司”，后面一个红卫兵司令部称为“红二司”。红二司虽然没有像红一司这样强调血统论，但其基本态度还是保老干部。“清华大学红卫兵井冈山兵团”团长蒯大富被工作组打成反革命平反后名声大震，成为红卫兵中的英雄，他不愿俯就两个司令部，联合了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头头王大宾，成立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虽称是“总司令部”，由于独立于前面两个司令部，人们习惯上还是称它为“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简称“红三司”。蒯大富自己担任司令，王大宾为副司令。由于蒯大富和刘少奇派遣的工作组斗，声震中央，得到毛泽东的肯定，更为重要的，红三司和红一司、红二司不同，他们的基本态度是造各级党委机关和领导干部的反，声称“矛头向上就是大方向”，这符合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精神，得到了以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的大力支持。红三司迅速壮大，原红一司、红二司的红卫兵，也纷纷投到蒯大富的麾下。因此，红三司成了首都红卫兵中最为强大的司令部。中央文革要贯彻毛泽东的战略方针，也要依靠红三司。红三司不但在北京称雄，而且把触角迅速伸向全国。他们在全国各地建立联络站，向全国各地发行自办的报纸《首都红卫兵》和《革命造反报》，影响全国的文化大革命发展。
“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驻沪联络站”设在愚园路上。一路上电车叮当作响，似乎在为王洪文此番出征作伴奏。电车出了厂区，经黄浦江边，过了静安寺，就看到那那幢建于三十年代的小洋房。那原是一个资本家的房子。在扫“四旧”的时候，红卫兵一声令下，把房主赶走了，现在就成了首都红三司的驻沪联络站。
王洪文对这幢小洋房很是敬畏。这幢小洋房，就像是上海文化大革命造反指挥部。王洪文早就听说，这里是通天的，这个联络站与中央文革有热线联系。前不久北京红卫兵大闹上海市委的革命行动，就是由这个联络站策划的。
到门口迎接王洪文的是联络站负责人，一个姓包的红卫兵，单名一个“炮”字，叫包炮。他原是中央美术学院的学生，原来并不叫包炮，取名为“炮”，是出于对毛主席那篇《炮打司令部》的感情，也是表示对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进攻的决心。他生得瘦削，戴着一副近视眼镜，年纪刚刚二十出头，但显得老成、沉着、坚定。他的父亲是革命烈士，这更助长了他天不怕、地不怕的个性。同时，他在中央又有特殊的背景，他的母亲，因为政治身份可靠，在北京康生家当保姆。他和康生关系非常密切，康生把他当然自己的一颗棋子，他奉康生为他的导师。在康生的介绍下，他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大部分人包括江青也非常熟悉。到上海后，包炮领导了北京红卫兵对上海市委进行了几次炮轰，反响很大。只是，上海市委依然未倒，上海市委派出的工作组还在领导着各单位的运动，这使包炮非常恼怒。正在这时，江青向他打来电话，为他指点迷津：
“你们应该好好学一学毛主席的《青年运动的方向》这篇光辉著作！”

于是，包炮组织联络站的全体成员学习了毛主席的这篇文章。这篇文章的主旨是：“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结合的，是革命的，否则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
包炮恍然大悟：北京红卫兵只有与上海工人造反派相结合，才能打倒上海市委。
洋房里已经坐着好多其他厂的工人造反派头头，有上海良工阀门厂的钳工陈阿大、上海玻璃机械厂青年工人潘国平、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车工黄金海、上海合成纤维研究所化验工叶昌明、上海铁路局装卸机械厂锻工谢鹏飞、上海八二二厂技术员岑麒麟等。除了这些工人领袖，更多的是红卫兵代表，除了北京红卫兵，有包炮请到的“上海炮打司令部联合兵团”、“上海交通大学反到底兵团”的红卫兵头头，还有上海中学生红卫兵代表。
人到齐后，按照惯例，大家先“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接着一起学习毛主席语录，之后主持会议的包炮讲了全国和上海的文化大革命形势，叫大家“交流”。
各工人造反派领袖都诉说了自己的造反受到厂党委和工作队压制的情况，大家拍桌子骂娘的，都气不打一处来。
包炮叫大家安静，说，现在每天都有不少工人来找我们，反映受迫害情况，要求支持，希望在座的能考虑成立一个全市性的工人造反派组织，文化大革命制定的《十六条》中讲到工农兵是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主力军为什么不动呢？应该组织起来！
这才是包炮今天请他们来的真实意图。
工人领袖们一致响应，说早就该联合起来了，联合才有力量。
上海八二二厂技术员岑麒麟掏出一只用肥皂刻的图章，出示给大家看，上面刻着的是“工人赤卫队”五个字。大家感到奇怪，事先并没有设想成立组织，怎么图章也刻好了？王洪文用手肘捅了一下边上的潘国平，咕噜了一句：
“政治扒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