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总的警卫景希珍口述中，对彭与其它元帅的关系有段记述
老帅之间
在艰苦、漫长的战争年月里，彭总和老帅们建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到北京后，朱总司令一有闲暇，总爱走来串门。有时还要在一块吃饭，饭后，要是没有别的事，准有一个人提出：“来一盘吧！”我把棋具拿了出来，朱总亲自动手摆好棋子，朝彭总说：“来，杀一盘！”当彭总同朱总聚精会神地下棋的时候，有时互相望着笑笑，有时为了一步棋，竟然天真地争夺起来：“君子举手无悔！”“好，不悔不悔，先输给你一局，让你三分嘛！”“哪个要你让，有多少老力气，全使出来。”这时我们围着观战的，都哈哈大笑起来。这两位老总亲密得像老哥俩。在中南海同住的几年里，两个人不是你来，便是我往，下棋，散步，说古谈今，总有说不完的话。有次我叫彭总去看电影，彭总说：“你去吧！我等朱老总来，同他在一起，比看电影好。”还有一次，朱总要划船玩，彭总说：“不行，你掉下去了我保不了险！”朱总说：“我保你的险，你掉下去了，我来捞。”朱总说着就往小船上去。彭总对我说：“快去叫几个人来，要会水的！真要让朱总司令喝了水，可了不得。”

除朱总之外，彭总和叶帅的往来也很密切。两人中谁去外地，走前一定要去向对方告辞，回来后，一定要交换互相的见闻，见面后说个没完，走时一送再送，十分投契。有时，他们在一块吃狗肉，两家人围席而坐，欢笑之声不歇，气氛很是热烈。
陈老总每次来，平时不大爱说笑的彭总总是笑声不断，连我们也高兴异常。有次陈总问我哪里人，我说：“山西洪洞。”他打趣说：“洪洞县里无好人。不，你是好人。跟彭老总的还能不是好人？”有一年，彭总出国访问。他把一些准备对外的讲话材料送给当时担任外交部长的陈毅同志征求意见。陈老总送回稿子时，开玩笑似的对彭总说：“老兄大作，兄弟拜读过了，很好很好，一字不须添，一字不须删。”彭总说：“出了差错。你可要负责！”陈总说：“只要你老兄讲出去的，兄弟我一概负责。” 陈老总在关键时刻真正表现了一个生死与共的战友的真挚情谊。一九五九年。彭总开完庐山会议回到北京，陈总第一个来看望他。他对彭总说：“老兄想开些，大局为重吧！正好利用这段时间，读几年书，有话慢慢说吧！”陈总出门，特意嘱咐我说：“小同志，可不能因为他犯了错误就另一个样子，要更好地关照他。”一九五九年，彭总最后一次出国访问回来。他告诉我们，凡是在国外收的礼物一律清点上交，有纪念意义的送博物馆，吃的、用的交服务处。就在我们清点的时候，他来了，拿起一支猎枪说：“这个可以不交，我在国外就想好了，这猎枪要留下。”我说：“你又不打猎。”他说：“给贺胡子，贺胡子有空的时候爱打猎！”后来，因为急于去庐山开会，这支猎枪才没有找到机会送给贺老总。

彭总和刘帅、聂帅、徐帅、罗帅都十分亲密。我听说，抗日战争期间，彭总和聂帅分在两个地区指挥作战，两人为了交流作战和工作经验，曾不止一次冒着危险，通过敌人封锁线前来见面。彭总在朝鲜期间，每次回国，当时任参谋总长的聂总不仅为他安排工作上的种种方便条件，而且总是记得通知远在千里外的彭总夫人浦安修同志前来北京。
凡事有个例外。我唯独不记得他和林彪有过什么密切的交往，这原因，直到好久以后我才知道了一点。

@老马甲2014 2016-12-04 20:58:11
把百搭说成个不学无术的阴险小人，那份才气水平，他妈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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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批陈整风”运动中，毛有个批语：
“我党多年来不读马、列，不突出马、列，竟让一些骗子骗了多年，使很多人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唯物论，在庐山闹出大笑话，这个教训非常严重，这几年应当特别注意宣传马、列。”

批语中的 “一些骗子”指的就是王明、刘少奇和陈伯达。
陈被毛骂成“混入党内的假马克思主义者”，与王明、刘主席等列，可见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厚度。

