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一个名叫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Zimbardo）的斯坦福大学教授启动了一项为期两周的监狱模拟实验，目的是想测试在遭遇权威者下达违背良心的命令时，人性所能发挥的拒绝力量到底有多少。

他以高额报酬招募并通过心理测试，最终选定了24名“心理健康，没有疾病”的志愿者。9名囚犯，9名看守，6人替补，津巴多教授本人扮演监狱长。为了更逼真地模拟监狱场景，他们将斯坦福大学的地下室改造成了一个监狱实验室，里面的一切设置都跟监狱一模一样。

在实验开始前，所有人都签订了协议。“囚犯”被告知了可能会有人权侵犯行为。“看守” 穿警服配警棍，拥有预警的所有权力。全程只有一个“监控者”，来提醒大家的行为，防止失控造成危险。

实验第一天，一切都按照真实监狱的流程来走；

第二天，实验就开始失控了：“囚犯”们开始造反，他们集结在一起，撕掉编号牌，拒绝服从命令，挑衅狱警……

而“看守”们经历了最初的不知所措后开始了“权力的觉醒”：惩罚“囚犯”做俯卧撑，脱光衣服，关禁闭，刷马桶，没收枕头和被褥，剥夺睡眠，用编号取代姓名……“权力”的滋味不禁让人上瘾，而且让人聪明，很快，“看守”发明了越来越离谱的惩罚方式。

此外，他们还采用了心理上的分化策略：温顺的囚犯会得到特权，被分到更好的牢房和更好的伙食。表现不好的“囚犯”，则会受到惩罚甚至是“囚犯”的欺负……

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一幕很熟悉，就像《动物庄园》里的猪领导拿破仑和雪球，从理想主义的起义领袖到更为残暴的剥削阶级，良善的本性远抵不过权力的浸染！

在真实的实验里，“囚犯”从人变成了逆来顺受的奴隶甚至有人精神崩溃，“看守”从人变成为所欲为的恶徒甚至有人施虐成瘾，就连实验主持者津巴多教授都在后来的回忆中说：他当时完完全全把自己当做了“监狱长”，什么学术研究和志愿者的心理健康根本想不起来，脑子里只是在想如何收拾“囚犯”！

而此时，实验刚刚进行到第六天！

好在有人及时出现拯救了这一切。她是津巴多教授的女朋友，她带着愤怒、恐惧和津巴多吵了一架，一巴掌打醒了这个“始作俑者”，使这个实验提前终结了
[引一个网文，关于权力失衡下，真实人性的测试案例]

@甄宜嘉 2016-12-08 19:20:21
粟裕能打仗这是事实，但共军靠他一人能打仗就能赢得战争？同样是不可抹煞的事实是：共军将帅中能打仗的人很多，粟裕是其中之一最多说是其中较为突出者，如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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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机叫汉口 2016-12-08 19:59:12
木有粟裕，或者说粟裕平庸一点
中共最好的下场就是学张作霖，依靠苏修割据东北，关内战场必定全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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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年的内战，大兵团的运动战和城市攻防战，主要发生在东北和关内的华东战场，觉非偶然，而是只有这两个战略区具备”持续、稳定、快捷、大批量“地获取苏联军援的地理条件。

本质上，林、粟二人的战绩，都毫无疑问，受益于苏联大规模的直接军援，华东还是东北，只是谁获得支持更多而已。

内战实际首先在东北开打，46年5月18号林彪弃守四平后，按5月20日《中共东北局关于在关内另辟战场问题致中央电》，苏军代表明确提出，中共是否有能力在关内开辟战场，以解北满之困。苏方表示可以从朝鲜海运武器弹药之中共力量占优势的山东。

东北局的电文中称，苏军代表表示：在朝鲜有相当多数量的武器弹药可以用来帮助我们，只要我们有办法，要多少有多少。”一条从朝鲜-安东-至烟台的武器供应线很快就建立起来了。

山东陈毅部在5月28号就收到了第一批物资：82重机枪三十挺，子弹40万发，炸药1万箱及大量电器材料广播电台等“。[《肖华致陈黎舒并报中央电》1946年5月28日]