问题是，毛的这一段话，包括不包括自己？

例如，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更不去说很好的配合。仅举三次庐山会议〔５〕为例。第一次，他跑到彭德怀〔６〕那里去了。第二次，讨论工业七十条〔７〕，据他自己说，上山几天就下山了，也不知道他为了什么原因下山，下山之后跑到什么地方去了。这一次，他可配合得很好了，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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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毛的眼中，陈秀才也是很有意思，第一次庐山会议，跟彭总搞到一起了，第二次庐山会议，则跟林总搞到一起了。

中共中央关于批发《关于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陈伯达的反革命历史罪行的审查报告》的通知
中发 ［1972］ 25号
毛主席批示：照发。

中共中央通知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各省军区、各野战军党委，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领导小组、党的核心小组：
现将中央专案组《关于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陈伯达的反革命历史罪行的审查报告》和陈伯达的反革命历史罪证，发给你们，请你们按照中发［1972］3号文件的精神，组织传达、阅读和讨论。
陈伯达到延安以后直至九届二中全会期间的反革命罪行，还在继续审查中。有关陈伯达罪行的揭发材料，望各地继续报送中央。
中共中央
一九七二年七月二日

关于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陈伯达的反革命历史罪行的审查报告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领导下，党的九届二中全会粉碎了林彪反党集团发动的反革命政变，首先揭露了林彪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陈伯达反党，反“九大”路线，反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罪行。毛主席的《我的一点意见》，批判了陈伯达反动的资产阶级唯心论，驳斥了他的谣言和诡辩，揭露了他假马克思主义者、野心家、阴谋家的面目。一九七0年九月六日，在九届二中全会闭幕的会议上，党中央宣布对陈伯达进行审查。经过全党批陈整风运动的揭发和批判，经过陈伯达专案组的深入调查，取得了陈伯达反革命罪行的大量物证、人证、旁证。一九七一年三月，毛主席指出：“陈伯达早期就是一个国民党反共分子。混入党内以后，又在一九三一年被捕叛变，成了特务，一贯跟随王明、刘少奇反共。他的根本问题在此。所以他反党乱军，挑动武斗，挑动军委办事组干部及华北、军区干部，都是由此而来。”

一、陈伯达是一个国民党反共分子
陈伯达出身于“四代书香”门第的破落封建官僚家庭。他早期就是一个国民党反共分子。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大革命期间，他一贯站在国民党右派立场，进行反共反革命的罪恶活动。
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四年，陈伯达在受漳厦护军使臧致平、当地警察厅长杨遂等操纵的厦门通俗教育社担任编辑工作。一九二五年春，在厦门，陈伯达经国民党右派黄振家介绍，参加国民党。同年，与黄振家、梁龙光等组织国民党反共团体“孙文主义学会”。
一九二五年九月，陈伯达在《洪水》杂志第一卷上发表《努力国民革命中的重要工作》的反共文章，辱骂共产党“是走入迷路的糊涂虫”，“盲目胡言，自送死地”。他叫嚣要把这种“妖怪”“一扫而空”，就是要消灭中国共产党。
一九二六年三月，陈伯达策划和指点国民党右派，对中共广东党、团区委派到厦门招收农民讲习所学员并帮助当地党、团发展组织的特派员，进行有计划有组织的围攻，质问我党特派员“来厦门有何任务、企图和阴谋”，诬蔑“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已失败”，诬蔑中国共产党是“卢布党”。
一九二六年夏秋之交，在广州中山大学，陈伯达和黄振家等“孙文主义学会”派反共分子，拥护国民党极右派邹鲁等召集的“西山会议”，反对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反对国共合作，叫嚷“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肆意毁骂“共产党居心不测”，“苏俄包藏祸心”，反对和破坏共产党组织的进步学生团体，辱骂共产党员“都是领苏联津贴的‘卢布客’”，“可鄙”。
一九二六年秋至一九二七年四月，陈伯达先任国民党汕头市党部秘书，接着投靠国民党军阀张贞，任少校秘书，并兼任何应钦办的东路军军官学校政治教官。他为张贞起草反动文告，进行反共宣传，从事反共活动。