@总机叫汉口 2016-12-08 20:14:21

没有粟裕的建议

共军按照猫的瞎指挥，6个月送终是完全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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粟一将苏中战役的胜利，只是推迟了毛最初的“向南出击，外线作战”的战略构想。

毛始终未放弃外线出击的想法。
粟让毛挺窝心的可能是，粟用事实证明了，毛的天马行空的外线作战想法，只能是个想法吧，实战中基本没效果，包括刘邓的奉命跃进大别山。

但是，按当时的美苏两强并立的世界格局，只要苏联力挺，美国不改变“不介入”的国共内战的策略，则关内再败坏一点，也是可以割据东北，联合政府的。

风险全在国民政府一边，弱势的执政，打内战很不利。

关于东北、华东战场的苏联军事援助供应问题，46年8月的两战略区一次争弹药的冲突协调，能看到一些问题。

当时负责东北局后勤工作的肖劲光向朝鲜苏军要求，向东满转运武器弹药，一度暂停了向山东运送军事物资的工作。
中央接报后，立即进行干预：“华北战事激烈，弹药极缺。肖华前计划运送子弹两千万发，炮弹数万，步枪机枪及炮若干，极为重要。请务必指令有关同志交涉速运，必须于烟台，威海尚在我手时完成运送。”[中共中央关于华北弹药极缺必须速运弹药致东北局电]46年8月24日。

@ywujun1969 2016-12-08 20:54:37
关于东北、华东战场的苏联军事援助供应问题，46年8月的两战略区一次争弹药的冲突协调，能看到一些问题。
当时负责东北局后勤工作的肖劲光向朝鲜苏军要求，向东满转运武器弹药，一度暂停了向山东运送军事物资的工作。
中央接报后，立即进行干预：“华北战事激烈，弹药极缺。肖华前计划运送子弹两千万发，炮弹数万，步枪机枪及炮若干，极为重要。请务必指令有关同志交涉速运，必须于烟台，威海尚在我手时完成运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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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机叫汉口 2016-12-08 21:04:41
1946年8月，粟裕还七战七捷中吧？
不过苏修对中共支援，是中共长期抹杀的，应该谴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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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中战役，粟是打的不错，但胜利很大程度上，国军自身的责任更大些，没啥好吹的。

国军主将李默庵，黄埔时期就是共产党员老右派，陈赓的密友，后因中山舰事件退党，但此公与我党一直眉来眼去，对“剿共”非常不积极，不知道老蒋是怎么想的，“用人不疑”吗？李默庵对粟裕，完全成了田忌赛马！

实战中，李默庵完全不了解对手，竟然分兵四路，采用当年鬼子扫荡八路根据地的 “分进合击”战术，还把华野当土八路打，可惜自己没有日军的素质，自己进入解放区作战，情报工作做的比日本人还不如，两眼一抹黑，平庸加盲目自大。

而粟裕则是充分利用老区之利，握紧拳头，次次集中优势兵力打击一点，俗称七战七胜。

有意思的是，当时双方高层都收到了捷报。

粟言：以1.5万人的伤亡，歼灭国民党军6个旅并5个交警大队，共5万-5。3万热门。

李言：占领重镇海安，收复了盐城以南的大部分地区，保障了浦口之南京的铁路，以及长江下游的交通“，使“苏北共军大势已去，伤亡二三万人”，自身损失约4万人。


从双方报的战损看，两家肯定都是损失惨重，不然粟不会报1.5万伤亡，比孟良崮还大！

当然，粟大将政治成熟后，在《粟裕战争回忆录》中，谈到苏中战役，也不忘拍一下毛的马屁：
“回忆这段历史，使我更加深刻地体会到毛泽东同志高瞻远瞩，审时度势，依据战争的客观规律来指导战争的军事思想和指挥艺术。”

聂荣臻58年7月军委扩大会批粟发言：

一、“现在说到粟裕同志的错误，我同样同意同志们对他的揭发和批评，在第一次发言中大家揭发的一些事实他都讲了，但在重要关键问题上，一滑而过，现象罗列多，没有接触到本质问题。虽然也戴了个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帽子，但是，这个帽子可大可小，弹性是很大的。第二次发言是有进步的，也接触了一些本质问题，我表示欢迎，但我觉得还挖掘不够深刻，也还没有向党全部交心。过去的不讲了。从大家的发言和粟裕同志最近的思想动态来看，第一、他认为他的个人主义与肖克的个人主义不同，因肖克有宗派活动，他没有。我要告诉粟裕同志，人家批评你向军委、国防部争权，你讲不是为自己争权，而是为总参谋部争权，这是个多么响亮而有力的动员口号！不过他没有得到总参谋部同志们的支持，相反的遇到了抵抗。因而他就不能不从总参谋部以外去寻找同情者。他在军委成员中间和中央负责同志们面前散布对彭总的不满，甚至哭哭啼啼，好像受到冤屈似的，但‘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二、“他认为他的缺点就是陈毅同志所批评的‘阴’，他认为阴就是阴阴沉沉的意思，告阴状，告洋状，到处散布对彭总的不满都是阴。至于阴到什么程度，那是要粟裕同志自己作结论了。所谓阴，就是不在阳光底下做事，事情也是见不得阳光的。”

三、“如一个普通人有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他可以做小偷，偷人家一点东西，做为总参谋长来讲，有了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就不是做小偷，而是要做大盗，‘大盗盗国’。所以许多同志批评粟裕同志极端个人主义已发展到严重的地步和具有危险的性质，意思就在这里。”

四、“过去我对粟裕同志也是认识不足的，我认为他很忠厚，经过考验，有战争经验，有一定的能力，是一个很好的助手。但到总参谋部工作一段时间后，我发现他对工作极不负责任，开始我还以为我的领导有毛病，没有发挥他的积极性，以后又发现他宣扬自己诽谤别人，才认识到他有毛病。我没有向他这种思想和行动进行正面严肃的批评，同时对他这些毛病和危害性估计不足，因而直到这次大会对他的揭发和批判，从整个历史贯串起来看，才真正认识到粟裕同志的错误本质和真面貌。”

延安整风期间，王明利用看病机会，通过苏联医生阿洛夫（情报人员）向季米特洛夫发出求救电后，季米特洛夫在斯大林的授意下，向毛发出的电文


季米特洛夫电报全文如下：

1943年12月22日

毛泽东（亲启）

一、关于令郎。我已安排他在军政学院学习，他毕业后当能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现代军事方面获得扎实的学识。这个小伙子很能干，我相信您会把他培养成一个可靠的好帮手。他向您致以热烈的敬意。

二、关于政治问题。不言而喻，在共产国际解散之后，它过去的任何领导人都不得干预各国共产党的内部事务。但是从私人友情考虑，我又不能不告诉您我对中国共产党党内状况的担忧。

您知道，从1935年起，我就不得不经常密切过问中国的事务。我认为，从反抗外国侵略者的斗争中退缩的方针，以及明显偏离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在政治上都是错误的。在中国人民进行民族战争期间采取这样的方针，有把党孤立于人民群众之外的危险，有导致内战加剧的危险，这只能有利外国侵略者及其在国民党内的代理人。我认为，发动反对周恩来和王明的运动，指控他们执行了共产国际推荐的民族统一战线，说他们把党引向分裂，这在政治上是错误的。不应该把周恩来和王明这样的人排除在党之外，而应该把他们保留在党内，千方百计利用他们为党工作。

另外一件使我担心的事是，一部份党的干部对苏联抱有不健康的情绪。我对康生所起的作用也心存疑虑。清除党内敌对分子和把党团结起来的党内正确措施，被康生及其机构扭曲得面目全非，这样做只能散布互相猜疑的情绪，引起普通党员群众的无比愤怒，帮助敌人瓦解党。

早在今年8月，我们就从重庆获得完全可靠的消息说，国民党决定派遣奸细混入延安挑动您同王明和党内其它活动家争吵，挑起敌对情绪以反对所有在莫斯科居留和学习过的人。关于国民党的这一诡计，我已及时预先通知了您。国民党秘而不宣的打算是从内部瓦解共产党，从而轻易把它摧毁。我毫不怀疑，康生的所作所为正在为这些奸细助长声势。