二、陈伯达一九二九年在莫斯科参加托派组织，回国后继续进行托派反共活动

一九二七年陈伯达混入党内不久，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一九二八年，他同万志凌等人一起，从事托派反共活动。陈伯达读了万志凌传给他的攻击斯大林和联共党的托派文件，听了万志凌散布的社会主义不可能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托派理论和诽谤斯大林、吹捧托洛茨基的反革命言论，他都完全同意。一九二九年四、五月间，经中山大学托派领导机构五人小组成员万志凌介绍，陈伯达参加了托派组织，接受万志凌的领导。陈伯达利用同乡、同学的关系，秘密组织阅读托派文件和托派书籍，暗中操纵程小孩（即程先奇）、郑洪涛等人进行托派反共活动，为托派组织筹集活动经费。莫斯科中山大学联共（布）清党时，万志凌等一些托派分子被苏维埃政府逮捕。陈伯达攻击说：“这简直是恐怖政策”，“斯大林是独裁专制”。他暗中活动，告诉其他托派分子注意隐蔽，“不要往前冲了”。托派分子万志凌等被判处流放时，陈伯达唆使一些人反对流放，要求将万志凌等人送回国内。万志凌流放临行前，陈伯达还特意送他五十个卢布，表示对托派的忠诚。
一九三0年陈伯达回国后，继续进行托派反共活动。一九三三年，他参与了托派头目张慕陶分裂中共抗日同盟军前敌委员会的阴谋活动。一九三四年，陈伯达同托派头目杜畏之狼狈为奸，为张慕陶托派反共活动出谋划策。杜畏之主张，张慕陶等人既然政治路线与中国共产党不同，就应另外成立一个党。陈伯达则主张：“路线虽有分歧，但这伙人不应脱离共产党，只应成为党内一派，以自己的主张影响党，在党内夺取领导权。”
关于中国革命的策略问题，陈伯达同杜畏之的意见一致，都是只要城市，不要农村，只要工人，不要农民，对农村武装斗争不抱什么希望。这是中国托派在三十年代的基本主张。陈伯达一九三四年向党组织提出的《怎样组织与怎样斗争》的意见书中，还企图用这种观点来改造党，妄图否定中国革命要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他在意见书中说：“苏区各地革命的深入，与白区革命运动的开展是目前中国苏维埃红军胜利的保障，然而这还不是绝对的保障，绝对保障还是要依赖于几个中心城市以至于全国的革命胜利”。
对于中国社会史的看法，陈伯达完全同意苏联托派头子拉狄克和中国托陈取消派陈独秀等人关于中国历史上没有奴隶社会阶段的观点。一九三五年五月，他在《殷周社会略考》一文中说，“无论是从地下的发掘，或古代遗下最可靠的文书，我们还没有发现出中国曾由氏族社会转化为奴隶社会之历史的存在。”中国是“空白奴隶社会的阶段，而径由氏族社会转化为封建社会的”。从三十年代中期到四十年代中期，陈伯达发表了许多文章，大肆宣扬这种托派思想，否认马克思揭示的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否认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