请原谅我这种同志式的坦率。我对您怀有深深的敬意，坚信您作为全党公认的领袖，定能洞察事物的真相。仅仅由于这一点，我才如此坦率地同您谈问题。

请按我给您发送这封信的方式给我一封回信。

紧紧与您握手。

季〔米特洛夫〕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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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人对毛，康对王、周的过火批斗，表达不满。
毛岸英此时在莫斯科做人质，电文开头先提岸英，明显是在警告毛。

总之就是老婆都决心踹掉彭大帅，在反党首长中独一无二
～……………………………………………………………………………………………
人无完人吧，残酷革命战争中，除非不干事，当好好先生，否则得罪人是肯定的。得罪些小人更不可避免。
以李钟奇打人事为例，用彭总当场的话:贪生怕死之辈，朝鲜战场上，我怎么没毙了你!

对粟大将，我也可总结为:文革中混的有滋有味，十帅十将中的独一份?

@tianyali_1 2016-12-09 13:50:47
怎么又删掉了这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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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到周、邓了吧

彭是军委副主席，凡是粟裕写的，“经常扣押，拒不转呈”，居然堵塞军委主席的信息渠道？

这是乱军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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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机，你黑彭总，也要专业一点，不要乱解读材料。

第一，毛年富力强的50年代，谁能堵塞毛最关心的军事？明的暗的，多少人想捧领袖的臭脚，彭也一清二楚。

第二，粟定期向毛汇报，是军委高层人人皆知的事。毛-彭-粟间一定因为这件事有些过节，毛-粟定期汇报制度，彭并不反对，但肯定有些不应该绕过彭常务的事，因毛-粟汇报制度，绕过了彭。
以彭总的个性看，一定破坏制度的事。粟自己晚年也承认，破坏规矩制度的根子在老毛。

彭在军委公开对粟说：“我不是你的通信员”，话是对粟说的，却是说给毛听的。稍微有点头脑心机，都会明白其中的道道。你两人既然能直接沟通，那就不要劳动我专呈了！毛心里明镜一般。

彭是个强势而有原则的领导，彭就是用这种行为，告诉毛，我这个军委常务是你任命的，制度也是你定的哈，绕过我的职权，我不满。

粟54年10月即任总长，长达4年，彭公开发飙，指桑骂槐又不是一次，毛怎么不吱声？
彭毛之间，互相谁也不怵谁是真，但也相互顾忌，该忍让是就得忍让。庐山上，毛也算是忍无可忍，无需再忍了吧，

此种情由，事关自身利益，聪明绝顶的粟真会不懂吗？
从粟的表现看，装可怜，甚至哭哭啼啼，恐怕只是粟一将玩的自我保护的障眼法。相信粟不懂的，被彭欺负的人，只能是政治小白。

夹在两强中间，粟能怎么办，只有一条，“装傻”！

从后来粟文革的经历看，粟一将聪明绝顶，人品也不坏，其人不但善于驾驭战争，驾驭复杂险恶的政治，也同样出神入化！

@总机叫汉口 2016-12-09 22:38:44
吴法宪供述：
对彭德怀也是一样，我对彭德怀也一向都是相当敬重的。在彭德怀的问题彻底平反之后，我们党对他的一生的功绩也作了公正的评价，这些我都基本同意。
但是，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我也认为，彭德怀的“山头主义”也确实是存在的。
不承认这一点，也就无法理解他撤换粟裕总长的理由以及有关空军的一些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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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吴法宪这种人眼里，什么人都跟他境界差不多。

毛对军队领袖的防范之心，远大于对党内职业书生革命家的防范。

以长征中为例，35年1月，遵义会议后，改组军队领导，形成新的军事“三人团”，周、朱，毛，毛辅助周决策。

3月，因为军事形势恶化，改组“三人团”，毛提名尽然把朱剔除“三人团”，而将王稼祥加入。

压彭与压朱一个样。其实，以彭抗战和朝战的贡献，最起码，朝战归国，就应该补选入常，毛就是压住彭不办。

@总机叫汉口 2016-12-09 23:10:24
黄永胜说的，如果他被毛拉拢过去，总管和林帅差不多就完蛋了的。我第一次看到这个纳闷，毛居然要拉拢他干嘛？
明明很简单的汇报事情，为何聂老五和粟裕这边都出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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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总参谋长党内地位不一定很高，但掌握实际军权
他倒向谁很重要
对总参谋长职务的争夺是很激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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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克诚从湖南调入军委，以及后面的军委秘书长和总长提名，按黄自述，都是毛本人提名。