关于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陈伯达的反革命历史罪行的审查报告（续一）

三、陈伯达一九三一年在天津被捕叛变，成了特务
一九三一年四月八日，陈伯达在天津英租界集贤里被捕。在敌人审讯时，陈伯达供认了组织关系，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在省里搞宣传工作”；供出了“集贤里是共产党河北省委机关”，同案人“全是共产党员，有的担任组织工作，有的搞通讯工作，有的担任缮写、印刷或者帮助别人搞工作”；供出了许兰芝、陈源道、刘一鸥、史连甲等人的组织身份和组织活动；供出了曾在莫斯科学习过的同案人的真实姓名。敌人在复审其他人时，证明陈伯达的供词属实。
一九三一年九月，陈伯达转押北平草岚子监狱。在狱中，他向敌人写反共呈文，说他并不赞成共产主义，认为“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他在狱中写信给国民党军阀张贞的叔父张达卿，向张贞求救。张贞出款两千元，由王雨亭、陈文总出面到北平活动，经邰中复的父亲邰斌山（东北军少将）的关系，陈伯达写了“改过书”，办了自首手续，于一九三二年二月出狱。陈伯达出卖组织，出卖同志，是一个可耻的叛徒。
陈伯达被捕叛变，成了特务。他出狱后，继续与国民党军阀张贞、美蒋特务陈文总、河北省国民党党部特务室主任林光耀等保持联系，从事反共活动。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正当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侵入华北的时候，陈伯达抛出《论谭嗣同》一书，鼓吹帝国主义“侵略有功”的反动理论，鼓吹甲午战争后“联日”“是具有相当进步的意义的”，赤裸裸地宣扬卖国主义。
一九三四年，陈伯达鼓吹合法主义，取消革命斗争，强调华北并未沦亡，反对党提出的武装抗日的主张。
一九三六年九月，陈伯达发表《文学界两个口号问题应该休战》的反共文章，站在王明，刘少奇一边，支持周扬等“四条汉子”炮制的“国防文学”的反动口号，反对鲁迅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陈伯达在文中说：“我认为‘国防文学’──这个口号是不可驳倒的。就是那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的人，也不能否认这口号的正确性。‘国防文学’──这是联合战线的口号。”他还攻击“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不是联合阵线的口号”。同时，陈伯达同章乃器等人一起，推行王明投降主义路线，在《读书生活》第四卷第九期搞了一个“国防总动员特辑”。在这个特辑中，他抛出《哲学的国防动员》的文章，提出了反共卖国，同大资产阶级搞“合二而一”的“国防哲学”，并提出了所谓“新启蒙运动的建议”。自一九三六年九月至一九三七年夏，陈伯达连续发表了十篇文章，从资产阶级的“思想自由”和“个性解放”出发，为“新启蒙运动”提出一套适应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需要的政治纲领，企图把当时的一切文化运动纳入国民党反动派的轨道。
一九三八年六月，陈伯达抛出了《三民主义概论》这个反共纲领。在这本黑书中，他抹杀“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同旧三民主义的原则区别，抹杀共产主义同三民主义的原则区别，狂热地宣扬蒋介石那一套反动的三民主义，吹捧三民主义就是“救国主义”。他宣扬三民主义不仅要把中国从帝国主义的和中古制度的奴役之下解放出来，而且将来更要转变到社会主义去。他这本黑书的要害，就是妄图用三民主义来对抗和代替共产主义，溶化和取消共产党。在这本黑书中，陈伯达明目张胆地篡改和捏造历史，对叛变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举行了十年“剿共”战争，血腥屠杀共产党和革命人民的独夫民贼蒋介石和大汉奸汪精卫，奴颜婢膝地、恬不知耻地极尽歌颂吹捧的能事。他摘引了蒋介石、汪精卫的言论之后，接着吹捧说：“正是因为当时主要的国民党领袖，是这样不为帝国主义挑拨离间的诡计所动摇，这样坚决地继续中山先生和仲恺先生的精神和政策，结果才把陷于‘四面楚歌之中’的革命广州挽救过来，终于能够排除万难，克服大敌，转危为安，使革命势力得以继续发展和扩大。如果不是这样，那末，真要如古人所说的‘汉之为汉，未可知也’了。”他在书中鼓吹王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投降主义路线，妄图取消边区，统一于国民党反动政府。
一九三八年，陈伯达把这本黑书托王明带到重庆出版，向国民党献媚。一九四六年，陈伯达配合刘少奇“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投降主义路线，在这本黑书中，特别加进鼓吹“和平过渡”的反动内容，再版抛出。

四、陈伯达背着毛主席、党中央，同苏方人员秘密来往，进行阴谋活动

一九四九年末至一九五0年初，毛主席访问苏联，陈伯达随行。当时，中苏会谈一度遇到苏方制造的困难和障碍。在这样的关键时刻，陈伯达竟然采取“老鼠搬家”的罪恶行动，背着毛主席，同苏方秘密来往。他接受苏方的邀请，同苏方人员密谈。他出席观看丑化和污蔑中国革命的芭蕾舞剧《红罂粟花》，并同该剧的编导座谈。他背着毛主席、党中央，私自答应苏方的要求，让历史上犯过严重政治错误并同苏联特务机关有密切关系的陈昌浩回国。他为了向苏方表明他反对毛主席在中苏会谈中坚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立场，竟然不同毛主席住在一起，而搬到驻苏使馆去住。他在莫斯科会谈期间，行踪诡秘，同苏方搞了一些不可告人的勾当。回国后，陈伯达继续背着毛主席、党中央，同苏方人员罗申、尤金、费德林等人秘密来往。对苏方人员尤金恶毒攻击毛泽东思想，陈伯达不仅没有任何抵制，而且充当了他们反毛泽东思想的应声虫。

关于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陈伯达的反革命历史罪行的审查报告（续二）

五、陈伯达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一贯坚持修正主义，妄图复辟资本主义

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四次路线斗争中，陈伯达都同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头子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林彪勾结在一起，反对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解放初期，陈伯达参与了高饶反党联盟分裂党，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他积极帮助高岗修改《荣誉是属于谁的？》一文，为高岗捞取政治资本。他给高岗通风报信。高岗为篡党夺权准备的材料，给陈伯达看过，得到陈伯达的支持。
一九五九年第一次庐山会议，陈伯达跑到彭德怀那里去了，参与了彭德怀的“军事俱乐部”。一九五九年七月十四日，彭德怀抛出向党进攻的信件。当天晚上，陈伯达当众向彭德怀说：“彭老总，你的信写得很好，我们都支持你。”他同彭德怀紧密配合，恶毒攻击党的总路线，疯狂反对大跃进、人民公社，支持彭德怀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罪恶活动。
陈伯达长期为刘少奇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出谋划策。他同刘少奇一道，鼓吹发展资本主义，“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反对和破坏农业合作化。他反对和破坏毛主席领导的思想文化领域中反对资产阶级的历次大斗争。他伙同刘少奇炮制了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谬论，背着毛主席，把这个修正主义的黑货塞进了“八大”决议，妄图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路线强加给全党。在大跃进的高潮中，他以极“左”的面目出现，反对毛主席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在现阶段是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正确论断，否定价值法则、商品生产和货币作用。接着，他又从极右的方面反对党的总路线。一九六一年第二次庐山会议期间，他背着毛主席、党中央，私自下山，大肆搜集反对总路线的黑“材料”，炮制和推行修正主义路线。他到处叫嚷要发展个体经济，搞单干，妄图从组织上瓦解人民公社。他又大肆鼓吹“物质刺激”、“利润挂帅”，妄图瓦解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在一九六二年党的七千人干部大会期间，他参与起草刘少奇的黑报告，竭力夸大三年自然灾害和苏修叛徒集团反华造成的暂时的经济困难，猖狂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他同刘少奇一道，公开提出和推行“三自一包”的修正主义路线。他积极帮助刘少奇整理和修改黑《修养》，并在《红旗》杂志上重新发表。在四清运动中，他是刘少奇推行形“左”实右的路线、贩卖反革命“桃园经验”的主要帮凶。他公然提出要刘少奇管“四清”和农业，反对毛主席对我党统一集中的领导，帮助刘少奇篡党夺权。
早在九届二中全会以前，陈伯达就投靠林彪，同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勾结在一起，采取种种恶劣手段，拉山头，搞宗派，结成以林彪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林彪、陈伯达一伙背着毛主席、党中央和中央文革，长期进行地下秘密活动，大搞阴谋诡计，妄图推翻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他们利用窃取的权力，提出许多形“左”实右的反动口号，挑动干部，欺骗群众，煽动极“左”思潮，挑拨离间，制造分裂，疯狂反对党中央，反对人民解放军，破坏革命委员会，破坏我国的对外关系。林彪、陈伯达是反党乱军，挑动武斗的罪魁祸首，是“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黑后台，是国内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和帝、修、反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许多鬼事情的根子就在这里。
林彪反党集团经过长期的密谋策划，在一九七0年八月的庐山会议上向党进行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进攻，发动了反革命政变。他们突然袭击，煽风点火，破坏九届二中全会原定议事日程，背叛“九大”路线，妄图分裂我党我军，向毛主席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陈伯达为林彪发动反革命政变，实现两条反党纲领，私拟了“设国家主席”的宪法条文，炮制了“称天才”的材料，修改了林彪八月二十三日的反党讲话，制造和散布了五大谎言。大量事实证明，陈伯达是这次反革命政变的主犯之一。
陈伯达是一个反革命两面派的政治骗子。长期以来，他竭力伪装自己，采取造谣和诡辩的手法，欺骗党，欺骗群众。现在，经过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揭发，专案组的调查，证实陈伯达是一个罪大恶极的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
陈伯达到延安以后直至九届二中全会期间的反革命罪行，还在继续审查中。现将陈伯达的反革命历史罪证附上，请中央审查。
中央专案组
一九七二年七月一日