没有证据说明，是彭推荐黄，而毛接受。

@wgljw2000 2016-12-09 23:29:35
黄克诚从湖南省委书记任上调到总后当部长兼政委，现在网上很多认为是彭总调黄，并且有些网友认为彭为了一己之私培植私人势力，这是不对的。
彭62年八万言书：‘此后，长征时期，抗丅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抗美援朝战争时期，这样的漫长时间，我同黄克诚同志根本没有个人和书信来往过，也没有向中央推荐过黄克诚同志任何工作职务。直到1953年我赴朝鲜停战协定签字的两个月中，党中央调黄克诚同志任总后勤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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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机叫汉口 2016-12-09 23:48:07
不是网友，而是吴法宪这样认为的。
而且按照戚本禹供述，庐山的表现，他们确实像是俱乐部，多数人都认为是。
作者是郑文翰/王焰,王亚志,王承光补注.大家可以翻书，《彭德怀蒙冤前后100天》。
这几个是彭秘书，洗白主子的军事俱乐部冤案，可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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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王、关、戚”中的戚，还是“四大金刚”中的吴，都是风评最差的。

尤其是吴，“913”后，为洗白自己，不但对“林、叶”胡编乱咬，后面回忆录也是捏造串改事实，往张春桥、康生，以及当年的战友身上扣屎盆子。

他的那个回忆录，很多捏造串改事实，早就被人批臭了。

对比第一次庐山会议上“彭黄张周”相互间的表现，“四大金刚”第三次庐山会议的表现，人品高下，根本不在一个层面，吴尤其差。

任何国家团体最机密的情报机构的秘密，一定是最高领袖掌握的，康最多知道冰山一角，周相不好说。

这个从913前，毛把所谓“林立果小舰队”行动掌握的一清二楚，就可知道，毛在林帅处按有极其隐秘的暗线。舒云写过这方面的文章，网上也能看到。当然有些人会认为是周相的手笔。舒写过一个《林彪事件完整调查》。

【引一段舒的文】
谁是“内线”？

如果没有“内线”，毛泽东怎么可能对林立果一伙的“活动”了如指掌？林立果的“小圈子”主要有周宇驰、于新野、刘沛丰、程洪珍、李伟信。“铁杆”周宇驰、于新野自杀，刘沛丰死在温都尔汗。活着的只有程洪珍和李伟信。程洪珍出狱后精神失常，林立果赏赐的对象也吹了，孤身回到老家山东宁阳。他没有结婚，借住兄嫂家，靠给人看门维持生活。据说1996年程洪珍跑到山上喝农药自杀了，时年52岁。
李伟信是林立果的“生活秘书”。林立果等起草《五七一工程纪要》时程洪珍不在场，而李伟信在端茶倒水。所有关于《五七一工程纪要》的材料都出自李伟信的孤证。他说“林立果说林彪知道《五七一工程纪要》”；“正本在北戴河”；“林立果说首长知道‘三个方案’”；“听于新野讲，黄永胜他们同意一起去广州”??而《五七一工程纪要》的发现也与李伟信有关。他负责烧文件，最后离开空军学院“据点”。北京卫戍区保卫部部长王树德回忆，9月13日已经把林立果在北京的五个“据点”都看守起来了。令人困惑的是，为什么三天后王兰义等人打扫卫生时空无一人，而《五七一工程纪要》的拉链本却放在桌上？连避孕套都扔进火堆，为什么留下如此重要的证据？
李伟信是上海人，1950年16岁参军，擅长美术，“文革”初期空4军大院到处是李伟信画的毛泽东巨幅像。林立果到上海时，李伟信为他收集“毛泽东像章”。作为林立果“生活秘书”，李伟信几乎和林立果“形影不离”，他比程洪珍更有条件“报告”。
9月13日清晨，周宇驰等人胁迫起飞的3685直升机因飞行员陈修文毅然驾机返航而迫降怀柔。周宇驰开枪杀害了英勇的飞行员陈修文，陈修文后来被授予烈士称号。周宇驰和于新野、李伟信相约自杀。周宇驰、于新野死了，李伟信放了空枪，被五花大绑关进北京卫戍区的地下室。北京卫戍区作战处处长张辉灿去查看，李伟信迫不及待地说“我要找汪主任”。张辉灿问“哪个汪主任”？李伟信说“我要找汪东兴”。张辉灿立即报告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吴忠秘书李维赛回忆：“吴忠和吴德一起到地下室审问过李伟信。”
1981年，空军法院因李伟信犯有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阴谋颠覆政府、投敌叛变（未遂）罪，判处他有期徒刑15年，送原籍上海市提篮桥监狱服刑。出狱后，李伟信与老婆离婚，投靠世界级的华裔建筑师，做世界各地的艺术建筑，事业相当有成。