一九五九年第一次庐山会议，陈伯达跑到彭德怀那里去了，参与了彭德怀的“军事俱乐部”。一九五九年七月十四日，彭德怀抛出向党进攻的信件。当天晚上，陈伯达当众向彭德怀说：“彭老总，你的信写得很好，我们都支持你。”

他同彭德怀紧密配合，恶毒攻击党的总路线，疯狂反对大跃进、人民公社，支持彭德怀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罪恶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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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陈当众向彭总表态的事，不知道是谁揭发的？

一九六一年第二次庐山会议期间，他背着毛主席、党中央，私自下山，大肆搜集反对总路线的黑“材料”，炮制和推行修正主义路线。
他到处叫嚷要发展个体经济，搞单干，妄图从组织上瓦解人民公社。他又大肆鼓吹“物质刺激”、“利润挂帅”，妄图瓦解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
在一九六二年党的七千人干部大会期间，他参与起草刘少奇的黑报告，竭力夸大三年自然灾害和苏修叛徒集团反华造成的暂时的经济困难，猖狂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他同刘少奇一道，公开提出和推行“三自一包”的修正主义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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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一段批陈的”黑材料“看，陈这个人，实际上很有政治思想，思想上比胡乔木要有开拓精神。

最后关于我的话〔９〕，肯定帮不了他多少忙。我是说主要地不是由于人们的天才，而是由于人们的社会实践。〔１０〕我同林彪〔１１〕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们两人一致认为，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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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在《我的一点意见》最后，又突然扯上林彪，什么意思？迷惑林？稳住林？

如此批林阵营的大将陈,林聪明绝顶，难道心中没有一点感想，显然不可能。

守好大门(景希珍口述回忆)
朝鲜停战以后，彭总回到北京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一九五四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他被任命为国防部长。从此，在他离开这个岗位前的六年多时间里，他除了在中央开会和出国访问，都是深入部队和亲临海边防，检查战备、训练等情况。为着中华民族不再受到外敌入侵，为着我们国家能安全地建设社会主义，他贡献了他全部的心血。有一次，他来到东海前哨的一个炮兵阵地上。开初，负责守护这段地带的一个团长，对彭总提出的一些问题还能对答如流。后来，问到他们的大炮是哪年制造的，现在国外最新式的常规火炮的性能怎样，以及他们守护的海面前方有哪些国家的定期航线时，却回答不出来了。彭总的脸色有些不好了。当他又看到这个阵地的弹药库竟然修在前沿，结构也不符合要求时，便电闪雷鸣般地发作了：“你们谁到过这个地方？”他问跟着他来视察的几位部队首长。回答说来过，对这个弹药库也看出了问题，但因为其他事耽误了改建。“其他事？什么其他事！还有比守住你们的阵地，防止敌人的炮弹把你们的阵地掀翻更重要的事吗？你们呵！你们是坐在敌人只需要一发炮弹就能送你们升天的地方！还在忙其他事！乱弹琴！”几个首长都站着不敢动。他压住了火，声音轻了，但批评的分量更重了。“你们几个都留在这儿，现在就着手，把这个库房拆了重修，看还有什么问题，你们就地研究解决。我一个月后再来检查！你这个团长，撤职！送军法处！”当天，彭总在这个团部吃晚饭。当大家都入席坐好之后，他发现团长没有来，就对我喊：“小景，去，把团长请来！”我离席走到门外，团长就站在那里，我拉他，他哪里敢动？还是一位部队首长把团长批评了一通，他才来到席前。彭总拉着他，在自己身边坐下：“我今天又说了错话，向你道个歉吧！但只错了一句，不该说要把你撤掉，送军法处。其余的都对！当然，你认为不对的，可以批评我，不能赌气不吃饭啊！”团长的眼圈红了：“首长，是我错了，你批评得对！彭总又说：“都对是不可能的，大部分对就可以了。年轻人啊，想想吧，人民把一扇大门交给你来看，你就得千方百计把它看好啊！呵，你已经承认错了，我就不说了，吃饭吃饭！”那个团长拿筷子的手激动地发着抖，彭总把一大夹菜送到了他碗里。我看见，团长转过脸去，悄悄擦去了眼里的泪水。

朱德红军时期，扮演的就是毛军事上的拐扙。

@lc411100 2016-12-05 16:36:33
毛主席是战略家：[王亚志]：
彭德怀跟我说过一次，他说：我认为毛泽东是战略家。在战略上毛泽东是高明的，但在战役战术上并不是很擅长。《陈毅传》上说，在井冈山作战的时候，毛泽东在战斗前跟陈毅说，咱们都是党代表，咱们走，在这儿人家不好下决心，请示你吧你在具体指挥上不怎么样，不请示吧也不好，战术上的问题不干涉。毛泽东的长处就是战略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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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对毛的战役指挥水平，将帅们很不以为然呀。
毛的位置，实战中除红军时代外，到陕北至抗战开始后，确实离前线太远，如果过多参与一线战役指挥，就只能是“遥指”。如“遥指”前线，风险就太高了，不会比蒋这个军校生更高明多少。

49前，有典型的两次毛泽东“遥指”战役，看看到底水平如何？

第一次远距离、长时间的“遥指”，恐怕是指挥“西路军”发起的宁夏战役吧。徐、李等人一直掰拆此事，失败恐怕与毛和军委的指挥脱不了干系。

第二次则是“三大战役”的遥指。今天看，能反复拿出来证毛英明的，主要是辽沈战役中的锦州战役。其它不好不提了。

林彪个性极其谨慎，而按毛想法，大军从哈尔滨南下阜新，千里之遥，补给线太长，以东野实力也难以支撑长期作战，沈阳、平津之敌在侧，随时可增援锦州。这样，如不能在锦州速战速决，则大军就要冒被南北国军夹击，打崩溃的极大风险！
作为战地指挥官，林的犹疑无可指责。

实战中，锦州战役10月7日发起。10月14日东野发起总攻，31小时结束战斗，貌似东野非常善攻。而锦州很快易手的真相，一半属“非战之过”。
实际上，困守锦州的范汉杰，缺的不是援兵，而是弹药！
这一点，范汉杰的《锦州战役经过》，《辽沈战役亲历记》都有记录。
守军除了六O迫击炮、手榴弹、三八式步机枪子弹库存缺乏外，打到10月10号，各种重炮炮弹也相继告罄。
范司令回忆：最要命的是，东野14日发起总攻时，锦州守军的恰好“午间因炮弹供给不上，重炮全部停止了射击。",天意？

范的回忆，之后东野集中的591门各类火炮，密集射向范部师以上各级指挥部，很快瘫痪了守军指挥系统，防御工事根本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按东北野战军司令部参谋处长苏静《关于锦州战役的回顾》：
在锦州作战中，毙伤敌一万九千余人，俘敌八万多人，击毁敌机十余架，俘敌上将“剿总”副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冀热辽边区司令范汉杰和第六兵团司令。锦州警备司令卢浚泉；我军也伤亡二万四千余人。

注意：毙伤敌一万九千余人的同时，我军也伤亡二万四千余人。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国军拼的很凶，如果不是偶然因素，很可能在锦州城下，打成相持！骑虎难下。

在锦州战役的问题上，猫的作用是战役指导

鸦是战役指挥

在军事学上，战役指导和战役指挥是2个有联系，但并不等同的概念

猫的知识结构和经验，是做不了战役指挥的

淮海战役指导和指挥都是粟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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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白了，就是毛告诉林，你给我先南下拔掉锦州，具体怎么干，毛不管。

@总机叫汉口 2016-12-05 21:43:11
解放战争中，粟裕能指导猫，而猫能指导鸦
比方粟裕拒绝下江南，跑到城南庄给书记处上课，供述其理由，并要求留在中原打大仗，这就叫战役指导思想，很显然高于猫的糟蹋野战军分散打游击的战役指导思想。
豫东战役，粟裕叫战役指挥。猫指挥10个纵队在平原，跟国民党，开枪放炮大白天，主力对主力正面交战，猫想都不要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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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实际也是被刘周等人给捧坏了。
毛能坚持不干预具体的军事、经济领域，专注于理论，和宏观决策，就是神。

金是研究周相的国内权威，党史专家，在叙及周的军中职务时，应该是非常准确的，上文有两处：
1947年3月国民党军队进攻延安后，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彭德怀担负起西北解放军的指挥工作，以少数兵力抗击胡宗南部队的进攻。周恩来便以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代总参谋长】。

三大战略决战时，中共中央已集中在河北西柏坡，周恩来继续担任着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代总参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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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的权威考据：换句话说，解放战争期间，彭总是以军委副主席总参谋长兼职西北野战军司令员政委，而周相则是以军委副主席代行总长职权。
朝战后，彭返京，周相物归原主而已，彭却不受。