【续上文】

谜团二
16时，林立果突然决定返回北戴河
谁透露了毛泽东秘密回京的情报？

林立果不知道毛泽东何时回到北京。9月11日22时，林立果接到空4军第一政委王维国的电话，说毛主席中午离开上海。林立果没有特别惊慌，因为他认为毛泽东9月25日之前不会回北京，他还有时间。但9月12日毛泽东刚到北京，林立果就得到了消息。
毛泽东一向行踪不定，尤其最后这次南巡，更是出其不意。陈长江回忆：“毛主席南巡前严令，不准任何人泄露他的行踪。”谁这么嘴快，把毛泽东回到北京的绝密情报透露给林立果？这个告密非同小可，直接导致了“九·一三事件”的发生！如果林立果不知道毛泽东回到北京，就不会坐林彪专机去北戴河，林彪怎么可能半夜“机”叫？
林豆豆回忆：“毛泽东回到北京，让汪东兴告诉叶群。”原来告密者是毛泽东自己。叶群得知毛泽东回到北京，马上告诉林立果。林立果决定当晚飞北戴河。
9月12日18时左右，潘景寅接到去北戴河的命令。
张耀祠说：“‘九·一三事件’很突然。突然在哪里？林立果想在上海暗害毛泽东，没办到。计划没出来，毛泽东突然回到北京。林立果紧张了。是他们的意见，不是林彪的意见。林立果那一套不可能实现，还是个娃娃，把自己力量看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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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很多人都怀疑，秘密电话是汪打得，从林豆豆回忆看，确实是汪可能性很大，但是不是毛直接授意，不好确定。

逻辑上，林豆豆知道汪打不奇怪，但知道是毛让汪打的电话，就不和常理了。

“913”发生后，吴的表现也是最差的。

9月13日周在人民大会堂传达“九一三”事件，张、江、姚特别高兴，姚马上让工作人员拿茅台酒庆祝。叶帅则说，国家出了这么大的事情，是一种耻辱，你们还有心庆祝?姚文元这才作罢。李作鹏支持叶剑英的观点。
毛曾评价李作鹏不卑不亢。确实，李作鹏在法庭很硬，认为是他的错都认，不是他的问题，他死也不认账。

调三叉戟飞北戴河一事，按吴回忆：

9月12日晚上11点多，周总理来电话，问我是不是调一架大飞机到北戴河了?

我很肯定地说没有。周总理又问，究竟有没有?
我更加肯定地说，绝对没有。
因为周总理已经从北戴河了解到来了一架大飞机，他说还是要查一查，我说好。放下电话，我马上给三十四师(专机师)师长时念堂打电话，时念堂正在家里睡觉，他也说不知道。第二次我又打电话问时念堂，时念堂说，可能胡萍知道。

胡萍是空军副参谋长，还兼着三十四师党委书记。最后我了解是胡萍调的飞机。平时任何专机都经过我，这次我却不知道，而且又是总理查问，非同小可。胡萍说，飞机改装试飞，所以没有报告。我又问，为什么去山海关，而不去其他地方?胡萍没有答复。

吴法宪继续回忆：
当时(即得知一架大飞机被调到北戴河后)提出立即去机场追查，周总理表示同意。我带张秘书和警卫员直接从办公室到了西郊机场。我要求把飞机调回北京，胡萍说好。5分钟后，胡萍打电话，说飞机发动机故障，等飞机修好立即回京。我马上报告周总理飞机调回北京的措施，周总理表示同意，让飞机立即返回，返回时不准带任何人。周总理说要去北戴河与林彪谈话，我问要不要准备飞机，周总理说准备一下，我马上让时念堂准备了两架飞机。

不久，叶群打来电话，告诉我，等一会儿，周总理打电话叫你来，你能来也好。我说，胡萍在住院，还是时念堂来。叶群对时念堂不熟，提出还是胡萍来。
在这种时候，关于调动飞机，我不能决定，我还要请示周总理。这时胡萍还没回医院，正与三十四师参谋长龙振泉说话。

吴法宪把调动三叉戟的责任全推到了胡萍身上，而胡萍则是另一种说法。

胡萍回忆，吴法宪对他说：林彪在北戴河，林要专机就不要通过我(吴法宪)了，你(胡萍)就以训练的名义，主要是为了保密。

【引舒云文一段】
9月12日下午，毛泽东突然回到北京，黄吴李邱并不知道。周恩来通知黄永胜晚上到人民大会堂讨论政府工作报告。那时政治局照顾毛泽东的生活习惯，一般上午睡觉，中午起来吃早饭，下午三点开会或办公，晚上到人民大会堂吃午饭，开会到夜里两三点，然后回去睡觉。那个晚上黄永胜就滞留在人民大会堂。

黄永胜的警卫参谋费四金回忆，那一天比较平静，直到晚上快8点，黄永胜才坐车从西山到人民大会堂。为什么晚上快8点才走?因为周总理召集会议一般都是在八点半，提前五六分钟到就行了。黄永胜住在西山，路上要走40多分钟，时间由费四金掌握。
费四金随黄永胜到了人民大会堂，首长在里面开会，他在外面大厅坐着，看见周总理两次出来接保密电话，虽然福建厅里有电话，但没有加密。周总理第二次出来接保密电话时大约夜里12点多。12点以后，周恩来和警卫员走了，事后知道是到毛主席那里去了。夜里一两点，华国锋从人民大会堂北门进来了，四五点周恩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直到第三天费四金等人才回家。
9月24日，黄永胜在人民大会堂被抓时，大叫冤枉。那声音惨极痛极，很多人都听到了。

之后专案组重新调查9.12那一天,四大金刚的详细活动，继续审查黄的警卫费四金。

专案组着重调查了9月12日白天黄永胜是否在京西宾馆接见林立果，要警卫参谋费四金证实。费四金是黄永胜的“贴身保镖”，黄永胜到哪，费四金就跟到哪，寸步不离。如果黄永胜在“九一三”事件前一天与林立果见面，这可是一次极其关键的“接见”，说明黄永胜百分之百地知道“九一三”事件的内幕。但当时费四金并不知道这个问题的重大，他每小时每分钟地认真回忆那一天。因为事件没有过去几天，费四金实事求是地说：黄永胜这一天没有去过京西宾馆。林立果我认识，9月12日，黄永胜也没在别的地方见过林立果。
专案组大失所望，以后又多次审问费四金。但费四金坚决地说，黄永胜没接见林立果，我是党员，是军人，我要对中央负责，对黄永胜负责，也对我自己负责。费四金非常明白，黄永胜被抓起来了，不可能再给他什么好处，坚持下去，自己的结局可能会很悲惨;如果“作证”，马上会被释放，还将有一个很“光明”的前途，可是，一个人即使被开除党籍军籍，他也应该有良心。
为了攻下费四金这个“堡垒”，专案组把他押到京西宾馆对质。京西宾馆的干部、服务员众口一词，说黄永胜和林立果9月12日确实见面了，还拿出当时的值班记录。费四金是保卫干部，学过专业知识。他一看，马上说这不是当时的记录，是事后补记的。这个值班日记跨度好几个月，不仅钢笔水颜色一样，就是字迹也一样，一眼可以看出是一个人抄的，不可能好几个月都是一个人值班吧?费四金说，我认为这不是原始记录，不符合当时的情况。
专案组组长纪登奎对费四金说，别人都揭发了，就你没揭发。费四金说，我懂，我是组织上调来的，过去与黄永胜并不认识，我没有理由保他。但也不能因为黄永胜出事了，就落井下石，把根本没有的事情说成有。如果黄永胜9月12日见了林立果，我决不会包庇他。
费四金始终不改口：黄永胜9月12日这天没到京西宾馆，更没有见林立果。由于费四金的坚持，最后在黄永胜的起诉书上，没有“两谋”这一条。
至于黄永胜到广州“另立中央”，费四金也坚决否认。专案组拿出缴获的飞机编组名单，上面有黄吴李邱的名字。费四金说不知道去广州这回事，黄永胜根本没说要出差。一般黄永胜出差，都要提前告诉费四金，瞒谁也瞒不过费四金，因为出差在外，黄永胜起码要带换洗衣服以及吃的一堆药。每次出差前黄永胜都要说，小费，要出差。费四金就准备行李，把要带的装进旅行箱。但这一次，黄永胜一句话也没说。费四金肯定地说，黄永胜不知道到广州，也没想到广州。其实专案组已经从“小舰队”那里搞清了，黄吴李邱都不知道要去广州，准备第二天一早再“通知”他们，说林彪要在广州召开会议。如果黄吴李邱不走，就两个人“招呼”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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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发后，事主身边人的表现，很多时候，是可以看出事主本人的基本品行如何。