老百姓的中国梦很简单，在民主，法制的框架下，能自由的说话，自在的生活。
全民相信人造的虚妄神话，本身就是病态的社会

景希珍回忆《八万言书》情况:
庐山会议后，彭总还担任着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党中央和国务院仍然给他发文件，每逢国庆节还是通知他去观礼。观礼他没去过，对文件却看得很仔细。有一次，他看了调整国民经济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叹了口气说：“是咧，早就该调整了。在庐山会议上，比例失调这问题就扯过了。”但是，他并不泄气。更多的时候，我见他从文件上抬起头来，望着窗外的天空，眉头有时松开，有时紧皱，有时又陷入沉思。发脾气的时候也有过。一次，送来了一个会议的文件，上头不知说了些什么，彭总气得暴跳如雷，叫住我说：“你给我去买纸，我要写信，我要把我的一生写给毛主席！我的错误、我的想法，一条都不隐瞒。”我一听又要写信，就不愿意给他纸。他又慢慢平静下来，放缓了语气跟我说：“小景，人家说我里通外国啊！嗯，我不向毛主席说清楚，你叫我把这个罪名背到棺材里去么？”他又激愤起来，放声哭了。

我跟彭总十多年了。在朝鲜战场我跟他一起挨过敌人的炮弹，在海边防我跟他一起承受过暴风雨的袭击，庐山会议后，我又长期分担着他的焦躁不安和冷落寂寞，但是我没有见他流过泪，别说放声痛哭了。“里通外国”？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罪名啊！别说对彭总，对我们这些长年跟随彭总的战士也是一个侮辱啊！我没有什么可以犹豫的了，立刻给他买来了纸张。彭总着手写信了。一连写了几十天，写了厚厚的一叠因为彭总这次写的很多，估计有八万字左右，所以后来人们称彭总这次写的东西叫八万言书，也有叫万言书的。这跟庐山会议上彭总写的信是两回事，那封信还不到四千字。然后请秘书老綦和司机老赵给他抄写。彭总说：“我写的都是实话、心里话，写出来了，见马克思也心甘了。”彭总叫我坐在他的身边，把手放在我膝头上，轻轻拍着说：“小景，我想过了，若是为了我彭德怀自己，写不写信，申不申冤都没多大意思。我是在想，我是一个党员，我是一个老兵，心里有什么，能不向党掏出来么？敢于说话，这是一个党兴旺的好风气咧。你怕什么？我们都保卫过延安，保卫过毛主席，要说打仗，这也是打仗啊……”这段话感动了我，也鼓励了我，我终于鼓起勇气把这封信发走了。

谁想到，后来这封信株连的人可不少。“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控制下的一个专案组把我和老綦搞去，一个劲追问：谁看过这封信？彭德怀写这封信的时候谁去过？我们说，不知道。真的，我们现在也不知道他们问的这些事。但我们知道他们为什么对这封信恨之入骨，为什么他们一伙对这些事追得那么紧。因为，我听老綦、老赵说过：彭总的这封信里揭了一些人的老底，指名道姓说了哪些人不老实，他对哪些人的怀疑。

@总机叫汉口 2016-12-07 17:20:41
所以说粟裕最大的弱点，就是把党内的人真当作了革命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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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造毛神，也没必要再造粟的神。

粟不是温室中长大的孩子，历经残酷的军事和政治斗争，能熬到大将，一方诸侯，你把他说的单纯的跟个革命青年似的，很难令人信服。

58年，粟好说也有五十岁了吧，更别说经历文革了，台上、台下的人物，以粟的智商，啥看不透？


陈毅批粟“阴”，就是最为同事，对粟的直观感受，并非完全没有道理。

十大元帅中，陈也是真正的直人一个，杨尚昆文革后回忆陈毅：
“文革中，向前同志是反对”文革“的，勉强给他安上一个军队文革组长，他不接受，开会不到，但他不说话。陈毅到会必讲，痛快淋漓。”

猫说陈胖子是八面美人，不打倒陈毅主义我绝不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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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自己人缘不好，毛说的话就可信吗。
别的不说，陈至少红四军期间，比毛更能团结同志。

以民主选举方式，获得同志们的好评支持，在毛的嘴里就成了“八面美人”，毛对”民主“还真是很受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