70年九届二中全会后，吴法宪等被迫做书面检讨，71年4月11日，毛批示予周相而非林副称：“恩来同志：吴法宪、叶群二同志重写过的自我批评，我已看过，可以了。请连同黄、李、邱三同志的自我批评，向政治局会议报告，作适当处理。”

4月15日，黄、李、邱的书面检讨和吴、叶的第二次书面检讨在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议上印发。“九一三事件”后，又于1972年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议上与吴、叶的首次书面检讨一并再次印发，并为各省、市、自治区大量翻印，以供批判。


吴法宪71年4月9日的第二次书面检讨（以下简称《检讨》），与吴出狱后写的《回忆录》比较，有很多重要关键事实，吴做了修改。余汝信曾做专文扒皮，举几个例子：

其中一部分是涉及吴与张春桥的冲突：

《回忆录》：“当讨论到国家机构的问题时，我说国务院的这一章应该写上：‘毛泽东思想是国务院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这句话。但康生和张春桥一起反对我，他们说：‘再写上重复，毛主席也不同意写。’”（页781）
《检讨》：“在宪法讨论稿的序言部分有这样一段内容：‘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张春桥同志提出，已经有了理论基础一句，后一句可以不写了。”
根据《检讨》，吴法宪与张春桥有争议的是在序言中写不写上“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这句话后来在宪法修改草案定稿时从序言部分移至第一章总纲第二条内），而不是《回忆录》所称吴提议在国务院“这一章”（实际上国务院在草案中只是一节而非一章）中写上“毛泽东思想是国务院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而且，提出异议的只是张春桥一人而非康生和张春桥两人。

《回忆录》：“没想到他接着又说：‘到处堆砌毛泽东思想，并不是马列主义，有人口口声声说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连赫鲁晓夫都是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呢。这简直是一种讽刺。’”（页781）
《检讨》：“后来又听张春桥同志说，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是讽刺，我情绪就更加激动。”
根据《检讨》及吴法宪在九届二中全会西南组的发言，张春桥在当时并没有提及赫鲁晓夫。吴在西南组发言中的说法也仅是“有人竟说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个讽刺’我听了气得发抖。”如张在当时提及赫鲁晓夫，吴会气得比发抖更发抖，在发言中不会不大批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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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根据吴自己回忆录所说，也能看出，吴的水平，真差张好多。






4、《回忆录》：“我这话一说，张春桥一下就急了，说：‘我不是这个意思，是毛主席说的，赫鲁晓夫发展了马列主义。’我追问他：‘毛主席在那里说过？我怎么没有听到过？’张春桥一时说不上来。”（页781）
《检讨》：“当时张春桥同志非常冷静，没有反驳我。”
看过张在两案审判时的表现，我们就会相信《检讨》的说法。张此时只会不动声色，深藏不露，他既不会去反驳吴，也不会急，根据《检讨》，更没有透露他“所说的那句话的来由”。